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一、民国时期的兵制演变
  民国三十年前，由于地方军阀互相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兵员伤亡严重。为补充兵员，就乱抓壮丁扩大兵源。当时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性多数逃不脱被抓兵的厄运。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国民党政府才颁布了 《兵役法》确定了征兵对象。《兵役法》规定凡19岁至45岁的男性中青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在旧社会曾流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潮，虽然有了《兵役法》也无人愿意当兵。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玉门油矿正式开采后，从四川油矿和陕西延长油矿调来部分人员，又从重庆、西安、郑州招聘了一批各种技术工人，但人员还是不够，还需培养学徒工，特别是挖山洞、筑路、担油、修厂房等，需要用大批强壮劳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报请，在兰州以西（重点是酒泉、玉门）吸收工人参加油矿建设，凡在油矿当了工人的，一个工人可以顶一个壮丁。这项请求获准后，河西地区已在油矿当工人者不再征兵。为此，酒泉、玉门的青壮年，为避免当兵，大都跑到油矿做工，因此在当地征兵是比较困难的。
  后来，地方政府制定了灵活法规：1.独子不征；2.长子不征；3.病残不征；4.以马代丁；5.买兵顶名。这五种办法出台后，第3种发生了问题，有个别小伙子竟将右手食指（扣动枪机）剁掉变成残废。第4种办法规定两马顶一丁，也有一马一丁的。事实上，买兵顶名和以马顶丁只有有钱的富户才能办到。卖兵者多是城乡浪迹社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多都沾染了烟（大烟）、酒、嫖、赌的恶习。放纵无羁的生活养成他们许多狡猾诡诈的手段。当有时弄得朝不保夕，混不上一顿饭时便以身卖兵，卖上几拾个“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托可靠亲友保存，顶名应征后，等待接兵的部队带到半路时再乘机逃跑。银达乡拐坝八队老农民庞应武，对我曾谈过他年轻时卖兵七次，每次半路逃跑的苦事。
  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廿五年（1936年）期间，青海马步芳占据了河西酒泉等地，人们把当兵叫“吃粮”，意思是“当兵的吃国家的粮”。戏称 “吃粮当兵来，稍息立正向后转，一天吃的斤半面”, 以后又变为“身穿二尺半，一天吃的斤半面”。这些兵动辄趁机欺凌和敲诈驻地人民，群众中流传着 “百姓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民谣。后来，国民党中央军穿草绿色军服的队伍到来，人们又把当兵的称为“穿老虎皮的”，后来也有称作“遭殃军”，新疆人又称这种兵为“伤脑筋”。由此可见，老百姓对当兵的是何等厌恶。
  当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认为替国民党当兵就等于送死，这就使国民党征兵困难重重，以后不得不采取抓兵。1949年6月，河西各县关上城门抓兵，使十六至四、五十岁的男人只要没留胡子者一律抓。兵役局派人下乡，迫使保甲长带上绳索，昼夜搜捕，撵得鸡飞狗跳墙，小伙子们躲避不了的定遭厄运。农历六月某夜，保甲长带20多人上了我家房顶，目标是我和北房邻居李汉（元生和商号的先生）。我警惕早，躲在南房邻居石磊的床后（他是河西总部的军官），保甲长到我住的西上房没找到人, 另一批人到北房抓走了李汉。次日，“元生和”商号请客说情，送了伍拾个“袁大头”，才将李汉要回来。这样的事，到处如此。
  抓兵弄得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农村里处处犬吠，户户耽忧，一夜数惊。男人白天不敢上地干活, 夜晚不敢回家，躲在沟里、崖里、地窖或树丛里。这种办法，不但扰乱了社会安宁，并且大大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使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情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