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编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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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民国酒泉县志》 图书
唯一号: 292220020220001365
颗粒名称: 第九编 军事
分类号: E289.42
页数: 27
页码: 267-293
摘要: 内容包括:驻军、重要兵事、社会记载。
关键词: 酒泉 地方志 民国 军事

内容

第九编军事
  第一章驻军
  第一节清代驻军
  清代初期,酒泉设肃州卫,下辖7个千户所,后又改为肃州镇,设总兵官,下辖镇兵(左、右、中、前、后)五营及金塔协营。雍正七年(1729年),肃州镇在酒泉驻防的官兵为3354人,其中总兵1人、游击3人、都司1人、守备4人、千总6人、把总14人、马兵2228人、步兵537人、守兵560人,军马2422匹。清同治中期,肃州镇标兵有前、后、左、中、右五营标兵。
  第二节民国时期驻军肃州镇民国初,酒泉驻军为镇台,镇台官员称总兵,有副将、参谋、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共48人,其下还有百户、什长等。是时,酒泉发生闻家圈农民起义军,肃州镇台恩光与道台陆廷栋派镇标三营80余人的洋枪队,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农民战死者170余人。肃州镇台有骑兵、步兵2323人,分守嘉峪关、野麻湾、新城堡、金佛寺、卯来泉、下古城、威虏堡(王子庄古城乡)等处,另外还有金塔、安西两个协营,协营设协台。金塔协营统辖两山口、临水堡两个营讯。安西协营统辖玉门、昌马、花海、敦煌诸营讯。这一年,肃州边关道观察使周务学带领了他的两标忠武军进军新疆,抗击沙俄。周务学在前无友军后无援军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全军覆没,周也以身殉国。民国元年(1912年)4月,陈玉魁任肃州总兵,民国二年(1913年)5月,柴洪山为肃州总兵。民国四年(1915年)5月,改肃州总兵为镇守使,设参谋长、参谋、副官长、副官、军需、法官、军医、书记(文书)各1人。民国四年至十七年(1915—1928年),张和逊、张永桂、吴桐仁、裴建准先后任肃州镇守使。民国十八年(1929年)周炳南任肃州城防司令。以后李朝杰、雷振邦先后继任。
  肃州巡防总队各营统领部有兵步兵3营。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步兵4营,共有官兵819员人,军马156匹。统领部设统领、帮统、书记、军需、军械、副官各1人,司书2名、马弁4人,护兵4人,号目1人,伙夫2人,乘马4匹,驮马8匹。每营设管带1人,哨官2人,哨长3人,书记兼军需1人,司书4人,护兵9人,号目1人,号兵6人,正目15人,正兵135人,伙夫19人,马夫3人,官马36匹。统领部装备有七格鲁森炮2门,后膛开花炮2门。民国七年(1918年)增编马队1哨。
  马仲英部民国二十年(1931年)马仲英攻取宁夏失败,收拾残部进军河西,杀害了奉命东进的肃州城防司令雷振邦,并吞了雷的部队,声势大震。此后又以新编三十六师少将师长与马步芳达成协议,得到酒泉、金塔、玉门、安西、鼎新五县的驻防区域,这是马仲英二进酒泉的成果。先是马仲英曾一度占领酒泉,后被马步芳迫逐新疆曾夺取了巴里坤。1932年在杨虎城将军帮助下取得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在酒泉抓兵买马,后得到哈密回民起义军的联系,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初八(阴历),马仲英分两批进军新疆。
  国民党第九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马步芳打败马仲英,曾一度占领酒泉,后又退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马仲英进入新疆后,复又进驻河西各县,其第一旅(后改为二九八旅),驻酒泉,旅部驻酒泉城原镇台衙门,旅长马步康。
  骑五师民国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941—1942年)驻防酒泉。师部驻三官楼街,师长马呈祥、副师长祁明山,参谋长康冠儒。该师第一团为酒泉城防部队。团长马平林,有官兵1305人。其中机枪三连85人驻南飞机场,装备马克沁机枪36挺,九连89人驻汽汕库,装备马克沁机枪70挺,七连91人驻西门,装备马克沁机枪75挺。驻两年调赴新疆。
  陆军新编第十八混成旅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42—1944年)驻防酒泉,旅长徐汝诚、副旅长卫光华。隶九十一军,1944年1月统计有官兵2500人,是年3月22日移防入疆。
  陆军预备第七师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四月由武威调驻酒泉,隶四十二军。是年6月开赴新疆。该师所辖第二十团,早在1942年即调驻酒泉,团长蔡沂。
  陆军预备第四师成立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林警纵队改编),是年八月至1946年驻防酒泉。周煦龙、薛敏泉、周嘉彬、李焕南先后为师长,隶属九十一军,辖步兵第十团,十一团和骑兵团,部队大部分驻酒泉、金塔和高台。驻酒泉的其初为11团,团长王泽勉、陈淑钵,1944年第十团接替第十一团(.三营仍驻酒泉)驻防酒泉。团长温济民。10团共有官佐68员,士兵118。名,乘马40匹,装备步枪1050支,手枪10支,轻机枪80挺,重机枪18挺,迫击炮24,步枪弹30万发,手枪弹500发,机枪弹30万发,炮弹3000发,手榴弹5000枚。1946年师部移驻金塔。是年底改为新编第四旅,该师曾办《扫荡简报》并有印刷厂。陆军第四十二军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进驻酒泉,军部驻文庙街,军长杨德亮,回族,云南昭人。辖一九一师,暂编五十八师,预备第七师、骑兵第十师。驻酒泉官兵4940名,军马1282匹,杨德亮治军,纪律比较严明,组织士兵和百姓修整街道,植树造林,还派两个连队整修占酒泉东西二湖,建亭3座,取名“泉湖公园”。特别对保护林木功效显著。1945年8月奉调入疆。
