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邓发派我到酒泉
  阎保禄口述
  国强 三峰 常征整理
  邓发同志是我的老首长。1932年9月，我从红军学校政治营第四期学习班毕业后，又到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训练班学习。当时邓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我毕业后，便留在师部任特派员，直到长征时，我被调到教导第五团任侦察科员时才离开邓发同志。
  1936年，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与马步芳的军队作战。高台战役失败后，董振堂军长牺牲，剩余人员，根据肃南石窝会议决定进行整骗，我编到了左支队（即赴新疆支队），被任命为赴疆红军第四营营长，带一个连做后卫收容工作。一路上边走边与马匪军打仗，我们一个连走到红柳园时，只剩下七人。在当地一个邮差的指点下，找到了一个山洞，调养了两天，我们又返回红柳园，一路收容了二十多个能走路的红军伤员，便去追赶红军大队，快到猩猩峡时，才追上大部队。经过整休，我们红四方面军还剩下八百多人了。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到猩猩峡来接我们。并与新疆的盛世才联系，借调了四十多辆汽车，送我们入疆。我同其他红军都随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领导同志到了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红军部队整编为新兵营，我任总队总支书记，后任二队指导员（注：新兵营是对外的番号，对内叫总队，分四个大队）。
  到迪化后，我们新兵营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整休，我在新兵营开始学开汽车，后又学开装甲1937年，陈云调走后，邓发同志担任我党驻新疆代表。1938年2月，我从新兵营调出，同时共调出十一名同志，有新兵营的政委刘庆南、警卫排长杨文先，还有王振坤、刘孔、沈先传、吴启满、董家良等。我们先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学习了一段时间，此间邓发同志给我们讲把我们从新兵营调出来是送我们去苏联学习的。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党急需一批技术、情报工作人员，为了革命事业，要我们不要辜负党的期望，认真学习，回来为党工作。不久，我们便去了苏联，在苏联共学习了五个月，我主要学习对敌情报、收发报机技术、密码编译技术、摄影、密信等联络方法。我们是分批回国的。
  1938年秋，我从苏联学完回到新疆，被分配到督署边务处工作。新疆督署边务处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情报机构，在迪化、哈密、和阗、喀什、叶城、猩猩峡等地都设有边务处，主要任务是搜集了解印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与美帝国主义关系的情报；搜集国内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情报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情报。边务处的工作人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也有新疆盛世才的人员。我党人员当时都是以盛世才方面的人员身份出现的，该边务处的处长陈培生同志就是中共党员。因为当时形势需要，我们不能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都另有化名。我的化名叫林德。刚到边务处，我很不习惯，那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在燃烧，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我却整日坐在远离战争前线的办公室里，实在憋闷透了，我多么想到抗日前线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一天傍晚，陈培生处长叫我去他的住所，他向我谈了一下国内形势后，说：“现在各地都急需各类专业干部。根据邓发同志的指示，决定派你到酒泉组织情报站，开展工作，任务很艰巨，工作量大，盛世才方面在酒泉已有情报人员，但是不归我们领导，我们获得的情报都是间接的，加上工作人员不甚得力，经验不足，情报工作还很薄弱。组织上决定让你去酒泉建立情报机构，表面上是由督署边务处派出，但要直接为我党新疆办事处提供情报。”我听后说：“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几天后，我接到了新疆省督办公署正式命令，任命我为“督办公署边务处酒泉情报站中校情报专员”，负责酒泉情报站的工作。边务处还同时下达了我在酒泉情报站的主要任务：（1）、掌握河西三马（马步芳、马步青和酒泉的马步康）的军事实力及其活动，联系情况；（2）、日本帝国主义在河西的渗透活动及其同马家军的联系；（3）、国民党政府在河西的政治统治情况和中央军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央军与马家军势力消长变化情况。