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文献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张掖地区志 远古——1995 下卷》 图书
唯一号: 292120020220000662
颗粒名称: 四、经济文献
分类号: K291.42
页数: 56
页码: 2861-2916
摘要: 本文记述的是张掖地区经济文献情况包括中共张掖地委关于做好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共张掖地委给张仲良和省委的信等。
关键词: 张掖地区 经济 文献

内容

中共张掖地委关于做好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分配工作的指示
  玉门、酒泉市委、各县委、各公社党委并报省委:
  全区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收益分配工作,即将全面开展。正确搞好分配工作,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公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已经进行分配工作的六十四个公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干部群众还有许多参差不齐的看法,较为普遍的是:有些干部对搞好分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现在社里存款不多,分不分油水不大”,“分配工作复杂”,存在着怕麻烦,草率从事的思想。不少群众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不深,有的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存在“平均”主义思想,主张拉平分配;有的人口少劳力多的社员,斤斤计较,怕自己吃亏,主张连伙食供给部分,也要按劳计算。这些思想,若不迅速澄清,把分配工作做好,不仅会影响当前社员的生活安排,而且也会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为了切实做好1958年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省委指示精神,作如下指示:
  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成分有所扩大,并且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由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有些人主张劳动工分“一风吹”的做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还有人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增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斤斤计较劳动和报酬的绝对等价交换,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
  目前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吃饭不要钱,定期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结合的分配制度,它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执行这种分配制度时,必须统一按劳分配的认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社员从政治上和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发展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生产是分配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人民公社进行收益分配的目的。①不仅是合理分配社会产品,改善社员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分配,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②搞好分配,不仅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有利于公社巩固和社会相互之间的团结,有利于社员积极性的更大发挥。这两条,是衡量分配工作搞得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志。因此,在整社第二阶段,必须把生产、分配同时搞好。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增长社会财富,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分得更多的产品,改善生活。
  三、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全面观点出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
  的关系。在今年普遍增产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必须遵照省委关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原则第二条规定精神执行,要求作到:既能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适当地扩大公社的积累,又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并使其余的社员也不致减少收入。因此,各地对原来确定的积累和消费比例进行一次检查,扣留比例偏高或偏低的,应根据社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情况,在积累部分应占纯收入30~40%之间,加以适当调整。增产突出的社,积累部分可以适当提高一些;个别减产、平产和增产不大的社,积累部分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尽量使这类社的社员收入不比去年减少。这样,就可保证国家和公社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就可以使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部分逐年有所增加,对争取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利的。
  四、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分配方式也随着变化。1958年的分配是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为了便于照顾差别,摸清生产收入底细,安排粮食和工资,给今后以公社为单位分配打好基础,1958年确定以原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已按大社分配妥当的,可不再变动,但必须作好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在分配中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确定工资和供给标准。要以1958年生产水平为依据,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在分配给社员总额中各占多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目前,工资宜低不宜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工资逐步提高;供给范围不宜过宽,以实行粮食供给和伙食供给为宜,即吃饭不要钱,生产条件较好的公社,可以把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指五保户)的吃饭、穿衣、医疗,部分或全部包起来。
  在本社上学的学生,由公社供给粮食和伙食费,在外地上学的学生,伙食费由公社按学校规定标准按月供给,本人的学费由学生家庭、学校助学金或勤工俭学收入,予以解决。
  (二)核实1958年度的总收入。分配时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即为纯收入,再从纯收入中,留下积累部分(包括国家税收、社的公积金、公益金、机动资金)外,其余作为社员分配部分。
  社员个人分配部分,应分作两部分处理:一部分作为自食堂成立起至1959年6月底前全社的粮食、伙食供给(包括在校学生)和工资,如包有其他费用的(像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的穿衣、医药待遇等),也应同时扣除。其余部分,作为社员1958年9月前劳动工分的现金收入。为了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也不致于减少收入,对于扣留的工资部分和所包费用,应根据社的生产收入情况,研究确定扣一部分或全扣,不足部分公社应组织商品生产和副业生产,予以解决。对收入较少的贫困户,应从公益金中,予以适当照顾。
  (三)对社员1958年9月底以前漏记或停记的工分,应加以清理,参照当时和以往劳动情况,自报公议,民主评记,作为按劳动日分配的依据。10月以后按评定级别,享受工资待遇。
  评记1958年工分时,对钢铁战士、挖煤、修水利等重体力劳动的外出人员,应予适当照顾。
  (四)在进行1958年分配的同时,应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将社员的工资等级评定下来。评定工资等级的条件,主要应根据社员劳动态度好坏、劳动力强弱、劳动技术高低和劳动效果大小来确定。对于过去不符合上述作法,评议不合理,不恰当的,应进行复评,工资级差不宜过大,一般以六至八级为宜;工分十天一小计,级别三月一大评,实行升降级;等级的人数,应掌握适当比例,一般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为使今后统计方便,叫法一致,以一级为最低级,依次上升。
  在评定级别中,应切实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防止压低妇女工资等级的现象。对于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工作的人员,应以同等劳动力一样评级;对技术高的社员(铁匠、木匠、石匠、缝纫工人等)在评级时可以稍高于一般农业社员;对医生、社办学校教员的工资等级,还应根据他们的技术和教学能力适当再高一些。公社不脱产干部的级别,不应特殊应与群众一样评定,并根据担负的职责大小,确定其一年应做的劳动工分,不足部分由社补贴;同时应根据其工作好坏,在年终分别予以奖励。不够评级标准的老人、儿童,可根据他们参加劳动的实际情况给予应得的工资。
  公社中的职工家属和干部家属,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后,应与其他社员一视同仁,不要斤斤计较。
  (五)目前人民公社,应当接受过去农业社管理制度中的合理部分,试行“定级、定劳动日”,即按照已评定的级别,规定各级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在进行劳动时,仍沿用农业社考勤评工记分的办法,定额包工,定质定量,记分活评,超过应做基本劳动日部分,按比例增加工资或提级受奖;继续推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的办法,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鼓励社员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六)几个具体问题:
  1.过去推行“三包一奖”和“以产定工”的超产部分在这次分配中,应予以奖励;对于因人为造成减产的社、队,应予以批评。不论奖励或批评,都应发动群众进行。
  原农业社给社员摊派的积肥任务,应作一次清理,超过任务的部分,分等论价,由社付款购买或评记给一定的工分,以鼓励社员的积肥积极性;因经常调外劳动未完成积肥任务的社员予以适当照顾。
  2.由社调外在工矿等单位长期劳动的社员,在工矿所得工资,如何处理,由于工种复杂,标准不一,由各县研究,提出方案,认真解决。
  外调工人,须经一定手续批准,方可脱离农业生产,防止公社人口盲目外流。外流社员,应按他们实做劳动日付给报酬,将应分得部分交社暂时代为保管,待其回社后,如数付给。
  3.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和粮食,在宣布入社以前自己出卖和吃用的不加过问;宣布入社后,私自出卖、食用的,公粮和水费应由自己负担。已交食堂的蔬菜和粮食,由于各户之间悬殊不大,教育群众不要斤斤计较,不记工分,不给报酬,记入社的总收入中统一分配。
  4.社员自养的家畜家禽,允许个人保留,已交公社的,为了避免宰杀损失,仍由社集体经营,付给合理价款。允许社员饲养猪、羊、鸡、鸭、兔等,搞农家副业,增加社员收入。
  5.1958年春季,国家借给社员的口粮,由社统一扣还的,应记入个人名下,在分配时由本人负责偿还。
  根据当前生产水平和社的收入情况,对一般社员的衣被、鞋袜不宜进行包干;去冬已给社员解决的衣被、鞋袜仍应计入个人名下,负责归还。
  6.社员之间的债务,社员欠社的债务,以及社员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等,应在这次分配中进行适当清理。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社会偿还债务,不要由社直接在工资中扣除,应教育社员自行偿还。
  社员在公社化前后向社投资的现金,应予有效,由社根据生产情况负责逐步偿还。
  五、关于加强分配工作的领导问题:
  鉴于这次分配工作是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第一次分配,前后交错,认识参差不齐,
  必须:①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好决议和省、地委有关指示,澄清思想,端正认识;②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鸣放辩论,依靠群众,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分配工作;③自始至终抓生产,全面安排社员生活;④安排好社员吃粮是当前农村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必须结合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和核算1958年粮食收入,发动群众,摸清粮食底细。通过分配,自下而上以食堂为单位,以原农业社调剂,迅速把社员吃粮问题全面安排下来;同时,加强对社员的勤俭节约教育,做到有计划、有定量的用粮,各县应派一批干部去担任公社食堂管理员。有些地方因本位主义瞒产和私藏的粮食,在分配期间自动报出来,不咎既往,不给处分。
  在粮食保管上,今后应分别建立社员私用的消费性仓库,籽种、饲料的生产性仓库,储备仓库和国家仓库。
  各县委,应责成整社工作组协同公社党委结合当前生产,切实搞好分配,加强巡回检查,力求及早结束这一工作。在做好分配工作的基础上,帮助人民公社制订各项制度,特别是粮食财经制度,使人民公社在现在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
  以上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中共张掖地委
  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
  中共张掖地委给张仲良和省委的信
  张书记并省委:
  我们在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检查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方针的同时,讨论了全区城乡粮食供应问题。根据5月20日的统计,全区库存粮食1.18亿斤,与4月份实销(包括部队调粮)7040万斤比照,现存粮食不足2个月供应,而新粮收获还得2个月到3个月时间。因此,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到7月就会腾空国库,扫地出门,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根据去年粮食大丰收和最近整社中暴露的粮食情况,经全面分析和慎重研究,大家认为农村粮食肯定是有的,但由于我们对郑州会议方针认识不足,思想不通,贯彻的〔得〕不坚决、不彻底,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和农民的关系还未得到改善,农民对“平”、“调”的顾虑没有得到消除,深藏密窖的粮食还未拿出来,因此,农村粮食紧张状况仍未扭转。鉴于库存粮食实在不多,而贯彻郑州会议方针,做好生活安排,还得一段时间。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就必须动员全党同志,向工矿、城市、机关、学校的职工、学生以及农村的农民讲明情况,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渡过这个暂时的困难。因此,确定:
  一、压缩农村粮食的供应面和降低城镇、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量。在事前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从6月1日起,将城镇、工矿区(包括行业用粮在内)供应定量压缩到城镇每人每天1斤成品粮;农村按总人口20%的供应面,平均每人每天以1斤原粮供应。各市、县根据农村、工矿、机关、学校、市民体力劳动轻重的情况,适当调整,分别逐级包干,自行掌握供应,绝对不能突破指标。这样做了以后,粮食供应量由4月实销量7040万斤(内城市、工矿、部队共3006万斤,占总供应量的40.6%),压缩到3932万斤(内城市、工矿、部队共2337万斤,占总供应量的59.6%),共压缩了3108万斤,压缩了44%。日销量由原来的231万斤压缩到131万斤,压缩了44%。
  二、既要压低粮食的供应,又要安排好生活。各级党委必须下定决心,亲自挂帅,管理好粮食供应工作。各单位党组织应即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市民开展一个深入广泛地宣传动员节约粮食的群众运动,使他们正确了解当前粮食供应工作的困难情况,从而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自觉自愿的〔地〕贯彻实行。
  三、加强粮食管理制度。各级党委书记把好粮食关,对当地国家仓库的粮食,不经批准,一律不准私自动用,如有发现,立即查明,严肃处理。对于国家上调的粮食,必须按时完成,不能拖延或阻难〔拦〕。对于分散在生产队就地保管的国家粮食,立即有计划的适当集中,在集中前。做好群众工作,避免揣测怀疑,引起思想混乱。
  四、对于节约粮食有显著成绩者,由粮食部门应予奖励或表扬;对于虚报冒领粮食的,自动交出,不咎既往;对于继续隐瞒不交,经查出后,以套购粮食惩处。
  五、党员、团员、干部应当带头节约粮食,保证执行粮食制度,并向群众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农村党、团员、干部,自己家中有粮,可带头回家吃饭,由食堂付给饭费,减少国家供应。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张仲良同志就张掖地委解决当前紧急的粮食问题所采取的办法致省委及各地州市的信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委并请即转维德、健君、鹏图、定军和各地委、市委、自治州委第一书记同志:
  送上张掖地委关于解决当前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一份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感谢张掖地委同志处此紧要关头,在这个紧要问题上为省委分忧解愁。因此建议省委立即批准这个报告。如果各地都同意张掖提出的压缩农村粮食供应面和降低城镇、工矿粮食供应量的办法,那么,我们主张全省都能像张掖一样,从6月1日起按照这个新办法执行。
  据青年同志在电话上告诉我,现在全省城乡粮食销量,每天近1千万斤,到6月底全省库存只有两亿多斤(库存数字现在是节节向下,是否到6月底有这么多粮食,还要打个很大问号),就照这样满打满算,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到7月20日。这时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尚未下来,我们将如何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粮食形势。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仍照目前大家吃粮用量的办法,一天近1千万斤,到7月20日将所有存粮全部一扫而光,没粮吃让全省大乱,大散,就像闻太师①一样,走上绝路〔龙〕岭;一条是按照张掖地委的办法,给工人、农民、机关、学校、部队,把粮食底子和当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产生困难的真实原因说清楚,号召大家目前少吃一点,勒一下裤带,渡过六、七、八这三个月的难关(有些是两个月),走过独木桥,踏上阳关道。我想只要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把道理说清楚,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第二条路的。
  目前必须强调全党团结克服困难。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供应紧张,人们的精神更紧张,都想给自己留有余地,结果就无“地”可留了。全省大乱了,一个专区一个县能安然无事吗?可是,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事总是有的。随便举个例子:纯碱不是很紧张吗?但临洮县在全民算账清查仓库中,却发现商业局密藏1.6万斤,还有市场早已脱销的洋钉子1千公斤。我想只要大家都能政治挂帅,认真进行全民全面算账,认真进行清仓工作,不但可以搞出相当数目的物资,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可以达到团结照顾大局。这样,天大的困难都将被我们一一克服。
  大闹粮食之风,已经刮了几个月,来势之猛,如同十二级台风,刮得我们许多人蒙头转向,有些人被刮得脑袋几乎搬了家。什么大丰收,什么大跃进都被刮到九霄云外。不信吗?请看:现在有些人的工作,就只是“为民请命”伸手向国家要粮,把农村粮食销售面扩大到90%以上,对于通过全民算账,改善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毫无心情。对于算公购粮账,清查国家仓库,也无兴趣。可是,这里边大有文章,还是举临洮一个例子吧!他们只在两个仓库查了一下,就查出库里存有未上账的私粮10万多斤。这真是笑话,我们的国家粮食也成了“公私合营”,过去我们只是讲领导架空,谁也没有想到粮食还有“架空”。
  天祝县委梁星同志对我说,他们除过城镇和牧区外,农业地区不再要国家供应,他们这一时期工作做得不错,农村情况较好,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我想全省也还有些地区粮食不那么太紧张。在这些地区,我希望他们也能像梁星同志一样,主动提出减少供应量,这也是共产主义风格嘛,应该大大提倡。
  最后,须要指出,在做这项工作时,务必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切忌简单从事,切忌只是下达压缩指标。
  中共甘肃省委批转《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各地市委、自治州委、各县(市)委:
  现将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张掖地委认真进行检查的做法很好。从报告中所反映的材料看,新的三风在某些社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这说明郑州、上海会议精神在这些地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教训没有被他们所记取。这种新的三风,如果不及早制止,人民公社进一步地巩固,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都将要遭受严重影响。因此,请各地务必按照省委2月9日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认真进行检查,将发现的问题切实研究解决,并将检查结果报告省委。
  中共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省委并发各市、县委、直属党委:
  2月11日,地委在武威、张掖分片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认真地作了讨论检查。县〔委〕书〔记〕会议后,各市、县委在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又作了检查。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整风、整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在掀起新的更大的生产高潮。在这胜利前进中,省委指示检查纠正工作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侧面,是非常适时正确的。
  从各地初步检查反映的材料来看,经过贯彻八届八中全会、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决议精神和开展全民算账运动以来,各级领导作风和广大干部的民主作风,都有很大改进,浮夸作风大大减少,各地都注意了“一平二调三收款”偏向的再次发生,某些新的“平调”现象发生后,大体上都是随时发现,随时纠正,没有让偏向蔓延下去。因此,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勤勤恳恳,积极工作的。目前农村形势极为良好,整社运动进展是健康的,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富裕中农代言人和“冒尖”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资本主义思想已被搞臭,农村中社会主义阵地更为巩固,粮食安排比往年更加扎实,干部群众干劲足,热气大,春耕生产已经形成高潮,十分有利于今年继续大跃进。
  但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新的“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确实露出了苗头,个别地方还表现得非常严重。
  关于“平调”方面,有以下几种形式:
  (1)“平调”劳力和牲畜:有的公社无偿调回劳力,用于公社基本建设。民勤县双茨科公社以顶交公共积累或社经营的办法调各队骆驼240峰,羊309只。张掖市乌江公社从生产队抽调车40辆,骡马52头〔匹〕,并带车辆所需劳力,组织公社专业运输队。
  (2)粮食问题上采取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进行余缺“平调”。酒泉临水公社党委召集了大队书记、队长会议,要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议定等价交换,会后二大队给八大队调了1万斤,四大队给九大队1万斤(均未付现款)。永丰公社六大队有5万斤余粮,公社给社办工厂数次调去4000斤,周围的大队,那〔哪〕里闹粮就往那〔哪〕里调,结果这个大队也出现了闹粮的苗头;民勤县羊路公社以折价付款方式从各队给社办工厂调粮食2万斤;不少队将社员自留地和庄前屋后增产的50斤粮食顶了社员口粮,有的付了价,有的未付价,甚至有个别地方直接“平调”;张掖市乌江公社五星生产队干部在社员家中进行搜查,将高兰秀家中自留地生产的120斤粮食,800斤菜,就拿走粮食90多斤,菜600多斤。
  (3)社队调社员个人的奶牛、猪、羊、鸡,集中社、队举办奶牛场、猪场、牧场、鸡场。张掖市廿里堡公社上秦大队以顶公积金为名,将各生产队的奶牛12头,集中办了奶牛场,调各队大小猪12口,办了猪场,饲草、饲料仍由生产队负担;敦煌县调各大队1万只羊,拟办两个牧场(羊还未集中);天祝金强公社华尖大队收了社员的鸡999只,办了鸡场,占该队社员自养鸡的72%。酒泉市永丰公社以多积肥、不啃树、节约劳动力为借口,将10个大队自留羊951只集中公养,群众议论说:“早知道要公养,倒不如杀着吃了”,“分了又集中,养羊吃了亏”,引起宰杀,据统计已宰杀170只。
  关于浮夸现象,大体有以下三种:
  (1)工作缺乏具体检查,统计数字有粗估冒计。永昌县各公社在省六干会议期间统计肥料时,有不少生产队粗估冒计上报,各公社又未具体检查,向县委汇报共积肥900亿斤,检查结果只有300亿斤。
  (2)为了争先进,以少报多。安西县桥湾公社四道沟生产队,总支委员魏××为了表现自己领导的队先进,给公社汇报开荒800亩,实际未开1亩荒;民勤县三雷公社张马生产队,整社开始,工作组向县委汇报出售棉花6000多斤,实际只出售90多斤;山丹县四坝农场向县委汇报说:“创造平田整地机,可提高工效40倍,大大推动了整地工作,”经检查只做1件,未加推广,使坏了也无人管。酒泉市鼎新公社国光大队工作组干部和大队书记到公社汇报时,怕数字小挨批评,便在路上给每户社员捏造了瞒产私分粮食120斤,共7480斤。
  (3)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武威永昌公社沈郁生产队在粮食问题上,由于支部书记秦×是个坏份〔分〕子,曾在1月3日公社党委召开的大搞付〔副〕食品和代饲料、开展节约用粮运动的现场会上介绍了他们复打、抖麦秆等收回各种粮食1903斤,收回洋芋9167斤,寻找根、茎、叶、皮、籽等14种代食品、代饲料29955斤,制作成品5455斤,晒干菜55540斤,腌菜252700斤,平均每人储备冬菜122斤的经验,并由公社批转各总支、支部并报县委。1月16日公社党委给县委的分配情况报告中说:该队运动中揭发并核实瞒产私分粮食463195斤,总产达到1583633斤,除公粮、籽种、饲料、口粮还有871127斤,每人平均344斤分配到户,广大社员,意气风〔奋〕发,斗志昂扬。后经县委检查,事实并非如此,瞒产私分粮食463195斤,实际落实的只有341381斤,社员口粮236074斤,每人平均只分到113斤,储备冬菜实际只是45140斤,每人平均17斤,代食品也只有17300斤,劳动出勤率在2月14日统计只有20%多,外流从1月1日至2月14日达49人,致使问题由小到大,由少到多,越来越严重。
