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三）
  为总结工作及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省苏维埃政府根据熊国炳的建议，于1934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了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千四百四十人，其中女代表三百六十人，会议认真讨论了全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川陕根据地，以粉碎敌人新的“川陕会剿”。会上改选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第三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运、祝义亭为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决定依靠老区，开辟新区，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向川陕甘方向发展。熊国炳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发动群众，积极筹款送粮，抢运枪支弹药，支援红军，顺利地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成功地渡过了嘉陵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不仅粉碎了川陕军阀和蒋介石嫡系肖之楚、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川陕会剿”的阴谋，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对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撤离苏区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6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下达了强渡嘉陵江的命令。以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八十八师为主力，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从几十里外把船只拾到江边，首先从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成功，全歼对岸守敌。西北革命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相继向省苏维埃发出了撤出苏区的命令。熊国炳强忍着离开家乡父老和抛妻别子的苦情，毅然率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继续在扩大的根据地内建立新的工农政权。到达广元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熊国炳和副主席余洪运、祝义亭三人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以七字一句的韵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的罪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消灭他们。
  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川陕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全部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军阀部队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根据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熊国炳的两个儿子惨遭杀害，妻子赵氏活活饿死。其弟熊庭文，被迫逃到了万源县草坝场的深山老林，直到1962年才迁回老家,弟媳苟氏逼迫逃往陕西过街楼活命。熊国炳在西征途中闻此噩耗，如遭五雷轰顶，但他擦干眼泪，强忍悲痛，立即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继续长征。一边配合红军作战，一边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患难知音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为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合，妄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军实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筹粮扩军，张国焘在江油附近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川康边区的环境不如川陕根据地，民族隔阂较大，地广人稀，语言不通，群众很难发动，加之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不进各方面的意见，熊国炳多次拒绝执行张国焘的一些错误决定。为此，张派遣了一个心腹担任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掌握了实际权力。
  在熊国炳处境困难时期，唯一能给他安慰的知音是中共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富（通江草池人，童养媳出身），她对军阀、土豪劣绅怀着刻骨的仇恨，通、南、巴解放后，即投身革命，对熊国炳为人正直，为党为革命的忠心耿耿，十分钦佩。特别是对熊国炳全家为革命付出的重大牺牲，寄予极大的同情，遂之产生了爱情。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将张庭富调往苏维埃政府内务部担任执行主席，和熊国炳一起工作。部队转战到毛儿盖时，他们在组织的关怀下，终于在长征路上结成了患难的革命伴侣。
  艰苦历程在长征中，部队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在川康边区。1934年11月28日组建了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即川康边革命政府），邵式平任主席（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刘伯承、熊国炳为副主席。1936年6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为创建与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挥师北上。这时，苏维埃的大批党政机关干部都被派进了军队任职，熊国炳夫妇也被派到了红四方面军。担熊任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后勤处处长。面对新的工作，他刻苦钻研领导后勤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方法与经验，积极为红军筹粮备物。在历经三次草地的艰苦岁月里，部队的粮食奇缺、吃黄麻、野菜度日，熊国炳常常以草根树皮充饥，把粮食让给其他指战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由于山高谷深，人口稀少，加上反动派和封建头人的盘剥，民穷财尽，给养困难，熊国炳带领后勤人员爬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为部队筹集粮食和物资。在工作中，他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常教育后勤人员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民族关系。他还带领后勤人员不断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和反动头人作斗争，为保障部队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负伤离队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熊国炳夫妇，未卸战甲，又上征鞍，奉命和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二万一千八百多人，于1936年10月底在靖远河包口（虎豹口）强渡黄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在吴家川、一条山、新泉堡、打拉排等地歼灭了马家军的阻击部队。11月10日，中央复电，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了陈昌浩等人提议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名单。成员为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十一位同志。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红西路军先后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与马鸿逵、马步芳部队进行激战，随之又奋战临泽城，廛战倪家营，与数倍于我的马家队伍展开了生死搏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缺，被马家军重重围困。在极端的险境中，将士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坚持战斗，为中国革命谱写了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壮丽篇章。
