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路易·艾黎在山丹
  1982年6月初，我们来到山丹县访问的时候，正遇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即将公开展出。听说路易·艾黎要从北京专程来山丹，亲自为开馆仪式剪彩。这是丝绸之路上中外人民友谊之歌的新乐章，我们便怀着同山丹人民一样的欣喜心情，特意在这里多住了几天。
  著名的新西兰社会活动家、作家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把在中国生活、工作半个世纪以来，所购买、发掘、收藏和接受馈赠的37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不少价值连城的宝贝——全部捐赠给了山丹县人民。人民政府为此拨专款修建了一座陈列馆，以供当地群众和沿丝绸之路旅游的客人参观。
  这位不远万里，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的艾黎，为什么对偏僻、闭塞的山丹，感情这么深厚？我翻阅了一些资料，走访了一些老人，才算有了个大致了解。
  艾黎祖籍爱尔兰，后徙新西兰。他的父亲是一位普通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黎在法国战场曾受过两次伤。回国后，他去垦荒办牧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通货膨胀，严重地打击着畜牧业。艾黎正在破产的威胁下苦斗的时候，偶然得到中国爆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消息。他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便决计到中国去。
  1927年4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没有到甘肃山丹之前，他在中国的主要经历是这样的——
  土地革命时期，艾黎一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当消防队副队长。他在检查消防设备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榨下，仍然过着非人的生活，便对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的反动嘴脸认识得更清楚了。他毫无保留地站在了我党和人民一边。
  为了寻求变革世界的真理。他读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参加了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小组”；他在租界里的寓所，成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中的部分同志接头、开会或短期居住的“安全岛”；在他的楼房顶上的阁子里，曾经为我党安装过秘密电台；他的专用公务汽车，曾多次为革命者转送传单和书籍；他参加了创办在中国出版的对外介绍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情况的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呼声》的工作……
  著名的美国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为我国革命和医疗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美国大夫、现任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包括著名的巴苏、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由艾黎先后联络、介绍，甚至亲自护送到延安去的。
  艾黎之所以转战山丹，是由“工合”运动曲折发展的结果。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艾黎同斯诺一道，发起创办一种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在他和斯诺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工合”运动得到英、美、新西兰等国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于是，有十四位外国名流参加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和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工合促进会”，很快地在香港相继成立了，艾黎担任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和实际工作秘书。
  在国际声援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赠予艾黎一个“国民政府行政院总技术顾问”的名义；宋子文也拨了一笔款子“借给”“工合”，作为基金。取得了合法身份以后，艾黎便放手开展工作了。
  毛泽东、周恩来、叶挺等我党领导人，一开始就赞助“工合”运动。毛主席在从延安给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工合’运动必将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内的统一战线，甚至还成为国际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为了“工合”事宜，艾黎曾3次到延安，每次都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艾黎接触更为频繁。
  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路易·艾黎：“有关他的主要事情是，他信赖中国。他长着一头像火焰的头发，大脑瓜，鹰钩鼻子。他的身躯长得像一具压路机一样，双腿像两棵劲挺的树木一般拔地而起。他为人豁达大度，不屈不挠，并且富有才智”。后来，艾黎就凭着他那壮实的双腿，从干旱荒凉的黄土高原，到草木繁茂的瑞金山区，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地带，足迹遍及十六个省，行程不下3万公里，筹建起了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地区的“工合总部”，在各地“工合”基层组织的积极协助下，共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规模不等的工厂和作坊，容纳了30多万难民、学生当工人，并向抗日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工合”能生产50多类、五六百种产品，其中包括帐篷、担架、药品、手榴弹和军毯、军服、日常生活用品等，直接支援了抗日前方将士。
  1941年，艾黎为晋西北贺龙将军领导的抗日部队秘密筹建一个军工厂，不料，由于出了叛徒，泄了密，他几乎被捉进监狱。蒋介石政府下令，撤销了他的“总技术顾问”职务，并要驱逐出境。
