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建国初期酒泉稳定市场物价的实况
  （1949年-1956年）
  李孝祖
  建国初期，酒泉经济落后，财政金融极度困难，市场商品供应缺乏，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解放前夕，国民党滥发货币，通货恶性膨胀。1948年8月22日市场流通的法币贬值，改为金元券，同年12月，金元券又贬值，甘肃省发行银元券，于1949年4月银元券又贬值，市场贷币流通以银元为首。正如《七区导报》记载：”僻居塞外的酒泉，被变化无常的金融市场缠得一般人手无所措，人人经不起贬值的损失，善良的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了“；“时局动荡不安，物价犹如脱缰之马，上涨不已,抢购风潮不胫而走”。当时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酒泉县仅中等商号倒闭停业者就十五家。市场货物稀少，对居民日用物品限数购买。上等香烟每人每次限购一合，衣料每人限购一套，肉限买一斤，照明蜡烛每月公开配售一次。同时对商号百货进行限价、调整、登记。由于纷纷抢购，造成商民恐慌，物价比限价前昂贵，粮食更趋缺乏。上述状况（特别是货币贬值）给解放初期的酒泉市场物价继续上涨，留下了隐患和祸根。
  二、解放以前，以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甚至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私营商业，以极不等价的方式交换商品。据《肃北县民族贸易史稿记载》:一盒火柴换一只绵羊，一块茶叶换二只绵羊，一对细瓷碗换一只绵羊，一匹土布（30市尺左右）换十二、三只绵羊，二十斤面粉换一只绵羊，一斗小米换二只半绵羊等。若春季赊销，秋冬季收帐时，一般还要加上五成利息。如此不等价交换，在其它县市也程度不同的存在，这也给解放初期市场物价波动伏下了危机。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使地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酒泉地方工业基本上处于一片空白，个体手工业产值约为87.31万元，农业生产极端落后，粮食总产只有8345万公斤，平均亩产只有91公斤。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落后，城乡居民的社会商品购买力人均只有39.2元，其中城镇居民为162元，农民为19.2元，这也是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
  四、酒泉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在酒泉集结准备进疆，地方政府为西进部队筹粮捐款。加之人民政府对接收和投诚的旧军政人员实行供给制，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因此财政负担很重，而财政收入只有少量的公粮和税金。当时国家不得不暂时发行一部分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加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未组建起来，一些投机商人乘机抢购商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追求暴利。他们乘粮食、棉布货源短缺，市场供应紧张之机，掀起了一场物价大波动，来势很猛，涉及到其它日用工业品，时间延续达一个半月之久。1950年2月，国民党对上海进行疯狂轰炸，致使工厂停产，妙布大量减产，又值春节临近，投机商人乘机抢购，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市场零售物价指数以1949年12月为100%, 到1950年1月上涨为126%,2月上涨为203%,3月上涨为226%。
  面对以上情况，中共中央适时地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对于商业投机，除加强市场管理外，还采取了以下四种办法：一是控制货币投放，紧缩财政支出，人民银行除特殊需要外，暂停贷款。地方经费、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暂缓发放；二是整顿各项税收，开征了一些新的税目，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发行折实公债，紧缩货币流量；四是抛售重要商品，平抑市场物价。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署和以上“四路出击“的决策，在酒泉地区党政的领导下，于1950年初，组建了国营酒泉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确立了国营经济对城乡市场的领导地位。接着按照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取辅导转业、经销、代销等不同形式，首先改造了私营批发商、粮食商、食油商和棉布商。同时还采取缩小地区差价7.6%和批零差价5%的措施。并在私营企业中推行明码标价办法，从而限制了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从政策上制止了他们谋取高额利润的行为。同年10月，国营贸易公司对城乡合作社商业在货源供应上优先照顾，在价格上给予优待，按当地批发牌价进行折扣，即棉布、植物油2%，细粮、百货、煤油3%,粗粮4%,食盐5%,煤炭6%。到1951年1月，这种优待又扩大为棉布6%,大米、面粉、粗粮、食盐7%,白糖、煤炭8%,碱面10%,煤油12%。据全区国营贸易公司1950年和1951年两年统计，投放市场组织供应棉布295万米，绒衣绒裤61288件，食糖30吨，卷烟11.4万条，食盐96吨，煤油24吨，茶叶2.57万公斤，暖水瓶8688个，棉花415担，活羊9989只，以及足够的小麦、小米、食油等商品。由于采取这一措施，使物价很快平稳下来。在1950年初物价上涨过程中，一些投机商拼命抢购商品，不惜借债买货，存货不卖。到年底物价平稳而且下降，投机商慌了手脚，赶紧卖货还债，越卖越贱,越贱越卖不出去。事后有些私营商业资本家感慨地说，"没想到成立一年多的贸易公司,以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仅用经济手段就把市场物价稳住了，是我们所料想不到的，共产党真了不起。”“1951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于1952年1月，又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资财、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酒泉县为例，查出完全违法户占私营商业总户的0.53%,严重违法户占5.1%,半守法户占17.03%。查出“五毒”脏款382567元，从而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稳定市场物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家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于1952年6月组建成立了粮食公司、油脂公司，同年12月成立了花纱布公司，1953年4月成立了专卖公司，同年6月成立了食品公司。粮食、食油、棉布、棉纱、棉花、烟酒、生猪等商品，均由以上各专业公司统购统销和专卖。这样就把左右市场物价的主要商品掌握在国家手里，更增强了稳定市场物价的力量。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区市场物价不仅稳定，而且出现了稳中有降的新局面。以酒泉市场工业品零售物价为例：以1950年价格为基价，1951年为98.05%,1952年为95.26%,1953年为96.54%,1954年为95.93%,1955年为95.46%。
  1956年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相继调整了职工工资，随之社会商品购买力迅速提高，1956年全区社会商品购买力达8283万元，比1952年的2532万元增长1.48倍，因而出现了许多市场的再度紧张。为防止物价上涨，于当年7月采取了冻结物价的措施，巩固了市场物价的稳定。1952年酒泉市场工业品零售价格为100%,1956年为91%。
  建国初期，在打击投机，稳定工业品零售价格的同时，在处理工商、农商之间关系时，贯彻了 “关于工农业产品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适当提高了以粮食为中心的农副产品价格。
  酒泉市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50年为100%,1951年为250.6%,1952年为234.57%,1956年为254.65%。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6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4308万元，粮食总产达到14910万公斤，分别比1950年的2162万元和8701万公斤增长99.5%和71.3%。与此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在打击投机商人，稳定市场物价，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56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建立网点达483个，职工达4727人，分别比 [950年的64个和539人增长6.54倍和7.77倍。商品纯购进1649.57万元，商业纯销售12329.87万元，分别比1950年的105.23万元和。2.87万元增长14.7倍和132倍。特别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6.98%提高为80.46%,从而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和主导作用。酒泉市场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反映了由过去资产阶级操纵下的，以投机牟取暴利和败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己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了。从而显示了建国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打击投机，稳定物价，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所取得的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