  1937年1月，熊国炳和郑义斋带领西路军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在临泽突围时，张庭富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熊国炳未及掩埋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爱妻，即带领战士们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后勤机关冲出敌人的火力网，脱离了险境。
  3月13日，西路军余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进抵祁连山康隆寺以南的红石窝附近，又与追敌连续激战。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总供给部长郑义斋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独立团战士转移而壮烈牺牲。熊国炳遂令后勤人员抛弃所有辎重，全部编入战斗连队。当天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红石窝山上召开了师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让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东返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部分同志由李先念，王树声、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曾传六、黄超、程世才等同志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左、右两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待革命形势好转后再图大业。熊国炳带着二百多名机关后勤人员组编的战斗队，从红石窝出发西进，不幸又被敌人阻截。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人开展了一场血战。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血沃沙丘。少数突围的人也被敌人紧追不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跟随熊国炳身经百战的警卫员也被敌弹射中，长眠疆场。他独骑一匹战马，从敌群中冲杀出来，刚跑上雪山，战马又被敌人打死，他摔进了一个雪坑，昏厥过去。而驮在马背上的文件，却被蜂拥而来的敌人抢去，成了特等战利品，许多党和军队的秘密文件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夜幕降临，大雪纷飞，敌人四处搜寻，终无所获。熊国炳苏醒后爬出雪坑，在昏暗的夜色中，继续摸索前进。恰好碰到了两位幸存的战友，他们找来了干柴和牛粪，烧火取暖。当时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同志带着一个班寻找部队，顺着火光找到了这里。方参谋留下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让他们找个较安全的地方，帮助熊国炳治好脚伤。
  虎口余生3月下旬的祁连山，还处在严寒的季节，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象利刀刺着皮肤。敌人骑着战马，裹着皮衣，四处搜山，对红军紧追不舍。熊国炳拖着双腿、赤着脚，被战友簇拥着翻山越岭，追赶部队。不料在雪山脚下，又与数十名骑兵遭遇。他立即指挥五名战士抢占有利地形，消灭了三四个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人发现他们人数不多，便象恶狼一般冲杀过来。为了掩护战友，熊国炳举着手榴弹，让其他战士向隐蔽处撤退，当敌人冲到离他不远时，他扔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七八个敌人。战友们安全转移了，他却被俘。在裕固族的一顶毡帐篷里，熊国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马家兵凶神恶煞地扬起马鞭审问他：“你是干啥的？当什么官？"熊国炳答道：“我是伙夫。”敌人见他穿着破烂，腿脚都被冻坏，就让他烧火做饭，他因不会做面条，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一个裕固族头人实在看不过去，便为他求情，“他是伙夫，你们就积点阴德，高抬贵手，放过他吧！”马家军急于出去搜山，暂时把熊国炳关押在裕固族人的毡房里。在裕固族老人的指点下，熊国炳侥幸地逃出了虎口。
  隐姓埋名熊国炳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一路上忍饥挨饿，辗转来到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屯升乡九家窑，一个好心的农民张大爷收留了他。他主动给张家干杂活、喂猪。主人用土法为他治好了腿脚的冻伤。熊国炳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告别了张大爷，来到了酒泉城。
  这时，酒泉城里，马匪军正在大肆搜捕红军。马步芳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列为“赤匪“首犯，大发通辑令，并悬赏一千二百块银元活抓他们，还以六百元买他们的人头。1时间，马匪军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到处抓人，每天都有不少红军战士惨遭残害。熊国炳白天给王家醋坊帮工，晚上藏在王爷庙神像后面安身。一次，马匪军闯入王家醋坊，严密盘查，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才脱险。熊国炳在这段时间，犹如失去母爱的孤儿，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曾几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都因敌人盘查严密，与革命队伍失去了联系。不久经人介绍，便与已故四川同乡唐贵林的妻子白玉生成婚，并改名为张炳南.夫妻摆摊度日。妻子白玉生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他起早贪黑挑货郎担、摆纸烟摊，勤俭谋生，苦熬到1945年全家人上了玉门油矿，儿子唐金福、唐金录当了工人，熊国炳也在医院里找到了发挂号牌的差事，一家五口只得挤在西河坝的窑洞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48年底，他们又返回酒泉，在西峰乡香庄村靠卖煤油度日，后又在县城南门外撰一干果摊。虽然生活仍然艰苦，熊国炳还是说服老伴收养了香庄村贫苦农民扬毡匠的女儿兰香子和一个讨饭要吃的姑娘进财子（兰香子现在大庆油田，进财子出嫁到酒泉果园乡）。解放前夕，熊国炳发现路边有一饿死的穷人，无人收尸，就用身上的一块银元请了两个人将他埋葬。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酒泉胜利推进，国民党反动派仓惶溃逃，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特务们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熊国炳的院邻王兰英大娘也忙着收拾包裹，准备下乡避难。熊国炳劝王大娘：“不用怕，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不杀老百姓，别听那些骗人的鬼话。”解放后，熊国炳一家生活有了改善。长子成了家，次子参加了志愿军，三子张德才赶皮车。1951年9月，熊国炳向人民政府登记了参加过红军的经历，政府补助他银元五十块，麦子四石。熊国炳以此为本，经营磨坊。1952年，他参加了酒泉县西南区的土改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此后就落户泉湖乡泉湖村一队。1958年公社化时，泉湖大队决定在南门外熊国炳住处办个棉花加工厂，熊国炳一家搬到泉湖八队居住。熊国炳和老伴给队里看果园、麦场，帮助食堂生火、拣菜。1959年4月，民政部门给他三百元钱的补助和一套条绒衣服，帮助回到老家四川省万源县探亲，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他本想叶落归根，但因老伴是个小脚，行走山路不便仍回了酒泉。困难时刻，党曾多次派人寻找过熊国炳，因他脱离革命队伍日久，随西路军过来的巴山儿女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深感惭愧，无颜再见巴山父老，隐姓埋名不愿出面。1960年10月，因生活困难，旧伤复发，不幸于10月底逝世，葬于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
  五十年过去了，酒泉的乡亲、邻居、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回忆起他，都说：熊国炳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对人诚恳、性格倔强、能够吃苦、善于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在逆境中从不埋怨组织。正如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在回忆中所说，“熊国炳是个工农分子，川陕根据地苏维埃主席”。“解放后，中央曾派调查组找他，没找到，他身处逆境，但没有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是何等高尚。我也接触过他，他是个好同志。”（节选自《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