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金光灿灿的回忆 --访黄火青同志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北京的金秋，格外美丽诱人。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黄老的那次亲切会见……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早上，我从大连学习返回，路过北京转车。办好了签字手续，忽然产生了访问黄老的念头。
   黄老是宁都起义的老战士，长征中在一方面军供职。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后，他被调到四方面军。在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烽火岁月，他担任红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与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经过四十三天艰苦的跋涉，终于走出祁连绝境，从酒泉地区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安西县路过，到达甘、新两省交界的星星峡，与党中央代表陈云等同志会合，结束了悲壮的西征。
   过去，我们在征集这段党史资料时，曾经给黄老写过几封信，每次黄老都给我们及时回信，提供了不少具体翔实的情况，并为流落在我区的一些西路军老战士和当年营救过红军的群众，写了证明材料。现在，我想见他，一方面是想亲自向他汇报我们的征集工作，谈谈他信中提到的几个老红军和群众的近况,另一方面，还想进一步向他征集一些活资料。从以往的通信中，我们知道黄老是个关心、支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好领导，见他的这一愿望一定会得到满足。
   但是，我的心仍然忐忑不安。我想，黄老当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那么高的职务，那么忙的工作，能抽出时间会见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吗？按往常的惯例，要会见中央首长，必须有省一级的介绍信，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还要事先呈报采访问题的详细提纲，然后预约时间，才能相见。这样繁杂的手续，要胞多少地方，要等多少天呢？况且，我既无省一级的介绍，又已办好车票签字手续，突然想见黄老，那可能吗？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特别是当我把电话打到黄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黄老最近有病在家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这时，我只想撞撞运气。我冒昧地把电话又打到黄老家中，黄老的秘书让我等一会，待请示后回答我。我正在焦急的等待，电活铃"嘀铃铃”响了起来，秘书告诉我黄老家的地址和乘坐交通车的路线，让我今早就去。我喜出望外，拔腿就往车站跑去。
   黄老住在一条偏僻小胡同里的四合院内。当我按响门铃后，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他打开门让我进去，和颜悦色地叮嘱说：“黄老已经八十六岁了，这几天有病，医生让他休息治疗。刚才听说你从大西北老远的来，真不容易，他很高兴见面。不过，你们以前寄来的材料他都看了，并且回了信，情况都了解。为了首长的健康，就算礼仪性的会见，你们谈上几分钟就可以了”。我一面点头答应一面跟他往里走。
   那是三间木结构的老式上房。黄老见我进去，从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连声说：“欢迎，欢迎！祁连山下来的客人！ ”黄老的夫人也象见到了老朋友似的，又是泡茶，又是递烟。看到黄老和霭可亲的笑容,我原先的一点拘束情态，早被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首先向黄老表示了对我们工作给予支持的感谢。黄老摆摆手说：“这都应该嘛！对于历史，我们这些老头子能起到字典的作用就不错了。你们需要查什么尽管找，我都愿意告诉你们。”接着，我向他简单汇报了当地党和政府关心照顾西路军老战士和营救过红军的一些群众的生活情况。黄老听了很高兴，他又用深深赞许的目光望着我说；“在那种艰苦的战争岁月，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杀牛宰羊给我们吃，对革命进行了无私的援助。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不忘。现在，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进行了很好的安置，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我感激你们，麻烦你们了！” 黄老越说越兴奋，好象他不是满头银丝，年过八旬的老人，而是五十年前那个体魄魁梧，浑身是胆，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青年指挥员。他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回顾之中，当年祁连山中的激烈战斗，艰苦跋涉，转危为安的情景，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黄老拿过一张白纸和一支红铅笔，一边画着有关的地点、河流、山脉的示意图，一边对我讲起那些难忘的经历： “我军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马家军紧追不舍。我们边打边退，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康隆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在山坡上吃过饭，又往前走。过了一条小河，马家军追来了。经过一场激战，敌人被打退了。天黑时，我们登上了东面的牛毛山，战士们拣来一些树枝点燃起来，坐在山上烤火。我怕敌人发现，立即叫大家把火扑灭。正在这时，敌人已摸上山了，我们一而还击，一面后撤，第二天便到了石窝山，就在那个晚上撤退时，我把一个黑皮包遗落在了牛毛山上”。
