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传略熊国炳，原名熊庭南，化名张炳南，1898年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竹峪乡太平村熊家湾（原属通江县），1960年病逝于甘肃省酒泉市泉湖乡泉湖村。他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十二岁过继与人为子，上过四年私塾。幼时饱受旧社会的欺压，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刚烈性格，被誉为“巴山勇士“。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积极参加赤卫队并任队长，被群众推选为村、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三次被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方面军西进后又担任川康边革命政府副主席、后勤部处长。红西路军在甘肃渡河后，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群众工作科长、西路军工委委员，浴血奋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受伤离队，多次遇难脱险，后流落酒泉市泉湖乡务农，1960年因旧病复发，不幸逝世。
  （一）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西征，渡汉水、过秦岭、越巴山，于12月8日进入通江两河口和泥溪场，这时正值盘踞通、南、巴的军阀田颂尧调动三十个团的兵力，伙同刘湘，与军阀刘文辉混战。趁敌人后方空虚，无暇北顾之机，红四方面军于苦草坝兵分三路，实施战略展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2月25日，攻克通江城，1933年1月1日，打下南江城，1月23日占领巴中，赢得入川后第一次伟大胜利。
  同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正式成立。于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胜利地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以全票通过三十四岁的熊国炳同志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此，他满怀对党、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开始了为人民谋求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苦难童年熊国炳的父亲熊朝兴，母亲邓氏是世代纯朴的贫苦农民。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地主盘剥，土匪（棒老二）狷獗，打家劫舍，绑票杀人。山坡平坝大片良田被强令种植鸦片，熊朝兴夫妻成年累月辛勤劳作，但不得温饱。正如民谣：“住的老林坡，吃的洋芋果，走的鸡爪路，睡的苞谷壳”。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庭南十几岁时，六个弟妹相继出生，家道更穷，度日如年。晚上弟妹们裹着麻袋和棕片，缩成一团，互相取暖。为了活命，父母忍痛将刚刚能为家里出点力气的庭南过继给万源县竹谷乡熊家坪熊邦杰为子。父母怀着疼儿的凄苦，一再叮咛说：你到熊家坪后，要争口气，想家了，就回来看看……。懂事的庭南，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上。他暗暗下定决心，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跪地上，脱下贴身的一件坎肩，披在妹妹身上，把父母给他的四个红苕一一分给弟妹，挥泪告别了亲人，到了继父家。后改名熊国炳。
  蹉跎岁月熊家坪离熊家湾虽隔六、七十里，但这里的熊姓家族与熊国炳只是同姓不同宗。因受封建宗族观念和反动势力的影响，排外思想比较严重。对熊邦杰抱熊国炳为子一事，议论纷纷，熊邦杰夫妇为此还花了一笔钱把当地的头面人物、豪绅族长、排头恶棍宴请了一顿，求他们多多包涵，流言蜚语才逐渐平息下去。
  熊邦杰夫妇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家庭虽不富裕，但省吃俭用，决心抚养国炳成才。国炳也勤苦肯干，深得熊邦杰老俩口宠爱，决心再苦再累也要把熊国炳抚养成人。春节刚过，他们就拿出珍藏的两个银元，抓了一只公鸡，提了一块腊肉，把熊国炳送到坪上的私馆读书。熊国炳效法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尊敬师长，团结学友，成了私塾里最好的学生。经过四年勤奋攻读，成了熊家坪粗通文墨的人。每逢乡里贫苦人家办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写对联，平时修书写信，他都乐于帮忙，因而人缘不错。当他十六岁时，养父母作主，娶了赵家姑娘为妻。婚后，父母由于苛捐杂税的压榨和偿还国炳娶亲的债务，劳累过度，日渐衰老。从此，国炳就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后生下庚生和小林两个男孩，夫妻俩日夜劳作，上养父母，下育儿女，男耕女织，熬煎度日。为了援助熊家湾的亲生父母，总想多种些地，他岳父赵老爹很赞同他的孝心，就指给他一块山地，熊国炳在山上搭起窝棚，勤劳耕耘，日子还算过得去。可到1930年前后，养父母相继去世，当地熊姓家族又千方百计驱赶他们，并买通了保甲长，凡收苛索捐税，百般刁难，他们不得已于1931年春天毅然迁回熊家湾居住。
  回到老家的熊国炳，在熊家湾田无一分，地无一垄，实在难以养家糊口，便给地方富豪绅士打短工、抬滑竿维持生计，蹉跎岁月，使他更加怵验到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激发起他敢于斗争、敢于反抗的性格。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握拳相助，因而赢得了劳苦大众的钦佩和信赖。排头甲长常常借机勒索他卖力下苦之钱，他为抗拒敲诈勒索，愤然抛弃“抬子”职业，奔赴巴山打猎为生，往来于川陕的崇山峻岭之间。一次，他正乘勇追捕一头猛兽时，不幸误踏猎人缚虎的“机关”,被毒箭射中腿肚，他强忍穿心般的痛苦，咬紧牙关，立即将毒箭拔出，挤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的果敢行为，被人们传颂为“巴山勇士”。
  子才引路川陕边的大巴山脉，森林茂密，是珍禽异兽的王国。熊国炳在同狼虫虎豹、飞禽走兽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磨炼出多谋善断和沉稳细心的性格。他经常出没于深山峡谷之中，对这里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能根据猎物的蛛丝马迹，设置暗道、“机关”，猎获许多珍禽异兽，并采集磨菇、猕猴桃等山珍。每逢竹峪乡和淇口场赶集，他便爬山涉水将猎物挑到街头出卖，换回米面油盐及布匹针线，剩下不多的钱施舍给穷哥们或者买上点烧酒同乡亲们、“背二哥”聚集在一起互相谈论王维舟、李家俊领导的农民暴动，率领川东游击军杀富济贫，打军阀、斗豪绅的事情。大家都恨不得在哪一天把这黑暗的旧世界翻个底朝天……。
