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回忆一九五九年的查产斗争
  郭仪
  1959年冬天，酒泉市（地级，含嘉峪关和金塔县） 农村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以核查粮食问题上 “集体瞒产、个人私分”为内容的查产斗争。当时 我是查产工作组的成员，在临水公社（临水、三墩 是一个公社）下黄大队参加了此项运动。
   开展此次运动的前因之一是：1958年在大跃进 的新形势下，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些浮夸现象，农 业战线尤为突出，“一个茄子十斤重”、“一个西 瓜五十斤”、“一亩地能挖洋芋拾万斤……”一系 列的虚夸谎报作风，自下而上级级加码。1958年酒 泉县农业战线的确空前丰收，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 一亿一千零九十万市斤，上升为一亿四千一百三十 二万市斤（档案资料）。这年秋天人民公社化后， 食堂提倡饭菜花样多，十天不吃重样饭，干部下乡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交钱和粮票，再加上全民大 炼钢铁无限量地吃粮，造成粮食极大的浪费，农 村的壮劳力几乎全都参与炼钢炼铁。平整土地、秋翻秋灌、积肥造粪等农活全成了妇女、儿童的事。 “一年庄稼二年务”。人亏了地，地惩罚人。到 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加之，无休止地“拔白 旗、反右倾”，整得基层干部人人自卫，个个说 谎，向上级虚报产量。数字报上去了，到了夏收 时，按虚报的高产计算统购粮，场打完，粮交 完，统购任务还未完成，粮食到哪里去了？只好往 生产队长和社员身上推。这就促成了核查粮套产量 的“查产斗争”。也成为我们要深刻吸取的历史教 训。
  12月中旬，市上的“三干会” 一结末，我们一 行四十多人，背着行李来到临水公社。大组长是市 委组织部长杨兴盛。我和原泉湖公社党委书记高尚 德，财政局干部刘桂新（还有一个记忆不清）,被 分到下黄大队，高尚德任工作组长。下黄大队距公 社约十五华里，二潮盐碱地居多，是该公社较贫困 的大队，社员生活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近两年的 胡吹冒料，已经弄得人穷财尽。社员们除一日三餐 仅能喝到食堂三顿可以照见头影的米汤外，真是 “日无鸡吃之米，夜无鼠耗之粮”。当时干部下乡 实行“三同”，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 们在食堂吃头一顿饭时，听取了大队支部书记韩得 才简短的汇报。他讲的主要问题是，在市上工作组还未下来之前，公社就已经抽调了由教师和公社干 部组成的工作组，搞了将近一个月的查产斗争。结 果整死了一个名叫于同宽的老上中农，还是连一斤 粮食也没查出来。他把能够查出粮食的希望寄托在 市上下来的工作组身上。
  第二天召开了生产队长、党团员、积极分子 会，不用动员，他们都知道工作组是来干啥的。工 作组长讲完政策以后，会场上冷冷清清，没有人发 言，也没有人交头接耳。参加会的人都耷拉着头， 表现得非常沉闷。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再三催促 下，才有一个较年轻的生产队长开了口。他说的大 致意思是：农民最听党的话，这次查产斗争中一定 要把今年的粮食产量查实在。坚决把瞒产、私分的 人搞出来……。此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发言了。说 实在的，在坐的人，少部分人脸上还保持着正常人 的血色，大多数人已经是面黄饥瘦，他们走路都很 困难，这显然是饥饿带给人们的症象。
  开会是当时唯一能撬开人们嘴巴的法宝。白天 开会，晚上开会，大会小会，无休止地开会，尤其 晚上，一开就是半夜，发言的人不多，“扯呼”的 声音却很大。十几天过去了，连一两粮食也没查出 来。而公社夭天要汇报，要数字，头几天还比较客 气，只是叫我们要耐心做工作，多说服，“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至于对那些顽固分子要组织几 场斗争会，发动群众揭发。后来公社工作组长杨兴 盛在电话里批评我们右倾，这一来工作组长高尚德 着了急，单独和工作组组员研究办法，根据大队干 部提供的线索，决定先从二队队长刘进财的头上开 刀。对象确定之后，即召开生产队长、党团员、积 极分子会，除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外，谁也不知道会 议内容。