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领导人文书
  毛泽东致张治中函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注：1949年9月，国民党周嘉彬一二〇军与黄祖勋九十一军西逃至河西地区，张治中在力促新疆和平解放的同时，曾给周嘉彬写信，让他与黄祖勋联系，速派人与人民解放军谈判起义。毛泽东也电嘱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取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并于9月21日致函张治中先生。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国雄伟的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同志在张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大会上的讲话。
  【西宁3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同志于10月2日在张掖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参加世界和平示威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革命，在伟大的人民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经过28年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证明伟大中国人民的勇敢、勤劳和克服困难的坚定不移的毅力，打败了反革命蒋介石匪帮的反动统治，取得了全国基本胜利。现在正勇猛扫荡残余匪军，解放全部中国和迎接伟大和平建设新时期的到来。我伟大的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所渴望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北京人民政协会议上荣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届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国从此雄伟的在世界上站起来了。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匪帮倒下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在统一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我们今天张掖四万余军民，如同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一样，狂欢兴奋的举行庄严的庆祝大会，俄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世界上第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件，解放了俄国包括几十个民族的二万万人民，它给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作出了争取解放的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又打败了德、日、意帝国主义。出现在世界上翻天覆地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中国大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和苏联以及其他许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一切自由和平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无比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挑拨战争的?谋！今天就是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日子，我们警告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你们要战争，那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最后，关于形势说几句话：国民党胡宗南匪军被人民解放军痛歼，残余逃到四川边境去了；马步芳匪军在西宁被歼后，其残部投降了。河西国民党反动派、宁夏匪军残余都已投降。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奋勇前进，解放新疆，解放四川。新疆的反动军队的反动头子叶成、马呈祥，在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英勇进军新疆的面前，以及由于新疆反对他们，士兵厌战而逃走了。陶峙岳将军业已通电求和，表明愿率所部接受毛主席八路军主张与二十四款和平协议，这就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正准备继续奋勇前进，保持和发扬顽强的光荣革命精神，准备和平接收，执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实行共产党为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民主改编投向人民军队等政策，去解放新疆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高呼：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各族平等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主义的爱国精神万岁！毛主席、朱德司令万岁！
  （原载《甘肃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
  给原国民党民乐县长张汝伟的证明信
  兹有原民乐县长张汝伟先生，在我军到达时表示欢迎，并投诚我军。原县政府一切均已保存，准备移交，对我军采取积极支援态度，故令其在此照常供职，以待接收。所有过往我军之一切人员，须遵守纪律，部队需要粮料柴草可同张先生交涉办理为荷。
  军长：郭鹏
  政委：王恩茂
  副军长：顿星云
  主任：左齐（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
  王震将军给张汝伟的手谕
  原国民党民乐县长张汝伟于解放后，率领全部人员各安职守，保护全部国家财产、文件档案未受损失，维护地方秩序安宁，有功于人民。除准备向人民政府办理移交外，该员在本兵团政治部领导下，有继续执行其县长职务的任务，遵奉中国共产党既定政策和人民解放军颁发之约法八章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项政策、法令为要。此谕。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王震将军给张汝伟的证明
  原国民党民乐县长张汝伟于该县解放后，率领全体职员各安职守，保护该城国家财产及文件档案，并于我军进城后积极支援前线。故着其一面准备办理移交，一面照常供职。其家眷现住于张掖合黎街五十七号，应依法予以保护。特此证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解放文告
  进军甘西、宁夏战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二十八日）
  （一）战前情况
  1.继兰州战斗胜利结束后，左路军（一兵团附六十二军）於九月六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青马（步芳）残部被歼或向我投降。敌西北长官公署率九十一军（黄祖勋）、一二〇军（周嘉彬）沿甘新公路窜至河西走廊地区（据息：新疆陶峙岳所属整编四十二师之二三一旅，在我攻兰州前后调到安西、酒泉地区，确否待证）。宁马（鸿逵）□军由企图策应兰州作战改为于中宁（贺兰军马全良）、金积、吴忠堡（一二八军卢忠良）、灵武（十一军马光宗）地区集结，统归马敦静指挥。八十一军（马惇靖）除一部位置靖远，主力亦集结中卫附近。