  1932年12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适逢洪口场赶集，人们熙来攘往格外热闹。熊国炳卖完猎物正准备给妻儿买点棉布做冬衣，在一个杂货铺前突然被一个身着长衫、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约三十岁左右的陌生人叫住。熊国炳见他这身长袍，心里不免有儿分戒意，未等他开口，此人自称是来陕南行商，慕名来找 “巴山勇士”出大价钱购买皮货的。随后就与熊国炳同到熊家湾。这个客商不仅以优惠价格向熊国炳订购了一些猎物，还走村串户向一些穷哥们收购了不少土特产。他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一时结交了不少穷朋友，跟乡亲们打得火热。待别是遇到一些苦大仇深的人，他就讲述江西、安徼、湖北、河南一带共产党领导工农打土豪、斗劣绅的故事。他对这里农民起义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说起话来句句在理。熊国炳听得入迷，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穷人总是受欺负？穷人要出头，应该怎么办？客商耐心地开导：穷人受苦的根子主要是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勾结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内军阀年年混战，地主豪绅盘剥，苛捐杂税繁重，才使穷人过不上好日子，穷人要出头，必须推翻旧制度。这些道理，激起了大家的反抗精神。客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认熊国炳苦大仇深，忠实可靠，便对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叫刘子才（又名刘涛），安徽六安县人。1928年，地下党在他家乡发动工农，建立秘密农会和工农武装，抗租抗债，向地主开展借根斗争。1929年11月，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六安、霍山起义，并参加了红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部队转战鄂豫皖。这次是受部队党组织派遣，身带电台来川北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发动当地群众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并恳切地对熊国炳说，穷人要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子才的苦难经历和拨开迷雾的道理，如一把开心的钥匙，把熊国炳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投身革命刘子才和熊国炳为了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熊国炳告别了贤妻爱子，同子才跨上了革命的征途。他们扛起猎枪，穿入崇山峻岭、深谷腹地，勘察地形，并肩挑背掮，以贩卖栗子做掩护，了解掌握敌人兵力布置情况，往返活动在川陕边的咽喉要道。由于熊国炳机智勇敢，忠实积极，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地貌，短短十多天就为党组织和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受到了刘子才的好评。
  12月16日,刘子才和熊国炳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赶到了川陕边区的碑坝、钟家沟，及时向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机关报告川北敌人防务空虚和入川的道路与地形。刘子才还汇报了在竹峪和洪口等地发动群众的情况，特别向领导同志介绍了熊国炳积极投身革命、帮助党勤奋工作的表现。尔后，他便奉命跟随红七十三师到赤北开辟根据地。
  12月18日，熊国炳带领红军从核桃树进抵通江两河口，继而占领泥溪场。四方面军又兵分三路，总部率十一、十二师居中，直下通江，进取巴中•以七十三师为右翼，东出夺取洪口。十师代理师长邙继勋是贵州思南县人，1926年入党，曾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十二师师长，是蓬溪兵变的领导人，在四川很有影响。他很赏识熊国炳的精明强干，一路东进，战斗十分顺利，很快就占领了沙溪、洪口一带。红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望风而逃，穷苦百姓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解放。熊国炳带着红军来到洪口，首先就在他的家乡熊家湾，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军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被群众推选为赤卫队长，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12月29日，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的第五天，就在通江城成立了以邝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前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根据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迅速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领导和团结群众的骨干是十分必要的。经过邙继勋同志的推荐，1933年2月初，由即将担任川陕省委书记的袁克服同志介绍，熊国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注：见熊国炳一九五一年十月红军流散人员登记表）。从此，熊国炳就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二）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熊国炳按照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老同志们求教，勇于在实践中锻炼，在创建赤北、赤江、洪口、南江、巳中等五县一市的苏维埃政权中，积汲肯干，勤奋努力，成绩显著，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曾中生、李先念、廖承志、许世友、傅钟等同志的夸奖和赏识。经邝继勋、袁克服的推荐，熊国炳担任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筹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于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一百五十多名代表按照二月七日川陕省党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对当前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新区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围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其任务是在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封建军阀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和全国的胜利。熊国炳以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多次发言，他愤怒地控诉声讨了国民党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残酷压榨穷苦工农的罪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为穷苦大众翻身解放顽强斗争的丰功伟绩，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向与会代表解释了红军入川的纲领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对大会讨论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全面建设性的意见。