  这时，周恩来同志鼓励他坚持原则，据理以争，不当“总技术顾问”，但“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实际工作秘书”的头衔还在，蒋介石对此也莫可奈何！从此，艾黎一面继续推动解放区“工合”运动的发展，一面致力于创办“培黎工艺技术学校”的事业。
  培黎（即贝利），是艾黎的一位美国朋友，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当过教授，是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者。为了纪念培黎，同时，也是为了培养迎接黎明的人才，艾黎以“培黎”来命名自己创办的技术学校。
  “培黎工艺技术学校”一开始设在陕西宝鸡南边秦岭山区的双石铺。那里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有九名校长，吃不了苦头，看不到前途，一个个都辞职不干了。这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文·何克的英国青年，从八路军战区辗转来到双石铺，担任了培校校长，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
  何克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正遇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便以职业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当时才二十二岁。他从上海、南京，到延安、太行山区，观察抗日形势，得出结论：延安积极抗日，南京消极敷衍。1938年初在武汉，经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介绍，何克与艾黎相识。当他了解到“工合”运动的意义，便积极参加了“工合”的工作。
  来到双石铺，何克亲自在峭壁上挖了窑洞，和艾黎一起住在里边。他们和师生们一起烧砖、烧石灰、运木料、造房子，安装由外国进步人士募集的纺毛机、纺纱机。何克把从八路军部队里学来的抗日救亡歌曲，教给学生们唱。学校办得生龙活虎，宝鸡一带的“工合”社员纷纷送子弟入学，一些青年社员也都奔赴双石铺就读。
  随着日军步步西侵，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军统”“中统”特务，对各种进步事业的刁难、破坏也就日渐加剧；即使是外国人创办的培校也未能幸免。特别是当反动派强迫培校学生加入伪“青年军”时，艾黎和何克便决心另选校址，尽快迁移，以图发展。
  正这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瑟夫·李约瑟，应邀前往甘肃玉门油田讲学。艾黎与之同行，沿着丝绸之路西去，希望能在河西走廊选个新校址。
  往返途中，他们都在山丹县城停留过夜。艾黎意外地发现：这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比较薄弱。同时，他从当地老人口中得知，当年，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第五、六队，由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在进军新疆途中，曾在山丹与敌军遭遇，经过激烈鏖战，大部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心向解放，使艾黎受到鼓舞，便考虑迁校山丹。
  返经兰州，艾黎去拜访了当时的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先生，征求他对迁校的意见。原来，张于30年代曾在武汉结识了艾黎，对“工合”运动很赞同；此刻，艾黎提出迁校山丹，张心一坚决支持。他的诚心帮助，为迁校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何克对迁校山丹的计划完全同意。1944年12月，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何克带领的迁校队伍从双石铺出发了。从这里到山丹县，有一千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沿途要翻山越岭、蹚水过河，师生们赶着马车，车上装着机器和行李，好不容易来到兰州。艾黎在兰州租来一辆俄式“老羊毛”汽车，满载师生，490公里的路程，奔驰了4天才到山丹。
  山丹，古称“删丹”。〔西汉〕以前，这里为匈奴民族在河西走廊的畜牧中心。张骞通西域以后，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丝绸之路便第一次畅通了。唐朝的山丹，有突厥、印度和西域诸国的许多商人下榻常驻，这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市场。据记载，当时的山丹城规模很大，光是主要街市就有60多条，异常繁华。〔五代〕后晋时，大食国（今阿拉伯）作家伊宾墨哈黑尔沿丝路来到山丹，竟误以为这里是“中国的王城”呢！清朝初年，这里还是一个拥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大县份，骆驼商队，络绎不绝。
  可是，到艾黎、何克他们来到山丹的时节，尽管这里“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自然风貌无多变化，可是，这里已经成了国民党中国极度贫困的缩影了：“寒风刺骨的冬天，常见许多孩子半裸着身体”，“一场大旱，毁了庄稼，不少人死于饥荒；垂死的孩子，仅以白土充饥。”（艾黎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艾黎、何克带领师生们安下心，落了脚。他们先是临时住在县城南关发塔寺北院，搬走了破庙里没有保存价值的泥塑神像，腾开地盘，把机械组、纺织组的机器安装起来。后来，陆续清理了寺南院、娘娘庙等地方，在县城南门外、碗窑沟、四坝滩等处，平场地、修教室，盖厂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些生产实习场所陆续建立起来，学校渐渐像个样子了。
  从实践中，艾黎发现何克“具有优秀校长所应具备的素质，他对学生情真意切，关怀备至，喜欢跟学生一块干活，善于发扬学生的昂扬斗志和做事能力”，就放手让何克大干。
  为了取得设在重庆的“工合”总会和设在成都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对山丹“培校”的了解和资助，艾黎先后几次三番亲赴四川，请“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两位总干事、英国合作组织的两名委员，一趟一趟地来山丹实地视察。前来视察的国际友人，无不为艾黎、何克和“培校”师生们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总算有了个好的开端。
