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1941年初夏，著名画家张大千离开四川成都老家，带领子、侄、门生张心智、张比德、刘力上、肖建初及画友谢稚柳等人，千里迢迢到敦煌莫高窟考察。经范振绪介绍，途经武威时邀我父亲同往，父亲早就向往敦煌，遂欣然同行。当时的莫高窟，由于无人管护，已是尘封灰掩，窟前堆积的流沙几乎淹没了下层的全部洞窟，断壁残垣比比皆是，洞窟里的壁画也在无声的疏解剥落。他们一行到来后，先用很大精力清理流沙，接着由南向北，由下至上地为洞窟编号。做好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大规模的临摹和复原工作开始了。分给父亲的主要任务是为壁画及泥塑照相，兼搞一些临摹。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的洞窟狭窄，壁画低矮，只能躺着身子工作；有的洞窟高大，则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才行；照明只有靠手电筒或马灯。生活条件更是困难，没有甜水喝，没有蔬菜吃，还时常担心土匪来犯。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们学习研究敦煌艺术的决心。除在莫高窟工作外，他们还先后在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为洞窟编号和临摹壁画。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对各朝代壁画的认识，交流自己临摹的体会，既提高了对绘画的理性认识，又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这期间，大千先生曾多次为我父亲作画相赠，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荷花》、《番女图》及山水扇面，还有张比德送的《猛虎图》等。就这样，他们在敦煌一干就是两年多，共临摹壁画三百多幅，照相一千余张。张大千离开敦煌后，将临摹的壁画先后在兰州、西安、成都、重庆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敦煌考察结束后，大千先生曾邀我父亲同往成都办画展，但父亲因家事拖累未能成行，很感遗憾。他们人虽然分开了，但相互书信来往不断。父亲将大千先生的来信一一装裱成册，妥加保管。父亲逝世前，将所有书画分成两份，由我和我大哥分别保存，但在“文革”浩劫中，这些珍品全部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