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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县人民公社化情况的回顾
  李缵涛
  大跃进的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时指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合在一起，还是人民公社好。接着《人民日报》和首都各大报纸、广播电台连续介绍全国各地创办人民公社的经验。酒泉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听到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消息，也顺应发展潮流，积极创办人民公社。9月2日，西南乡政府红旗招展，彩旗飘扬，所属西峰、官北沟、塔尔寺、张良沟、联丰、香庄、中深沟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千多名社员群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高举“人民公社好”、“公社是金桥、是天堂”的横幅和大幅标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宣布：酒泉县西峰人民公社成立。这是酒泉县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并向县委报喜。原乡党委书记李存福就任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常昆，县长孟言吉等有关领导及各乡党委代表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有关单位还送了贺信、贺词。常昆同志代表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对西峰人民公社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作了讲话。他要求各乡党委书记，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克服“小脚女人”作风，亲自挂帅，大胆领导好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在9月8日，泉湖乡的春光、友好、永久、三水沟、四坝、头墩、和平、水磨沟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近一千五百名社员群众，也兴高采烈地抬着“人民公社好”的大幅匾额，在泉湖公园举行酒泉县泉湖人民公社成立庆祝大会，由张德福任公社社长，侯富贵任公社管委会主任。春光农业社群众拿着石沙田培育的22斤重的花皮大西瓜，友好农业社社员拿着石沙田种植的大辣子、牛心茄子、长胡茄，永久农业社社员拿着50—60公分长的“红嘴雁”豇豆，四坝农业社社员拿着“卫星田”培育的白马牙玉米大棒子向大会献礼。公社成立后，又向县委报喜。县纪监委书记、县委常委马守基同志，代表县委、县人委表示热烈祝贺，群众载歌载舞，大会在热烈地气氛中结束。《酒泉县报》、县广播站对两个公社的成立做了报导。此后，全县的人民公社象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如临水公社由临水、三墩、中渠、鸳鸯、长城五个小乡组成为全县最大的人民公社，社长张生贵。截止9月24日，将全县34个乡（包括嘉峪关市的文殊、嘉峪、新城三乡）合并成立了 “政社合一”的十八个人民公社。
  公社干部都是原各乡的国家工作人员。公社党委书记、社长、管委会主任，由县委审批任命。干部编制为：大公社25—30人,中公社20—25人，小公社17—22人以上。机构设置方面，党委设办公室、秘书、组织、宣传、纪监等部门，还有共青团、妇联和武装部。公社管委会有两部一室（也有三部一室的），即财会粮食部、文教卫生部、治安保卫部（有的叫政法部）和办公室。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归办公室,由文书处理。
  1958年12月，为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又开展了小社并大社活动，将全县十八个人民公社合并为十三个。将冯候并入西峰，杨洪并入银达改为五四永丰人民公社，西坝并入怀茂，铧尖并入泉湖改为四坝人民公社，西店并入总寨，营尔并入上坝，红寺并入金佛寺。为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又以一个、两个或三个生产队并为一个中队，原来的生产小队称为生产组，原队长改称组长。如西洞公社罗马大队一、二、三生产队并为一个中队后，东西长3公里，相反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县上又从各局抽调了 30多名干部，成立了县联合人民公社，由副县长耿占鳌同志任县联合公社社长，办公地点设在南稍门外，专门指导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在一次大会上，耿占鳌同志代表县委宣布：人民公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集体经济。取消社员自留地，生产资料及树木，社员房屋归公社所有。并规定不准拆除、倒卖、砍伐（包括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树木）。公社化后社员全吃集体食堂，生产队再不向社员分配口粮，社员也不再经营自留地。社员家庭养的鸡、猪、羊，全归公社集体饲养。
  农村公社化运动带动了城市公社化运动。当时城关镇政府改为城关镇人民公社，随之六个街道的人民政府也改为街道人民公社，并和农村一样，各街的居民委员会，积极创办街道居民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后，撤销了各机关单位的小食堂，除街道食堂外，全城在东大街（今工艺美术厂服务社处）办起了规模宏大的职工食堂，干部、教师及各单位职工全都在这个食堂就餐。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前，经济条件好的西峰、泉湖、银达等乡已创办了一部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公社化后，食堂做为人民公社的“心脏”，各公社队队办食堂，社社办起了敬老院（幸福院）、托儿所。全县实现了吃饭食堂化，老年幸福化，小儿托幼化。