  关于强迫命令作风,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分配任务和自报公议搞瞒产私分。高台县平川公社四坝生产队在核实产量中,互相评议,报瞒产私分,达不到533斤的定产,不分配,社员佘××假报他一户瞒产私分粮食1.5万斤。
  (2)乱斗乱罚。酒泉西峰公社香庄大队,在核实产量时,工作组干部陈××召集了32人的会,其中积极分子12人,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共斗了18人,其中小队长10人。他们斗的方法是,交代问题的坐在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子里,抹掉帽子,脱掉棉衣,结果无一人交代问题,在院子里排下了17人,并把这些人交给红专队,五更天上地,人拉大车,每车跟一名积极分子看守,吃过早饭又集合起来进行斗争。小队长于家康有病向支部书记请假,休息片刻,被陈拉下炕打了几个耳光,并将该小队长叫到庄外,手枪对准于的胸口威胁说:“你不交代问题,就让你死到这搭”,该小队长吓倒在地。
  (3)搜查粮食。山丹林荫农场生产股长朱××(已撤职)带领群众以查卫生为名,向第一机耕站的184户场员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查出粮食4000多斤,制造了粮食上的人为紧张,群众说:“家已查过,绝无存粮”。武威古城公社上堡生产队,支部书记兰×,核实产量中违法乱纪,带领干部到社员家中搜查粮食,2月8日把全队党团员组织起来分几路挨门搜查,到社员家里到处翻腾,给房子门、米面箱柜上共贴封条687张,地上、院内挖坑417个,并让社员自报,还打了20多个人,全队368户,2160人,搜出粮食58000斤,代食品3700多斤,皮2500多斤。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社员贾海5口人,全家外流。贫农徐生元报了7斗粮食,拿不出来上吊自杀。社员吴××抹了脖子(未死),(兰×已交群众斗争,决定依法惩处)。
  (4)捆打群众。山丹牧场三分场、七分场,先后捆、绑、打骂三堡、民乐镇、花寨三个公社拾田群众43人。三分场代场长公开在职工中说:“拾田群众挡不住,就拿棒打”。助长了职工蛮横粗暴行为,先后在元月21日、2月1日工人王××(坏分子,已法办)、顾××、沈×等骑马横跨,持棒乱打,捆绑群众3人,破坏了党群关系。
  上述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地区刚刚露出苗头,有的随发现,随作了纠正,但个别地区问题已很严重,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通过检查,县、社领导思想上明确了认识,并进一步检查思想,分析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1)从思想上检查,大多数干部是好心肠,为了把工作搞好。但是,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领会不深,有的同志搞农村工作还是第一次,工作生疏,在作法上背离了党的政策;但有少部分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不认真,不严肃,随心所欲,致使党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
  (2)工作不深、不透、不细。布置、听汇报多,具体检查少,下面有问题不反映,领导上不能及时掌握情况,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在某些方面,对已露出的苗头,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研究不够,没有下决心彻底解决,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群众工作,而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结果越搞越被动,脱离了群众。
  (3)有的同志没有很好接受“刮共产风”的教训,又重复了“平调”的错误,还有的人甚至怀疑去年3月份党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正确性。由此也说明,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指示,不是一两次会议就能使所有的干部深刻理解的,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检查,经过几次反复,才能贯彻实现。
  (4)少数不纯分子,乘机乱搞,有意破坏党的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彻底纠正和防止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是:
  (一)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对我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三风”进行深入检查和彻底纠正,并教育全党同志和干部认真学习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和郑州会议有关方针政策,结合学习对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干部中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体干部认识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认识到“三风”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如果不彻底检查纠正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彻底检查和纠正。
  (二)对已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彻底纠正,认真处理。
  (1)对于公社因办猪场、羊场、创办工厂或帮助穷队已经平调了的,给群众说明原因,承认不对,可以从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中按市价付款退还。
  (2)平调了的粮食,由粮食调入单位,按统购价格付款。
  (3)社队抽用了的劳力付给合理报酬。
  (4)对于社员自留地,凡未退给自留地的单位,都应按照高级社时留给社员自留地标准,及早分给社员,发动社员种植早菜和早熟作物,安排生活,并发动社员利用庄前屋后,开展一个“百斤洋芋百斤瓜”运动。
  (5)对已发生错误的干部,应分清性质,属认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者,应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主动向群众检讨;有严重损失或坏分子蓄意破坏者,应严肃分别处理。
  (三)彻底改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今后工作中必须深入实际,具体指导,研究分析,检查落实。为使检查纠正彻底:整社验收组把此项工作列为检查内容之一,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群众的生活安排是否扎实,收益分配的各项扣留比例是否适当,分配、积累是否实在,领导工作是否深入等。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宣传政策,访问座谈,发现一点苗头立即纠正。
  (四)在检查纠正过程中,对于地、富、反、坏造谣破坏活动和有意制造假象的主谋分子,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予以打击和批判斗争。
  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关于下达灌溉用水示范规章的通知
  (60)署水字第177号
  各市、县人民委员会:
  1959年修订的灌溉用水示范规章,经今年三月专区水利四级干部会议讨论作了修正,作为1960年修订本,印发各市、县。希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随时报告专署。
  专员高 鹤龄
  副专员 毛迎时 王庆海 杨生春 陈振国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张掖专区灌溉用水示范规章
  (1960年修订)
  第一章 组织领导
  第一条 管理机构
  1.灌地百万亩以上的渠道,库容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和跨两市、县以上的河系均分别和联合成立管理处。
  2.灌地在三万亩以上的独立引水渠系和蓄水量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分别或联合设立管理处(所);在三万亩以下的小型渠道和库容一千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要联合设立水管所。
  3.公社和国营农场,必须有一领导同志负责水利工作,大队和生产队均分别设立水利股,并以独立引水灌区为单位,建立养护专业队,以支渠或斗渠为单位,建立灌溉专业队,进行灌溉。
  4.河系和渠系均应设立灌溉管理委员会。跨两市、县以上的大河系,由主要灌溉县的领导任主任委员,管理处长任副主任委员,其他县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水利局长、国营农场场长和大型工矿企业等用水单位的负责人为委员。委员会由七至十一人组成。渠系委员会由管理所长任主任委员,各公社和国营农场负责人任委员。
  第二条 领导关系
  跨两市、县以上的大河系管理处由专区直接领导;跨两市、县以上的渠道、水库管理处(所)由专区领导或由专区指定主要用水县领导。养护专业队由管理处(所)直接领导,常年固定,统一调配;灌溉专业队由公社或大队领导,但在浇水和养护技术等业务上都要受管理处(所)的指导。常年固定,作为灌溉上的专业队伍。
  第三条 干部编制
  河系管理处根据业务发展,由专区编制配备干部,渠系管理所灌溉面积在十五万亩以上者,每一万五千亩至两万亩配备一人,三万亩至五万亩的灌区,每一万亩至一万五千亩配备一人,三万亩以下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大中型水库可根据任务繁简,设三至七人,小型水库由社、队根据情况固定专人管理,灌溉专业队每250~400亩地抽调一人;干、支渠每3至5公里设一人常年养护,水库养护要根据需要设置。养护及灌溉专业人员报酬,目前由所属生产队按农业劳动报酬供给,直到自给自足为止。
  第四条 业务范围
  1.各级灌溉委员会,为本级最高业务领导机构,主要任务是:审核批准年度工作计划、河(渠)系配水计划,岁修养护计划和工作总结及重大问题的报告,并检查管理处(所)对决议事项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每年最少召开四次会议,总结布置各季度工作,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2.河(渠)系管理处(所)负责本河(渠)系统一调配水量,编制和执行配水计划,制定水规制度,培养农民水利技术员,总结推广各种先进经验,进行灌溉试验研究工作,督促检查各用水单位开展田间工程,指导灌溉专业队,按计划进行灌溉,管理养护渠道及有关管理工作。并要搜集和研究各种有关资料,改进灌溉技术,加速对工程设施灌溉技术的改进。
  3.直接领导养护专业队,并指导灌溉专业队常年进行渠系管理养护,改建和整修干渠以上的水利设施。不论管理处(所)和灌溉、养护专业队都要积极利用渠道、水库、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渠岸、库旁种植果树、经济林;发展养猪、养羊、养兔、养鱼、养鸭;利用渠道的落差,修建水电站和水力站,开办磨面、榨油等小型工厂。订出生产计划,作到以渠养渠,以库养库,自力更生,迅速达到自给自足,走向企业经营。并进一步积累资金,加速水利建设。
  4.凡在渠道和水库上修建电站,由用电单位自己投资修建和经营。
  第五条 基层用水单位的任务
  生产队、农场、林场、工业交通用水单位等均为基层用水单位,其任务:
  1.做好田间工程:如平整土地、整修农毛渠,安装控制闸及量水设备,开沟、作畦,做好灌水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2.编制年度用水申请书,报送管理处(所),平衡调正,编制配水计划,经灌溉管理委员会审定后,签订合同,严格执行,并承担岁修,改建和兴修工程的人力、物力、资金费用,按时按规定缴的水费和严格遵守用水规章。
  3.用水单位要保证在本灌区内严格执行核定的配水计划和经济用水的制度、措施;所辖区内坚决消灭串灌、大块漫灌、决堤、沟路不分等各种浪费现象;杜绝冲坏耕地、房屋、交通设备等事故。由于浪费造成的旱象或缺水的责任事故,全部由用水单位负责。
  4.做好排灌机械的配套、安装、使用和管理养护工作。
  第二章 计划用水
  第六条 计划用水的编制
  本着“长计划,短安排,分季实施,常年坚持”的原则,采取按地定量,按水定时的办法,在每年春灌前先由各用水单位,分别渠系和作物种植面积,需水要求,提出全年用水申请书,报送水管所。水管所按河源供水量,水源变化规律,水库调节能力和全灌区作物需水要求,渠道长短、平衡分析,具体订出各种作物的浇水次数、时间、定额、渠系配水次序等,提交灌区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县批准。水管所和用水单位随即订立合同,县上可汇总编出全县配水计划,报河系管理处和专区备查。在制定配水计划时,山、泉、井灌区要分开,井水灌区不配泉水和河水,泉水灌区不配山水,不能互相依靠。如井水灌区还需配给河水和泉水时,也要降低到最低用水量,限期进行提水打井工作,达到全部井水灌溉。
  第七条 计划用水的执行
  1.各用水单位对原用水申请有变更时,应于每季和每轮灌水前半月,向管理所提出申请,水管所根据当时水的变化情况,再详细核算作出本季或本轮的短安排。在一般水文年份内,长计划的轮次和定额在短安排时不能变更。
  2.渠首和分水闸上,水管所要设立配水站,固定专人掌握配水,按照过水流量和计划时间,启闭闸门,并注意水位涨落,保证正常供水。并建立配水档案制,将过水流量、时间、浇地亩数、渠系有效利用系数详细记载保存归档,以便检查和调正水量,并为以后配水积累资料。
  3.灌溉季节,水管所要设立调度站,由熟悉全面情况的负责干部一人,专门掌握水量调配,电话指导配水。灌溉专业队,应随时将灌溉情况汇报配水站。各配水站随时用电话将水量涨落和灌溉进度汇报调度站,作到心中有数,有机配合。为此,各正规渠系分水点上,一律要架设专用电话。
  4.在配水次序上,必须先下游后上游,干渠由下而上,农渠由上而下,并与播种次序灌水次序紧密配合。
  第八条 执行计划用水应注意的问题
  1.计划用水,必须坚持全年进行,坚决反对春松夏紧秋不管和只有短安排而无长计划,只有计划而不执行的各种倾向。
  2.坚决反对“条件论”和等待工程修好后再配水的右倾保守思想。本着由简到精,由粗到细,不断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向科学用水过渡。
  3.灌水前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详细检查渠道和建筑物,储备抢险器材,做好量水堰和测流断面,整顿和训练灌溉专业队。灌水期间要加强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作到不决堤、不跑水,保证输水安全。严密调配水量,确保计划的彻底实现。
  4.在没有水库调节,水量变化较大的灌区,必须本着小水集中轮灌(但在斗渠以下,不得过早集中,防止冲坏田间工程和造成浪费现象)大水分灌,洪水全面抢灌。但灌水定额和次数必须按计划进行。
  5.坚决杜绝决堤倒坝、沟路不分,明浇夜退,无故退水等浪费水量现象发生。
  第九条 计划用水
  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大型建筑物工地以及林牧业用水,必须列入用水计划,保证供水。凡属流域性均水的灌区,必须将放给下游的水量和时间亦列入该河系用水计划之内,保证按时、按量供给。
  第十条 变更配水计划须批准
  在灌溉过程中,水源发生特殊变化,管理处(所)立即将情况或变更的配水计划向该灌溉委员会和当地党、政领导汇报请示。经批准后执行,用水单位亦务必服从,坚决贯彻。
  第三章 灌溉技术
  第十一条 灌溉方法
  改进灌溉方法,彻底消灭串灌和大块漫灌。小麦等密植作物全部实行小畦灌,棉花、洋芋要实行沟灌,结合春播突击加活梗,增开地头沟,安好地头闸,作到有地沟,有沟有闸,地地有活埂,埂埂长庄稼,分畦分口灌溉。在山水灌区要进行一亩以下的小畦灌,泉水灌区要推行5分以下小畦灌。
  第十二条 灌水时间和定额(净水量)
  1.山、泉灌区,小麦等密植作物,生长期内应根据土壤特点,浇水3~4次,每次浇水40至60立方米,总定额控制在150到200立方米左右,连同秋泡、冬灌全年每亩地共用水350立方米;棉花和洋芋等沟灌作物,浇水三次,每次浇水40至50立方米,总灌溉定额控制在120到150立方米,连同秋灌泡地共为250至300立方米。
  2.在并水灌区实行畦灌时,全年每亩用水应为250立方米左右,浇水次数应多于山、泉灌区。
  3.灌水时间应在作物分蘖、拔节、扬花、灌浆等发育生长阶段进行,中期浇水应多于初期和后期,幼苗期和成熟期浇水要少,拔节期和抽穗期要多,施肥多浇水要多,密植作物,后期浇水要注意品种和气候,防止倒伏和生病。
  第十三条 分渠轮作
  为了便于配水和灌溉,节约水量,必须以农渠为单位,实行分渠轮作,一个渠系上的作物播种时间,必须与轮灌配水时间相结合,达到无种者无灌,后种者后灌。
  第十四条 适量灌溉根据土壤特性和气候条件,达到适时适量灌溉,地下水位高的灌区应勤浇浅灌,灌水定额应当减少,进地流量要大,黏性土壤进地流量要小。
  第十五条 田间工程大力开展田间工程,迅速向园田化迈进,为机耕创造条件,结合秋翻春耕和冬闲大力开展园田化工程。
  第四章 工程管理养护
  第十六条 制订管理规程
  大、中、小型水库、渠道一定要根据本工程特点,订出管理养护办法和技术操作规程,指定专人进行观测、研究、检查、养护,以保证工程安全,维护工程寿命。
  第十七条 巡护与抢修
  渠道行水和水库蓄水期间,养护专业队要时刻进行巡查,日夜防守,干、支渠除专业队作经常性的养护外,并应分段分片,划归附近生产队包干。如遇险情,立即动员抢修。支渠以下养护归灌溉专业队负责,修建由所属用水单位自用自管自修,重点建筑物和戈壁无人险要地段,应由管理所组织巡逻网,专设工人巡护,并应指定专职干部分段检查。储备抢险器材,杜绝事故发生。如因管理失职,造成险情损失要追查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加强防洪
  在汛期,各市、县重点工程、大型水库、渠道要成立防汛指挥部或小组,组织防洪专业队,加强抢洪、灌溉,日夜防守,并做好水情的传递报汛和洪水预报,建立防洪讯号、密切上下联系,严防洪水造成意外事故。
  第十九条 维护设施
  各建筑物,机器设备(启闭机等)必须订立操作规程专人操作,保证安全,并经常擦油掩盖,防止生锈腐蚀、风沙侵入、磨耗和失灵。
  第五章 各大河系流域性统一配水(均水)规定
  第二十条 黑河河系流域性调配水(均水)
  1.黑河总口从四月二十一上午十二时起至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二时止,共三昼夜,闭当时水量50%给酒泉鼎新灌区浇苗水,中游不得截引。从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时起至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二时止,高台沿黑河干流渠道全部闭口,将所有的水量放给鼎新灌区三昼夜。
  2.黑河总口各渠,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起至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止,共两昼夜,给下游放给当时河水量80%。高台除三清渠迟闭口三天,柔远渠浇好二水闭口外,其余的水黑河干流引水渠一律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起,闭口七昼夜半,天城五堡先浇三昼两夜,其余由鼎新灌区浇。若提前浇完,即电话通知高台,提前开口,如均水期满,下游未浇完时,应提前和高台联系酌予延长时间。在流域性配水期间,张、高、酒三市、县与黑河管理处应组织检查组巡回检查。
  3.高台迎丰渠五万亩耕地,列入张掖黑河口总灌区配水计划之内,本着按地配水,小水集中轮灌,大水绩灌的原则,由黑河总口全年配水,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十日这一阶段,迎丰渠集中浇完春水后,即停止引水,从四月一日起,总口按地分水,按水记账。到四月二十一日起,集中由迎丰渠引水五立方米/秒,用完二十天存水,浇夏禾头水,浇完后即停止引水,并记清水量,到五月二十日再集中浇二水,二水浇完后即开始按地配水,进行绩浇决堤倒坝浪费之水,总口不另外补配。
  4.祁家店水库灌区配水,按山丹、张掖原有灌溉面积,统一配水,修水库后新开荒地,不列入配水计划之内。为了照顾修库负担比例,除保证原有灌溉面积用水外,对节约水量新发展荒地,张掖应占三分之二,山丹三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石羊河系流域配水
  1.武威西营、金塔、杂木各河从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六昼夜;武威泉水灌区从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九昼夜。
  2.从七月二日上午十时到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武威西营、金塔、杂木等山水河系,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八昼夜。武威有关泉水渠口,事先要自动测定水量,设立水尺,固定水位,不得引用上游均水,否则要追查责任,并退清多引水量。
  3.武威西营、金塔、杂木等山水河系及泉水灌区,从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到十月六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15昼夜。
  4.武威泉水灌区,在十二月一日以前,要全部浇完秋、冬泡地,从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起,到次年三月十日上午十时止将全部水量放给民勤一百天。
  5.永昌清河灌区,原灌民勤蔡旗公社的耕地,全部列入清河全年配水计划之内,负责配水,小西农场五万亩新开荒地,由清河负责配给一次泡地水,并配给两万亩的两次苗水,其余用水由小西农场掏泉、打井自行解决。西营河给民勤放水期,清河灌区有关渠口要固定原水位,不得多引均水,否则要追查责任,并退清多引水量。
  6.白杨墩农场耕地,除自己打井、利用地下水灌溉外,其余不足部分由永昌东大河负责全年配水。武威西营河按本年4月23日双方协商意见分别配水。武威丰乐公社原浇东大河水的耕地,仍列入东大河配水计划之内,全年负责配水。
  7.肃南皇城滩平时从东大河引水0.5立方米/秒,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五日加大0.5立方米/秒引水,共引水1.0立方米/秒,从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五日,加大1.5立方米/秒水,共引水两立方米/秒。
  第二十二条 疏勒河系配水
  昌马河总干渠已建成通水,原玉门、安西“四六”分水的旧规取消。所有两市县及所属农场用水由疏勒河管理处,按新的渠系和面积订出全年配水计划,经灌区委员会讨论通过,由管理处执行,但安西十三道口岸泉水仍按原规定执行。上游玉门不得占用,在引水期间总干渠如发生事故,管理处有权事先停水,事后通知。
  第六章 水规纪律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用水严格管理
  灌溉期间,各渠必须本着“多需多引、不需不引”的原则,要计划引水,不得任意加大,并严加管理。如果造成大量浪费或冲坏渠道、铁道、庄田等,要追查责任,按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合理配水
  大河系调配水量(均水)期间,有关上游各渠要按照规定时间自动闭实渠口,不得有明闭暗放、漏水和早开口等现象。上游放给下游的水经过中游,非均水渠口时,要自动设立水尺,固定原水位,不得多引均水,并要通知均水检查组检查。下游要严格掌握水量时间,扣好尾水及早通知上游提前开口或申请延长,不得浪费水量,均水期上游闭口、开口所化之工料费用,由上游负担。
  第二十五条 灌溉要求
  浇水时要坚决依照用水计划和次序昼夜进行,不得有明浇夜退和任意增减水量的现象,灌溉专业队要有严密的灌水交接制度。在灌溉季节县和公社领导要亲自挂帅,经常组织检查组,深入河渠、田间巡回检查。遇有问题及时处理,坚决克服只灌不管的现象。
  第二十六条 抢洪灌溉
  尚无水库调节的山水灌区,抢洪灌溉时各生产队要抽出一定人力参加灌溉专业队抢灌。汛期如遇险情要全力以赴抢救,决不能事事依靠专业队。
  第二十七条 机关单位用水
  机关、学校及其他单位临时用水,必须事先经过水管所或灌溉专业队允许,不得私自引用,否则要按违章用水处理。
  第二十八 条水规纪律
  对模范地遵守和执行水规纪律并能与一切浪费水量和破坏本规章的行为作斗争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对违犯水规者,本着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精神,予以及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 安全教育各级水利管理机构和水利干部,在浇水期间要对群众进行安全教育。杜绝溺水伤亡等损失。
  第七章 水费征收
  第三十条 农业水费征收标准
  凡浇河水、泉水的农田、苗圃、园艺,每亩每年一律征收水费五角;稻田七角,井灌区浇一次河水者二角,浇两次河水者五角。不浇河水和泉水的纯井水灌区一角,按计划配水的林地、草原、草湖一律收三角。
  第三十一条 工矿城市水费征收标准
  凡引用灌溉水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城市等用水单位,除修建和养护本单位的用水工程外,按用水,每年每秒立方米水,征收水费七万元,如只做动力不影响灌溉者,水电站每年每千瓦征收水费十五元,动力站每马力征收五元。
  第三十二条 水费文纳
  水费县留百分之七十,上交专区百分之三十,专区和县所掌握的水费除用作水利行政管理费和水利事业费,并增加水利积累。跨两县、市或所属一县的大型水库、渠道管理养护费用,由用水灌区按地亩或者用水量自行负担,专区不补助。
  第三十三条 水费征收办法
  由用水单位按规定时间收齐后一次交银行转县水利局记账,并由水利局(科)印发三联单据,一联作收据,一联存银行,一联存水利局。所收的水费,必须专款专用,各级水利组织开支的行政管理费,按国家规定的有关财政制度严格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规章印发与宣传
  各市、县要将本规章及时发给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农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所有用水单位,各单位并立即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大力向社员群众进行宣传,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十五 条规章补语
  本规章如有未尽事宜或遇有特殊情况,可有双方协商解决,并报专署备查。各市、县亦可根据本规章精神,制订适合于当地情况的用水规章,但不能与本规章精神有抵触之处。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关于张掖地区四清运动基本总结
  (1965年8月31日)
  西北局并报中央:
  1964年11月中下旬至1965年5月底,我们集中了1.7万余名干部、1.1万余名农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共计2.8万余人,在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等5个县,开展了四清运动。5个县人口共65万,其中农村人口58万,城镇职工1万,居民6万。城镇方面共计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616个。农村方面公社73个,生产大队798个,生产队4867个,占全省总队数的5%。
  运动是城乡、上下一起进行的,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许多工作,是穿插进行的。
  从进村到“二十三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下达前的60天时间,主要是宣传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贫协、开展斗争。这一段工作做得扎实,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从背靠背揭发进入到面对面斗争;干部大多数也要求交代问题,放下包袱。但是,由于贫协组织的发展过于谨慎,又没有及时解放可以解放的干部,运动的发展还不够迅速、有力。
  “二十三条”下达以后,运动进展迅速。春节前后的60天时间内,除去工作队休整半月外,40多天时间,壮大了贫协组织,解决了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获得了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完全孤立起来了。
  接着,又用了40天时间,对不肯悔改的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相继开展了斗争。并清理阶级成分、评审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同时,着手改选干部。
  最后的1个多月,主要是落实定案、组织处理,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搞长期生产规划。
  这期运动,在中央和西北局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先后宣传贯彻了双“十条”和“二十三条”,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和职工群众,因而取得了伟大成绩,比前几期社教运动搞得深、搞得透。这也是解放以来农村中,发动得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群众运动。
  第一、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绝大多数人深刻地认识到“四不清”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重新组织了革命的阶级队伍,贫下中农成年人中,80%以上的人已经组织到贫协。贫下中农真正组织起来,团结中农,当家作主,确立了农村的阶级优势。
