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第三章社会记载
  第一节酒泉支援
  抗战正当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战败，经过祁连山历尽千辛万苦进入新疆后，未经两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北京城西南挑起卢沟桥事件，这是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酒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奋起抗日，出兵纳款支援前线，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在抗日战争时期，酒泉人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除以子弟应征从戎直接参与抗日外，家乡父老积极生产，每年大量粮食支持了军队和公教人员费用，并修建了甘新国道及国防支线共500公里及沿线大桥涵洞，改建城市建筑，运送石油、运送军队及苏联援华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第二节马步康的反共行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正当西路红军进入河西之际，驻酒泉二九八旅马步康为阻击红军西路军西上，与酒泉县政府策划成立了六个民团，集中城南大教场，门天训练，夜间守城。其中二、五、六三个团分配在沿南山一带执行“防共、剿共”任务。11月19日，红西路军通过激战后进军武威，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拟以主力在凉州发展，另分一部在肃州、安西。21日,红30军和总部直属骑一师进占山丹，陈昌浩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拟派部队西进肃州、安西。是月，马步康又组织回族商人70余人，成立酒泉县商团，由马步康的亲信阿旬马杰山担任团长，全部配备了枪支马匹，在全区巡逻并参与对红军作战。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西路军政治工作及伤亡情况。是时，西路军减员1303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逮捕蒋介石于临潼。
  正当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夕，西路军已进占永昌，将要接近酒泉，同时，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酝酿成立联合统一战线，主张一致对外。这时，有前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河西大部地区为回族军阀割据。马步康接马步芳命令，为防止共产党入境，戒备十分森严，在全城进行大搜查，借故捕捉了省主席于学忠派驻酒泉的买马组人员——前东北军何柱国及酒泉保安副司令徐绍文、高参谋等4人，于11月8日晚杀害于酒泉北城墙，弃尸城外。并无故捕捉了许多青年学生及思想进步的工作人员，关押在牢。酒泉师范教师夏盈邦（思想进步，据说此人是共产党员）觉事危急，随即离开酒泉。马步康对凡是于学忠委派的所有区、县官员及凡与东北军有明显关系者，一律以“清共”名义捕杀，并乘此机安插亲信担任各部分要职。
  第三节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势力逐步挤进甘肃后，于这年7月遂派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逐步展开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建党建政工作。1934年6月，开始在全省筹办保甲制度，挂名为实行“地方自治’，实则是为了一党专政而竭力防共、限共。限1935年9月底完成。令各选派人员到省上学习建立保甲制度的理论方法，结业回来，酒泉等各县乃于1935年4月举办建立保甲人员训练班，并实施各乡壮丁集训（延至7月训练结束）。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发表：《劝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提出办法六项：（一）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切结，以清“潜匪”；（二）整理地方保卫团队，编组壮丁队，成立“剿共”义勇队；（三）组织侦察岗、盘查哨、守望队等；（四）建筑碉堡、兴修公路、厉行封锁，必要时坚壁清野；（五）民众间互相宣传；（六）厉行“新生活运动”。这份劝告书，实际上就是一道命令，责令西北广大地区力行不殆。于是1936年，酒泉全面展开办理保甲工作。基本上是以原有的区、村、甲、牌基础上参照改编，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但因自然村落和户口稠密关系略加伸缩，也可10多户为1甲，十二三甲为1保，也有不足10甲为1保者。甲设甲长1人，保设保长、保队副各1人，结合清查户口，严格登记户数人口，编排保甲户次，发放门牌，推选甲长、保长、订定职务等工作。1937年，酒泉县共编为9乡1镇83保792甲，户18281,总人口99819,其中男52167,女47652。抽调壮丁6720人。1937年,甘肃省拟定了整理保甲办法，经1年时间整理就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变革体制，裁撤了县以下的各区署，全县组合为12个联保（即每3〜4个保构成一个联保），每联保选举出联保主任正副各1人，主要负责联保的训练壮丁、抽兵、巡查嫌疑人员，捕捉盗贼,筑碉楼、修公路等事宜。