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记女红军杨文局同志
  文焕百功
  1986年中秋佳节之际，我们怀着深深仰慕的心情，去看望访问了酒泉电丸厂离休老红军、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的夫人杨文局大姐。
  苦水泡大的童年1913年10月3日，杨文局出生在四川省达县魏家乡杨家桥 （原祢蒲家场）一个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还不清阎王债的贫苦农民家里。全家十口人，仅有一间房，半亩地。父亲杨成章，给地主拉长工，兼卖豆芽，人称“杨豆芽"。母亲张氏，白天给地主干活，晚上纺线织布，维持生计。兄弟姊妹八人，四个因饥饿贫困而亡。
  文局七岁时，因母亲丢了地主家的一口猪，她被逼迫给地主家抵了帐。九岁时这家地主死了，又给另一家地主当丫环。早晨，早早起床，端屎倒尿，打扫房屋，生火做饭，一直忙到昏昏黑还不能歇息。地主婆十分刻薄，夏天她怕热，让小文局给她摇扇，稍一停烟枪就落到头上，打得满头疙瘩。冬天她怕冷，火炉生得旺了说浪费烧头，不旺又骂故意冻她，真是难以侍候。来客吃饭，她明明伸出四个指头，却让你只做三个菜，伸出三个指头，只做两个菜。若按她的抬头数上了菜就算错了，犯了家规，晚上逃不脱罚跪和打骂。这样辛苦一年，到腊月三十日算工钱，只给两斗二道谷子，实际顶不上一斗净米。文局十二岁时，忍受不了地主家的压迫，跑到外爷家藏了半年。外爷张志德是个穷秀才，很有学问。他看文局聪明伶俐，便教她读“四书”、“五经“，写毛笔字，想拨开文局的眼睛，让她将来少受点苦。可是，隔墙有耳，地主终于打听到了文局的下落，又把她抓了回来。为了惩罚她，让她下地干活种菜，还要煮酒，做针线，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有一年八月十八日地主过生日，让大家都要备礼祝贺。有钱人吃鸡鸭鱼肉，穷人只给烟茶招待。文局的父亲杨成章，送礼后抽了地主一袋烟，地主走过来打了几个嘴巴。文局又气又恨，一面哭一面想：为什么地主把穷人不当人？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地主的残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立志投身革命杨文局的家乡蒲家场素有川北“小上海”之称。当时在外读书的人很多，早在二十年代初这里就开始了党的活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从外面回来，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特别是杨文局的舅舅张坤，对她影响更大。张坤是川东游击队小队长，对外甥女十分疼爱。每当文局在地主家挨了打骂,受了委屈，跑回家时，张坤都来劝慰她，给她讲游击队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又给了她两本游击区刻印的识字课本和《共产党宣言》。文局如饥似渴地读着，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心中暗暗立下了投身革命，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壮志。
  1929年8月的一天，文局给地主婆端茶水，进门时打碎了两只茶碗。地主婆将她打得鼻青脸肿，她跑到舅舅跟前，坚决要求参加革命队伍。舅舅把她交给地下党组织，经研究决定送她上达县女子师范学校，一面读书，一面做地下工作。从此，年仅十五岁的杨文局，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0年1月8日，在学校里，由尹文全、尹文德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她积极领导女师的学生运动，发展党组织，闹学潮，散传单、贴标语。1930年“双十节”，杨文局和尹文全等同志，根据党组织为打倒大军阀刘存厚造舆论的决定，在宿舍里挥笔疾书了 “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刘存厚，妇女要翻身”、“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卖国贼”等标语。晚上，她们化装成丫环、小姐、太太，躲开敌人的巡逻，分别到街上张贴。当标语快要贴完时，遇到了一个“黑狗”（旧警察贬称），杨文局装着问路，乘他不注意向肩上拍了一巴掌，把一张“打倒刘存厚“的标语贴在“黑狗”背上。第二天，别的“黑狗”相见，吓得瞠目结舌，为此敌人十分慌恐，坐卧不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文局组织女师学生上街游行，举行各种形式的演讲会，报告会，演出进步话剧，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社会弊端，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1932年夏天，为了反对女师校长辱骂学生“娼妇”，“草狗儿”的事件，杨文局发动学生罢课闹学潮，迫使县知事和教育局长承认校长骂人不对，答应了学生提出的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准随意打骂学生，不准对学生提出无理要求，不准罚学生的钱，不准扣拆学生的信件等条件，致使依仗军阀舅舅刘存厚狐假虎威的校长何志忠，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女师。这次斗争的胜利，教育团结了全校师生，大煞了反动当局的威风。
