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老八路时思明
  芦茂
  1949年9月，在西北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进军声中，老八路时思明同志随同解放大军来到酒泉，做为第一批军转地干部, 先后在金塔、酒泉、张掖等地工作多年，直至离休现仍居住酒泉。在四十多年的历程中，他和金塔、酒泉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时思明同志是河北省高邑县人，1914年3月出生于赵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29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邢台师专）读书。入校不久，在共产党人和本班进步学生的影响帮助下，参加了读书会，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和其他一些革命活动。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地区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时思明和广大青年学生义愤填膺，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牌上街游行，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
  时思明同志在青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师范学校读书的六年间，他那朝夕相处的同学中，先后有十多名被国民党抓去。1935年，李同安同学（河北省赵县人）被枭首示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南和县城门上，国民党警察站在旁边威胁群众道：‘谁要当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同年，李树梓同学在邢台又被国民党杀害。张玺同学（又名王常珍）被抓时是共青团员，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忠贞不屈，经监狱党支部书记薄一波同志同意，将他转为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对革命人士残无人道的镇压迫害，时思明和同学们支持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他和十多名同学，把平日节衣缩食积存的近百元白洋，全部捐献给革命。他平时对地下工作者也无私资助，表现了极强的爱国之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祖国大片土地沦陷。日本侵略者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掳掠，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一切都激发着时思明同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当时正执教于高邑县高小的时思明同志，由于他和相好的同学、共产党员失去了联系，正当急于抗日无门之时，本校同事王召仁在9月的一天，把张锡九（曾是王的军事教官）介绍给他：”张先生是在蒋介石保定行营民训处工作，奔走冀南各县，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你还年轻，又受过军事训练，就担起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吧！”张锡九说：“你可以动员组织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部队。”时思明满口答应。他很快串连了二十多人，于10月上旬乘车南下，在地下党员王景琦的领导下，购买进步书籍，摆摊设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了许多工作。
  1938年10月，时思明同志在洛阳串连了几位爱国志士，奔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他满怀革命豪情，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八路军前总参谋训练队学习，均获得了优异成绩。
  1939年，时思明同志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被分配到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当见习参谋。次年3月，被任命为军区五分区二十七团一参谋。他在十一年的战争生涯中，一直做参谋工作，在首长身边出谋划策。战前，帮助首长草拟作战计划、命令，检查督促作战准备；战斗中，根据首长意图协助指挥部队，作阵中日记；战后，草拟战斗简报、详报和战斗、战役总结等。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他的足迹踏遍华北、西北的七个省区，先后参加作战近百次。著名的白（圭）晋（城）战役、百团大战、平西反扫荡战役、包头战役、绥远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等，他都亲身参加过，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5月反扫荡中，二十七团奉命保卫八路军冀中军区首脑机关两千多人，在冀南威县掌史村安全突围，取得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受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1949年，解放兰州后，时思明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响应毛主席“一部分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的号召，被任命为副队长，带领三军的一百多名干部，由武威出发到酒泉，在酒泉地委的领导下，集中学习一周后，被分配到各县工作。同年10月，时思明同志任金塔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从那时起至1980年离休止的三十二年中，他还先后任酒泉专署办公室主任、张掖专署文教局长、酒泉地区科委副主任，酒泉地区邮电局长、酒泉地区医药公司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酒泉地委党校副校长等职。
  时思明同志先后在金塔县工作了十三年，同金塔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塔是个新解放区，人民长期在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过着衣不遮体，饭不饱肚的生活，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的影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又加土匪尚未肃清，对起义人员极待教育改造等，致使新政府开展工作难度很大。那时还正面临解放大军进疆，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状况好转等艰巨任务。时思明同志虽有十余年的对敌作战经验，但对地方工作却缺乏经验。不过他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因此，在工作中除坚持发扬老八路艰苦奋斗的作风外，他牢记临到金塔前地委领导的指示'金塔旧政府是起义的，按照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办事，要宣传好党的各项政策，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要为了群众。县委书记马能元也常同他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这一切都在他脑海里扎了根。
  同年10月，金塔县人民政府成立，在县城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金塔解放的群众大会上，时思明同志铿锵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县人民积极支援解放军剿匪，搞好冬季生产等项工作。并根据地委指示和县委布署，狠抓了几项工作：接管旧政府的人马刀枪；动员公路段为解放军修路搭桥，县长亲临指挥；组织机关干部分赴农村，发动群众搞好冬季生产，开展民主建政；筹集粮食支援解放军进疆。12月，金塔县人民法院成立，时思明同志兼任院长，为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作好准备。1951年镇压反革命开始后，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为稳定新政权，开展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铺平了道路。
