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我是怎样被迫离开国立肃州师范的
  韩斐
  抗日成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局面，被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炮火粉碎了。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大片土地获得解放，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中国正处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夜。
  国立肃州师范，这所被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直接管辖、统治的中等学府，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的影响下，也不再是风平浪静的政治禁地。人民革命的进步思想，象春风一样吹进了校园，广大师生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校园内，不时流传着关于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学校当局也无力对学生实行思想控制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两周年纪念日。酒泉各界，在东校场举行大会庆祝。大会要求酒泉三所中等学校各派一名学生代表在庆祝大会上讲演。我当时在国立肃师边师四年级读书，平时也参加一些演讲比赛，演话剧，能讲几句不太合格的普通话，学校便指派我代表肃师在庆祝大会上讲演，讲稿自拟。接受任务后，便和副班长张世铭一起草拟了讲稿，用了几天的时间，背诵练习，准备上阵。
  九月三日上午，酒泉各界人士及市民群众，聚集在东校场参加大会，到会军民数千人，形式很隆重，主席台上坐满了党政军大员。会议轮到学生讲演时，河西中学和酒泉师范的学生代表，先后演讲，最后轮到我讲。看到台下坐那么多的人，还有不少拿枪的士兵，当时，我真有点紧张，但看到台上有我校的校长，台下有我校的同学，我的胆子也就壮起来了。面对众多的听众，我越讲越有劲，越讲越激动，讲到中间，博得阵阵掌声，更激起我的激情。其中有一段是“……老百姓坚持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盼到了胜利，但胜利后的情况怎样呢？不少地区的百姓，穷困不堪，颠沛流离，无饭吃，无衣穿，哀鸿四野，饿殍遍地，政府不救济不帮助，……”，接着又大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搜刮民脂民膏，真是祸国殃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话更赢得台下的阵阵掌声，我心中非常高兴，自以为讲出了人们心中要讲而不敢讲的话。我讲完回到后台，正在暗自高兴，突然听到主席台上有人在声嘶力竭地狂吼，到门口一看，见是位身着戎装、胸戴佩章、腰挎短剑的军官在大发雷霆：“……抗战打了八年，国家很困难，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不可能一下子都办成，要办的事情很多。目前国府的主要力量要用在戡乱上，一切为了戡乱，乱党不灭，国无宁日，……。做为学生，就该好好读书，为什么要妄论国事，无端指责政府呢？这是赤色分子和国际第五纵队的煽动！（当时不知道国际第五纵队是什么组织）绝不能姑息迁就，要严加查处……。“我当时心想，这个军官是斥责谁呢？ 是说我么？可我讲的都是事实，有什么不对呢？因此，对那军人的抨击，很不以为然。这时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校长郇向荣（当时任酒泉县教育科长）老师，神色紧张地到后台低声对我说：“你都讲些什么！闯祸了，赶快回去吧！"在郇校长的护送下，我从主席台后门回到了学校。
  “山雨欲来风满楼”。笫二天校园里出现了一些穿军装的，内中有一个据说叫方成德，是河西警备总部的政工处长。这些军人，一连好多天，出入于老师住宅和一些同学中间。在这期间，校工万俊德（他是我家邻居），暗中告诉我：“军队上向老师们打听你讲演的事，问你家中的情况，还打听你和哪些老师来往多，与哪些同学要好。听老师说，事情闹大了，黄军长（后来才知是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说要抓人，挖后台。你还是回，家躲一躲吧！ ”。音乐老师赵正湘也在暗中告诉我："他们（指军队）要你交出后台。是谁给你写的讲稿？这事关系甚大，你要慎重，不要乱讲。”这时我才感到了事情有些严重，连夜回家，打算暂避一时，岂料我哥一听此事，便大骂我给家中闯了祸，不让我在家中住。无奈我当晚便返回学校，暂不露面。
  九月下旬，传出河西警备总部要抓我的风声，消息是由一个原是我班的同学，后来当了青年军，当时在河西警备司令部做事的张志强暗中透露的。这对我来说，威胁很大，感到紧张，便去见陈增吉校长，向他报告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军队最近在学校的传闻以及我的处境，要求校长做主。陈校长先是安慰了我一番，接着向我说：“学校已向警备总部办过交涉，请他们谅解青年学生，要求宽恕，但他们还是不答应，要找什么后台。”我说，“陈校长，我讲演的稿子请你看一下，有些话讲稿上没有，是我临时加的，没有人指使我。”陈校长沉默良久，看样子他也很作难。后来，我提出随酒泉体育代表团赴兰州参加大中学生体育运动会的事（肃州师范有16名学生参加酒泉地区体育代表队），请求校长，不要因讲演惹的麻烦而取消我的参赛资格。陈校长面露微笑地说：“这倒是个机会，你去参加运动会吧！我再设法交涉。”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在运动队同学及领队教师的掩护下赴兰参赛（我是男篮代表队成员，个人参赛的项目是三级跳远）。
  在兰州参加体育比赛期间，我的思想很沉重，考虑今后怎么办？运动会后回酒泉，处境很危险，时刻有被捕的可能，不回酒泉，到哪里去呢？思绪万千，忧心忡忡，再说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难道就这样中途辍学吗？只觉得前途渺茫。后来经和同去参加运动会的张世铭同学计议，田他出面去找原在肃师执教的刘刚如老师，经刘老师帮助介绍，我到兰州私立西北中学（回民中学）插班就读。
  就这样，我便衩迫离开了国立肃州师范学校。
  在西北中学念书是要交学费的，这对我这个背井离乡的青年学生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再加上肃师同学张承贵来信说，河西警备总部又派人到兰州找我，看来在兰州是不能继续住下去了，写信向家中要生活费，也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无奈，一个多月后，我又离兰州西去，到新疆找我的三哥韩天德。经同学介绍，乘坐国民党向新疆运兵的卡车，经过荒漠大山，忍饥受冻，好不容易才到了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将原名韩全德改为韩斐，就读于新疆省立一中。
  在新疆一住就是四十多年，我日夜怀念生我养我的故乡一一酒泉，怀念着培育我成人的母校——国立肃师，怀念着给我知识的老师，也怀念着同窗就读的同学，更怀念在“九·三”洪演事件中帮助和保护了我的陈校长以及其他的老师、同学和校工。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回酒泉探亲，拜访老师和同学，才知道陈增吉校长为保护我，费了不少周折，也遭受了许多委曲。在此，我衷心向已故的陈校长表示深深地敬意，并向他老人家的家 ,属及子女致以亲切的慰问。
  一九四九年九月，酒泉获得了解放。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了，全国人民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节日，人民当家做主了。而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终究被人民唾弃了。
  （本文作者韩斐，原名韩全德，1992年退休前曾任新疆伊宁市计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