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五、解放后的发展状况（1953—1977）（1）解放初恢复建校1949年9月酒泉解放后，部分学生参军入疆， 有的参加革命工作，在校人数骤减，在肃州师范校 址的基础上，酒泉师范、河西中学三校合并建立酒 泉中学，附设师范班（中师两个班，初师两个班）。 1953年3月上级决定恢复酒泉师范，由原专署文教 科副科长林树三负责筹备工作，师范班学生先搬回 酒泉师范校址上课，指定李树全临时负责。暑假开 始单独招生，1953年8月正式恢复建立“甘肃省酒 泉师范学校。”当时，校舍破烂不堪，有的还沿用清 代举院考棚、旧庙，年久失修，大多已成危房。当 时有教职工27人，学生7个班级（中、初师各3班， 就业轮训一个班）238人。当年10月甘肃省教育厅 派崔同书（临洮，西北师院中文科毕业）任副校长， 孙友珊（临洮，西北师院数学科毕业）任教导主任 （1954年后由张遇贤、左万荣继任），魏宗韩（庄浪, 西北师院历史系毕业）任总务主任，石尽忠任副主 任。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们率领师生发扬勤俭 建校的精神，利用课余时间搬土坯、挖运旧城墙砖, 整修校园，经过三、四年的维修新建，学校面貌大为改观。1956年挖城墙扩大操场面积，化学教师周 文治在自制炸药时不慎引爆身亡。当时教师队伍比 较复杂，崔同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大 胆使用青年教师的同时，通过执行团结、教育、改 造的方针，帮助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放下 了包袱，专心致力于教学。当时教职工有陈增吉、韩 贵基、王道平、陶廷明、乔敬义、李德俊、刘秉坤、 王金印、田玉清、刘发芝、甘棠泽、马文彬、李希 玉、马占鳌、茹义忠、张才、张九如等。1954年全 省教师大调整，先后调进的有王茂文、冯尚纯、王 富仁、杨志国、何文远、尹希伊、杨进崇等，以后 又从高校毕业生中分配来马思远、张智、于世英、王 兴权、吴仲仁、孔祥芝、张青里等，各科师基本 齐备。随着师范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的颁 发使用，教育厅又陆续配发了图书、仪器和教学设 备，各项教学活动正常开展，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1954年恢复建校后第一届中师毕业生有任会琮、俞 昭训、赵中岳、宋长寿、赵清有、刘怀钧、刘子发、 何其才等13人。初师毕业生34人，有朱子滨、王 学文、李裕宽、贺风云、牛立其、黄树忠、张文辉、 盛锦云、李惠贞、付乃勤、苏生春等。1955年中师 毕业生34人,有张占先、吴文光、张志学、苏永成、 白光明、梁全录、宋桂昌、徐清、任发泰、何昌荣、张光义、邓德善、高著光等。初师毕业生58人，有 张贵华、辛万仁、郭金兰、李英明、瞿维新、张维 朝、盛录祖、马占杰、张恭喜、张学博、周学敏、吕 文祥、李万录、张学德、郭俊、杨思劲、盛鹏翼、高 正刚、石成俊、贺永年、何一民等。1956年中师毕 业生29 人，除杨奎福、张仁德、沈立元、夏尚诰、 卢占龙、吴立言、马治邦等9人直接分配任中学教 师外，其余全部考入大学深造，如宋希崇、梁万畦、 李丰荫、盛鹏云、林松青等。1957年中师毕业生有 杨峻、周文竹、葛秀英、贺映泮、牛耀英等28人。 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当时还招收了短训班、小 教轮训班。1956年春又培训了上海支边青年100多 人补充教师队伍。陆坚心、付仁根、付莉莉等人扎 根酒泉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并做出一定贡献。这 时学校已发展到13个班级550名学生，为解放初期 中小学教育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2)曲折中探索前进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 化，酒泉师范18名教师中12名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有的蒙难入狱，有的含冤九泉，有的受了长期 的委屈和压抑，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教师队 伍大伤元气，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遂调进胡山 农(任教导主任)、陈大学、苟仪表、薛欣如等人,勉强开课。1958年上级派王凤林任党支部书记, 1959年又增设了幼师班和师训班。在大跃进运动 中，由于过分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 全部投入到大炼钢铁，“勤工俭学”的洪流中。当时, 先在黄泥堡开荒（因无法浇水灌溉，后全部废弃）, 后又不断在四坝、果园、新地、小沙渠办农场，并 在鸳鸯池挖芒硝，同时还挖城墙土填城壕，造田种 植果树。校内又办了粉豆加工厂、饲养场、缝纫厂、 棉花加工砖瓦厂、土法炼铀等十几个小工厂 （场），以劳动代学习，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在 1959年秋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崔同书校长被免 职。1960年的自然灾害给办学带来严重困难，委派 狄祯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为渡过难关，实行“劳逸结合”，减少体育活动和劳 动，降低文化课要求。部分学生下放回农村劳动，有 的自流谋生，学生由405人锐减为150多人，部分 外籍教师也因压缩编制而返回内地。为帮助在职小 学教师进修而办起的函授部也由此中断。为搞勤工 俭学而办起的工厂、手工作坊、农场全部停办，“一 条龙”的办学形式（附小、县幼儿园统一由师范领 导）也从此终结。只有挖芒硝给学校积累资金10万 元，贴补使用多年，购买旧汽车两辆为师生服务，其 余设备全部散失。1958年中、初师毕业的有赵琦、丁寿元、韩宗华、范积博等120人； 1959年中、初师 毕业的有张世雄、任天福、顾廷堃、常正源、郭治 山、王明山、吕治邦等153人。
