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内容
第六编工业商业
第一章工业
民国时期，酒泉县的工业主要是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基础十分薄弱。
第一节手工业
民国以来，酒泉的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矿手工业仍分散于城乡各处。其行业主要有木器、铁器、铜器、银器、玉器、编织、缝纫、制鞋、皮革、制毡、土纸、印染、制水烟、粮油加工、食品、酿酒、酿醋、烘木炭、砖灰等业。
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厂（矿）或就地生产，或走乡串户代人加工。如木器业的木匠，在城市有固定作坊的共有七八家，在农村则多为承包各家木工活，或地方公共建筑，维修学校、桥梁、庙宇，或季节性的出外，到远乡包工等。铁工多为私营铁器店铺。城乡、集镇、屯堡，都有固定的铁匠铺，主要生产农具、工具、日用家具、钉马掌、建筑用具等，有时也制造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以维持生计。铸工主要在城镇，开办生铁炉铸造铺，铸造农耕器具、犁铧、炉条、火盆、熨斗、灯盏、锅、盆、钟等杂品。铜、锡焊匠，多为小本经营，或有挑炉灶走乡串户，钉锅、制锁、铸造日用杂件。银匠主要在城市设银楼、匠铺制造首饰（镯、戒）、儿童饰品等。印染业主要是土布加工染色，重点是以兰靛为主要原料，县城及临水、清水等集镇有几家私营染坊，承染土布，名曰“靛张布”。抗日战争时期，“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土法印染兴盛一时。酒泉玉石业开发甚早。相传自周代西域于闻国曾向周穆王贡献夜光常满杯。后来因发现酒泉昆仑山、碧玉山皆产玉，为了就近向朝廷进贡玉器，便在酒泉开辟玉石厂，琢磨制造夜光杯。据玉工老师傅王三忠师徒说，在唐代肃州玉石作坊就有30多家。明清时期以夜光杯为贡品。民国时，主要生产夜光杯、笔筒、手镯、茶碗、墨盒、玉砚、装饰品等。民国后期，由于赋税增多，玉器销路不畅，造成停行歇业，酒泉城内玉品作坊只剩五六家。
酒泉地处河西，自古以来，各族杂居，农牧并行。工商频繁，制毡业兴时，皮毛业则是各族互市的大宗，制造毛毡是河西的共同需要。毛毡一般长6尺（2米）、宽4尺（1.32米），俗称“四六毡”。分羊毛和牛毛两种。羊毛毡以绵羊毛制的叫“绵毡”，用山羊毛或牛毛制成的叫“沙毡”。此外尚有用上好的羊毛制成的毡衣、毡帽，用牛毛洗制而成的毡鞋，俗称“毛窝窝”。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此外还有“马替”、马鞍垫等产品。
皮革制品，各户农牧民均有生产，土法“熟皮”，土法“制革”，也是酒泉工业生产的重要方面。主要生产皮大褂、皮背心、皮大衣和短皮袄、皮帽、皮手套等冬季取暖用品。
土纸,又名麻纸，是用废纸、棉麻、破布、马莲等原料,经过沤泡、淘洗、漂白制成。粗纸用作包装，细纸亦可书写。其产地主要在酒泉东关，有白家纸坊等。
酒泉煤炭开采主要是私人经营，最早开采的煤窑为祁连山北大河谷的冰沟以及其西侧的大黄沟、石炭沟等处。窑主聘请技师，选好矿点，雇用民工开凿，全以人力背运出窑。矿工劳动、生活、居住条件都十分差。矿工生活饮食极端简陋，卫生极差，生活极苦。年产量仅能维持县城生活用煤。农村用煤，由用户套牛车上山去拉。城市市民则依靠个体驮户运来，供应市民用煤。
农村各地以修建学校庙宇等公共建筑时，根据需要才造窑烧砖，一般很少以作为常年生意。民国后期，县城建筑事业渐趋发达，在县城近郊有几家私人砖窑。
烧石灰是沿祁连山较近的村镇冬季的副业生产。每逢冬季，东洞、总寨、金佛寺等乡农民便利用冬闲季节造窑烧灰，拉到县城或集镇出售。有时也根据某些单位的需要包揽烧制。食品业、缝纫、补胎纯属手工制作，民国后期，始有缝纫机和补胎行。
各手工业作坊，由于分布分散，个体经营，生产兴衰无常，其生产状况和生产量已无从考查。但从业人员的多寡，却有一些零星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裁缝铺16家，从业34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酒泉县有矿共1018人，工业1441人，自由职业1661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酒泉总工会共有会员973人，分布于18个行业。其中木业工会会员55人，铁业工会会员132人，皮革业工会会员115人，食店业83人，补胎业18人，制毡业26人，刻字业21人，纺织业35人，玉石业17人，成衣业80人，铜锡业42人，裱画业15人，粮食业21人，食品业46人，理发业32人，茶水业11人，搬运业50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有酒房58家，从业者170余人。民间榨油农村各乡村都有，主要是胡麻油。城内有6家油坊，从业19人。农村榨油,大部在秋冬季节,常年者较少。