  首任妇女部长杨文局在女师的活动，引起了校方注意，于是党派她到宣汉县清溪场小学当教师。她积极配合游击队开展活动，发动了打倒恶霸地主兼保长符吉轩的暴动，把没收来的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她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去，白天帮农民干活，晚上和游击队到各村活动，搞宣传，组织少先队、游击军、赤卫军、贫协会、妇女会，发展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抗粮、抗租、抗捐、抗债。同时，宣传妇女解放，带领她们剪发、放脚、识字、不穿耳孔，使宣汉、达县很快赤化，连国民党收税人员都不敢去了。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川北。
  1933年2月，中共达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由杨克明同志任书记，杨文局等同志任委员。九月初，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做好迎接红军解放达县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蛊惑人心。城里一片混乱，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摆在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针锋相对地进行宣传，揭穿敌人的谣言，安定民心；其次是和游击队配合，保护工厂、学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组织上让杨文局同志负责做安定民心维持秩序的工作，她一面走家串户，宣传红军来了照样要办学的道理，动员学生回校复课；一面积极设法营救军阀抓去的学生。杨文局的入党介绍人尹文全不幸被捕，关进了达县监狱。她除了抽空探监，还找到同学吴三仁，他父亲与军阀刘存厚交往甚密，经过一段周折终于将尹文全保释出狱。杨文局还利用罗有智和刘存厚的两个女儿是同学的关系，在红军到达的前三天顺利地进了刘家，了解到刘的电话不断，情绪很不稳定，一些细软已经收藏起来，显露出一幅仓惶外逃的情景。后来刘存厚和警察局长狼狈逃窜时，连一只鞋都没顾得穿。
  红军进城前，反动军阀拉人去堵城门。杨文局发动其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没有依照敌人的办法用灰沙石把门堵死，而是用一些便于拆除的木棒、砖块等把门挡住。10月17日晚上红军解放达县时，地下武装很快就拆除了四个城门的障碍物。杨文局作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联络员迎接红军入城，并配合部队政工人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标语，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回家。
  经过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正式召开了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达县委员会和川陕省达县苏维埃政府。达县上空，第一次飘扬起了苏维埃鲜艳的红旗。县委成立后，杨文局担任了县委委员和妇女部长，成为达县革命历史卜第一任妇女部长。
  出色的银行保管科长正当杨文局同志奋不顾身为新生政权忘我斗争的时候，却遭受了一次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沉重打击。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主要领导的张国焘，歧视排斥川北地下党知识分子干部，搞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曾和杨文局一起战斗过的好同志被杀害。1933年11月，在宣汉县双河场召开的党代会上，地下党员陈慕勤被诬陷为反革命，并限令在三天内抓回枪决。杨文局挺身而出，为这位同志辩护作证，因此受到执行张国泰错误路线的个别领导人的打击,几乎被清洗。不久，她被调往红三十军二六五团，派赴前线作宣传、策反工作。一次在观音崖战斗中，杨文局向敌人喊话后，敌营长假装投降说：“好，我们不打了。”杨文局趁势喊：“对！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她话刚说完，就听一声枪响，把她的帽子打飞了。杨文局赶快蹲下，命令同志们坚决还击，把敌人打垮，俘虏了好几百人。
  1933年12月，杨文局调到川陕省工农银行任保管科科长，行长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她保管的贵重物品主要是银行的基金，也代管一部分实物，其中有黄金、白银，银元、铜元、、布币、纸币，还有金银首饰、玉器珠宝、贵重药材、茶叶、白耳等。杨文局在保管科干得很出色，她不仅把钱物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总行设了兑换处，负责统一苏区货币流通工作。她把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没收来的彩灯挂在兑换处的门上，新制了一排排钱柜，摆上老币，新币、票子和金、银首饰，极大地吸引着群众，连平时不出门的老太婆、大姑娘都跑来观看。杨文局抓住时机给群众讲解政策，宣传银行的业务性质。她指着兑换处琳琅满目的摆设对群众说：“这些东西以前都是地主、资本家的，现在革命胜利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了。”听了宣传，又看到实物，群众很高兴，相信了红军的政策，前来兑换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逢三、六、九赶场天去兑换的人更多。老百姓用兑到的票子，买了粮食、盐巴、药材、日用品等，回家度日。
