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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演变及其覆灭概述
  彭铭鼎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由原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营再三更改的最后名称。名称虽几经改换，其职权始终未变。它是统辖甘、宁、青、新四省党政军大权的机构。兹就其演变及其覆灭经过，略述其梗概如下。
  第一、西北行营
  所谓西北行营，系于1946年由国民党原第八战区长官部改组而成。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有战区名义都不复存在，而西北方面，由于新疆“伊、塔、阿”三区人民起义反蒋，气势汹涌，而这时蒋介石正在阴谋全力反共，无暇西顾，乃于1946年设“行营" 于兰州，派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常住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三区”首领阿合卖提江言和，以缓和新疆局势。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张治中、陶峙岳、宋希濂、刘孟纯、彭铭鼎、汪承剑等。其行营的编组大致如下：（甲）行营机构本部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陶峙岳（常务） 郭寄峤（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参谋长宋希濂，就任三个月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参谋长一席由杨德亮继任。
  参谋处长首任为陆军大学中将战术系主任沈静。一九四六年九月，沈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彭铭鼎对调。
  情报处长：王孔安补给处长：刘味书人事处长：何其祥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军法处长：孙耀武总务处长先为拜伟，后由刘光汉继任。
  办公厅主任：祖若衡 高参室主任张鉴桂（乙）行营所辖部队行营警卫团、宪兵22团、通七团、第八补给区、骑兵学校（附骑兵教练旅）。
  高级步校。
  河西警备司令部：该总部前司令为陶峙岳。陶于1946年6月调新疆，组织新疆警备司令部，原河西总部的部份人员随陶入新。继任为李铁军，直至1949年7月。但李本人并不常住酒泉，往返于四川、广州之间，日常工作由正、副参谋长处理。同年7月下旬，兰州战局极度紧张之际，因李久离任所，国民党中央派陶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但陶并未履行视事，由原参谋长汤祖坛代拆代行（汤原系陶的旧部，均为湘籍），原副参谋长温祖钰（李的旧部）不久即离去。1947年-1949年间，驻河西的正规部队均已东调，总部直辖的有新四师的一部、总部警卫营一个，及19兵站分监部和成立不久的骆驼兵团与若干地方治安部队等。
  第二、西北行辕
  1947年国民党各行营一律撤销。兰州行营改为行辕，职掌仍旧，内部编组略有变动。
  （甲）军制上的小花招一一处的名称和排列稍有改变。
  编组军队首先要有人，计划和指导作战必须有情报，作战消耗需要有补给。基于此，乃将行辕的人事、情报、参谋、补给各处改称为一、二、三、四处。
  第一处长何其祥第二处长胡子萍第三处长彭铭鼎第四处长刘惠书其它；政工、军法、总务、办公厅、高参室等仍旧。
  （乙）行辕所辖部队略有变动。
  1.抗日战争后，军多数改为整编师。此时有的又慢夏军的称呼，实际是标签不同，内容完全一致。
  2.陇东增加了白海风的骑兵第一旅。
  3.兰州设警备司令部，由原驻兰的新四师师长周嘉彬兼司令。
  4.河西走廊濒临外蒙，边境沙漠浩瀚千里，甘新交通常遭蒙骑骚扰，笔者当时向署理行辕政务的常务副主任陶峙岳建议；建立习惯沙漠生活的战斗骆驼团，供边境巡逻使用。经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该团于1947-1948年逐步建成。置腾格里沙漠的民勤县集训。该团团长由行辕第四处参谋贺新民调充。该团由四个骑枪连，一个机炮连组成。根据巡逻任务，以精干、轻快为主，故编组限额为千人左右。当初研究编制是这样计算的：每连150人左右，共五个连，加上团部、研究及勤务人员共约千人。