  第二、夺回了被阶级敌人篡夺或操纵的领导权。不算运动前已经夺权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中占19.9%,公社占21%,大队占29%,生产队占13%。
  第三、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了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干部中的“四不清”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这期运动城乡共清算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获利的粮食1900万斤、现金(包括实物折价,不算粮食)840余万元。按全部人口平均,每人13元、30斤粮。不算城镇,平均1个公社7.3万元,25万斤粮,比前几期社教运动深入了一大步(过去几期运动、平均1社只清出1.3万元钱、3.2万斤粮)。除过减免,现金已退赔60%,粮食已退赔80%。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基本走上经常化。
  第四、完成了民主革命补课任务。共清查补划出漏网地主、富农814户(按土改时户数计算),占土改时总农户的0.88%。连同原来划订的,地主、富农共占土改时总农户的7.34%。没收地主和反动富农的房子4100多间、羊只1900多只、大牲畜200多头。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斗争,打垮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第五、各级领导核心都加强了,各级领导组织已基本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党的组织,结合运动作了整顿,深入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地发扬了民主,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全区原有党员1.8万余人,这次开除及不予登记的1400人,新发展3200人,增加了大量新的血液。全区原有共青团员1.7万余人,这次清除150人,处理超龄团员2500人,新发展1.4万人,现在每4个青年中已有1名团员。民兵已发展到20万人。广大妇女也组织起来了。
  在革命高潮推动下,各项生产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今年社员出勤率很高,集体劳动的热情和做活质量为近年来所未见。春播施肥量增加了1/4,春季造林平均每人12株。猪羊均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份水平。大牲畜繁殖成活率达到95%以上,去年粮食产量4.5亿斤,今年估计可增加到5亿斤左右。大部分生产队的集体副业收入比往年有成倍增加,集体生产资料普遍有显著增添。一个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
  学习毛泽东著作,读革命书报,唱革命歌曲,讲卫生,学文化,兴教育等活动,有了广泛的开展。运动中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有3000多个,参加学习的社员有5万人,运动后有进一步的发展,全区出现了一个在斗争中、生产中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许多社队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室。半农半读小学建立了200多处。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由去年的37%,增加到70%以上。运动中工作团医疗队,训练农村保健员、接生员共1300余名,给社员治病10万人(次)。
  总之,这期运动,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进行了伟大的基本建设。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各方面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这期运动,使参加运动的广大工作队员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锻炼,培养出一支革命化的社教队伍。特别是167名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经过蹲点,直接取得了领导四清运动的系统经验,这就为全省分期分批开展四清运动,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运动的意义是很大的,其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这期运动,取得了很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在以下四个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一、正确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是搞好运动的先决条件
  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在这期运动前后,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即由认识不足——有点过头——比较全面。
  前几期社教工作中,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够,因而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特别是反映到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的严重性,虽然经过实践,比过去认识大进了一步,但仍然认识不足。因此,从张掖地区此次运动前搞过系统社教的13个公社看,除个别公社,在中央1964年5月工作会议以后狠抓了一下,搞得比较彻底外,大多数公社只揭发出1/3至一半的问题。许多严重问题,并没有挖掘出来。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没有彻底打垮。
  这期运动前,先后传达学习了中央五月工作会议、西北局九月工作会议和省党代会的精神。进村前又集中训练工作队一个来月,使广大队员领会了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总结了前几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训练当中,提出了反对右倾思想,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警觉和阶级觉悟,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因此,进村以前,在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方面,有了比较充分的精神准备。再加上进村后强调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群众,很快触发了广大群众蕴藏着的革命积极性。许多贫下中农纷纷向工作队员反映问题,使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情况。不少群众在向工作队揭发“四不清”的时候,情绪激昂,有的泣不成声,表达了极为强烈的革命要求。群众的呼声,反过来又感染了工作队员,使大家对当前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缺点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指导思想上有片面性。对反映上来的群众意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由于“四不清”长期没有得到清理,农村又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我们对前几年工作中的错误,在群众中澄清的不够,一部分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偏激情绪。对群众的反映缺乏冷静深入的分析,就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看得有点过头。因此,在绝大多数工作队员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实际感受的时候,总团又在社教简报上发表社论,继续批判了少数工作队员的右倾思想。这样,使工作队过分地害怕漏掉了坏人,对问题也看过了头。对于就全局来说,形势还是大好形势,领导权基本还在我们手中,多数干部还是好的等这些基本点,一度模糊。这时候运动还处于继续发动群众、挖掘问题的阶段,尚未核实处理,看过头并未造成严重的恶果。但也发生了对干部过于严肃,绷得太紧,批评斗争的面过宽,以及发展贫协组织不够大胆等毛病。
  不久,“二十三条”下达,绝大多数同志对阶级斗争的形势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也有些工作队员思想又偏到另一方面。有的未能深刻认识“二十三条”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阶级斗争严重情况的认识又有所动摇。有的右倾思想原来就没有克服,这时又有所滋长。经过反复学习,结合实际,展开讨论,具体分析,基本上克服了这方面的偏向,统一了思想认识。这就为继续坚持革命精神,把运动搞深搞透,奠定了基础。
  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张掖地区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党内和干部内部也是相当严重的,和平演变的危险性确实存在着。如前所述,证明毛主席关于三分之一或者不到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或者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70%以上是和平演变过去的。这些单位,领导骨干原来是贫下中农,土改以后甚至合作化以后表现好,后来变质了,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20%多,是领导骨干中混入漏划地富分子或者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女。有极少数是富裕中农当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虽不严重,够不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不执行党的政策,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权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单位,主要领导骨干还没有蜕化变质,但次要岗位上有了敌人,或者是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猖狂破坏,为非作歹,而领导骨干被人家严重腐蚀,对之包庇纵容,实际上让人家掌握了一部分权力。领导权不在手和不完全在手的这两种情况当中,又以领导权不在手的居多。据公社和大队两级874个支部的统计,领导权不在手的有179个,占20.4%,2/3以上单位领导权虽然还在我们手里,但多数干部,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敌人的腐蚀和影响,犯有“四不清”错误。虽说,这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但问题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又长期未能发现,发现了又未能迅速解决,少数是有“朝中人”在上面保护,大多数则是上级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个时期,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
  运动的结果还表明,张掖地区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地主阶级基本上打倒了,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不够彻底的现象,漏划了一部分地主和富农,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没收不彻底、甚至斗争不彻底的现象。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是猖狂的。经过群众评审:有严重破坏,发动群众斗争的1179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7%。依法逮捕的36人,占5%。新戴帽子的,包括补划地富在内,共695人,占10%。表现好摘帽子的350人,占4%。运动中清查出混入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分子180名,占干部总数的4.3‰。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土改时漏网的。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正确地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决定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而认识正确,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看过了头当然不好,而估计不足,就会使运动走向失败。我们从认识不足到认识充分,是来之不易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学习与实践过程。这一次如果没有这期运动前一年多社教运动的实践,如果不是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结合实际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如果不是深入地蹲到群众里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对张掖地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具体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运动的胜利。这个经验,对今后全省四清运动的开展,有重要的作用。
  二、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是运动顺利发展的中心关键
  前几期社教中,发动群众不够放手,工作也做得不够扎实,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因而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个别地方走了过场,甚至还整了社员群众。运动过后,群众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亦发现不少。因此,广大群众对这次运动抱的希望很大,思想顾虑也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这一期运动强调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了要把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提出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团结中农,当家作主,帮助干部洗手洗澡,打退敌人猖狂进攻”的口号。总的来说,发动群众是放手的,工作做得是深入细致的,形成了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因而保证了胜利。但是,在“二十三条”下达前,手放得还不够展,赶不上群众崛起斗争的革命形势。不过很快就纠正了。
  这期运动的经验证明,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是工作队坚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群众,高举鲜明的革命旗帜。这次集训工作队的时期,就深入进行了要当彻底革命派的教育。强调了能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是阶级立场问题,关系到运动的成败。响亮地提出了“坚持四同,树立新风”“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口号。并且制定了社教工作人员守则,严明了纪律。进村不久,又对违犯纪律的个别队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因此,社教大军和群众见面,旗帜鲜明,纪律严肃,有力地抵制了严重“四不清”干部隔断工作队和群众联系的各种活动。两万多人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吃一样的饭,每天参加劳动、访贫问苦,并且在开会宣传和个别接触的时候,反复表明不解决问题绝不收兵的革命决心。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声势,一下子就提高了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打消了他们怕运动不能解决问题的顾虑。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反映情况,揭发问题,打开了工作局面。工作队深刻体会到,不坚持“四同”,不深入群众,群众性的“四清”运动,就无从谈起。这当中,也出现了执行过头和有所松懈的现象,但经过规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办法,领导上加强教育,工作队坚持组织生活,和发动群众给工作队提意见,及时解决了。总的看,一直到运动结束,“四同”是坚持得好的,出现了不少动人的事迹,树立了新的作风,大大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当地许多干部,都表示要学习工作队的革命作风,继承下来,永不褪色。
  这期运动的经验还证明,要放手发动起群众,形成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必须注意把广泛的宣传号召,同深入的教育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面向广大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和革命要求,广泛号召,启发群众起来行动,就不会调动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造不成群众运动的声势。但是,只有普遍号召,光靠开大会、讲政策来发动群众,也是不行的。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参差不齐的,不可能一两次号召就都起来。还必须在斗争过程中,用访贫问苦、小型会议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一方面发动受压迫较深,顾虑较大的后进群众,另方面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组织阶级队伍。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形成一个革命的阶级力量,也不可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持续下去,取得斗争的胜利。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不可偏废。
  这期运动,注意了广泛的宣传号召工作。用了很大力量,宣传“双十条”“二十三条”,把政策交给群众,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宣传政策强调了要结合实际,要有针对性。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此基础上,宣传政策一般都联系了当地阶级斗争的实例。这样讲,群众感受更深,效果更好。有的地方,群众听了,全场流泪。这方面的缺点是:开始一段,说明来意、宣传“双十条”讲得过于烦琐,群众已经纷纷揭发问题,开始起来行动,我们一度还按部就班地在讲政策,没有根据运动的发展,更有重点、更有针对性地做什么,讲什么。
  这期运动,也注意了深入的教育组织工作。工作队员挨家逐户访贫问苦,深入宣传政策,引导群众诉说旧社会剥削压迫的痛苦,揭发干部四不清、四类分子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做了大量的、扎实的个别发动工作。与此结合,还开了许多小型会,诉苦,揭发,学习政策,酝酿组织队伍,酝酿斗争行动。这些都对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更加掌握政策,促进阶级队伍的组织和斗争的开展,起了好的作用。在建立贫协组织,培养领导核心方面,提出要采取经过贫下中农群众评议入会的方式,从小到大地建立组织,注意贫协的纯洁性,注意选好贫协的领导骨干,这也是正确的。缺点是,强调了扎根串联,也就是过分强调了由工作队识别人物、挑选对象的这一方面(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忽视了领导骨干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这里,领导思想上有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对毛主席“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这个指示,领会不够。因此,培养领导骨干,存在着和群众商量不够的毛病。以后评议入会,和群众见面的时候,工作队所选择的根子对象,不少地方1/2,甚至2/3没有当选。群众的选举,弥补了但也说明了这个缺点。评议入会,是贫下中农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培养民主习惯,加强群众对领导骨干的监督,是组织阶级队伍的较好方式。群众深感“四不清”的危害,评议得很认真,也是自然的。但运用这个方式当中,也有门槛太高,评议过严的毛病,影响了阶级队伍的及时发展。进村两个月,吸收贫协会员只占贫下中农成年人数不到1/10,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二十三条”下达后,这个缺点也很快纠正了。
  这期运动,一般说,注意了宣传、教育、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行动相结合。进村之前,提出了头一阶段是打好基础、准备斗争,但不放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打一些前哨战(以后叫“小战斗”),以锻炼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和群众,加速群众发动的过程。进村后,群众很快由背靠背的揭发进行到面对面的斗争,许多地方实际打成了大战斗。而当时斗争策略和方式的指导,却没有跟上。只是提出要打击坏中之坏,要抓住群众最痛恨的事实,又没有及时让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放包袱。因此,这一段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批评斗争面过宽的缺点。干部受批评和斗争的,达到干部总数的21.2%,一般是问题严重和问题较多的。也有些问题较小,应在评议入会时批评的,在大会上批评了。有些问题较多,但可以不上斗争会的,也上斗争会了,不必要的伤了一些干部的感情。现在看,在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过程中,注意结合斗争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是在斗争过程中提高觉悟后组织起来的。背靠背的揭发,也是一种群众斗争,他必然要发展到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以前,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可以抓住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和事实,开展小战斗。虽然不能全面清算,但可以锻炼群众,鼓舞斗志。斗争的对象,应该限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少数问题较多而又气焰嚣张的“四不清”干部及四类分子。
  这次运动的经验还证明,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当中,必须及时纠正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苗头,才能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运动初期,个别社队发生了查封“四不清”干部财产的错误作法。以后又在极少数地方,出现了罚站、乱打人等现象。这种情况多属工作队和少数积极分子搞的。当即通报纠正,并且严肃指出,这是少数人的“左”,不是群众的“左”,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使这种苗头没有蔓延开来。事实上,群众发动越充分,越能够接受党的政策,按照政策办事。这一点,不少工作队员开始是缺乏认识的。因此,在纠正了大轰大嗡的苗头后,又出现了拉住胳膊诉苦,要群众坐在原地发言,不能走到斗争对象跟前讲道理;以及排列发言次序等束缚群众的框框。我们强调一定要坚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并指出:教育群众采用说理斗争的方法,不是泼冷水,而是更好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这期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基本上也没有发生大轰大嗡的偏差。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广大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蕴藏着进行“四清”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把政策交给他们,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四清”的胜利。这期运动,总的来说,发动群众是大胆放手的。在坚持“四同”、深入群众,高举革命旗帜方面;在大力宣传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方面;在注意结合群众行动,让群众在斗争中(包括背靠背的斗争)提高觉悟、掌握政策、组织起来方面,基本上都是放手的。我们还深刻体会到,大胆放手和掌握政策是并不矛盾的,群众越发动得充分,就越容易引导他们在政策指导下进行斗争。虽然一度批评、斗争面过宽,主要是领导上掌握政策有毛病。大胆放手和深入细致的教育组织工作也不矛盾。发现和培养领导骨干、从小到大组织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得越扎实,群众就起来得越快。所以能够基本上做到大胆放手,是由于我们反复以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了广大工作队员,要他们坚决站在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这一边,坚决相信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自己起来斗争、掌握政策。但是,我们也深刻感觉到,他们对群众的巨大革命积极性仍然估计不足,放手还有放得不够开的地方。宣传政策一度过于烦琐,发现和培养领导骨干一度和群众商量不够,组织阶级队伍一度过于缓慢,都使运动的发展,不能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因此,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树立更加坚强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更加深刻地领会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绝大多数、依靠群众绝大多数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将对今后社教运动的胜利,起重大作?。
  三、必须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一面抓紧教育干部,逐步实行“三结合”,整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在斗争中培养和建立好的领导核心
  前几期社教运动,多数地方对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没有彻底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出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政治上、经济上都清算得很不够。主要原因,是指导思想上,对干部问题的严重情况,估计得不够。对群众深受“四不清”的痛苦,了解不深;分析问题,多归咎于前几年的困难和错误。因此,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发动群众揭发、批评的时候,不够放手,总怕重复前省委对干部大轰大斗的错误。少数地方还搞了所谓“三依靠”,即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干部、依靠群众。从字面上看,这和“三结合”差不多,但究其实质,是单纯依靠了干部,而脱离了群众。