在各行业手工产品中，比较有名气的传统产品有王三忠的夜光杯，毛万山的秤，匡海舟的剪子，尚秀俊的菜刀，侯金贵的银器，苏万海的砂锅，吕鸿福的镰刀、马掌，冯家木梳，罗家灯笼，陈家木桶，王家碱胰子（肥皂），另有维吾尔族某氏的缠头胰子，白家纸坊的麻纸，陆家烟房的水烟等。
民国时期的个体手工业者，只能用落后的工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维持简单的手工生产，利微薄，只能勉强糊口。甚至在官家的苛捐杂税、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下，生活难以维持，被迫弃业改行或远离他乡。私营工矿，一般也都设备简陋，手工生产，规模较小。所雇人工，少的10余人，多的不过四五十人，生产能力较低。如煤窑工人，全以人力背运煤沫，生活条件极苦。
第二节官办工厂民国十五年（1926年），甘肃省府派遣魏洪发（甘肃甘谷县人）任安肃区观察使，驻酒泉。在酒泉设纺织厂1处，生产白土布。所产土布比原各家所织土布幅宽，且稍细密。魏氏任满调离酒泉，这家工厂因管理不善而停产。
民国十八年（1929年），魏洪发又在北门外开办一所“民生工厂”，收购祁连山藏民等的山货皮毛，并利用县城北关的“洋关公署”的全部房院，开办制皮革、毛纺捍毡等。由于土法生产上马，工效不高，魏氏离职后停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酒泉设手工织布厂1处，有职工15人左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改酒泉灾童教养所为救济院，内设手工毛织工厂，有手摇毛纺车10部，收容难童10名，残废老弱者64人，生产毛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抗日战争的需要，酒泉才有了一家规模较大、发展较稳定的公办工厂，就是中华民国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附设的酒泉汽车修理厂。工厂初设时，有职工1人，工徒2人，工役1人，主要以汽车小修为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酒泉汽车修理厂已具有较大规模，有员工145人，其中技术人员11人，管理人员13人，有技工55人，技助24人，艺徒20人，夫役22人；机器设备有车床6台，刨床2台，电动机3台，动力压风机2台，电动洗缸机1台，发电机2台，电动磨洗机1台，电器试验器1台，补胎锅炉1台，立式柴油发动机1台，电焊机1台，软轴铿胎机1台，马达1台。可以进行汽车大修和整修。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时，该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实行军管，后交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为甘肃省酒泉汽车修理厂。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中旬，中华民国国防部《扫荡报》驻兰州报社的人员和印刷器材，分两批迁至酒泉，落脚于国立肃州师范院内，报社附设有印刷厂，有对开手摇印刷机1台，纸型烘版机1台，浇版机1台，铸字机1台，字模、字架、钢模12付，用于报纸承印。当年9月15日，《扫荡报》在酒泉复刊印刷，至酒泉解放时，共出版3期。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军管查封。新中国成立后，该报社印刷厂逐渐发展为地方国营酒泉印刷厂。.第二章商业第一节清代商业清初，清朝政府颁布奖励实业，鼓励经营发展商业，渐形成本地土产、京广杂货、丝绸布帛、百货、烟酒、糖茶、糕点、酱园饭馆、驿站、旅店、屠宰、医药等10多种行业。外地商贾也云集酒泉，竟开字号，4条大街店铺林立，小商摊贩，摩肩接踵，或串巷下村，摇铃叫卖，诚然一片繁荣景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商会法》，保护和发展了民族商业。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商业民国元年（1912年），酒泉商界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本地经济秩序，组织了经济团体——酒泉县商会。