  不料，正在这时，何克校长在一次平整篮球场的劳动中，左脚大脚趾碰破了，血流不止，后来竟染上了破伤风。那年月，在山丹，甚至整个河西走廊，医疗条件差得不堪想像，竟连一两支防治破伤风的针剂也找不到！何克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当他知道自己没救了的时候，便催着要艾黎帮他写遗书，一再申明：自己的一切，都归“培校”所有；要把自己的全部遗物，包括照相机、手表、留声机、书籍、衣物，能用的留给师生，没用的一律拍卖，变钱充公，以缓和学校的经济困难。他说：如果自己死了，只穿一件夹克、一条单裤和一双麻鞋就行了，情况十万火急，立即向兰州救援！当时，日本军队还没有投降，张心一先生正在兰州参加一个动员会。何克病危的消息传来，他立刻离开会场，安排医生携带药物驰往山丹抢救。可是，就在汽车赶到山丹之前的几个钟头，何克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在1945年7月22日。
  对于何克的不幸去世，艾黎和师生们极为悲痛，把他安葬在山丹县城南郊南湖之畔。艾黎请人把英国一位诗人的诗，镌刻在何克墓碑的背面：
  色彩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了，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却更加灿烂！
  这诗，是对逝者的歌颂，也是对生者的激励。何克奋斗不息的精神，鼓舞“培校”蓬蓬勃勃向前发展。
  不知道什么叫疲倦的艾黎，挑起了“培校”领导的重担。每天上午，除了给学生上课外，还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山丹县城内外、远远近近的生产实习场所去，手把手地教学生们手脑并用、学习劳动；傍晚，他常常是招呼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全校最小的十二名学生洗澡、睡觉，然后，就用英文打字机写讲义、记日记、著书、写信。那些年，学校经费十分困难，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为学校筹款。写信发往世界各地求援，发表作品的稿费以至他母亲去世时留下的全部遗产，他都无保留地献给了“培校”。他在《山丹笔记片断》扉页上写道：
  出售这本书所获全部收益
  献给山丹培黎学校
  书中说，为了把学校办下去，自己筹集经费，就像是“叩头行乞的老叫花子”；但是，“为了一群中国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而在国际上求乞，总比为许多别的事而求乞似乎要高尚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摒除自己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学会谦逊待人，比较客观，而寄厚望于全人类！”——多么坦荡的胸怀！多么炽热的感情！
  正义事业，得道多助。在艾黎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英国财政大臣克利浦斯的夫人，不仅为“工合”捐了很多钱，而且坐飞机到甘肃，亲临山丹，视察“培校”情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总署捐赠了一批拖拉机，美国友人玛丽·肯尼迪通过“工合”捐赠了新式耕耘机；加拿大赠的一批毛纺机，由十三辆卡车组成运输队送到山丹；伦敦合作者妇女协会专门为山丹“培校”捐助修建了一座医院……
  与此同时，艾黎还从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同情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专家、医生，来山丹“培校”工作，如美国机械工程师易斯莱，加拿大电气工程师严立地，新西兰医生司宾塞夫妇、农业专家魏美斯和艾洛赫、工业化学专家贝内特、纺织专家叶丽华，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还有美国的甘沛林、艾赛尔，英国的瓦里·史密斯、葡萄牙的马奎斯，等等。他们的陆续到来，使“培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生产、文娱、体育各方面，越来越丰富、活跃。到解放前，“培校”已经开设了机械、电机、运输、地质、纺织、皮革、陶瓷、造纸、化工、玻璃、印刷、缝纫、农场、畜牧、医院、煤矿、炼铁和炼焦等二十多个生产实习所。“培校”还先后派出一些学生到河南、湖南、兰州等地，以及英国的一些专业机构去实习、受训。
  “培校”师生有自制的统一服装。河西走廊天旱少雨，他们夏季都穿短袖衫、短裤、麻鞋；冬季寒冷多风，他们从头到脚都有棉的穿戴。日常生活，除粮食而外，其余用品都能自给自足。校园里，在山丹县历史上第一次安装了电灯；“培校”医院，以医术高明、药费极低和服务周到而受到欢迎，除了本县穷苦农民常来就诊而外，内蒙古、青海等地不少商贾、牧民也都骑马、骑骆驼，赶来看病；而“培校”的煤矿、农场、化工组等生产实习点，更是开创了山丹县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先例。
  长期统治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马步芳匪帮，把任何进步事业都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对“培校”自然不肯放过。可是，艾黎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令马匪及其走卒无懈可击。有一次，他们发现几个学生棉衣里子是用红线缝的，便诬其为“共党”，抓起来送到武威，严刑拷打，要强迫承认“培校”是“共党办的”。艾黎得知后，只身赶到武威，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义正辞严地质问，弄得马匪军政当局瞠口结舌，只好把学生全部释放。后来，这帮反动派又策划了一个抢劫“培校”的阴谋。艾黎预感到敌人即将采取行动，便提前组织师生把所有汽车的发动机、方向盘、轮胎和车灯都拆卸下来，连同汽油和各种机器一起，搬运到十多里远的四坝滩山洞里掩藏起来。当马匪部队赶到学校一看，汽车什么的，都破烂不堪，就悻悻而去。后来，艾黎又使了个绝招：他发现当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张治中先生政治上比较开明，为人通情达理，就热情邀请张治中到山丹视察，并特意请他签署了一张“布告”，称：
  山丹培校系国际友人所办，凡我军警不得动用该校一草一木，违者按军法处之。
  艾黎命学生复制多份，在山丹县城和校园各处张贴，果真就像腊月三十帖了门神一般，一时镇住了马匪及其爪牙。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甘肃，马步芳匪帮还想凭借“马家骑兵”负隅顽抗。他们一面死守兰州，一面安排后路，准备龟缩河西，苟延残喘。为此，非拔掉“培校”这根钉子不可。一时间，山丹以至整个河西，谣言四起，说什么“培校是赤色学校”，“培校里有共产党”，是“红军的地下军工厂”等等。艾黎深知马匪色厉内荏的实质。他一面组织部分师生手持长棍短棒，肩背猎枪，日夜巡逻护校；一面将计就计，放出空气：“我们就是红军的军工厂！”同时，安排其余的人把所有的机械设备全都开动起来，让所有的烟囱都冒起黑烟。培校是当时山丹县城里唯一有电灯的地方。入夜，校园里电灯通明，机器轰隆作响，铁锤叮叮〓〓，大小汽车进进出出，师生们忙忙碌碌，确有些决战前夜的紧张气氛。马匪的喽啰们一是不摸底，不晓得培校究竟有多少武器；二是不敢惹外国人，眼看那些“洋人”来来往往，他们总是不敢下手。
