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记酒泉地下党负责人刁德顺同志
  王文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处的一份调函，伊犁河边的一份简短回电，使我们和三十年代曾在酒泉搞过党的地下工作，并在玉门油矿建党的刁德顺同志取得了联系。
  多年的寻觅，深深的渴望，促使我匆匆踏上征途，西出阳关，翻越天山，千里迢迢来到祖国西部边陲美丽的伊犁河谷，访问这位令人久久怀念的革命老人。
  刁德顺同志的家，坐落在伊宁市胜利街11巷22号，门前小溪潺潺，周围杨柳婆娑，显得格外幽雅恬静。
  当我轻轻敲开房门，走近他的面前，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刁老喜出望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甘肃酒泉来的，不容易呀！离开五十年了，我常常想念你们那儿，真想回去看看。"刁老今年82岁了，虽然瘦弱的身躯有点佝偻，满头银发已很稀疏，额头的皱纹象条绒一样稠密，说话的声音也有点沙哑低沉，但他那惊人的记忆，有条不紊的谈吐，却显示出一个久经考验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坚强意志和清晰头脑。我被他那具有传奇色一彩的革命经历和默默献身的崇高精神吸引着，好象亲眼看到了这位革命前辈，在那灾难深重的烽火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赴汤蹈火，英勇奋斗的壮丽图景。学求苦刻刁德顺同志，于1907年诞生在天津郊区西北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刁文钦是个专门务习种菜的雇农。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刁德顺的母亲孙氏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那年又遇兵荒马乱，年景不好，刁文钦埋葬妻子以后，就带领四岁的儿子投奔远在新疆伊犁府绥定县（霍城县）金顶寺务农的妻舅孙德隆。
  那时的新疆，还是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劳力缺乏。刁文钦来到绥定县后，依靠自己会务弄蔬菜的本领，搭起一间草棚，租下几亩土地，起早贪黑地种莱，生活倒也可以维持下去。
  1912年民国成立，宣统皇帝退位，一股发展工商、创办实业、兴建学堂的风气逐渐传到新疆，刁文钦虽然半辈务农，两眼摸黑，受尽颠沛流离的苦痛，但他毕竟是从内地来的，见多识广，对新鲜事物容易接受，他不愿让唯一的儿于象自己这样生活下去，他要用辛勤的劳动所得供儿子上学，睁开眼睛，闯出一条新路。
  1919年，刁德顺上了绥定县新城小学。他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继续帮助父亲务习菜园果树，终于上完了五年小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省立中学堂读书。
  1924年，他上省中学不久，新疆省督军兼省长杨增新，为了实现独霸新疆，巩固军阀统治的目的，决定划出省一中西半部成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培养新疆自己的行政、外交，司法等人才，改变过去依赖北平政府输送干部的状况。
  1928年，刁德顺中学毕业，又被选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7月7日的毕业典礼宴会上，省主席杨增新被激进派官僚、省政府外交署长樊耀南开枪打死。省民政厅长金树仁镇压了这次政变，当上了省主席，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
  就在这年，以著名学者徐炳昶为团长，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一批外国专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迪化，招收一批当地知识青年参加对新疆天文、地质、气象、水利、文物等的全面考察，并在南梁办了气象学校。刁德顺听了考察团一些专家教授的报告，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便于1928年底离开俄文法政学院，入西北科学考察团当了气象观测员。
  1931年，南京气象研究所通知新疆省政府选送2名学生去紫金山天文台气象研究所学习,刁德顺和一回族青年赵克勤被选中。但因当时哈密发生了农民暴动，再加国民党新编36师师长马仲英，又于1931年和1933年两次进入新疆，围攻哈密、迪化，道路阻塞，刁德顺去南京的事被搁置起来。在此期间，为了积攒学费，刁德顺经伊犁同乡介绍，于1933年秋到新疆督办经理处搞内务工作，负责接待国民党政府特派员曹启文、李溶、彭昭贤等3人。1934年春，刁德顺下定决心，骑上毛驴离开迪化，途经吐鲁番、哈密，到达酒泉，然后转乘汽车，赶赴南京气象研究所学习。
  刁德顺到南京气象所后，尽管受到了所长竺可祯的悉心关照，学业日渐长进，但由于物价昂贵，生活费用高，所带积蓄很快用尽，后来连伙食费也无法支付。正在刁德顺为谁之时，恰逢原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担任气象研究工作的刘演淮，从德国留学归来，又到气象研究所参观，故人相逢，格外亲切，无话不谈。刘演淮得知刁德顺的困难处境后，答应回北平后找徐炳昶先生商议设法解决，刘走后不久就来了信，让刁德顺即刻前往他连忙打点行李，离开南京，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于1934年11月到达北徐炳昶先生把他安置在北大附中院内暂住，让他协助整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每月所得津贴20元也可解决生活问题。1935年秋，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经徐炳昶先生等推荐，刁德顺又进入清华大学经挤系读书，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历程。