待高尚德讲完话后，立即有一位事先安排 好的积极分子大喊：“让刘进财交代问题!”接着 又有几个人齐喊：“刘进财站出来！ ”对于这种突 然袭击的斗争，人们已是习以为常了。刘队长慢慢 地从人群走向会场中心，他毫不以为然地站在中 间。会场上只有几个大队干部和个别积极分子发言 追问他瞒产的实情。斗争会从中午十二时开到下午三、四点，毫无结果。工作组长只好宣布散会，他 说：“刘进财今天极不老实，回去后好好考虑，明 天再交代。”把刘进财打发走以后，他对大家说：“今天的火力不足，明天开会必须先下掉他的架 子，态度端正了再交待问题。”第二天的会，白天、 晚上接着开，中间只留了约两小时的晚饭时间。斗 得刘进财实在无法，只好表示考虑好了明天交代。 散会后派出两个民兵去刘的庄前屋后巡逻，主要是 怕出人命。第三天刘进财态度很端正，会一开始他就说：“我想通了，我们队里没有私分,是我个人 偷了场上的麦子。”这一下会场热闹起来了，开会 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许多人表现出很吃惊的 神态，也有些年纪大点的人似乎不置可否。有人追 问：“你偷了多少？”刘说：“具体数目说不上， 没过秤。”又有人问：“到底有多少？”刘说:“一窖，一寿器（指棺材），大概有两千多斤。”高尚 德高兴地如获至宝，他立即叫刘进财领着大队长杨 兴祥和大队文书盛发江，还有刘桂新和另一个工作 组员到刘的家里去实地落实。他们走了以后，高向 大家说：“今天的事实你们都看到了，希望有问题 的人，特别是生产队干部，最好主动交代……”。散 会后，我们和其他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在大队部等 候到刘进财家去验粮的人。等了约两个钟头，回来 的人说：“他老娘的棺木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他又 指了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有窖。”这一下我们又心 灰意冷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的工作毫无进展，各生 产队里都在连续不断地开会斗争“有问题”的人， 今天斗张三、明天斗李四，群众斗队长、斗会计、斗 保管员……。开斗争会似乎是这次工作组的首要任 务。斗来斗去斗得群众和工作组之间筑起了一道无 形的墙，群众见了我们就远远地避开，我们成了群众眼里的“鬼神”，敬而远之。
  群众没有粮吃，工作组也同样挨饿，到大队快 二十天了，每天喝三顿米汤或糊糊。工作组的四个 人都开始浮肿了，但没有一个人敢当着高组长的面 说个“饿”字，因为高尚德当时表现得很积极。大 队书记见我们一天天“胖”起来，有一天晚上散会 后，煮了一锅洋芋叫大队的四个干部和我们一起 吃。谁知高组长在第二天早上的干部会上却十分严 肃地批评了韩得才一顿。这一批评不要紧，从此后 我们完全断绝了 “外援”。
  我和高尚德睡在学校教师的宿舍里，那里有热 炕，肚子虽受罪，却没有挨冻。一天晚上高问我： “老郭！你说他们大队干部怎么没有一个浮肿的？ 看不出一点挨饿的样子？ ”我说：“他们都有家 呀，食堂里喝上些糊糊，回到家里吃点菜什么的总 还能垫补一下呀，说不定还有粮食呢！ ”高说： “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我说：“死打死挨呗!” 高说：“你看！我的脚已经肿了，我们垮了怎搞运 动……”，停了一会他又说：“你能不能到大队服 务部买一斤点心来我们吃？ ”说真的我巴不得他有 这句话。我故意用他的话给他出难题：“服务部的 点心是救命食品，只能卖给重病人，我们怎好买 呢？ ”高说：“通融一下吧！买一两斤也不妨事，你去办吧！”我到大队服务部，正好只有代销员王 成金一个人。他见是工作组买点心，二话没说就卖 给了两斤。当天晚上我们美餐了一顿，以后过几天 就买一斤，这只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把戏，其 实大队干部早就知道了。