  根据金塔的自然条件，兴修水利、治理沙害是首当其冲的大事。发展农业，水利当先。鸳鸯池水库是金塔人民的金饭碗。这个水库1949年只蓄水1200万立方。1950年春溢洪道闸板发生严重漏水。当年夏季，县政府就积极组织抢修。6月25日，第一次洪水暴发，库水猛涨，土坝给水涵洞顶部塌陷一个大洞，水位不断上涨，冲刷土坝中心墙。如果土坝裂口，将给金塔人民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时思明县长闻讯后，火速赶到现场，同其他领导一起，共商抢险大计，并电告地委、专署。专员贺建山连夜赶到水库。西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领导及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共同制定强有力地抢险措施。专署建设科长孙光涛与县长时思明住在工地亲自指挥，组织民工一千多人，牛车一百多辆，昼夜不停地抢修大坝月堤七十多米，保住了金塔人民的“金饭碗”。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鸳鸯池的蓄水问题，在地、县委的关怀支持下，时思明县长写专题报告向上级要求拨款修库。经多方努力，甘肃省水利厅设计、西北水利部同意拨款一百六十多亿元（合现在一百六十多万元人民币）。时思明县长即率领水库主任吴永昌、水管所长李明扬等人，住在水库工地，指挥民工兴修水库，从1951年夏至1952年春的一段时间，在旧水洞东边新打了一个长达128米的疏水洞，使水库由原来蓄水1200万立方猛增到8000万立方，大大缓解了金塔农业需水的矛盾。
  为更好地解决缺水问题，县委决定并渠修坝，将原来的六坪逐步并成东、西干渠和金干渠三条。同时在渠边植树栽柳，固堤护岸，节省水渠七十余公里，又合并了大量农毛渠，大大减少了渗漏，增加灌溉面积八万多亩。同时还下决心改革了旧的水规制度，制定了 “按亩配水，以亩负担，上游照顾下游，低地照顾高地“的新水规，做到了合理灌溉，节约用水，受到群众拥护。
  1952年春，县委书记马能元同县长时思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现和创造了用泥土压沙，固定流沙，保护农田、村庄的好方法。县委决定先试办，后推广。他们又和一区区长吴积昌等人，发动带领一区广大农民，用泥沙埋压地处大风口的潮湖沙丘两百多亩，并在沙丘周围封滩育草，植树造林。试点成功了，被农民称之为“给流沙判了死刑”。当年4、5月间，全县各乡普遍掀起了群众性的压沙热潮，共埋压沙丘二十五处，压沙面积达一千多亩，恢复耕地六百三十九亩，使六千六百九十一亩耕地和十二条水渠不再遭受流沙侵袭。有一百二十一户农民重新获得庄田。从那时起，埋压沙丘，植树造林，封滩育草，已经成为金塔人民的自觉行动，年复一年，持续战斗，到1990年底统计，全县共埋压沙丘四十五处，压沙面积达两万一千九百多亩，在沙丘周围植树造林九万八千一百亩，使风沙灾害大为减少，基本上控制了沙害。
  1952年10月，时思明同志调任酒泉专署办公室主任，时隔不到一年，他又奉命任金塔县委书记。他与金塔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全县农业生产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1953年，金塔的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二十三万五千亩，增加到二十八万亩（包括撞田），粮食单产由49年的六十公斤提高到九十八公斤，总产翻了近一番，达到两千五百零八万公斤。金塔人民开始安居乐业，基本上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随着形势的发展，金塔县的工作任务更艰巨，更繁重。时思明同志同全县各级领导带领金塔人民，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一五”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三年艰苦奋斗，使金塔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粮食问题上，时思明同志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既对国家负责，又对农民负责。1954年，地委给金塔县分配粮食征购任务八百万斤，后又增加到一千万斤。这个任务如果硬性完成，既伤害农民的口粮，又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地委始终认为金塔县委对粮食统购不积极，领导亲自到金塔开会批评时思明同志，他违心的作了检讨。1955年，金塔县给农民的返销粮就达七百多万斤。以后，时思明同志离开金塔被调往张掖专区工作时，曾认真地给酒泉地委提意见，对于粮食问题，要深思熟虑，千万不能大意，不能让农民“卖出去，再买回来”，伤害农民的感情。由于他的这些意见，在过去的极“左”情况下，于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降级，下放劳动。时隔一年半，被甄别平反。
  1955年10月，农业合作化刚刚兴起的时候，时思明同志坚持先试办后推广的办法进行，使金塔农业互助台作运动健康发展。
  1955年10月，时思明被调到酒泉地委工作。他长期带领二、三十名机关干部，分赴农村做调查研究。1956年夏，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在酒泉县上坝乡下坝村搞农业劳动定额试点工作，经过四十天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近百余条，后经酒泉县委批转印发，在全县推广。
  1963年7月，时思明同志又回金塔任昌长。这时正是金塔人民刚刚渡过困难时期，面临的问题还很多。金塔县委、县政府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全县人民同甘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获得了基本情况的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在全县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时思明同志同县委其他领导认真总结吸取了 “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的沉痛教训，彻底清理了 “一平二调”的恶果，坚决退赔，允许社员有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恢复农村集贸市场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大搞农田水利，兴修高标准水渠，借鉴外地经验，向好居民点、好农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的建设蓝图进军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时思明同志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下放劳动三年。他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毅力渡过了难关。
  1969年12月时思明同志重新工作。1971年夏，被调到酒泉地区搞战备展览筹备工作，经过大家努力，在时间紧、条件差、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园满地完成了战备展览任务，受到地区党政军领导的赞扬。
  同年11月，时思明被分配到酒泉地区邮电局负责。他同邮电职工打成一片，深入大街小巷投递电报，经常同职工一起打扫卫生，清扫厕所。职工们感动地说：老八路作风回到邮电局了。1972年7月，时思明同志被任命为酒泉地区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直至1977年3月。他曾去玉门市黄闸湾公社梁子沟大队搞战备教育，不顾年过花甲，仍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战备教育搞的很有特色。受黄闸湾中小学邀请，他为师生多次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激励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1977年3月，时思明同志被任命为酒泉地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直至1980年12月离休。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党中央关于 “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方针，既领导学校日常工作，又亲自任教讲课，克服校舍简陋，师资不足、经费紧张的困难，努力办好党校。几年中，采用长期或短期培训的方法，使各县六百多名科级党员干部接受了正规理论教育。
  时思明同志离休后，曾任政协酒泉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余热。还一直坚持结合国内外形势,为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先后达六十多场，听众达两万余人。教育大家不管国内外风云怎样变幻，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决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