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和平解放的回忆邹协勋1949年秋，当一野解放大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进军大西北地区之际，我正担任国民党军甘肃酒泉联勤总部第十九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玉门油矿专员。毋庸置疑，当时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河西走廊挺进，特别是党的和平解放政策，推动了西北地区以陶峙岳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包括我在内，走上了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但也仍有少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势力，如青海马步芳父子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为首的“主战派”，他们还妄图负隅顽抗，螳臂挡车。其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灭亡，留下可耻的罪恶纪录。现就起义的事实经过，分段纪述如下：一、起义前西北当局人事概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设，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八补给区司令部（司令曾震五）于兰州。长官张治中因任国共和谈代表去北京，由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代长官。嗣后郭寄峤调重庆，青海马步芳接替西北军政长官，宁夏马鸿逵接替甘肃省主席。1949年8月兰州解放，马步芳等脱逃，由当时的另一个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代行长官职务。是年9月底，刘率长官公署和八补给区司令部撤驻河西武威，继续顽抗。接着武威、张掖相继解放，刘任脱逃，长官公署与八补给区则先后撤至酒泉。此时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授命于长官公署少将副参谋长彭铭鼎和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汤祖坛处理河西一切事宜。
  十九兵站分监部设酒泉，配属河西总部指挥，担任整个河西守备部队的补给，并兼应新疆；而人事管理仍直属八补给区司令部。分监部于是年春接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郭忏）命令，限7月底以前完成改编为八补给分区司令部，我当时因局势变化紧急，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就把这命令压着，没有宣布实行。又，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玉门油矿的前任专员是吴松涛，我是1949年4月开始兼任的。这个专员办公室，设油矿酒泉办事处内，主要负责油料分配事宜。
  十九分监部所辖直配属部队，计有:直属监护连一个，另由河西总部拨给指挥使用的兵力一个连；直属汽车连一个,另由辎汽三团调拨使用的一个连；通讯排一个，附借拨联勤总部美式电话座机四十部；人力中队一个；骆驼大队两个。直配属机构单位有：兵站分站四个，每分站有派设二至三个派出所的能力；粮库两个，辖分库和仓廒各若干；军械库两个，辖械堆所若干；兵站医院两个；伤运站两个（附担架队两个）；被服库一个，辖分库若干个；卫生器材库一个；油库、油池各一个；汽车修理厂和焊补班各一个，其他凡属我管区内的联勤部队和机关——如汽车兵团、工兵团、通讯与宪兵部队；皮革厂、加油站以及公路运输指挥部所属的各军运办公室等，统由分监部监督指导。补给管区：东起古浪，西至猩猩峡，南沿甘、青省界，北尽宁、蒙边境，纵横面积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它是河西走廊的后勤领导单位。
