肃州区图书馆

人物春秋人民的好公仆——常昆海洋常昆，陕西韩城县人，原姓党，叫党常昆，少年时，因母亲改嫁常家，遂改为常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游击队，英勇杀敌，立过战功。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他随军西进，1949年9月酒泉解放后，担任行署民政科长，减租反霸开始，调任安西县委书记，1955年3月调酒泉县委，同年11月正式任为县委书记。那时，他40出头，脚穿布鞋，身穿黑灰色布衣，多处打着补丁，脊背和帽子被太阳晒得发白，不像一个县委书记，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公仆。
  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常昆到任，原酒泉县委书记茹春枫离任，县委准备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欢送仪式，被常昆制止，他说：“目前，国民经济刚刚恢复，财政还有困难，食堂这顿好饭就不必吃了，大家还是座谈座谈，合影留念吧。”原来计划300元的迎送费，只花了40多元。
  常昆到职不久，遇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他办公室抽屉里放着两条“中华烟”，他把秘书找来说：“第一，我不抽烟，第二，我们当人民的干部都拿着工资，用公款买烟不适合，你把这烟拿回去交公。”秘书说：“每月两条烟，这是国家对老干部的特殊供应。”常昆说：“国家的钱还是人民的钱，今后，我的办公室再不要放烟……”常昆首先带头取消了对老干部的特殊供应。第二件事，他回到家里老伴儿说：“组织部王部长说咱家困难，送来300元福利费。”常昆一听立即找组织部领导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不对，我每月工资一百五六，生活上没有困难，你们把这钱收回去，补助给那些工资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吧。”他的一席话，虽不是批评，但语重心长，王天义接过钱，对常昆不为自己为大家的精神所感动。最后常昆指示说：“今后，干部福利费的用途，少考虑领导干部，多考虑一般干部”。
  针对这两件事，他提议召开县委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所领导的县委机关，我们是人民的干部，由人民供养我们，不能白吃、白拿国家和人民的东西。”他强调指出：“考验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在战争年代看干部，打仗怕死不怕死，贪生怕死就不是好干部。二是在和平时期，考验干部看你爱钱不爱钱，你要爱钱就不是好干部。”常昆就是按考验干部的这两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做出样子，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56年春天，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按会议标准，区委书记来到县上开会，补助伙食，公费倒茶管烟。一天中午，通信员没来得及收拾会议室，常昆首先进了会议室，发现桌子上扔着许多“前门”、“红锡包”半截子烟头。常昆拣起烟头，仔细观看，有的写着“此烟不好”字样，常昆看到浪费这样多的烟头，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会议结束后，他建议召开县委、政府部、科长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他郑重提出：“目前，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用钱的地方很多，税源小，财政还不富裕，我们县级领导机关要节约开支，做出表率。”为此决定：今后，凡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取消公费买烟招待、公款吃喝，并强调各部门召开有关业务性会议，同样取消纸烟招待、公款吃喝。并指示县财政科，适当压缩行政费用，为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坚持党性作风严谨常昆虽然是县委书记，却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每次党员大会、小组生活会，他都按时参加，如果有事或者下乡，总是提前来请假。那时，我是秘书室党小组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缺席过一次组织生活。就从交党费说起，常昆每月工资180元，按交纳党费规定，月工资在100元以上者，交1%,即1.80元，但常昆每月工资一发，就向我交5元，按规定超交3.20元。他说：“党员能不能按时交纳党费，是考验一个党员党性强不强的表现。”常昆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表现在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1956年国家给县委机关下达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任务，数额较大，常昆说：“我工资高，钱存入银行，没有买公债券的作用大。”就把存入银行的钱取出，一次买公债券1000元。在常昆的带动下，县委机关干部，节约开支，踊跃购买公债券，使县委机关任务超额完成，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如西关农具制造厂（现地区种子机械厂）、东关农修厂，就是在这一时期筹建起来的。