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在国内，张大千先生一行是系统地考证、研究、临摹、传播敦煌艺术的第一批人。大千先生在敦煌传出的信息，使国内更多的人了解到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特别是引起了画界人土的密切关注，他们对国际文化盗贼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盗走大量敦煌文物表示极大愤慨，对政府疏于管护敦煌艺术宝库很是怨愤，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对敦煌艺术的保护。为应付舆论，装饰门面，国民政府于1942年指定它的教育部着手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派留法画家常书鸿等人在敦煌莫高窟做前期筹备工作。1943年初春，常书鸿一行六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敦煌石窟。当时，张大千一行还在这里，经大千先生介绍，常书鸿认识了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为使常先生便于开展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工作，父亲把自己拍摄的一批壁画照片送给他，常先生很是感激。当年5月，张大千一行结束了在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离开时，常先生亲自送行。大千先生说：“我们先走了，而你们却要长期地呆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呀。”常先生答道：“即使是‘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父亲也离开敦煌返回武威。1943年秋，父亲率全家迁往张掖，1945年又迁居酒泉。父亲虽和常书鸿分开了，但从未间断过联系，经常有书信往来，特别是到酒泉后，常先生常来酒泉看望我父亲，每次来总要进行长谈，谈敦煌艺术，谈历代画家，谈当代画家特点，研讨绘画技法，友谊不断加深。当时我才几岁，常先生未能与我相识，以后我长大了，也未能与常先生谋面。时过近四十年后，已退休在京的常书鸿先生偕夫人李承仙、儿子常嘉煌，于1983年9月又到敦煌，在参加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后，路过安西。当时我在安西县委工作，由我陪同他们到榆林窟及东千佛洞再次考察。当时，常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仍逐洞察看，并为东千佛洞重新编号。途中，我询问常老：是否认识我父亲赵兰亭？常老答：“怎么不认识，是张大千介绍的，那可是个好人啊!”回到县上后，常老先生欣然为我题字“西出阳关故友情。”当年12月，为寻找和复制安西至宝象牙佛，县上派副县长赵林进京，我带口信向常老全家问好。赵林去北京后，常老一家帮了很大的忙，不仅找到了象牙佛真品，还谈妥了复制的问题。赵林离京时，常老捎给我当年我父亲送他的敦煌壁画照片6张，并亲自写信给我，对安西利用榆林窟、锁阳城等古迹发展旅游业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写道“我虽已离开河西，但此心尚依依不离戈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