  清华入党刁德顺进入清华大学后，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示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翼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州国的罪恶活动和国民党屈从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空前危机的黑踣情景。出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注，使他一心科学救国的希望化为泡影。国家危亡，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青年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占据着他的头脑，迫使他尽快找出答案来。
  这时，学校中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哲学教授张申府先生、逻辑学教授杨学诚先生（中共党员），公开在课堂上作时事讲演，启发大家面对危亡，奋起救国。同学们之间，也主动谈心，讨论形势，为国担忧。刁德顺经常和郎维田、曹光锐、李昌等同学接近，互相交换看法。讨论救国道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三位是党员，李昌是清华党支部组织委员（十二大后曾任中纪委书记）。
  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六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成游行。爱国学生高呼“反对华牝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革命口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禁止“防共自治运动"、公开日中交涉经过、不许任意捕人、保障地方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维护民主权利等6项要求。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表现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次日，全市各校实彳亍总罢课，并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北平学生和各界民众3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莹召开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恢复失地，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京学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各地学生、工人、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行动，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坚决抗日。各种爱国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出现，一个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开始在全国兴起。
  "一二·九”运动是刁德顺思想产生新的飞跃的转折点。他亲身投入了这场伟大斗争，看到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罪行。从而分清了敌友，认识到国民党是卖国的，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的。从此，他对学生运动更加热心了。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下去，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1935年底，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组成了数千人的 “南下宣传团”，深入河北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刁德顺和同学们一起极极参加了宣传团的活动，并且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相当于以后的共青团，简称民先队）。
  刁德顺加入民先队后，不但积极参加学运，还担负起为党传送文件，散发标语、传单，进行交通联络等工作。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把革命引向胜利，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独立、强盛的新中国。一个革命的青年，应该热爱党，追随党，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党。因而，他向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193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纪念日，刁德顺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庄严地站在马克思像前，高高举起右手，经郎维田、曹光锐介绍，由琦方德、方阿德监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自觉献身革命，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