常昆不仅党性强，而且生活作风严谨。身为县委书记的常昆，在长期下乡工作中，从不搞特殊化，在区、乡、社或者在群众家里吃饭，一顿饭交二角伍分钱，半斤粮票，做为铁的纪律，严格执行。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都知道，常昆下乡吃饭很随便，碰上啥吃啥。常昆回到机关，不吃小灶，在家里吃便饭，地区开会也不在招待所就餐，再迟也要赶回家来吃饭。一次，四坝乡党委书记马守基给他家里送来3斤大肉，常昆当即付款，马做为个人心意拒收，常说：“我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白吃人的习惯。”马守基在常昆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感召下，腼腆地收了款。
  常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看到县委几个通信员，除了日常送信、打扫卫生、搞会议服务、务花、机关种地劳动，还要帮助伙房炊事员抬水，又给各部室干部做卫生、提开水、添灯油、擦罩子，冬天安装炉子、发伴子、掏炉灰，成天忙的不可开交。常昆说：“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长着两只手，有些事情自己可以去干。通信员这些娃都很年轻，给他们多给些时间，学习文化，增长知识，更好地为国家岀力。”从此，把通信员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了，不久都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扎根群众为党为民常昆除县上开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外，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下乡、下社蹲点调查。那时下乡，县上没有小车，各乡也不通交通车，常昆也不会骑自行车，城郊和泉水片步行，远乡骑马或乘便车，一下去就是十天半月，从这个乡步行到那个乡。他下乡的特点是，先去各初、高级社地上转上一圈，然后到乡上听取汇报，结果乡上掌握的情况，还没有常昆了解得多，有些情况乡上还不知道，常昆已了如指掌。常昆下乡爱走小路，特别是别的干部不常去的边远落后地区，和最基层干部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他经常教育干部，下基层放下自行车，少走大道，多到田间地头、饲养场，检查生产不要走马观花，把问题解决到基层；不要坐在上面听汇报，听好的，不了解下情，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常昆就是经常扎根群众的典范。一次，他到临水乡走访到一位老农民家里，老两口哭哭啼啼，诉说在乡上工作的儿子多年不管，又不给一分钱。常昆到乡上询问事情属实，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当场宣布撤销了这个不孝之子的副乡长职务。常昆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又是人民的干部，哪有不供养父母的道理呢？”常昆在多年下乡实践中体会到，酒泉农业上不去的主要结症是干旱缺水。于是责成水利局作计划，向地区打报告立项目。从1959年开始，组织全县会战，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南北干渠的工程建设任务。引讨工程的完成，实现了西水东调，从根本上缓解了总寨、上坝、下河清等洪水片乡社长期干旱缺水的问题。同时，完成了铧尖焦家嘴、果园郑国寺、银达魏家湾、花园、三墩夹边沟五座小型水利蓄水工程，基本解决了泉水片部分公社干旱缺水的问题。在水利工程施工期间，常昆动员城市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参加义务劳动。在他任职期间，城市机关单位春种夏收支农、冬季平田整地支农、水利工程支农，逐渐形成制度。
  办好剧院送戏下乡1956年春天，常昆带领工作组去总寨单闸进行由互助组建高级社的试点工作。工作组进村，苦口婆心地宣传动员了半个多月，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也开了不少，但入社的农户却寥寥无几。许多畜力强的户，因怕吃亏，对合作社抱着怀疑观望态度。县秦剧社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排了一出叫《人往高处走》的戏，在总寨上演，使很多人受到了启发教育。那些原来不愿入社的户，拉着牲口，积极报名参加高级社。不到3天，约70%以上的农户踊跃报名入了社。常昆深有体会地说：“文艺这个东西能给人以直观教育，一场戏动员那么多户入社，要比我半个多月宣传动员来得快，效果好，今后要把秦剧社办好呢。”要说秦剧社，是解放后七拼八凑的烂摊子，没有经费，没有剧场，没有拔尖演员。常昆一有空就去秦剧社看戏，和演员交谈，了解剧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三干会上动员每个乡支援一棵树，并拆了几座没有保留价值的旧庙，很快建起了一个简易剧场，收了30多个男女青年培养唱戏，又到陕西请了几位表演水平较高的演员，使剧社有了生机。又通过财政拨款近2万元，为艺人修了宿舍。困难解决了，演戏有了劲。同年剧社本身积累了一些钱，又修了一个比较象样的剧场，正式更名为“祁连剧院”。剧院人多才广，配合农村形势，先后排岀《大家喜欢》、《白毛女》、《刘胡兰》、《梁秋燕》、《小二黑结婚》、《人往高处走》、《不能走那条路》、《穷人恨》、《血泪仇》等现代戏。每年秋冬送戏下乡演岀，古装戏、现代戏结合，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和欢迎，发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经全体演员共同努力，新排陇剧《枫洛池》，革命现代戏《杜鹃山》、《沙家浜》、《红灯记》，使甘肃新创陇剧在酒泉戏剧舞台大显身手，文艺节目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了广大观众的需求。