  陆军整编第二十三师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驻防酒泉。师长黄祖勋,中将,浙江浦江人,辖一九一旅(原一九一师曾驻玉门)新四旅(驻金塔),全师有宫佐1799员,士兵19116名,战马1240匹o河西警备鬃司令部成立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驻武威,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春移驻酒泉,先驻麻绳街,后搬肃园街。陶峙岳(湖南宁乡人,中将)、李铁军(广东梅县人,中将)先后任总司令。辖第三集团军(后撤销建制)和地方团队(兼辖内蒙古和额济纳,直属分队有特务营、勤务宫、军官队等。成立初期所辖部队有四十二军、九十一军、骑七师、骑十师、五十八师、十八混成旅等部,主力控制在武威、张掖、酒泉、安西一线,部分部队于1943—1944年入疆。1949年9月陶峙岳接李铁军再度出任兼总司令,24日被迫起义,在兼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汤祖坛的率领下,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陆军炮兵四十六团二营第二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驻酒泉。营长蒋谦。
  陆军高炮四十四团二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驻酒泉。
  陆军独立工兵第七团营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八年(1943-1949年)间或驻酒泉,负构筑国防工事之责。团长宋耀华、郭光旒,1946年有官佐117员,士兵980名,军马30匹,装备手枪500支,步枪1000支,轻机枪300挺,手榴弹300枚,手枪弹0.5万发,步枪弹10万发,机枪弹30万发,1949年9月24日在酒泉被迫起义。
  战车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至三十七年(1948年)驻防酒泉,住西南乡,营长钱绍江。全营官佐48员,士兵450名。装备野炮10门,重机枪80挺,轻机枪30挺,步枪100支,手枪40支,炮弹500发,机枪弹6万发,步枪弹2万发,手枪弹1万发。
  陆军七十旅第五三二团1949年春,河西主力东调后,由新疆调驻酒泉,团长熊略、郭培根。9月24日在酒泉被迫起义。
  宪兵第二十二团第二营民国三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47一1949年)驻防酒泉,营长许新。1949年在上校团长曹叔希率领下全部撤至酒泉,并于9月24日被迫起义。
  第八战区集团军驻酒泉单位1.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一支部,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944—1946年)驻酒泉。支部长班绍、方溶。兵站总监部第三兵站支部,民国三十四年五月驻肃州东街长城饭店后院,支部长向伟。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九分站,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站长章亮初、王志亮;电讯总台酒泉分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台长徐肇昌。2.驻甘粮秣处第三十仓库酒泉办事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主官熊月初,有官佐11人,士兵17人。3.交通器材总库第44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主官芦文瑞,有官佐11员,士兵30人。4.西北军事援运第二分所,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主官周振,有官佐23人,士兵14人。5.司令部通信联络办事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主官游子清,有官佐10人,士兵5人。6.运输处第三粮服库,民国三十三年9月至民国三十七年(1944—1946年)驻酒泉,负责该集团军粮草屯运事宜,主官曾可许,有官佐8人,士兵4人。
  军委后勤第八补给区属军委会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后改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驻酒各单位:1.辎重兵汽车第三团,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1947—1949年)驻酒泉,上校团长陈大业、王能军。2.辎重兵汽车第四团,民国三十二至三十七年(1943一1948年)间驻酒泉,少校团长彭邦机。3.辎重兵汽车第二十二团,民国三十五年驻酒泉。4.辎重兵汽车第二十团,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在酒泉设有车辆指挥所。5.第一骆驼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驻酒泉,主官卞子恒,有官佐46人,士兵284人,配骆驼352峰,马16匹。6.直属野战第102军械仓库,民国三十二至三十五年驻酒泉(1943—1946年),库长吴伯鼎、吴仁,有官佐9人,士兵27人。7.第三十预备医院,民国三十五年驻酒泉,院长张英善,有官佐8人,士兵15人。8.第五十五兵站医院,民国三十五年二月至三十六年(1936—1937年),先后驻西南乡和后坑子,院长项硕、谭家周;9.