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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市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工作回顾
  宋锦霞
  1958年下半年以来，全国上下开展了 “大跃进”运动，掀起了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两个高潮，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开展了一系列调整经济政策工作。我市（地级市，含酒钢公司、金塔县）也和全国一样，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粮食产量逐年下降，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工作政策的调整是与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抢救人命同时进行的。
  一、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0年12月3日至5日,在兰州召开了西北局书记处会议，检查了甘肃的工作，揭发和批判了张仲良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对安排好人民生活问题做了明确指示。紧接着，12月14日至16日，传达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酒泉片会议在市招待所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和重点是全面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彻底检查张仲良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特别是在1960年的工作中，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严重错误。17日，酒泉与会人员，在王甫、王秉祥同志直接领导下，检查了市委领导的错误，对抢救人命、安排好人民生活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
  通过检查，酒泉市的错误也是比较严重的，表现在：（一）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估计过高，1958年虽然粮食大丰收，但也虚报为17066万公斤，1959年浮夸为5258万公斤，1960年又浮夸为3129万公斤。因为年年是假产量，假分配，生活假安排,因而不少公社春季闹粮荒。（二）计划指标过高。突出的是“五大”、“三快”，即：征购任务大，播种面积任务大，植树造林任务大，水利基建任务大，地方工业摊子铺的大；学校发展快，城市人口增加快，社办工业发展快。（三）刮“共产风”。收自留地,收自留地种的作物，否定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四）生产瞎指挥。熟地荒芜，逼着开荒，粮食没保证，强迫种蔬菜、棉花，特别是大兵团、专业队，打破队界搞万亩、千亩丰产方等。（五）乱批乱斗。查产中以搜查、斗争、罚款、扣饭等手段对待群众，造成群众挨饿、受冻、浮肿、死亡，土地大量荒芜，牲畜大量减少等后果。1960年元至12月份，全市患干瘦、浮肿和其他疾病的人数高达16.53万人，患病率占总人口的41.3%；死亡人数上升为1.08万人（含各劳改农场犯人），死亡率占总人口的2.7%；外流人口达5000至6000人以上。全市原有大牲畜和羊82064头和164343只，到12月底，分别减少到7659头和 36754只。
  在检查酒泉市错误的同时，抢救人命工作全面展开。1960年12月19日，市委成立了运粮指挥部、医疗救济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城市生活安排办公室和代食品生产办公室等机构，20日又发出了《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火速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宣传提纲，并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一）抽出一批好干部、好党员去当管理员、炊事员。日均口粮不到6两的一律补足6两，不能用代食品、社员自留地和房前屋后收获的食物顶替，保证社员吃够定量。给病人和外出人员增加的口粮，从公社其他存粮内解决。允许群众打粮回家做饭，而且要按规定标准将粮菜代食品如数打给社员，帮助社员解决燃料、灶具等。（二）所有病人一律停止劳动，并采取集中、分散、办营养食堂等各种办法突击治疗，口粮给予照顾。
  （三）对缺少穿、盖、住、烧的社员逐户逐人检查登记，缺什么立即解决什么。（四）在抢救人命这段时间内，劳动就是运粮、打柴、运炭、搞代食品、修房、盘炕、糊窗补缝，实行半天休息或更多一些时间的休息，让群众安置家务，看护病人。（五）有计划地宰杀一批淘汰羊只和老牲畜，有条件的地区还应积极组织打猎增加肉食。（六）开放初级市场，每社搞一个集市，便于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社员交换调剂自己的商品，活跃农村经济。（七）严禁搞反隐瞒、反盗窃、反外流等斗争。绝不能再用打骂群众，翻箱倒柜，停伙扣饭等办法处罚群众。由于以上措施落实得力，全市发病率基本得到了控制并趋于下降。至61年1月4日全市发病人数为25326人，其中患浮肿病的9308人,干瘦病4983人，其他病11035人。全市共设病院及集中治疗站167处，已住病员2542人，深入社队巡回医务人员277人。市属3个医院扩大了床位，市委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和招待所、俱乐部全部腾出设立病床141张，收病员105人。
  二、贯彻《十二条》，纠正一平二调为了彻底纠正以“一平二调”为基本特征的“共产风”，把广大农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党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始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我市于1960年11月1日至3日，分片召开了1700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十二条》精神，对纠正一平二调等错误进行安排部署。我市一平二调错误也很严重，不仅公社有，而且生产大队、小队以及市级机关各行各业皆有。主要表现在：（一）以协作挂钩为名，乱调乱拿。如酒泉师范无偿占用西峰公社联丰生产队土地24亩,还将该社一个劳力调去给他们常年积肥，用该社的车辆拉走该队肥料去种平调的土地，使用该队铁耙、锄头、镰刀、铁铣、马灯等用于耕作,一借不还;他们还拉运玉米杆3000斤、豆衣子1000斤,谷草1100斤，吃甜瓜80斤，均未付款。（二）以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平调物资。如果园公社1959年11月份，从各队平调羊1173只”牛40头，马6匹,还有土地、劳力、农其等,5天之内办了一处农场。（三）以协作支援为名,进行平调。如永丰公社（现银达乡）4生产队将13小队的500车肥料无偿调给别队，使该队90多亩地白水下种。《四》以“割私有尾巴”为名，平调社员自留地与畜禽。公社化中,一风吹掉社员的自留地、猪、羊、鸡、免，收回社员的家具、灶具、木料，占用和拆毁社员的房屋，食堂用了社员的粮、菜、油、柴、煤，不计价付款。据统计，截至1961年7月底,全市平调土地14659亩，房屋58817间，人畜车工493万个，大家畜3678头，家禽家畜46237只，农具13.9万件，家具、灶具13,9万件，蔬菜、燃料2312万斤，其他物资折价170万元。以上平调总值为1995万元。
