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晋新社的兴衰史
  李芳轩口述
  南野整理
  晋新社又叫共和社，酒泉人都称山西班。这个民间职业戏剧班社，是来自山西的部分蒲剧艺人组成的。在酒泉演出的历史长达十年之久,.曾经名噪一时，享有极高声誉，给酒泉的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至今日一些六十岁左右的人,一提起当年的山西班，无不翘指称赞。那班演员中的狄隆山、筱兰香、李芳轩（笔者谓）、张盛义、朱全盛、缪安文、陈富荣、成金发等名角的舞台艺术形象和他们演出认真卖力、做戏一丝不苟的舞台作风，又从人们记忆的箱底里翻腾了出来。一齣齣的戏剧故事、一幕幕的舞台场景,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四十多年以前……。
  那是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东北、华北沦陷区的人民，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凌辱,纷纷向西北大后方逃亡。此时晋西北地区万荣县的部分蒲剧艺人，为了免遭战祸,谋求生计，在著名须生狄隆山、花旦宋鲜梅（女）的倡招下，集结了各个行当的头牌演员二十多人组成班社一一晋新社，西行演出。这批艺人中有大花脸任金柱，青衣旦孙成群，三花脸王三喜，生角宋龙池、田明山，须生朱秉华，正旦薛玉生以及宋福林、荆绍武等。他们一边演出一边西行，入潼关、经陕西、进甘肃，最后在酒泉落脚。山西旅肃同乡会将他们安排在山西会馆（今第二幼儿园）住宿并演出。这班戏由于他们行当齐全，演员们都具有各自的艺术表演技巧，再加上他们认真卖力的演出作风，首场演出便受到观众盛赞，许多商号和戏剧爱好者给他们披红挂彩、褒赠金钞，山西班的名声从此在酒泉观众中传扬开来。他们演出的剧目中尤以《三闯辕门》、《白龙关》、《打渔杀家》，《打柴训弟》、《周仁回府》最受观众青睐。1940年春，他们去张掖演出，同样受到张掖观众的赞誉。后来因为得罪了一位马家队的军官，每每遭到士兵骚扰和刁难。有一次竟然发生了士兵围攻山西会馆（今张掖市文化馆）剧场的事件，在被逼得无法进行演出的情况下,于1941年夏重返酒泉。
  我（口述者）是1942年来酒泉的。在这以前我在西宁共和蒲剧社做演员,那时我们共和社的大部分演员都是初露头角的青年人，无论演技水平、舞台作风，上演剧目与其他戏剧同行相比，都有许多独到之处，因此在西宁戏剧界也还算小有名气。常言道 "出头的椽子朽得早“，正因如此才引起马步芳的“重视”，他早把抓兵的网撒在我们共和社的周围。为了逃避抓兵，我们全班人偷偷地离开西宁，辗转北上，于1941年秋来到武威。那时武威是马步青的势力范围，我们在武威虽然开锣告捷，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但马步青抓兵的魔爪又向我们一班青年演员伸来。天下虽大，何处有我等立足之地”，被逼无奈，只好西上酒泉。到酒泉后,山酉旅肃同乡会安排我们在大寺（今市图书馆、五金公司鼓楼门市部处）演出。不久我们又和晋新社合并，用共和社的名子厂由我任社长，朱秉华任经理。当时的酒泉城里人口不足三万，奉养着一个共和社、一个秦舞台（秦腔老班子）以及后来的乐乐剧团（秦腔）、力行京剧团、华岳京剧团等。城内能演戏的场地虽有几处，如南会馆（即陕西会馆，今民意街小学）、北会馆（即山西会馆）、五省会馆（今市秦剧团及门前花园）、王爷庙（今人民街南端东边居民区）、城隍庙（今地区医院），但均系老式露天戏台，没有一处像样的剧场。在这样一个人口少、竞争对手多、又缺乏演出条件的环境里，要想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只有提高演员素质和艺术技能。为此，我们又从山西搬来著名大花脸任金柱、正旦六月鲜（此为艺名，真名叫王景芸）、二花脸陈富荣、肖春奎、武小生成金发、陈运亭、青衣范绪中、须生李文中、武丑阎生才以及苏义亭、周富德等。此时的共和社已拥有演职人员四十多人。
  山西会馆是当时酒泉城内的一流戏台，东西两侧各有看台一座，木质结构，画栋雕梁，极为典雅，内设坐椅茶桌，专供达官显贵、富商豪绅就坐看戏。台下是能容纳三百来人的露天场地，供一般观众站着看戏。这种剧场只能适应唱会戏（过庙会时不售票的戏），不宜唱卖戏。为了能有一个风雨无阻的演出场地，我们便和当时酒泉城里较有名气的人物郭鼎卿（人称郭师爷）商议,.由他出钱在仓门街（今地区公安处所在地）修起一处能容纳一千多观众的简易剧场，座南向北，上有屋盖，风雨无妨，台口挂上当时最时兴的汽灯，内设有板条椅、茶桌，戏台两侧为站票席，观众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或坐或站，购票入场。戏院还兼营瓜籽、糖果、茶水。有些人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以看戏招待，也还别有一番情趣。在旧社会我们卖艺唱戏的,要在一个地方站住脚,也实在太难,上上下下的关系得疏通；方方面面的人都得应酬。对于官府，军、警和地方缙绅自不必说,一些地痞流氓、阿飞、无赖的骚扰和刁难随时都可能发生。为了应付门面，搞好关系,.剧场内前三排的座位每天晚上都得留着支应白票 （不买票看戏的头面人物）。