边务处还指示我以“鲁进才”（字兴发）为化名，以经商为掩护，在酒泉定居，代号00一。去酒泉后与盛世才的情报人员曾效鲁（化名刘兆恩，字子青）接头，他的代号是00二，担任我的秘书，由他负责掩护和建立电台的工作。我接到这一命令后，原来激动的心情不禁变得忐忑不安起来。因为此次行动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而且又是我第一次单独在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既不能公开身份，又不能与党内同志接触，对盛世才的人员又不了解，心里感到很不踏实，真不知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
  我带着这种心情来到“安公馆”（我党驻新办事处主任邓发同志的住处）。邓发同志见我到来，非常高兴，他先询问了我们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然后又问：“命令下达了吗？”“下达了，我正是为此事来向您辞行的。”停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老首长，我真担心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哩。”邓发同志笑了一下说：“派你到酒泉去，担子是不轻，可你也是国家保卫局的老人员了，对敌斗争的工作经验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才决定派你去。当然，你这次去酒泉和以往的工作有所不同。一方面，这项工作表面上是同盛世才的边务处合作，所以一定要注意同他们的工作人员搞好团结，维护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一致对外抗日，河西马匪虽然坚持与我党为敌，残害我军流落失散人员,阻挠我党人员往返于苏联、新疆和内地，但他们都公开投靠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所以，我们还要注意斗争策略，在酒泉只了解情况，不要参与其他方面的活动。同时也不能与当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完全是单发工作，这就和以往依靠地方党的支持不一样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切忌机械教条，不要呆板地执行命令。要记住，酒泉工作对于维护我们这条国际交通要道的通行，保障我党经新疆往返苏联人员的安全非常重要，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后来，邓发同志又同我谈了一些工作中的具体细节和他在工作中的经验，还谈了他1936年6月由党中央派去苏联汇报工作时，曾乔装打扮，徒步经河西走廊到新疆沿途的情况，以及河西的风土人情，马家队伍的基本情况。听着邓发同志的谆谆教导和细微介绍，我心里踏实多了，我起身告辞时，邓发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松开，他坚定的目光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党的重托，决不辜负邓发同志的期望。
  这时，一些往事又浮上心头。记得1933年1月我第一次见到邓发同志，当时我正在国家保卫局特派员训练班学习，邓发同志是保卫局局长，他给我们讲过课。他中等身材，面颊清瘦，双目微陷，炯炯有神，举止干脆利索。他的南方口音很重，说话很不好懂。训练班结束后，我被留在保卫局新编师任特派员，便经常和邓发同志在一起。他幽默风趣，喜欢讲他的海员生活和搞地下工作时的趣事。1934年10月长征时，我从国家保卫局调到一方面军教导团任特派员，始终和中央机关在一起。遵义会议后，我于1935年4月从贵州又调回保卫局五分局侦察科工作，那时局长是欧阳毅同志，但我仍然常同邓发同志见面。直到1935年9月，五军团、九军团随四方面军编为右路军，我随五军团行进，同邓发同志才分手了。没想到九死一生，竟在新疆又见到了他。这次邓发同志又派遣我到酒泉工作，谁知新疆一别，意是与他的永诀。告辞了邓发同志，我又到反帝会去与黄火青秘书长辞行。黄老是我红军时期的老领导。1931年我参加了宁都起义，跟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等同志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黄火青同志是红五军团十四军的政委。1932年9月，我到瑞金苏维埃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第四期第一连学习时，黄老是我们政治营的政委。长征途中，我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调到红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任特派员（后代理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过草地、战西康、会宁会师、过河西征、河西恶战，直到安西战役，我始终都跟随黄火青同志转战。