  杨文局在银行工作期间，不仅搞保管，搞兑换，更重视发展苏区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为此，她建议对农民发放农田水利和农家副业小额贷款。通江县有个陈婆婆从银行贷款五元，买了十多斤棉花，纺线织布，三个月后不仅还清了贷款，还余了十多斤棉花和一匹布。她逢人便夸工农银行好、红军好、共产党好。
  在妇女工兵营1934年10月，杨文局同志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工作，担任政治文化教员，主要负责全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妇女工兵营的战士大部分是当地劳动妇女或童养媳，她们勤劳、聪明，工作认真刻苦，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但文化较低，许多人不识字。为了帮助女战士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水平、文化素质，她把大家组织起来，办文化班、补习班，利用工奈时间学习。没有课本，就根据当时的形势、任务、战斗口号、前方捷报，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教材，开展，识五”活动，要求每人每天识五个字，做到会认、会讲、会写、会用。大家先从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就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既认了字，又学了政治常识。有的同志遇到困难灰心泄气，她就耐心开导，讲清妇女要翻身，要革命，就要争取成为有文化、有知识、能文能武的人才的道理。她还常以“玉不琢，不成器万这句话，勉励大家刻苦学习。不到半年，大部分同志就能写会算，会写家信，有的还能写学习心得，给壁报投稿。在杨文局的倡导下，工兵营下属各厂也都掀起了学习热潮，办起了夜校，提高了文化和技术水平。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那时杨文局已经和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结婚，并有一个孩子。为了在行军中不受拖累，她忍痛把刚出世五、六个月的孩子交给一个农民抚养，踏上了艰苦而漫长的长征道路。长征中妇女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搞后勤运输，她们要背四五十斤的辎重，日行百里。杨文局在行军中常常走在全营的后面搞宣传鼓动工作。一过嘉陵江，便到了 “难于上青天" 的蜀道。她们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栈道上，侧身紧贴石崖，手拉着手一步步向前挪动。到了江边，一片大森林，抬头不见天日，脚下是软绵绵的草叶，树上吊着、爬着长蛇，一群群猴子拦住去路，许多同志被蛇、猴子咬伤，抓破了脸和皮肤。杨文局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前进。
  当部队走到中坝时，十几个女战士因病掉队。杨文局带领她们刚刚进入一个山沟，突然发现右面山坡上有一二百敌人点了篝火吃东西。可是撤退已来不及了，敌人一面嚷着“抓活的“,一面向山下冲来。杨文局指挥同志们立即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奋勇射击，并命令哨兵吹起调兵号谱。敌人被打得昏头转向，以为红军援兵已到，吓得纷纷逃窜。等前面部队听到枪声赶来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来到川西北雪山地区，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一个接着一个。稀薄的空气憋得人喘不过气，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剌骨的寒风。杨文局她们以被作衣御寒，冷得吃不消就嚼辣椒、喝辣椒水。刚过几座雪山，杨文局和很多同志都得了雪盲症，双眼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大家一手柱棍，一手搭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排成一路纵队，在漫天的风雪中顽强地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通过了二千多里的雪山地区。
  要过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就更艰苦了。这里到处是泥潭沼泽，没有道路，稍一不慎就会被淹没致死。粮食吃完了，许多同志头一天睡倒，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面对这样的困难杨文局毫不动摇，带领大家挖野菜，吃草根，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936年春，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杨文局担任了妇女工兵营营长，进了西北局党校。不久又随军三过草地，直至红军三大主力会宁胜利会师前夕，她又从党校回到妇女工兵营任营长兼政委。不久，妇女工兵营改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