  二、弃喑投明的决心蒋家王朝倒行逆施，恶贯满盈，全国上下，天怒人怨。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解放，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和正义所归。我早在西安事变中，就对中共不计前嫌、一心团结救亡这点，有所认识。且一向对蒋的独裁统治，心谓不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更使我深感痛心。所以我在十九兵站分监任内的1947年春，坚决以业务繁忙为词，电请免予参加在南京中训团召集的团长及少将以上人员的集训。同时我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深怀忧虑。这时我在前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的影响下倾向和谈，希望给全国人民获得喘息复苏的机会。
  1949年3月至6月间，我先后两次由酒泉至兰州八补给区探听曾震五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及打算。某一天，在曾震五家吃饭的时候，有个给曾震五在西安看守房子的人突然跑到兰州，对曾震五说：“刘振世（原系刘戡的参谋长，在瓦子街被俘。经西北军大学习后，任解放军一野某师副参谋长）他来家（指西安的家）坐了一会，要我来告诉曾司令，共产党对人很好，很宽大，不要害怕和乱跑，不动没有关系，将来有什么事，可以找他联络，他可以代向共产党疏通。”当时这“宽大”、“疏通”等话，拨动了我们二人的心弦。我们彼此交换了对大局的看法，使我们解除了不少疑惧，加强了弃暗投明的意念。曾震五说:“跟共产党谈和平，是唯一的出路，但必须秘密进行。”我说：“我们当前处在层层钳制之下，没有掌握作战部队，而机关单位物资，分布甚广，所以唯有争取好好保全物资，不使国家多受损失，就能为和平做出贡献。”曾震五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要将家眷送到酒泉，叫我回酒泉后即在分监部附近帮他租所房子，并向河西总部汤参谋长致意，请他多加照应。翌日，我离兰州赶回河西，沿途视察了古浪、武威、张掖、高台等地的站、所、库、院，以及部队的补给情况，并分别给各单位做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分监部的命令，不许乱动;必须坚守岗位，好好保管物资”的指示后，才回酒泉。我在武威逗留两天，是住在武威警备司令部（即第二四六师师部）。该师师长沈芝生和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是以前在云南远征军时期的老同事。此时我等交换了对当时如何出处的看法。我回酒泉后，又对本地区城郊内外所有的补给物资，尤其是粮、弹、油料等重要物资进行了检查，又叫本部参谋长陈恭分别打电话和玉门、安西、敦煌及金塔等地的站、所联系，传达了以上精神。
  三、酒泉和平解放的经过号称十万骏马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的嫡系部队，于1949年8月下旬，大部被解放军消灭在兰州城下。仅剩下原由河西调出参战的河西警备部队黄祖勋的九十一军和周嘉彬的一二〇军，又被神速西进的解放军追得七零八落，窜到武威时，已溃不成军了。这时，军政长官公署和八补区司令部都已撤至武威。曾震五的家眷也已送来酒泉，安置于我和汤参谋长预先商定的卫生街15号一家大商店的后院。这里原系分监部卫生材料库租借的库房，房间宽敞，地点僻静，长官公署由武威撤'到酒泉时，彭铭鼎个人即住此。刘振世代表莅酒和谈亦住此。在曾的家眷到来后，由分监部监护连派兵警卫，直至补区和长官公署到来。
