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一九六〇年抢救人命记事
  王敦朴
  1958年大跃进开始，农业战线上出现了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提出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等形而上学的口号。接着天天放“卫星"，亩产几千斤，但却不见实效。1959年又刮起一场“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公社化吃饭不掏钱”，征收“过头粮"，造成粮食供应紧张。同时又开展了 “反右倾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农村以查产斗争为重点，将公社干部、生产队长集中起来举办集训班。酒泉市的集训班设在城关镇，名为集训学习，实为斗争批判。查瞒产私分粮食，查干部的右倾保守。于是生产队长逼迫虚报产量，假报瞒产私分粮数，胡编乱造，应付交代。接着上面又派人到队里追交粮食，甚至挖地三尺，闹得人心惶惶，个个不安。我当时在县医院当大夫，每天去集训班给患者看病，曾问他们：“你们把粮食报出来不就完了吗？”他们回答：“好我的大夫，我们哪来的粮食呀！” “报的产量都是干部逼的，层层加码。不多报过不了关，放不了卫星。”以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将这'些人中的“顽固分子"戴上“右倾思想"或“右倾分子”的帽子，集中到营尔滩开荒种地，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化以来大办公共食堂，并提出“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的口号，将社员的口粮由生产队统一保管，人人都进食堂吃饭。不久又大炼钢铁，遍地土高炉，到处砸锅炼铁，致使农村社员家中无锅可用，无米可炊，广大群众只好以 “瓜菜代（粮）”度日。每人每日口粮十两（旧制），还要节约二两。所剩的八两，每顿只能喝些菜多面 （米）少的清汤。过春节改善生活，每人供3斤大白菜，吃上4两白面馍，就算过了年。以后口粮更少，也无瓜菜可代，只好捋树叶，剥树皮，用胡麻衣子、土苞头籽（一种野草）等来做“代食品"充饥。还让市防疫站化验营养成分，向群众宣传野菜、草根、树皮的“营养”比大米、白面还“丰富”，结果人越吃越“胖”（浮肿），越没精神。
  1959年9月，我在市人民医院工作。一天下午，党支部书记赵万才叫我到办公室，在座的还有院长左德和喻民权大夫（原市防疫站工作，后在地区妇幼保健站任站长，现退休）。赵说接市委通知，让你们3人组成调查组，去临水公社长城大队查清社员生病或死亡情况。当时我们只知道粮食紧张，还未想到发生饿死人的事情。第二天，我们3人即骑车抵达公社，会见了公社主任李福和工作组组长吴肇中，交谈了情况，才知道由于长期没粮吃，社员病死饿死的已有8人。他们恳切要求我们如实向市委汇报，请求能够调粮救急。我们走村串户，访问调查，社员满面饥容，对我们态度淡漠。炕上躺着奄奄一息的老人或孩子，冷灶冷炕，其景令人心酸。在路上还见到了几个倒下的饿殍，说明灾情十分严重。
  回城后，我们即向市委耿占鳌书记反映了真实情况，并转达了乡干部和工作组的请求，他听了以后很同情社员的艰难处境。但时隔不久，耿书记即遭到了批判。之后在“拔白旗”运动中，医院的左德和喻民权也受到了批判，左德被调到金塔县医院（市医院三部）工作。
  据统计，从1960年至1961年，全市因饥饿而致各类营养不良症的病人达16万多入，其中患高度营养不良、干瘦病、浮肿病的就有8万多人。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肿（浮肿）一消（消瘦），骨头熬胶（死亡）''的俗语，真实地反映了营养不良，饥饿致死的惨状。
  1960年秋天，党中央派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率领中央工作组到酒泉来调查灾情，驻在果园公社三大队（小坝沟村）。市医院派我去担任保健医生，每天和大队书记柴淑英陪同钱部长及工作人员走村串户，深入社员家中，调查灾情及生产生活情况，慰问病人。我们住在大队部，吃在公共食堂。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钱大姐是国务院的高级干部，只觉得她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干部的派头，对社员总是亲切关怀，嘘寒问暖。她的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使我们肃然起敬。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广大群众对度过困难有了信心。钱部长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同年冬天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紧急安排救灾工作。中央还派慰问团来酒泉，由新疆军区后勤部郝部长任团长，运来大量的面粉、葡萄糖粉、奶粉、蜂蜜、酥油及药品等。慰问团人员仍住在果园公社北沟大队院内，我又被派去任保健医生。每天和郝部长及同来的秘书、医生乘吉普车，早出晚归，赴金塔、酒泉农村慰问病员，发放慰问物资，检查救灾治病情况。病人们听到中央慰问团来了，又分到了面粉、奶粉、酥油等物品，都激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跪下磕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的救命之恩。
  酒泉市也成立了生产救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展了抢救人命的工作。采取了杀畜保人，合理安排生活；劳逸结合，开放自由市场；组织机关厂矿办农场，生产自救；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抢救病人等措施。在城乡设立了临时病院173处，专署办公大楼也腾出一部分来作了病院，全力以赴地救治病人，抢救人命，使灾情、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市政府又派人到新疆、庆阳地区调运粮食。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加上生产自救，酒泉人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度过了难关，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王敦朴，原系酒泉市卫生防疫站大夫，1997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