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市政协文史编辑组的同志来信，约我写些有关酒泉的往事。当我看到'酒泉”二字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40多年过去了，那矗立在酒泉四大街中心的鼓楼（13岁时我曾站在高高的鼓楼上做宣传抗日战争的演讲），那靠西城门的钟楼寺，那耸立在我母校一一肃州师范正门大道上的藏书楼，依然历历在目；那山西戏班急促的梆子声，入静时北郊仙姑庙传来的凄凉的唢呐声，依然在耳际回荡。儿时的见闻不但没有被时光磨灭，反而与白发的增多愈来愈清晰了。
  对于酒泉我确实是想念的。我的少年和青年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是在酒泉度过的。那里的土地家水养育了我，那里的父老兄弟培育了我，我的母校、老师和我的父亲当我处境危难之际，挺胸而出，用正义和大无畏的精神保护了我。对于酒泉我确实有许多心里话要说：那里有我甜密的欢乐和痛苦的遭遇，要不是驻当地骑兵师师长马呈祥的逼婚事件，也许我会在酒泉度过我的一生。
  我原名叫田永香，出身在甘肃临夏西乡田家阳洼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爷出走新疆谋生，父亲参加革命不归，家中留下奶奶、母亲、年幼的叔叔和我。地里的活全靠奶奶母亲去做，我整天被背出去放在田埂地边上，可以说我是在土窝窝里爬大的。大荒年境，外出逃荒，大“回乱“中到处逃难（我们家乡回汉杂居）。童年的记忆中只有饥饿、逃荒、跑“回乱”。
  20年代大西北的偏僻农村，封建陋习根深蒂固，女孩子四、五岁个个都要缠脚，可我父亲给奶奶、母亲再三叮咛不要给我缠脚。庄上的长者们不断劝导我父亲：”丫头的脚要缠一下，不缠脚长大了哪个要。”父亲的回答是“我的丫头的脚不能缠，长大了脚没人要我养活”。家乡同龄姑娘中唯独我没有缠脚，这多幸运啊！在田家庄上20年代提倡不缠脚的只有我们一家。这一点就得感谢父亲了，否则，我这一辈子哪里谈得上读书、奋斗，为社会服务啊！1927年父亲从外地回家，白天带领全家挖土耕田，晚上在菜油灯下教我和叔叔读书识字。每天清晨我家一片琅琅读书声。当我初懂人事的时候，父亲就不断告诉我做人的哲理："长大要好好念书学本事，外面有不少妇女都在社会上工作，不要靠男人吃饭，不然，你就像你阿妈一样挨打受气，不要当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是一包草”。父亲的这些启迪逐渐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成了我后来努力读书，勇敢向上的精神力量。
  当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老小西上新疆。那时只知道上新疆是为了去找祖父。解放以后才知道父亲上新疆是另有目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逃难中，在永靖县炳灵寺与他的入党介绍入胡廷珍（烈士）相遇，两人相约到新疆开展党的工作。当我们到酒泉时，正遇上军阀马仲英与新疆当局交战，交通中断，我们便在酒泉落了户。不久父亲一人上新疆，胡廷珍已在新疆遇害，父亲也被新疆当局撵了回来。
  回到酒泉后，父亲立即送我到酒泉文庙街女子小学去读书。穿着土里土气的农村衣服，说着家乡口音话的我，经常被同学们围着又说又笑地当稀奇看。可在课堂上我显得大大出众，在父亲的教诲的鼓励下，一颗好强心促使着我发奋读书，每门功课都是好成绩，每期考试名列前茅。我勤奋好学的精神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和羡慕。
  小学毕业了，一般家庭的女孩子便在家中操持家务，等长大嫁人；而我父亲又给我读书的机会，我考入了国立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以后改为国立肃州师范学校）。当时女孩子上中学是很不容易的，要冲破社会和家庭的种种阻力。这所学校是当时酒泉专员曹启文等人筹建的，学校以纪律严明，校风正派著称。学校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倡导艰苦奋斗的精神。学校有一大批如：曹启文、韩道三、陈增吉等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老师们的执教，我学业与日俱增，逐渐长大。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正当我茁壮成长的时候，国民党驻守当地骑兵师师长马呈祥开始对我逼婚了。这所学校当时挂名校长是蒋介石，可曹启义老师在兴办教育，主张抗日的态度是坚定的。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校在署假期组织排练了宣传团结抗日的大型话剧“凤凰城”。我参加了该剧的演出，经汪志瑶和黄宣威老师的导演排练成熟后，学校决定向社会公演三场.这奄封建闭塞的大西北的酒泉来说，演话剧，特别是大型话剧，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演出地址在附属小学操场北面两间教室中间的台子上，黄昏时候已去满了观众，大幕拉开，汽灯将舞台照得通亮，台上演得认真感人，台下观众一片寂静，演出效果反映很好，我们都为演出的成功而高兴。第三场演出，观众更是络绎不绝，坐无虚席。当戏刚开演时，我即发现化装室里有军人进出。当戏演到一半时仍有军人在后台走动，只听得有人说坚持演下去，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无所知。