  这期运动,注意克服了这方面的缺点,很快形成了群众革命的声势。在这个声势的促进下,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分化很快,不少人交代或者要求交代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在指导思想上,又把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一些,对干部缺乏一分为二,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总团在进村时,又只要求工作队对干部区分蜕化变质和没有蜕化变质,没有认识到应当区别大、中、小、无,没有认识到一般情况下小、无占多数。因此,对多数“四不清”干部在群众和工作队的批评和帮助下,放下包袱、归队革命的基本趋势,一度估计得比较困难。对干部区别对待不够,交代政策偏严,态度绷得很紧,小战斗打的面宽,使干部交代问题增加了顾虑。对于没有问题或问题很小的干部,在本人作了交代以后,还不敢通过群众,做出结论,或宣布解放。总觉得群众刚刚发动,生怕漏掉了坏人。这样,就直接影响到迅速壮大阶级力量,孤立敌人,使运动拖长了时间。
  “二十三条”下达,少数同志思想上又产生了或者暴露了另一方面的偏差。他们忽视三结合需要“逐步做到”这一点,忽视依靠群众进行“四清”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依靠干部自觉革命。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基本上解决了,但未完全澄清。由于群众已经起来,对运动尚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很快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社员、干部大会,初步宣传“二十三条”精神,参加的共23万人。“二十三条”和干部群众一见面,立竿见影,短时期内出现了交代退赔的第一个高潮。春节整训以后,又先以大队为单位,后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社员、干部联席会议,全面宣讲“二十三条”。号召群众“积极起来挽救阶级兄弟”,号召干部“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具体做法是,大会小会相结合,会内会外相结合,干部检查交代、群众揭发批评、家属和“知情人”规劝帮助相结合,思想开导、政策教育相结合。一方面查上当、查演变、查危害、找根源;另一方面,选择典型,进行处理,体现政策,推动交代退赔。由于前段执行政策偏严,这一段提出了宽严并济,以宽为主。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做的结果,势如破竹。既放手发动群众,大家积极参加四清;又执行了“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解决了绝大多数“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团结了95%以上的干部,彻底孤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中,强调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实践证明,他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很少数,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被阶级敌人腐蚀拉拢,犯了错误的。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彻底揭露,严肃批判,击破攻守同盟;另方面亮明政策,攻心斗志,进行阶级教育。多数人还可以逐步进行坦白交代,积极退赔,表示回头悔改,因而按人民内部矛盾,从宽作了处理。顽固不化的只是少数。我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是,实践证明,由于多数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过去的,只要政策正确,方法对头,还可以争取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
  运动的结果,全区4.27万多名农村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中,好的,也就是完全“四清”或基本上“四清”的(只有一般多吃多占或者极小量的贪污),占30.9%。比较好的,也就是只有轻微四不清的,占45.5%。问题多的,占19.4%。性质严重,也就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的,或者是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占4.2%。其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当权派,占3.7%。农村中戴上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帽子的,共272人,其中干部243人,占干部总数5.6‰。4500多名脱产干部中,好的占42.9%,比较好的占34.3%,问题多的占16.6%,性质严重的占6.2%,其中当权派占5.5%。城镇共戴帽子167人,其中脱产干部125人,占脱产干部总数8.4‰。从历史情况看:1958年以前干部问题较少,此后到1962年期间比较严重,以后又逐年减轻。这些情况表明:一方面,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相当普遍的,70%的干部程度不同的〔地〕犯有“四不清”错误。另一方面,“四不清”干部多数问题较小,加上没有问题的,占75%以上,他们还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20%以下的干部,虽然问题较多,但还没有变质,比较容易挽救。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又向改正错误的方面转变。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的,以及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有5%或不到5%。除去极少数“四类”分子,其中顽固不化,戴上帽子的,需要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不到1%。
  发动群众,教育干部,是逐步实行“三结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逐步培养和建立领导核心的过程。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提出,工作队不能老待下去,每个单位都要考虑将来那里由谁领导的间题。基于当时的认识,开始着重注意了选拔和培养贫协的领导骨干。“二十三条”下达后,对原有干部有了大致的了解,又从中物色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实行“三结合”,培养他们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对培养的对象,吸收他们和党员一起,参加党课教育。不论新老,都强调了严格要求。发现问题,立即抓紧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动群众进行监督。选举中,充分发扬了民主,由群众决定取舍。但事先反复酝酿,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引导群众继续选举有错误而已经改正的干部。最后选举的结果,大队生产队两级,原有干部中,继续留任的占52%,新选的占48%。农村党支部正、副支书1070人当中,连选连任的占37.4%,调整工作,继续当干部的占16.6%,共一半以上。可以说,实现了“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广大群众对新的干部班子,是拥护的、满意的。在脱产干部方面,公社以上新的领导骨干中,原任未动的占54.6%,调整岗位的占25.6%,新提拔的占11.9%,工作队留下的占7.9%。这两级领导核心的问题,解决的更显得晚了一些。如果早些处理,早些结合,对运动更为有利。这两级好的和比较好的负责同志,没有能够及时参加运动的领导,一度有些隔膜。以后经过工作基本上解决了。5个县委班子,比较好的有3个,问题较多的两个。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干部大多数,实现“三结合”,是一个逐步做到的过程。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重新审查干部,帮助干部洗手洗澡的过程。也是一个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整倒的过程。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如果群众不起来揭发问题、反映情况、发表意见,就难以正确区分干部的大、中、小、无,也就无法正确地区别对待。95%以上的干部是可以团结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可以依靠的,“三结合”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团结、依靠、结合,必须以“四清”为原则,必须经过群众的认可。没有群众的批评帮助,单纯依靠干部的自觉革命,不能赢得四清的胜利。因此,尽管运动初期曾经发生过对干部偏严的毛病,深入发动群众,还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革命形势就形不成,也就不会有干部交代、退赔的高潮,和“三结合”的局面。在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这期运动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必须严肃、积极、热情地去做干部的教育工作,把教育干部主动下楼同发动群众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事后看来,发动群众和教育干部同时着手,同时抓紧,双管齐下,对运动最为有利。否则,只有群众的舆论压力,没有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思想开导,不给犯错误的干部敞开出路,要使他们放下包袱,团结他们共同对敌,也是困难的。这期运动,我们抓得晚了一些。召开社员、干部联席会议,帮助干部下楼放包袱的时机,在“二十三条”下达前个把月就成熟了,如果那个时候,抓紧时机,“四不清”干部交代退赔、归队革命的高潮不难掀起,就可以快一点把多数干部解放过来,及早实行“三结合”,及早壮大阶级力量。干部是群众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绝大多数是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们对他们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可以改正缺点,更加进步,应有充分的信心。
  发动群众和教育干部同时并进,而把发动群众摆在第一位,这两条经验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掌握政策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罚不当罪的极少。”他们起来以后,难免有一些偏激情绪。只要领导上头脑清醒,善于引导,并不难说服。在那样激烈的斗争情况下,群众那样快地接受了“二十三条”,就是很好的证明。事后看来,进村半月、20天以后,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和最后定案,一般是基本上符合的。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四同”、深入群众、高举革命旗帜,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正确地区别干部的大、中、小、无,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示,正确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也并不是很难的。
  四、运动必须密切结合生产
  这期运动,总的说来,抓紧了对生产的领导,重视了运动和生产的结合。运动中生产不违农时,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形成了生产的新高潮。工作队从头到尾,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动了干部和群众。工作队员来自全省各地,因此,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搞了一些科学实验。同时,帮助群众搞了不少涝池、水磨、畜棚、植树造林等基本建设。运动后期,普遍发动群众初步制订了发展生产的长期规划。
  这方面的缺点是:运动初期,对生产的领导,抓得还不够有力。开始要求县、社干部抓生产,但实际上他们抓不动。因为运动是上下一齐动手,县社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方面忙于下楼洗澡,另方面也有思想顾虑。“二十三条”下达后,逐步实行“三结合”,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
  这期运动中抓生产,注意了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抓安排。农业生产是季节性很强的,因此,工作队注意了安排好每段农活,不违农时。大忙季节,集中力量搞生产。运动与生产矛盾,就给生产让路。第二,抓生产经营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这期运动,特别注意了向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树立依靠集体、搞好集体经济的思想。扭转了副业单干的严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运动后期顺利地收回了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和多余的自留羊。第三,抓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发动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学习五十里铺,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社教以后的生产大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要使生产有更快地发展,必须搞好“四清”。实践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抓革命不但不会影响生产,而且可以从根本上促进生产。
  张掖地区半年多的四清运动,胜利地结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运动的实践,使大家通过切身体验,深刻地体会到,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关于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关于依靠和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战略思想,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特别是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综合这期运动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凡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些基本理论原则,运动就顺利进行;稍微离开和违背了这些基本理论原则,运动就出偏差,走弯路。这期运动,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广大工作队员在斗争中学,带着问题学,反复学习,反复实践,也带动起了当地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性,初步形成了学习、运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风气。但是,对学习毛泽东著作,我们开始还抓得不够紧。这是需要在今后四清运动中改进的,以便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高潮,保证今后四清运动和各项工作的胜利。
  张掖地区四清运动的伟大成就,给今后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初步检查,10%左右的单位,工作队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因而搞得不够好,其中百分之一二的单位,约六七十个生产队,搞得很不好,造成了生产、工作上的某些损失。对四不清干部的处分,阶级成份〔分〕的清理,也有极少数不妥当不准确,个别的还搞错了。运动过后,有百分之十几的基层干部,有不同程度的怨气和消极情绪,有百分之一二躺倒不干。经过地、县委的教育,怨气和消极情绪基本上已经消除,躺倒不干的绝大部分也起来干了,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们拟在今年冬季,由省、地、县联合组织工作队,认真进行补课工作,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经过这次运动,张掖地区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要巩固和发展“四清”的成果,任务还很繁重,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应当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应当大力开展比学赶帮,争取五好社队、五好干部、五好社员的群众运动。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大寨,学习火烧沟,学习五十里铺,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生产建设高潮,力争在生产建设上做出显著的成绩。
  为了推动生产建设和比学赶帮的高潮,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必须大力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继续推动领导革命化、干部革命化、群众革命化。我们计划,由地、县党校分批分期地,争取在一两年内轮训一次社、队干部,特别是党的支部书记和小组长,以加强党的基础工作,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期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运动过后,又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是新任的队干部、也有贫协的负责人。虽说一般情节轻微,但已充分说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对于新的“四不清”问题,一定要发动群众,及时揭露并严肃批判,加以处理。今后每年都应当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认真地进行一次四清。必须认真加强贫协的工作,充分发挥贫协的监督作用,配合对干部的训练教育,以巩固四清的成果。
  为了推动生产建设和比学赶帮的高潮,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当前领导落后于群众,思想落后于实际。整个形势发展迅速,但领导方法和作风还改进得不够。为此,地、县、社三级党委,要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最近时期,积极精简机构,加强蹲点调查,坚持“四同”,面向基层,深入群众,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改善领导作风,以促进新的革命和建设高潮的发展。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希予指示。
  (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张掖九十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中共张掖地委研究室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规划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我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定了行动纲领。它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念,而且表达了全党和各族人民要求经济振兴、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强烈愿望。
  《建议》指出:解决十一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今后十年要继续以保证粮棉稳定增长为重点,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全面发展。并把加强农业列为三大战略重点之首,制定了必须采取的若干重大措施。从我区实际出发认真学习贯彻这一精神,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实现九十年代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区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农村人口占80%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7%,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80年代,全区农村经济开创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连续9年获得了增产增收。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2.17亿元提高到1990年的5.8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递增7.4%;粮食产量由5.2亿公斤增加到7.35亿公斤,增长41.3%,年均递增3.5%;乡镇企业产值由2240万元增加到38515万元,增长16.2倍,年均递增32.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元增加到678元,增长2.48倍,年均递增13.3%。农村经济第一个翻番目标已经胜利实现,开始向着新的台阶攀登;绝大多数农户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宽裕型阶段迈进;长期维系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形态已被突破,开始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依托旧的耕作方式为主的传统农业已被打破,正在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地现代农业转变。正是因为农业的长足发展,使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十年增长2.7倍,年均递增14%。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变化,为农村经济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90年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性十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能不能在90年代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就,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稳固的、具有强大支撑力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全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央、省委的《建议》精神,地委、行署提出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实行“强农兴工”的方针,继续把农业放在首位来抓。主要奋斗目标是:农业总产值“八五”末达到7.3亿元,年平均增长4.7%。2000年达到9.1亿元,十年平均递增4.6%;粮食总产“八五”末达到16.5亿斤,年均增长2%,力争突破17亿斤。2000年总产达到18亿斤,十年平均增长2%,力争突破20亿斤;乡镇企业产值“八五”末达5.4亿元,年均增长7%,2000年达到8亿元,十年平均增长7.6%;农民人均纯收入“八五”末达到850元,年均增长4.6%,2000年达到1050元,十年平均增长4.5%。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全区经济振兴不可动摇的战略要求。
  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内外环境分析,过去1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乡镇企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以7.1%、3.5%、32.9%和13.3%的速度递增,而计划未来10年的递增速度分别仅为4.6%、2%、7.6%和4.6%,大大低于前十年的发展速度。全区有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和农畜产品资源,综合开发,方兴未艾,前景十分广阔,是实现农业攀上新台阶的希望和依托;经过多年改革和建设,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208.56万亩,保灌面积发展到183.97万亩,条田面积达到145万亩,农业的物质基础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科技兴农的推行和实施,使全区吨粮田面积达到13.9万亩,小麦千斤田达到14.5万亩,为农业深度开发,走集约经营、主体种植的路子积累提供了经验。与此同时,现在大气候正朝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发展,在全社会已形成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的局面。由此综观未来10年,我们觉得地委、行署提出的农业发展目标是积极可行而又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业的基础地位还不牢固,许多深层次矛盾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而物质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技术装备落后,开发接续新的资源的能力有限,干旱缺水仍然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二是经济结构单一,基本上是种植业为主的格局,缺乏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阻滞了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导致区域经济水平低下,高产穷区、高产穷县的问题比较突出。三是流通渠道不畅,市场发育缓慢,大量农副产品需要远距离运输才能变为商品,加上流通费用居高不下,农户增加生产的努力往往被购销环节的障碍或利益流失所抵消,出现了丰收也愁、歉收也愁的不正常现象。四是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增收速度减缓。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由“六五”的年均递增15.6%下降到“七五”的10.4%,特别是1988年以后,不仅增长速度低于10%,而且绝对额也由六七十元下降到二三十元。五是农村综合改革还不配套,各项制度建设还不完善,集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社会化服务不够系列,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劳动力转移缺乏出路,基层组织还不适应,等等。这些困难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制约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无可置疑将增加实现整个战略目标的难度。
  由此表明,未来10年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目标鼓舞人心,但任务十分艰巨。既要保证粮食生产上“两个新的台阶”,支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狠抓基础建设,为下世纪经济全面振兴创造条件;既要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建立高产高效的综合农业体系,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变,又要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确保广大农村小康的实现,扭转目前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而地方财政非常拮据的现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服从全国、全省大政方针、总体布局的前提下,从我区农村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强农、兴工、富民、富县的基本思路,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努力搞活商品流通,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宏观指导上,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坚持改革与发展结合