公社化后，将以前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改变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经济条件较好的西峰、泉湖，提出实行全供给制，社员吃饭、医疗、孩子入托、入幼、上学、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全由集体供给。凡参加劳动的社员，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月基本工资为10元，每月一等12元、二等11元、三等10元、四等9元、五等8元、六等7元。经济条件一般化的永丰、果园等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如永丰公社提出社员看病，每人每月医疗费3元，超支自己负担；保证孩子入托、入幼、上学；优待五保户、烈军属，敬老院集体负担一半经费。社员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每人每月基本工资6元，按六等评发，一等9元、二等8元、三等7元、四等6元、五等5元、六等4元。其他经济基础薄弱的大队、公社,，实行部分供绐制，并先保证办好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孩子入学免收学费，五保户、烈军属、特困户实行医疗补助。其余社员实行年终一次分配。生产队完成大队所分配的各项任务，协助大队组织好生产和群众生活，并负责记好社员的出勤、记分，为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分配提供依据。
  人民公社化后，继续坚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条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它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同时还提出打破队界、社界，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富队、富社无条件无代价地支援穷队、穷社，劳动力完全统一安排指挥，房子大搬家，刮起了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1961年春天，由于公社规模过大，不便经营管理，又将大社划小，把全县十三个大公社划为十九个公社，恢复了铮尖、怀茂、西洞、红山、三墩公社。并把全丰改为丰乐，红旗改为下河清，永丰改为银达。调整了九个不好管理的大队，如临水的漫水滩大队划归铧尖公社，长城大队划归三墩公社。取消了大队下面的中队，恢复了原生产队。
  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三化”：（一）生活集体化：公社机关食堂及其他各单位食堂全部撤销，到临近生产队公共食堂就餐，社员按每个人的定量标准，在食堂排队打饭。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单位职工的粮证交公社财务会计（或粮食会计）统一管理。自己出钱购买公社统一饭票，公社干部和单位职工下队，用公社统一饭票在各食堂吃饭，由各食堂管理员拿此统一饭票到公社财会股结算。（二）生产战斗化，大兵团作战：所有劳力吹哨子集合，整队上地劳动。各大队以青年民兵组织突击队，一切农活都打突击战，白天干不完，晚上掌灯突击完成。全县提出：人、机、马、牛一齐上，半个月内完成深翻土地任务。泉湖公社有这样一个口号：“抹掉帽子顶破天，完不成任务非好汉；快马加鞭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三）行动军事化：凡符合民兵条件的男女社员都参加民兵组织，分为男、女基干班、排、连、营；普通民兵班、排、连、营。生产队小的为班，人数多的为排，中队为连，大队为营，公社为民兵团，县上以武装部为龙头建立民兵师。除班排营团正职外，连、营设政治指导员，由中队或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团有公社党委书记兼任政治委员。民兵组织特别是基干民兵，按军事化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持枪劳动，做到''劳武结合”，一刻钟或半小时内集合完毕。民兵都经过军事训练，以适应战备需要。
  人民公社初期的重点是花大力气办好公共食堂，全县共办了 1300多个公共食堂。前一阶段，即1958—1959年3月，绝大多数食堂办的比较好，社员比较满意。有的食堂提出米面轮流做，饭菜多样化，一星期内不吃重样饭。后一阶段，即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春，由于首先保证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留足种子、牲畜饲料，除一部分公社大队保证480—500市斤口粮（原粮）外，大多数公社都不能保证社员的基本口粮，每人每天吃不到一市斤粗粮。从60年春到61年，全县农民开始吃回销粮，仅泉湖公社一年缺粮420万斤。各食堂因社员吃粮标准低，后来提出“低标准、瓜菜代”，利用干树叶、野草籽、包谷杆等磨成粉，做代食品充饥，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患了水肿病。此后，社员口粮一再降低，以年龄每天每人只有四两、五两、六两粗粮（那时用1斤为16两的秤）。加上一部分干部和食堂炊管人员多吃多占甚至偷拿，社员吃到的粮更少得可怜。社员气愤地说：“人家头大的，吃了湿的拿干的，我们盆子里端的是照天的。”全县几乎所有食堂缺粮、缺钱、缺燃料。一些地方烧光了畜草，砍光了树木，又拆烧了房子。尽管县社两级派大批干部到基层抓食堂，但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漏洞无法堵塞，造成社员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
  1961年冬，党中央下达了《十二条》，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以及“浮夸风”、“瞎指挥”的错误，提出恢复社员自留地，退还侵占社员的房屋，允许社员家庭养鸡、养猪、养羊；允许社员房前屋后栽植树木。由于《十二条》的下达，使农村经济政策放宽，广大社员思想逐渐安定。
  1962年9月27日 ,党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六十条》，确定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六十条》的贯彻实施，使农民群众思想上进一步稳定，农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开始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