  1963年春黄草营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剧院在文化馆的紧密配合下，组织了自己的创作班子，由郭仪执笔，以人民的好儿子王天存为背景，用艺术的手法，揭露反革命分子白玉江破坏人民公社的罪恶行径。对每一个台词，每一句唱词，常昆都来亲自参加讨论修改。有时，常昆坐在台下，一面排演，一面修改。大型秦腔现代戏《警钟》上演后，受到省、地有关领导的好评。
  在县委的直接关怀下，1959年报省上批准，酒泉“祁连剧院”为正式国营剧团，演员兴高采烈。据许多老艺人回忆，酒泉秦剧团的成长、发展、壮大，演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好戏，都渗透着常昆的心血。
  缝套新衣接受接见1958年7月中旬，酒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满怀信心，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特别是农业夏粮丰收定局，秋粮长势良好。在这大好形势下，传来了敬爱的中共中央朱德副主席及夫人康克清来酒泉视察的喜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以实际行动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以新的优异成绩，迎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7月13日下午，朱德副主席由甘肃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同到达酒泉，住地区招待所，14日早晨将来我县视察。身为县委书记的常昆理所当然地要前往陪同视察，可是他的老伴翻箱倒柜没找出一件新衣服。说句实话，过惯简朴生活的常昆没有缝过几次新衣服。最后，翻出一套由军分区授给常昆的新军服（常昆兼任武装部政委）。由于场合不同，怎能穿着军装去呢？常昆为没件新衣服而作难。不是他没钱缝衣服，而是他从任县委书记以来，从白天到晩上想着党和国家、地方的大事，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穿穿戴戴。由于他不讲究穿戴，衣服脏了一洗，破了一补就穿，养成了长期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这时，已将近下午六时，银行快要下班，县委常委们都为常昆没件新衣服着了急！常昆老伴拿出了存折，由一名干部到将要关门的银行取了钱，给县被服厂打了电话，由技术最高的厂长王学明前来量了尺寸,到百货公司门市部扯了毛料，连夜加工赶做了一套中山装。14日早晨，常昆穿着新装和县委常委前往招待所会见了敬爱的朱德副主席及夫人康克清，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接着又陪同视察了工艺美术厂生产的夜光杯及其它精制工艺品，又到县文化馆、博物馆，还游览了泉湖公园，视察了酒泉中学勤工俭学、西峰高级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到一队、三队老贫农家里座谈访问，了解社员生产和生活情况。敬爱的朱副主席和夫人康克清，身穿平常布衣布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酒泉人民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纠正冤案众颂青天1959年冬，在泉湖公社头墩大队的路上，发现一具死尸，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人前往侦破，经现场分析认定，这是一起图财害命的抢劫案。经查，被害者李世俊，系临水公社中渠三队人。经半年多侦察，在头墩大队农民冯志义家里发现了死者骑的毛驴和用过的一个布裕涟，上面还有血迹，经化验和死者血型一样，当即决定，将冯志义逮捕归案审查。冯志义不承认亲手打死李世俊，只承认毛驴是从家门口拾的，想占便宜留下使用。但毛驴和赃物在他家里，又不报案，在铁的事实面前，使他无理申辩，只得在判决书上划了押。后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在临刑前半小时，冯志义又大喊冤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常昆得知冯志义喊冤之情，指示法院暂缓执行。过了一般时间，打死李世俊的凶手，终于从四川抓获，冯志义被宣布无罪释放。消息传开，许多农民称常昆是“青天”。常昆听到这话，心里很不平静。他说：“我们是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执法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案子判错了，冤枉了好人，广大群众不骂我，会骂共产党的。”针对冯志义的冤案，常昆组织公检法干部到“祁连剧院”看了秦腔《十五贯》，他又给每人发了一本《十五贯》的书，号召学习用钟调查办案的方法，为党和国家掌好用好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常昆在关键时刻制止错杀冯志义，城乡人民齐声赞颂：“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就是英明，常昆真是人民的好书记。”