第八补给区汽车连,连长刘友轩,住东城壕;10.211军械库(第三十五军械库),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驻酒泉张家花园,少校库长李国忠,有官佐1。员,士兵31名。11.第九卫生材料供应库二支库(21卫村供应库),民国三十五年二月至三十八年(1946—1949年),驻后坑子,负责储备补给部队卫生材料之任务,库长戚国定、李瑞生(少校)。12.第二十军用无线电台,民国三十五年初至三十八年(1947—1949年)驻酒泉,台长田澍、罗家声、张希畴,有官佐5人,士兵9人。13.陕廿公路线区司令部酒泉车站,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944—1946年)设,上校司令熊飞,有官佐9人,士兵7人。14.第三区公路军运指挥部酒泉办事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1日成立于酒泉,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驻交通街,负调配军用车辆之任务,主任耿乃文。15.第二四八医院,民国三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1949年)驻酒泉,院长谭家周、黄润涛,有官佐50人,士兵136人。16.第二粮食供应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卫生街,负责储备、补给军用粮秣之任务,库长陶静渊、程皋如。17.第五燃料储备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住东大街,负责储备、供给军用燃料之任务,库长吴宝瑜。18.西北补给区第31仓库,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住北稍门,库长王聚川。19.西北补给区交通器材补给站,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驻酒泉,负责储备、补给交通器材之任务,站长施挟。20.西北补给区第八补给被服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负责储备、补给被服之任务,库长李向晨。21.第一燃料盛器焊补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驻酒泉,少校主任余民瑞,有官佐7人,士兵36人。22.监护团第一营第三连,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驻西关,连长谢君扬。23.第二十一直属仓库(原军政部第十一直属仓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酒泉,库长全日新。24.新疆供应局酒泉办事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驻王爷庙巷,处长李权,负责接运新疆队军运品之任务。25.新疆供应局驻酒泉监三连,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驻酒泉连长汪介文。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十九兵站分监部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46—1949年)驻酒泉娘娘庙街,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配属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担负配拔、运输驻河西部队补给品之任务,并有策应新疆之任务,少将分监邹协勋(湖南新化人),上校参谋长周兹宅(河南洛阳人),有官佐82人,士兵153人。其驻酒泉的辖属单位有:1.骆驼六大队。2.23交供连,住宗棠街,连长柴跃武、杨道生。3.179粮库,中校库长彭哲其、莫象贤,有官佐16人,士兵45人,驻南市街。4.101人力中队,有官佐7人,士兵131人,队长张东初、杜荣桂,住张家花园。5.监护连,连长魏永清,住青年街;6.22交供连,有官佐16员,士兵57名,连长黄国屏、安登仁(中校),住东门外。7.第六保养连,连长吴保瑜,住北门外。8.保养团焊补班。9.被服库,库长胡曾镛,住东关街。该分监部于1949年9月24日被迫起义。
  空军驻酒泉各单位1.空军第十四总站,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943—1947年)住北飞机场,赵廷珍、刘秉宪、蒋绍禹、张季良、曹宝深先后任总站长,下设6科和1个书记室。另编有机械士队、电台、气象台、汽车队、骡车队、野外修理班、招待所、仙姑庙汕库等单位,共有官兵615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缩编为312供应队,边庚源、扎喜泽仁先后任队长,1948年下半年搬:至南飞机场,1949年9月24日起义投诚。2.航空委员会西北情报总台第十分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驻南门外3公里龚家庄,分台长朱金沧。3.航空委员会西北防空情报无线电总台第九分台,民国二十二年(1944年)驻酒泉,少校台长徐振远,有官佐4人,士兵12人。
