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人物春秋忆父亲赵兰亭二三事赵荣炘我父亲赵兰亭，字绍儒，号太白山人，1904年出生，1950年病逝。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河西知名的书画家。
  据父亲讲，我家祖上是满洲正黄旗人，先祖根特•纳喇氏，曾以军功被封为平寇大将军，赐姓爱新觉罗。全家原居北京，以后迁入甘肃武威定居。
  父亲自幼随祖父赵美如学习书画艺术，后又从师于甘肃名画家范振绪先生（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父亲学画极其认真，从不懈怠，加上祖父及范老先生的精心指点，山水、人物、花卉都很擅长，尤喜画菊，从三十年代起就在河西崭露头角。范老先生赞其为门人中之佼佼者，多次赠画给他，或为父亲的作品题跋。
  随张大千在敦煌1941年初夏，著名画家张大千离开四川成都老家，带领子、侄、门生张心智、张比德、刘力上、肖建初及画友谢稚柳等人，千里迢迢到敦煌莫高窟考察。经范振绪介绍，途经武威时邀我父亲同往，父亲早就向往敦煌，遂欣然同行。当时的莫高窟，由于无人管护，已是尘封灰掩，窟前堆积的流沙几乎淹没了下层的全部洞窟，断壁残垣比比皆是，洞窟里的壁画也在无声的疏解剥落。他们一行到来后，先用很大精力清理流沙，接着由南向北，由下至上地为洞窟编号。做好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大规模的临摹和复原工作开始了。分给父亲的主要任务是为壁画及泥塑照相，兼搞一些临摹。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的洞窟狭窄，壁画低矮，只能躺着身子工作；有的洞窟高大，则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才行；照明只有靠手电筒或马灯。生活条件更是困难，没有甜水喝，没有蔬菜吃，还时常担心土匪来犯。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们学习研究敦煌艺术的决心。除在莫高窟工作外，他们还先后在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为洞窟编号和临摹壁画。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对各朝代壁画的认识，交流自己临摹的体会，既提高了对绘画的理性认识，又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这期间，大千先生曾多次为我父亲作画相赠，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荷花》、《番女图》及山水扇面，还有张比德送的《猛虎图》等。就这样，他们在敦煌一干就是两年多，共临摹壁画三百多幅，照相一千余张。张大千离开敦煌后，将临摹的壁画先后在兰州、西安、成都、重庆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敦煌考察结束后，大千先生曾邀我父亲同往成都办画展，但父亲因家事拖累未能成行，很感遗憾。他们人虽然分开了，但相互书信来往不断。父亲将大千先生的来信一一装裱成册，妥加保管。父亲逝世前，将所有书画分成两份，由我和我大哥分别保存，但在“文革”浩劫中，这些珍品全部被毁。
  与常书鸿的友谊在国内，张大千先生一行是系统地考证、研究、临摹、传播敦煌艺术的第一批人。大千先生在敦煌传出的信息，使国内更多的人了解到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特别是引起了画界人土的密切关注，他们对国际文化盗贼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盗走大量敦煌文物表示极大愤慨，对政府疏于管护敦煌艺术宝库很是怨愤，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对敦煌艺术的保护。为应付舆论，装饰门面，国民政府于1942年指定它的教育部着手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派留法画家常书鸿等人在敦煌莫高窟做前期筹备工作。1943年初春，常书鸿一行六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敦煌石窟。当时，张大千一行还在这里，经大千先生介绍，常书鸿认识了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为使常先生便于开展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工作，父亲把自己拍摄的一批壁画照片送给他，常先生很是感激。当年5月，张大千一行结束了在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离开时，常先生亲自送行。大千先生说：“我们先走了，而你们却要长期地呆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呀。”常先生答道：“即使是‘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父亲也离开敦煌返回武威。1943年秋，父亲率全家迁往张掖，1945年又迁居酒泉。父亲虽和常书鸿分开了，但从未间断过联系，经常有书信往来，特别是到酒泉后，常先生常来酒泉看望我父亲，每次来总要进行长谈，谈敦煌艺术，谈历代画家，谈当代画家特点，研讨绘画技法，友谊不断加深。当时我才几岁，常先生未能与我相识，以后我长大了，也未能与常先生谋面。时过近四十年后，已退休在京的常书鸿先生偕夫人李承仙、儿子常嘉煌，于1983年9月又到敦煌，在参加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后，路过安西。当时我在安西县委工作，由我陪同他们到榆林窟及东千佛洞再次考察。当时，常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仍逐洞察看，并为东千佛洞重新编号。途中，我询问常老：是否认识我父亲赵兰亭？常老答：“怎么不认识，是张大千介绍的，那可是个好人啊!”回到县上后，常老先生欣然为我题字“西出阳关故友情。”当年12月，为寻找和复制安西至宝象牙佛，县上派副县长赵林进京，我带口信向常老全家问好。赵林去北京后，常老一家帮了很大的忙，不仅找到了象牙佛真品，还谈妥了复制的问题。赵林离京时，常老捎给我当年我父亲送他的敦煌壁画照片6张，并亲自写信给我，对安西利用榆林窟、锁阳城等古迹发展旅游业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写道“我虽已离开河西，但此心尚依依不离戈壁也。”勤奋好学淡泊名利父亲一生生活比较清苦，以照相为生，先后在武威、张掖、酒泉开过照相馆。他一边亲自执业，一边兼作书画，从不间断。特别是从敦煌临摹壁画返回后，画风更加豪放自如。在友人的协助下，曾先后在凉、甘、肃举办过画展，受到了各界一致好评。他待人热情谦和，广交书画界朋友，互相都有书画相赠。据酒泉中学副校长苏治说，他九十年代中期在武威某人家中看到过于右任给我父亲的题字，我曾试图通过苏将字购回，但那人图高价把字卖给了香港人。在酒泉时，与当时在酒的画家郭世清（曾任青海省美协主席）、郝进贤（后在甘肃画院任画师）也交往频繁，友谊很深。他不仅自己勤苦好学，孜孜不倦，在绘画事业上不断攀登，取得了一定成就，即使对青年书画爱好者，也是循循善诱，热情帮助，跟他学画时间较长的有永昌人王有震（后成为省内知名画家），曾在酒泉市博物馆工作过的刘兴义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熏陶。但对一些权贵，他则避而远之，绝不趋炎附势。1947年夏，他在酒泉办了一次画展，展出作品100余幅，其中他将心爱的一些作品标明为非卖品。当时酒泉的一位县长看中了一件非卖品，硬要买（实则是要），父亲硬是回绝了。这位县长借故封了我家相馆的门，并将父亲拘留，后终因引起公愤，才放人作罢。这年秋后，父亲因患胯疾一病不起，但即使如此仍在病床坚持作“卧游图”，画有山水、花卉等百余幅，记得有一幅墨竹上他题字为“全是君子，绝无小人”。自卧病以后，历时3年，多方医治无效，父亲终于1950年11月病逝于酒泉，享年46岁。
  （赵荣炘，原任酒泉地委助理巡视员，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