  培校和马匪就这么僵持着，敌人始终未能识破艾黎的“空城计”。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艾黎把自己保存得很好的一张照片，让师生们看。原来那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合影！介绍说：“他在三十年代就认识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党、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什么红胡子、绿眼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他们是真正的为中国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同年8月26日，兰州一战，马匪主力被歼，其残兵败将，急急西撤。这时，马匪在山丹的守军保三团，接到命令，在培校四周的城墙上架起机枪，要对师生进行大屠杀。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一举消灭了马匪残余，解放了山丹，解放了培校。
  红旗插在了山丹城头，黎明的曙光普照丝绸之路。培校的师生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把解放大军在战斗中损坏的炮车枪械，都接到学校里来抢修。在那些欣喜而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机电组电焊火花闪闪，机械组的车床镟床隆隆作响，运输组也赶忙把拆卸掩藏的汽车安装起来修理好。
  9月上旬的一天，艾黎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邀请，赶到酒泉会晤。彭老总对艾黎在培校的工作非常赞赏，亲切问候艾黎和其他国际友人，并赠送他两箱葡萄干和一双皮手套。艾黎回到学校，把葡萄干分给全校师生，并按照彭老总的安排，组织大家配合解放军部队，胜利地解放了山丹大马营，接管了玉门油矿。当培校的一辆辆汽车满载着英雄的一野战士疾驰西进时，艾黎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微笑。此刻，他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那张合影照片，装在镜框里，竖在桌子上，又夜以继日地投入新历史时期的工作。
  “培校”在山丹一直办到1953年。由于山丹一次地震大破坏，即迁往兰州，交国家石油部继续经办，就是现在的“兰州石油工业技术学校”。艾黎任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一直至今。
  我们呆在山丹的日子里，全城像喜庆节日一样热闹。由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题写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九个大字，雕刻在木匾上，悬挂在新近落成的陈列馆楼檐下；原培校旧址上的县城南关小学，学生们一下课就排练手持花环、花束的欢迎舞蹈；艾黎和当年在培校主持医院工作的斯潘塞大夫就要来山丹了。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艾老，一直把山丹称作自己“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艾老要回来了！”人们都扳着指头数着、等着他们到来的一天。当艾老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地捧着照相机漫步在县城街道上的时候，路边行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情不自禁地聚拢来，热情地向他老人家问好，祝愿他健康长寿。
  9日，艾老亲自为陈列馆开馆仪式剪彩。随后，我们跟着他步入宽敞明亮的展室。
  陈列馆全部占地面积为1500平方米，主楼两层，建筑面积为780平方米。艾老捐赠的3700件文物，连同马海德大夫捐赠的东汉博山熏炉一起，分别陈列在四个展室里。这批文物中，出土文物3337件，古书古画244件，明、清家具13件，文物考古资料106件，有近代现代名人字画43件。
  据说，艾老一生业余爱好主要有三种：读书、照相、收藏文物。他捐赠的这批文物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丝绸之路沿途发掘和收集的，不少是与这条友谊大道有直接关联的。如唐人写经、西夏印章、波斯等五国人面箭镞饰物、唐代匈奴歌伎铜人、北魏人印度人形陶俑、匈奴民族的三百余件铜铁器物等，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第一展室有一个被称作“四坝文化”的玻璃专柜，里边陈列着十二件彩陶罐。这是艾老在山丹亲自发掘的，1953年，艾黎校长带领培校师生，到四坝滩垦荒开渠，从滩地沙土中挖出好多陶器、石器。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宝贝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里生活了！”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和鉴定，确认这是一处仰韶文化马厂期遗存，距今已有3500多年了。
  我们在县文化馆看到艾老给山丹县人民政府的一封信，那是1980年6月为了说明他捐赠文物的动机而写的。信中说：
  如今，我已年迈，我想把我几十年来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山丹县，作为县文化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山丹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今天与将来，从而达到早日实现“四化”的目的。
  丝绸之路是很有吸引力的路线。如山丹能够重新成为这条路线的一站，它将会使中国人民同各国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
  ——啊！多么坦荡热诚，多么光明磊落！这，使我联想起了清朝末年曾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事情。那一时期，先后窜进我国南疆、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的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沙俄的柯滋洛夫等人，曾多次使用诱骗、盗掘等卑劣手段，掠夺了我国大量的文物，任凭举出其中的一件，也都是无与伦比的稀世之宝！那些被帝国主义标榜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者”的卑劣行径，与路易·艾黎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路易·艾黎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真挚、珍贵啊！