  十二月下旬，公社召开全体工作组员和各大队 党支部书记会，会上杨兴盛介绍了马房大队报粮光 荣的经验。他们的做法是改斗争会为报粮光荣会， 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带头报出他们自己私分和偷 盗的粮食。谁报的多给谁上光荣榜。马房大队不到十 天就报出私分、隐瞒偷窃粮食七十万斤，他们敲锣 打鼓，拾着喜报、光荣榜给公社报喜。公社办了简 报、光荣台以评比的办法促进查产。这个办法真奏 效，原先只管批判斗争，死活没人报粮。这次公社 开会回来后，先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弄通他们的 思想，然后各生产队召开社员会，重新讲清政策， 有的党团员带头报了粮，有的社员也跟着报开了， 有报一两百斤的，有报三百、五百斤的，也有报上 千斤的，几乎家家都有偷窈行为，局面打开了，工 作组和群众之间的那堵墙好象自动拆除了。对报粮 多的人出黑板报表扬。三、四天时间下黄大队就查出 私分、瞒产的粮食三十多万斤。我们也学马房、二 墩等大队的做法，写了喜报敲锣打鼓向公社报了喜，大队工作组受到了公社工作组的表扬。为了庆 贺查产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大队特地给每 个社员加了半斤面粉，改善了一顿生活。下黄大队 似乎有了一线生机。
  根据公社工作组的部署，我们的工作进入了解 决“八大员”问题的阶段，这八大员就是生产队的 会计员、保管员、记工员、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队的粮食加工员、服务部的售货员、饲养员。因为 这些人或多或少掌握着一些有关的权力，他们在粮 食问题上做些手脚要比其他社员更有条件。对他们 的政策也是先礼后兵，以自报为主，先由自己自觉 自愿报出多贪多占、私分偷窃粮食的数字，再经群 众评议，自己认可，最后定案。有些自己既不主动 交代，对别人的揭发又不承认的，开斗争会，直到 按照群众提出的数目交代认可才算罢休。这种人必 须从八大员的岗位上撤换下来。经过认真核实，我 们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八大员身上又挤出 产量四万余斤，这样连同秋收后大队上报的粮食总 产九十万斤，加上这次查出的三十四万斤。1959年 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斤，按全大队粮食 种植面积两千亩计算，亩产六百二十斤。然而就这 个亩产“六百二十斤”的数目，也已经超出实际单 产二百余斤。这本帐大队干部心里有底，群众也明白，但是谁又敢当众吐出真情呢！八大员的问题解决以后，紧接着就轮到大队干 部，为了减少阻力，公社把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大队长集中到公社，通过学习让他们自己解放自 己。当然这种自我解放的办法也同样和对待社员群 众一样，先由自己报然后由大家算帐评议，再通过 各大队社员大会通过方才认可。我们下黄大队还算 好。党支部书记韩得才，大队长杨兴祥，妇女大队 长胡月英他们自报的数目都很可观，得到了社员的 谅解和认可，大队干部的问题也很顺利地解决了。 从后一阶段报粮光荣的事实中，我悟出了一条道 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是至高无 上的，他们最听党的话，尽管在报粮问题上，明明 知道是说了白话，但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叫他们这样 做的，既或是饿着肚子,违了心，只要不为难党的干 部，他们是没有任何怨言的。然而他们哪里知道， 这白话的后头还隐藏着更可怕的危机。
  1960年初，查产斗争进入了尾声，我们工作的 难度却比任何阶段都大。公社指示要我们按照已报 的数字，督催社员退粮。按照公社的指示，我们召 集社员大会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做了宣传：“当初私 分、隐瞒、偷窃的粮食，只要按自报的数字退出 来，再不追究任何责任，这只是对社员而言，至于干部的问题还不能和社员同样对待，尚待后期处理。
  ……”这一宣传，原来的报粮光荣，现在变成了退 粮的哭声。我们走到哪里，社员们就跟到哪里哭诉 苦衷。公社限定在十天内把退粮任务完成。我们心 里很清楚，就目前实际来说，许多人连命都保不 住，拿啥退给我们呢?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没有 一个退粮的人，大会小会发动党团员带头，他们心 里尽管有一团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火，但是没 有实际行动是燃烧不起来的。十天的期限到了，连 一粒粮食也没退出来，大队工作组受到了公社的严 厉批评，公社又受到市上的批评，最后，不了了 之。工作组长和公社党委书记、社长被送进了 “反 右倾学习班”。
  1959年的查产斗争，拉开了1960年以后三年非 常时期的序幕。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