  2.我军以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除一兵团（欠二军、七军）、二兵团（附野炮团、战车营）沿甘新公路及西（宁）张（掖）公路，以钳形追击河西走廊地区之敌人外，以十九兵团（附三边地区之独立第一、二两师）沿兰宁公路及平宁公路向宁夏挺进，歼击宁马（鸿逵）匪军，凡是抵抗者，必须坚决于以歼灭之，故各兵团进军中须作充分的战斗准备（附图一，略）。
  （二）战斗经过
  1.河西走廊地区：
  二兵团（附野司野炮团、战车营）于九月四日由兰州附近出发，八日进至永登（兵团直）、大通堡、大柳树（四军）、河桥驿、青寺堡（三军）、膳马坪、平城堡（六军）地区集结。九月十一日驻大靖（古浪东）之敌一二〇军一九一师之骑兵团由曲泽兴、王守贤正副团长率全团人马各八百余起义，对于是日开抵松山城受我第六军收编。溃散于永登以西之青马骑八师之二十五团残部人马各一百五十余，亦于十一日向我第四军之十师投诚。十三日我二兵团全线出动，以六军沿甘新公路东侧，取道松山城、大靖、土门子线前进，三、四两军沿甘新公路挺进。十三日三军先头侦察部队进占古浪，敌不支而逃。十四日六军冒雨前进，占领大靖，伪保警队投降。十六日四军侦察部队于武威（凉州）南之李家庄击溃敌一七三师骑兵团一个连后，即占领武威，十七日三军先头二十五团，相继到达武威，敌九十一军骑兵团及二四六师骑兵团共人马各一千七百余，于武威附近向我投诚。十九日三军先头部队进占永昌。二十一日四军先头部队进占山丹，敌联勤第八补给区之监护营及一七三师之溃兵等共六百余人，马三百余匹，于山丹以西之东乐镇向我投诚。
  九月十日第一兵团部率二军由青海西宁附近北进，第五师十二日进占门源，十四日进入祁连山区，遇狂风雨雪，兼以沿途一片荒凉毫无人烟，虽冻死冻伤各百余人，我军
  仍冒奇寒奋勇前进，十五日越过海拔五千公尺的祁连山，十六日进至俄博，残敌兵站十八支队一个排。十七日六时攻占民乐，歼敌骑十五旅旅部及骑三十二团，除毙伤外，俘旅长王子谊、团长黄耀中以下四百余人。十八日进至三堡，击溃企图增援民乐之敌西北长官公署警卫团，直追至六坝，歼敌二四五师之七三五团全部，俘团长唐知仙以下三百余人，毙伤敌二百余。十九日十三时进抵张掖，仅以十余分钟战斗一举攻克张掖（甘州）城，全歼守敌二四五师之七三三团、七三四团全部。俘团长以下四百余人（此时敌人建制部队，大部分被拖垮和逃散），缴获战马四百余匹。我无一伤亡。十九日晚复于张掖截获由山丹西逃之敌一七三师骑兵团，团长欧阳卓视走途无路乃向我投降。二十日敌九十一军二四六师之七三六团王振声、胡腾祥正副团长率全团官兵七百余人于张掖以西之周家庄向我投诚。二十二日二军先头部队进至临泽以南之沙河堡（四师）、威狄堡（五师）一带（此时六师进至俄博）。正准备二十三日续向高台敌军攻击之际，适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赶到酒泉，进行和平谈判，我二军遂于上述地区停止待命。河西走廊地区之敌二十四日正式起义。
  为促进酒泉地区敌军之投诚、起义工作，尤其防止其中反动分子的破坏，我二兵团集中各军所有骑兵（共八百余）组织骑兵支队，另以汽车（共二十余辆）载步兵一个营，携带山炮六门，配合战车营等共同组成快速部队，由三军黄新延军长率领，二十一日由武威出发，二十二日进至张掖，与二军胜利会师后，二十五日进入老君庙油厂，在该厂工人和职员的保护下，完整地接收该油厂，并照常工作，支援解放军用油。我二军第五师一部二十五日以起义之八补给区辎汽团一百辆汽车由临泽、张掖发运至酒泉（肃州），并继续运之玉门（二十七日）、安西（二十八日）各一部。河西走廊地区敌军除周嘉彬、黄祖勋（亦传说逃入敦煌南山）等少数匪首事前乘飞机逃往重庆外，其余敌军如西北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及九十一军、一二零军死残部以及整编四十二师之二三一旅（原驻新疆，按新疆敌军此时均保持整编师、旅的番号）和直属工兵、炮兵等机关部队均起义，听候我军整编。至此，河西走廊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合计歼敌四万余人（内投诚起义三万五千余人）。（附图二，略）
  摘于《西北解放战争史料汇编》
  解放张掖
  1949年9月10日，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北进。第五师为前卫，第六师为后卫，第四师为本队。12日，第五师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连续行军，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沿途荒无人烟，又遇狂风雨雪和冰雹袭击，部队缺乏防寒设备，许多指战员还穿着单衣，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困难。但是，第五师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狂风、大雪、奇寒等严重困难，虽冻死冻伤许多人，仍冒着严寒奋勇前进，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俄博。彭德怀号召全军学习此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接着，第一兵团部和第二军又以28小时的连续行军，于17日6时突然出现于甘肃民乐城下，守敌猝不及防，经1小时战斗，歼国民党军第十五旅旅部及三十二团，毙副旅长董毅，俘旅长王子喧（前文为“王子谊”）、团长黄耀中以下400余人，攻占民乐县城。18日9时，第一兵团先头部队第五师进至张掖三堡（应为民乐），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又于六坝歼国民党军第二四五师七三五团全部，俘团长唐知仙以下300余人，毙伤200余人。为抢占张掖，切断周嘉彬（第一二零军）、黄祖勋（第九十一军）两部退路，先头部队第五师19日又自六坝出动，通过30公里之沙漠，对张掖实行包围攻击，仅经19分钟战斗，即解放张掖。歼守敌第二四五师七三三、七三四团。俘团长、副团长以下400余人，我无一伤亡。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政府山丹县人民政府布告
  政字第壹号
  顷奉
  陕甘宁边区政府令开：山丹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定革命秩序，建立民主政权，兹决定成立山丹县人民政府。任命王怀章为代理副县长，并随令颁发印信。本县遵即于九月二十四日宣告成立，本县长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制定城市政策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之约法八章，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新颁印信。除呈报并分行外，特此布告周知。
  代理副县长 王怀章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山丹县人民政府布告
  政字第叁号
  为保护人民利益，便利城乡物资交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自解放之日起，确定以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为惟一本位币。今后所有物价、纳税、债务以及一切公私往来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支付单位。凡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为掠夺人民发行之伪钞以及银元、铜板等，一律为非法货币。仰我全体军民一体遵行。
  此布
  代理副县长 王怀章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三、区划文件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努字第一二〇号
  中华民国卅八年八月十五日（1949年8月15日）
  事由：为成立甘肃行署并委任各分区行政督察专员由
  各行署主任、直属市长、专员、县（市）长：
  甘肃全省即将解放，为加强领导，兹经本府决定成立甘肃行政公署。兹将该行政区之区划及各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分别公布：
  一、行政区划：
  ①兰州直属市辖兰州市区及皋兰县；
  ②庆阳分区：辖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华池、曲子、镇原、环县等八县；
