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文物赴外国展览
  冯明义
  酒泉市博物馆收藏展出的两件青石半浮雕造佛像塔，小巧精致，形制美观，堪称"玲珑宝塔塔玲珑”。从1980年在博物馆陈列展出以来，备受中外观众青睐，不少各方学者对其摹绘拍照进行研究。特别是崇信佛教的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来中国旅游访问者，每到酒泉博物馆，总要在刻有诸多佛菩像的石塔前，虔诚地观摩鉴赏。日籍华人邓健吾，从82至87年先后四次远渡重洋来酒泉对石塔膜拜，并且每每对同来的日本访华团滔滔不绝地解说石造像塔，引得那些扶桑客人如面释迦，依依不舍。
  1988年，甘肃省文物赴日本秋田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和甘肃兰州结为友好城市）展出，日方点名要酒泉的两件石塔参展。玲珑石塔幸运地渡大海至扶桑，流洋东瀛半载，于次年载誉回归酒泉，并且赢得了应有的经济成果。这是酒泉文物首次赴外国展出。
  1991年，甘肃省文物又赴新加坡展出，曾借藏于省博物馆的另一件酒泉的石造像塔随同赴展。这是酒泉文物第二次到外国展览。
  先后两次到外国参展的三件石佛塔，其中两件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在河西走廊建立割据政权的北凉（公元397-439年）王沮渠蒙逊时代的。一件是北魏（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57年为北周所灭）时期的遗物。北凉沮渠蒙逊尊奉佛教，到处建佛塔，立寺院，广度沙门。酒泉最早的寺院之一石佛寺，依出土文物考证，就是沮渠蒙逊时创建的。酒泉先后发现七件石塔都出土于石佛寺遗址（今军分区和职业中学处）或其相近处。旧时，酒泉城内人口稀少，石佛寺地方无人居住，清光绪间一个姓杨的人在那里开垦种植，先后掘出刻有许多佛像的小石塔 '五件，其后收藏于旧民教馆（今和平电影院是其馆址，原为文庙），其中有三件园锥体小塔也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的。有一件完整的方形小石塔和一件方形残石塔是北魏时期的"还据耆老裴善哉谈，在石佛寺遗址处，先年还曾掘出大型石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浑身裹彩泥圆领通肩袈裟,’被移放在原钟楼寺最高一层大殿上供奉。1964年，中央文化部一领导同志来酒泉，由地区文教局长朱连祥陪同登上已被拆残的钟楼寺（今酒泉中学前部偏西处是其寺址），发现该石雕佛像（原都以为是泥塑），以为稀有珍贵，即责成县文化馆运回保存，今存市博物馆。依此想来，这石佛寺在先年还是颇具规模、沙门众多的一座大寺院，创建时不知云何，后世约因依石佛而俗称为石佛寺。根据《太平御览·沮渠茂虔传》中有载：”初，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按茂虔为酒泉太守,是在蒙逊灭西凉之后（公元421-427年），中街即今小西街，故此佛即北凉石佛，无大差错。方志载称，明朝嘉靖年间就曾掘地得石佛，故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寺院，起名“大赫寺"，将掘出的石佛供奉于寺内，依此可知，北朝所建寺院，明代以前就已不存在了，只使石佛湮没地下，嘉靖时又被掘出，而新建寺院供奉之。不幸的是新建的“大赫寺”于清顺治初又毁于兵火。到康熙二十一年，镇守副将吴朝宰、肃州道台佟成年等，又重修后改名”太平寺"。太平寺，并未太平，其后，寺又被毁，石佛又钻到地下去了。到民国时期又钻出来后,才被人们拾到钟楼寺内得奉香火。钟楼寺又于年被毁，无处藏身的石佛得幸寄居文化馆，而文化馆也自身难保，“文革”中馆舍被卖，石佛罹难，第三次掩埋九泉之下。可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3年，在市博物馆的努力下，又从邮电线务中心站（原文化馆址，先年为上帝庙，旧时为国民党党部，建国后为酒泉中级人民法院，1956年酒泉地区与张掖地区合并后，转建为文化馆，1969年划予线务站）楼下掘出，惜佛头仍埋于线务站楼下,至今尚未觅得。.去日本和新加坡参展的两件北凉石塔，就是1969年从石佛寺邻近的地下出土的。那年，专署街市民挖防空地道时，从86号院内穿过，发现石磨盘一块，起去磨盘，下有并排竖立的石塔两仲，保存十分完整，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居委会任玉兰主任 （女）不怕担“四旧”之名，即将两塔安全地保存在办公室内。1972年，正当全县筹备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七周年之际，热爱文物的寇希儒同志，向原文化馆负责人冯明义详述了两塔出土一事，冯即与任主任联系，无代价地献交国家所有。不久，省文化厅得知后，再三责令立即送省上研究。1976年，在鼓楼举办首次全区文物展览时，又从省上取回一件，这就是1988年去日本秋田参展的那件。还有一件至今存在甘肃省博物馆，它就是1991年去新加坡“流洋”的那件。