  以骆驼编组战斗队，按近代军史来说，还是创例。因此从驼到兵到干部履行边防巡逻故斗任务，全部陌生，须经长期摸索（训练、试战）才能肯定其得失。当时只是一种试验性措施。解放初，彭总（彭德怀）嘱咐完整地保留下来，意即认为这一试验不宜中断而已。
  5.各省正规部队变化不大，保安团队都有扩充。
  （丙）与西安绥署呼应进犯边区。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蒋介石促使西北行辕配合行动，其情况大致如下：1.”青马“的82军及两个骑兵旅井配属平凉地区的保安团队为陇东兵团，向合水、庆阳以东地区进犯。
  2.马鸿宾的81军及白海风骑兵旅为海固兵团（海源、固源），进窥曲子、环县。
  3.”宁马“的第18军及骑十旅，附宁夏保安团队为宁夏兵团，掠取三边后，相继向榆林推进。
  这一蠢动结果：海固兵团在环曲之线遭到歼灭性打击，所剩残余逃回同心城；陇东兵团龟缩宁县、西峰镇，噤若寒蝉；宁夏兵团躲过一野惩罚后，一度窜到榆林，随即怆惶逃回宁夏老巢。第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1948年，国民党的各方面军都改为“剿总”或“绥署”。国民党中央令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剿总"，张治中为保持其”和平将军"面目，既不愿改为“绥署",更不愿改为“剿总”，仍要求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改组后的公署，从五泉山迁驻新建的 “三爱堂”。这'三爱堂”是张治中命名的，他说这“三爱”即爱兵、爱民、爱友军，并说友军就是解放军。当时中央为此对张颇多责难，但张向来深受蒋的信任，故未被深究。
  （甲）公署机构设置公署职掌与行辕同，但人事上略有变动，行辕改为公署后，行辕主任改称公署长官。
  长官：初为张治中，1949年春，张去南京争取和谈，其长官职务先由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代理。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令马步芳正式接任长官职务。
  副长官，陶峙岳（兼新疆警总）、郭寄峤（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兼宁夏省主席）、刘任（是崩溃前夕加上副长官这一头衔的）。不兼别职，专领副长官名义的有马鸿宾。
  备注：1.其中常务副长官先为陶，1948年秋，陶兼新疆警总，公署常务由郭接替，到马步芳接掌公署长官后，常务副长官名义随之取销。
  2.外间传说董其武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但从西北行营时代起，到1949年9月，公署所剩残余部队在酒泉归向人民止，从未听说辕署里有董其武其人。
  3.参谋长：先为杨德亮，杨走后，由桂系伸到西北的爪牙刘任接充。副参谋长：彭铭鼎。迄1948年秋，郭寄峤接管公署常务，郭推荐彭月翔为第二副参谋长，抓情报和后勤。他原为甘肃省保安副司令。
  彭月翔为郭的亲信，顾祝同的老乡，与胡宗南、顾祝同关系. 密切，受他们的唆使，纠合246师师长沈芝生、173师师长李焕南等反对起义。胡宗南电报斥贵陶等说：“据彭月翔电报，你们要率部投降,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殊属无耻。”在起义斗争中，彭月翔初则要求胡增援，继而乞求空军协助，最后求顾派飞机揍他逃走。后因飞机不敢来接，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逼迫跟着起义部队一路过来了。他与胡、顾联络的秘密电台，在解放过旬后，经康世恩同志勒令康世诚（世诚乃世恩兄，系彭月翔的主要帮凶，原为国民党平凉地区专员）交出来的。
  处室；第一、第二、政工、军法各处及办公厅、高参室的领导都未变c第三处处长为张焕琪，第四处处长蒋树楠，总务处长余易麟。
  注：1.第一处处长何其祥，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年在兰州被镇压。2. “青马“接管公署后，他带来了以马骥、马绍武为首的所谓“智囊团”数十人，总揽公署一切军政大权。原公署人员不过装装门面，联系非马家部队，应付中央而已。
