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平息黄草营反革命事件纪实
  王治顺
  (一)1963年4月10日，以反革命分子白玉江、柳学文、柳怀福、陈克俭、王庭玉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酒泉市(县级)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叛匪们割断了大队通往公社的电话线，设立岗哨中断了通往嘉峪关区的交通要道，绑架了公社党委书记王天存同志，欺骗胁迫该大队社员群众300多人在大队所在地院内聚会，宣读反革命文件，恶毒攻击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宣布成立了反革命组织“西北工农革命政府”和反动武装“黑山湖游击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公社书记王天存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尔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天存同志绑赴西石滩杀害。叛乱情况被酒泉地区、酒泉市委、市政府得知后，叛匪便意识到反革命图谋已败露，便于次日清晨裹胁部分群众向断山口逃去，匪首白玉江等8名骨干分子乘群众逃跑混乱之机，分头向铁路沿线仓皇逃窜。
  叛乱发生后，酒泉地委、地区公安处和酒泉军分区立即调集武警部队并从各箪位抽调千部组成工作组，于4月11日上午赶赴黄草营平叛。部队和工作组到达黄草营后，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分化敌人，一面派出部队和公安人员围山搜索，侦察追捕，使随叛匪逃走的群众全部返回。
  4月16日,数十名反革命分子被公安机关全部逮捕归案，彻底平息了这次叛乱。
  9月26日，反革命主犯白玉江、柳学文、柳怀福、张天才（原黄草营大队书记）、王庭玉（原黄草营大队大队长）、陈克俭（当年复员军人）等罪犯，经过呈报甘肃省髙级人民法院核准，匪首白玉江、柳学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柳怀福、玉庭玉、陈克俭三犯被判为死刑,缓期二年。其余罪犯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9月底，中共甘肃省委追认王天存同志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嘉峪关城楼下边的山坡上，并为他立了“永垂不朽”的墓碑，碑文简介了他的事迹。
  （二）1963年，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物资供应不足，部队的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我们酒泉市公安中队也一样，正逢四月初青黄不接的时候，既缺蔬菜，又缺肉食，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到中队的学习和训练，还直接影响着中队担负看守与押解任务的完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改善中队生活，加之“五一”节即将来临，所以,中队领导决定抽三名战士到嘉峪关的黑山打猎。当时抽调的三人中，有我和张志贤同志（现在酒泉市白冰泥厂工作），由老班长王忠友同志（已病故）带领。接受任务后，我们认真进行了一番进山打猎的准备，于1963年4月10日上午九时半,从酒泉西关车站乘班车西行，中午十一时到达嘉峪关市区“五一”俱乐部门口下车，将枪支弹药等物寄放在嘉峪关派出所内（当时，嘉峪关是酒泉市辖境，公安机关只设派出所，归酒泉市公安局管辖），并给当时的所长陈大义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就去该市百货大楼购买茶叶、火柴、蜡烛等物。中午饭后，步行离开嘉峪关市区，三时左右到达嘉峪关公社所在地，在供销社门市部又购买白糖等物，稍作休息，我们继续向黄草营方向行进。 （三）黄草营大队地处嘉峪关公社正北10公里处，西近黑山，北连断山口和金塔接壤，东、南临戈壁滩。上至西南石关峡，下至东北断山口呈狭长地带约10多公里。当时，交通不便,没有正式公路，更无交通车，只有一条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南北方向的便道，由该大队向南经戈壁滩到嘉峪关公社。临近大队居民点东侧有一条从西南方向石关峡流出的小溪，沿大队向东北方向流去，自然形成了一条小河，河水长年不断，全大队的灌溉和人畜用水全靠这条小河供给。靠近柳家庄西面不远处有小木桥一座，可供行人过河之用。大队的电话线是自行架设的很不规范。没有照明电，社员群众长年点煤油灯。全大队共8个生产队，人口约1000人,有小学一所，大队部设在四队。由于该大队地处偏僻，自然环境荒凉，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大队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党的领导力量严重薄弱，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绝大多数群众对外面的社会情况不了解。当地群众思想觉悟不高，迷信思想严重，极易受坏人煽动。