  ③平凉分区：辖泾川、化平、灵台、崇信、华亭、固原、庄浪、隆德、平凉等九县；
  ④会宁分区：辖会宁、榆中、定西、静宁、景泰、靖远、海原、西吉等八县；
  ⑤临夏分区：辖临夏、和政、夏河、宁定、永靖、康乐、洮沙、临洮等八县；
  ⑥岷县分区：辖岷县、临潭、卓尼、会川、漳县、渭源，陇西等七县；
  ⑦武都分区：辖武都、成县、文县、康县、西固、西和、礼县等七县；
  ⑧天水分区：辖天水、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徽县、两当、通渭等八县：
  ⑨武威分区：辖武威、永登、古浪、民勤、永昌、民乐、山丹、张掖等八县；
  ⑩酒泉分区：辖酒泉、金塔、鼎新、高台、临泽、安西、玉门、敦煌、肃北等九县。
  二、委任安振为天水分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光亚为副专员；赵希敏为武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吴治国为副专员；刘仁达为岷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赵玉文为副专员；马尔沙为临夏分区行政督察专员；白炳忻为会宁分区行政督察专员，陆为公为副专员；刘永培为武威分区行政督察副专员；周仁山为酒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李生华为庆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
  此令！
  主席 林伯渠
  代主席 刘景范
  副主席 杨明轩
  甘肃省人民政府 命令
  秘字第082号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事由：关于本省行政区划及领导隶属关系之确定
  主送机关：（略）
  本省行政区划及领导隶属关系，经本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呈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确定如下：
  （一）决定取消张掖、岷民县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并为八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计庆阳、平凉、天水、定西、武都、临夏、武威、酒泉等八个专区，并直辖兰州市、夏河县、卓尼自治区。（张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1950年元月设立，原文待寻）
  （二）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之县、市确定如下：
  1～6略
  7.武威专区辖武威、张掖、民乐、山丹、永昌、古浪、民勤、永登县、天祝自治区。
  8.酒泉专区辖酒泉、临泽、高台、金塔、玉门、敦煌、安西、鼎新县、肃北自治区、额济纳旗（暂代管）。
  （三）略
  （四）张掖、岷县两专区及拨归各专区新辖各县、市，应由原辖专区立即进行移交，
  并限于六月十五日前交接完毕。除财经手续外，尤其对于各地工作情况及干部状况，必须详细交代清楚。特别是岷县专区，治安情况复杂，应配备强有力的干部与适当的武装。
  （五）区、乡区划问题，除庆阳老区外，一般的暂可不动；尤其民族间有关的地区区划问题，要特别慎重从事，在目前暂以维持原来行政区划为宜。凡经协商已合并而无问题者，可予合并，不再变动。个别特别不合理的飞地，应经详细调查，了解其历史状况，经多方协商妥当后，再行调整。反对强迫命令、粗枝大叶作风。
  上述各点，希接令后，切实遵照执行为要。
  此令！
  主席 邓宝珊
  副主席 王世泰 张德生 马鸿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同意将酒泉和武威两专员公署合并
  改设张掖专员公署给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
  （〔55〕国发酉19号）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1955年9月30日报告悉，同意以下专员公署的合并：
  （一）略
  （二）酒泉专区与武威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专员公署设张掖县。
  其他区划变更问题根据前政务院关于处理行政区划变更事项的决定，由你省自行决定。并于各项变动执行后，将执行日期及情况报内务部。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合并和调整本省几个专区行政区划的方案
  国务院：
  目前本省有些专区的行政区划，已逐渐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了便于加强具体领导和进行全面的经济规划，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拟根据本省各地特点，对几个专区的行政区划作如下的合并和调整：
  （一）略
  （二）将酒泉专区与武威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专员公署设张掖县（暂设酒泉县，俟准备就绪后再行迁往）。这两个专区一向统称“河西走廊”，同是平原灌溉区，也是新的工业建设重点地区。合并为一个专区以后，就可以更好地进行全面的经济规划，统一组织支援工业的力量，统一安排大型水利灌溉，开垦荒地，举办国营农场，发展新的植棉区，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工作，克服过去由于行政区划不够合理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三）将武威专区的永登县、景泰县，天水专区的通渭县、陇西县及省直辖的皋兰县，划归定西专区。因为以上几县都是干旱区，经过这样调整后，就基本上将干旱丘陵沟壑地区纳入一个专区的范围以内，更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逐步改变干旱面貌，克服以往由于将干旱区分归几个专区而产生领导上的困难。
  （四）（略）
  （五）（略）
  （六）以上合并和调整工作的进行和步骤，拟于十月开始，十月以前先完成专区机关的合并；专区事业和企业单位的合并工作，最迟须于十月底以前完成。至于调整区划的工作，由各有关专署责成各有关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然后进行移交，十月底以前交接完毕。
  （七）对于庆阳专区，武威专区和酒泉专区现有的干部，将分别研究予以适当配备。由于专署今后任务主要是督导检查，因此，新成立的平凉、张掖两专署机构拟先行精简，编制拟为70人，不再按现有的专区编制配备，以免将来再次精简，浪费力量。至于所余于部拟分别调配，充实县以下的领导力量。
  （八）为了加强对合并工作的领导，拟由民政厅及各有关部门会同酒泉、武威专署和平凉、庆阳专署，分别组成办公室，具体负责合并工作。进行区划调整的各专区，不成立办公室，由各有关专署派定负责干部，会同办理交接工作。至于有关合并和调整工作中应注意的各项问题，将由省人民委员会详细指示各地。
  以上方案，经提本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研究，请审核批发。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印章）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为通知张掖专署成立日期由
  （55）厅秘字第1541号
  主送机关（略）
  张掖专署已于1955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暂在酒泉县办公。原酒泉专署与武威专署同时撤销。特此通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成立张掖市筹备委员会的通知
  （56）会民马字第1155号
  张掖专署并转张掖市甘肃省委工作组薛剑英同志：