  兰州解放后，马步芳逃走了。有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刘任代行长官职务。刘任为主战派之首，他们错误地估计：解放军攻下兰州后，必将挥兵南下，打垮胡宗南，进取四川，决不会深入水枯草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急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进军。因此，他们主观断定，仗打到兰州，战斗即可暂时告一段落。于是他们妄想利用这一战隙时间，集中兵力扼守乌鞘岭，以图长期盘据河西这块地盘，等待他们所指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再配合反攻。但是，客观形势并不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的，解放军并未转锋南下，而是跟踪穷追，直逼武威。他们面对这一严酷现实，非常惊慌，于是连夜派遣残部在乌鞘岭赶构工事，并由长官公署直接命令我分监部尽快加派汽车赶运大批地雷炸药，送交一二〇军一七三师（师长李焕南）设防；另外急电蒋介石请准调驻新疆的马步芳的整编骑一师回防河西，同时又命令我作出该师内调的运补计划，限期沿途凿井设点——因为骑兵由新疆到甘肃沿途缺乏水草，必须按站凿井运屯粮秣。由哈密起到关内酒泉的部队运补任务，完全命分监部负责承担。
  这个骑一师，原系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用以割据河西达十一年之久的部队。河西人民受尽了马帮剥削和屠杀的苦头。我当时想：蒋家王朝已到了土崩瓦解的末日了，再作困兽之斗，也只能是加添地方糜烂而已。如果调回骑一师，势必将我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一起搞光，那时我有何面目向人民交待呢！所以我在奉命之后，表面上假装积极，同时又强调运输力量和运补设施上的困难，尽量拖延时间，以待解放军的迅速到来。长官公署命令八补给区先行拨发我分监部两万块银洋的运费，再三催我迅速派人去武威具领，我总是以“今天无人可派”搪塞，推说“过天来领”，故意日复一日地拖延时间。后来长官公署急电，催促执行调回骑五军的运补计划，我被逼无奈了，就拿起电话和在武威的曾震五通话。曾没等我说完，只听他在电话里答道：“彼此心照—啊—啊—啊啊，替骑五军沿途凿井，设站，有困难吗？ ——当然，——两千里长的补给线，困难是有的，你照我们从前的话考虑着办好了。啊！长官部要补区先拨你部两万银洋的运费，你为什么还不派人来领？还是派人来领吧！”我懂得他所说的“照从前的话”和“考虑着办”的含义，必定暗中他已有所活动，叫我继续敷衍、拖延、赢得时间。在促领该款的函电中，我又拖延了几天，才派我部经理科长刘楚珍前往武威请领。可是刘楚珍一到武威，曾震五又对他说：“该款已改拨军运指挥部了。你们去直接联系。‘'我接到刘楚珍这个电话，叫他马上回酒，不要去军运指挥部联系。这样一来，我更有故可借了。我不但借口缺乏汽车，不能大量输送地雷到乌鞘岭，而且有了理由可以把为骑五军内调的运补计划搁置起来。上述军运指挥部，即原来设在兰州担任甘新干线的公路运输指挥部，少将指挥官曾拔群，是在兰州解放时随同长官公署和八补给区撤来武威的。
  关于骑五军内调的问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早与曾震五通过声气,同样借口该军开拔费没有拨到，拖延着时间。这时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逐渐逼近武威。至此，曾震五乃托言亲自入新布置补给工作，以便促使骑五军早日开拔，经刘任的同意,曾震五于9月16日晚间在武威打电话给我，要我即刻在酒泉为他准备两辆3/4的中型吉普（一辆做预备车），带足油料，以便他赶赴迪化（乌鲁木齐）之用。他实际上是赶去迪化跟陶峙岳商量接受和平条款的问题。9月17日曾震五经酒入新时，与我在卫生街15号他家里会晤。他对我说：“我立即去迪化，后方请你负责维持，全权付托于你。”并约定每天晚上与我通一次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想催曾震五早点回来，不料接电话的是陶峙岳。陶说：“克毅（曾震五号）出去了，我是岷毓（陶号）。”我当时出于迫切的和平愿望，毫无顾忌地大声对陶说:“您老怎么还不下决心？!”他立刻火了，马上回答我说：“下甚么决心？你乱叫，叫什么？！”话音刚落，就把电话搁了。