会议期间，他带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用豪放的歌喉演唱了 “穷人歌“、“巴山背二哥”;“苦不苦,黄莲加上苦瓜煮，豺狼吃人不吐骨”；“大路不平就要铲，世道不平要造反”；“红军同志来这方，半夜三更出太阳"；”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大堂”。激发了全体代表的革命激情，受到了代表们的钦佩和尊敬，一致推选他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实行土地改革荣任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熊国炳，时刻牢记党的教导，不辜负党和红军对他的教育培养，更不辜负川陕父老乡亲的重托与期望，坚定地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党和中华苏维埃的指示与决议，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身先士卒，模范带头，团结带领省苏维埃政府的一班人，领导川陕边区人民，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他和省苏维埃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首先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严正指出：土地是贫苦雇工、农民的命根子。号召“雇工、农民们，要解除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杂税，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苦的工农。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了身”。布告共计十四条，对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坝、山村、房屋、农具、耕牛等财产分给农民；对保护中农利益、帮助红军、赤卫军及游击队家属代耕；对优待专业人才、禁种鸦片等都作了详细规定，要求川陕父老兄弟姐妹起来为实现这一土抱法令而斗争。为使土地法落到实处，熊国炳带领省政府工作人员深入第一线，迅速在川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使这一地区分得土地的穷苦农民摆脱了几千年来剥削压榨的封建枷锁。随着红军胜利地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根据地逐步扩大，为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支援红军、努力生产、建设苏区的积极性，川陕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专门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为保证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熊国炳亲自组织查田突击队下乡，针对在土地改革和分配田地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真正把苏维埃政府土地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揭露了地、富、反、坏在土地改革中隐瞒土地、造谣破坏等阴谋活动，使无地少地的农民掌握了自己的命根子，以极大的热情搞好农业生产，支援红军。熊国炳和粮食部的同志因地制宜，制定和采取了发展山区以粮为主，开展;各种经营的具体措施。他深入地头田间，调查研究，虚心听取老农的种田经验，及时调济耕牛、农具、良种和劳力，组织代耕队、割谷队，使粮食获得了丰收。通江银耳，万源茶叶，中华猕猴桃等经济作物和土特产，也得到发展, 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粮食供给，改善了群众生活，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赞扬：“川陕边区农业收成良好”。
  努力开辟新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虽然王维舟、李家俊、邙继勋等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和游击队多次发动农民起义，但对开辟新区、建设新区的工作还没有现成经验。熊国炳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面临着新区开辟、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认真总结 “五县一市“和陕南特别区所辖一百余万人口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经验，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和苏维埃政府委员一道,' 分赴各地，发动群众，解决新区开辟和建设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爱戴。县（市）、区、乡、村各级政权都按照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领导成员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在短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适应新区工作的干部。这些从群众中土生土长、在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骨干，为了自身解放和无产阶级事业，勤奋工作，为建设新区、保卫新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模范地带领群众配合红军反击敌人的“三路围攻“。当敌人疯狂进攻之时，红军《诱敌深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熊国炳率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迁往得汉城，沙溪嘴等地，组织发动和领导根据地人民参加红军，组织赤卫军、游击队和担架队、运输队，开赴竹峪关、空山坝前线，配合红军作战。仅空山坝一战，就歼敌七个团、溃敌六个团，并乘胜追歼逃敌至嘉陵江边，击毙和俘虏敌人各万余名，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根据地随之扩大了一倍以上。北起陕西之镇巴、西乡等县，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附近，纵横二、三百里，面积近三万平方公里。新区的大量开辟，急需建立苏维埃政权。熊国炳带领工作组日夜兼程，奔赴江口、阆中、广元、长池、苍溪、万源等地，新建了六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胜利地进行了三次进攻战役，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重创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四川军阀,将根据地扩大到渠县、营山、宣汉、达县等地。面对如此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熊国炳和政府一班人，迅疾率领工作队进驻新区，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按照省苏维埃《组织法大纲》的精神，新建起渠县、营山、长胜、宣汉、达县、城口七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加之其他县（市）苏维埃，在川陕苏区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县 （市）苏维埃政府。