  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第一项的规定，经本会第9次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张掖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张掖市的设置工作。兹将有关张掖市筹建工作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张掖市筹备委员会应于8月份正式成立，由本会直接领导。筹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设委员9人至13人，并设主任、副主任各1人。
  （二）筹备委员会所属的办事机构，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2条规定和实际需要，暂时设立计划委员会、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业局、商业局、财政局、交通局、公安局、城市建设局、办公室、民政局、粮食局、劳动局、监察局、检察院、人民法院、卫生局等机构，全部编制名额暂定为200名，其余机构，以后逐渐成立。
  （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应即召开会议，通盘安排工作，详细研究区划范围等，并于今年年底以前将筹备工作情况、市的区划、地图及基层组织等报告本会转报国务院审核。
  （四）张掖市筹备委员会印章由本会制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省政府确定肃南裕固族自治区领导范围
  事由：为确定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范围希办理接交具报由。
  我省新建相当于县级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在原高台县第六区红湾寺正式成立，并由酒泉专署直接领导。兹决定其管辖范围为原酒泉县的祁明区、高台县的第六区、张掖县的康乐区。上述地区，自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日起，正式划归该自治区领导，希酒泉、武威两专署，协助酒泉、高台、张掖县人民政府及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办理交接手续，并将接交情况及划拨地区之人口、土地及有关基础材料报由酒泉专署核报本府，以凭核转备案。
  主席 邓宝珊
  副主席 张德生 马鸿宾 霍维德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酒泉区专员公署报告
  民政字第四八三号
  事由：为报请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
  主送机关：甘肃省人民政府
  祁连山撒里维吾尔族自治问题，经各级人民政府积极协助，组织工作组深入乡村、大力宣传加强民族团结、推行区域自治等政策，益在本年七月十日至十八日由专署召开的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与各族各界头人及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后，于七月十七日推出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该自治区经协商拟定名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根据省上指示，为相当于县的民族自治区；由现在的张掖县康乐区（张掖县的协和乡、民乐县的祁连乡不包括在内）、高台县第六区、酒泉县祁明区（酒泉县临水区黄泥堡乡的一部分撒里维吾尔族不包括在内），共三个区的撒里维吾尔族、藏族、汉族、回族、蒙族、土族、撒拉族等七种民族组成，计撤里维吾尔族六三八户、三三七八人，藏族二九四户、一六六一人，汉族三百一户、一二六九人，回族三八户、一七七人，蒙族四二户、一三〇人，土族一〇户、五八人，撒拉族一户、五人，共计一三七四户、六六七八人，并暂以上述三个区现在的界线为自治区的界线；自治区人民政府设于现在高台第六区的红湾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经座谈会推选出安·官布什嘉为主任，乔生义、马老藏、安进朝、郭怀成、贺遐志五人为副主任，堪布喇嘛、乔步义、强国勇、苏道赛吉、安立贤、马有德、蔡生久、王成、屈占贞、佘登元、安立太、李寿山、索成林十三人为委员。
  兹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简历表及定名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的说明附后（区属机关不附简历表）请一并审核批示。
  专员 张子宪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名称的说明
  祁连撒里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名称，经这次祁连山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酝酿讨论，因自治区位于肃州之南，故拟定地方名称为肃南。所加用民族名称撒里维吾尔问题，经这次讨论，该族解放前称为七族黄番，解放后因其本族中个别人提议，中央核定为撒里维吾尔族之后，其本族中意见很多，大家不愿称为撒里维吾尔族，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该族信仰喇嘛教、不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如称为撒里维吾尔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经讨论结果，按该族实际称呼，译为汉话，应为裕固尔，但大家一致意见，不加“尔”字，只称“裕固”。所以拟定自治区的全称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在中央未批准前，该民族仍称为撒里维吾尔族。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将民乐县的祁连、友爱、协和三个民族
  乡划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领导的批复
  甘民卫字第0678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乐县人民委员会：
  民乐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12月12日（58）民政字第184号报告及1957年3月8日（57）民政字第008号报告均收到。同意将民乐县的马蹄区，包括祁连、友爱、协和三个民族乡，面积约3100多平方公里，共有居民332户，1618人，全部划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领导。希即办理接交。接交后将接交日期、经过及情况报本会备查。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肃南、民乐县人民委员会
  关于民乐县马蹄区划归肃南自治县的协议书
  （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通过）
  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圆满地实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肃南、民乐两县人民委员会根据马蹄区上层人士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报请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民乐县马蹄区所辖祁连、友爱、协和三乡全部划归肃南自治县领导。为此，双方于1957年6月2日至4日在民乐县城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在互相谅解、充分协商的气氛下，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循。
  一、肃南、民乐两县界限，以马蹄区和民乐县其他农业地区原定界限为界限，不更动、不另划。马蹄区境内居住的汉族群众（包括药草洼、长岭、黄草沟、大泉沟等地）均划归肃南，目前若群众思想不通，宜积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待条件成熟，再行接交。
