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二、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考略关于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史书甚少记载，至今山寺已毁，碑碣大部亦佚，’壁画彩塑，毁之几尽，匾额题识，不翼而飞。考据甚难。
  首先稽考《重修肃州新志》，虽有所记，却甚简略。其文曰：“文殊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峡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芋内塑佛像，近年又修庵阁。曰黑窑洞、曰红门寺、曰大士清庵，曰台子寺、曰接应殿、曰亥母洞、曰元觉庵、曰千佛阁、曰观音堂、曰玉皇阁。古碉无数，旧称有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增废先后不常，大约皆是唐贞观中所遗也，岁久俱湮废，惟台子寺、玉皇阁尚存。今有喇嘛三百余人，住持大寺（大经堂）。其西有缁衣僧，募建圣寿寺，内有元太子喃答失重修碑记刊名。两山南北对峙，中有药泉水东流“。其为乾隆以前山寺概况。但对于创建年代，并未述记，清人亦未曾考其原委。
  其次，根据文殊山遭受浩劫之后，所幸存的一块元碑，为”大元泰定三年“（1326年）元太子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此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碑文），文内云：”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此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今遇喃答失太子……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据此上溯，正值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年间。即公元526年（孝昌二年）前后。说明北魏末期，这里已有文殊菩萨殿等寺庙建筑。但从现在仅存的北魏洞窟一一前山千佛洞和万佛洞的开凿形制、窟内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绘画的技法、风格上来看，也绝非仅始于北魏末期。似乎还要早许多年，当属早期开窟时之作品。现摘录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七十年代初所作的调查文章《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一文中，关于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的记载（文见于《文物》杂志1965年第三期），以为佐证：
  ”千佛洞，窟形平面近方形，宽3.94米，深3.80米，高3.60米。窟内正中有一直通窟顶之中心方柱，下作坛基。坛基以上，方柱每面分两层，每面各层均开一园拱大龛。每龛内原塑一佛，龛外（两边）各塑二夹侍菩萨，都经历代重修，已面目全非。值得注意的是该窟内四壁及窟顶所存之壁画，其色泽艳丽，作风古朴.’就其所画内容和特点看，应是开窟之时所作，是研究我国佛教艺术早期壁画珍贵的实物资料。窟内四壁，原均有壁画，惜东、南二壁之画已剥落，仅留西、北二壁及窟顶壁画.其内容如两壁分两层作画，上层画千佛，均着通肩大衣，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与柄灵寺一六九窟内之西秦壁画千佛风格近似；下层画立佛数十身，衣若为早期壁画中所流行的通肩或半披肩式袈裟，每佛足下踏一彩绘园莲.北壁正中又绘一《佛说法图》中绘阿弥陀佛，结跚趺座于莲台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在两旁侍立。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络䘰，右手高举持“拂尘”，左手下垂持“净瓶”，“形体”修长，其服饰特异，为别处：所不多见。窟顶中心柱周围，画乾达婆与紧那罗，大多上身袒露，下着大裙，两足踝露于外，有的吹奏排箫、横笛，有的手执琵琶，或吹或奏，相互照应八很是和谐。
  佛与菩萨，其形象都体格魁伟，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简练。用色以土红、赭石、石绿、纯白、兰、黑等几种颜料为主。其画法的特点：先以土红或白色刷出人物的基本形象，再用较深的褐线在颜面和肢体边缘勾出轮廓，然后以红线或黑线勾勒，使其定形之后，用鲜艳而又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披巾等饰物.裙纹除用黑线勾画外，又在其边缘用一种比底色较深的颜色晕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强烈的体积感，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内之壁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万佛洞，位于千佛洞之北一个坐北向南的山头中部，其规模较千佛洞稍大，也为平面近似方形，其中心柱之早期洞窟，就其窟形及规模，可知它与千佛洞开凿的时间相差不远，应属同一时期所凿造。窟内遗物（绘塑）大部为元明之际所（重）作。其中，以窟内四隅所绘之天王象，用笔劲健流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中心柱四面造象，虽为后代重修，但一些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有早期造象的挺拔健劲的特点，对我们研究其历史的发展，都是较有用的材料”。
  从上述调查简报中，可知千佛洞、万佛洞的造型与绘画技法风格，乃属前秦的早期风格，其窟开凿必在十六国前期，并非北魏末叶。
  第三，又据《晋书·宋纤传》，约在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326年）即前凉张骏太元元至三年间，敦煌人宋纤，游学酒泉，见文殊山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于是，依崖凿壁，修石窟，建草堂，隐居此山，苦研经史，修德养性，从事著作。并收纳弟子百数十人，讲学其间，前后于此数十年，共教出弟子二千余人。时人称之为隐士。居山十多年后，至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年），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亲备礼仪，到山前造访，但，宋纤不愿与官府交游，遂隐而不出。马岌无奈，乃于石壁题诗，慨叹而归。据此可证，前凉张骏时期，文殊山已有人开凿留居，青年学子，不远数十里住山授业，并已有山水风景之胜。是为文殊山居人开创的最早记录。
  第四，据《晋书。张骏传〉〉及《十六国春秋》载：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即前凉张骏二十一年，时，马岌已任酒泉太守数年，曾给张骏上表建议说：“酒泉南山，就是昆仑之丘的主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现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使我朝廷受到无疆的幸福”。张骏便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马岌于酒泉南山筹建西王母祠。
  昆仑山：按《肃州志·山川》载：“在肃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岭峻极、彷佛昆仑”。据此里程测之，则指玉门市西南的妖魔山，山峡名红口子，有安门（石门），山势高峻，山上有许多窟窿，俗称窟窿山，或者就是“昆仑”之转音。但，马岌所指“昆仑之丘”，明言是酒泉南山，据《西域考古录》云：“昆仑山，在肃州西南八十里”。亦称是马岌上言所指之昆仑。按此，当即为酒泉正南祁连雪山之主峰所在。今查酒泉南八十里之祁连山，并无石室、玉堂、西王母祠之遗迹，而城西南三十里之文殊山后山口西侧，原先却有王母宫、王母殿两处，但已是后期所建，并非珠玑满目之神宫了。然而马岌上言之时，在前凉太元二十一年。他说山中已“有石室、玉堂”，并且是“珠玑镂饰、焕若神宫”，这分明是指文殊山。“石室、玉堂”即今所说石窟，当时已经凿山为洞，在洞中镂刻石像，用泥雕塑，施以彩绘，所以才使石窟焕若神宫。这便是文殊山开凿石窟寺的最早见证。当在马岌上言之前，即前凉张骏太元年间（公元四世纪三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