  第二天学校里就有军人走动，听说马呈祥派人携带马本人的照片、毕业证书、金手饰和信件，递交给我，向我求婚。后来又听说军人把学校包围了，城墙上也有军人（母校的西北两边靠着城墙）学校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也十分害怕。老师告诉我叫我不要随便出校门，不要回家，由学校保护我，我整个署假都呆在学校。并通知家中给我准备点衣物，如问题解决不了，学校将保送我到重庆去读书（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陪都），母亲赶做了两双布鞋和布袜送来。马呈祥在对学校施加压力的同时，还派他的副官拿着马本人的放大照片和两千银元的伪中央银行的支票，到我家对我父亲讲：“我们师长看中了你的姑娘，这是礼银”，我父亲回绝说：“我的姑娘还在念书”。连续十多天他一直派人来纠缠说：“姑娘想念书，师长马上用飞机送到重庆去念书，不想念书帮着师长办公文，一万两都行”。最后派他的参谋泉贯三（汉族）来说亲："只要答应姑娘许给我们师长，师长八万十万都要出”，这些都被父亲坚决拒绝了。
  我父亲一个小老百姓，以威武不屈的精神，视金钱如粪土的品德，使马呈祥大为吃惊，他说：“田永香的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厉害”？这是党的教导给父亲壮了胆，这是党的教育在父亲身上闪光。
  这次事件发生后，学校当局全力以赴，曹启文老师挺身而出和马呈祥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他是学校负责人，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他都有责任保护。并说：“我们响应委员长抗日的主张，排练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话剧，向酒泉百姓作宣传，可师长行为有背于委员长的教导，也有损于军人的声誉”。还施以巧斗说：“田永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早己订婚，若强古我儿媳，我就上告中央”。当时社会舆论哗然，说学生们演宣传抗日的剧，不料还搞出麻烦来。马呈祥怕把事情惹大了，不好收场，他否认这件事，说是他部下搞的，他回去要好好清查一下。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曹启文老师坚持正义，反对邪恶，与权贵恶势力作斗争，以保护青年学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父亲不为金钱所惑，不畏权势强暴，以头可杀姑娘不可毁（马家回族经常用这种方法玩弄女性）的气魄为解决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倘若父亲在金钱和权势面前稍有所动，学校的一切努力也就无济于事了。我父亲田志仁身上闪烁的大义凛烈的正气，更是值得我们儿女们好好学习的。（我父亲现在是甘肃省积石山县的政协委员）。
  马呈祥逼婚事件在酒泉搞得满城风雨，社会的舆论，家中的埋怨，尤其是奶奶和叔叔他们本身就反对我读中学，说：“一个丫头睁个眼睛就行了，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这次演剧几乎闹出杀人灭门之祸。父亲一气之下，上了祁连山冰沟煤场挖煤去了。父亲是家中的权威和主宰。父亲一走我不敢出门一步，更不敢去上学，酒泉的学校相继都开学了，家门口还常发现有军人走动，此时此刻，我走投无路，心急如焚，强烈的读书欲望，迫使我做出了逃跑的选择。我从家中的信里抄录了父亲几个好友的地址，我以吃鸦片自杀威胁可怜的母亲，向她要外逃的路费。父亲从来不给母亲一分钱，她只好将积攒了多年弟妹们压岁钱给了我。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只有母亲一人站在大门口哭泣着给我送行。在：一顶大草帽的掩护下，我匆匆出了西城门乘上了东下的汽车，随着车轮的滚动，我单身只影投向了黑暗可怕的社会。
  由于我是背着奶奶、叔叔和父亲逃出的，一时又流言蜚语四起，奶奶被吓昏了，母亲几乎哭瞎了眼睛，父亲怕我惹出更大的麻烦，因此我也失去了父亲的支持。在我孤身一人奋斗的多年中，可以说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经济援助，致使我历尽了人间的艰辛和坎坷！我清楚的知道这是马呈祥对我及我家的迫害所致。
  我独身一人在外，生活没有压倒我，挫折没能使我屈服，反而使我增强了与命运挑战的勇气。人生道路本来就不平坦，为了和男人们一样在社会上工作，为了自己独立生活，只有拚搏向上。我又闯进了旧社会的大上海，踏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选读教育系（只有该系是公费），这就解决了我最大的难题。我决心学有所成，毕业后回到酒泉为母校的教育事业出点微薄之一力。
  1949年上海解放了，也彻底把我从个人奋斗的道路上解脱了出来。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跋山涉水数千里到达四川重庆。马呈祥逼婚事件没能使我到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读书，而1949年底我却作为解放者进入了人民的重庆市，并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为革命献出了我的大半生。
  现在我和老伴都己离休，安度着平静的晚年……。
  以上是我对思念的酒泉，对酒泉的父老兄弟，对我母校的倾诉。更是对曹启文老师，曹太太（她为人厚道、心底善良）的怀念！1990年5月27日于重庆作者简介：田永范（原名田永香）女、汉族，甘肃临夏人，解放前曾功读于酒泉女子小学和肃州师范，现住重庆市，己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