  二、马蹄区以内所有机构包括供销社、森林经营所、银行流动组、学校及其他工作人员76人，全部移交肃南县接管。三、民乐在马蹄区境内酥油口、河牛口、大小都麻、大泉沟以西各沟等地小型开采煤炭应经过肃南批准，并服从管理，照章纳税。肃南自治县对民乐开采煤炭的要求在不影响草原、森林的原则下尽可能给予方便。
  四、民乐农区牲畜在马蹄区放牧须征得肃南自治县的同意，办理放牧手续。但还须适当照顾历年放牧习惯和现状。民乐放牧群众遵守草原管理制度和放牧、代牧规定。
  五、民乐群众在马蹄区境内采取农具用材和采伐，应事先作出计划，交肃南批准后发给入山证采取，但不得破坏森林。
  六、民乐县农民耕种马蹄区藏民的土地，应从现状出发，在有利生产、不破坏草原（禁止开渠、挖垡子）的前提下，双方群众自行协商解决。
  七、民乐群众在肃南境内经营各种副业，区、乡政府尽可能给予方便。
  八、马蹄区农牧民所需生产、生活资料及建设劳动力，办理手续，民乐继续供应和支持。
  九、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政府协商修订。
  十、本协议由张掖专署批准之日起生效。
  肃南自治县县长 贺遐志
  副县长 马老藏
  民乐县县长 刘全德
  民乐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阿其堪布佛
  张掖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郭怀成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撤销甘肃省临泽县的决定
  （1958年2月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1次会议通过）
  议字第11号
  国务院批准甘肃省人民委员会1958年1月14日关于撤销临泽县建制的报告，并决定：
  撤销临泽县。将该县所属的沙河、新华、大寨、小屯、花园、五泉、倪家营、梨园、新民、明永等十个乡划归张掖县领导，将蓼泉、新工、双泉堡、小新、平川、四坝、三坝、板桥、明沙堡、鸭暖等十个乡划归高台县领导。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临泽县建制的报告
  甘民邓字第0047号
  国务院：
  据我省张掖专署1957年7月15日政建字第962号报告并转报临泽县人民委员会的1957年5月8日（57）民政字第157号报告，提出撤销临泽县建制的意见。撤销后计划将该县所属的沙河、新华、大寨、小屯、花园、五泉、倪家营、梨园、新民、明永等十个乡共54807人的地区划归张掖县领导，新的张掖县由现有的28万多人增加为34万多人，面积约4千多平方公里；将该县所属的蓼泉、新工、双泉堡、小新、平川、四坝、三坝、板桥、明沙堡、鸭暖等十个乡共49450人的地区划归高台县领导，新的高台县由现有的11万多人增加为16万多人，面积约5千多平方公里。各个地区的情况和撤销临泽县的理由大体是：
  一、临泽县位于河西走廊的中心，共2362平方公里，104257人，历史上的隋、唐、五代时期该县均属张掖县，宋代时属高台县，明代时属张掖县，到〔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设为抚彝厅，至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初期改名为临泽县。解放后临泽县的建制未变，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有了新的经济基础，社会面貌起了根本变化，铁路、公路横贯该县，现有的20个乡，半数可通汽车，并有电话、有线广播等设备。因此，撤销临泽县是有条件的，撤销后不仅不妨碍对农村的领导和生产，而且按国务院关于“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减少层次”的精神，还可抽出大批干部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力量。
  二、张掖与临泽县原有地界插花，领导不便，张掖县小河滩、沙井子两乡共17694人的地区处于临泽县新民、明永两乡和沙河、花园、倪家营乡之间，而临泽县新民、明永两乡6609人的地区插于张掖县小河滩、沙井子和乌江等乡之间，小河滩乡部分村庄和居民距临泽县城（沙河堡）不到半里，部分居民插花在临泽县倪家营乡的倪家营、上营、下营等地，不少地方界线不明，村庄混淆，双方干部往往有越界工作情况。
  三、在水利上，临泽县的蓼泉、三坝、四坝等十个乡，农田紧靠黑河，全灌黑河水，渠道与高台县部分渠道并列，距高台县较近。临泽县的沙河等十个乡，系梨园河、黑河总口及泉水灌溉区，沙河渠、明永渠（明麦、永济、溢源三渠）源于黑河总口莺嘴崖（属张掖县），经过张掖县境120多华里，和张掖县的上下沤波渠系一道干渠，又有梨园河水系的十六渠，源于临泽，其中属于张掖的三道渠又系上游。由于渠道纵横交错，历史上常有纠纷，按前述意见调整后，就可根本上消除历来的水利纠纷，以利扩大灌溉面积。
  根据上述情况，经本会第18次人民委员会研究，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
  同意撤销临泽县建制，将所辖地区分别合并于张掖、高台两县，特报请审批。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临泽县的通知
  甘办鲜字第0221号
  临泽县建制已经于1958年2月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1次会议通过，予以撤销。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该县所属的沙河、新华、大寨、小屯、花园、五泉、倪家营、梨园、新民、明永等10个乡，划归张掖县领导；将蓼泉、新工、双泉堡、小新、平川、四坝、三坝、板桥、明沙堡、鸭暖等10个乡，划归高台县领导。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关于撤并县、市建制的请示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便于消灭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对县、市合并为市建制的调整提出如下意见：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张掖专区：
  1撤销古浪县，将古浪一部分划归天祝，一部分划归武威（包括双塔）；
  2.撤销民乐县，将民乐县与山丹县合并为山丹县；
  3.撤销张掖县，成立张掖市。
  张掖专区各县、市合并调整后，尚有武威、民勤、永昌、山丹、高台、安西、敦
  煌、阿克塞、肃南、肃北、天祝11个县。
  五、（略）
  六、（略）
  全省原有69个县、市，合并调整后共有37个县，4个县级市。
  全省有兰州、玉门、白银、酒泉、张掖5个省辖市。关于白银市、玉门市、酒泉
  市、张掖市的领导关系问题，仍按省委1958年10月24日决定：白银市委托定西地委领导，玉门市、酒泉市、张掖市委托张掖地委领导。
  妥否，请批示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印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天祝藏族自治县所属祁连人民公社划归肃南移交报告
  根据上级党委批准，将我县所属祁连人民公社以托巴乡为界划归肃南，经过宣传教育，酝酿讨论，该公社各族群众没有意见，积极拥护，我们也完全同意。现将祁连公社基本情况报告于后：
  祁连人民公社的自然状况，系一不规则的长方地形，高寒地带，地区辽阔、居住分散的农牧业结合区。全社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东南长200公里，南北宽50公里，草原面积5140平方公里，即3855000亩；森林1600平方公里，即12万亩；石山、河川3160平方公里，即237万亩。该公社东至武威县古城公社，西接皇城滩，南连哈西（溪）公社，北靠武威县新华公社。境内有南岔、毛藏、冰沟、大水、图塔、白水六条河流，水源丰富，并有红沟、石板沟、西沟、宽沟、禧沟、泉水沟、岔儿沟、泉尔沟、河沟、边沟十条沟地。干旱泉水：有坡塔阳洼、寨子滩、青大坂、毛大坂、大小布儿直、大小西沟、冰沟10块草原，草质很好，还有大毛、减岁白阳洼、红羊沟、前后石碑6处山林。这些地区，草原丰美，森林茂密，适应畜牧业发展，但该公社紧靠祁连山，气候较寒，一般常见的有霜、旱、雹、蝗等自然灾害，因此全社99.9平方公里，即74839.5亩山旱地，除极少部分可种油籽外，90％以上适应种青稞、豌豆、燕麦等作物。