  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又是改革深化的重要条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区近、中期农村改革的重点:一是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基本制度为核心,继续巩固发展农村改革试验成果,推动土地制度和合作制度的运行,尽快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组织体系,把农村经济管理引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二是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兴办多种形式的经济实体,力争“八五”末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的比重达到30%左右,“九五”末达到40%左右,提高集体服务功能,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是大力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发展各种专业化服务网络,转变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职能,逐步形成以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地、县、乡经济技术部门为主导,各种专业性群众服务组织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此通过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坚持速度与效益结合
  由于国家资金和政策向沿海地区的双重倾斜,给我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滞后的结果。在当前国内宏观战略重新调整和经济关系重新组合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已成为我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目前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客观实际,我们必须保持农村经济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争取年年有一个新进步,三年上一个新台阶,五年有一个大发展,十年有一个大突破。但是这种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大力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执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所谓持续稳定协调,就是既要每年都应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又要防止大起大落,还要符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要求。因此,要认真总结吸取过去急于求成的教训,坚持量力而行的发展原则,把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放在重要位置。严格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不断改善农村经济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上效益,把农村经济引向优化结构、讲求效益的轨道。
  三、坚持富民与富县结合
  造成我区目前高产穷区、高产穷县的局面,不在于我区的主导产业不好,而在于没有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使主导产业的产品在区内加工增值,而是大部分或者以指令性调拨的方式,或者本区消化不了非得向外销,使资源不断地转移出区外,每年转移出的价值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倍多,从而影响农业自身积累和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今后要继续把带领群众生产致富作为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加快向小康水平迈进,使群众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富民的同时加快富县的步伐。要通过发展深度加工和多层次增值,促进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和系列化,形成一种递进替代的产业转换机制。并从各县(市)的资源优势出发,进一步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台的盐硝加工,临泽的玉米淀粉加工,张掖的中高档食品加工,山丹的黏土和陶瓷开发、民乐的粮油加工、肃南的畜矿产品加工,以这些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开发,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产业格局。
  四、坚持开发与开放结合
  “双向开发、综合经营”是我区今后十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深度开发,要以“三田”建设为主攻方向,川区开展“超千争吨”活动,向吨粮村、吨粮乡、吨粮县(市)发展;山区开展“保八争千”活动,向千斤村、千斤乡、千斤县发展。广度开发,要以水土资源为重点,“八五”期间依托10个小区,每年开发荒地两万亩,五年开发10万亩;“九五”期间配合河西农业综合开发战略的实施,积极力争新建“草、梨、西”工程以及其他水利骨干工程,达到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36万亩。综合经营,要以13个农畜产品基地和10大农产品资源为依托,在规模效益和深度加工上做文章,力争“九五”末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40%,非农产值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45%。建立国家、集体、农户三位一体的投入机制,多渠道、多层次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发展速度,扩建张掖地区化肥厂,新建张掖市农药厂,提高农业的综合开发能力。要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东进西出,伸向两翼,面向全国,外引内联,加强区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经济技术贸易协作关系,发展跨地区、跨部门、大范围、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促进区内经济与区外经济的大交叉、大融会、大循环,在竞争中提高各类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不断增强适应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应变能力,把张掖建成河西走廊商品集散地和连接西部口岸与内地的重要枢纽。
  五、坚持生产与流通结合
  要把农村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围绕粮、油、肉、糖、菜和名、优、特、新产品生产,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努力使科技因素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占到40%以上。要继续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行地、县、乡、村、户五级联网,农林牧水机全程服务。乡一级要在建立健全七站(八站)两委、两社、一协会、一公司的基础上,把“星火计划”“丰收计划”与技术承包、目标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向服务组织实体化、服务内容系列化、服务关系合同化、服务工作制度化迈进。组织科研部门、推广部门、乡村农户开展科技攻关,把低层次的传统农业提高到科技领先、集约经营、加工增值、系列开发上来,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要把流通放在同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一是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销部门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发展产销联营、农商联营、运商联营等形式,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建立贸工农、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实体。二是健全农民进入流通的组织机制,发挥乡村集体商业组织和个体运销户的作用,鼓励更多的农民结成联营体,实行产销见面,自由交易、从事批发经营和长途贩运。三是加快储藏、加工、保鲜设施的建设,提高本地农副产品的消化能力。同时扩建改造现有设施,尽快新建一批冷藏窖库,增加社会储备,调节市场,吞吐余缺。四是依托现有100多处农贸市场,完善配套各种设施,大力开拓区外市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为农畜产品的顺利流通不断开辟新的渠道和领域,以流通促进生产的发展。
  一九八九年
  建立农村经济新机制的有益实践
  ——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总体报告
  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课题组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建立农村改革张(掖)临(泽)高(台)试验区,是省委、省政府为深化农村改革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步骤。其目的是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第二步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把握全局,分解难题,试验示范,区域推进。为全省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思路,积累操作经验,提供决策依据。遵照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在省委研究室的具体指导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地委、行署精心组织实施。按照1989年点上试验,1990年面上推广,1991年总结评估的安排部署,依托临泽县先行试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向各县(市)延伸扩展,最终发展成为覆盖全区的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工程建设。其效应虽不像某些物质工程那样一时被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但必将随着制度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日益显现出来。
  一、立项背景与基本思路
  张掖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占全区80%以上农村人口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1988年同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达到5.2亿元,增长1.7倍;粮食总产达到6.89亿公斤,增长54%;乡镇企业产值达到3.13亿元,增长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2元,增长3.5倍。全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户比较好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宽裕型生活水平迈进;长期维系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形态已被突破,开始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依托旧的耕作方式为主的传统农业已被打破,正在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现代农业转变。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大包干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从微观组织结构到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为商品生产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推动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劳力、资金、技术的横向流动,促进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农村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开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法规等手段调节农村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和初战告捷,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农业一度超常规增长,推动全区国民经济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目标,而且唤起了全社会对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并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思路和重要经验。
  但是,前10年的农村改革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工作也非尽善尽美。由于第一阶段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打破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通过改革原集体经济内部的经营方式,实现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的再造,确定家庭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同其他方面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弱,进展异常迅速和顺利,在很短时间里覆盖广大农村。而当改革步入第二阶段之后,要为农村各类经营主体步入商品经济铺平道路,这不仅需要变革农村传统的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在新的微观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新的组织和制度,而且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在改革经济流程之后形成新的宏观调控机制。这就使得农村改革继续单军独进的可能性大大减弱,而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相关程度大大提高,不仅农村自身改革的具体目标导向不甚清晰,而且各方面的利益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第一步改革不完善、不配套的方面也日益显露出来,使农村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土地产权关系不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既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他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许多必要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使土地承包经营中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表现出来:一是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模糊不清。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而这个集体由谁来代表,既没有明确的法规确认,也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导致土地使用中的无序状态日趋严重,经营上的合同执行困难,纠纷层出不穷。二是农户对承包经营缺乏稳定感。许多地方在大包干时将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承包双方没有形成完备的合同契约关系,集体与农户的责权利很不明确,出现了农户一方面无偿使用土地,一方面又没有稳定感,严重妨碍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行为,使有限的耕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三是连续不断的小调整加剧了土地分割细化。使经营规模偏小和地块过于零散的问题日益突出,既不利于农户对耕地的经营管理使用,也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给现代技术的应用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带来诸多不便。四是缺乏地力补偿和经营权合理流动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地力提高的农户得不到应有补偿,地力下降的农户受不到相应处罚。特别是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土地经营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土地按照经济规律要求,同劳力、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流动起来。而在现实条件下,农民不仅把土地作为一种解决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当作一种社会保障手段赋予福利、财产继承等多种社会职能,宁愿粗放经营,也不轻易放弃土?,由此影响土地产出效益的提高和规模经营的发展。
  ——合作组织发育缓慢。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第二步改革的逐步深化,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触动几十年建构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使农村合作经济跨入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阶段。但在大包干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农村经济运行出现许多混乱现象:其一、组织载体断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被打破以后,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组织多数功能退化,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又未发育成熟,乡一级经济组织(经委和农工商公司)多数名不符实,造成集体经济优越性同家庭经营积极性有机结合缺乏组织载体。其二,集体经济薄弱。在改革的前期,许多地方只注重“分”的一面,忽视了“统”的一面,把集体原有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到户,挂账处理,大部分村社没有建立新的提留制度,使多年积累的集体经济受到很大削弱。据统计大包干初全区有集体积累(包括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1.4亿元,1988年实际保留下来的只有4000多万元(不含生产资料折价款5700万元);1989年全区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只有11734万元,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0.4%;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产值和收入也分别只占乡镇企业产值、收入的45.7%和38.1%。其三,服务功能弱化。由于集体经济实力下降,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手段,因而很难承担起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经济开发的职能,出现许多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了的事情。特别是信息不灵、技术缺乏、销售困难,往往给农户造成经营失误,影响家庭经营的健康发展。其四,经济关系模糊。集体和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比较混乱,相互之间的侵权行为和合同纠纷屡有发生。集体和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缺乏明确而严格的制度,国家定购任务完不成,集体提留收不上,三兼顾原则得不到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大多数村社财务管理无规章,集体提留和社会统筹很不规范,要么分文不取,要么随用随收,前清后乱、胡花乱用、贪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又损害农民对集体的信任感,从根本上动摇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格局。
  ——农业利益流失严重。作为河西商品粮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国家粮油定购任务的完成,各级领导始终把发展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要位置,以占全省5.4%的耕地,生产占全省11.5%的粮食,每年向国家提供定购粮1.65亿公斤,为全省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因受到产业结构缺陷与传统区域分工格局的约束,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缺乏平等互惠,地区之间的经济效益被指令性调拨所扭曲,全区每年低价转移出的农产品差价相当于财政补贴的一倍多。与此同时,没有形成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使主导产业的产品不能在区内多层次加工增值,大量的只能以出售原料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向区外,阻断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形成高产穷县、高产穷区的局面十分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市场发育缓慢、流通渠道不畅,大量农副产品需要远距离运输才能变为商品,而这种经济运行又缺乏规范。有利的事你争我夺,无利的事相互推托,要么产品销售大战迭起,要么地区之间相互设卡,人为地阻断产品销售渠道,其结果是市场风险和利益流失只能由农民来承担,出现丰收也愁歉收也愁的不正常状况。由此使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增收速度减缓,纯收入由1982~1984年平均增长19.1%下降为1985~1988年平均14.4%
  ——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在已经创造较高生产水平的形势下,依靠现有耕地增产的潜力越来越小;同时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全区人均占有耕地由1982年的3.27亩下降到1988年的2.99亩。尽管各县(市)水土光热资源丰富,但因缺乏吸引农民投入开发的相应机制,不能使自然资源尽快开发利用。传统农区振兴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动结构变革,组织更多的生产要素转向二、三产业,而传统方式支配下的农本经济根深蒂固,使非农产业的发育极其缓慢。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就遇到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经营不善、活力不足等障碍和困难。特别是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一度出现盲目办厂、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资源,而且使企业间投入产出链条的空间阻碍加大,有限的基础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无法形成有效的企业规模和聚集较高的经济效益。
  通过对以上情况和问题的调查分析,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农村改革最成功、最受农民欢迎的基本成果,他革除了原集体经济分配“大锅饭”财产大集中的弊端,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但在具体推行操作中,存在许多不完,善、不配套的方面。要深化农村改革,最现实的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改革成果,做好充实、配套、完善、提高工作,在稳中求进,进中创新。改革进入城乡交汇、利益矛盾加剧时期,深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城市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城市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关键在于认真分离农村改革中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问题,把握和依靠农村自身力量将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稳步增长又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因此,必须坚持围绕发展搞改革,深化改革促发展的方针。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形成建立张、临、高试验区的基本思路,既不是搞县级综合改革试验,也不是搞单项超前试验,而是从解决农村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入手,选择以制度建设、体制创新和经济开发为目标导向,探索和建立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机制。并确定了以下操作实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把土地制度建设作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在完善、配套上下功夫,以巩固、发展第一步改革的成果,构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坚持完善发育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入手,明确规范集体与农户的权利和义务,加快集体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强化集体统一服务功能,努力提高双层经营水平,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把改革试验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探索建立新的投入机制、经营形式和开发方式,引导农户的经济余量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流转,推动农业的深层开发和广度扩展,促进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坚持尽可能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结合起来,力求突破一些难点,探索研究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协调解决部门利益关系,努力促进新旧体制的转换,逐步建立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的行为准则和市场环境,形成社会性的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项目设置和操作实施