  我们一行三人，由老班长带领，在向黄草营大队行进途中的戈壁滩上，碰上了一群黄羊，我们追赶了一阵没有打着.于当日下午四点多到达了该大队的三小队，准备住在社员王在成家。他家人口不多，老俩口和儿子、媳妇共四口人。我们到他家时，家里只有老婆子一人在蒸馍。我们放下枪支、弹药和其他物品，一面准备洗脸，一面问老太婆：“家里其他人都干啥去了，怎么不见人？”老太婆回答：“都种地去了，过一会就回来，你们洗个脸，歇一会，我给你们端馍馍去，先吃上点，晚上再给你们做饭……”。这一家人，我们以前就很熟悉，因为前几年打猎时，就在他们家住过，对我们一直很热情。但这次进王家门后同老太婆的交谈中，我们总感到她神色慌张，说话不自然。时间不大，她给我们端来了馍馍，我们一边吃一边问：“最近你们除了种地还干些什么？”她回答：“其他也没做什么事，就是今天早上从酒泉公安局来了两个人，上午在大队开社员大会。”我们问：“开社员大会讲什么事？”她说：“开会主要是批斗王天存。”我们早知道王天存是嘉峪关公社党委书记，当时代职到该大队蹲点进行社教工作，怎么会被批斗呢？我们当即问：“批王天存干什么？”她说：“王天存在六。年克扣人，不给粮食吃，逼死过人命，现在老百姓向他要粮食，要讨还人命。”我们问大会最后咋样了？王天存咋办了？她回答说：“大会开完后，就把王天存杀了。”我们听后大吃一惊，感到此事非同一般，决不是正常的开公审大会，尤其杀主夭存一事，决非偶然。哪有市公安局的人直接到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杀人，而市中队的战士能不知道吗?我们又问：“公安局来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她说她没有参加会，不知道。此时已快六点钟了，我们已感到这里一定有坏人作怪，决不是酒泉市公安局所为，公安局也决不会来人。这是因为市中队也受公安局领导，凡属在酒泉市范围内进行的公审大会、捕判大会、处决罪犯均有市中队执行任务。像黄革营这么大的事，哪有我们不知道的？为尽快掌握更准确的情况，我们当即叫老太婆去找她老头子王在成回来。时间不长，王在成来了，讲的情况大致和老太婆说的差不多，因为老汉不认识字，没文化，已是快60岁的人了，有些情况他更说不清。我们问他：“你们大队的领导干什么去了？在什么地方?”老汉支支吾吾地说：“大队领导和公安局的人在柳家开会。”我们又问：“他们开什么会?”老汉说：“不知道。”我们又对老汉说：“我们要见你们大队的领导和酒泉公安局来的人，你去给他们告诉一声。”老汉答应后就走了。在王老汉没有回来之前，我们三人到该大队东南面的路口观察有什么异常情况。结果发现东面距村子一公里的地方有人活动,我们当即前去查看，结果是几个年青小伙子，拿着长矛、木棍，其中一人我们还认识，是大队民兵。我们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是在放哨。我们又问：“谁派你们放哨？”他们回答说是大队派的。我们说：“这里什么事也没有，放哨干什么?”他们回答说：”大队让我们放哨时说，主要看住向黄草营来的人，只准进来，不准出去，如果有人出黄草营，就让我们截住。”我们问大队开什么会？他们说不知道，并说他们放哨已一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哩！我们再问不出什么，就返回王在成家。到老汉家一看，王老汉还没有回来。这时已快七点了，我们问老太婆：“你老头子上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老太婆说：“你们稍等一会，可能马上就回来了。”我们又等了十几分钟，来了 一个老头，但不是王在成，而是王在成的哥，叫王在礼。我们问：“你来干什么？”王说:“我是送口信的。”我们问：“什么口信？”王说：“人家（指公安局的人）说了，叫你们几个人等着，人家八点钟来和你们谈判，你们哪里也不要去。”我们问：“主要谈什么？”王说：“不知道，人家来了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又问：“来谈判的有什么人？”王说：“有公安局和大队的人。”这时，我们已清楚地感到，所谓“公安局的人”肯定是坏人冒充，大队的领导可能是被逼迫的。我们急于想尽快弄清情况，就催王在礼老汉把大队的领导先找回来和我们见面，王老汉就走了。过了将近半小时，王回来了，带着很强硬的口气对我们说：“人家不来和你们谈判了，叫你们不要离开黄草营，哪里也不要去，叫你们和人家一起干。你们要吃的，给你们宰羊，你们要用钱花，说一声，要多少给多少……”还说了许多劝我们的话，总之，叫我们不要离开黄草营。这时八点已过，天完全黑了。我们认为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赶快和大队或者公社取得联系。当时，我们又对王说：“你赶快去把大队的领导找来，不管哪一个都行，我们在这里等着。”等老汉走后，我们立即商量了对策和行动方案。即首先找该大队领导；其次是和公社取得联系;最后是争取时间，尽快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商量后，我们立即从王在成家向大队走去，结果在半路上发现电话线已被割断在地上夸拉着。我们分析，电话线割断，大队和公社已中断联系，大队肯定也没有人。我们当即调头向公社方向急速行进。两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公社，结果公社也没有人。我们又急速向嘉峪关市区行进。