  驻军情报单位1.国防部保密局秘密电台酒泉分电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酒泉建立,主任邹青林,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扩组为站,邱祖琼任站长;2.西北长官公署第二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在原军统局酒泉情报组的基础上成立,驻酒泉,主要任务是搜集河西一带帮会活动情况,革命人士和进步分子的活动情况及边疆与额济纳的动态,首任组长马秉锋,化名余渊。第二章重要兵事第一节清代兵事米剌印、丁国栋起事清顺治五年(1648年),甘肃回民米剌印、丁国栋举兵反清,由甘州起兵东进渡过黄河,连续攻取兰州一带十余州县,甘肃大震,适有川陕总督孟桥芳,将军张勇、赵良栋等,出兵征讨,连克河东州县,米、丁等不能支,退回河西,桥芳率大军直追,克凉州,取甘州,米剌印在水泉子一战被杀。丁国栋逃窜肃州,据城1年,在肃州拥立叶尔羌罕国哈密巴拜罕之子土伦泰为王,会集肃州回民及哈密等地维吾尔族援军驻守肃州,嘉峪关内外回、维吾尔等族纷起响应,河西甘凉等地再次震动。丁国栋据肃州,四乡五十多座堡寨,百余座屯庄悉被攻破,连遭抢掠,唯总寨、河清二堡坚守未破。总寨于显龙在其父于应征的策划下,“非出外求援军,别无破贼之法”,于显龙乃趁夜缱城东向求援,骑驰百余里,恰遇孟桥芳大军已至肃州边境,毕言其详,桥芳遂以显龙为向导,引军救总寨,既战,贼溃,退守肃州,桥芳围1年,于顺治六年(1650年)11月26日攻破肃州,土伦泰被箭射死,丁国栋、黑承印被俘处死,哈密参与造反伪都督和卓哈资,回民都督琥伯峰、肃州回族首领高自龙等皆死于战阵,哈剌灰伪都督茂什尔玛密、辉和儿伪都督常瑚哩、伪左都督帖密卜喇、红帽回伪都督恩克特默等服诛。汹涌澎湃的西北回民反清斗争宣告失败。
  马文禄占据肃州清同治四年(1865年)2月24日 ,因陕甘回乱之声势早已波及肃州,有回民马文禄(外号马四)等与青头山猎户串联举兵,乘肃州城防空虚(部分军队调往关外援救哈密)之际,攻入城中,放火厮杀,道台恒龄率勇战死,肃镇标兵中之回勇,尽叛官助回,镇兵大溃。镇台成桂见大势已去,缱城逃往张掖。城内众武生闻回族反叛,亦皆各自出战,大部战死,天明,州城遂为回军占据。四、五、六月,肃州各乡民勇分头在众武生率领下赴义攻城,达六七次之多,俱各战败,伤亡过重。以后虽有玉门游击马秀、张大伦及卸任肃州总兵黄祖淦、王仁和等各率营兵与回军周旋,但终因势单力薄,不能克制强敌。批后,省府派遣甘凉道台黎献攻城,反为回军所败,又调甘肃提督杨占鳌率36营围城,首战即败,损失兵员3000余人,清廷派遣成禄大军取肃州,初战二次皆败退无功,畏缩高台,不敢出兵,无奈,乃以金蝉脱壳之计与马文禄议和,以受抚名义,四路官军撤兵,开放城门。
  同治八年(1869年),马文禄自觉上了成禄的当,又加受西路妥得麟的伪封和派3000回兵的支援,和东路陕回白彦虎及河湟皇回军的声援,马文禄于同治十年二次复叛,攻破堡寨,烧杀抢掠,汉民复遭残害。适此时左宗棠已平定陕西、宁夏,提兵取陇东、陇西、湟源等地,渐次西上,先后调川军徐占彪、甘军陶生林、豫军金顺、楚军宋庆、湘军刘松山、刘锦棠相继西上赴肃州。
  同治十年(1871)腊月,蜀军徐占彪先头部队已抵肃州东境,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进军洪水坝,三月二十一日大败回军于乱古堆,直追至肃州城下,五月攻破城西南塔尔湾回军据点,五月初五日,肃城回军向官军发起总攻,被官军击退,败入城中。自此,回军被困城中,马文禄3处受伤,回军胆寒。五月上旬,西路回军总头目妥得麟派回族3000余人,由回军“贵德老四”马金才率领来肃州支援马文禄。而官军每日出战,诱敌出城,有时回军主动出城猛扑官军营垒。双方抢收城外成熟小麦以充军食。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官军开始在城外筑长壕以围城。腊月二十八日,豫军金顺率队二十四营约1万余人抵肃州驻扎北崖头,亦筑长壕以包围回军。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初二日,提督陶生林等五营抵达肃州,归徐占彪节制。初六日,有统领方友升带马队一千有余,随送后膛螺丝大炮至肃州军营。二月二十二日,参将杨世俊由扁都口率军抵肃州,驰扼金塔。陕西回民白彦虎由高台窜入毛目,被陶生林、桂锡祯截击,白彦虎绕过金塔北部欲击嘉峪关,又受到杨世俊的截杀,逃向野麻湾。是时,肃州回军已三面被官军包围,马四遣马镇国向陕西回族送礼求援,白彦虎乃率其余部援肃,经过十多天的周旋,陕西回族接近城北,肃州回军出马步兵千余接应,悉被官军击败,陕西回族援肃不成,乃于四月二十一日出关犯安、敦、玉3县。肃州回军欲夺回城外清真寺,与官军日夜激战,而官军各部之包围圈愈缩愈小,直临城根。五月初十日豫军宋庆派遣之部将蒋东才,率先行部队马步兵六营,到达肃州,逼近东城下建造营垒,至十六日,湖南提督所带豫军马步十四营共约700。余人,驻扎东城下连夜攻打,蜀军在城下挖地道,徐占彪令邓增于城外礼拜寺增筑炮台,每日以后堂螺丝大炮向城内轰击。回军死伤甚重。
  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初六日,官军攻破东关,城内回军急迫迁移进入大城。官军进驻东关,攻城愈急。八月初十日,钦差大臣左宗棠由兰抵肃,亲自指挥战斗,宗棠以为城坚壁厚,强攻不如坚守围困,使回军粮尽援绝,一面用攻心战术向城内散传单,在城下喊话,以分化瓦解回军,经围困一月有余,回军思想动乱不安,旦粮尽援绝,饥饿难忍,于九月十五日缴械投诚,肃州平定。
  张家川回民进犯肃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宁、张家川一股回民作乱,经过肃州沿南山一带,抢掠烧杀,凶声浩荡。是年六月,清廷命喀什提督董福祥统带马步兵三十营,协同马安良回甘肃,督办甘肃军务。是时,上调西路提台焦统领邓增至肃州各山口布置安防。回民由南山昌马山口出,邓增率兵搜山,击逐口外,经一年有余,始告肃清,肃城得免于难。
  闻家圈农民起义清宣统三年(1911年)有来自外乡的行医人祁德隆,以行医治病为名,暗自宣传革命道理,自称受孙中山先生派遣,来河西发动农民起义,于这年四月间,在河北乡茂东沟闻家圈地方联络酒泉及金塔王子庄革命农民,组织起五百人的革命新军,昼夜操练,及至八九月间,风潮甚大,兵备道尹陆廷栋,恐慌甚厉,知州恩光闻息,吓软了腿,延至腊月,义军已计划于腊月除夕攻城,被当地地主乡绅告密,镇、道两署遂商议派镇标中营刘可舜带领镇标四营精锐骑兵8。余人,提前3天于腊月二十七日冲向闻家圈,革命军尚未聚齐,武器又很落后,仓皇应战,终因军士未经战斗锻炼,不谙军机,加上用古老的武器抵抗持有洋枪的官兵,战不多时,革命军失利,革命议举立时被平定。官军只有张得成阵亡,千总安会清头部受伤。义军军师祁德隆阵亡,前锋营长王廷玉被擒就诛,其余大部被战死,有的被捕获。