  在解放军第二兵团沿甘新公路酉进，解放武威的同时，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将军）由西宁北翻祁连山，出扁都口，在民乐消灭了骑十五旅，旅长王世谊被俘，副旅长董毅为被击毙。随即解放了河西第一重镇——张掖。时长官公署及八补司令部人员，纷纷由武威、张掖撤到酒泉。补区的一个监护营，在撤退途中，跑了一个连，向解放军投诚。而主战派头目刘任，由张掖驱车出来，与一卡车相撞，头部受伤，窜到酒泉后，坐飞机逃走了。至此，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和河西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奉陶峙岳命令处理河西一切事宜。曾震五于9月21日由迪化赶回酒泉，当天去张掖。在张掖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见面后，随即赶赴兰州晋谒一野总部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夜晚，王震司令员派遣刘振世代表到高台，由守高台的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打电话通知在酒泉的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彭连夜赶到髙台和刘振世见面。事后据沈芝生说：因双方驻地有分岐，彭铭鼎强调必须等待曾震五在兰州的和谈结果。刘乃于当晚转回张掖向王震司令员复命。
  由此可见，双方代表虽已接触，但还只能表现出政治上争取的第一步，至于接受和平解放的诚意如何，还有待于实际行动的考验，所以解放军在军事上丝毫没有放松。它的先头部队，早已继续进占距离酒泉仅百余里的清水镇一带，随时准备西进投入战斗，彻底消灭敢于顽抗之敌。
  彭铭鼎在酒泉卫生街15号，再一次当面指示我，要我将分监部一些重要物资向玉门、安西方面转移，我缄默未答。据说，在刘振世返回张掖复命的当天晚上，彭铭鼎曾指示沈芝生由高台撤守酒泉。而刘振世当时是代表解放军指示沈芝生部驻高台不动，听候改编的。以致彭与沈芝生在酒泉卫生街15号大闹纠纷，几乎酿成枪杀。又，八补区在22日下午，突然召集联勤各单位开紧急会议，由副司令杜联华主持宣布：“各联勤单位统统向新疆继续撤退，所有重要物资尽先星夜抢运入新。”同时特别指定我“将十九分监部所存的械弹、油料、被服等先撤安西，尔后转运入新。”我当时认为他们这种搞法，完全与和平背道而驰。我又对曾震五为何以久留兰州不归，内心有些疑虑。因此在会上大声疾呼:“我反对撤退，曾司令已去兰州和谈，一切付托我们负责。你们这样做，且不谈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既使作为一个朋友，也不应该出卖他。”我并声称：“我分监部决不安排开动一辆车子。”我会后离开会场去找彭铭鼎问其兖竟。彭也在卫生街15号。我对他说：“克公（曾震五号克毅）既已作为我们的代表去兰州和谈，解放军又已经派来了刘振世和我们联络，为什么又要把重要物资星夜赶运入新？”彭答：“不必问为什么，赶快把重要的运走，我希望你也走开一下好。我的小车子留在后头，是随时准备好了的，随时可以开走。'’我听了这话，必不谓然。不管情况如何，我分监部坚决不动。时酒泉以北至金塔方面的交通早已中断，电讯不通，我与驻金塔担任二里子河至额济纳旗方面补给的一个分站联络不上，情况不明。该站站长刘文彬，.先在武威临近解放之际，曾回酒泉分监部“述职并对我说：“金塔有一条小路可通绥远，建议分监部迁金塔，以利尔后行动。”我立即明确指示他说：“分监部不考虑迁动。你去绥远，绥远又去哪里呢？希你回金塔好好维持，多负责任。你那里还有一个骆驼大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分监部的命令，绝对不要惊慌乱动！”当时他答应的好好的。不料他后来竟擅自率领该站向绥远方面逃跑了。听说逃跑不远，中途被我解放军截获。
  此时酒泉已经混乱。我很担心分监部的军械、粮秣，特别是堆积如山的油料各库失事，我要我的参谋长陈恭专门料理内部事务，规定分监部及所属各单位照常办公，我自己则内外兼顾，常驱车出外四处巡查。有一次，经过八补区的一个库房时，眼见他们的人员正在急忙地抢运补区原先撤到酒泉的美式军大衣和大量油料入新，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把它扣留了一部分。迄至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些人在做“新疆独立，自给自足”的准备工作。所以有人在曾震五已经去兰州和谈，还要我们把重要物资西撤入新呢！就在这时，长官公署和河西总司令部各处室全部人员及其家属和一二0军各师残部，均奉长官公署命令，分乘汽车撤退到玉门，准备继续西逃新疆。而长官公署直属警卫团的官兵，因为反对西撤的命令，几乎哗变。该团团长洪世禄，派人来向我联系，要求我照常补给。我当即派少校副官刘南咳前往安置，并指定该团移驻酒（酒泉）架（架贡脑包）公路以北的乡村，必须严守秩序，分监部负责照常补给。