  根据上级的精神，市上全面开展了退赔工作。首先,加强了领导,从市上各机关到生产队四级都成立了退赔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有一名书记、主任或队长担任主任或组长，设立办公室或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酒泉市退赔委员会由曹布诚、安俊、刘荣华、姚峨、李浩春、肖懋铨、吕文科等7同志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务的办理。其次，明确了退赔时间，从1958年月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第三，确定了清算退赔的范围: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市上各级党政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或占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它财物的，都属于平调的范围。第四,退赔工作坚持的原则是:谁平调谁退赔，从那里平调的退赔给那里；退赔以实物为主，非不得已，不作价赔偿。退还现有原物，先兑现社员急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再兑现国家、集体平调社员个人的，后兑现国家平调大集体与小集体的一般物资。各类退赔实物和价款,1961年兑现大部分，两年基本结束，三年彻底扫尾，而且必须保证归还到原主手里，不准挪用，不准克扣。
  由于采取了边学习，边检查，边揭发，边兑现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头挤的办法，反复交待政策，逐级表示决心，普遍揭发，组织兑现，退赔工作进展较为顺利，截止1961年7月底，全市共退赔986万元，占平调总值的49%。
  三、贯彻《农业六十条》，调整农村经济政策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又制定和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划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纠正了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理太死；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和停办了公共食堂；又规定了自留地使用和经营家庭副业长期不变等政策。从我市的贯彻情况来看，1961年4月21日至26日 ,市委召开为期6天的三级干部会议，对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进行了学习讨论。同年5月13日至15日市委又召开为期3天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再次学习讨论《农业六十条》,并就群众要求迫切而又最能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社队规模的调整、所有制、食堂、供给与工资比例、粮食分配与保管、三定、三包、严格评工计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形成了会议纪要：（一） 调整社队规模。市委规定，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规模的大小，应根据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团结的原则，生产队的规模应以二三十户为宜，居住集中的队可以略大，居住分散的可以略小。泉湖公社有3363户，16175人，10个生产大队，64个生产队，根据以上原则，调整为3个公社，18个大队，125个生产队。
  （二）牲畜、农具、树木、草湖等的所有权问题1.牲畜、农具的所有权。牲畜、农具仍归生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牲畜所繁殖的幼畜也全部归生产队所有，生产大队不再分成。
  2.羊只的饲养可采取下列办法：（1）大队所有，大队统一经营（这主要是指数量多的羊群）；（2）大队所有，小队经营；（3）大队所有或生产队所有，分户饲养（主要指数量少的羊只）。
  3.草湖的所有权。成片大块的草湖仍归公社、生产大队所有，可分片或划段交生产队经营管理。零星的地边草湖随地走，归生产队经营。
  4. 树木（包括红柳）的所有权不变。5.地边、渠旁的芨芨草、马莲一律跟随地走，属生产队所有。
  （五）公共食堂1.对要求回家吃饭的社员让其回家做饭;对要求办农忙食堂、劳动力食堂或一部分人参加的常年食堂钠社员，应根据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啲原则，积极支持办好;允许三户、两户社员自由结合，自行搭俠开食堂;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允许回家吃饭，也可到附近的食堂或群众家里吃饭。
  2. 社员在家吃饭，直接向生产大队提粮。
  3.公共食堂停办后，其菜地要继续保留，可作为商品菜和饲料基地,由生产队统一经营。
  4.食堂停办后，对占用社员的房屋，除留一部分作为今后办农忙食堂和其他使用外，多余的应退还社员群众。借用社员的灶具要退还原主。
  （四）社员劳动报酬分配绝大多数的社队实行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一律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个别收入较高的大队，也可以实行“二八”（按人分20%,按劳动工分分80%）或“三七”开（按人分30% ,按劳动工分分70%）；对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供应和补助部分从社员纯分配中提取；因历年收入虚夸、分配架空的，去掉浮夸部分，重新算帐，长退短补。
  （五）粮食分配和保管口粮的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口粮的保管，对于绝大多数会过日子的社员，口粮可分夏收、秋收两次分配到户;对于因保管有困难或不会过日子的社员,愿意交队保管的，可以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保管.，分期拨粮；对劳动表现不好的人员,其口粮可采取由大队或生产队保管，十天、半月或一月发放一次的办法加以管理。籽种和饲料以生产队保管为主,也可由大队保管。
  （六）“三定“三包”“三定”（定产、定征购、定分配）定到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由群众选择决定；征购任务不准层层加码，落实后坚决做到一包到底；“三包”（包产、包征购、包分配）必须合理调整落实，使“多产、多得、多吃”有着落。
  （七） 劳动管理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和小包工等各项管理制度，在没有新的办法出台之前，可沿用高级社时期使用的办法。
  （八）划拨社员自留地这次划拨自留地，将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计算，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计算。原则上按总耕地面积的5%到7%划留。自留地、饲料地和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小块地加起来，一般控制在总面积的7%到10%,最低的公社每人平均1.7分（按10%计算），最高的公社每人平均7.3分（按7%计算）。
  农村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给广大基层干部鼓了劲，给社员群众吃了 “定心丸”，极大地调动起了群众发展生产，搞好种植、养殖的积极性，而且初歩扭转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不良习气。同时，改善了生产条件，使农业生产逐年回升，内部结构渐趋合理，调整政策初步显示出了它的正确性和威力。到三年调整（ 1963—1965年）期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8.8%,油料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3%。1965年，粮食总产达到6050万公斤，比1957年5055万公斤增加995万公斤，油料总产达到173万公斤，比1957年107万公斤增加66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