   黄老脸上露出非常惋惜的神情，深深感叹地对我说：“暇可是个无价之宝。我年轻时喜欢研究中医药，包内有我买的几虐珍贵药材，一个老虎肾，一个麝香包，这都是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应急用的。还有一把云南个旧产的小刀，它可锋利了，两个铜钱摞在一起都能轻轻扎通”。
   黄老挥了挥手，表情忽然严肃起来，“那些东西丢了没啥，使我终生遗憾的是另外三件宝贝。一件是赵博生同志亲手签名赠送我的一本哲学书。我和赵博生同志都是宁都起义的老战友，长征中他英勇牺牲了，这是我唯一保存他的一件纪念品啊！另一件是一本日记。那时没有正规的笔记本，是我用白纸订的，上面记着红军长征的经历。每天走多少路，经过了什么地方，遇到了哪些事情，和谁打了仗，都有详细记录。这里有我的心血，是很珍贵的;最重要的还是那十几本“干部必读”，全是用喇嘛的黄纸藏经本翻过来印的。那里面有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的一些言行，我保存它主要是当证据，让事实证明张国焘的那一套是错误的。
  过草地那么困难都没有丢，结果丢失在祁连山中，怎能不叫人可惜呢?” 黄老说到这里，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又很风趣地说：“事情过去五十年了，时间太长了，我知道也找不回来T,只是说说而已。如果谁能找到一件，我请他来北京吃烤鸭子……" 这时，秘书开门进来了。我意识到是来下逐客令，便连忙站了起来准备告辞。黄老却摆了摆手，示意秘书出去，又对我亲切地说：“不忙，我的话没讲完，有关你们酒泉的事还没说呢！”我又坐下来，听黄老继续讲述。
   “石窝会议后，我们西路军左支队一千多人，深入祁连山腹地向新疆方向前进。翻过无数崇山峻岭，越过荒无入烟的河沟草地，战士们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许多人在饥寒交迫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过了茶柯大坂，走到大坂与现在的硫磺矿之间的一个地方（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考克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家就是诺尔布藏木。那个蒙古人很好，大约四十岁，在甘青交界地区祁连山疏勒河上游过游牧生活。他给我们牛、羊吃，还给我军带路，一直到安西县境。刚见面，他不会说汉话，我不懂蒙语，要问路真难。宣传民族政策，他又听不懂，他只会说一句，“大老爷，恩典恩典。"我们只好用打手势比划的方法，沟通情况。我们用双手比太阳出山后的不同位置，甩手跨步走路的样子，用石义在地上摆出走的路线，让他指给我们早上太阳刚出开始行军，中午可到什么地方，太阳西落可到什么地方。我们还用比划的方法，问他沿路哪里有人、有水、有草。若有他就连声说'板纳'，若很多他就说'一口板纳'，没有就摇摇头。那天早上，诺尔布藏木带着我们离开考克赛。走到中午，前面发现一座山，太阳照着金光灿灿。我们搬了几块石头支起锅来烧水做饭，结果石头烧化了，一股呛人的硫磺味，这原来是座硫磺山。解放后有一次我遇到地质部的何长工部长，谈起找矿的事，他说战备、建设都需要硫磺。现在硫磺资源很缺。我忽然想起当年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见到的那座硫磺山，就告诉了他，他很高兴，立即派人去勘探。以后祁连山的地图上，才出现了硫横矿这个地名。诺尔布藏木领着我们走了四、五天，翘过查干布尔嘎斯大坂，进入野马河谷地，从大岔口走出祁连山，到了石包城。石包城堡子不大，里面只有三间土房。堡子门很矮小,我们在雪山下抓到的一匹野马吓得不敢进，怎么打、赶都不进门，最后还是用另一匹马在前面引着才走进去。我们在石包城休息了两天，买了一些牛羊和粮食，又到安西县的蘑菇台子。这时，我们和诺尔布藏木依依惜别，给了他一匹马、一支枪和一些钱，作为他带路的酬谢。在那么困魔的情况下，酒泉群众与我们生死与共，给了我们那么慷慨的支持，解放几十年了，我也没去看看他们，心里感50很对不起，请你们回去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和谢意。” 黄老兴致很高，他还谈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几个西路军战友，谈到了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九军军长孙玉清、九军政委陈海松、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以及西路军从新疆派到酒泉任地下情报处主任的阎保禄同志的一些情况。最后，黄老还为我哼唱起当年祁连山中裕固族牧民流传的一首民歌,“八个家的羊毛赛棉花，裕固族姑娘一朵花……” 黄老惊人的记忆，令人非常钦佩和感动。从他的讲述中，可见他对那段西征的烽火岁月印象之深，对河西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之深，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这时，秘书又进来了。我一看表，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便起身和黄老告别。
   黄老陪我到院中花径合了影，又紧紧握着我的手热情诚挚地说：“谢谢酒泉人民，欢迎你再来I ”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从黄老的身上，我看到了革命老前辈宽阔坦荡的胸怀,看到了对人民群众的厚爱，看到了历史的强烈责任感，看到了对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I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热爱本职工作，决心写好党史资料，为四化大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献身的信心和决心. 带着黄老的深情，我满载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