  从上述基本思路出发,张、临、高试验区主要设计了6个专题15个项目。概括起来为三个方面:(1)制度建没。包括以清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建设,以强化集体经营管理职能为核心的合作制度建设,以规范内外环境与运行机制为核心的乡镇企业制度建设。(2)体制创新。包括以变革畜牧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产供销一体化建设,以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为目标的专业合作示范,以理顺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经济关系,搞活农村金融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3)经济开发。包括创立新的投入机制,优化开发方式,吸引农民开发荒地资源的土地小区开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名、优、特、新”产品的区域经济开发;将分散的乡镇企业集中在交通、能源方便的地方,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工业小区开发。
  改革试验的整个实施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慎密设计方案,自下而上论证,经地委、行署审查同意,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从1988年10月开始,依托临泽县先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由点到面地逐步向全区延伸扩展。至今年3月底,农区5县(市)的64个乡、785个村、5423个合作社,已全面实施了土地制度、合作制度两个专题五个项目,山丹、高台两县普遍推行了“两田制”建设。张掖、临泽、高台3县(市)组织实施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和农业小区开发建设。临泽县组织实施的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建设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肃南县也借鉴农区改革试验的经验,结合牧区特点,在红石窝乡进行“草原有偿承包”试点工作,为深化牧区改革初步探索了途径。
  (一)土地制度建设。依据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确定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明确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探索搞活使用权的实现形式;并对土地资源的保障功能做出科学安排,达到缓解入口过快增长,有效保护利用耕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土地合理流转的目的。设计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和建立土地流动制度两个试验项目,具体操作内容是:(1)核实基数,处理纠纷。全区共清理承包地234.11万亩,机动地7.99万亩,处理土地纠纷1.6万多起,收回非法占地1627亩,由县(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使用证,进一步稳定了家庭经营。(2)完善合同,强化管理。在清查处理遗留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合同内容,完善管理办法,由合作组织和农户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全区共签订20.81万份,签约率达99.6%。(3)两权分离,有偿使用。将模糊的土地权属明确规定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法定所有者的代表向农户发包土地,按亩均纯收入的3~5%收取土地承包费,从经济上体现所有权的真实。(4)招标承包,允许竞争。对机动地实行招标承包,将竞争机制引入土地承包,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5)评等定级,升奖降罚。以社为单位成立3~5人的土地评估小组,依据土壤肥力差别和近3年平均产量,将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农户在承包经营期间提高等级的,集体给予奖励,降低等级的,给予处罚。升降补偿一般在土地承包期3~5年内评定兑现,土地转移时随时评定兑现。(6)划分“两田”,平衡负担。按照“动粮动款少动地”的原则,高台、山丹两县共划口粮田24.51万宙,人均0.92亩;责任田45.9万亩。初步建立起土地分两田、负担分两费(土地承包费和社会公益费)、责任分两方的运行机制,缓解人地矛盾,抑制了分割细化的趋势。(7)规范程序,鼓励流转。赋予土地商品属性,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土地经集体同意后转包。为逐步改变均田化种植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制度保证。(8)归卷立档,储备资料。以社为单位建立完备的土地档案,由村联社归卷管理,为土地管理储备了较可靠的原始资料。
  (二)合作制度建设。在稳定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着眼于建立健全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界定集体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转变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充实统一经营,促进双层经营体制的成长发育,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设计农村经济合作社章程示范,农村专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示范和建立合作基金会三个项目。主要试验内容有:(1)建立健全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村合作经济联社。全区共建立生产合作社5423个、村合作经济联社785个。(2)制定经济合作社章程,明确合作组织的性质,任务、设置范围、组织原则,分配关系及其对所属土地、房屋、林木、果园、水面、草场、机械等行使管理的法人资格。(3)以社为单位,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代表,组成3~5人的社员理事会,协助社长处理全社的经济活动,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4)在稳定专业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清理、回收历年欠交的各项提留和承包款,共收回专业承包款297.51万元。(5)制定规范的专业合同,稳定承包关系,调整补充合同内容,处理合同纠纷208起。使农村经济的管理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6)建立合同管理机构,形成县、乡、村三级管理,县、乡两级仲裁的合同管理体系。(7)开展财务清理,搞清集体家底,规范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土地承包费、社会统筹等费用的提留项目、数额和使用办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扭转了农村财务管理混乱的局面。(8)以原有公共积累和分期收回的生产资料折价款为基金,按照“村管社有、有偿有息、小额短期、滚动使用”的原则,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665个,其中以乡建会9个,以村建会656个,现纳入资金2294.53万元,1990年融通资金783.25万元,获利16.08万元,以此管好了集体资金,用活了集体资金。
  (三)乡镇企业制度建设。按照现代商品经济的一般准则界定产权,规范企业的交易规则和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引入商品经济的组织、制度因素。通过试验观察,比较探索乡镇企业制度建设的途径,主动催化新规则、新组织和新制度的发育和形成,为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稳固的组织和制度基础。设计了制定优惠政策、清理建设市场,股份制试验和建设工业小区四个项目。突出了三个方面:(1)激发内在活力。张、临、高3县(市)分别选点进行股份制试验。张掖市在上秦乡下安村榨油厂成立下安粮油加工经销公司,按照有限责任的形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通过核实资金,确定股权,制订章程,完善制度,使企业按照规范化的股份制经济运行。现有股金42万元,按集体和个人入股额划分为26个股东,每千元为一股。股权划分坚持平等自愿允许继承、利益共沾、风险共担,产权归全体股东共同占有,股份分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税前计息,税后分配,照章纳税。税后留利按四项基金分配,即企业提留扩大再生产基金占10%,集体福利基金占15%,承包人和职工奖励基金占25%,股东分红占50%,使投资者真正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两年来,股东把分红的15万元又以投股的形式投入到企业中,使股份资金由26.8万元扩大到42万元,使企业发展后劲增强,产品质量达到国标二级,运销青海、内蒙、陕西、江苏、北京等11个省(区),连续两年被省农行评为资金信誉特级企业和优良企业。1990年产值达290万元,实现利税17万元,人均产值4.3万元,利税2500元,分别比1988年增长45%和47.8%。临泽县在濒临倒闭的鸭暖果品厂,采取县糖酒公司与乡镇企业联营方式,开展股份制试验,两年实现产值94.8万元,销售收入65万元,创利税8万元,产值和收入分别增长2.4倍和6.7倍。去年以来,股份制移植、延伸到全县的8个乡镇企业,共吸收股金218万元,创产值571万元,完成收入227.35万元,实现利税34.9万元,展示了股份制的强大生命力。(2)改善外部环境。张、临、高3县(市)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治理整顿的要求,从经营方式、资金信贷、技术开发、人才引进、产品销售等方面制定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优惠政策;组织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清理整顿市场秩序,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市场环境。临泽县清理整顿市场前,有15个部门插手市场管理和收费。经过整顿,撤销了阻碍农民进入市场的5处不规范路卡,纠正了多头管理市场的混乱局面,使全县进入市场的工商户增长33%,注册资金增长56.9%,商品交易额增长63%。高台县工商局和宣化乡站南村合资兴建的农贸市场,通过制订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有力地促进了集市贸易和商品流通。1990年同1988年相比,个体工商户由20户增加到61户,固定摊点由20个增加到30个,固定门点由21个增加到40个,成交额由51万元增加到73万元,工商管理费由1000多元增加到5000多元,上市商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服务项目、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市场秩序和卫生条件也有了大的改观。(3)探索发展路子。张、临、高3县(市)分别在城东郊、新民滩和盐池乡建立3个工业开发小区,兴办各类企业97个,从业人员达2457人,完成投资额1137.95万元(其中国家投投626万元,集体投入299.43万元,个人集资212.52万元),1990年总产值达2360.5万元,实现利税307.1万元。临泽县依托县办玉米淀粉厂,在县城东南2公里处建立工业开发小区,规划面积6.86平方公里。1989年以来,共有26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进入小区。共投资766.52万元,完成土建面积1万平方米,定购设备393台(件),从业人员达200多人。规划小区在建企业全部完工后,可实现产值1300多万元,创利税214万元,安置待业青年450人。张掖市依托城市辐射功能,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乡镇企业发展快的上秦乡安里闸、下安、八里堡村建立工业小区,1989年以来有147户农民集资121.7万元,新办7个企业,使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56个。1990年完成总产值1700万元,实现利税121万元。仅安里闸村人均从企业所得50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54.2%。高台县在盐硝资源丰富的盐池乡建立工业小区,到1990年已完成投资182.73万元,其中集体124.23万元,农户58.5万元。总产值达606.5万元,实现利税185.1万元,盐硝年产量达7.5万吨,分别比1988年增长59%、103.6%和78.65%。
  (四)农业小区开发。立足丰富的水土资源,通过政策诱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探索一种最佳开发模式和经营形式,为接续农业发展后劲和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条件,设计了集资开发、移民开发和区域经济开发三个项目。1989年以来,在张、临、高三县(市)农业开发试验区的带动下,全区已初步形成10个农业开发小区,规划总面积15万亩。两年共投入资金1018.7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45.9万元,集体投资248.5万元,个人集资124.3万元),投入劳动工日133.6万个,修建提灌站5座,打井139眼,衬砌渠道279.9公里,架设农电线路88.2公里,开发荒地5.2万亩,配套农田2.26万亩,安置中部干旱地区移民1300多人,生产粮食843万公斤,定植果园1.1万亩,经济总收入达877.27万元。张掖市根据不同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将全市划分为五个经济小区,并在二阴粮糖区先行试验。1990年种植水稻10883亩,其中开荒种植5160亩,总产达358.7万公斤,养鱼水面达到3258亩,产鲜鱼120.7吨;开发种植甜菜3万亩,总产达6万吨,占全市总产量的75%,以此加快了资源开发利用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五)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建设。按照发展商品畜牧业的要求,着眼于构造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建立市场为导向,生产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内容,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制,加速传统畜牧业向商品畜牧业的转化。主要实施三项试验:(1)变革管理体制。临泽县将原属农业部门的畜牧兽医站和商业部门的食品公司合并,组建了统揽畜牧业生产、良种繁育、饲料供应、疫病防治以及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的肉禽蛋公司,下设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公司、渔业公司和食品公司,设想通过改革管理体制,走产销一体化路子。(2)兴办专业经济实体。由养鸡大户鲁维林牵头,发挥专业联合优势,组织28户农民成立蓼泉乡双二村农民养鸡联营公司,形成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统一开发技术服务,统一加工配合饲料,统一组织产品销售,统一建设基础设施。1990年该公司养鸡13862只,户均533只,人均92只,分别比1988年增长65.4%、78.3%和76.9%,养鸡收入16.5万元,户均6346元,人均1092元,占到家庭总收入的50%左右。农民养鸡联营公司显著的经济效益,带动本村养鸡业的迅速发展。1990年全村养鸡总数达2.1万只,户均62只,人均15只,养鸡业产值占到农业产值的22.6%。(3)发展国营企业和农民的经济联合。依托国营临泽牛场辐射周围农户,扩散良种奶牛,统一加工销售,使国营企业同家庭经营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联合体。两年来临泽牛场向40多户农民和单位扩散奶牛124头,向社会提供肉牛300头,商品牛肉7.5万公斤,走出了一条依靠国营企业的力量,把家庭经营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发展商品畜牧业的成功路子。
  (六)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基本宗旨是在国家宏观金融环境变紧,农村微观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建立灵活、有效,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农村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成功地吸引农村家庭和企业存款,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临泽县设置了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试验项目,主要内容是:农业银行分年消化占用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降低信用社备付金率,停止对存款准备金与存款备付金的分户管理;尊重信用社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集体股金,使信用社的组织基础与服务对象一致起来;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浮动利率;坚持“三为主”原则,信用社同农业银行在业务范围上适当分工;信用社建立风险基金;实行分层次民主管理;明确县联社的存在形式和地位,正确处理信用社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系。从1989年7月实施运行以来,营业部筹建等项工作均已完成,信用社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并有相应的扩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系统实现税后利润6万元,各项存款余额3220万元,比1988年增长25.3%;累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比1988年增长72%。信贷规模由1988年的522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925万元,增长77%。资金营运率由1988年的45%提高到1990年的56%,对改善临泽县的资金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显示重要作用。
  三、初步效应和长远影响
  我区的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复杂的科学实践,围绕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进行试验探索,不仅是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具有远见的战略抉择,而且符合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基本方针。因而在丰富改革思路,积累操作经验,提供基础信息,深化认识水平,配套完善政策,发育组织功能,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
  (一)稳定了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经营形式既符合目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也符合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心愿,必须作为现阶段农村的一项最基本的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全面推行的,实践中还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制度体系,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稳定不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找到一种理想化、永久性的经营模式,必须根据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进行完善提高,在稳定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而稳定家庭经营的核心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张、临、高试验区紧紧抓住农村社会经济领域中,同群众利益最密切,接触最广泛,影响最突出的土地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和实践。他的最大成功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工作,确立了土地公有原则,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以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管理权和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形成土地管理、约束、激励和调节的基本运行机制。(1)管理机制。在实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完善承包合同,征收土地承包费,从经济上体现了集体所有权的真实,实行分等定级,强化联产联投,增加对土地投入,将机动地、新开荒地实行招标承包,推动土地合理流动,为发展规模经营,改变“人人包地、户户种田”的平均经营格局创造了政策条件。(2)约束机制。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运用行政、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土地使用者的行为,从制度上确认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保障集体招标发包土地、统一种植计划、监督土地利用、控制使用方向及对粗放经营者给予处分等权利,有效制止乱占乱用耕地的行为,向以法治农、以法管地迈出重大步伐。(3)激励机制。为有效利用土地,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使用者因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等级或改善生产条件的,集体从土地承包使用费中给予奖励;因投入不足造成地力下降或弃荒的,使用者要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量的罚金,以激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确保农户长期经营土地的积极性。(4)调节机制。根据组织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制订土地合理流转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适合区情的流转制度。既根据人口自然增减状况,采取动帐不动地,“两田”互补的办法自行调节;也对农业劳动者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经群众同意,由合作经济组织收回一定数量的承包地,实行招标承包向其他农户转移;同时在承包期内,允许农户承包的耕地有偿转让或向集体退包,由集体重新招标承包,从而在制度上确认家庭经营的主要内容和存在形式,使农民明确土地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不是分田单干,从根本上消除了怕政策变的思想疑虑。
  (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双层经营新体制的确立,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他不仅为广大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提供所有权和使用权既统一又分离的新鲜经验。但从具体工作而言,改革的前期,我们只注重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层次的工作,而忽视集体统一功能的发挥。实践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生产、流通、消费及社会活动内在的引导和推动力量,是农村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载体,同时也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因而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完善合作制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建立健全合作组织势在必行。所以张、临、高试验区在稳定和完普家庭经营的同时,把重建和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农村改革成果的重大课题来抓。一是利用农村原有的组织资源,从清理财产关系、转变内部经营管理入手,促进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功能转化。通过制订农村经济合作社章程,明确了社区合作组织的设置范围、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经营方针、服务方向、收益分配,以及集体与农户之问的权责利关系,建立健全了村联社和合作社组织,选配了干部,强化管理协调、生产服务、资产积累职能,初步?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农村经济组织体系;明确合作经济组织与党支部、村委会的职能、任务和分工,以此为党和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发展战略能够真正落实到基层,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按照农村商品经济和专业分工的需要,扶持和培育了一大批新的专业服务组织。如目前出现的养鸡协会、养鱼研究会、水稻研究会、甜菜研究会、瓜菜研究会和科普协会,成为群众联合自我服务的好形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在清理集体财务,明确集体和农户财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以原集体的积累、分期收回的生产资料折价款、专业承包收入、土地承包使用费、存款利息收入为资金来源,成立了乡或社级合作基金会,建立和完善新的集体提留和积累制度,制定了集体资金的管理、使用、监督办法,有效提高集体资金的融通效益。张掖市大满乡城西闸村建立合作基金会后,利用集体资金积累积极开展融资业务,统一购买地膜、化肥、籽种等生产资料,使暖棚养猪的户数由1989年的3户发展到1990年的39户,地膜玉米由370亩增加到1020亩,带田面积由430亩增加到1500亩,全村粮食亩产由616.5公斤提高到824.5公斤,总产增加37.48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98元增加到811.5元,增长16.26%。四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同时,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环节来推动。进一步总结推广高台县巷道乡八一村“七统一”的经验和山丹县位奇乡芦堡村“集体兴办工副业,分户经营农牧业”的经验,积极引导兴办集体企业和“五小一队”。目前全区已办起小农场21个、小林场278个、小牧场31个、小果园1564个、小鱼塘39个,组织劳务输出队61个,村级企业发展到187个,有效地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为搞好集体统一服务奠定物质基础。五是改造政府职能序列中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类服务组织,使之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有利于农村经营主体成长。以乡为重点,建立科委、经委、农技服务站、农经服务站、农机管理站、农电管理站、林果技术服务站、畜牧兽医工作站和水利工程管理站等服务组织357个,配备工作人员2815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83名,并在村一级配备了科技副主任、农民技术员、畜禽防疫员、水利管理员、林木管护员、农机管理员、农电管理员、农经管理员等服务人员,其中配备农业科技人员1828人;在社一级选配农民技术员256人,初步形成了地、县、乡经济技术部门为主导,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群众专业合作组织为补充,纵横交错,上下相通,覆盖全区的服务网络。