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1月，酒泉县政府按照省的部署，制定了 “冬防巡查队组织规程”，规定全县为一个防总队，由县长兼总队长，乡为大队，由乡长兼任大队长，保为小队长，每晚集中保公所，由小队长带领巡查，主要任务是搜查嫌疑人，防共、防盗。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9日，甘肃省政府制定《管理嫌疑户口办法》，严格控制外来客户和无户口之人，远乡亲戚探亲，也要问个水落石出，甚至刁难。同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逐步剥夺了人民民主的自由权利，禁止言论自由，不准群众私下集会、结社和出版文集，使保甲制度成为国民党从政治上残酷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长抓兵、要粮、摊款、派草无休止剥削的工具，是搜捕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天罗地网，是彻头彻尾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服务机构。
  第四节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中国自占以来，长期实行的是募兵制，到了清代，其八旗兵为世袭兵制。民国初期，各省军队悉皆清末旧军，经过改编，并学习了外国治军方法，加以改造而成。公元1937年7月，因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为形势所迫，乃于是年发布了紧急命令，通令全国实行“征兵制”，废除了历代以来的募兵制和清代八旗军的世袭兵制。每年按时对各省下达征兵任务，省乂分配征兵数额到各县、市，县分到区乡（后来改为保甲），保甲又按户口登记册指名应征。但旧时，由于对士兵待遇低微，生活贫苦，特别是官兵关系十分恶劣，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旧时，各地方军阀混战，兵员伤亡严重，在人们思想上也还存在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潮，人民群众都不愿意应征当兵，因而就形成了 “有吏夜捉人”的局面。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国民党政府规定：凡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在应征之列，故男子“避兵躲征”是普遍现象。
  1941年，国民党政府才颁布了《兵役法》，对应征年龄作了适当调整，规定“凡男子年满19岁起，至36岁止，共十七个年次，都可以征集入营当兵”。这个《兵役法》公布之后，毕竟因兵士生活待遇和官兵关系的恶劣，当兵不仅受饥寒苦累，而且经常挨打受气，谁还愿意去卖命当炮灰。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由于玉门油矿正式开采，各项工作开展在即，除已从四川、陕北延长油矿抽调和招聘的各种技术工人夕卜，特别需要大量民工，如挖山洞、筑路、担油、修厂房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报请，在兰州以西（重点是酒泉、玉门）吸收工人参加油矿建设，凡在油矿当了工人的，一个工人可以顶一个壮丁。这项请求获准后，河西地区已在油矿当工人者不再征兵。为此，酒泉、玉门的青壮年为避免当兵，大都跑到油矿做工，因此，在当地征兵是比较困难的，不得不将36岁的上限扩增到年满45岁的都可应征。后来省政府制定了灵活法规1.独子不征；2.长子不征；3.病残不征；4.为了保障发展文教，师范学生免于征兵；5.以马代丁；6.买兵顶名。在“病残不征”一条中，有弟兄多的人家，逃不出应征之列，个别青年，竟将右手食指剁断，.即是抓了去，验兵的验不上，只得退回来。保甲长昼夜抓兵，完不成上缴任务，便彻夜在各村各户进行突然搜索，闹得鸡鸣狗吠，人人提心吊胆。至于“以马代丁”，原先规定交两匹马顶一兵，随后马价昂贵，也有一马顶一丁的。但这只是有钱人家才能办到。最后—种办法：就是"出钱买兵”，卖兵者往往是独身之人，无一定职业，在城乡浪迹度日，也有的沾染了烟酒嫖赌的恶习，放纵不羁的生活和东走西闯的经验，使他们变得聪明、机警、狡猾、诡诈，这种人有时愿意投身卖兵，卖上几十个“袁大头”顶名应征，待到接兵的部队带领他们上路，在半路上乘机逃跑。银达乡有个老农民庞应武，自言年轻时就曾卖兵七次，每次都在半路逃跑的故事。最吃亏的就是无钱无势的贫苦农民，例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墩堡农民潘茂才的大儿子潘文福被保甲抓去当兵，关押在兵役局的空房，夜间伺机逃去，兵役局找到家来要人，茂才说没有回来，就将茂才捆绑吊打，还讹诈说他儿子带走了军装和一支枪，茂才气愤不过，竟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老百姓普遍认为：替国民党当兵打内战，就等于去送死，因而使国民党征兵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采取抓兵。1949年6月，河西各县关上城门抓兵，16至45岁的男人，只要没留胡子者，一律抓，兵役局派人下乡，迫使保甲长带上绳索昼夜搜捕，撵得鸡飞狗跳墙，小伙子们躲避不了的定遭厄运。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酒泉县政府“历年抓兵统计表”表明，抓兵最多年份为1943年540名，全县9乡2镇，平均每乡50名，抓兵最少年份为1947年209名，平均每乡（镇）也在20名左右。