  1961年中央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在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战胜困 难的过程中，将敦煌、玉门两所县办师范学校撤销， 部分学生插入酒泉师范各班。1962年调李浩春任党 支部书记，崔同书恢复校长职务，通过贯彻“中教 50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了一支强有力 的教师队伍。主要任课教师有：胡山农、魏宗韩、陈 大学、苟仪表、胡占科、张世铭、任修中、王兴权、 孔祥芝、尚延龄、白光明、张怡、杨峻、刘毓贤、陈 浩、杨培林等。学校明确提出了要以教学为中心，贯 彻“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方针，经过扎扎实实的 真抓实干，强化管理，教学质量迅速提高。
  60年到65年毕业的学生虽然每期人数较少， 但学习基础好，能写会画、能歌善舞者甚多，他们 为学校大办工厂、农场、挖芒硝出了大力。如60届 翟有安、祁昌华、祁铭、朱荣华、周春俊、王菊秋 等，61届武发义、许德荣、杨殿学、蒲葆瑛、范克 勤、李培仁、李永寿、郑懋、郭大民、田振华、宋 玉林、张存德、于嘉禄、郭舜、王建国、于斌华等, 62届郑天禄、张学芳、张义忠、赵荣华、安维惠、马秀荣、常崇基、马银邦、王淑兰、吕道子、杨福寿、 吴玉珍、贺玉珍、龚茂喜、肖其明、王菊香等，63 届陈伯谦、梁元武、蔡兰芳、盛芝兰等，64届张永 华、盛进山、张秀英、马兰英、李广忠、翟志武等， 65届李春江、王世雄、陆佩珍、王培坤、万世贵、张 向华、梁元春等。1964年又恢复了函授部，由白光 明、王兴权辅导。65年贯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 教育制度”的指示，还招收了耕读师范班。并由政 府划拨茅庵河边荒滩200亩，供学校办农场，让学 生生产实践。同时重视培养学生业务素质和专业技 能,并坚持了学生的见习、实习活动。还排演了歌 剧“三世仇”和歌舞节目下乡演出，起了很好的宣 传作用。这一时期培养的学生在中小学教育和其它 各条战线都显示出较强的业务素质和才干，涌现出 了全国优秀教师王丽姝、刘成林，特级教师丁生福， 省级优秀教师贾培元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物，担任 行政领导工作的如行署专员盛维德，县处级干部张 永华、李春江等十余人。1966年春季，教育部师范 教育司蓝司长来校视察，对学校工作给予了满意的 评价。
  (3)文革中罹难中辍正当教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时，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的教学活动被迫停止，派性斗争开始。1968年'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返 校“复课闹革命”，地区革委会派“军宣队”、“工宣 队”进校帮助工作，建立了 “育红师范学校革委 会”，李毅阳、杨峻参加了革委会的领导工作，大力 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67、68、69 届毕业生全部推迟分配工作，下乡、下厂劳动锻炼， 教职工也到学校农场或工厂接受再教育。学生的学 籍档案和毕业证书存根也被烧毁。
  1969年“育红师范”又改为“五七红专学校”, 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为农村培训拖拉机手、赤 脚医生、会计、兽医等。1970年朱廷藩来校任革委 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71年招收两批插队锻炼知 识青年共400多人，培训半年分配教师工作。依据 清理图书要求，这年秋季将图书馆的藏书当废纸卖 掉，给后来师生阅读造成极大困难。年底，“军宣 队”、“工宣队”先后撤离学校。
  1972年恢复师范建制，更名为“酒泉地区中等 师范学校”，根据“学制要缩短”的精神，招收二年 制中师班，学生由社队推荐，县市选送，毕业后实 行“社来社去”，根据当年招干指标择优分配工作。 恢复正常教学工作以后，朱廷藩同志通过各种形式 消除教师顾虑，稳定教师情绪，健全教学领导体制 和管理措施，鼓励大家搞好教学工作。教师克服了学生程度相差悬殊、无正规教材的困难，自编讲义， 进行教学。1974年杨思维、张学礼任革委会副主任。 由於受“左”的思想影响，学校实行“开门办学”, 使刚刚恢复两年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部分学生受 “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教师倒霉”等错误论调的影 响，轻视学习文化专业知识，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为期十年的灾难, 师生搬进新建的教学楼上课，学校逐步走上了正规 办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