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熊国炳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一路上忍饥挨饿，辗转来到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屯升乡九家窑，一个好心的农民张大爷收留了他。他主动给张家干杂活、喂猪。主人用土法为他治好了腿脚的冻伤。熊国炳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告别了张大爷，来到了酒泉城。
  这时，酒泉城里，马匪军正在大肆搜捕红军。马步芳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列为“赤匪“首犯，大发通辑令，并悬赏一千二百块银元活抓他们，还以六百元买他们的人头。1时间，马匪军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到处抓人，每天都有不少红军战士惨遭残害。熊国炳白天给王家醋坊帮工，晚上藏在王爷庙神像后面安身。一次，马匪军闯入王家醋坊，严密盘查，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才脱险。熊国炳在这段时间，犹如失去母爱的孤儿，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曾几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都因敌人盘查严密，与革命队伍失去了联系。不久经人介绍，便与已故四川同乡唐贵林的妻子白玉生成婚，并改名为张炳南.夫妻摆摊度日。妻子白玉生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他起早贪黑挑货郎担、摆纸烟摊，勤俭谋生，苦熬到1945年全家人上了玉门油矿，儿子唐金福、唐金录当了工人，熊国炳也在医院里找到了发挂号牌的差事，一家五口只得挤在西河坝的窑洞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48年底，他们又返回酒泉，在西峰乡香庄村靠卖煤油度日，后又在县城南门外撰一干果摊。虽然生活仍然艰苦，熊国炳还是说服老伴收养了香庄村贫苦农民扬毡匠的女儿兰香子和一个讨饭要吃的姑娘进财子（兰香子现在大庆油田，进财子出嫁到酒泉果园乡）。解放前夕，熊国炳发现路边有一饿死的穷人，无人收尸，就用身上的一块银元请了两个人将他埋葬。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酒泉胜利推进，国民党反动派仓惶溃逃，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特务们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熊国炳的院邻王兰英大娘也忙着收拾包裹，准备下乡避难。熊国炳劝王大娘：“不用怕，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不杀老百姓，别听那些骗人的鬼话。”解放后，熊国炳一家生活有了改善。长子成了家，次子参加了志愿军，三子张德才赶皮车。1951年9月，熊国炳向人民政府登记了参加过红军的经历，政府补助他银元五十块，麦子四石。熊国炳以此为本，经营磨坊。1952年，他参加了酒泉县西南区的土改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此后就落户泉湖乡泉湖村一队。1958年公社化时，泉湖大队决定在南门外熊国炳住处办个棉花加工厂，熊国炳一家搬到泉湖八队居住。熊国炳和老伴给队里看果园、麦场，帮助食堂生火、拣菜。1959年4月，民政部门给他三百元钱的补助和一套条绒衣服，帮助回到老家四川省万源县探亲，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他本想叶落归根，但因老伴是个小脚，行走山路不便仍回了酒泉。困难时刻，党曾多次派人寻找过熊国炳，因他脱离革命队伍日久，随西路军过来的巴山儿女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深感惭愧，无颜再见巴山父老，隐姓埋名不愿出面。1960年10月，因生活困难，旧伤复发，不幸于10月底逝世，葬于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
  五十年过去了，酒泉的乡亲、邻居、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回忆起他，都说：熊国炳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对人诚恳、性格倔强、能够吃苦、善于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在逆境中从不埋怨组织。正如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在回忆中所说，“熊国炳是个工农分子，川陕根据地苏维埃主席”。“解放后，中央曾派调查组找他，没找到，他身处逆境，但没有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是何等高尚。我也接触过他，他是个好同志。”（节选自《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