所辖区域,东起城口近郊,酉至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西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余万，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扩大工农武装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特别是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惨败的消息，犹如在四川军阀的头上响了一声炸雷。此时，刘湘、刘文辉两个军阀在川西混战胜负未分，欲罢不能，其他军阀不甘落个田颂尧第二的下场，小心谨慎，自保防地，谁都不敢冒然进犯苏区。陕南的西北军孙蔚如部也找机会同红军谈判，暂时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约。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扩大红军，武装农民，1933年6月25日，川陕省委在通江的新场坝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曾中生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做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等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地方工作主要是：猛烈扩大红军、加紧农民武装；积极开展根据地周围和敌战区的游击战争；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普遍军事化等任务。6月28日又在旺苍县东凡乡柳树村召开了木门军事会议（会址在半山腰的木门寺内）。一百多名南征北战，满身征尘的红军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着重总结讨论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和扩大红军、改编红军、武装农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1933年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城考棚（现公安局内）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一百六十多人，听取了熊国炳关于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所作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的决议。大会改选了苏维埃政府，选举出三十二人组成的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仍当选为主席，杨孝全、罗海清为副主席。下设财政、经济建设、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等十个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等机构。省以下为县（市）、区、乡、村苏维埃政府，村以下设十家代表，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与此同时，为了大震军威，举行了 “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川陕省党政领导人出席了阅兵仪式，大会在熊国炳等人的主持下，奖励了反“三路围攻”中作战有突出成绩的部队，分别授予红三十二团为“以一胜百”、红三十三团为“百战百胜”、红二一七团为”夜摸常胜军“的奖旗。号召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援红军，组织地方武装，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熊国炳根据川陕省委提出扩大二十万红军的计划，在领导川陕苏区人民开展各项建设的同时，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扩大红军、武装农民、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军事化上来。亲自组织工作组，率领扩军宣传队到各地宣传动员劳苦青年参加红军，发动和组织根据地人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在前线抗击敌人，在后方维持苏区社会治安，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苏维埃政府制定颁发了优待红军家属，狠抓代耕队、互助队的各项措施的落实，激发了广大苏区群众，特别是劳苦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参军和全家参军参战的动人情景，使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一万多人，扩大到五个军、十五个师，近十万人，并继续组织起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地方武装十余万人。
  加强政权建设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改组后，为加强政权建设，熊国炳身为政府主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处理日常事务。并根据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和各部门一起认真讨论制定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反革命自首的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条例摘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指导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肃反工作中，为反击敌人的蛊惑煽动，熊国炳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联名于1933年12月30日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布告》，严格规定苏维埃只杀反革命和杀人放火罪犯两种人。批驳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在加强政权建设中，省苏维埃政府和各部门，勤政廉明，廉洁奉公，做出表率。将混进各级人民政权内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及时清洗出去。但由于战斗紧急，调查不够，个别领导人把一些忠诚革命的优秀干部也清洗出去。特别是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忠心耿耿的邙继勋、曾中生等领导同志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牢。熊国炳同志针对清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拽集了大量材料，立即向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等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经过他与一些领导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川陕省各县苏维埃主席和保卫局长联席会议上做出决定，迅速纠正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使部分干部得以平反昭雪，为革命保存了大批精干力量。