安西一战失散后，我们后尾人员进疆的第一天，就看见了黄老。他一见到我，就大声喊：“阎保禄！阎保禄!”我急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禁不住热泪盈眶，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时，黄火青同志也很激动，他一个劲地用力摇动着我的手说：“不要难过,只要我们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就能继续为党工作，就能完成烈士们的未尽事业。”此次见面后，黄火青同志被组织派往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秘书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这次我要去酒泉开展工作，谁知何时能再见面？我怀着惜别的心情去与黄老辞行。黄火青同志同样勉励我好好工作，园满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他还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交谈了很多，才依依告别。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五十年，解放后有他老人家做证，才落实了我的红军身份，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
  我回到边务处后，陈培生同志又对我作了详细指示，让我到酒泉后，直接与我党在哈密边务处工作的同志联系，所获情报也由他们转交我党驻新疆边务处。同时他还向我宣布了边务处的工作纪律:在外活动期间，未经组织许可不得参加任何党派、帮会、团体和组织，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然后陈培生同志把电台联络时间、发报频率、密信联系方法告诉我，又告诉我边务处派往酒泉及河西一带的情报组织、联络员等情况，以便在需要时取得联系。最后他交给我一个密码本和两千元法币的活动经费。
  离开迪化前，我到天山边水磨沟温泉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然后脱去了西装皮靴，换上了长衫布鞋，戴了顶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告别了同志们，乘汽车离开了迪化城。汽车走了两三天到达哈密。我先到哈密边务处领取了一部十五瓦的电台、两箱干电池，然后在街上购买了一些棉花、布匹等日用百货和瓜干、杏干等新疆土特产。我把电台、电池、经费和密码本分别藏在几个棉花包中，用哈密边务处找来的骆驼驮上，同他们派来的人一起到了猩猩峡。猩猩峡是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小驿站，也是进入新疆的门户。盛世才在此地驻有一连左右的守军。我在猩猩峡雇了几峰骆驼，驮上货物，便向酒泉进发了。骆驼队里姓张的领头是玉门花海人，他同另外两个驼户常年往返于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给别人拉脚运货。我自称是酒泉XX店铺刘掌柜的合伙人，在新疆跑买卖，这次到酒泉去送货，并想在酒泉碰碰运气，如果运气好就继续干下去。我是初次去酒泉，人生地生，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刘掌柜的，请各位一路多帮忙。张领头说他常给刘子青捎货，和他很熟悉。我一听很高兴，边走边聊，在闲聊中顺便了解了酒泉的一些情况。走了七八天，快到酒泉时，碰到马家骑兵，有时还把我们盘问一下。他们盛气凌人，常常随意欺辱行人，我因身负重任，不能随便暴露，只好强压怒火，陪着笑脸说话，才得勉强放行。
  我们一行来到酒泉北门，城门口戒备森严，对行人盘查更紧。守门人看到我们过来，便拦住大声喝道：“干什么的，站下检查!”张领头笑脸相迎说：“骆驼队拉货的。都是棉花、布匹和百货土产。”他们说：“全部打开检查!”两马匪兵说着便上前拉骆驼。张领头忙上前递烟，笑着说：“老爷，这些货都是城里南门大什子XX商店刘掌柜的，请行个方便吧！”他们又说：“不行，谁的也得检查！”我见情况不妙，忙上前说：“各位大哥，检查也行，总不能在城门口卸货，请跟我们到店里去检查行不行？”我边说边给这两个士兵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他俩才同意跟我们到城里去检查，这样总算进了城。我边走边想对策，不一会就到了店铺。这个店铺不大，柜台里摆着日用杂货、布匹，有两个人正在招呼顾客。我壮着胆子喊：“刘掌柜，我从‘老家’给你带货来了。”其中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应声走出了柜台。岂料这正是刘子青。刘子青一听我是从‘老家'来的，便会意地朝我点点头，又忙招呼伙计和驮户一起卸货。一面又把两个马家兵让进上房坐下，又是倒水，又是点烟招待，我也忙说：“我这次来还带来不少土产，大家一起尝尝。”说着便到院子里从卸下的货物堆里拉出一个麻包，拿进屋里，倒出一大堆瓜干、杏干、葡萄干等让他们吃。这时刘子青拿出几块银元说：“二位辛苦了一趟，这点小意思，请别嫌弃。”两个家伙装模作样地推让了一番收了起来。等他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子青便请他们去检查货物，他俩站起身来，思索了一下说：“算了，是刘掌柜的货，就不查了。”说着便走了出去。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到前面与骆驼队的张领头算了帐，清点了货物。送走了骆驼队的人，我俩回到上房里才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什么话都没有说。