  临解放的前两天，酒泉十分混乱，城内城外，到处呈现一片狼狈景象。尤其是反对起义的反动头目们，为争抢坐飞机逃命，丑态百出。代长官刘任，一二。军周嘉彬（后来去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长官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和携带大量黄金逃命的骑兵学校校长胡竞先等，使尽浑身解数，得以抢先登机逃去。而没有来得及抢上飞机的黄祖勋，横卧机场打滚，哭叫号啕，直至飞机起飞，他才爬起来一气跑回酒泉城，入夜时分，将九十一军留在酒的临时仓库（又叫办事处）纵火焚烧，炮弹爆炸，火光冲天，即从陆路逃走了。他顽固到底，终不免在云南鹤庆被俘。我闻仓库起火，当时还有分监部的一个库房也起火，马上集合监护连及人力中队，分别赶赴现场救灭。此时我更觉得责任重大，除打电话通知城关内外所属各单位，加强警戒谨守岗位，并派第一科中校科员王文华驻守油矿专员办公室负责，不断向油矿酒泉办事处主任李清涵联系，要他随时注意油矿安全，切勿发生意外事故。不料9月24日突然发生驻甘肃安西县的新疆警备司令部直属警卫团部分官兵被特务勾引,在安西县城放火焚烧仓库、民房的事件，并有东窜袭击玉门油矿的企图。消息传来，人皆大惊。幸得解放军一野派往骆驼兵困的军事代表赵文星同志的指示，派骆驼兵团赶往昌马截击。激战数小时，当场俘虏警卫团的叛乱官兵二百余人，解回玉门。赵代表将所俘官兵人枪全数交由刚到玉门县的解放军第四师转交毛希舆领回安西。油矿得以保全，人心转安。但此以前我对局势很关切，乃驱车到卫生街15号彭铭鼎处，请他采取紧急措施，维持秩序。一进门，正碰上刘振世和彭铭鼎在争论问题。彭坚持要求解放军暂不进驻酒泉城，必须等待曾震五的谈判结果再行决定。刘一面在整修留声机，一面答复彭铭鼎说:“这是不可能的，且不谈政治问题，凭良心说话，也不能让人家的部队久宿野外，望着酒泉不进城。”我插嘴说：”已兵临城下，还有什么争头？！”最后彭铭鼎答应了，商定在国民党残部内——主要由八补区、十九分监部、辎汽二团和西逃到玉门的军、公、商、建的汽车中抽调汽车二百余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迎接解放军进酒泉。
  起义前夕，二四七师师长刘漫天反对和谈，企图把该师残部拖去南疆继续顽抗。逃经玉门时，骆驼兵团奉命将该师所乘汽车扣留，残部被截留下来了。9月24日晚，决定在酒泉由陶峙岳领衔发出起义通电时，彭铭鼎打电话给贺新民，要他劝导刘漫天在通电上签名，刘当即予以拒绝。最后彭叫贺送刘漫天和该师的团长郑广方再到酒泉，几经周折，刘始允在通电上署名。
  1949年9月25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沿途站满着摆脱了黑暗统治的人民群众。在和煦的朝阳中，解放大军一野第一、二两兵团进入酒泉县城。同一天，一野装甲兵团接受玉门油矿。先天晚上，下大雨，由清水河一带进城的解放军先头部队第二军（军长郭鹏）官兵，全部冒雨分立街道两旁，安静得鸦雀无声，老百姓到拂晓时分才发觉。其组织纪律严明，真正令人敬佩。当天设午宴欢迎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从此，我十九分监部就直接担任了解放军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的补给任务。并遵照王震将军的指示，仍给国民党军队以补给，直到其最后改编。我曾请示王震司令员：“是否停止国民党部队的补给?”王司令员谈笑风生地说：“照常补给！你若停止补给，他们奈你不何，也奈我不何，但他们就奈得老百姓何啊!”使我听了，深受教益。26日，我参加曾震五（先夜由兰州赶回）在酒泉参议会召开的欢迎王、许两司令员及团级以上军官的联欢宴会，王震司令员讲了话，许光达司令员插了话，郭鹏军长即席发了言，大家欢欣鼓舞，随后陶峙岳将军与彭老总莅临酒泉会晤。一野文工团举行盛大音乐招待晚会，我也应邀参加。至此，酒泉完全解放了，整个大西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也算完成了自己转变立场参加起义的使命。
  （转自《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