  （乙）公署所辖部队1948-1949年间，甘、宁、青三省竞相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到解放前夕，长官公署管辖范围内所有部队大体如下：1.公署直属单位：兰州警备团（原行营警卫团改称的）、宪兵22团、机械化工兵团、通七团、骆驼兵团、榴弹炮团。
  2.配属单位：第八补给区辖三个汽车团、两个监护营，数十个工厂、仓（丙）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彻底崩溃全国解放前夕，红旗漫卷西风。已被逐出关中，收集残余喘息在陕南的胡宗南部，尚不甘心失败,乃乞求国民党中央增调了两个生力军，并要求西北公署合股，反扑关中，作垂死挣扎。马步芳新任公署长官，夜郎自大，也想乘机一逞，向蒋讨赏。乃联合 “宁马”倾巢东出，“青马“与胡部曾初步商定，共扑咸阳，而，胡部心存诡诈，让”二马“先驱。”宁马“亦求自保，他勒羁甘州，让”青马“独扑咸阳送死。结果“青马”顿挫，退回永寿梁蛰伏。其时解放军一野许光达兵团乘胜挺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胡马”间隙直插岐山与蔡家坡，包围胡部，全歼其主力三个军于渭北扶风地区，此即有名的“扶眉战役”。“两马”闻风，狼狈回窜。国民党国防部曾嘱西北公署于静宁举行军事会议，并派贺衷寒等专程到会打气，希望“两马”扼六盘山，保甘、宁、青，牵制解放大军南下，使胡宗南再获喘息机会。但“两马”各怀鬼胎，争相自保。“宁马"逃回宁夏，“青马”龟缩兰州。在一野追歼下，彻底覆灭了。
  陇南兵团原驻秦安、天水及其以东地区，胡宗南曾千方百计希图拉其反扑关中。笔者为此曾专机飞到汉中，向胡劝阻，意在保住这点部队，作为策反对象。因为国民党国防部高参陶晋初于1948年底出任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之前，曾到香港接受乔冠华指示，嘱陶去新后组织力量迎接西北大解放。当陶晋初赴新过兰时，与笔者几经密商，约定：关外由他负责，第一步串通乃兄陶峙岳，拉拢179旅旅长兼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为基干，进尔沟通哈密178旅旅长莫我若。调走死硬派骑五军。如果北疆进展顺利，第二步向南疆发展。关内由笔者负责，组织力量，主要目标是驻甘“中央军”。基于此，陇南兵团为甘、宁、育地区仅有的国民党中央系部队，并且尚未设置兵团部，由公署直接控制，乃理想的起义对象，势在必争。经笔者与胡争论结果，留住91、120两个军，119军被胡拉到关中，后被打得七零八落，残部逃回甘肃陇南山区，由王治歧、蒋云台收集起义了。
  为保住91、120两军，与“青马”有过很多争论。争论中 “青马”总是理屈词穷，因为该两军之所以未被胡宗南拉到关中去送死，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指定该两军为关内、关外的机动兵团，不能首先投入第一线，从而得以辗转西撤，置黄河以西的景泰、皋兰间，避免卷入兰州会故，这是颇费心机的。
  兰州解放后，长官公署（公署中的青海人员都早回青海去了）率91、120两军及第八补给区并公署各独立团、营，沿河西走廊西撤。笔者与120军军长周嘉彬原商定在武威起义，因副长官刘任和91军军长黄祖埙反对未果。新疆二陶（陶峙岳、陶晋初）深恐由兰西撤部队波及玉门油矿，坚持要求我们在张掖以东举事。为了扩大起义领导力量，在武威曾把公署中较有影响的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国民党中委），军法处长孙耀武（张治中亲信）拉进领导核心，共同商定在张掖举事。岂料上官业佑倾向刘任一边，计划被他泄露。从此刘、黄更加猖狂。周嘉彬说黄对他步步监视，刘任竟报国民党国防部委任黄祖塌（原系蒋介石侍卫. 出身）为河西警备总司令，彭月翔（顾祝同老乡，郭寄嶙亲信） 为公署参谋长，希图囊括河西全面控制权（按；自1946年行营时代起，部队调动一直是由笔者主管）。同时刘、黄立即把部队拉去高台，希图与新疆反对起义的叶、马、罗（这叶、马、罗即曾充蒋介石侍卫的整78师师长叶诚，马步芳的外甥、整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整179旅旅长兼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联成一气，扑灭起义怒火。因为新疆此时起义与反起义斗争也正激烈展开。