  第二节民国兵事肃镇标兵哗变民国六年(1917年),肃州镇标中军(一营)因半年未发军饷,致使军心浮动,有一触即发之势。适值肃州镇守使张和逊因事赴兰州之机,营内发生了一起政治案件,构成了士兵哗变的导火线。肃州镇军共分3营,一营(中军)镇守肃州城,二营镇守领高台县,三营镇守嘉峪关。由于酒泉西南文殊山有山水林泉之美和石窟寺观之文化艺术遗迹,一营士兵常在假日集体游山,山中有一姓韩的道人,常以迷信扬言于驻山军人之间,如说有“前清”必有“后清”等论调,有复辟之嫌。镇军一营管带(即营长)李宗纲借口韩道人倡议复辟,将韩道人枪决,并在本营内按名册搜捕与韩道人曾有来往的复辟人员,一时营内空气紧张,士兵被迫害,连长彭振武遂于十月二十八日发动全营六百余人哗变,自称总司令,先焚烧东城楼弹药库,弹药爆炸,火光冲天,并大肆抢劫市区商民,烟土成堆,银两不可胜计。南城北城两军对垒,炮火连天,弹雨飞蝗,全城惊慌。李宗纲与安肃道尹杨炳荣、酒泉县知事刘锡鑫,悉各逃走。叛乱经十天左右至十一月上旬始被驻嘉峪关镇军三营周炳南闻知,遂率队从北城攻入,击溃叛军,收复肃州。驻高台的镇军二营管带张永桂闻讯,亦率全营昼夜兼程星夜赶到肃州平叛,城已克复,叛军向沙州逃去。当叛乱发生之时,城内商民焦急,深恐变兵抢劫,遭受人财两空之恶果,因而,各商家共同商议进行安抚,认为是士兵无饷哗变,遂各集银两,以求安定军心。于是请已卸任的安肃道兵备使者廷栋出面调停。事后,张和逊从兰州回来,询问事情真相,杨炳荣与刘锡鑫诬告,怀疑廷栋出面调停,这次叛乱可能与廷栋有关,认为廷栋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因密谋刺杀廷栋,杨炳荣乃授命周炳南暗藏手枪,假称向廷栋请教汇报工作,交谈之后,廷栋送出门外,周跃身上马,回手一枪,刺杀了廷栋,廷栋的两个儿子相继出来探视,也先后被周杀害。次日清晨,军队包围了廷栋公馆,将其家财和收藏的文物图书悉数装收十七大箱,送交杨炳荣和刘锡鑫二人私吞。嗣后,廷栋的第三子到省告状,甘肃省无人解决,又到北京去告,亦无结果,不了了之。
  肃州城防营哗变民国十八年(1929年)端阳节,周炳南任肃州城防司令,因克扣兵饷,激起兵变。排长吴廷章率领变兵,开放监牢罪犯,一同抢劫农工贷质所、团防局及城内商卖大户,为时一夜,第二日领兵出城,退据敦煌。后被国民党雷中母部剿灭于敦煌。
  宁夏股匪扰肃州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19日,由宁夏窜逃的一批叛匪军,西上甘肃,窜到河西,沿途劫掠,是日沿南山大道进入酒泉境,叛匪三五成群,上庄进院,零零散散,络绎不绝。过了清水堡,分散遍地而来,抢劫粮食、马料、金银珠宝,如入无人之境,总寨、上坝、三墩、临水等地,悉遭洗劫,最后盘踞西南乡之图尔坝等四沟,杀人放火,百姓向四方逃奔。至4月250,师范校长崔崇桂立即邀约城防司令李朝杰、肃州团练吴安国,于即日下午率队讨伐,26日晨,驻酒泉马进龙率兵追击,与李朝杰、吴安国两路夹击,股匪被全歼。
  红西路军血战祁连山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马步芳和马步青纠集了八九万军队,企图消灭西路红军。从西宁和武威出动敌军骑兵像乌云一样滚滚而来,红9军首当其冲,在干柴洼、横梁山与敌连日血战,于11月25日攻占了古浪城。马步芳依仗人多马壮发动人海战术连日冲击,红九军血战3昼夜,60Q0余人伤亡近一半,部队元气大伤。与红九军攻占古浪的同时,红30军边打边进,12月3日攻占了永昌城,不久又攻占了山丹。由于天寒地冻,衣服单薄,天时、地利、人和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红军于12月下旬主动撤出山丹、永昌,继续西进。红5军董振堂军长率两个团走在最前面,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元旦拂晓,攻占了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接受红军改编。与此同时,总部率红9军、30军相继到达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马步芳、马步青见西路军进入他的腹地,惊恐万状,又急忙增调酒泉马步康旅的一个团,共增调四五万兵力,要与红军决战。敌军像铁桶一样包围了高台城,并切断了高台与临泽、倪家营子红军主力的一切联系。从1月12日至20日,敌军以6倍于我红军的兵力,反复向高台城冲击,城内是红五军的两千多名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血战七昼夜。机关人员、马夫、伙夫、女同志全上了城,大刀、长矛、刺刀、砖石砍戮下去,城外马匪积尸成丘。但终因敌众我寡,20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高台被马匪攻破后,红军全军尚有一万人左右,马匪又以四五万兵力围困倪家营子,红军在饥寒交迫、弹尽粮缺的极端艰苦中,在倪家营子与敌军进行决战,一天要与敌人肉搏五六次,虽杀得敌军人仰马翻,但自身也伤亡惨重。红军战士在徐向前同志的鼓舞下又坚持战斗二十多天,到2月21日徐向前同志力主回师陕北,陈昌浩却力主继续西进,至3月初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倪家营子再次开会讨论局势,才被迫下决心转移,1937年3月5日晚,率全军突出了重围。3月7日我军在临泽以南的三道溜沟被敌包围,红军连续恶战五昼夜未能甩掉敌人的追击。3月11日红9军在梨园口掩护全军进祁连山,敌人层层包围,经过激烈的肉搏战,该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3月14日,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转移至石窝山,敌人几个旅的骑兵紧追而来,经过五个小时的鏖战,终被敌骑兵分割冲散,伤亡极大,幸存人员攀上山顶,凭陡崖、暗夜摆脱了敌骑尾追,至此,红西路军西征宣告失败。