  全国解放以后，艾老于1953年定居北京，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为了解情况，他每年都要到中国各地去参观访问。这次，是近30年来第三次回山丹了。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向世界人民介绍。到1982年初，他先后在别的国家和中国一共出版了18部诗作、11部翻译的中国诗集和34部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其中，有关山丹的诗、文，占了不少篇幅呢。
  山丹县人民殷切期望艾老这次返回北京后，能有新的关于山丹的作品问世。山丹县人民热爱艾老，尊敬艾老，是因为艾老自始至终地热爱着山丹县人民。这正如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庆祝艾老八十寿辰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尊敬。
  （1984年新华出版社《丝绸之路漫记》）
  赞歌一曲留青史
  记英籍国际主义战士乔治·艾温·何克
  李建军
  在昔日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山丹，有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园。园内松柏交翠、繁花争妍。这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乔治·艾温·何克长眠之地。
  何克，英国人，1915年诞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怀着崇高的理想，远涉重洋，到美国、日本等国参观、考察。同年7月，何克怀着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和同情，来到中国。
  1938年2月，他在汉口结识了路易·艾黎，参加了进步组织“工合运动”，并担任外事秘书。
  同年5月，何克随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达延安参观访问，顿觉耳目一新。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都亲切地接见了他。
  他兴奋地写道：“在延安，士气旺盛，人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怎能不为她高唱一曲赞歌呢？
  四年后，何克写的《我看到的一个新中国》在波士顿问世。它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
  1939年4月，在朱总司令的支持下，他来到了宝鸡，协助路易·艾黎搞“工合”运动。
  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何克始终充满乐观精神。他那清癯的面容上，常常挂着笑容。他那不畏艰苦、勤奋工作的精神赢得了当地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1942年，何克担任了“培黎”工艺学校的第十任校长。这是艾黎创办的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的学校，学生是来自全国十八个省份的孤儿。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方法，坚持勤俭办学。半天学习：开设有数学、汉语、英语、机械等基础课程。半天做工：从事陶瓷、皮革、玻璃、印刷、木工、电机、纺织、农垦等二十七个项目的劳动，产品大部分辗转运往解放区，支援前方抗战。
  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宝鸡培黎学校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学校决定迁往甘肃山丹。1944年2月，师生们经过二千多里的艰苦行程，到达了目的地。培黎学校师生的到来，使山丹这个荒凉的小镇顿显生机。校办工厂里，机声隆隆、书声琅琅。课余，何克同学生一边嬉戏、游玩，一边亮着嗓门教他们唱解放区的歌曲。
  何克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赢得了学生和当地人民的钦佩与尊敬。而他，也把山丹人民当做自己的父老弟兄一样。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在山丹我获得新生，我要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最后一天”的动人诗篇。
  正当何克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为新中国的黎明培育人才而辛劳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次，他穿草鞋的脚不慎被石子划破，谁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使他患了破伤风。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抓紧时间写《黄河哨所》和《我看到的一个新中国》的第五章。病榻上，还放着《共产党宣言》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的一切，都献给培黎学校”的肺腑之言。
  1945年7月23日，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脏，在中国的土地上停止了跳动。
  青山低垂，河水呜咽。学生们痛哭流涕，附近群众也纷纷前来悼念这位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八年峥蝾岁月的真挚朋友。
  何克离开了我们，但他在山丹辛勤培育的嫩苗，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培校的一批又一批学生，迎着冉冉东升的红日，走上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培校学生的足迹和身影。
  这所学校在山丹办了十年，于1953年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石油化工技校”，继续为我国培育科学技术人才。解放后，山丹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异邦友人，在原培黎学校旧址修建了陵墓。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了何克陵园，陵园建成后，路易·艾黎曾两次专程前来悼祭故友，表达对故友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何克，这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用自己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壮丽赞歌。如今，他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但他那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私的品质，将永远在我们心中长存。
  （李建华画）
  （1984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裕固族风情
  裕固族的东迁，