  奔赴延安刁德顺积极参加学运，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情况，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不久，校方通知停发了他的生活津贴。刁德顺并不因此灰心，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他依靠党织组的补助和同学们的接漆，渡过了这一难关。
  1936年10月中旬，组织通知他做好离校的准备。入党介绍人郎维田同学送他一条毛毯和一只小皮箱，并且亲自送他到北平车站。那天，他和200多名大中学生，乘上党组织事先安排好的列车，依依不舍地离开北平，离开众多的同学和战友，向新的目标一一西安进发。
  到达西安后，组织上安排刁德顺到东北军学兵队，改名刁向坚，取志向坚定之意。学兵队分三个连，每个连设一个党支部，刁德顺当时和谷牧、郭锋（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宋黎（原辽宁省政协主席）、王一平（原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同在一连党支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从防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局出发，应张学良、杨虎诚的请求，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原则。经过紧张谈判，蒋介石同意接受6项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圆满解决。
  刁德顺亲自经历了西安事变，听过中共代表团博古同志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积极在东北军中进行政治工作，并和学兵队的同志，共同担负了向西安学生、民众开展大规模逼蒋抗日的宣传活动。
  1937年1月，刁德顺被调到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担任连政治指导员。与王一平。秦川（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同在一个党小纽，负责人是王一平同志。同年2月2日，东北军中发生了孙铭久枪杀67军军长、爱国将领王以哲的事件。蒋介石乘机瓦解东北军，把东北军分散到各地，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2月5日东北军奉命西撤，当晚住宿咸阳附近，那天半夜，王一平通知刁德顺和秦川。约好3人共同去找红军。他们每人带步枪1支，子弹百余发，手榴弹4枚,于次日黄昏到达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留下了他们,参加了短期训练后介绍去了延安。
  1937年3月，刁德顺到延安后，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为抗大第一期学员。当时的延安，是全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解放区的民主气氛，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和振奋。在抗大期间，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为抗大学员上课。张闻天讲党的建设，朱德讲游击战术，罗世文讲政治，张国焘讲经济学。通过这段学习，他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马列主义，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禀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抗大学员即将毕业，分赴各个抗日战场。7月16日下午，毛主席召见了刁德顺同志，询问了新疆情况以及他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将来的打算，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辗转酒泉1937年10月，刁德顺抗大毕业离开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林伯渠同志给他一套灰军装和30元路费，又介绍他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他乘班车到达兰州八办后，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接见了他，让他在办事处先休息一段。1938年元旦过后，谢觉哉同志找他谈话，说组织决定让他转地方工作，具体事宜由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安排。甘工委书记孙作宾到八办来，和刁德顺接了头，向他讲了今后联系的方法，派他到酒泉去搞地下情报工作。
  1938年1月，刁德顺到了酒泉。当时担任甘肃省七区专员兼酒泉县长的曹启文，是他1933年在迪化接待过的旧相识。，气象站负责的胡振铎，是南京气象研究所的同学。胡和曹又是宁夏海源老乡，关系十分亲密。刁德顺利用这些关系，对他们说：“我本来打算读完清华大学，因为“七•七事变，清华南迁，个人无力再继续上学，准备在这里暂时找点工作，积蓄些盘费返回新疆。”刁德顺被安排到专员公署当了办事员，先后奉派到金塔、毛目（后名鼐新，现属金塔县）、高台三县调查过民政方面的情况，协助公路段修建过酒泉乡间的道路桥梁，还和石奠卿博士视察过玉门老君庙油矿，拿回的石油标本，被曹启文上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后又在酒泉县政府及戒烟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刁德顺利用工作之便做掩护，和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广泛结交，为党收集洒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酒泉邮电街出现了一个“世芳书报社”，经理是孙世芳和陈世武。他们经常出售进步书刊，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刁德顺经常到书店看书买书，因此认识了不少人，如寇从善，孙馨沛、王道一等人。