  川北根据地，山高林密，洞穴密布，是“棒老二”聚啸出没之地。他们勾结兵痞流氓和土匪武装，抗拒红军，残害群众。红四方面军和省苏维埃政府决定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人民群众，消灭顽匪。傅钟同志（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争取曲江洞二百多名土匪投降。熊国炳亲自指挥赤卫军、游击队，大破“天洞子”，歼灭反动团总廖丰伍匪帮，夺回步枪一百零五支，被根据地人民传为佳话。支援红军反围攻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发给二百万元经费，上万条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妄图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苏区红军“。刘湘纠集四川军阀部队一百一十余团，二十多万兵力，向川陕苏区全面发动了 “六路围攻”。10月28日，熊国炳领导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为巩固苏区，支援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及时在巴中县城召开了县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了《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12月11日，根据中共川陕省委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精神，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围剿斗争。川陕省党政军机关于1934年2月开始战略转移，有计划地实行诱敌深入，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
  1934年7月上旬，熊国炳参加了由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主持的万源军事会议。决定：开展万源保卫战，在坚守防御中继续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反攻创造更有力的条件。一些军、师的主要领导人李先念、程世才、王宏坤、周纯全、刘世模、许世友、陈海松、张才千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熊国炳在会后立即进行传达贯彻，组织发动苏区广大革命群众全力以赴支援万源保卫战。他亲赴各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尽管群众生活很苦，但仍把最好的粮食一一苞谷米，最好的草鞋一一竹麻鞋，送给红军。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哥打刘湘就要走，炒盘胡豆煨壶酒，烧酒吃了胆子有，上阵狠狠杀白狗。”、“三载长工两吊钱，上街买回一片棉，妈妈给我做棉衣，我送棉衣红军穿“。在万源保卫战中男女老少全部动员。省妇救会还派出冯梅英等组成慰问团，到大面山和玄祖庙前沿阵地慰问红军，给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正如徐向前同志在回忆万源保卫战和粉碎“六路围攻”的过程中指出的："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做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到1934年9月，红军共歼灭郝耀庭（司令官）及其官兵六万余人。俘敌张帮本及以下官兵二万，缴枪三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基本恢复了苏区全盛时期的辖区，并攻克了阆中和苍溪两座县城。
  （三）为总结工作及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省苏维埃政府根据熊国炳的建议，于1934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了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千四百四十人，其中女代表三百六十人，会议认真讨论了全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川陕根据地，以粉碎敌人新的“川陕会剿”。会上改选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第三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运、祝义亭为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决定依靠老区，开辟新区，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向川陕甘方向发展。熊国炳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发动群众，积极筹款送粮，抢运枪支弹药，支援红军，顺利地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成功地渡过了嘉陵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不仅粉碎了川陕军阀和蒋介石嫡系肖之楚、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川陕会剿”的阴谋，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对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撤离苏区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6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下达了强渡嘉陵江的命令。以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八十八师为主力，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从几十里外把船只拾到江边，首先从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成功，全歼对岸守敌。西北革命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相继向省苏维埃发出了撤出苏区的命令。熊国炳强忍着离开家乡父老和抛妻别子的苦情，毅然率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继续在扩大的根据地内建立新的工农政权。到达广元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熊国炳和副主席余洪运、祝义亭三人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以七字一句的韵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的罪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消灭他们。