  3月15日,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在酒泉南山的草岭大坂主峰附近被搜山民团所俘,送往酒泉关押在火神庙,4月1日,被马步康遣员押送青海,不久遇害。23日,在祁连山西进的左支队,得到中共中央“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去新疆”的电示,决定往新疆前进。同月,酒泉民团第六团在高台红崖子一带捕杀红军9人。4月,酒泉民团商团解散,遣返回乡。5月7日,红军左支队到达辿化(后编入盛世才的新兵营,其中25名同志参加了新疆航空训练班)。直到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委托,通过多方关系才取得了释放、送回延安的希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0日,这一批红军分10辆大卡车向东开发。张治中委托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率领车队护送东归。6月16日经过酒泉,18日晚到达兰州,23日到达西安,7月6日到解放区,10日到达延安,大家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共庆生还。第三章社会记载第一节酒泉支援抗战正当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战败,经过祁连山历尽千辛万苦进入新疆后,未经两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北京城西南挑起卢沟桥事件,这是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酒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奋起抗日,出兵纳款支援前线,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在抗日战争时期,酒泉人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除以子弟应征从戎直接参与抗日外,家乡父老积极生产,每年大量粮食支持了军队和公教人员费用,并修建了甘新国道及国防支线共500公里及沿线大桥涵洞,改建城市建筑,运送石油、运送军队及苏联援华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第二节马步康的反共行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正当西路红军进入河西之际,驻酒泉二九八旅马步康为阻击红军西路军西上,与酒泉县政府策划成立了六个民团,集中城南大教场,门天训练,夜间守城。其中二、五、六三个团分配在沿南山一带执行“防共、剿共”任务。11月19日,红西路军通过激战后进军武威,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拟以主力在凉州发展,另分一部在肃州、安西。21日,红30军和总部直属骑一师进占山丹,陈昌浩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拟派部队西进肃州、安西。是月,马步康又组织回族商人70余人,成立酒泉县商团,由马步康的亲信阿旬马杰山担任团长,全部配备了枪支马匹,在全区巡逻并参与对红军作战。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西路军政治工作及伤亡情况。是时,西路军减员1303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逮捕蒋介石于临潼。
  正当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夕,西路军已进占永昌,将要接近酒泉,同时,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酝酿成立联合统一战线,主张一致对外。这时,有前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河西大部地区为回族军阀割据。马步康接马步芳命令,为防止共产党入境,戒备十分森严,在全城进行大搜查,借故捕捉了省主席于学忠派驻酒泉的买马组人员——前东北军何柱国及酒泉保安副司令徐绍文、高参谋等4人,于11月8日晚杀害于酒泉北城墙,弃尸城外。并无故捕捉了许多青年学生及思想进步的工作人员,关押在牢。酒泉师范教师夏盈邦(思想进步,据说此人是共产党员)觉事危急,随即离开酒泉。马步康对凡是于学忠委派的所有区、县官员及凡与东北军有明显关系者,一律以“清共”名义捕杀,并乘此机安插亲信担任各部分要职。
  第三节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势力逐步挤进甘肃后,于这年7月遂派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逐步展开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建党建政工作。1934年6月,开始在全省筹办保甲制度,挂名为实行“地方自治’,实则是为了一党专政而竭力防共、限共。限1935年9月底完成。令各选派人员到省上学习建立保甲制度的理论方法,结业回来,酒泉等各县乃于1935年4月举办建立保甲人员训练班,并实施各乡壮丁集训(延至7月训练结束)。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发表:《劝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提出办法六项:(一)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切结,以清“潜匪”;(二)整理地方保卫团队,编组壮丁队,成立“剿共”义勇队;(三)组织侦察岗、盘查哨、守望队等;(四)建筑碉堡、兴修公路、厉行封锁,必要时坚壁清野;(五)民众间互相宣传;(六)厉行“新生活运动”。这份劝告书,实际上就是一道命令,责令西北广大地区力行不殆。于是1936年,酒泉全面展开办理保甲工作。基本上是以原有的区、村、甲、牌基础上参照改编,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但因自然村落和户口稠密关系略加伸缩,也可10多户为1甲,十二三甲为1保,也有不足10甲为1保者。甲设甲长1人,保设保长、保队副各1人,结合清查户口,严格登记户数人口,编排保甲户次,发放门牌,推选甲长、保长、订定职务等工作。1937年,酒泉县共编为9乡1镇83保792甲,户18281,总人口99819,其中男52167,女47652。抽调壮丁6720人。1937年,甘肃省拟定了整理保甲办法,经1年时间整理就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变革体制,裁撤了县以下的各区署,全县组合为12个联保(即每3〜4个保构成一个联保),每联保选举出联保主任正副各1人,主要负责联保的训练壮丁、抽兵、巡查嫌疑人员,捕捉盗贼,筑碉楼、修公路等事宜。