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四清”运动
康丰才
1965年秋季,根据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指示,在酒泉县城乡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通称“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怀茂公社的四清运动,是从1965年9月22日开始,到1966年2月22日结束,历时142天。当时我在怀茂公社工作,参加了该社四清运动的全过程。
这次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65年9月22日到11月25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具体工作步骤是:1.广泛深入宣传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1965年1月14日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工作队进村后,先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会、社员会、妇女会、干部会、地富子女会等各种会议,说明来意,宣传政策。同时,登门访问,认门,认人,认阶级。通过这些活动,初步摸清了群情、干情、社情、敌情,大体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顾虑和“四不清”干部对运动的态度,以及怀茂公社阶级斗争的总情况。在此基础上,公社四清工作队召开了有各类人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动员大会,吹响了怀茂公社开展四清运动的战斗号角。
2.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动员之后,工作队员便深入农户,访贫问苦,继续深入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个别发动工作。同时,组织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结合本社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这样很快就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热情,勇敢大胆地检举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在此基础上,选择苦大仇深、为人正直、办事公正的贫农下中农为主要依靠对象,进行扎根串连,通过他们发动群众,打开了工作局面。
3.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根据二十三条规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先后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和贫协小组。贫协组织建立后监督、协助社队干部进行工作。即:社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事先和黄协商量,先交贫下中农讨论,而后其它阶层,这就充分体现了党在农村工作中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在整个“四清”运动中,充分发挥了贫下中农的骨干作用和贫协组织的作用。
4.成立三结合的清账小组,对生产队、大队和各单位的经济、粮食、工分、物资等进行清理,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这项工作实际是“四清”运动的重点,工作量大,也比较复杂。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作队掌握了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和有关材料之后,大队召开两于会,公社召开扩大会,三干会,组织干部“下楼洗温水澡”,自觉检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并联系实际,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反对和平演变思想。对干部反复进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政策教育。也进一步组织和动员群众,大胆检举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实行会内会外结合,算死账和算活账结合,算“账内账”和算“账外账”结合。运用政策攻心,采取面对面,背靠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多种形式,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逐步分化“四不清”对象。全社用二十多天时间,冼后分9批“解放”干部411名,查出贪污粮食176860斤(市斤),现金4万多元。全公社只有四名基层干部没有“解放”,最后被定为贪污盗窃分子。
5.开展“三算”(算经济账、算政治账、算思想账)、“四查”(查表现、查上当、查危害、查根源),进行“反修防修”教育。为了促进干部“下楼”过关,公社和大队工作队适时地选择一些问题比较严重,但能主动交待,退赔兑现积极的干部为典型,在两干会或三干会上现身说法交待四不清问题,并联系实际把自己交待的问题上纲上线,提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自觉算经济账和政治账,检查出错误根源,认识其危害性。对这些干部,工作队当场宣布“解放”,体现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并运用这些活教材,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解决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的问题,大反懒、馋、占、贪、变。摆和平演变的表现和危害,挖和平演变的根子,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第二阶段从11月20到12月20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清政治为中心,进行战备动员、民主革命补课,扫荡牛鬼蛇神、评审四类分子、开展对敌斗争。
主要工作步骤是:1.战备动员。以四天时间,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和有关材料,提高革命警惕和战备观念。
2.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清理阶级成分。组织群众重新学习了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中共中央1951年3月7日《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根据划两头的原则,经贫下中衣三上三下反复讨论,三榜公布定案,并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全社上划地主6户,富农10户,地富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比由原6.49%,上升到7.96% (按土改时的总户数算),下划下中农146户,贫下中农总户数的比例由下划前的55.1%,上升到65.4%,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扫荡牛鬼蛇神,挖掉封建迷信的根子。怀茂公社比较偏远,过去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比较多,是一贯道、后天道、白腊会、清茶会、积善堂等会道门的活动地盘,有大小道首102人,道徒1200多人。1962年积善堂曾一度死灰复燃,又发展道徒几十人。根据这一情况,在加强正面教育的同时,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了查上当受骗,摆恶果、挖根源的活动,教育群众相信共产党和党的政策,相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公社还召集群众,让道首王宁邦现场表演,揭穿他利用迷信骗钱害人的花招,使干部群众受到了现实教育。
4.评审四类分子。当时,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政策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每年评审一次。在四清运动中,对表现不好的进行了批判斗争,表现一般的进行批评教育,对表现老实奉公守法的,经贫下中农评审讨论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有1人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1人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对补划的地主富衣中,有1人被定为地主分子,3人被定为富农分子。同时在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其他人员中,有4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有3人被定为坏分子。
第三阶段从1965年12月20日,至1966年2月22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全面建设,搞好思想教育,整顿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订生产计划,做到思想、组织、生产三落实。