民国十四年（1925年），酒泉城内有商号71家，其中百货、布匹、绸缎业10家，文具业5家，杂货业7家，烟业5家，中药业10家，西药业3家，糕点、酱园业4家，山货皮毛业6家，饭馆9家，茶社12家。广泰堂经营中药1200多种，自制的还少丹、苏合丸、牛黄丸、小儿惊风散等中成药，质量高、疗效好，运销全国各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大面积旱灾，斗米贵至6元以上。酒泉田禾无收，商业萧条。树皮草根人相争食，山羊野鼠亦均啖尽，饥民深目鹘面，既乏籽种又无耕牛，虽有沃壤，尽成荒田。农民逃荒觅食，饿死道旁、沟壑者不可胜汁。酒泉县政府，在北门外仙姑庙设救济饭场1处，每日就食者不下数千人。民族工商业者孙氏“恒盛西”字号，亦救济灾民，在东关设饭场1处，就食者盈街载道。但有部分商号，趁大灾之年，大搞囤积活动，抬高物价，百公斤小麦换购白布仅有八九米，或线袜七八双。加之外地行商来酒者日渐减少，整个市场生意萧条冷落，景气大不如前。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一些爱国人士宣传抵制日货，国民党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实行纸币制。酒泉从而出现外货洋货倾销，压倒国货，白银外流，物价暴跌。据1935年统计，面粉每公斤由银币0.218元跌为0.066元，猪肉每公斤由0.496元跌为0.278元，白布每米由0.54元跌为0.25元，商人大亏。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市场物价继续下降，市场零售价格指数，以1930年为100,则本年下降为67.6%，百公斤小麦换购白布15.17米,或线袜12.96双。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酒泉市场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值是：1米白布换购小麦33公斤，一条毛巾换购猪肉5.25公斤，一包火柴换购猪肉1.5公斤，1公斤铁钉换购羊毛8公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酒泉黄牛每头法币700元，，1匹1000元，骡子1头1300元，驴1头400元，小麦每老斗（20公斤）8元。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酒泉小麦每斗涨为11元，犁铧每张100元，耙25元，勄，耱8元，楼子60元，石滚1。元，铁锄2。元，小铲子18元，镰刀15元，木牛车600元，铁车2000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至八月间，物价又猛涨近1倍，阴丹布、安安兰布上涨4.5倍，红白糖上涨5倍。是年，酒泉私人商号总计购进商品总值（法币）614.98万元，销出商品总值为445.9万元,亏损159.08万元。
在商业贸易中，输入的主要商品有：从兰州、武威输入土布1025担，值205万元，洋布280担，值8.28万元；从敦煌、高台输入棉花14400担，值264万元；由兰州输入茶叶800封，值8万元，水烟40担，值28万元，皮革制品6担，值4.2万元，西药千担，值6万元；兰州、武威输入杂货350担，值37.5万元；从高台输入土盐13500担，值54万元。酒泉输出的主要商品有：运往新疆的羊毛15万公斤，值120万元，驼毛4万公斤，值56万元，羊皮2万张，值10万元，羔皮3万张，值15万元，药材6000公斤，值7.2万元；运往肃北各地白麻纸、包袋纸8万刀（每刀100张），值121.7万元；运往张掖、高台蒜苗1万公斤，值80万元；运往鼎新（毛目）小麦6000公斤，值36万元。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酒泉土特产品的产量是山羊毛2万公斤，绵羊毛65250公斤，驼毛2.6万公斤，羊皮2.4万张，羔皮1.6万张，牛皮260张，狼、狐皮1800张，蘑菇750公斤，头发菜3750公斤，猪鬃260公斤，棉花3000公斤，肠衣1万公斤，甘草2.4万公斤，大黄950公斤，羌活75。0公斤，麝香35公斤，枸杞25。