  说着唱着才知道了，
  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
  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
  千佛洞、万佛峡来的。
  青头山底下住下了，
  我们是从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
  这里唱的是裕固族东迁的故事——
  传说，裕固族原在嘉峪关外游牧。后来因异族入侵，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赶着牲畜，风餐露宿，进行大规模的东迁。部落里的老人因长期跋涉感染疾病，相继死去。老年人只有安千赞吉的阿爸安巴特尔活了下来，然而他也积劳成疾，举步艰难。安千赞吉就将阿爸装在土布拉①里，驮在牦牛身上继续前进。
  部落离开故土已有很长时间了，路途艰难，大家又不知道应向什么地方走去。安千赞吉看到乡亲们受苦受难，自己又拿不出主意，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人知道儿子的心思以后说：“木拉②你看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我们只要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就一定能走到理想的地方。那里的人都穿着‘短腰子鞋’。”
  安千赞吉把这些话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非常高兴，部落里充满了欢乐，唱着“拉毛”③，赶着牲畜，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裕固族在东迁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大雨淋灭了火种，人们又饿又冷，只好吃生肉，喝生奶。安巴特尔老人对儿子说：“古人有钻木取火的事，这里没有森林、木头，我们只好击石取火”。老人让儿子找来各种颜色的石头相碰，终于在两块白石头中碰出了火星。部落从死亡线上又得救了。
  全部部落浩浩荡荡向东迁徙。在进入浩瀚的大沙漠之后，不几天，大家带的水都用完了，不少人因缺水而丧生。死神威胁着人们。安巴特尔老人又对儿子说：“木拉，让泡牛④替我们找水。”儿子不解地说：“多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四处找水，都没找到，泡牛怎么能找到水呢！”老人这时诉说了一件往事：一次，他赶着牛羊放牧，突然狂风四起，飞沙蔽日。老人迷失方向，走进无边的大沙漠，三四天没有喝到一口水，只好爬到泡牛背上行走。泡牛走一走，闻一闻，走到一个地方，前蹄乱刨。一会儿，出现了湿漉漉的沙子，老人从牛背上下来赶紧往下刨。不多一会儿，刨出了水。年轻的安千赞吉听后，高兴得连蹦带跳，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乡亲们。人们赶出了部落里所有的泡牛，终于在沙海中找到了两处水，而且水越来越多，天长日久，四周长满了青草，成了今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的东、西海子①。
  裕固族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祁连山下的八墩滩上，来到了汉民族居住的野马坪梁和康乐草原，与这里的汉民族共同游牧、耕耘和生活。
  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时，裕固族从嘉峪关外的甘、新、青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向东迁移的事。
  据专家们考证，裕固族在唐朝以前称回纥，到唐朝中期（公元809年）改称回，“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宋朝称“黄头回鹘”。到了元朝演变成为“撒里畏吾”。“撒里”既黄的意思，“畏吾”则是回鹘的谐音。明朝，撒里畏吾人主要分布在嘉峪关外的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和敦煌东南的罕东卫，合称“远番四卫”。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吐蕃的强大和频繁侵扰，关外各卫相继失陷。撒里畏吾族不愿受吐蕃统治，就不断与之斗争。十六世纪初，撒里畏吾人在明朝的支持下，大规模地东迁入关。之后，一直生活在如今被称作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草原上。
  那么，在这之前，裕固族在哪里呢？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回纥族驻牧在仙峨河和温昆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椤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到了唐朝，七、八世纪之间，回纥达到全盛时期，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并与唐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蕃属关系。唐朝曾先后以三个公主分别嫁给回纥②可汗为可敦（即王后）。公元840年。回鹘内乱，异族入侵，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被推翻了。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其中一支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后称高昌回鹘，一支迁到葱岭以西，后称葱岭回鹘；一支迁到河西走廊的瓜州（今安西县）、甘州、凉州一带。因甘州一支回鹘较为强大，故史书上将河西一带的回鹘统称甘州回鹘，也就是今天肃南裕固族的先祖。
  河西回先依附吐蕃，后又归附张议潮的归义军。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张议潮卒。不久，河西回鹘控制了甘州，移牙帐于此。之后，经过多次战争，甘州回鹘基本上占领了河西。这时，回鹘已进入封建社会，人口达30万。由于回鹘扼守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要冲，这时与唐朝、吐蕃交往甚广，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商业特别发达，经常有庞大的商队到内地贸易。有的商人兼作使节，进京向唐朝贡。甘州回鹘政权，不论在〔唐〕末，还是〔五代〕〔北宋〕，均与中原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它对河西走廊的开发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回鹘族游牧嘉峪关外，那是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的事了。当时占据河套地区的党项族崛起，不断兴兵向〔北宋〕、甘州回鹘出击，以夺取对河西的控制权，进而取得丝绸之路东西贸易之利。因连年战争，疲惫已极，甘州回鹘政权终于在公元1028年被党项族西夏王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所灭。从此，甘州回鹘被赶到了嘉峪关外游牧。以后就演变成“撒里畏吾儿”自名“尧乎儿”，或称“西拉玉固儿”。