尤其从1944年以后,经常有一批又一批从前线退到后方来养伤的国民党的伤兵驻扎酒泉，这些人自恃有功，为所欲为。他们在商号买东西不给钱；在公共场合活动不讲秩序；剧场内还专门给他们留有"荣誉席位”。剧场服务人员还必须精心侍候，按时倒茶水、送瓜籽、递毛巾擦汗，稍有怠慢就耍野蛮，摔杯子、掼桌子，有时还砸汽灯。尽管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的执法队每天都到剧场巡察，但那些伤兵们的不法行为仍时有发生。记得是1944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我们上演《天河配》。那天观众特别多，站票、座票都已卖满，围在票房窗口的人拥拥挤挤要求买票，我让票房人员立即挂出第二天午场仍然演出《天河配》的牌子。就在这时来了大约有三四十个穿黄衣的伤兵，他们硬要进剧场，场内留着的”荣誉席“已经被先来的一部分伤兵坐满了。当时我给后来的这些伤兵解释说：“荣誉席已经被你们先来的弟兄坐满了，请你们明晚再来。”他们不相信，硬是冲了进来，场内观众已满，无处就坐，这三四十个人便要挤着往“荣誉席位”上坐，先来的那些人不让他们坐，结果两部分伤兵发生了冲突,就在剧场内打起架来。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场内观众大乱,纷纷往外跑，椅子、茶桌踏的喀喳响，戏也演不成了。这两部分伤兵从剧场内一直打到街上，噪噪嚷嚷，各不相让。后来河西总部开来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执法队，在强硬的武力弹压下，一场撕打才算平息下去。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伤兵是前几天才到酒泉的，一部分是住在北门外仙姑庙（今屠宰场处）的胡宗南部队，一部分是隹在南门外香庄庙上的XXX部队。这次发生的伤兵斗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过了几天住在香庄庙的那些伤兵又来看戏，他们扬言要找上次的对手较量，幸亏上次的对手没有来，总算平安无事。散戏后他们亮出了好几捆手榴弹（每捆三个），并将一捆绑在椅子腿上说是警告对方。自这以后有些平常爱看戏的妇女和胆小的人，晚上不常来戏园子了，我们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
  1945年，筱兰香、张盛义、朱全盛，缪安文、袁永隆、王成家、筱艳秋等一班蒲剧名家来到酒泉，他们都有各自的艺术专长和绝招，使蒲剧声誉为之大振。筱兰香虽系男性，但他扮演花旦角色却惟妙惟肖，其形容情态、音韵步履无不胜似女性。他扮演的《隔门贤》、《花换布》、《麦红罐》、《大上吊》、《庄子先生三探妻》、《李彦贵卖水》等戏中的女主角确属身怀绝技艺冠群芳，唱功做功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来自民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形象生动，刻画入微。并且常演常新，久观不腻，观众为之折服。高金来在《铡美案》中扮演的包公,《法门寺》中扮演的刘瑾，《黑风帕》中扮演的高旺以其粗犷豪放的音域，落落大方的作派，受到观众赞美，享有”活包公“的盛誉。李芳轩（此处是笔者语）专工须生，凡他扮演的须生角色无不生动深邃地刻画出各类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音容笑貌，《辕门轿子》中的杨六郎，《芦花计》中的闵子骞，《放饭》中的朱春登，《大上吊》中的刘全，《法门寺》中的赵廉都是他的拿手角色。尤其他的台架作派、耍纱帽翅儿和根据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灵活变换脸色的硬功，堪称一绝。在酒泉、高台、武威、张掖一带观众中享有极高声誉。缪安文的丑角戏，情态幽默，语言滑稽，往往逗得观众捧腹大笑。筱艳秋主演的《玉娥训》、《白玉楼》、《秦香莲》、《祭江》、《三娘教子》、《五典坡》等青衣戏，在观众中也有极大影响。其次像成金发、陈富荣、朱全盛、王成家、苏义亭、朱福林等，他们也都各具专长，各有特点，深受观众欢迎。1945年至1948年的上半年，是晋新社名噪河西，誉满酒泉的鼎盛时期。尽管当时酒泉城内已如前所述的五家戏剧社团对垒兢技，但晋新社始终处于场场满员的优势之中。
  1948年山西解放了。七八月间筱兰香带着朱全盛、缪安文和他的鼓师、琴师回了山西。张盛义、狄隆山、任金柱上了新疆。剩下的虽有二十几人,但因行当不全，器乐薄弱，在酒泉已失去了竞争能力。为了剩下这班人的生计，我领着他们到高台继续演出。那时的高台隶属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酒泉专员公署）管辖,许多人常来酒泉办事，对我们晋新社的演戏情况比较了解，因此我们在高台总算站住了脚。直到1949年7月我们又回到酒泉。这时又有几个人回了山西，晋新社遂告倒闭。不久酒泉解放，我和周富德、苏义亭参加了当时的人民秦剧社（现祁连剧团的前身），有的改行经商，有的说评书。成金发、高金来、陈富荣、朱秉华、宋龙池、胡改名参加土地改革，在酒泉农村安家落了户。繁荣十年的晋新社，至此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