公斤，从蓉5000公斤，党参2500公斤，麻黄3.75万公斤，秦茏250公斤，荆芥7500公斤，紫苏1500公斤。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酒泉有商业协会11个，共有商人1344人，占市内人□24913人的5.39%。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酒泉县商会有会员322人。其中食店业会员83人，烧饼业会员46人，理发业会员32人，茶水业会员13人，百货业同业会员42人，布业同业会员20人，山l货同业会员44人，经济业同业会员21人，屠宰业同业会员20人，旅店业会员25人，私营商业字号83家。百货业（包括布业、绸缎业）字号有元生和、聚义恒、协聚兴、福增祥、聚义涌、福泰和、福兴东、三盛源、三义和、春茂和10家。文具业（含图书业）商号有德兴豫、文化书社、建华书店、敬丰成、塞光书店5家。杂货业商号有恒盛西、德顺西、达泉涌、永义泉、志立义、义成祥、万成永7家。烟、茶叶字号有德厚昌、聚丰源、谦益祥、裕丰源、福德隆5家。糖果糕点业、海味、酱制品（前店后厂）字号有继美丰、元天祥、通华西、新华4家。山货、皮毛业字号有三义堂、永泰恒、万盛永、德聚和、二聚合、合义成等6家。西药业药房有同德、福音、惠康、肃州、陆大、文歧、大华7家药房。中医药店有凝德堂、灵德堂、广泰堂、永和堂、全德堂、金德堂、元泰堂、大生堂、同和堂、聚和堂、万胜堂、崇余堂、鼎立永13家。饭馆业字号有西局、北局、南局、永兴园、成兴园、义盛馆、聚丰园、三开泰9家。稍后又有德和园、小上海、齐鲁食堂等。照相业字号有振华、陆大、美丽、云光、自然、正大、良琪7家。浴池业池号有松泉池、江海2家。茶社业社名有会文、德兴、闻香、醒民、清香、新新6家。寄售业字号有大公、照华、福来、大华等寄售所4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1日），七区（酒泉）专署和酒泉县政府协力举办的消费合作社成立，集股金1000万元。
第三节民国晚期的商贸金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社会经济陷于总崩溃的边缘。各类物资供不应求，这年8月23日，法币贬值，政府发行金圆券，金圆券贬值，后改发银圆券，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10月10日，为管制物价上涨，甘肃省经济管制委员会酒泉分会和酒泉县成立了经济检查大队，县长喻大铺兼任队长，对日用物品实行限量供应，上等香烟每人限购1盒，衣料1套，肉半斤，照明蜡烛每月公开配售一次。同时对各商号经营的百货，进行登记、限价，因而造成商民恐慌，纷纷抢购，物价比限价前涨得更快，粮食价形成黑市，更趋缺乏。中等商号倒闭15家，摊贩歇业者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物价一日数涨，市场抢购之风盛行，商业经营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全年仅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36万元，城乡每人商品购买力只有35元。其中，城市居民为104元，农民为20元。
据《七区导报》记载，（1949年9月）“时局动荡不安，物价如脱缰之马，上涨不已。”因此，在军、公、教人员生活濒于绝境的时候，抢购风潮不胫而走。13日上午9时，酒泉北市场少数军人，首以3300金圆券折合一块银圆的价格购买物品，全部摊贩搬走，无货可买。遂又到东大街，最先被光顾的是“通华西”，依照政府3月份所发的银圆价格抢购食品。乂有几家纸烟店、杂货铺也遭受损失不少。其最惨的是东街一家寄售所，寄存物品被抢购一空，为首的虽是几个军人，也有几个老百姓掺杂其内，浑水摸鱼。至11时，治安当局获悉后，即派兵弹压，遂告平息，并将1000人犯扣留法办。
“辟居塞外的酒泉，被变化无常的金融市场缠得手无所措，金圆券重蹈了法币的旧辙，人人经不起贬值的损失，各种物品价格均以老袁（袁大头）之马首是瞻，尤其本月以来，在北市街及卫生街口，拥满了银圆贩子，到处是叮当之声，银圆价一日数变，影响民生及社会治安。穷苦的公教人员及善良的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了。”与此同时，铜圆贩子也很普遍。铜圆贩子康巨福，由临夏来酒泉收买，企图运往夏河一带出售谋利，收买铜元45包，重2150公斤，约24万枚。直至是年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社会趋于平稳。