  (三)规范了农村商品经济运行机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二三产业的兴起,要求将改革解放的各种生产要素加以最佳的优化组合,使资金向着产值最高的地方流动,劳动力向着最需要的地方流动,生产资料向着有效利用的方向流动,以便更好地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建设,发展生产力。这种流动和组合是一种经济规律的必然,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指挥,只能依靠必要的制度进行合理引导。张、临、高改革试验区注重引入组织创新的新意识,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使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整体间的运行结合起来,加速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进程。在土地制度建设上,坚持土地公有,两权分离,有偿使用,承包经营的原则,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从制度上确认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经营权,明确土地的产权关系,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建立土地分等定级、升奖降罚、允许流动、鼓励竞争的制度,促进投入、约束机制的形成,强化对土地的管理,有效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实行两田互补、自我调节、责权相宜、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调整负担,较好地解决人地矛盾,防止了土地的继续分割细化,保证集体和国家任务的落实。合作制度建设上,利用农村传统的组织资源和合作化以来的集体积累,消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弊端,对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在全区范围内发展和完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在对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积累进行清产核资、折股到户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内部聚集和融通资金的民间金融组织,以支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在清查处理各种经济纠纷的同时。制订合作社章程、专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财务管理制度和合作基金会管理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的财产关系不清,制度不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织起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合作组织体系。在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上,结合乡镇企业起步晚、水平低、效益差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引入某些新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从资金、信贷、税收、人才等方面为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和规范。特别是股份制试验,从产品质量管理、设备管理、成本核算、财务管理入手,层层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公司的组织原则,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业务范围、股单的计息和收益分配办法、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等各层利益当事人与企业财产的收益权利和财产的风险责任之间,建立对称而又明确的经济关系,从而强化了企业积累和财产增值的内在激励机制。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规定、章程和条例,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优化了农村经济运行的组织结构,克服了农村经济活?的无序状态,使农村经济发展转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探索资源综合开发的成功路子。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通过创办开发小区,组织密集型的生产要素来获取相对理想的规模效益。这种发展战略在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并取得巨大成功,已经证实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如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农区,引进这种战略模式,以探求加快资源开发步伐的正确途径,是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重要使命。工业小区开发借鉴国外创办工业园地,特别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创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和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应用经济杠杆和政府干预等多种手段,引导分散的企业相对集中到交通便利、设施集中的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为乡镇企业的更高一级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主要效应体现在,临泽县依托县办玉米淀粉厂进行企业群体的组合配套,利用产业的联动效应为地方工业培育新的开发点,使其逐渐成为区域经济成长的生长点和辐射源,最终连接起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为彻底扭转高产穷县的困境,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建设。高台县依托丰富的盐硝资源,建立工矿开发区,利用资源的加工增值聚集经济能量,推动产业内部的滚动发展,促进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和产品链的延伸,为形成递进替代的产业转换机制和“资源开发——加工型”产业体系迈出步伐。张掖市依托城市的辐射功能向城郊延伸扩展,形成兴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农业小区开发,通过制订鼓励农民开发的优惠政策,不仅加快开发速度,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初创一种国家投入启动资金,地方配套扶持资金,吸引农户集资开发;农产品加工企业贴息,农户贷款开发,建立农业开发基金,有偿使用,滚动循环,群众劳动积累,以劳代资等形式的投入机制。形成了村社规划,分户开发;集体开发,招标承包;联合开发,兴办农场;大户开发,规模经营;企业投资开发,兴办原料、副食基地以及国营企事业单位、城镇职工留职停薪办农场等多种开发方式。区域经济开发根据地域特点和自然条件,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形成了一种户联户、村连村、乡连乡的群体规模,涌现一批养鱼50亩以上,收入过万元的开发大户,为加快主导产业集中开发,建立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合理高效产业体系积累了经验。
  (五)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由于改革试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农村基本政策的连续性,增强群众对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稳定感,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因而使农村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势头。一是粮食生产连续九年获得丰收,1990年总产达7.36亿公斤,比1988年增长6.76%,年均递增3.32%;农业总产值达到5.8亿元,比1988年增长9.95%,年均递增4.868%。乡填企业在治理整顿中稳步发展。1990年完成总产值38511万元,比1988年增长22.97%,年均递增10.89%;从事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达到10.24万人,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20.46%。二是农畜产品商品基地初具规模。各县(市)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粮、油、糖、菜、瓜、果、奶、肉、蛋、皮、毛等大宗农畜产品生产,初步形成油料、蔬菜、啤酒大麦、甜菜、瓜类、大蒜、苹果梨、红枣等8个集中产区和奶肉牛、蛋肉鸡、瘦肉猪、细毛羊、淡水鱼等5个生产基地,充分发挥了各地资源优势,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全区粮食社会商品量达3.4亿多公斤,商品率为48.5%;油料社会商品量达3100多万公斤,商品率为75%;瓜菜商品量达2.5亿多公斤,商品率为72%;甜菜、羊毛、果品的商品率分别达80%以上。三是“双向开发”取得重大突破。以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立体种植和模式栽培,建设“三田”为主的深度开发进一步发展,全区已建成吨粮田13.9万亩,小麦千斤田14.5万亩,72万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已通过验收。以兴修水利,开荒扩地,综合治理,规模效益为目标的广度开发在10个开发小区的带动下迅速在全区兴起。1989年以来共新开荒地6.8万亩,不少地方做到当年开荒当年见效。特别是黑河沿岸盐沼泽地区,通过打井提灌和排阴治碱,开荒扩大耕地,1990年种植水稻2.1万亩,总产量达826万公斤,为建成10万亩水稻基地迈出可喜的一步。四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扭转了增长减缓的趋势。1990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78元,增长速度由1989年的3.43%上升到1990年的8.95%,绝对增长额也由20多元增加到50多元。全区20多万农户中,收入1000元以上的小康户达到12.3%,收入500~1000元的宽裕型户上升到55.7%,收入300~500元的温饱型户下降到27.2%,收入300元以下的贫困户减少到4.8%,广大农村跨入宽裕型阶段,开始向小康生活奋进。
  (六)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改革既是对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在整个改革试验过程中,地、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农村改革试验同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总体安排部署,积极推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提高农民参与改革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民主政治建设,以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法制建设,以爱党、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既为改革试验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又推动了农村整体工作的进行。一是基层组织建设普遍得到加强。在完善配套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按照全国村级组织建设会议精神,借鉴外地经验,在村党支部中开展一类班子上水平,二类班子上台阶,三类班子变面貌的“达标升级”活动。在加强充实村党支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整顿配备了村委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了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和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共同配合的村级组织建设的新格局,为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二是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体现,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双层经营正是保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体制。广大农民通过参加改革试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深刻的感受,认识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和建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普遍增强三个观念。即国家观念:1988年以前,不仅各级党政组织花费大量精力催粮催款,而且激化干群之间的矛盾。改革试验从合同上确认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不用干部督促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仅临泽县1990年提供的商品粮就超过5000万公斤,比1988年增长近40%。集体观念:群众普遍感到发展生产治穷致富还得靠集体,长期以来农民与集体的离心现象得以扭转,难度较大的收缴提留、兑现合同、归还欠款、平田整地、民工建勤等工作有很大改观。合作观念:通过稳定承包关系,规范合同内容,明确权利义务,建立合作基金会等,把农户与合作经济密切联系起来,提高了农户对合作组织的关切度,增强集体对广大农户的凝聚力。三是农村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近两年来,各县(市)以致富育人为目标,以千家万户为基点,以群众自我教育为主体,把物质目标定量化,精神目标具体化,在全区农村普遍开展“双文明评价”、创“三户”活动,共评出“双文明村”526个,占村总数的59.6%;“双文明户”22049户,占农户总数的10.3%;“五好家庭”64728户,占农户总数的30.2%。“遵纪守法光荣户”121621户,占农户总数的56.8%。由于“双评”“创三”活动发挥了吸引与示范作用,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普遍加强,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禁赌禁毒、破除迷信等移风易俗活动蔚然成风,学劳模、比先进、做贡献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既优化了农村社会风尚,又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充分显示农村改革的综合效应。
  四、主要体会及今后意见
  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利用三年多时间,组织上万名干部参加,牵动20多万农户,由党政主要领导负责,依靠基层推动改革,取得显著的成果和效应,不仅为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且为指导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积累丰富的操作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科学社会主义是植根于当代中国,深入千家万户最完备的思想体系。她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而且成为我国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就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选择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水平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便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农村改革深化的课题选择上,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又要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的工作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全区各个县(市),最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前提,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以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为内容,以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目标,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体现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制度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改革的不断深化显示无限生机和强大活力,因而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第二,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党的领导下,选择一定范围,有计划地开展超前性试验,既是推动改革前进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革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检验农村改革的正确与否,成效如何,最根本的是是否有利于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就要求农村改革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稳妥扎实,尽可能保持农村社会生活的安定,保持农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改革试验的内容设计、实施步骤、操作方法上,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不套一个模式,允许县(市)从县情出发,各有不同。项目有多有少,进展有先后,呈现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试验格局。在总体安排上注意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在具体实施中,按照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原则,遵循调查研究、设计方案、科学论证、组织审批、点上试验、面上推广、跟踪监测、检查验收的工作程序进行。正确处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试验与推广的关系,既把握改革试验的客观规律,又尊重广大群众的意愿,使改革试验避免不应有的弯路和失误。
  第三,必须穗定完善农村现行的基本政策。在过去10多年的改革中,党中央、国务院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政策。这是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总结亿万农民伟大创举的必然结果,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对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与策略的基本精神。保持这些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发展,既是巩固过去改革成果的需要,又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在稳定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长期不变、家庭经营基础地位长期不变、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农村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着眼于由体制变革向机制再造的转换,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建立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建立新的积累投入机制,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保持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家庭经营为基础、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具备在农村大地上长期根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大大激发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经营行为,又一次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必须加强改革试验的组织领导。充分相信群众,让亿万农民参加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特点。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可以完全自发和自流地进行,新的体制可以自然地长成。改革愈深入,愈需要领导者加强调查研究,到第一线去熟悉改革,提高指导水平。在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的整个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给予极大的关怀,保证试验区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省委研究室负责同志经常深入试验区调查研究,派人蹲点指导。省计委、农委、两西、财政、农业、畜牧、商业、乡企、人行、农行等部门积极配合,帮助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地委、行署把改革试验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实施,精心安排部署,成立由省、地、县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依托地委研究室,承担了具体组织、协调、指导工作。各县(市)也分别成立农村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建立一套比较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班子。乡、村、社三级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改革试验。据统计,全区有11999名干部投身于改革试验,其中县(处)级干部51名,科级干部596名,一般干部1458名,村、社干部9894名,同时培训农民骨干18416名。不仅从组织领导和具体工作上保证试验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培养和锻炼一支热心改革、勇于献身、具有一定政策水平的骨干力量,为今后农村工作储备一批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队伍。
  第五,必须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改革实践。农村改革是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改革试验一开始,由于宣传舆论工作没有及时跟上,部分干部群众对改革试验产生模糊认识,认为搞土地制度建设是要“归大堆”健全合作经济组织是向农民套“紧箍咒”建立合作基金会是“变法儿向农民要钱”,发展集体经济是改变家庭联产承包制等。针对这些思想认识,地、县利用一切宣传阵地,广泛组织群众学习中央稳定农村政策的一系列文件,反复向群众解释改革试验是完善配套农村各项政策,而不是改变这些政策,是为了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动摇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作为重要环节,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研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实践,制定试验方案,熟悉改革内容,消除思想疑虑,增强改革意识,使农村改革试验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在试验项目的操作实施中,地、县两级加强检查指导,不搞包办代替,主要依靠基层推动落实,具体问题依靠乡、村干部去解决,由群众自己制订章程和制度,自己处理各种遗留问题。这样不仅使干部群众明确改革试验的目的和意义,明确试验方案的内容和要求,明确操作实施的方法和步骤,明确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的事业,而且很快在广大农村形成一个关心改革、参与改革的生动局面。好多年没有召开过的社员大会召开了,大包干以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圆满解决,从而使改革试验中确立的制度、条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克服了操作实施与制度运行相互脱节的现象。
  第六,必须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密切配合。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能否解决,实际上取决于城乡配套改革和条块之间的协同动作。因此,省、地有关部门都从改革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积极为改革试验开放绿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与改革,使许多难度较大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使改革朝着城乡一体、同步配套的方向发展。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题,最初设想将信用社与农行分离,使其走向自求生存的道路。后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紧,这一方案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1989年3月,省、地两级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联合派出调查组,对临泽县农村信用社原改革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派人帮助组织实施,保证这项试验专题的顺利进行,取得新的成果。相反,有些试验项目由于条块结合不紧密,出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使试验工作的难度较大,效果也不理想。事实充分表明,农村改革进展到目前阶段,不仅需要农村自身在新的微观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新的组织和制度,更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转轨建制方面的协同动作,不考虑这些因素,孤立地看待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快慢,实际上是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农村改革的。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所有操作项目。实践结果,不仅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而且带来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农村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人们对改革也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同时改革试验在操作实施中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为了巩固发展改革试验成果,促进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成长。我们打算今后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跟踪监测体系。县(市)分别选择一批观测点,科学制订监测评价参数,加强试验成果的量化分析,认真解决引发出的各类新问题,二是进一步完善、修改、配套、落实改革试验中形成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由县委、政府正式颁布执行,并组织有关部门作好改革试验的接续工作,使其纳入正常化的工作轨道。三是按照地委、行署决定,遵循四条指导方针,走好五条发展路子,狠抓六条关键措施,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力争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有一个大的突破,为家庭经营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四是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近期重点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并逐步向生产资料供应、农业教育、科研和实用技术推广、农副产品销售和加工、财政金融保险等全程化服务发展,努力推动各种服务向组织网络化、内容指标化、形式多样化、经营实体化的方向转变,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供综合社会化服务。
