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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畜牧业发展史
  于永叔 酒泉畜牧业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它比农业生产开始的早，见于史籍记载者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就有一些部落氏族在此放牧，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乌孙、月氏,秦末汉初的匈奴均游牧于此地，其中占据时间最长的是匈奴。在公元前121年以前约一个世纪的年代里，酒泉就为匈奴游牧活动的场所，《汉书》中称他们为“行国"。由于他们全赖畜牧业为主，又占酒泉水草肥美之地，牲畜繁殖较快，但他们不时进犯汉王朝的疆域，激怒了汉武帝，引起了汉帝国的征伐。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骡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接连击败匈奴各部，尽逐匈奴出陇西，越焉支山（今山丹县东南），并夺获了大批牲畜，放牧于酒泉等地。继则移民垦荒种粮，自此开始了原始的农业，使农业和畜牧业相辅并行，由原来的纯牧区变成了农牧区。匈奴族失掉这块肥美牧地后，常常念念不忘，经常唱起“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歌来,表达了匈奴对这块肥美牧地的无限留恋。汉帝国驱逐匈奴后，派重兵屯田防卫，并于公元前72年再次出塞远征，逐匈奴于千里之外，获马、牛、羊、驴、骆驼七十多万头，使“匈奴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故《汉书•地理志》上称当时“河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所产之畜，为天下饶”。由此可见，酒泉畜牧业在汉代，特别是匈奴牧放时期是相当发达的。
   公元493年，北魏拓跋帝国灭了割据酒泉等地的北凉后，从军事胜利中掠夺了各族人民的牛、马等牲畜数十万头，并俘虏了很多牧人，所有草原、牧场均为其所占，酒泉遂成了拓跋帝国的广大牧地。《魏书•食货志》中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业陇，以河西水草美，乃以为牧放基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骆驼将半数，牛羊则无数"。说明当时酒泉等地的畜牧业已十分发达。
   隋唐至清以来，封建王朝和武装集团为了维护统治政权，特别重视马的牧放，以充军警之用。隋代初年，朝廷不断派遣官吏至陇西及河西一带检查牧马。唐开元、天宝年间，设置八监管理马政。唐末又设置边缘市马场，同羌、突厥等族用茶叶换马。体格健壮之良马，通过各种手段，多为官有。西夏占据河西后，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约一百九十余年。西夏主赵元昊常对其父赵德明说；“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礼乐锦绮何？”在这百多年中，酒泉等地的畜牧业生产，虽然也得以发展，但始终没有恢复到北魏时的水平。到了元代，广大农田多被蒙古贵族掠夺为牧地，而且每年搜刮民马。办法是“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有马者，尽其没官。人民不得私畜马匹，只准繁殖其它家畜。由于对汉民的残暴统治，不但农业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而且畜牧业也没有得到发展。明代初年，在甘洲（今张掖）设立甘肃太仆寺，管理五卫各所马政，诏令民间养马。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给他的兵部下令说：“比闻马价胜贵，盖因禁民间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明永乐四年（ 1406年）秋七月，在各地设立苑马寺，管理马政，及至清代初年，各县均住有马步禄营。肥美的大小草场，大多都被官府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河西各县设的官马场就有四十一处，民间牧放牲畜的草场已寥寥无几。到了民国时期，酒泉牲畜头数已经很少，品种也不多，特别是役畜更缺。主要饲养牲畜有马、骡、牛等。马除牧区牧养外，农区很少。一些商贾大户需要马、骡，多从牧区购买，主要用于运输和乘骑。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县有牛二万七千头，马四千一百匹，骡一千一百八十五头，驴二万一千四百头，骆驼一千七百五十峰。由于不注意改良繁殖，加之适龄母畜过少，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 ）,全县年产牛犊九百余头，马、骡各一百头，驴六百头，骆驼一百四十余峰，羊一万只。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的统计中，牛一万三千四百头，马一千零五十五匹，骡三百六十头，驴一万二千八百头，骆驼四百九十五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开展了保畜爱畜活动。并以专区成立了畜牧大队巡回医疗，对炭疽、牛瘟等危害畜禽较大的传染病进行重点防治，保证了牲畜的健康发展。1953年酒泉县成立了配种站，对畜种进行改良，从此，揭开了畜牧业发展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