第一章工业
民国时期，酒泉县的工业主要是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基础十分薄弱。
第一节手工业
民国以来，酒泉的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矿手工业仍分散于城乡各处。其行业主要有木器、铁器、铜器、银器、玉器、编织、缝纫、制鞋、皮革、制毡、土纸、印染、制水烟、粮油加工、食品、酿酒、酿醋、烘木炭、砖灰等业。
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厂（矿）或就地生产，或走乡串户代人加工。如木器业的木匠，在城市有固定作坊的共有七八家，在农村则多为承包各家木工活，或地方公共建筑，维修学校、桥梁、庙宇，或季节性的出外，到远乡包工等。铁工多为私营铁器店铺。城乡、集镇、屯堡，都有固定的铁匠铺，主要生产农具、工具、日用家具、钉马掌、建筑用具等，有时也制造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以维持生计。铸工主要在城镇，开办生铁炉铸造铺，铸造农耕器具、犁铧、炉条、火盆、熨斗、灯盏、锅、盆、钟等杂品。铜、锡焊匠，多为小本经营，或有挑炉灶走乡串户，钉锅、制锁、铸造日用杂件。银匠主要在城市设银楼、匠铺制造首饰（镯、戒）、儿童饰品等。印染业主要是土布加工染色，重点是以兰靛为主要原料，县城及临水、清水等集镇有几家私营染坊，承染土布，名曰“靛张布”。抗日战争时期，“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土法印染兴盛一时。酒泉玉石业开发甚早。相传自周代西域于闻国曾向周穆王贡献夜光常满杯。后来因发现酒泉昆仑山、碧玉山皆产玉，为了就近向朝廷进贡玉器，便在酒泉开辟玉石厂，琢磨制造夜光杯。据玉工老师傅王三忠师徒说，在唐代肃州玉石作坊就有30多家。明清时期以夜光杯为贡品。民国时，主要生产夜光杯、笔筒、手镯、茶碗、墨盒、玉砚、装饰品等。民国后期，由于赋税增多，玉器销路不畅，造成停行歇业，酒泉城内玉品作坊只剩五六家。
酒泉地处河西，自古以来，各族杂居，农牧并行。工商频繁，制毡业兴时，皮毛业则是各族互市的大宗，制造毛毡是河西的共同需要。毛毡一般长6尺（2米）、宽4尺（1.32米），俗称“四六毡”。分羊毛和牛毛两种。羊毛毡以绵羊毛制的叫“绵毡”，用山羊毛或牛毛制成的叫“沙毡”。此外尚有用上好的羊毛制成的毡衣、毡帽，用牛毛洗制而成的毡鞋，俗称“毛窝窝”。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此外还有“马替”、马鞍垫等产品。
皮革制品，各户农牧民均有生产，土法“熟皮”，土法“制革”，也是酒泉工业生产的重要方面。主要生产皮大褂、皮背心、皮大衣和短皮袄、皮帽、皮手套等冬季取暖用品。
土纸,又名麻纸，是用废纸、棉麻、破布、马莲等原料,经过沤泡、淘洗、漂白制成。粗纸用作包装，细纸亦可书写。其产地主要在酒泉东关，有白家纸坊等。
酒泉煤炭开采主要是私人经营，最早开采的煤窑为祁连山北大河谷的冰沟以及其西侧的大黄沟、石炭沟等处。窑主聘请技师，选好矿点，雇用民工开凿，全以人力背运出窑。矿工劳动、生活、居住条件都十分差。矿工生活饮食极端简陋，卫生极差，生活极苦。年产量仅能维持县城生活用煤。农村用煤，由用户套牛车上山去拉。城市市民则依靠个体驮户运来，供应市民用煤。
农村各地以修建学校庙宇等公共建筑时，根据需要才造窑烧砖，一般很少以作为常年生意。民国后期，县城建筑事业渐趋发达，在县城近郊有几家私人砖窑。
烧石灰是沿祁连山较近的村镇冬季的副业生产。每逢冬季，东洞、总寨、金佛寺等乡农民便利用冬闲季节造窑烧灰，拉到县城或集镇出售。有时也根据某些单位的需要包揽烧制。食品业、缝纫、补胎纯属手工制作，民国后期，始有缝纫机和补胎行。
各手工业作坊，由于分布分散，个体经营，生产兴衰无常，其生产状况和生产量已无从考查。但从业人员的多寡，却有一些零星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裁缝铺16家，从业34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酒泉县有矿共1018人，工业1441人，自由职业1661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酒泉总工会共有会员973人，分布于18个行业。其中木业工会会员55人，铁业工会会员132人，皮革业工会会员115人，食店业83人，补胎业18人，制毡业26人，刻字业21人，纺织业35人，玉石业17人，成衣业80人，铜锡业42人，裱画业15人，粮食业21人，食品业46人，理发业32人，茶水业11人，搬运业50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有酒房58家，从业者170余人。民间榨油农村各乡村都有，主要是胡麻油。城内有6家油坊，从业19人。农村榨油,大部在秋冬季节,常年者较少。