  (一九九一年)
  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
  张掖地区行署统计处
  1992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来张掖视察工作期间,欣然命笔题写了“金张掖”三个大字,为张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正值建国45周年之际,我们以《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为题,力求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和展示建国45年来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巨变。
  ——迈开现代化步伐的农业。张掖是古老的农业耕作区,但长期以来处于生产力极低的自然经济状态。张掖人民40多年来为改变农业的基础条件,从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向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使它真正显示了基础的作用。
  (1)农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3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14.15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1949年增长12.4倍,年均增长6.1%;农村社会总产值达25.14亿元,是1949年的81.8倍。1993年全区粮食总产达8.09亿公斤,油料总产达0.55亿公斤,分别据全省第二位和第一位,比1949年分别增长6.9倍和24.8倍。按乡村人口计算,人均生产粮食824公斤、油料53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加622公斤和48.7公斤。1993年农业商品率达59.57%,提供商品粮3.95亿公斤,均居全省前列。
  (2)发挥两个积极性,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建国以来,国家对我区水利建设投资累计达到3.7亿元,乡村和农民自筹资金0.33亿元,投入劳动工日2.5亿个,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截止1993年,共建中小型水库43座,总库容达1.83亿立方米;改建衬砌干支渠道665条,渠长总计达4000多公里;开挖机电井3602眼,其中已配套2905眼,机电井灌溉面积达24.68万亩。当年有效灌溉面积达220.56万亩,保灌面积达169.39万亩,分别占当年农作物面积的81.3%和62.4%。
  (3)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传统耕作方法得到了根本改变。农业机械设备、机耕面积、农村生产和生活用电,从无到有,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10多年来,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到1993年,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66.64万千瓦,比1978年增加48.07万千瓦,增长2.6倍。其中大中小型拖拉机38078台,平均52亩耕地拥有一台;拥有农用载重汽车1254辆。1993年机耕面积215.7万亩,机播面积128.8万亩,机收面积63.9万亩,农村生产和生活用电达到10496万度,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4)综合应用农科技术,科学种田水平显著提高。1993年农用化肥施用量达21.33万吨,比1978年增长1.7倍;塑料薄膜使用量达1414吨,地膜覆盖面积达14.69万亩。以带状种植、丰产方、吨粮田为代表的科学种田水平逐年提高。1993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419公斤,比1949年增加344公斤,粮食单产水平位居全省第三。临泽县平均亩产达到600多公斤,成为全国一季单产最高的县。1993年农村科技机构已达334个;专业和农民科技人员达3035人,占农村劳动力的0.59%;科技户达42901人户,占总户数的17.3%。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向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工业。解放初期的张掖,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只有160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张掖的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五”时期国家基建工业性投资达0.23亿元,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转机。期间,工业总产值累计达0.47亿元,初步奠定以全民、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工业生产基础。“二五”时期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期间,国家工业性基建投资达0.51亿元,工业总产值累计达2.05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3.3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5.3%,上升到44.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16年的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工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基建投资累计达4.9亿元,各种类型工业企业达4454个,工业总产值达12.26亿元,比共和国建立初期分别增长222倍和765倍;比1978年增长10.6倍和5.5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6%。为使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解决工业短腿矛盾,在发展国有、集体工业的同时,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扶持其它不同类型工业的发展。1993年城镇、农村个体、联营和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7%。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在原有传统工业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增加了制糖、饮料、酿酒、淀粉、酒精、有色金属采选以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和工业深加工为主的众多新型产业,总计已达29个行业。1993年434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已达5.95亿元,利润和税金达到0.9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4.6倍和10倍。45年来张掖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也为进一步走向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
  ——适应社会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1950~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5.52亿元,年均增长25.5%;1982~1993年更新改造投资累计达4.27亿元,年均增长51.8%。特别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期,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1978~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积累达12.08亿元,年均增长30.7%,占建国以来投资总额的77.8%。仅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就达4.48亿元,相当于1981年前32年全部投资的总和。1953~1993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基建投资累计达11.24亿元,其中用于工业的投资4.1亿元;用于农、林、牧和水利的投资3.39亿元;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商贸、科研、文教卫生和其他投资为3.75亿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基础条件,也为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其他部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1984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注入强大的活力。1993年乡镇企业总数达9957个,比1978年增长6.2倍;从业人员达14.53万人,比1978年增长6.7倍;总产值达12.01亿元,比1978年增长37.4倍;总收入达8.90亿元,比1978年增长28倍;利润总额0.79亿元,比1978年增长18倍;上缴国家税金0.28亿元,比1978年增长32.2倍。目前,乡镇企业已形成乡办、村办、联办、个体办,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工、商、建、运、服五业并举,共同发展的格局。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增大,1993年比重达47.8%,比1978年增长35.2个百分点。1993年末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4.0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繁荣城乡市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蓬勃发展的交通邮电业。公路交通、邮电事业是促进我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脉。建国初期,我区仅有张青、甘新两条公路,境内公路总长316公里,区内城乡运输主要依靠大车道路。70年代,贯彻“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修路方针,公路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78年,公路已发展到68条,总长838.4公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事业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到1993年,公路增加到83条,总里程达2266公里,比1949年增长6.2倍。1993年客运量达545.99万人,客运周转量达26905万人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73%和2.2倍;货运周转量达4913万吨公里,比1980年增长2倍。1993年各类机动车辆发展到10880辆,遍布城乡客货运输线上。
  邮电事业虽然历史悠久,但在旧中国极为落后,解放初邮政业务仅3项,长话线路5条,年业务总量5.28万元。到1978年邮电业务总量已达93.72万元,增长16.8倍。止1993年,相继开办了邮政储蓄、邮政快件、长途直拨、无线寻呼等新业务,邮电业务总量已达1290万元,比1978年增长12.7倍。电话用户达5641户,比1988年增长1.2倍。今年,投资达1770万元的8000门程控电话和西兰乌光缆干线的开通,使张掖长途线路增加到270条,通话速度和质量明显提高。
  ——充满活力的商贸流通。改革开放后的商贸流通,使城乡消费市场充满了活力。1953—1993年,国有单位商贸基建投资达0.7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77万元。1993年批发贸易业机构和经营网点发展到158个和213个,人员达3220人;零售贸易业机构和零售网点达到9821个和10595个,人员达19154人。1993年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7亿元,比1978年增长5.8倍,年均增长13.6%。全年商品购进总额达12.99亿元,商品销售总额15.46亿元,基本满足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1993年全区共有集贸市场140个,成交额达3.24亿元。我区蔬菜生产和交易已成为西北五大基地之一。
  1993年对外贸易收购总额达0.58亿元,比1978年增长20.1倍;外贸商品也由单一的土畜产品发展到粮油、医药、化工、五金、矿产等30多个品种,商品结构趋于合理,从而扩大了对外经贸往来,拓宽了我区商贸流通渠道,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和金融。财政、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综合地反映着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1949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27.98万元,反映了经济的落后、财源的枯竭。经过40多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地方财力逐年厚实起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59亿元,比1949年增长123.9倍,年均增长11.6%。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税收由1978年的0.18亿元增加到1.43亿元,增长6.9倍,其中工商税1.29亿元,增长8.2倍,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59.9%上升到80.9%,极大地支持了地方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作为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金融事业,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3年各项贷款达到15.15亿元,45年间平均年增长6.3%。其中用于工业、商业、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分别为3.18亿元、8.28亿元、0.92亿元和1.89亿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25倍、2.4倍、95.4%和4.6倍。1993年共吸纳各种存款达12.09亿元,比1985年增长2.7倍,年均增长18%。金融业的发展,为聚集大量建设资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促进社会进步的科教文卫和体育事业。科技力量由弱到强,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科技成果日趋增多,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显示出来。1993年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570人,比1987年增长28.8%。1990—1993年4间年,累计承担国家、省、地科研项目88项,累计投入资金0.26亿元;取得国家、省、地科技成果101项(含自选项目),获国家、省、地科研奖82项,因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新增产值达1.38亿元。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1993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达944所,比1949年增长1.1倍,在校生数达17.36万人,比1949年增长5.4倍;7至11周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9%。与此同时,各类职业教育、成人中、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得到长足发展。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1993年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4个,文化、图书、博物、档案馆22个,乡村文化中心、文化站也有很大发展。全区有电视转播(含差转)台39座,覆盖率达85%;广播转播台1座,覆盖率达58%,广播机构455个,有线广播村通播率达86.7%;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54个,全年放映12000场(次)以上,观众达489万人(次)以上,极大地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医疗网络基本形成。1993年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29个,床位2571张,卫生技术人员4249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1.2%、70.3%和1倍。人口平均寿命由建国初不到35岁,达到68岁,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体育事业取得优异成绩。1993年全区共有中等体校、儿童业余体校和省级传统项目学校12所,体育人口达40.9万人,体育锻炼“达标”者达11.68万人;等级运动员、裁判员达157人。1990年以来共获国家级以上各类比赛奖牌33枚。今年在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我省高台籍运动员许艳红获4枚金牌、1枚银牌,并打破3项世界记录,为张掖人民争得了荣誉。
  ——不断改善的人民生活。45年来,伴随着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从生活贫困到解决温饱,现在已开始迈开奔小康的步伐。1993年城镇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为2794,比1978年增长3.4倍,年均增加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52元,比1978年增长5.4倍,年均增加48元。1993年城镇储蓄存款余额7.62亿元,比1978年增长53.4倍,年均增长30.5%;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2.13亿元,比1978年增长34.5倍,年均增长26.8%;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671.6元,比1990年增长34.2%。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主要耐用消费品自行车149.7辆、缝纫机71.9架、手表190只、电风扇3.9台、洗衣机28.6台。1993年城镇新建住宅9.77万平方米、乡村62.07万平方米。近年来,各级党政组织想城乡居民之所想,办城乡居民之所需,用极大的精力组织实施农村“小康工程”和城市“安居工程”,效果显著。目前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已达9平方米和24平方米,大大缓解了居民对住房消费的需求。
  社会福利、保险事业迅速发展。1993年全区各类社会福利院63所,床位840张,收养437人。1993年保险业务总收入2029万元,保险储金收入893万元,社会承保金额达19.25亿元。参加财产保险的企业达627户,居民家庭72958户,有215690人参加了各种人身保险,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趋于完善。
  45年来走过的历程是曲折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凝聚着全区人民的辛劳和汗水,也渗透了各级领导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今天,我们又肩负着实现国民经济提前翻两番、率先奔小康的宏伟任务。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前进,走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为我们的母亲——共和国的更加繁荣昌盛,为哺育我们的这片沃土——“金张掖”的更加光彩耀目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九九四年
  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在全区实施“十项工程”建设的通知
  地委、行署决定,在去年已初步实施农村小康建设工程、扶贫开发工程、城市安居工程、双千人才培训工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程等五项工程建设的基础上,今年再组织实施高效农业工程、财政收入台阶工程、城镇建设工程、城镇青年就业工程、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等五项工程建设,共十项工程建设。
  实施十项工程的根本目的和重大意义在于:切实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全党全国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总揽全局的前提下,突出重点,将一批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工作和关键项目,以工程建设的形式具体规划,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形象进度要求,实行目标管理,强化领导和部门责任,集中精力决战攻坚,实现新的突破,以带动全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我区的落实和省委、省政府“提前翻两番、率先奔小康”要求的如期实现。
  十项工程建设,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社会进步;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既包括硬件工程,又包括软件工程;既包括农村工作,又包括城市工作。因此既是可以独立操作实施的单项工程,又是具有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必须明确,这既是地委、行署致力于振兴张掖的重大决策,也是加快改变张掖面貌决心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胸怀全局,心系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去组织实施。
  实施十项工程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为动力,两手抓、两手硬,总揽全局,重点突破,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使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年有一个新变化,三年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
  一是广泛的宣传发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大宣传、大动员,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十项工程建设的内容、目标和基本要求,明确实施十项工程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在上上下下形成共识,把思想统一到地委、行署的决策上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的时代感,自觉地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同心协力,扎实工作,为实现地委、行署的决策而奋斗。
  二是要层层制定规划。各县市、各部门要依据地委、行署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县市的实际和本部门承担的责任,分别制定项目规划和年度计划,确定目标,制定措施,明确要求,并将有关指标分解到乡村、企业,以确保地区规划落到实处。
  三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大力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农村改革,要围绕培育市场主体、创新经营形式、健全市场体系、完善调控体系,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的进程。城市改革,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同时要继续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此为十项工程建设创造发展条件,开拓发展之路,增添发展活力。
  四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实施十项工程建设,不仅需要全区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借助外力为我所用。各级各部门都要进一步贯彻实施地委、行署提出的“三引两出”战略,敞开大门,主动出击,积极寻求上级支持,加强对外联系和合作,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以大开放促进大引进,以大引进促进大发展,为十项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
  五是要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十项工程建设,任务光荣而繁重,必须实行得力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集体领导与分管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统筹安排,协调组织,分工领导负责,选派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班子,拨给必要的经费,做好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要实行目标管理,定任务、定时间、定要求、定期检查考核,实行奖罚、促进工作的落实。要把十项工程建设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干部政绩、决定升迁的重要内容和标准,贯彻于干部的管理工作之中。
  地委、行署要求,地、县市分管各项工程的领导和相关部门,每半年向党委、政府汇报一次进展情况,年终向地委、行署作出专题检查考核报告。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知识出处

张掖地区志 远古——1995 下卷

《张掖地区志 远古——1995 下卷》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志共分三编,内容包括社会民族、人口、宗教、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婚姻家庭、道德风尚、社会风俗、社会陋习、方言、东部裕固语、人物传、人物录、古籍选录、历史文献、红西路军史料、当代文选等,记述了张掖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阅读

相关地名

张掖地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