  寇从善是青海湟中县人。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曾参加过 “一二·九”运动。1937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党派他到青海工作，因马步芳已掌握了他去延安的情况，防范很严，他就来到洒泉，依靠其在马步康298旅任副官的叔父寇干成的关系，暂时在酒泉师范任教，并联络酒泉地下党员孙世芳、陈国英同志开展地下工作。刁德顺和他认识后，通过其对酒泉马家军的驻防、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孙馨沛是河北唐山新河庄人，早年在天津上学。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赴南京请愿团，因而被学校开除流落到兰州，经同乡介绍到兰州官钱局（银行）当练习生。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发生后不久，他被调到酒泉银行任会计。1938年7月，刁德顺和他认识后，主动和他接近，给他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读，并经常和他讨论时事政治，使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曾多次向刁德顺提出去延安，参加抗日和入党的要求。他向刁德顺提供了不少酒泉工商、财政、金融方面的材料。1939年春甘肃油矿筹备处在酒泉成立，玉门油矿大举开发，8月第一口油井喷油。为了掌握这些情况，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刁德顺指示他到油矿工作。1940年元月，他正式到甘肃油矿筹备处会计科当会计。
  王道一是上海崇明县人，1934年中学毕业后，进崇明报社任采访记者。1935年到南京，任全球通讯社副编3个月。同年10月，进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矿产室当学习生。1936年到四川省天府煤矿区工作。1938年11月16日，在四川白庙子镇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中共长江局东川特区区委批准，来到玉门油矿工作途经酒泉住油矿办事处期间，和办事处会计孙馨沛认识，后经孙介绍，他与刁德顺见了面，互相逐步了解，成了朋友。
  刁德顺还对被中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的正副主任曹启文、陈增吉、韩道山，被军统控制的蒙藏委员会酒泉调查组骨干王德淦，酒泉秘密广播通讯组骨干、安西地主段某的情况，以及苏联运送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飞机、汽车在酒泉降落、起飞、经过的情况，驻酒泉马步康298旅在关外敦煌布防的情况，西路红军失败流落酒泉各县的情况等作了系统了解，按照党的秘密工作的要求，用米汤写在信中，向甘工委书记孙作宾作了汇报。1939年，他被派往天水解送马匹，路过兰州又向孙作宾当面作了详细汇报。孙作宾同志指示他，要在酒泉稳稳当当站住脚，全面了解地方情况，继续为党搞好地下情报工作。
  玉门建党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酒泉“世芳书报社“出售进步书刊一事，引起了县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进行查封。刁德顺听到消息后，一方面立即向孙世芳、陈世武转告，让他们做好防备；另一方面，通过熟人向有关方面积极疏通。这事被专员曹启文知道后，对他产生了怀疑，再加当时玉门油矿已经出油，正在大举开发，需要调入大量人员，刁德顺便决定去玉门开展党的工作。经与甘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去信联系同意后，1940年9月，刁德顺套了玉门油矿，先在会计科工作，以后又管理油库。
  1940年3月，甘肃石油局正式成立，原设在酒泉的油矿筹备处撤销，全部机构人员搬到玉门矿区。孙馨沛因此到了玉门。这时，地质勘探专家陈贲也来到了玉门。陈贲是刁德顺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上地质系。1935年，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 一二·九“北平爱国学生运动，担任过护校队的工作，经常手持木棍守护学校大门，防止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进步师生。之后，他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活动，深入工厂、农向工农群众宣传党的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政策，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八路军炮兵部队，曾在晋察冀一带参战。1940年，他随我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来到玉门，担任油井勘探工程师。
  刁德顺到玉门油矿后和王道一、陈贲相聚一起，经过长期接触，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取得了真诚的信任。他们经常回顾过去，谈论形势，分析情况，交换意见。