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1月,酒泉县政府按照省的部署,制定了 “冬防巡查队组织规程”,规定全县为一个防总队,由县长兼总队长,乡为大队,由乡长兼任大队长,保为小队长,每晚集中保公所,由小队长带领巡查,主要任务是搜查嫌疑人,防共、防盗。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9日,甘肃省政府制定《管理嫌疑户口办法》,严格控制外来客户和无户口之人,远乡亲戚探亲,也要问个水落石出,甚至刁难。同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逐步剥夺了人民民主的自由权利,禁止言论自由,不准群众私下集会、结社和出版文集,使保甲制度成为国民党从政治上残酷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长抓兵、要粮、摊款、派草无休止剥削的工具,是搜捕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天罗地网,是彻头彻尾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服务机构。
  第四节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中国自占以来,长期实行的是募兵制,到了清代,其八旗兵为世袭兵制。民国初期,各省军队悉皆清末旧军,经过改编,并学习了外国治军方法,加以改造而成。公元1937年7月,因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为形势所迫,乃于是年发布了紧急命令,通令全国实行“征兵制”,废除了历代以来的募兵制和清代八旗军的世袭兵制。每年按时对各省下达征兵任务,省乂分配征兵数额到各县、市,县分到区乡(后来改为保甲),保甲又按户口登记册指名应征。但旧时,由于对士兵待遇低微,生活贫苦,特别是官兵关系十分恶劣,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旧时,各地方军阀混战,兵员伤亡严重,在人们思想上也还存在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潮,人民群众都不愿意应征当兵,因而就形成了 “有吏夜捉人”的局面。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国民党政府规定:凡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在应征之列,故男子“避兵躲征”是普遍现象。
  1941年,国民党政府才颁布了《兵役法》,对应征年龄作了适当调整,规定“凡男子年满19岁起,至36岁止,共十七个年次,都可以征集入营当兵”。这个《兵役法》公布之后,毕竟因兵士生活待遇和官兵关系的恶劣,当兵不仅受饥寒苦累,而且经常挨打受气,谁还愿意去卖命当炮灰。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由于玉门油矿正式开采,各项工作开展在即,除已从四川、陕北延长油矿抽调和招聘的各种技术工人夕卜,特别需要大量民工,如挖山洞、筑路、担油、修厂房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报请,在兰州以西(重点是酒泉、玉门)吸收工人参加油矿建设,凡在油矿当了工人的,一个工人可以顶一个壮丁。这项请求获准后,河西地区已在油矿当工人者不再征兵。为此,酒泉、玉门的青壮年为避免当兵,大都跑到油矿做工,因此,在当地征兵是比较困难的,不得不将36岁的上限扩增到年满45岁的都可应征。后来省政府制定了灵活法规1.独子不征;2.长子不征;3.病残不征;4.为了保障发展文教,师范学生免于征兵;5.以马代丁;6.买兵顶名。在“病残不征”一条中,有弟兄多的人家,逃不出应征之列,个别青年,竟将右手食指剁断,.即是抓了去,验兵的验不上,只得退回来。保甲长昼夜抓兵,完不成上缴任务,便彻夜在各村各户进行突然搜索,闹得鸡鸣狗吠,人人提心吊胆。至于“以马代丁”,原先规定交两匹马顶一兵,随后马价昂贵,也有一马顶一丁的。但这只是有钱人家才能办到。最后—种办法:就是"出钱买兵”,卖兵者往往是独身之人,无一定职业,在城乡浪迹度日,也有的沾染了烟酒嫖赌的恶习,放纵不羁的生活和东走西闯的经验,使他们变得聪明、机警、狡猾、诡诈,这种人有时愿意投身卖兵,卖上几十个“袁大头”顶名应征,待到接兵的部队带领他们上路,在半路上乘机逃跑。银达乡有个老农民庞应武,自言年轻时就曾卖兵七次,每次都在半路逃跑的故事。最吃亏的就是无钱无势的贫苦农民,例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墩堡农民潘茂才的大儿子潘文福被保甲抓去当兵,关押在兵役局的空房,夜间伺机逃去,兵役局找到家来要人,茂才说没有回来,就将茂才捆绑吊打,还讹诈说他儿子带走了军装和一支枪,茂才气愤不过,竟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老百姓普遍认为:替国民党当兵打内战,就等于去送死,因而使国民党征兵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采取抓兵。1949年6月,河西各县关上城门抓兵,16至45岁的男人,只要没留胡子者,一律抓,兵役局派人下乡,迫使保甲长带上绳索昼夜搜捕,撵得鸡飞狗跳墙,小伙子们躲避不了的定遭厄运。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酒泉县政府“历年抓兵统计表”表明,抓兵最多年份为1943年540名,全县9乡2镇,平均每乡50名,抓兵最少年份为1947年209名,平均每乡(镇)也在20名左右。