  我们赶到嘉峪关派出所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我们将陈大义所长叫醒，给他说了我们在黄草营遇到的情况，并要他立即给地区公安处挂电话，电话接通后，情况是由老班长王忠友同志报告的。接着我们又向酒泉军分区、公安大队和市公安局报告了情况。公安大队领导接完电话后指示我们一边休息，一边在嘉峪关派出所待命，等部队到达后再说。
  我们报告的情况，引起了地市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连夜召开会议，当即决定成立指挥部调派部队和公安干警及工作组立刻开赴嘉峪关。我们在派出所待命期间，吃了一顿饭，一直等到次日凌晨六时，随部队一同到嘉峪关公社。部队封锁了进出公社和黄草营大队的道路，工作组领导又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当即决定兵发黄草营，平息反革命叛乱。
  （四）4月11日 ,气温骤然下降，天色灰蒙蒙的，下着毛毛细雨，冷气逼人，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部队冒雨进驻黄草营，立即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检举坏人，揭发反革命分子杀害王天存的事实经过。当时真如1951年分田地、斗地主的形势一模一样，工作很难展开。通过工作组的努力，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根据群众揭发和工作组的侦察及广泛了解，很快掌握了以下情况:（一） 发动反革命事件杀害王天存是匪首白玉江策划的，参加的主犯有柳学文、柳怀福、张天才、王庭玉、陈克俭等人；（二）王天存被杀在西石滩一个石头坑内；（三）白玉江、柳学文、柳怀福、张天才、王庭玉、陈克俭和王国馨（白玉江之妻）、柳生瑞（柳学文、柳怀福之父）共8名罪犯在4月10日夜乘裹胁群众出逃之际，向酒泉仓皇逃窜；（四） 部分社员群众受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分别到断山口和进黑山“避难”。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很快作出如下决定:由公安机关负责去酒泉等地追捕逃犯；由部队负责接回进山避难的群众；市中队负责抬回王天存的遗体；其余人员分别到各生产队（每队三名工作人员）一面继续发动群众，一面帮助恢复因反革命暴乱受影响的春耕生产。通过几天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帮助社员群众很快完成了种洋芋和整修水渠等农活。同时，通过和社员群众的接触、交谈，了解到还有30多人（匪首白玉江先后发展匪徒130多人）参加了这次反革命叛乱。有部分年青人，过去是大队民兵，现在是反革命武装组织“黑山湖游击队”成员;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主要领导也是反革命反动组织“西北工农革命政府”成员；他们不但在4月9日半夜带领民兵绑架了王天存，还在4月10日上午主持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对王天存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尔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杀害。通过一段更深入的群众工作，还掌握了这次反革命叛乱的行动计划和纲领。即以白玉江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步计划是首先杀掉王天存，尔后陆续杀掉不听指挥的该大队所有共产党员；大队其他领导如不听从指挥，也在被杀之列。第二步，夺取黑山湖水库民警班武器弹药和枪支，以黄草营为根据地，以黑山为依托建立游击区，成立反动政权。第三步,掌握或夺取嘉峪关公社领导权，组织当地群众于五月一日到嘉峪关市区进行“五一”大游行，进而乘机占领酒钢公司（因当时酒钢处于停建阶段，各单位只留个别看守人员）,夺取无缝钢管厂，在该厂制造大炮和武器，以武装自己，为以后夺取酒泉作准备。他们大肆发展匪徒，扩张势力，拟定反革命纲领，委派官职.刻制印信，制作反动旗帜，筹集反革命经费，收集武器组织武装力量。以上情况的掌握，为破获此次黄草营反革命叛乱争取了时间，少走了弯路，也为这伙叛乱分子的反革命性质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同时，也通过这次活生生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当地群众，使群众提高了觉悟,提高了警惕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一定要建设好，关键是要选好党支部书记，其次是对农民的教育要不断地加强。黄草营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就足以说明首先是支部书记没有选好，其次是对农民放松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和形势教育。当地农民什么都不知道。加之该地偏僻、荒凉，信息闭塞，见的世面少，很容易受坏人欺骗。黄草营农民思想落后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4月11日上午，工作组和部队进入黄草营后，见到的老百姓很少，只看见少数岁数大的老人和小娃娃，其他壮年人和青年人很少见。