  当时的玉门油矿，官僚资本统治，情况较为复杂、800多名职工中，少数从重庆、南京、上海来的是"红人”，从陕北延长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还吃得开，最受压迫的是本地区召来的普通工人。各种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有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一个连驻守，有宪兵改编的矿警队，厂矿部门都被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把持着。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发展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做好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经过充分酝酿讨论，一致认为在玉门油矿建立党的地下组织非常必要。这对于正确指导开展工人运动，积极多产油品“支援抗战，并为未来的新中国保护好这一唯一的天然石油基地，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1941年春，刁德顺、王道一、陈贲三人共同发起，正式建立 T “中共老君庙矿区支部”。刁德顺被推举为党支部书记。当时刁德顺写信把支部成立情况向甘工委作了密报。孙馨沛也于1943年7月，由刁德顺、王道一介绍正式入党。
  矿区支部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统治，团结教育职工反对压迫剥削，组织工人运动等方面。
  支部成员按照个人工作范围，进行了具体分工。刁德顺因搞后勤工作，接触管理人员多，主要负责掌握敌特活动，做好群众工作，发现进步分子,物色培养发展对象；王道一在炼油厂化学室工作，本人擅长文学写作，能弹会唱，热情活泼，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办好职工歌咏队、小图书馆，为壁报写稿；陈贲搞地质勘探，接触工程技术人员多，并经常在野外矿井活动，主要负责掌握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和科学技术情报，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油田，准备系统的资料。
  支部生活，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敌伪警特横行，为了安全保密，往往不定期进行，也没有固定地点。有时在杂物库房内，刁德顺的单身宿舍里开会，有时在马路上边走边谈，有时也采取个别交换意见的方法。
  活动内容，以学习文资料，讨论研究形势，交谈矿区发生的各种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学习材料主要由王道一提供，他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同志和友人，以假造讣文和传单的形式，经常将一些文件、书刊和剪报巧妙地寄来。如皖南事变的真象，周恩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以及宋庆龄、柳亚子、彭述之、何香凝等人的通电，就是夹在讣文内寄来的。他们用这些宝贵资料，获得信息，教育自己，并把党报社论作为工作的方向和依据。
  他们还考虑和注意了组织建设问题，初步发现和培养了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其中陈贲负责的钻井队工人王进喜就是一个（王迸喜是甘肃玉门赤金乡人，1938年上油矿当徒工，后到钻并队。解放后任钻井队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年春率领1205钻井队到大庆会战，因工作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贡献，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誉为“铁人。”是三届人大代表，九大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在北京病逝）。
  1942年春，刁德顺派陈贲以出差之机，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党汇报，接纽织关系。不久，甘工委组织部长王实先同志来到玉门油矿。他是奉中央领导任弼时和李富春同志的指示，为开辟第三国际秘密交通线而来的。当时中央的意图是搞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通过新疆、甘肃沟通中央和第三国际的联系，打算选择一些掩护身份比较稳妥、地位较高、便于工作的党员，沿途设站，转送人员、物资和情报，并设法利用敌人的电台设施为我们服务。
  王实先同志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避开国民党的盘查，就骑自行车长途跋涉，一直从兰州骑到玉门，找到了刁德顺。刁德顺向王实先同志汇报了酒泉、玉门的有关情况及党支部的人员、活动打算后，王实先同志说：“你们的来信已收到，因环境不佳没有回信。今后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你们要和地方党切断关系，一切工作由我单线联系部署。” 王实先同志走后曾给刁德顺来信写道：“因回家看望母亲，所以迟误给你们回信。此次回家见到母亲，母亲身体很健康。“1943年，王实先同志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因当时正在整风审干，国统区的地下党都受到审查，甘肃党组织和他本人也被审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作出无问题的政治结论。在这段审查期间，中央决定暂停与甘肃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之后，王实先同志又被调往东北工作，再未派回甘肃。因此，造成刁德顺和老君庙矿区支部，与上级单线联系中断，失掉组织关系。
  返回新疆1943年底，刁德顺接到舅父孙德隆来信，说父亲病故，让他回家料理。1944年3月，刁德顺便把支部工作暂交王道一代理，和同志们告别，搭便车返回新疆。