  第五节鸦片种植与禁烟民国时期,酒泉的鸦片种植遍及全区、县各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竟成了农民的特殊经济作物。治国者主张禁烟除害,祸国者勒令种烟取利,受苦受害的终归是甘肃农民。考据典籍,鸦片本产孟加拉,是大罂粟花所产的一种乳汁,可供药用,由于它的烟子散发出一种异香,因而被一些人吸食上瘾,贻害无穷。其传入中国最早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开始对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时进口数量不多,以后遂年增加进口贸易量,越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每年输入量4000-5000箱,以后逐年输入更加有增无减,以此进行经济侵略。延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竟达21785箱。腐朽的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无力禁止英人运烟,竟造成祸国殃民之大害,这就引起了国人先觉者林则徐、邓廷桢从道光十九年开始倡导的禁烟运动。
  1842年4—7月(道光二十二年三至六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禁烟获准,乃下令禁烟,并严禁鸦片入甘肃境。在广州虎门销毁英人鸦片20000余箱,与英国展开了鸦片战争,狠狠打击了英国贩烟商船。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林则徐、邓廷桢禁烟受到顽固派的诋毁获罪遭贬,禁烟松弛,甘肃全省各地照旧种烟,烟价上涨,吸食者如旧。
  1874年(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于光绪元年又见罂花遍地开,左宗棠大惊,乃决定禁烟,遂即下令甘肃全省禁止种植鸦片。斯时,宗棠驻节酒泉,令酒泉各地方官员下乡清查,烟苗已出土者,派令军队犁翻,强行铲除。一时烟价跃贵,每两大烟土,售银一两五六钱。左公禁种不禁贩,种者虽禁止,而烟贩和吸食者如故,甚至不惜家财荡尽,沦于破产。
  光绪七年(1881年)3月,甘肃各地厘金局(即税务局)大开烟禁:肃州厘金局门前大悬杏黄旗,上书“奉旨抽收烟厘”。自左公禁烟,时隔6年,至此,清政府公开承认罂粟种植和鸦片贩卖为合法,并借此抽重税,名为遏制,实则开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各地仍种烟不绝,酒泉罂花遍地开,官家借此收重税以遏制烟民种烟,而农民借种烟盼取较高的经济收入。是年九月,武威农民数千人为反抗重税,拥进县城打毁警岗,攻入县署,捣毁总警绅王佐才等人房屋。官署派军警镇压,捕杀为首的路福基、于成林等农民。
  宣统三年(1911年)4月,甘州禁烟,种大烟户农民反对官家铲烟苗,聚众三四千人,捣毁城内烟店和统捐局。
  民国元年(1912)4月,甘肃都督赵憔熙(袁世凯任命),下令各州县禁止种鸦片。民国四年(1915年)12月,甘肃督军张广建又向全省加征烟亩罚款。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甘肃大开烟禁,甘肃督军陆洪涛欲照陆军章程装备省防军,购买枪械,置备服装,而经费无着。遂不虑祸国殃民,勒令各县广种鸦片,不种者按亩罚款。由于官家禁烟政策不稳定,忽禁忽放,老百姓怕上当受骗,种植者虽有而不多。及至四五月间,陆洪涛派军官到酒泉等各县提取烟亩款,见种烟者寥寥,于是洽商于县知事,采取按地摊款,其不适种烟之地,亦勒令出款,诡其名曰“懒款” 。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2日,总统黎元洪派孙道仁赴甘肃、新疆查勘烟禁。但陆洪涛却于是月派军队到酒泉等各县提取烟亩款。各州镇守使亦借机搜刮,对不种烟的农民悉处以“罚款”。可怜忠厚农民遭此大难,诚如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甘肃省又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农民种鸦片。酒泉数十万亩肥沃土地又是罂花遍地。许多历来种烟之地,民众咸以“花”命名,种烟之户民,谓之“花户”,地名有:上花寨、中花寨、下花寨、花儿坝、花城湖、花海子等等。种烟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0%〜30%。而粮、棉种植面积相反减少,其总产量下降60%以下,捐税日益加重。种烟一亩交银币6.5元以上,(按河东出地每亩可产烟土七八十两,河西田地可产三四十两)并按每亩收烟土40两,以每两烟土3角钱计,每亩年收入银币12元左右,除去烟款工料,所剩无凡。农民实指望种烟获利,似此受官家的强制盘剥和掠夺,生活穷迫至极。但官家征收罚款,起初每亩罚款5元,后来逐步增加,每亩罚款增至30元,使农民数倍倒贴。收烟款的军官并允许县长截留4%,归其所有,县长得到“甜”头,自然昧着良心积极催征。同时,甘肃省府还在各地农村专设“财政专员”进行催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酒泉、高台、张掖、武威等9县共交烟亩款90万元。其中:酒泉农民所交烟亩款7000元,另外还有7县烟亩款61.8万元。民国开放烟禁,宫家借此大肆盘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始告停息。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禁种鸦片烟,省上及各县均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酒泉县戒烟委员会由县长谭吉纯等负责组织人力,设立酒泉戒烟所,抽调城乡吸食鸦片之烟民,集中在城里进行宣传教育,服戒烟药物,并安排适当劳动,戒除烟瘾后放还参加生产。是年,制止农民种烟,于是烟所转入黑市,几度涨价。虽如此,是年已种在地里的烟,全省统计约50万亩,年产烟土总数约1500万两。

知识出处

民国酒泉县志

《民国酒泉县志》

出版者:甘肃民族出版社

本志记述了民国时期酒泉(肃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将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这一时期酒泉的自然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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