  祁连是个多民族的公社，有藏、汉、回、土四种民族，共1583户，9718人，其中男4963人，女4755人。按民族分：藏族224户，占总农牧户的13％，1431人，占总人口的14.7％；汉族1346户，占84.2％，8190人，占80％；土族7户，占4％，75人，占0.8％；回族6户，占0.40％，22人，占0.3％。
  该公社现有邮电所1处，卫生所2处，贸易商店2处，营业所2处，粮站1处，兽医分站1处，牧场5个，林场1所，完小2所，初小11所，内有藏文初小2所，社办初小5所；共有学生1442人，其中藏族313人，土族11人，回族9人，汉族1110人。共有各类干部110名，其中党政群政法系统36人，财贸系统32人，工交2人，林牧系统16人，文教卫生系统21人，另有勤杂2人。
  该公社是由原来的托巴、沙马、旦马、绿述、南山、泱翔、铧尖7个乡合并而成的，内有南山乡，经过了土改，1956年底，由武威划归天祝，其他乡未经土改。1955年开始组织了互助组，1958年6月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11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现有托巴、边沟、绿述、杏述、沙马、旦马、泱翔、铧尖8个大队，27个生产小队。由于公社化的实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目前积肥117635万斤，运肥12187亩，产绵羊羔5522只，成活率96.5％；产山羊羔457只，成活率94.3％，并搞副业收入达19857元。从1958年12月开始整社，现已进入分配阶段，计划赶月底基本结束（上述各项除公安工作另有单行材料外，其他详见附表）。
  1.经双方研究移交前由专署统一分配的各项任务：
  公粮超额6784斤，购粮尚缺10843斤，3月份以前粮食外调任务为80万斤，油籽任务为80万斤，尚缺38.755万斤，扁豆为6万斤，尚缺36000斤，军用马其中祁连25匹。1959年国营林业生产出木料7000立方米，税收、木材外调等均由祁连公社如数完成，移交以后各项任务专区统一向肃南布置，以前分配给祁连公社的农具、农药、化肥如数给祁连。
  2.原天祝哈西公社所属龙滩、扎提、延禧三个大队的大小牲畜约16000多头（只），历年在祁连交界的小毛藏、华山、车龙一带四季放牧，经双方研究同意，今后暂可在原地放牧。
  3.行政领导关系，自交接之日起（1959年2月24日）由天祝领导办理交接手续，于28日交接完成，从3月1日起正式由肃南自治县领导。
  4.在托巴大毛藏河上备建桥材料，木材136立方米，铁件100斤，作为移交。
  督交机关：张掖专署
  接交机关：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
  移交机关：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
  关于划分专、县、市意见的报告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经专署行政会议讨论决定，现行张掖专区，拟划为如下三个专区。即：
  武威专区，管辖武威、民勤、永昌、古浪（从现行天祝县划出）及天祝自治县，五个县。专区设在武威县城。
  张掖专区，管辖张掖（现行张掖市改建县）、山丹、民乐（从现行山丹县划出）、高台、临泽（从现行张掖市、高台县划出）及肃南自治县，六个县。专区设在张掖县城。
  酒泉专区，管辖敦煌、安西、金塔（从现行酒泉市划出）县、肃北、阿克塞自治县及玉门、酒泉二市（改建为县级市），共7个县市。专区设在酒泉市。
  原鼎新县建制不恢复，特报请指示。
  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印章）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文件
  甘字第236号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调整
  专区、县（市）行政区划的报告
  国务院：
  几年来，我省专区、县（市）的组织规模，经过多次合并、调整，变化很大。解放初期，全省有十个专区，一个专区级市，七十四个县（市）。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全省调整为现在的四个专区，两个自治州，五个专区级市，四十一个县（市）。两年多的实践证明，调整、合并后的专、县组织规模一般都有些过大，在行政领导、管理生产、组织与安排人民经济生活等方面颇感不便。为了利于加强领导，利于发展生产和利于民族团结，专、县（市）一般均以恢复公社化以前的建制为宜。现根据各专员公署，各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对参照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土地面积、民族关系和历史习惯等情况，经省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决定对专区、县（市）行政区划作如下调整：
  一、关于县、市区划的调整：
  ……
  18、设立民乐县，以山丹县的部分行政区域为民乐县的行政区域，县治设原民乐县城。
  ……
  20、设立临泽县，以张掖市、高台县的部分行政区域为临泽县的行政区域，县治设沙河堡。
  21、设立张掖县，撤销张掖市，以张掖市的部分行政区域为张掖县的行政区域，县治设张掖县城。
  ……
  29、将酒泉、玉门两专区级市改设为两县级市。
  二、关于专区、自治州、市的区划调整：
  1、设立五个专区及其所属县（市）：
  ……
  酒泉专区（设酒泉市）：领导金塔、安西、敦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五个县；酒泉、玉门两个市。
  武威专区（设武威县）：领导武威、民勤、永昌、古浪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五个县。
  2、原专区、自治州、市及其所属县（市）：
  张掖专区（设张掖县）：领导张掖、临泽、高台、山丹、民乐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六个县。
  ……
  以上共设立五个专区，三十七个县、自治县，撤销一个专区级市、六个县（市）、自治县。这样调整，将现有的四个专区、两个自治州、五个专区级市、四十一个县（市）、自治县，调整为九个专区、两个自治州、两个专区级市，七十四个县（市）、自治县。
  以上报告，请予审批。
  1961年8月24日
  国务院关于恢复甘肃省正宁等三十六个县、自治县，设立迭部县和撤销西礼等六个县、自治县、市的决定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14次会议通过）
  议字第40号
  ……
  29.恢复临泽县。以合并于张掖市和高台县的原临泽县行政区域和张掖市部分行政区域为临泽县的行政区域。
  30.恢复张掖县。以合并于张掖市的原张掖县部分行政区域为张掖县的行政区域。
  31.撤销张掖市。
  ……
  关于将临泽县几个公社、队划归
  张掖县管辖的决定
  张掖、临泽县人民委员会：
  为了便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经研究决定：将临泽县所辖兴隆、小河滩、西六三个公社，除西六公社的江淮、新民两个大队和小河滩公社的新丰、西头两个大队仍归临泽县管辖外，其余行政区域和区域内的商店、学校、卫生、水利等企、事业机构一并划归张掖县领导。希望张掖、临泽县人委接此通知后立即办理交接手续，部署工作，加强领导，以防影响生产。并请将交接结果报告专署。
  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国务院关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行政区划问题的批复
  国发〔1972〕59号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并青海省革命委员会：
  1972年5月22日报告收悉，现将有关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行政区划问题，批复如下：