  英勇悲壮的西征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其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命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杨文局与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同志随总部一道行进。西路军一过黄河，就受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和拥有骑兵优势的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的疯狂围攻°由于西路军远离根据地，装备低劣，补给很差，虽几经浴血奋战，打了一些胜仗，并给敌人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古浪一战，红九军苦战三日，兵力损失大半。永昌之战，红三十军又遭受重大的伤亡。
  那时，河西走廊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红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军衣，在严寒的戈壁沙漠上行军。有的战士没有鞋袜，冻掉了脚趾，有的在沙窝里宿营，被沙丘吞没掉。为了解决冬衣和粮食问题，杨文局和同志们白天出去筹粮，晚上回来赶制衣服、鞋袜，还请来当地皮匠、毡匠赶做了一些皮裤、毡靴、皮背心。
  1937年初，红西路军总部及各军被围困于河西走廊中部的高台、临泽县城及倪家营子等地孤立作战。1月12日，敌人以四个旅、三个团及若干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围攻高台，红五军奋战七昼夜，20日高台陷落。军长菌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三千多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接着凶恶的敌人又向临泽疯狂扑来。当时，临泽城已被团团包围。杨文局组织女战士守城，一面修补城墙，一面往城上搬运石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坚持两天后，总部命令突围。夜里，当她们冲出城不远，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整个天空都成一片红色的火海。马家军嚎叫着：“把枪往天上打，抓活的！抓到婆娘一人一个！”杨文局的肺都快气炸了，和敌人展开了搏斗。一个女战士用大剪刀戳死了追她的敌人，自己也因多处受伤壮烈牺牲。
  突围出来的队伍到了倪家营子。这时，二万多人的西路军已不足八千人。西路军与马家军血战四十多天，杀伤敌人逾万。杨文局率领妇女团的同志投入战斗，她们有枪的用枪，没有枪的用刀，没有枪、刀的用石头砸、用嘴咬，以血肉之躯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最后，西路军余部经梨园口退入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血战河西走廊，这是长征之后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极其英勇悲壮的一页。
  西路军余部进入祁连山后，马家军仍穷追不舍。他们封锁了所有山口，四处搜捕杀害红军干部战士。在这危急时刻，西路军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议。接到通知后郑义斋部长吩咐杨文局，把供给部剩下的黄金、银元收集起来，分成几份，用布一包包缝好，准备开会时带到总指挥部去。夜里，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坐在雪地里睡着了，可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郑义斋部长却难以入睡。他对已怀身孕八个月的爱人杨文局说："文局，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干！ ”最后叮嘱她：“如果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不管生下是儿是女，都一定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们继承革命事业。”第二天天亮后，郑部长带着十几名战士拿着包好的金子去开会，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背上黄金突围，自己却留下来进行掩护。经费终于安全送到了总部，义斋同志却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杨文局忍着悲痛，带着怀孕的沉重身子，和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政委曾广澜等在祁连山中向东打游击。几天后，杨文局在一个破窖洞里不幸被俘，押往张掖监狱。
  杨文局同志虽身陷囹圄，但对革命并没有丧失信心。敌人劝她投降,她义正辞严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共产党还在，革命一定会胜利。"她还采取唱红军歌曲、痛骂叛徒等方式和敌人展开斗争。后来，在押往青海的路上，因杨文局同志分娩，才逃出虎口，流落到武威南山张义堡的石咀子。为妇女翻身解放而奋斗杨文局日夜思念党和红军，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党和红军的消息。村里来了货郎，她总要去试探试探，看是不是组织上派来的人。她还在村口路旁摆了一个杂货摊，一面做小买卖，一面注意来往行人。