出人意外的是原不知罗恕人为军统特务，他竟是反起义的急先锋。原来想依靠他确保辿化（即乌鲁木齐）作为新疆起义的据点，以对付难以驯服的青海骑兵军（即整骑一师），却错误地认敌为友。为什么会错误至如此程度？原因是多方面的，罗与二陶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罗又曾当过陶的参谋长，从来不知他与军统有关系。罗与笔者是益阳同乡。）从而使陶晋初的起义准备工作彻底破产，他的行动也失去了自由。他们硬要置陶晋初于死地。陶峙岳处境亦非常困难，但他素以忠厚待人，群众关系好，才未遭到野蛮冲击，并保住了陶晋初的性命。周嘉彬经不起刘、黄压力，潜赴酒泉机场飞跑了。上官业佑、孙耀武都倒向刘任一边，形势可谓险峻已极。幸而部队由张掖夜撤高台途中，刘任撞车重伤，使反起义者陷于慌乱。9月18日晨，部队陆续到达高台，笔者断然作如下处置：1.派第八补给区少将副官处长贺义夫率四个营，为酒泉警备司令，嘱其牢牢控制酒泉起义据点，保持与新疆总部密切联系；2.重新掌握部队，作了全面部署，特别暗示120军及231旅对91军动态密切注意；3.据报刘、黄已离开高台，潜伏酒泉。除嘱贺加强戒备外，要他加紧侦查刘、黄行动，并对河西总部进行监视；4.为稳定军心，要各部队深刻认识： 西出阳关，戈壁千里，拖家带眷，人困马疲，兵临绝地，切忌妄动。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各守阵地，加强工事，严加戒备，俟与新疆部队取得协调，再作后图。经过上述处理，形势似乎比较缓和。但揆诸刘、黄的诡密行动，当前斗争的主要焦点，将在酒泉的得失。故笔者于当日过午驱车赶到酒泉，决心与刘、黄揭盖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到肃后，贺面报警备部署稳妥，已知刘的所在，黄仍行踪不明，笔者疑黄已进入河西总部，即断然闯入河西总部追询，只见该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在座，却末见黄，当时汤未作任何表示。笔者即离河西总部，到卫生街21号①设置起义指挥所。此时贺建议逮捕刘任。笔者认为：要捕应对刘、黄同时下手，现在未找到黄的行踪，宜暂缓一步。不多时，汤来表示赞成起义，从而消除了黄祖勋匿据河西总部的担心。不久，从电话中得知叶、马、罗接受陶总劝告，离开新疆，关外形势大为好转（这三人后来越帕米尔，经印度、南洋逃到台湾）。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兵团王震司令员派第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东生为代表，持云司令致彭介夫（笔者别名）将军的信，约笔者当晚在酒泉的马营见面（王是中途遇见新疆、河西派往兰州向彭总汇报的代表曾震五，得知玉关内外情况后派刘来的）。王司令员给笔者信中大意是：你们弃暗投明，甚表欢迎，希望尽快采取具体行动。笔者见信后，立即向高台部队作如下指示：1.解放军一、二两兵团兼程西进，前锋已过甘州。2. 新疆部队已决定起义，我们完全陷于夹击地位，除改弦易辙，别无出路。3.基于此，决定我公署在高台所有部队乘夜西撤，集中酒泉附近起义。望接到这一指示，立即行动。同时笔者将自己佩带的左轮手枪连弹100发解下，请刘东生代交王司令员，表示我自己首先解除武装。刘东生见此，欣然返回复命。刘任见大势已去，当夜偕上官业佑乘飞机逃跑了。黄祖埙也想乘机逃跑，未果。彼曾一度唆使所属武装反抗，未逞。最后，他裹胁十数从，遁入祁连山，逃到川北（有一说他逃到了云南）被捕了。公署在高台的所有部队，包括黄祖坂的基本部队在内，听说新疆已决定起义，处于两面夹击地位，也都情不自禁怆惶地按照指示立即撤退下来。西撤部队于次日（19日）下午陆续到达酒泉附近集中。但在集中待编之初的数日中，因彭月翔的挑唆，仍有风波。在这些风波荡漾时，由于贺义夫率部严密戒备，宪兵团长曹叔希、河西总部参谋长汤祖坛自始至终的与笔者一同对闹风波者进行说服，同时笔者令八补给区派车200辆，接运解放军第二军先头部队第五师于23日到达酒泉，局势完全稳定，起义如愿告成。