  刘子青是新疆迪化人，汉族，1932年2月从盛世才的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边务处工作，不久被派到酒泉搜集情报。他只身一人来到酒泉后，开了一个土产杂货店为掩护。不久又娶了酒泉警察署陈巡官的女儿为妻。他到酒泉两年了，各方面的情况都较熟悉，加上货店处在酒泉繁华地段，老丈人又有权势，对于我们搜集情报，相互联系，都十分便利。我便决定仍以刘子青的小店作为情报站的掩护点。
  当时的酒泉，虽然没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但在西北“诸马”的蹂瞩下，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加之国民党官员的横征暴敛，把一个好端端的文化名城糟踏得不成样子。这个小店，不仅是情报站的掩护点，同时也给我们解决了生活来源，补充了活动经费。
  我初到酒泉，对周围的环境很不熟悉，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在刘子青的帮助下，抓紧学习了经商的知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又认识了一些商界同行。不久我便以商人的身份，开始了我们对马家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侦察和监视活动。过了不久，我接到新疆边务处的指示，让我们同新疆土产公司驻酒泉复泉新货栈经理丁炳南联系，由他任我们情报站的报务员。我立即派刘子青以洽谈商业为名前去接头，很快就联系上了。
  酒泉城虽不大，但敌人驻军不少，警察特务对这个小县城控制得很严。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我们的侦察来获得情报是很困难的。于是我们便利用各种渠道打通关系。我们通过刘子青的岳丈警察署的陈巡官结识了一些军警方面的人员。记得常来一起玩牌的有中央军十八旅的营、连长，有警察署的署长和酒泉三青团的书记长等。我们通过这些人员在麻将桌上刺探敌人军情，从中了解到中央军驻军的分布、武器配备；国民党军政之间的矛盾；马家军与正规军之间的矛盾。这些情报有助于我们分析敌人内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动向、活动企图等。
  在酒泉我还负责另外一个情报组，这个组是盛世才方面发展的，但直接与我联系。这是我们获得情报的重要来源。该组有个叫李芳（化名李香亭）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他与马家军驻酒泉的最高长官马步康私交甚密。还有个叫鲜明成的，他是马步康旅部的管卷员。另一个姓金（名字记不清了），是马步康的报务员。通过这三个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李芳由于与马步康关系很好，可以随意进出马家大院，常能获得重要消息。有时甚至能搞到一些会议记要。对于这些情报，我立即进行筛选整理，电报新疆。一次姓金的报务员对我说他能搞到一本八十二军最近的密码，不过得花几个钱。我听了喜出望外，忙对他说多少钱也要把这份密码搞到手。不久密码搞到了，我又立即让边务处一个姓李的交通员送回新疆哈密。此后，姓金的报务员还搞到了几份密码电稿，我都及时发往新疆。
  由于我们情报站人员的共同努力，工作一直开展得比较顺利。为了工作的便利，1939年初，上级指示我尽快在酒泉成个家，以便更好地掩护。并且特别强调，要找一个不识字，且家在酒泉城里的女子为妻。不久，刘子青通过他的妻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名叫曾玉清的姑娘，通过了解，符合组织要求，我便同她结婚成了家。婚后，我们一直住在店里，每当我发报时，便打发她回娘家，或者买上戏票让她同刘子青的妻子一同去看戏。
  我们每次发报，虽然想尽办法遮人耳目，但却无法遮住敌人的侦察电台的“耳朵”。记得1939年冬，敌人突然一连几天加紧了对我们这一带的捜查，而且这种搜查似乎是有目的的。天一擦黑，城里立即戒严，成队的军警在保甲长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进行搜查。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敌人一定发现了我们秘密电台的电波呼号，并且大致测定出电台的方位。我当机立断，决定转移电台。几天后，我带着电台和妻子一道搬到了雷祖庙巷（今大众巷）住下，我把电台藏到厨房暗间的破木箱里，上面堆放许多干辣椒。以后为了防止敌人测出我们电台的方位，我拍发几次电报后，就搬一次家。我从城南搬到城东，又从城东搬到城北，然后又搬回城南，和敌人的侦察电台在酒泉城里兜了好几圈。