她利用各种机会找自己的同志，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并慢慢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她几次决心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亲人，因路途遥远，孩子又小，未能实现。1949年解放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闻讯后立即带着孩子去找部队。当她在黄羊镇见到三军八师政委时，悲喜交集地哭出声来：“我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杨文局回部队后，唯一的要求就是早分配工作，尽快恢复党籍。组织上考虑到她在武威地区生活十余年，情况比较熟悉，决定让她在当地搞妇女工作。杨文局当了地区妇联组织委员兼武威县妇联主任，整天东奔西跑，忘我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安定民心，搞政权建设。短短三个月，她就组建起九条街道的妇联会和街政府。1950年4月，杨文局调永昌县妇联工作。她一上任，就深入基层，很快把区、乡妇联会建立起来，又选举代表成立了县妇联。接着率领工作队下乡搞减租、反霸、镇反，土改工作。白天她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晚上和同志们一起学习，研究政策。由于她处处依靠乡村干部，紧密联系群众，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出色。
  杨文局在土改期间，特别重视争取妇女的翻身解放。每到一地，她都召开妇女会，讲党的男女平等政策，支持妇女和封建压迫的旧习惯势力作斗争。有一个寡妇要改嫁，她哥哥不允许，后来又以两石麦子卖给人，让悄悄从后门领走。杨文局发现后，向她哥哥讲明党的政策，寡妇改嫁光明正大，自愿自主，不能买卖。这人思想不通，到地委告状说：”杨主任无法无天，改变几千年的规矩，干涉我的家务事！“结果状没告赢，还作了检讨，把麦子也退还原主。还有一家，男的不干活，让媳妇端吃端喝。媳妇说：“杨主任讲要提高女权，以后你也应该帮我干点活。力结果男的索性把她吊起来打了一顿，还说：”我今天就把你提的高高的。”杨文局听到后，赶到现场，召开群众会批评帮助，使这个人当场认错，大长了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威风。
  杨文局同志非常关心妇女的生活。一次她到一个妇女积极分子家，见她又种田，又做饭，又喂鸡、喂猪，忙得不可开交。可她的婆婆却坐在炕上盖着被子不下来，第二天还是这样。杨文局以为这个婆婆可能有腰腿病，拉开被子一看，才发现她光着屁股，婆媳两人一条裤子换着穿。杨文局连忙脱下一条裤子给她，这位婆婆感动地说：“共产党真是为穷人的，该共产党坐天下！“杨文局同志不仅关心妇女疾苦，还十分注重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她发现永昌县许多山上有头发菜，价值很高，就发动妇女上山采拾，联系到地区交售。妇女们积极性很高，几个人一天就能拾百十来斤，每斤三角钱，一天就是三十多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不收了，群众很着急。杨文局同志连忙骑着毛驴去找专员汇报，最后谈妥不但照收，还提高了收购价格，群众高兴地说：”杨主任真是咱妇女的贴心人”。
  由于杨文局同志积极出色的工作，永昌县妇联被评为全县和地区的模范，杨文局同志也重新被吸收进党的队伍。酒泉新生被服厂女厂长1953年，曾和杨文局一起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康克清大姐找到了她，调她到全国妇联少儿部工作。以后又送她进中央党校西北二分校学习。1956年3月毕业后，由于西北急需干部，她不恋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愉快地服从分配，到甘肃酒泉担任了劳改局新生被服厂厂长。
  杨文局同志在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期间也搞过军服工作，她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被服厂搞得既井井有条，又热气腾腾。被服厂有三百多名就业女工和一百多名劳教人员，在她担任厂长，书记的六年中，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除了自给外还上交国家三十多万元利润。
  1958年朱德副主席和康克清大姐来酒泉视察，听了杨文局同志的汇报后说：“你好好把他们改造成新人，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搞好副业，种粮种菜，养鸡养猪养鸭养鱼，给他们改善生活。他们犯了错误，生活不能亏待。把他们改造成新人，对国家有利。”杨文局同志牢记朱德副主席的教导，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改造与关心相结合，在劳改系统作出了榜样。她从抓副业基地入手，利用拆下的旧城砖修起能养一百多头猪的大猪圈，养起一批肥猪；在城郊开辟了二十多亩地的农场种粮种菜；用电孵的办法办起鸡场，供应全厂鸡、蛋；还挖了鱼池，从南方空运来优质鱼苗喂养。犯人们每星期吃两次肉，吃菜不花钱，过年过节还吃鸡鱼。杨文局同志经常到食堂检查，看馍馍够不够份量。河西的冬天非常寒冷，为了既节约开支，又不让犯人受冻，杨文局同志亲自到酒泉部队联系，把军队上回收的皮鞋、旧床单拉回，经过缝补修整，发给犯人使用。1959年底开始进入生活困难时期，杨文局同志从公社、农场联系要回五万斤洋芋及白菜、红萝卜等，让犯人改善生活。