  “河西警总“是1945年成立的。当时蒋介石为控制新疆，派吴忠信游说马步芳，骗走盘踞河西的青海“两马”部队。蒋所使用的手法是：委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司令，并乘青海“两马”不和之隙，暗许马步芳俟马步青部队进入青海柴达木后，即由马步芳吞并。两马部队离开河西后，蒋即令胡宗南所属19集团军开进河西，于酒泉设警备总部，作入疆准备。1942年，19集团军入疆后，本来这个夹在雪山、沙漠之间的贫瘠走廊，再无保留警备总部必要，但初为防止“青马”回窜，又为防备入疆部队立足难稳，加上胡宗南要利用它作为改造异已部队的奇门遁法，故而保留到1947年。西北行辕曾电告国防部和参谋本部，建议撤消河总这个空架子。参谋本部回电嘱与胡宗南协商，终因胡不同意，未得解决。1949年4-5月间，因玉门油矿拖欠工资，激起工人愤怒，河总采取高压手段，以致愈闹愈僵。而玉矿安全与新疆驻军关系密切，因为国民党的驻新军队的一切供应都靠关内，而军需运输又赖玉油，倘玉矿有损，部队即无法生存。陶鉴于当时河总对玉矿处理失策，乃派驻哈密的整178旅副旅长刘连元，率该旅532团开到玉矿，进行调解，缓和形势，维持生产（有人说这178旅532团是120军的，实大谬不然）。刘连元率部进驻玉矿，经过调解后，玉矿恢复正常生产。起义前夕，中共中央电令陶峙岳确保玉矿安全,如有破坏，必予追究。陶为此又派新疆警备团进驻安西，支援532团，加强对玉矿的保卫。陶为防止护矿部队被任意调走，或被别人瞎指挥，再造成严重后果，特令刘所指挥的护矿部队，直属新疆总部，一切听从新总命令，不接受其它任何方面的指示和调遣。迄至长官公署率领残余部队退到张掖，陶唯恐因此波及玉矿，对中共中央无法交代，曾几次在电话中对笔者说：玉矿万万不能损坏，否则中共就不会相信我们，还谈什么起义？他并要求由兰西撤部认，力争在张掖以东起义，以免影响玉矿。他并告笔者：“已令刘连元率两个护矿团为你直接指挥，玉矿安全由你负责。”笔者当时颇为气愤，认为把我作替罪羊，但为了大局，也只有坚决照办。在起义斗争中，笔者一面要贺义夫支持玉矿，并派员陪同解放军代表刘东生上矿帮助刘连元。刘东生代表到矿后，他首先向护矿的国民党官兵说明全国解放形势，交代共产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他并以现身说法（他原是刘戡的参谋长，在宜川瓦子街被俘的）阐明解放军对待被俘人员都如此宽厚，对起义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护矿官兵的恐惧心情就顿然消失了，维护油矿更为认真。刘东主同志协同刘连元发动工会，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动员工人积极分子组织护矿巡逻队，协同护矿部队日夜巡逻。刘东生在矿上支持刘连元工作两天半，终于将玉矿完好弛交康世恩师政委带领的一个装甲汽车团接收了。康政委上矿前，曾到酒泉卫生街21号即笔者的指挥所，找笔者介绍玉矿情况，就在坍池边晤谈数十分钟。玉矿之所以能安全回到人民手中，靠的是党的英明政策，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声势，军民倾向共产党，从而全国仅有的这一小小油田得以保全下来。当然，刘代表的指导适切，刘连元的艰苦撑持也有一定影响。刘代表从油矿回到酒泉时，他要我向接收单位建议：给刘连元奖励。因刘连元向我报告交防情况即回哈密归队去了。而康世恩政委来找我介绍情况时，他也急于赶路上矿，诸多情况尚无法详谈。同时笔者也尚在忙乱，忘记提到刘所交待的问题。玉矿的解放大体就是这样。有人把它编造许多情节，不知是何用心？整个酒泉起义也极简单，这里重复概括一下；王震司令员听了曾震五的汇报后，立即写信交刘东生于9月18日带到马营交给笔者，笔者见信立即令公署在高台所有部队于9月18日乘夜撤到酒泉附近集中起义，并经派车200辆接运二军第五师，于9月23日到达洒泉，起义即告成功。有人编造刘东生代表先后几次来到酒泉与某些人谈判，决无其事。按酒泉和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是自动派代表赴兰州向彭总清求的。其主张起义的领导者，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知罪忏悔，只感赎罪之不暇，决无任何要求。
  231旅本属新疆警总整78师的建制，因该旅进关接兵整训，驻兰州附近的天祝、永登间，为长官公署直接照顾。因系补充不久的新兵，故在兰州解放前数日即西撤高台。该旅与532团及新疆警备团均参与酒泉起义，未回新疆。
  酒泉、新疆相继起义后，一兵团即进驻新疆。从而玉关内外，天山南北，红旗招展，万众欢腾，祖国大西北乃告彻底解放。
  （本文作者彭铭鼎，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注：①卫生街21号即今工人俱乐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