在各行业手工产品中，比较有名气的传统产品有王三忠的夜光杯，毛万山的秤，匡海舟的剪子，尚秀俊的菜刀，侯金贵的银器，苏万海的砂锅，吕鸿福的镰刀、马掌，冯家木梳，罗家灯笼，陈家木桶，王家碱胰子（肥皂），另有维吾尔族某氏的缠头胰子，白家纸坊的麻纸，陆家烟房的水烟等。
民国时期的个体手工业者，只能用落后的工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维持简单的手工生产，利微薄，只能勉强糊口。甚至在官家的苛捐杂税、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下，生活难以维持，被迫弃业改行或远离他乡。私营工矿，一般也都设备简陋，手工生产，规模较小。所雇人工，少的10余人，多的不过四五十人，生产能力较低。如煤窑工人，全以人力背运煤沫，生活条件极苦。
第二节官办工厂民国十五年（1926年），甘肃省府派遣魏洪发（甘肃甘谷县人）任安肃区观察使，驻酒泉。在酒泉设纺织厂1处，生产白土布。所产土布比原各家所织土布幅宽，且稍细密。魏氏任满调离酒泉，这家工厂因管理不善而停产。
民国十八年（1929年），魏洪发又在北门外开办一所“民生工厂”，收购祁连山藏民等的山货皮毛，并利用县城北关的“洋关公署”的全部房院，开办制皮革、毛纺捍毡等。由于土法生产上马，工效不高，魏氏离职后停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酒泉设手工织布厂1处，有职工15人左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改酒泉灾童教养所为救济院，内设手工毛织工厂，有手摇毛纺车10部，收容难童10名，残废老弱者64人，生产毛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抗日战争的需要，酒泉才有了一家规模较大、发展较稳定的公办工厂，就是中华民国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附设的酒泉汽车修理厂。工厂初设时，有职工1人，工徒2人，工役1人，主要以汽车小修为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酒泉汽车修理厂已具有较大规模，有员工145人，其中技术人员11人，管理人员13人，有技工55人，技助24人，艺徒20人，夫役22人；机器设备有车床6台，刨床2台，电动机3台，动力压风机2台，电动洗缸机1台，发电机2台，电动磨洗机1台，电器试验器1台，补胎锅炉1台，立式柴油发动机1台，电焊机1台，软轴铿胎机1台，马达1台。可以进行汽车大修和整修。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时，该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实行军管，后交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为甘肃省酒泉汽车修理厂。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中旬，中华民国国防部《扫荡报》驻兰州报社的人员和印刷器材，分两批迁至酒泉，落脚于国立肃州师范院内，报社附设有印刷厂，有对开手摇印刷机1台，纸型烘版机1台，浇版机1台，铸字机1台，字模、字架、钢模12付，用于报纸承印。当年9月15日，《扫荡报》在酒泉复刊印刷，至酒泉解放时，共出版3期。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军管查封。新中国成立后，该报社印刷厂逐渐发展为地方国营酒泉印刷厂。.第二章商业第一节清代商业清初，清朝政府颁布奖励实业，鼓励经营发展商业，渐形成本地土产、京广杂货、丝绸布帛、百货、烟酒、糖茶、糕点、酱园饭馆、驿站、旅店、屠宰、医药等10多种行业。外地商贾也云集酒泉，竟开字号，4条大街店铺林立，小商摊贩，摩肩接踵，或串巷下村，摇铃叫卖，诚然一片繁荣景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商会法》，保护和发展了民族商业。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商业民国元年（1912年），酒泉商界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本地经济秩序，组织了经济团体——酒泉县商会。