  即使如此，有时也出现危险。有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份重要情报，和往常一样，大家以打麻将为名，又聚到了刘子青家打了几圈，刘子青便以盘货为借口与妻子到前面店铺担任警戒，我和丁炳南立即到东屋（库房）去发报。快发完时，突然听到店铺的门敲得咚咚直响。“开门！”“开门！”“查户口了！”我们赶紧关掉电台，匆忙把它塞到一个空货箱里（已来不及把电台放到平时存放的地坑里），便急忙搬了一些货物堆到上面，此时敌人已进了院子，我们想出门已来不及了。丁炳南急中生智，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骂道：“输了牌不给钱还想赖帐，把你美的不行……”顺手抄起一卷布就往外走，我扑上去拽住他的胳膊要把布抢回来，说：“今天老子没有钱，明天还你也不晚，你把我的东西放下！”并且相互推拉撕打。我俩撕打着到院子里，一看甲长领着四、五个警察站在那里，丁炳南揪着我走向他们，说：“你们评评理，哪有输了钱不给的？”“你抢了我们的东西还充好人，真他妈的缺德！”我也大声骂着。甲长、警察一看我们又打又骂，早不耐烦了，一个警察走到东面库房门口用手电向里照了照，看到里面乱糟糟的全堆放着货物便过来了。我和丁炳南还牵在一起让甲长、警察评理，他们一看这个样子，把我们拉开训了一顿，就到别处搜查去了。我们就这样躲过了险关。
  为了及时发报，还要保证电台的安全，光靠四处搬迁躲避敌电台的侦察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搬迁频繁也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造成家里人的不解。我们注意到每次搜查都有保甲长带领，如果能把保甲长控制在我们手里就保险多了。我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他出面搞到保甲长的职务。他通过社会关系，请客送礼，很快当上了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这样，我们只要注意不让敌人的侦察电台测定到我们电台的方位就行了，其他电信工具都存放在刘子青这里。
  从1938年起，国民党加紧了对河西一带的控制，他们一方面以“抗日救援会”的名义召集各保甲的青壮年参加“国民兵”进行军事集训，企图以此扩充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加紧对保甲长人员的控制利用。国民党酒泉县党部命令各保甲长和学校校长必须一律参加国民党。这表明，国民党的力量正逐渐在河西渗透，并同马家军争夺势力范围；同时表明了这是国民党为了严格控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所采取的重要行动。我们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新疆，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让组织上及时了解敌人的政治动向。
  敌人的这一活动也给我们情报站出了难题。这时刘子青已任甲长，如果不参加国民党，便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如果参加国民党，又违反新疆边务处的规定：“未经边务处同意，不得加入任何组织。”这使我非常为难，况且刘子青本人是同情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深为不满。我反复考虑，又与刘子青认真商量，为应付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以“刘兆恩”的名字，同其他保甲长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我们酒泉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先是马步康旅部工作的两名情报人员由于工作不慎被发觉，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消息，便立即通知他们和李芳一起撤回新疆。紧接着丁炳南也受到了敌人的注意。丁炳南到酒泉后，表面上与刘子青只有一些商务往来，尽量避免与我们正面接触。发报的时候便以打麻将或洽谈生意为由同他联系。因为丁炳南的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土产公司的，而新疆盛世才又公开打出了亲苏亲共的旗号，深为马家军和国民党不满。他们对与新疆往来的人员更加严密注意，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加上丁炳南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他是盛世才的人了。有一天晚上，不少警兵突然包围了复泉新货栈，里里外外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但一无所获。丁炳南虽然暂时没有暴露，但受到了敌人的重点监视，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威胁。于是，我立即决定让他返回新疆。丁炳南便以复泉新货栈收庄为名离开了酒泉。