  一、皇城区仍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关于祁丰区划归嘉峪关市和酒泉县的问题，须征得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二、裕固族群众因1959年搬迁而形成的“两户头”，同意你们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由政府帮助他们搬到一起，对仍想返回原籍的群众，要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切不能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同时还要妥善安置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皇城区和四邻的关系问题，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通过实地勘察，参照原有协议和放牧习惯，充分协商，妥善解决。
  三、甘、青两省的边界，应根据原来中央批准的协议和方案执行。要教育双方边界干部与群众互谅互让，加强团结，有问题的地方协商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肃南县
  原祁丰区及四个公社仍归肃南县管辖的通知
  甘革发〔1972〕90号
  张掖地区、酒泉地区、嘉峪关市革命委员会：
  关于肃南县原祁丰区的归属问题，根据该区多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省革委会决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祁丰区及下属的四个公社，1971年10月23日即划归酒泉县的祁林、祁连两个公社和划归嘉峪关市的祁青、祁文两个公社，仍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恢复祁丰区建制。由张掖地区、酒泉地区、嘉峪关市协商交接，并向群众宣布，作好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望接此通知后贯彻执行，并将交接结果报省备案。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甘肃省调整
  部分行政区划给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批复
  （85）国函字66号
  你省1984年12月28日《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补充报告》收悉。同意你省：
  ……
  三、撤销张掖、酒泉两县，设立张掖、酒泉市（均为县级市）。以原张掖县、酒泉
  县所辖的行政区域分别为张掖市、酒泉市的行政区域。
  ……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
  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
  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
  国发（1986）104号
  国务院同意……甘肃省张掖市等38个市、县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附：①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38个）
  上海 天津 沈阳 武汉 南昌 重庆 保定 平遥 呼和浩特 镇江 常熟 徐州 淮安 宁波 歙县 寿县 毫州 福州 漳州 济南 安阳 南阳 商丘（县） 襄樊 潮州 阆中 宜宾 自贡 镇远 丽江 日喀则 韩城 榆林 武威 张掖 敦煌 银川 喀什
  ②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中关于“甘肃省张掖市”情况的介绍：
  〔张掖]张掖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中部，水草丰茂、物产富饶，因有“金张掖”之称。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设河西四郡以来，张掖一直是通往西域和欧亚各国“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现存的文物古迹丰富，有大佛寺、木塔、西来寺、鼓楼、大土塔、黑水国汉墓群等。大佛寺内的大卧佛身长34.5米，为全国最大的卧佛。市内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民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9年3月20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9年5月4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
  第二条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甘肃省辖区内裕固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红湾寺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是国家的一级政权机关，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团结、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资源特点，坚持“以牧为主，发挥畜矿优势，实行开放开发，振兴肃南经济”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根据本县实际，有权制定适合本地特点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若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裕固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裕固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县长由裕固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和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工作中，要尽量配备裕固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汉语言文字。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审判机关。自治县的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裕固族公民。自治县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和检察案件的时候，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自治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少数民族当事人案件的时候，合议庭中应有少数民族的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第四章 职工队伍建设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内，结合本县实际，确定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工招干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可招收农牧村中符合条 件的人员，对农牧村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青年给予照顾。上级国家机关和非本县的机关单位在自治县境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时，优先招收本县的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对本县编制内的职工自然减员，由自治县自行补充，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建设事业的需要，在各民族中大力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且重视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从外地录用、招聘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建设事业。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高寒边远的实际情况，对本县职工的工资、福利、防寒取暖、疾病治疗、探亲休假、离退休安置等给予优惠待遇。对长期在自治县工作或做出突出成绩的职工、科技人员给予一定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奖励。