  由于杨文局同志正确贯彻了党的劳改政策，不仅全厂生产任务完成好，受到上级表扬，而且副业生产和厂内生活都搞得很好。犯人一批批经过改造成为新人后，都提出留厂工作。但是，不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有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提出杨文局同志思想保守，给她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杨文局有理难辩，气得犯了病，不得不离开酒泉到西安临潼医治。
  1967年2、3月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刮到了杨文局头上。她被造反派从西安医院揪回酒泉，“叛徒、逃兵、变节分子"的帽子一顶顶飞来，什么”火烧、炮打、枪毙“的口号震耳欲聋，但是一点具体材料他们都拿不出来，只好逼着杨文局自己写交待。在种种侮辱、压力和迫害下，杨文局病倒了，后将她送回西安儿子处。1970年杨文局同志病愈要求回厂工作，厂革委会让她打报告退休。1970年11月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文局同志的问题才得平反落实，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9年算起，党籍恢复从一九三。年算起，改退休为离休待遇。
  离而不休献余热杨文局同志被迫退休后，思想斗争很激烈。她想，为党继续工作的愿望虽不能实现，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思想不能离，干革命不能休。她下定决心，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十多年来，她克服年纪大、记忆差、眼睛花、多病等困难，坚持看书学习，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近年来，她又通读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汇编，写了二十余万字的心得笔记。她把学习作为自己生活的精神食粮。她还订了八种杂志和报刊，通过阅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并向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杨文局同志作为一个红军时代的老干部，非常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被聘为中学校外辅导员后，经常参加青少年的会议和活动，给他们讲革命传统，讲战斗故事，讲自己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同学们听后表示，决心要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刻苦钻研功课，学好本领，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在家里，杨文局同志严格要求子女，言传身教，使全家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勤俭持家，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好家庭”。她还热心参加街道居委会的活动，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培养发展两名街道积极分子入了党。
  杨文局同志助人为乐，关心群众胜过自己，在居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居民杨玉芳患了白内障，双目失明，爱人又不在家。杨文局发现后，亲自送她上医院作了手术，全家人都非常感激。邻居赵鹏和的老母病重无钱医治，杨文局同志用自己的钱为老太太看病买药，并对老人进行安慰，增强了与疾病斗争的信心，使子女们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她先后周济贫病困难居民五户，达二百余元。街道回民马太太和儿媳不和，经常发生口角，杨文局同志多次去她家了解情况，耐心调解，使其和睦相处，全家人逢人就讲：“杨大姐真是我们的知心人！”近年来杨文局同志焕发革命青春，把全幅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决心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革命回忆录，纪念先烈，教育后代。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她已写出回忆录十篇，共八万余字。其中《好管家郑义斋同志》、《忆烽火中艰苦战斗的岁月》、《我们是怎样迎接红军解放达县的》、《永远难忘的记忆》、《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回忆川陕省工农银行》、《忆袁克服同志二、三事》、《回忆杨素珍同志》、《回忆李开英烈士》等篇，已在人民日报、四川党史研究资料、四川省妇运史等报刊上发表。她还为自己订了一个三年计划，准备再写十篇回忆文章，题目是：《长征片断》、《渡过嘉陵江》、《川北驯马，中坝吃鸭肉》《四十八道水不干》、《过铁索桥》、《十八道水运粮》、《一、二方面军会师》、《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与康大姐一块过草地》、《回忆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烈士》。目前，她完成部分初稿，正在修改中。
  1981年，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同志曾题诗一首送给杨文局同志：“生离死别平常事，阅尽沦桑费寻思。幸存依然多壮志，告慰九泉先烈知”。这正是杨文局同志坎坷一生，壮志不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