  一连串的事件，使情报站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情报来源成了最大问题。后来我用重金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青海兵处购买了几次情报。这个人是回族，被迫从家乡来酒泉当兵，家境贫困，我便利用这一点，根据每次提供情报的重要程度，多则给十几块银元，少则几块作为报酬。我还通过内兄的一个结拜兄弟、马步康手下的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一些情报。
  1941年后，河西一带马家军调动频繁，马步芳八十二军在河西的第一百师所辖的马训旅（驻凉州）、韩起功旅（驻甘州）、马步康旅（驻肃州）和河西马步青的骑五军经常抽出数团兵力，并有保安团、警备大队协同胡宗南的部队一起行动。这些情况引起了新疆边务处的重视，边务处指示让我回新疆汇报一次工作。1941年3、4月冋，我离开了酒泉回新疆。
  我在猩猩峡边务处见到了吴南山同志，他原在哈密边务处任主任，1940年秋天调到猩猩峡工作。到哈密边务处又见到了在这里任上校主任的万友林（原名刘庆南）同志。他告诉我陈培生处长已不在边务处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有的人被捕了，原因是“国际间谍方林（即邓发）同志回延安了，现在驻新党代表徐杰（即陈谭秋）同志。当我听到邓发同志离开新疆的消息，一下感到若有所失。
  我到迪化汇报完工作后，边务处又给我分配了一名熟练的报务员，随我同回酒泉。经过哈密时，万友林同志告诉我，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竣，国民党和马匪都加紧了对我党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电台联系很容易出危险，所以组织决定暂用密信联系，不到紧急关头，不使用电台。同时还指示我回酒泉后把同盛世才的情报人员刘子青合开的店铺分开经营，以防出了问题相互影响。
  到酒泉后，我便同刘子青分开店铺，搬到东大街开了一个经营土产的商店，电台也藏在我家里。1941年3、4月份，我们获悉河西一带的马家军要换防去青海，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接防。而且马步芳的八十二军和骑五军也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了。我将这些情况一一转告新疆边务处。
  马步康部队髙开酒泉后，我一直等待蛆织上的新指示，但没有任何消息。1942年8、9月间，我接到了由新疆督办公署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带来的督署办参谋处汪鸿藻签发的命令：“撤销各地边务处，调回边务处全部人员。”我将此命令传达给情报站全体人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准备随宛思昌的汽车撤回新疆。
  我向宛思昌询问撤回新疆的原因，宛在新疆工作多年，受我党影响很深，对盛世才反苏反共很不满意，同情我党人员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告诉我说：“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与苏联决裂了。把苏联驻新外交人员、顾问、教官全部遣送回国。并且大肆逮捕中共人员。这次把外地的边务处人员调回就是为了清查逮捕共产党员。你是去苏联学习过的人，回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接着他又说：“我看你还是先避一避，不要回去为好。”我听后便写了一个请假报告，声称重病在身，暂不能启程，待病稍好后再回新疆。我把报告交给了刘子青，让他和报务员一同携带电台返回新疆。从此，我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我孤身一人留在酒泉，象一只离群的孤雁，盼望着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继续为党工作。这样一等就是六、七年。
  1949年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到军管会找到刘护平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随部队进疆。后来由于地方工作的需要，我被留在酒泉专署工作。不久又被派往肃北开展工作。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而邓发同志派我到酒泉做情报工作的这段经历，却永远留在我美好的回忆中。
  注：阎保录，河南开封人，生于1907年11月。1931年江西宁都起义后参加革命。1989年11月病逝于嘉峪关市。其生平事迹在《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一）》已有记载。
  国强，系阎保录之子；三峰系阎保录的三个女儿，即秀峰、雪峰、聚峰；常征系阎保录之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