引种南瓜为民着想1962年，甘肃省组织酒泉、张掖、武威河西三专区地、县（市）委书记，赴困难时期曾调粮支援我省的新疆各农建师进行参观考察，学习他们建设大条田、实现机械化、搞好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各业全面发展的经验。当到了石河子农八师，发现他们种的南瓜（俗称无皮葫芦），个头大，产量高，肉头厚，味美绵甜。常昆想，我们酒泉刚刚渡过困难时期，农村缺粮问题尚未解决，社员口粮普遍低，广种南瓜是解决低标准、瓜菜代的好办法。于是就向这家农场要了一信袋南瓜籽。1963年春天，常昆同志亲自动手，在县委机关院内挖沟培堺种了两行南瓜，利用下班时间锄草、松土、施肥、浇水，秋天南瓜获得了丰收，他细心地把南瓜籽洗净晒干后，保存起来。第二年春天，让秘书分成20份（当时酒泉有20个人民公社）装在信袋里，写上各公社名字，并亲自交给各公社党委负责同志。他再三叮咛：“你们把籽种拿回去，一定要交给种南瓜有经验的老农种植，亲自过问，种好、管好。籽种繁殖多了，号召农民利用房前屋后或自留地多种广种，以弥补社员口粮不足。”铧尖公社党委副书记潘立业，把南瓜籽交给铧尖五队种瓜有经验的老农蔺成元，在西瓜地里点种了一埫。秋后南瓜获得了大丰收，个头一般在20—30斤左右，特大的在40斤左右。全队35户，每户分给一个大南瓜，吃后每户向队里交回一两种子。同时，还给全社6个大队各赠送了两个大南瓜，以便示范推广。还给县上选送了一个46斤重的南瓜王，向国庆15周年献了礼。常昆看到蔺老农种的大南瓜，心里十分高兴。
  各公社按照常昆吩咐，把南瓜籽领回交给老农，精心试种，繁殖了一大批籽种。1964年全县普遍推广种植，常昆为民办好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人虽离休心系酒泉常昆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酒泉县委书记，“文革”后调天水工作，不久便离休回陕西，住临潼干部第二休养所。他离休后没有忘记酒泉的干部和人民，没有忘记酒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他不顾年迈路远，先后4次来酒泉访问考察。每到酒泉，首先到当年农业合作化带头人李存福（原西峰农业社主任）、米志清（原银达五四永丰社主任）、马守基（原四坝乡五四联合社主任）等人家里吃住，并深入各乡镇、村、组、农户、农林场（站）找老农民、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促膝谈心，畅谈酒泉的经济发展和变化。他生活很随便，走到那里碰上啥吃啥，吃后一顿饭一元钱，不管群众要不要，非给不可。在农民家饭吃了，话谈了，住后走了，有的人还不知道他就是原任县委书记常昆。
  1978年春天，常昆第二次回访酒泉。当他去西峰看到洪灾严重的北大河堤岸已得到治理，并造地420亩后，对乡党委书记杨成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治理北大河有成绩，如果栽上苹果树，把它变成经济作物区就更好了……。”1985年常昆第三次来到酒泉。当他听到酒泉市已做出长远规划，建立商品粮、林果、洋葱、大蒜、甜菜、黑瓜籽、养猪、养鸡、养奶牛、水面养鱼等10大基地，称赞道：“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宏伟发展计划，是酒泉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金光大道。经过几年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那时，我再来看你们的成绩。”1989年8月下旬，已是76岁高龄的常昆，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又来酒泉，这是他最后一次酒泉之行。他从清水下车，先后走访了清水、屯升、上坝、铧尖、临水、三墩、银达、怀茂等乡镇，察看了夹山子水利工程、营尔农林场的500亩葡萄园、上坝乡40多个百亩家庭小农场，以及狼窝泉滩、段家滩等地的开发。每到一处，他都对酒泉的建设和变化给予高度评价，并对未来酒泉农村的经济发展寄予厚望。当他来到段家滩，看到大片土地正在得到开发，感慨地说：“这个滩土地肥沃，开发后价值很大，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是我在职时的愿望，但是没能实现，多打粮食的愿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次酒泉之行，他没有进城，而是深入各村、组、农户以及农林场（站），走访了近一个月，每天步行20到30里，脚底都磨下了大水泡，用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酒泉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所到之处都和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说：老书记这么大年纪，几千里路上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定要把酒泉各项工作搞好，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关怀！1989年9月21日，常昆离开酒泉返回临潼。不久即病倒，因医治无效于10月15日在西安逝世，终年76岁。噩耗传来，酒泉市委、人大、政府、政协联合发去唁电，对常昆的不幸病逝表示深切哀悼，对家属子女表示慰问。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对人民的好书记、好公仆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