民国十四年（1925年），酒泉城内有商号71家，其中百货、布匹、绸缎业10家，文具业5家，杂货业7家，烟业5家，中药业10家，西药业3家，糕点、酱园业4家，山货皮毛业6家，饭馆9家，茶社12家。广泰堂经营中药1200多种，自制的还少丹、苏合丸、牛黄丸、小儿惊风散等中成药，质量高、疗效好，运销全国各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大面积旱灾，斗米贵至6元以上。酒泉田禾无收，商业萧条。树皮草根人相争食，山羊野鼠亦均啖尽，饥民深目鹘面，既乏籽种又无耕牛，虽有沃壤，尽成荒田。农民逃荒觅食，饿死道旁、沟壑者不可胜汁。酒泉县政府，在北门外仙姑庙设救济饭场1处，每日就食者不下数千人。民族工商业者孙氏“恒盛西”字号，亦救济灾民，在东关设饭场1处，就食者盈街载道。但有部分商号，趁大灾之年，大搞囤积活动，抬高物价，百公斤小麦换购白布仅有八九米，或线袜七八双。加之外地行商来酒者日渐减少，整个市场生意萧条冷落，景气大不如前。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一些爱国人士宣传抵制日货，国民党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实行纸币制。酒泉从而出现外货洋货倾销，压倒国货，白银外流，物价暴跌。据1935年统计，面粉每公斤由银币0.218元跌为0.066元，猪肉每公斤由0.496元跌为0.278元，白布每米由0.54元跌为0.25元，商人大亏。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市场物价继续下降，市场零售价格指数，以1930年为100,则本年下降为67.6%，百公斤小麦换购白布15.17米,或线袜12.96双。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酒泉市场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值是：1米白布换购小麦33公斤，一条毛巾换购猪肉5.25公斤，一包火柴换购猪肉1.5公斤，1公斤铁钉换购羊毛8公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酒泉黄牛每头法币700元，，1匹1000元，骡子1头1300元，驴1头400元，小麦每老斗（20公斤）8元。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酒泉小麦每斗涨为11元，犁铧每张100元，耙25元，勄，耱8元，楼子60元，石滚1。元，铁锄2。元，小铲子18元，镰刀15元，木牛车600元，铁车2000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至八月间，物价又猛涨近1倍，阴丹布、安安兰布上涨4.5倍，红白糖上涨5倍。是年，酒泉私人商号总计购进商品总值（法币）614.98万元，销出商品总值为445.9万元,亏损159.08万元。
在商业贸易中，输入的主要商品有：从兰州、武威输入土布1025担，值205万元，洋布280担，值8.28万元；从敦煌、高台输入棉花14400担，值264万元；由兰州输入茶叶800封，值8万元，水烟40担，值28万元，皮革制品6担，值4.2万元，西药千担，值6万元；兰州、武威输入杂货350担，值37.5万元；从高台输入土盐13500担，值54万元。酒泉输出的主要商品有：运往新疆的羊毛15万公斤，值120万元，驼毛4万公斤，值56万元，羊皮2万张，值10万元，羔皮3万张，值15万元，药材6000公斤，值7.2万元；运往肃北各地白麻纸、包袋纸8万刀（每刀100张），值121.7万元；运往张掖、高台蒜苗1万公斤，值80万元；运往鼎新（毛目）小麦6000公斤，值36万元。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酒泉土特产品的产量是山羊毛2万公斤，绵羊毛65250公斤，驼毛2.6万公斤，羊皮2.4万张，羔皮1.6万张，牛皮260张，狼、狐皮1800张，蘑菇750公斤，头发菜3750公斤，猪鬃260公斤，棉花3000公斤，肠衣1万公斤，甘草2.4万公斤，大黄950公斤，羌活75。0公斤，麝香35公斤，枸杞25。公斤，从蓉5000公斤，党参2500公斤，麻黄3.75万公斤，秦茏250公斤，荆芥7500公斤，紫苏1500公斤。