  裕固族东迁入关，以后，在〔明〕〔清〕时代过着原始游牧生活。后来蒋马匪帮统治河西时，对裕固族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剥削，到解放前夕，裕固族人口不满3千，牲畜不到5万。这个民族濒临于灭绝的境地。
  历史已成过去，今天裕固族的情况怎样呢？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短暂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新生和欢乐。
  富裕巩固
  1953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自称“尧乎尔”“西拉玉固尔”族的群众，经过民主讨论决定，取与汉语语音相近的“裕固”作为自己本民族的名称，又含有“富裕巩固”的意思。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裕固族成立了自治县。从此，裕固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所属区域的主要部分在祁连山中段的北麓。自治县政府驻地——红湾镇，就坐落在这部分的祁连山腹部。另外，还有两块被邻县土地隔得很远、互不相连接的“飞地”；一块在祁连山东端北麓，一块在河西走廊的西北。如果把这三块地方连接起来，东西长约650公里。它南靠青海省，北连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的9个县和嘉峪关市，西与肃北蒙古自治县毗邻，东与天祝藏族自治县衔接，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一个县版图东西这么长，接壤的县、市、地区这么多，面积这么大，又被隔开成三大块，这种情形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来到红湾镇，首先给人一个生机勃勃，风景宜人的感觉。水流湍急的隆畅河，从祁连山中奔出，清澈见底。它出山后向东再向北，绕成一个新月形的山湾。因为周围的山是红壤土，所以称红湾，站在高出红湾一百多米的红星坪，南望，雪峰就在眼前，山腰长满松柏，山下面是绿茵茵的大草原。回头俯视，隆畅河两岸，上千栋红瓦白墙的房屋，鳞次栉比。据介绍，解放前的红湾，除几座寺庙外，居民不过百口，房不足50间。那时的居民多是来往于山里山外的商人，还有少数逃荒到这里的汉族贫困农民，农民们就靠开荒种青稞维持生活。1943年，马步芳部队的一个连在这里驻过两年。他们敲诈勒索居民，骚扰寺院僧尼，使本来就萧条的红湾变得更加破败。解放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过去的凄凉景象不见了，眼前的红湾，已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城镇，是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牧民们在这里出售着土产品，购回布匹、绸缎和各种民族用品。县委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去从这里到张掖，人走需5天，骑马也得3天。如今一天两趟班车，乘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全县13个公社，社社通了汽车，90多个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通了车。另外，从红湾还有一条越过海拔4500米雪山的公路，直通青海省的祁连县。”这位领导还告诉我们，现在红湾已办起了电厂、皮毛加工厂、地毯厂、农具厂、五金厂、印刷厂、食品厂以及汽车运输队等十多个企业，生产节节上升。还兴建了书店、医院、电影院和一所中学，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拿学校来说，解放前只有一所初小，在校学生只有二十来人。而现在有一所完小，一所完全中学，在校学生达1400多人，是解放前的60多倍。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们为裕固族的新生、发展而感到高兴。红湾是这个县“富裕巩固”的一个缩影。现在（1982年），全县裕固族人口由解放初不满3000千人增加到了8000多人。近几年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确定和贯彻了“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生产蓬勃发展起来。全县牲畜头数由解放初的8.2万头（只），增加到了78万多头（只），绵羊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人均全年收入从1976年的160多元，增加到了1981年的2600多元，牧民生活与解放前比较，真可谓天壤之别了。
  我们来到这个县时，正是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县委和县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县委负责人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讨论制订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四条具体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关于放宽牧区政策十条措施》。他表示，一定要振奋精神，带领全县人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大踏步前进。
  奇异的风俗
  在谈到裕固族的风俗习惯时，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也有些和汉民族的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他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习俗的，如服饰、婚礼、禁忌等。
  裕固族的服饰别具一格。男人身穿氆氇长衫，头戴细绒毡帽或礼帽，脚穿长筒靴，佩带腰刀。妇女身穿高领长袍，外套短褂，衣领、袖口、襟边均以丝线绣有图案。头戴喇叭型红缨帽，佩戴头面。头面一般用珍珠、珊瑚、玛瑙、海贝以及金银等物缀成，并用丝线绣有多种花纹和图案，分前二后一佩戴。姑娘不带头面和红缨帽，从13、15周岁开始，只戴装饰精美的头箍子，身穿鲜红的长衫，系绿色腰带。这种装扮，在过去是表示姑娘已经到了婚龄，小伙子可以求婚了。
  可惜，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了，还未看到一个穿裕固族服饰的人。据说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群众感到穿长袍不方便，戴头面太麻烦，也太重，所以除了过节、赶集、走亲戚或过生日和结婚时，穿戴一阵民族服饰而外，一般情况下是不穿戴了。宣传部的同志说，再过几天要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你们会看到裕固族服饰的。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看裕固族服饰的事，只好有待以后“补课”了。