  第五节鸦片种植与禁烟民国时期，酒泉的鸦片种植遍及全区、县各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竟成了农民的特殊经济作物。治国者主张禁烟除害，祸国者勒令种烟取利，受苦受害的终归是甘肃农民。考据典籍，鸦片本产孟加拉，是大罂粟花所产的一种乳汁，可供药用，由于它的烟子散发出一种异香，因而被一些人吸食上瘾，贻害无穷。其传入中国最早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开始对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时进口数量不多，以后遂年增加进口贸易量，越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每年输入量4000-5000箱，以后逐年输入更加有增无减，以此进行经济侵略。延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竟达21785箱。腐朽的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无力禁止英人运烟，竟造成祸国殃民之大害，这就引起了国人先觉者林则徐、邓廷桢从道光十九年开始倡导的禁烟运动。
  1842年4—7月（道光二十二年三至六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禁烟获准，乃下令禁烟，并严禁鸦片入甘肃境。在广州虎门销毁英人鸦片20000余箱，与英国展开了鸦片战争，狠狠打击了英国贩烟商船。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林则徐、邓廷桢禁烟受到顽固派的诋毁获罪遭贬，禁烟松弛，甘肃全省各地照旧种烟，烟价上涨，吸食者如旧。
  1874年（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于光绪元年又见罂花遍地开，左宗棠大惊，乃决定禁烟，遂即下令甘肃全省禁止种植鸦片。斯时，宗棠驻节酒泉，令酒泉各地方官员下乡清查，烟苗已出土者，派令军队犁翻，强行铲除。一时烟价跃贵，每两大烟土，售银一两五六钱。左公禁种不禁贩，种者虽禁止，而烟贩和吸食者如故，甚至不惜家财荡尽，沦于破产。
  光绪七年（1881年）3月，甘肃各地厘金局（即税务局）大开烟禁：肃州厘金局门前大悬杏黄旗，上书“奉旨抽收烟厘”。自左公禁烟，时隔6年，至此，清政府公开承认罂粟种植和鸦片贩卖为合法，并借此抽重税，名为遏制，实则开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各地仍种烟不绝，酒泉罂花遍地开，官家借此收重税以遏制烟民种烟，而农民借种烟盼取较高的经济收入。是年九月，武威农民数千人为反抗重税，拥进县城打毁警岗，攻入县署，捣毁总警绅王佐才等人房屋。官署派军警镇压，捕杀为首的路福基、于成林等农民。
  宣统三年（1911年）4月，甘州禁烟，种大烟户农民反对官家铲烟苗，聚众三四千人，捣毁城内烟店和统捐局。
  民国元年（1912）4月，甘肃都督赵憔熙（袁世凯任命），下令各州县禁止种鸦片。民国四年（1915年）12月，甘肃督军张广建又向全省加征烟亩罚款。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甘肃大开烟禁，甘肃督军陆洪涛欲照陆军章程装备省防军，购买枪械，置备服装，而经费无着。遂不虑祸国殃民，勒令各县广种鸦片，不种者按亩罚款。由于官家禁烟政策不稳定，忽禁忽放，老百姓怕上当受骗，种植者虽有而不多。及至四五月间，陆洪涛派军官到酒泉等各县提取烟亩款，见种烟者寥寥，于是洽商于县知事，采取按地摊款，其不适种烟之地，亦勒令出款，诡其名曰“懒款” 。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2日，总统黎元洪派孙道仁赴甘肃、新疆查勘烟禁。但陆洪涛却于是月派军队到酒泉等各县提取烟亩款。各州镇守使亦借机搜刮，对不种烟的农民悉处以“罚款”。可怜忠厚农民遭此大难，诚如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甘肃省又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农民种鸦片。酒泉数十万亩肥沃土地又是罂花遍地。许多历来种烟之地，民众咸以“花”命名，种烟之户民，谓之“花户”，地名有：上花寨、中花寨、下花寨、花儿坝、花城湖、花海子等等。种烟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0%〜30%。而粮、棉种植面积相反减少，其总产量下降60%以下，捐税日益加重。种烟一亩交银币6.5元以上，（按河东出地每亩可产烟土七八十两，河西田地可产三四十两）并按每亩收烟土40两，以每两烟土3角钱计，每亩年收入银币12元左右，除去烟款工料，所剩无凡。农民实指望种烟获利，似此受官家的强制盘剥和掠夺，生活穷迫至极。但官家征收罚款，起初每亩罚款5元，后来逐步增加，每亩罚款增至30元，使农民数倍倒贴。收烟款的军官并允许县长截留4%,归其所有，县长得到“甜”头，自然昧着良心积极催征。同时，甘肃省府还在各地农村专设“财政专员”进行催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酒泉、高台、张掖、武威等9县共交烟亩款90万元。其中：酒泉农民所交烟亩款7000元，另外还有7县烟亩款61.8万元。民国开放烟禁，宫家借此大肆盘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始告停息。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禁种鸦片烟，省上及各县均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酒泉县戒烟委员会由县长谭吉纯等负责组织人力，设立酒泉戒烟所，抽调城乡吸食鸦片之烟民，集中在城里进行宣传教育，服戒烟药物，并安排适当劳动，戒除烟瘾后放还参加生产。是年，制止农民种烟，于是烟所转入黑市，几度涨价。虽如此，是年已种在地里的烟，全省统计约50万亩，年产烟土总数约15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