  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川陕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全部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军阀部队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根据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熊国炳的两个儿子惨遭杀害，妻子赵氏活活饿死。其弟熊庭文，被迫逃到了万源县草坝场的深山老林，直到1962年才迁回老家,弟媳苟氏逼迫逃往陕西过街楼活命。熊国炳在西征途中闻此噩耗，如遭五雷轰顶，但他擦干眼泪，强忍悲痛，立即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继续长征。一边配合红军作战，一边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患难知音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为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合，妄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军实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筹粮扩军，张国焘在江油附近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川康边区的环境不如川陕根据地，民族隔阂较大，地广人稀，语言不通，群众很难发动，加之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不进各方面的意见，熊国炳多次拒绝执行张国焘的一些错误决定。为此，张派遣了一个心腹担任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掌握了实际权力。
  在熊国炳处境困难时期，唯一能给他安慰的知音是中共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富（通江草池人，童养媳出身），她对军阀、土豪劣绅怀着刻骨的仇恨，通、南、巴解放后，即投身革命，对熊国炳为人正直，为党为革命的忠心耿耿，十分钦佩。特别是对熊国炳全家为革命付出的重大牺牲，寄予极大的同情，遂之产生了爱情。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将张庭富调往苏维埃政府内务部担任执行主席，和熊国炳一起工作。部队转战到毛儿盖时，他们在组织的关怀下，终于在长征路上结成了患难的革命伴侣。
  艰苦历程在长征中，部队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在川康边区。1934年11月28日组建了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即川康边革命政府），邵式平任主席（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刘伯承、熊国炳为副主席。1936年6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为创建与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挥师北上。这时，苏维埃的大批党政机关干部都被派进了军队任职，熊国炳夫妇也被派到了红四方面军。担熊任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后勤处处长。面对新的工作，他刻苦钻研领导后勤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方法与经验，积极为红军筹粮备物。在历经三次草地的艰苦岁月里，部队的粮食奇缺、吃黄麻、野菜度日，熊国炳常常以草根树皮充饥，把粮食让给其他指战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由于山高谷深，人口稀少，加上反动派和封建头人的盘剥，民穷财尽，给养困难，熊国炳带领后勤人员爬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为部队筹集粮食和物资。在工作中，他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常教育后勤人员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民族关系。他还带领后勤人员不断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和反动头人作斗争，为保障部队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负伤离队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熊国炳夫妇，未卸战甲，又上征鞍，奉命和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二万一千八百多人，于1936年10月底在靖远河包口（虎豹口）强渡黄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在吴家川、一条山、新泉堡、打拉排等地歼灭了马家军的阻击部队。11月10日，中央复电，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了陈昌浩等人提议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名单。成员为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十一位同志。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红西路军先后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与马鸿逵、马步芳部队进行激战，随之又奋战临泽城，廛战倪家营，与数倍于我的马家队伍展开了生死搏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缺，被马家军重重围困。在极端的险境中，将士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坚持战斗，为中国革命谱写了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壮丽篇章。
  1937年1月，熊国炳和郑义斋带领西路军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在临泽突围时，张庭富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熊国炳未及掩埋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爱妻，即带领战士们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后勤机关冲出敌人的火力网，脱离了险境。
  3月13日，西路军余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进抵祁连山康隆寺以南的红石窝附近，又与追敌连续激战。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总供给部长郑义斋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独立团战士转移而壮烈牺牲。熊国炳遂令后勤人员抛弃所有辎重，全部编入战斗连队。当天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红石窝山上召开了师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让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东返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部分同志由李先念，王树声、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曾传六、黄超、程世才等同志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左、右两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待革命形势好转后再图大业。