  当时，新疆政局正在急骤恶化。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公开撕下伪装，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进行疯狂的反共活动，制造白色恐怖，逮捕我党派来新疆工作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盛世才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北疆各地爆发了一些武装斗争。特别是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后称三区革命）成功，震动了整个新疆。
  刁德顺在迪化无法立足，再加生活发生困难，贫血、头晕的旧病复发,就听从友人建议，到西北乡一个叫四十户的小村子住下，一边养病，一边做点小买卖糊口。
  1945年迪化专署成立，包尔汉就任专员。由于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新疆后，省主席杨增新派包尔汉负责接待工作，因此，刁德顺在考察团就和他认识。1945年10日，刁德顺在迪化专署当了秘书，主要给包尔汉的孩子教汉文。他知道包尔汉与三区革命政府关系密切，想借机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但没有找到头绪。
  1946年1月，刁德顺来到设在迪化南梁的师范学校任教。因学校附近有苏联医院和领事馆，他想通过就医的机会认识苏联医生，从而找到党的组织。不久，他就和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秘书苏瓦洛夫接上了头，建立了联系，苏秘书交给他收集有关情报的任务，并为他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叫库切里。
  1947年夏，苏瓦洛夫奉调回国，他的接头人由苏联领事馆的舒莫夫秘书担任。
  当年11月7日，杨文先、杨天云、刘淑明三人在迪化发起组织了 “中共新疆支部”，因出版《先锋》刊物，又被称为“先锋社“。杨天云原是红西路军党员干部，1937年随李先念西征来到新疆，1939年经我党派往苏联第三国际工作，1941年被第三国际派回新疆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归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不与我党发生关系。1944年4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5年11月出狱后，仍与苏联领事馆联系，引起敌人怀疑。1946年11月被驱逐出新疆，流落兰州、定西做小生意维生。1947年，又暗地返回新疆迪化。当时新疆堂的组织已不存在，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他和儿个失掉关系的党员进行联络，于1947年11月7日正式组织了中共新疆支部，并与苏联领事馆取得了情报联系。
  1948年5月，苏联领事馆副领事和舒莫夫秘书约刁德顺在郊外接头，派他到伊犁人玉山巴侬在迪化经营的福盛行担任汽车押运员，以来往迪化和玛纳斯之间接运货物为名，收集国民党在这一带驻军的情况，及时掌握三区革命的有关信息。同时，让他传达一件紧急通知，立即到西北路西大楼附近一家小铺为掩护的交通站，找杨天云同志，让杨速去乌拉拜一个有泉水的地点，与苏领事馆人员见面，有要事相商（因规定接头时间未到）。由于杨天云和领事馆是单线联系，在当时的秘密环境下，从没和其他人发生过横向关系，再加又不认识刁德顺，为了慎重起见，开始未接待他。刁德顺接连去了几次，终于见到了杨天云，告诉他接头时间地点就走了。杨天云按照通知时间地点见到了苏联领事馆人员，并领事馆人员处了解到刁德顺的身份，从此他们之间就有了直接的联系（杨天云是中共新疆支部即先锋社的组织委员，解放后曾任新疆乌鲁木齐市民政局长）。
  1946年到1949年，刁德顺为革命东奔西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迪化中央银行的张铭轩（曾在玉门油矿会计科和他同事），系统了解了新疆经济和金融活动的情况，并写成调查报告上报组织，通过迪化民航站木工杨伯春（解放后曾任民航站站长），监视国民党军政要员来往新疆的情况；通过徐鼎铭，在奇台收集国民党进疆军队的布防及英、美驻新疆领事馆人员在北塔山活动的情况（北塔山可通外蒙古）；通过新疆汉文会的许广华，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他还把一些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如王程、许广华、安崇文等，介绍加入了中共新疆支部（先锋社）。
  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新疆省政府和驻军内部出现了和与战两派的激烈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新疆支部（先锋社）决定，抓紧做好和平解放新疆的各种准备工作。首先搞好政治宣传，发动和平攻势，争取和平起义成功。同时，积极瓦解敌军，掌握军事力量，一旦和平解放无望，即实行武装暴动，消灭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势力。在此其间，刁德顺不仅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书写印发一些标语传单，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敦促蒋军起义，而且主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争取和平解放的工作。