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酒泉有商业协会11个，共有商人1344人，占市内人□24913人的5.39%。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酒泉县商会有会员322人。其中食店业会员83人，烧饼业会员46人，理发业会员32人，茶水业会员13人，百货业同业会员42人，布业同业会员20人，山l货同业会员44人，经济业同业会员21人，屠宰业同业会员20人，旅店业会员25人，私营商业字号83家。百货业（包括布业、绸缎业）字号有元生和、聚义恒、协聚兴、福增祥、聚义涌、福泰和、福兴东、三盛源、三义和、春茂和10家。文具业（含图书业）商号有德兴豫、文化书社、建华书店、敬丰成、塞光书店5家。杂货业商号有恒盛西、德顺西、达泉涌、永义泉、志立义、义成祥、万成永7家。烟、茶叶字号有德厚昌、聚丰源、谦益祥、裕丰源、福德隆5家。糖果糕点业、海味、酱制品（前店后厂）字号有继美丰、元天祥、通华西、新华4家。山货、皮毛业字号有三义堂、永泰恒、万盛永、德聚和、二聚合、合义成等6家。西药业药房有同德、福音、惠康、肃州、陆大、文歧、大华7家药房。中医药店有凝德堂、灵德堂、广泰堂、永和堂、全德堂、金德堂、元泰堂、大生堂、同和堂、聚和堂、万胜堂、崇余堂、鼎立永13家。饭馆业字号有西局、北局、南局、永兴园、成兴园、义盛馆、聚丰园、三开泰9家。稍后又有德和园、小上海、齐鲁食堂等。照相业字号有振华、陆大、美丽、云光、自然、正大、良琪7家。浴池业池号有松泉池、江海2家。茶社业社名有会文、德兴、闻香、醒民、清香、新新6家。寄售业字号有大公、照华、福来、大华等寄售所4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1日），七区（酒泉）专署和酒泉县政府协力举办的消费合作社成立，集股金1000万元。
第三节民国晚期的商贸金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社会经济陷于总崩溃的边缘。各类物资供不应求，这年8月23日，法币贬值，政府发行金圆券，金圆券贬值，后改发银圆券，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10月10日，为管制物价上涨，甘肃省经济管制委员会酒泉分会和酒泉县成立了经济检查大队，县长喻大铺兼任队长，对日用物品实行限量供应，上等香烟每人限购1盒，衣料1套，肉半斤，照明蜡烛每月公开配售一次。同时对各商号经营的百货，进行登记、限价，因而造成商民恐慌，纷纷抢购，物价比限价前涨得更快，粮食价形成黑市，更趋缺乏。中等商号倒闭15家，摊贩歇业者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物价一日数涨，市场抢购之风盛行，商业经营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全年仅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36万元，城乡每人商品购买力只有35元。其中，城市居民为104元，农民为20元。
据《七区导报》记载，（1949年9月）“时局动荡不安，物价如脱缰之马，上涨不已。”因此，在军、公、教人员生活濒于绝境的时候，抢购风潮不胫而走。13日上午9时，酒泉北市场少数军人，首以3300金圆券折合一块银圆的价格购买物品，全部摊贩搬走，无货可买。遂又到东大街，最先被光顾的是“通华西”，依照政府3月份所发的银圆价格抢购食品。乂有几家纸烟店、杂货铺也遭受损失不少。其最惨的是东街一家寄售所，寄存物品被抢购一空，为首的虽是几个军人，也有几个老百姓掺杂其内，浑水摸鱼。至11时，治安当局获悉后，即派兵弹压，遂告平息，并将1000人犯扣留法办。
“辟居塞外的酒泉，被变化无常的金融市场缠得手无所措，金圆券重蹈了法币的旧辙，人人经不起贬值的损失，各种物品价格均以老袁（袁大头）之马首是瞻，尤其本月以来，在北市街及卫生街口，拥满了银圆贩子，到处是叮当之声，银圆价一日数变，影响民生及社会治安。穷苦的公教人员及善良的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了。”与此同时，铜圆贩子也很普遍。铜圆贩子康巨福，由临夏来酒泉收买，企图运往夏河一带出售谋利，收买铜元45包，重2150公斤，约24万枚。直至是年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社会趋于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