熊国炳带着二百多名机关后勤人员组编的战斗队，从红石窝出发西进，不幸又被敌人阻截。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人开展了一场血战。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血沃沙丘。少数突围的人也被敌人紧追不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跟随熊国炳身经百战的警卫员也被敌弹射中，长眠疆场。他独骑一匹战马，从敌群中冲杀出来，刚跑上雪山，战马又被敌人打死，他摔进了一个雪坑，昏厥过去。而驮在马背上的文件，却被蜂拥而来的敌人抢去，成了特等战利品，许多党和军队的秘密文件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夜幕降临，大雪纷飞，敌人四处搜寻，终无所获。熊国炳苏醒后爬出雪坑，在昏暗的夜色中，继续摸索前进。恰好碰到了两位幸存的战友，他们找来了干柴和牛粪，烧火取暖。当时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同志带着一个班寻找部队，顺着火光找到了这里。方参谋留下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让他们找个较安全的地方，帮助熊国炳治好脚伤。
  虎口余生3月下旬的祁连山，还处在严寒的季节，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象利刀刺着皮肤。敌人骑着战马，裹着皮衣，四处搜山，对红军紧追不舍。熊国炳拖着双腿、赤着脚，被战友簇拥着翻山越岭，追赶部队。不料在雪山脚下，又与数十名骑兵遭遇。他立即指挥五名战士抢占有利地形，消灭了三四个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人发现他们人数不多，便象恶狼一般冲杀过来。为了掩护战友，熊国炳举着手榴弹，让其他战士向隐蔽处撤退，当敌人冲到离他不远时，他扔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七八个敌人。战友们安全转移了，他却被俘。在裕固族的一顶毡帐篷里，熊国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马家兵凶神恶煞地扬起马鞭审问他：“你是干啥的？当什么官？"熊国炳答道：“我是伙夫。”敌人见他穿着破烂，腿脚都被冻坏，就让他烧火做饭，他因不会做面条，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一个裕固族头人实在看不过去，便为他求情，“他是伙夫，你们就积点阴德，高抬贵手，放过他吧！”马家军急于出去搜山，暂时把熊国炳关押在裕固族人的毡房里。在裕固族老人的指点下，熊国炳侥幸地逃出了虎口。
  隐姓埋名熊国炳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一路上忍饥挨饿，辗转来到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屯升乡九家窑，一个好心的农民张大爷收留了他。他主动给张家干杂活、喂猪。主人用土法为他治好了腿脚的冻伤。熊国炳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告别了张大爷，来到了酒泉城。
  这时，酒泉城里，马匪军正在大肆搜捕红军。马步芳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列为“赤匪“首犯，大发通辑令，并悬赏一千二百块银元活抓他们，还以六百元买他们的人头。1时间，马匪军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到处抓人，每天都有不少红军战士惨遭残害。熊国炳白天给王家醋坊帮工，晚上藏在王爷庙神像后面安身。一次，马匪军闯入王家醋坊，严密盘查，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才脱险。熊国炳在这段时间，犹如失去母爱的孤儿，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曾几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都因敌人盘查严密，与革命队伍失去了联系。不久经人介绍，便与已故四川同乡唐贵林的妻子白玉生成婚，并改名为张炳南.夫妻摆摊度日。妻子白玉生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他起早贪黑挑货郎担、摆纸烟摊，勤俭谋生，苦熬到1945年全家人上了玉门油矿，儿子唐金福、唐金录当了工人，熊国炳也在医院里找到了发挂号牌的差事，一家五口只得挤在西河坝的窑洞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48年底，他们又返回酒泉，在西峰乡香庄村靠卖煤油度日，后又在县城南门外撰一干果摊。虽然生活仍然艰苦，熊国炳还是说服老伴收养了香庄村贫苦农民扬毡匠的女儿兰香子和一个讨饭要吃的姑娘进财子（兰香子现在大庆油田，进财子出嫁到酒泉果园乡）。解放前夕，熊国炳发现路边有一饿死的穷人，无人收尸，就用身上的一块银元请了两个人将他埋葬。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酒泉胜利推进，国民党反动派仓惶溃逃，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特务们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熊国炳的院邻王兰英大娘也忙着收拾包裹，准备下乡避难。熊国炳劝王大娘：“不用怕，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不杀老百姓，别听那些骗人的鬼话。”解放后，熊国炳一家生活有了改善。长子成了家，次子参加了志愿军，三子张德才赶皮车。1951年9月，熊国炳向人民政府登记了参加过红军的经历，政府补助他银元五十块，麦子四石。熊国炳以此为本，经营磨坊。1952年，他参加了酒泉县西南区的土改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此后就落户泉湖乡泉湖村一队。1958年公社化时，泉湖大队决定在南门外熊国炳住处办个棉花加工厂，熊国炳一家搬到泉湖八队居住。熊国炳和老伴给队里看果园、麦场，帮助食堂生火、拣菜。1959年4月，民政部门给他三百元钱的补助和一套条绒衣服，帮助回到老家四川省万源县探亲，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他本想叶落归根，但因老伴是个小脚，行走山路不便仍回了酒泉。困难时刻，党曾多次派人寻找过熊国炳，因他脱离革命队伍日久，随西路军过来的巴山儿女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深感惭愧，无颜再见巴山父老，隐姓埋名不愿出面。1960年10月，因生活困难，旧伤复发，不幸于10月底逝世，葬于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
  五十年过去了，酒泉的乡亲、邻居、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回忆起他，都说：熊国炳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对人诚恳、性格倔强、能够吃苦、善于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在逆境中从不埋怨组织。正如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在回忆中所说，“熊国炳是个工农分子，川陕根据地苏维埃主席”。“解放后，中央曾派调查组找他，没找到，他身处逆境，但没有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是何等高尚。我也接触过他，他是个好同志。”（节选自《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