  去日本参展的另一件北魏方形小石塔，是1964年果园乡果园沟村农民张积录浇灌农田时，从一水闸坑内发现后，不辞重负，肩扛来城献交给文化馆，分文不提，不久其不幸与世长辞。老农民张积录，街道居委会女主任任玉兰、干部寇希儒，他（她）们不计报酬，热心保护，献交出土文物的高风亮节精神，值得赞扬。并藉之以载入地方史册效发与众。
  前后出土于石佛寺遗址上的五件北凉石塔，质地与形体大小基本相同，各塔都有宝顶、相轮、塔颈，覆钵、经柱、八棱形基柱六个部分组成，基柱每面都线刻有手持不同供物的供养人。有的塔柱还刻有八卦符号。经柱下部都刻有立塔人，立塔年、月、日和立塔的原因（称为发愿文）及-，段经文。覆钵上都分三层，周刻小龛，各龛内刻佛像一至三尊不等，皆座于仰莲之上。七级相轮宽窄相等。浑园宝顶上有的刻一周锯齿，象征“法幢“。有的宝顶刻有北斗七星。有的于正中刻一园孔，大约表示丝织品绣锦“法幢”的中轴。经柱上所刻的经文也都基本相同，据专家考证，这些经文都是东晋时期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所译的佛教 《增一阿含经》中的一段，属于佛教小乘经典。“罽宾，是古西域国名。汉、晋时代的罽宾国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隋、唐时代则位于今阿富汗东北一带。罽宾也是佛教大乘派发源地。汉代以后有许多僧人来中国传教译经。”（《辞海》） 瞿昙僧伽提婆就是罽宾国人，他于西晋末期来到中国，到东晋时已成为比较著名的译经者，五件北凉石塔上的经文就是他译的，是宣扬释伽牟尼“十二因缘观”的思想的（前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长、考古专家王毅考证石塔结论）。
  旧时出土的三件石塔，一件是田弘立于承玄二年的。承玄是北凉沮渠蒙逊的年号，二年是公元429年。一件是马德惠立于承阳二年的。承阳年号不见于史书。还有一件是白双沮造塔，刻铭曰“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查史书北凉无缘禾年号，可能因故而有所避讳，致年号有误。但三件石塔，都是北凉遗物无疑。
  注：按缘和三年，时北凉屈从于北魏，北魏正是延和三年，北凉为了应付北魏，乃改永和为缘和，三年正是公元434年。
  1969年出土的两件，即到日本和新加坡参展者。其中一件是程段儿所立塔。刻铭曰：“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六月中旬，程段儿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合家立此石塔形象，愿以此福城无上道并及命口秋官女，妻陵男亦同上愿。”依铭文“生值末世”来看，此塔显然是北凉被魏所灭之初，于北魏太缘（太延二年，即436年）二年所立。另一件是高善穆所立。刻铭曰：“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纪年为“承玄元年岁在戌辰四月十四日”。承玄元年是公元428年，是沮渠蒙逊灭西凉国后占据酒泉的第八年，到今年，该塔已有一千五百六十四年的历史。
  前后所出石塔，均高40多厘米，底部直径12厘米左右。
  张积录所献出于水闸坑内之塔，为方座方柱形，微残，每面分三层刻佛像，每层一至三龛，龛内一至三像，傍还有佛弟子立像和仿木结构的斗拱、塔檐，十分典雅。刻像有释迦受生、九龙灌顶（洗浴）、菩提树下苦修、成佛说法等，以此之故，它也于1988年东渡日本参展。
  石佛塔，是信徒造就后献于寺院供奉，祈平安如意之物，是迷信品。但其制作之巧，雕刻之精，历史之久，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其所以被埋入地下，或因动乱，或因北魏武帝或者北周武帝曾一度灭佛扬道，淘汰沙门（和尚），除寺毁像之际，为信徒们急急埋藏，以待时机再兴佛法。而这些人以后或走转他乡，或者死亡，石塔也就隐身迷踪，千数年之后又复见天日，并且受到中国人、外国人的珍视，这岂非石塔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