我们感到很奇怪。当我们向这些老人问情况时，他们就远远躲开我们，不敢和我们接触。个别胆大的老汉试探着问：“你们是谁的队伍?”我们说：“是毛主席的队伍。”他又问：“既然是毛主席的队伍，你们穿的衣服怎么不一样，也不像解放军穿的衣服？”原来，这些人是从衣服上看出我们上穿黄、下穿蓝（当时还有驻嘉峪关机场的空军部队），不像解放军，把我们当成印度军队了。这是因为在前一夭上午社员大会上，匪首白玉江在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政府”后就欺骗群众说：”共产党快完了，印度军队马上打过来了。”加之4月10日由于我们三人的突然出现而走漏了消息，这是反革命分子预料不到的。他们已感到反革命图谋已败露，终将要失败。于是继续玩弄欺骗手段，于当天夜里伙同大队的“领导”向群众煽动说：”你们今天晚上要做好准备，把吃的带上进山躲避一下，明天印度的军队就打过来了。”群众一看大队的“领导”也这样说，就相信了这些“话”，于是连夜烙干粮，炒炒面，于后半夜，该大队能走动路的壮年人和小伙子背着干粮袋和炒面褡裢三三两两分别进断山口或黑山“避难”。村里只剩下一些行动不便的老汉、老婆子和小娃娃。这些老人只是在解放初打土匪、斗地主时见过解放军，其他军人很少见到，这次一见这么多的穿上黄下蓝的军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市中队干警和机场部队随车进山搜索，劝说群众立即回家时，也遇到上述情况，把我们也当成印度军队了。不但不听劝说，而且以更加分散的形式向黑山纵深处逃去。有些逃向断山口的群众，不听劝阻，继续向北行走，结果走到了金塔县。直到叛乱平息，形势平稳后才陆续回到黄草营。这在当时来说，工作难度虽然大了些，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工作局面终究被打开了，群众觉悟也逐步提髙，增强了识别好人和坏人的能力，使广大社员群众认识到，觉悟不高、警惕性不强就很容易上坏人的当。这一次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广大社员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这次因遭受反革命叛乱失去的时间和损失抢回来，保证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多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就这样,我们和地方机关抽来的工作人员，一面教育群众，一面帮助搞春耕生产，一直到“五一”节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大队社员群众的思想情绪才基本稳定。
  4月16日，以白玉江为首的8名罪犯，被分别从兰州车站、西安车站抓获归案。至此，黄草营反革命叛乱彻底被平息。但是，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和生产队的行政组织却被严重破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酒泉市委又从各单位抽调了部分人员组成了黄草营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黄草营的领导工作。一直坚持到年底，待黄草营大队新的班子建成后，工作组才陆续撤回。
  （五）黄草营反革命事件的发生，震动了大西北，震动了全国，也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快速破案，平息叛乱，周总理亲自给铁道部下了通令，令陇海铁路沿线的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严密盘查，紧密配合。因此，仅用四天时间，8名罪犯全部逮捕归案。另外，上级认为，此次破案神速，平息叛乱彻底，其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三人报案快，提供情况准确，为及早平息叛乱创造了条件。其次是由于破案快，处理及时，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为国家减少了损失。为此，公安部为我们三人记了功。老班长王忠友同志记一等功；我和张志贤同志记二等功。老班长王忠友同志还被邀请去北京参加了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观礼活动，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4年初，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兰州军区召开的第一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犬会。同年4月，又参加了甘肃公安总队召开的首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应代表们的要求和领导的委托，我向大会报告了平息黄草营反革命事件的经过。
  注：王治顺，酒泉市西峰乡人。1960年8月应征入伍，历任甘肃省军区边防营营长、安西县武装部副部长,1984年5月转业后任酒泉地区讨管处副处长、酒泉啤酒厂副厂长，现仍在酒泉啤酒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