主要工作步骤是:1.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全公社建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207个,有2981人参加学习。65个生产队建立中心学习小组65个,培训学习辅导员104人,购买《毛主席著作选读》602本,各种单行本938本,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2.健全组织。对各级领导班子和贫协、青年、民兵、妇女等组织进一步做了整顿,有的调整,有的改选,加强了领导力量,使之充分发挥各自的组织作用。
3.整顿党组织。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对中共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王作,阶级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已得到解决,阶级阵线已经划清,党内的矛盾也基本清楚了,所以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党内进行了整顿。首先由党员自己用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从阶级立场、路线斗争方面做自我检查,提出登记申请,经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报上级批准,全公社137名党员中,准予登记的103人,缓登的13人,不予登记与退党的10人,开除党籍的11人,受处分的6人。同时,对“四清”运动中涌现出来的60多名积极分子,先后被接受为中共予备党员。
4.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了巩固四清成果,工作队帮助社队制定了学习制度、各种会议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物费保管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等。
5.落实生产计划,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工作队帮助社队,把农民群众通过四清运动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生产建设上,发动群众鼓干劲,订措施,落实生产计划。1966年增加粮食播种面积1000多亩,扩大玉米、大豆等高产作物面积7100多亩。
四清运动之所以在群众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1.群众发动的充分,政策深入人心。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从1962年9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时就开始了。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还附有湖南、河北、河南、东北局、山西、浙江等省市的20件材料),通过贯彻这些文件精神,每年都在农村进行面上的社教,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同时,全国有王光美蹲点的桃源经验,西北局、甘肃省委先后在酒泉县清水公社、山丹县进行了试点,酒泉县又在泉湖公社搞了试点。点上的经验都及时在面上宣传,点面结合,为全面社教奠定了基础。
2.组织健全,领导力量强。县上成立四清工作团,公社有四清工作队,大队、生产队有工作组。怀茂公社由县上派来四清工作队员160多人,大部分是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解放军排以上军官,和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只有少数是地区机关干部和从其它公社抽调的社教积极分子。公社工作队长张超义(卫星发射基地某部部长,副师级)、副队长陈端功(卫星发射基地某部团长)、崔雅修(女,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大队工作组长都由营以上干部担任,每个生产队有两名以上工作队员。工作队员的数量和政治文化素质都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这次运动乡村城市一齐搞,工业、农业、商贸、机关、学校都参与,形成上下左右一齐动。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牵扯到哪里直接查到哪里,不走后门,没有人说情,没有阻力。县上给工作队调配了打字机,调用卡车给银达和怀茂公社通了交通车(四清结束后停运)。当时,四清是全县工作的中心,更是各行各业的重点工作和人们的中心话题,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那些有问题的人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
3.政策界限明确,重点突出。“二十三条”对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工作队员、时间、工作方法、搞好运动的标准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由于政策明确具体,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极大的启发和调动了群众参与运动的信心和搞好运动的决心,积极投入到运动的各项工作中去。人们也认识到有些问题在群众中也虽有表现,但根子还在干部身上。体会到基层干部是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火车头,只有干部“身正,才会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
4.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为便于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有利于运动地开展,在“四清”运动开始前,县委对各公社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有的做了对调。怀茂公社党委书记王兴武是由县党校调来的。公社四清工作队进村后,他是第一个被结合参加四清工作的社队干部,其他社队干部暂时一律靠边站,参加学习交待问题,待四不清问题搞清楚宣布“解放”后,方可被结合介入运动。当时,对所有干部(包括卸任的)都要“有枣没枣敲三杆”,人人“下楼”过关“求解放”。全公社列入四清对象的社队干部400多名,是先后分9批宣布“解放”的,“解放”一批结合一批,逐步做到依靠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依靠95%以上的群众,依靠95%以上的干部)。笔者在公社机关是第二批宣布“解放”的。当第一批“解放”的干部名单宣布后,对没有“解放”的人思想压力很大,心中忐忑不安,吃不好、睡不好,再搜肠刮肚地找自己的问题,进行补充检查交待。并把自己的问题梳成辫子,在提高认识上下功夫,从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挖思想根子,在反修、防修上查危害。后来机关工作组的芦组长告诉我,第一批没“解放”的原因是我对公社原任领导的问题揭发不积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并无什么问题)。
当时,公社机关包括学校(中学)、医院、供销社等9个公办单位的脱产干部40人(其中国家王薪人员30人),早晚集中在公社学习、开会搞运动,下午搞业务。公社干部在未宣布“解放”前下队只能检查一下生产,不得过问四清运动,不得私自、单独和大队、生产队干部接触和谈话。在开会和学习时,人人都精神振奋,正襟危坐,精力集中,气氛非常严肃。
5.对工作队员要求严格,纪律严明。工作队员进村前,都进行了培训,特别是对生活,问题提出了非噹严格的要求。进村时自带行李,公社机关的工作队员自办伙食,不给公社增添任何负担和麻烦。大队、生产队工作队员在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五角钱的伙食费。工作队员和群众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不搞特殊化。社队干部宣布“解放”后,工作队员才能到他们家里去吃饭。群众吃啥工作队员吃啥,不吃请,不饮酒,从部队来的工作队员则以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把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了农村社队。南坝大队工作队员沈象仁,是刚从广东来的大学生,刚开始生活不习惯,怕苦、怕脏,一顿饭只吃一小碗面条,经过和贫下中农的接触,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和贫下中农睡在一起,吃在一起了,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6.工作认真细致。四清运动自始至终都做到了有计划有安排,工作部署环环紧扣,一丝不苟,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不虚报浮夸,不走过场。各阶段结束时,要依照计划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转入下一步。仅第一阶段结束时,公社工作队就组织力量,深入十个大队,六十五个生产队,采用“听、看、谈、查、问、帮”的六字方法进行验收,召开各种座谈会156次,访问农户300多家,个别谈话500多人。整个运动结束时,用毛主席提出的: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干部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要看增产还是减产的六条标准进行了全面验收,并以这六条标准为题,向县四清工作团写出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