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董振堂（1895～1937年）字 “绍仲 ”，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人。少年时家境贫寒， 14岁才开始读书。 1917年初中毕业，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军官学校。 1919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北苑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 1921年秋，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1923年夏，被分配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十一师任见习官，后任排长、连长等职。 1924年 10月下旬，董振堂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董振堂任炮兵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 1926年初，吴佩孚、张作霖联合阎锡山对冯玉祥作战。董振堂率部英勇奋战，重创敌方装甲列车，故升为工兵团团长。是年 9月，冯玉祥召集旧部在五原誓师，改所部为国民联军。董振堂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率部经宁夏、兰州、平凉、咸阳进驻西安，准备东进河南策应北伐军作战。在此期间，董振堂有机会接触在国民联军中工作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自己的部队成为一支救国救民的军队。无论训练还是作战，他对部队都严格要求，因而他带的部队经常受到嘉奖。董振堂关心部下，爱护士兵，将所得奖赏都分给部下或补助士兵生活，故深受官兵爱戴。 国民联军东进河南时，董振堂因屡建战功，于1927年春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是年秋，调任河南郑州军官学校副校长。 1928年，又调任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11月，蒋、冯、阎大战中冯玉祥失败，所部归孙连仲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十六路军，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 “剿共 ”。董振堂目睹连年内战，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痛恨蒋介石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曾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他多次寻找借口，避免和红军作战。 国民党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三次 “围剿 ”失败后，董振堂随二十六路军退守江西宁都。这里是双方作战的前沿，二十六路军官兵经常可以看到红军的标语、口号，听到红军战士的歌声，并和红军常有接触。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翻身 ”“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 ”的革命宣传，对二十六路军官兵震动很大。二十六路军的士兵多为北方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不少，加上反动军官贪污克扣军饷，广大官兵非常不满。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根据情势加强革命宣传活动，促使官兵反蒋情绪迅速高涨。这时，受共产党长期影响的董振堂，已下决心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寻找机会加入革命行列。 “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同救国。二十六路军的许多官兵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反对内战，希望与红军合作抗日。以参谋长赵博生和董振堂为首的二十六路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率部离开宁都开始北上，此时蒋介石电令二十六路军退回宁都死守，并以 “侈谈抗日者杀勿赦 ”相威胁。蒋介石的嫡系朱绍良部，则在广昌一线准备阻截二十六路军北上。无奈，二十六路军只得退回宁都，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 在这种形势下，董振堂与赵博生秘密策划，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与中共军委取得联系，以得到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大力配合。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率领二十六路军 17000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作出重大贡献。 12月 16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下设三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和军政委何长工一起，对部队进行改造。在连以上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建立各级政治工作制度；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官兵一律平等，建立民主制度；又从老红军和年轻有为的战士中选拔干部，以加强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 参加革命后，董振堂虚心学习，追求真理，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当参观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以后，他撰写《模范红五团》一文，总结红五军团十个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努力贯彻到红五军团中去。他深切感悟道： “不抓紧学习不行啊！咱们现在情况变了，是红军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1932年3月，由何长工介绍，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多年积蓄的 900多块银元，作为第一次党费交给党组织。 1932年5月，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军团长。 6月，在第四次反 “围剿 ”中，董振堂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指挥作战坚毅沉着，取得很大成绩。在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时，中央苏区政府授予董振堂 “红旗勋章 ”。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董振堂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担负掩护全军的任务。由于王明 “左”倾错误的领导，红军在转移中不仅携带大批辎重，还要保卫庞大的后方机关，行动很迟缓，掩护部队经常要和尾追的敌军血战。董振堂面临险境，指挥部队英勇奋战，千方百计完成掩护任务。一次，在贵州境内，红军被敌军围困，董振堂巧妙地设伏兵于山腰草丛中，以部分兵力在山顶佯作停止战斗的模样，引诱敌军上山。当敌人蜂拥进入伏击圈时，伏兵突然发起攻击，红军乘势摆脱困境，胜利转移。 1935年1月，董振堂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五军团担任后卫的情况，向会议作出汇报，赞成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在给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时，他兴奋地说： “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我们前进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了的。中国革命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此后，五军团继续担任后卫任务。到金沙江边绞车渡附近，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坚持九天九夜，掩护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北上。董振堂率领的五军团编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准备到班佑、包座与右路军会合一同北上。由于张国焘坚持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当董振堂率部到达噶曲河时，突然接到重新南下的电令，部队又返回阿坝。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董振堂根据朱德、刘伯承的指示，一方面进行必要的抵制，教育部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使大家坚信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革命的，对张国焘的错误最终会认识清楚，必须注意做好团结工作。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损失很大。 1936年 1月上旬，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并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是年 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经朱德、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批评、斗争，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下旬，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之第五、九、三十军西渡黄河。后因局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伺机接通新疆。 1936年12月31日，红五军攻占临泽县城。 1937年元旦，董振堂乘胜率 39团、 45团、骑兵团、特务团 2800多名指战员，一举攻占高台县城。紧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并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成立县、街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义勇军，动员和组织群众配合红军做好战斗准备工作。红五军在高台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五军占领高台，使敌人感到十分震惊。 1月 12日，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调集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团 2万多人，向高台发起猛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董振堂视死如归，率领红五军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与敌浴血奋战。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 1月20日凌晨，高台城陷入敌手。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一个司号长，从东门北边城墙上跳下突围，不幸左腿受伤，行动不便，被敌包围，壮烈牺牲，时年 42岁。 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城楼 “示众 ”，妄图恐吓人民群众，扑灭革命烈火。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毛泽东称赞董振堂是 “坚决革命的同志。”1956年，高台人民为铭记烈士的伟大功绩，在县城建烈士陵园，园内建董振堂纪念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