  当时，驻守新疆省会迪化的城防部队是国民党军179旅536团，团长安崇文是伊犁锡伯族人，和刁德顺有同乡、同学之谊，过去也曾有过接触。刁德顺多次去做安崇文的工作，向他分析形势讲明利害，晓以大义。那时的迪化已成一片孤岛，东面兰州已经解放，大军正在长驱直入河西走廊；西面三区革命武装力量早已占领伊犁至马纳斯一带，兵临迪化城下，国民党新疆政府和军队的迸退路都已被切断，只有和平起义，迎接解放，戴罪立功，才是唯一出路。安崇文终于认清前途，毅然表示拥护和平起义，服从共产党的指择，将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此后，由刁德顺介绍安崇文加入了中共新疆支部（先锋社）。从而为新疆和平解放，防止动乱和战争菠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迪化正常的社会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身归伊犁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宣布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又发出起义通电，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到人民怀抱。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团进驻迪化,新疆正式获得解放。12月7日，王震司令员到达迪化。12月9日，彭德怀在迪化检阅三军入城式。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祖国最大的省份新疆，结束了漫长的黑暗时代，迎来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刁德顺和新疆人民一起，浸沉在欢庆解放的喜悦和兴奋之中。自己坚定信仰的党胜利了，自已为之献身的事业胜利了，自己多年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实现了！他回顾自己艰难的历程，流出了晶莹的热泪。1950年2月，他被分配到省干校筹备处工作，任组织科副科长。同年9月，调省劳动局，任劳保科副科长。1952年5月，调回故乡伊犁，在伊宁电厂工作。1953年4月，到伊宁市工商联烟酒同业工会。1955年1月，调伊宁市税务局。1956年5月，调伊宁市食品公司任副经理，直至退休。
  解放后的新生活，给刁德顺带来了无限欣慰和欢乐。他为新疆和家乡伊犁的社会主义建设，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象一头老黄牛那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是刁德顺的生活并不全是甜蜜，他的心头萦绕着一块难以消逝的阴云，使他的美梦也常常夹杂着黄连的苦涩，这就是他时刻关切而又未能顺利解决的组织关系问题。1936年在清华大学介绍他入党的郎维田同志，早已为革命献身；1938年在酒泉摘党的地下工作，及1941年在王门建立老君庙矿区支部的情况，没有取得证明；曾和他单线联系的甘工委组织部长王实先同志，1942年回延安参加整风审干后，调往东北，一去不返，联系中断；1944年回新疆后，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并参加中共新疆支部（先锋社）这一段还没有审查清楚……。因此，新疆解放后，他的党籍未予承认，组织生活也没有得到恢复。
  刁德顺为此心事重重，有口难辩，十分焦躁。他向组织多次写了申诉，提供了大量情况，但由于事隔多年，许多证明人不知去向，一下难以查清，长期未能得到解决。1962年组织根据他在解放以来的表现，重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可怕的灾难又降临到刁德顺的头上。人们说他历史复杂，处处可疑。参加”一二·九运动”清华入党，被说成是“瞎编”；亲历西安事变，去延安抗大学习，被说成是“自我吹嘘”；到酒泉搞党的地下工作及玉门建立党支部，被说成是“投靠国民党”、”搞特务活动”；在新疆为苏联领事收集情报，被说成是“里通外国"当“国际间谍”；参加先锋社被说成是，投靠叛徒”……，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走资派、假党员、叛徒、特务、间谍等等的罪名，一齐强加在刁德顺的头上，他被游街、批斗、专政、毒打。他体弱多病的老伴，为他担惊受怕，卧床不起，不幸去世。他正在生病的女儿新燕，也因听到年已六旬的老父遭到毒打，遍体鳞伤，病情急骤恶化，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十年文革浩劫，终于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也吹到了刁德顺的心上，各条战线的拔乱反正，全面落实各项政策的福音，使他早已冰冷的心又充满了信心和火热的希望。他相信党中央和新疆各级党组织，一定能够查清自己的历史，作出正确的结论。他再一次向伊宁市委、伊犁地委、伊犁州委（伊犁州委管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和新疆自治区委，递上了自己的申请，表达了热切的期望。
  刁德顺的历史搞清了。1987年7月31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关于恢复刁德顺同志党籍问题的批复下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刁德顺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党组织肯定了他在历史上为党、为革命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有着突出的贡献，正式批准恢复他的党籍，其党龄和参加工作时间从1936年7月1日算起。
  刁德顺心中的阴云散去了，梦中的苦涩消失了，长期堵住胸口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年逾八旬的刁德顺，激动得满眶热泪，衷心感谢伟大的党,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英明政策，感谢各级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他高兴地刮净了满脸胡须，连忙跑出门去，把这喜讯告诉儿女们，告诉关心他的乡亲邻居。他感觉到自己顿时年轻了许多，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