  谈起裕固族的婚礼，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马踏帐篷”和“箭射新娘”的奇俗。
  裕固族的婚礼，头一天是女方家里宴请客人，第二、三天是男方迎亲和宴请宾客。当娘家的送亲队伍快到婆家门口时，队伍中就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个骑手策马扬鞭，向婆家为新娘立好的新帐篷冲去。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接近帐篷，目的是弄断四周的拉绳使其倒塌。新郎的兄弟姐妹们或亲戚朋友们，则在帐篷里一面使劲用棍棒敲打帐篷，一面大声呼喊，使马不敢靠近。马冲过后，再由一群骆驼冲，最后是马和骆驼一起冲。此时，婆家的人更是大喊大叫，想法惊吓牲口，保住新帐篷，气氛紧张热烈。不论是马、骆驼，还是二者合群去冲，都是绕帐篷三圈。如果三圈冲不倒，就表示婆家爱惜儿媳，有能力保护她的安全，于是娘家就把新娘送了过来。
  穿着新装的新娘下马后，由伴娘搀扶着向新立的帐篷走去。这时，婆家忽然在帐篷前燃起两堆火，要新娘从中间通过，据说这是为了烧掉路上跟来的“毛鬼”。在新娘通过火堆时，新郎站在帐篷门口，轻轻地向新娘身上连射三支无头箭，这就是“箭射新娘”的婚礼。这一婚礼是与古代一个“射箭驱妖”的传说故事有关。这样做，是为了驱走一路上附在新娘身上的“邪气”，使小两口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裕固族的婚姻习俗中，除了男娶女而外。还很盛行“女娶男”，即“男到女家”。这一习俗，在过去是以“戴天头”①的形式出现，现在则是正式娶、“嫁”，一夫一妻制了。“女娶男”这一习俗在过去来说，多少带有母系氏族的烙印，但在裕固族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对反对重男轻女，提倡男女平等和推行计划生育，应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
  除了服饰和婚礼而外，裕固族其他的许多风俗习惯，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这个民族信仰的是佛教，过去禁忌较多。如每家敬奉“毛神”，别人的枪支、弹药、牧鞭、生肉、生皮都不准拿进帐篷。传说“毛神”穿红衣、骑红马，故俗人穿红衣、骑红马者不准进帐篷。客人进帐篷后，男左女右分坐，主人请客人用餐时，客人不得走动。另外，原先生产方面还有很多禁忌，现在随着裕固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许多带有封建迷信和不利于生产的禁忌，已经改变，惟有不吃驴肉、马肉的习惯至今保留。
  离开红湾镇，在返回张掖的路上，回想裕固族许多奇异的风俗，和这些风俗的不断变化，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各民族之间互相接触、影响和融合，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但也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从古至今却一直保留着。
  别具风韵的飞天
  过去，我们看到的飞天，都是见诸于壁画或浮雕。听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的金塔寺里，有别具风韵、独树一帜的影塑飞天，我们就专程去参观了一下。
  到马蹄区去，由于交通路线的关系，必须重返张掖。从张掖再东南行约60公里。便到了目的地。
  马蹄区因这里马蹄寺而得名。这里原有南、北马蹄寺，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和金塔寺石窟群7处。据《甘州府志》载，马蹄寺“石窟凿于郭瑀弟子，后人扩而大之，加以佛像”。郭瑀，晋代敦煌人，博学多才，精通经义，长期隐居这里。据此，可以认定：马蹄区石窟群始凿于晋代。这些石窟群分布在群山环抱的临松山上。这里林木葱茏，景色优美。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里面的塑像和壁画大部分被破坏了。只有金塔寺石窟，由于人迹罕至，幸免厄运，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在路过千佛洞、南、北马蹄寺时，只是粗略地一看或远远地瞭望了一下，就调车向金塔寺驰去。
  汽车离开南、北马蹄寺，沿着山路曲曲弯弯向祁连山深处行去，行约10多公里，来到了大都麻河西岸。祁连山的雪水在乱石滩的支支岔岔中流来流去，挡住了汽车的去路。于是，我们丢下汽车，一边寻路一边向上走去。这里山高林密，山腰间松柏翠绿，山顶上白云绕峰。我们逐渐离开乱石河滩，走上了河岸一边林木之中的羊肠小道。一路山风萧萧，松涛习习，狐兔出没，野鸡“咕咕”。山野的风光，使人游兴倍增。
  步行约两公里，西面的石崖上云雾缭绕，隐约可以看见两孔相连的山檐洞窟。一条长长的台阶，象“天梯”一样，顺着陡峭的崖壁直通半山腰上的洞窟。当攀登到“天梯”的中间时，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同行的小张这时已登上顶点进入洞窟。他大声喊道：“这是艺术的天堂，快上来啊！”于是，我们一鼓作气，登上了顶点。台阶共计208级，垂直距离地面60米，相当于20层楼房那么高。从上向下看，叫人心惊肉跳。
  洞窟里的佛、菩萨、比丘、天王，泥塑像神情各异，虽经历代彩修，但仍保留着晋朝早期塑像直朴简练的特征。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窟内正中通顶中心方柱四面龛顶上的大型影塑飞天。她们完全是彩塑，方柱的每面有八身或六身。古代匠师们把圆雕、浮雕和彩塑的手法在这里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使飞天部分着壁，其余部分悬空，作腾空飞舞之势。这些飞天大部分是前身、两腿及表示飞舞的飘带，离开了龛壁，其形象极为生动，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看着这些别具风韵的飞天，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拿出照相机，没用闪光灯，借助洞外射进来的自然光线，爬上蹲下，为她们拍照。这些“飞天”形象，是我们难以忘却的。
  我们参观的这是东窟，该窟平面为长方形，正中是通顶中心方柱，方柱顶部和窟顶交界处作覆斗形。窟内四壁不开龛，仅在中心柱四面开三层龛造像。窟高6.05米，宽
  9.7米，残深7.65米。
  西窟与东窟相隔五六米，中间有一木构栈道相接。西窟的结构、塑像与东窟相同，但规模较小，里面的佛、菩萨、天王、比丘和影塑飞天，大多已经过后代补修，失去了原作的风貌。
  游览金塔寺，我们的印象是，它虽然规模不大，但就其古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来说，可以和国内一些大型石窟相媲美。在大西北的深山老林中，有这样一座艺术宝窟，真使人喜出望外。美中不足的是交通不便，致使大多数旅游者不好前往一观。
  （1984年新华出版社《丝绸之路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