  本条 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实行。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审批农业户口转城镇户口。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五章 经济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实际，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 件，自主地安排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省计划内地区名下单列。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和保护县内的土地、草原、森林、矿藏、水流和珍稀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侵占、买卖和破坏。自治县根据法律规定和统一规划，对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由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国家机关和外地单位在自治县境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进行建设时，要尊重自治县的自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照顾本地方的利益。
  上级国家机关和外地单位隶属的在本县境内的企业，在上缴的利润或所得税中，按规定要给自治县返还百分之九。返还部分，不列为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县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由自治县自行安排使用。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入才、技术、资金和设备，开发当地自然资源，兴办企业，加快经济发展。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和联营经济。自治机关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行牧、农、林、副结合，牧工商综合经营，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的草原除外。全民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草原，由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其使用权。谁承包，谁管理，谁建设，谁受益。
  自治县境内集体所有的牲畜作价归户后，实行户养户有，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鼓励农牧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牧区双层经营制。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实行“以牧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牧业生产方针，制定草原建设规划，兴修草原水利，扩大围栏种草面积，开辟边缘草原，逐步建立、完善饲料生产加工体系。对饲料生产耕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允许转包和联营，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自治县严禁在草原上开垦荒地，凡海拔过高、坡度较大，不宜耕种的土地和林间耕地，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还林。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商品畜牧业，合理调整畜群结构，加快畜群周转，变生产型畜牧业为生产经营型畜牧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引进、推广优良畜种，巩固、提高和发展细毛羊，把本县逐步建设成为“甘肃高山细毛羊”基地之一。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加强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兽医服务体系，充实畜牧兽医工作队伍，实行有偿服务，逐步推行技术承包制和畜禽保险制，鼓励、保护集体和个人开办兽医诊所。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境内的森林资源属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的除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以及个人所有的林木，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其所有权或使用权。
  自治县境内的森林，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由自治县自主地管理、保护和经营。
  自治县境内的森林属水源涵养林，自治机关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自治县境内宜林的荒山、荒地分别划给乡、村、户和企事业单位种草种树，谁种谁有，使用权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本县贫困地方加速经济文化建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不断发展地方工业，深化企业改革，政企分开，引进竞争机制，加快技术改造，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自治县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加快发展采矿业及农、牧、林、矿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民族特需品的生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帮助乡镇企业解决技术、资金、信息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在信贷、税收和矿产资源的分配上给予照顾。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和发展城乡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经济和各种经济联合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积极进行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积极参与市场调节。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按照民族贸易体制，享受国家提供的流动资金、低息贷款和价格补贴的特殊优待。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积极扶持牧民发展多种经营，在技术、资金、加工、储运、购销、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对畜产品和农牧副、土特产品除实行合同定购外，一律放开购销。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事业，发展出口商品，建立出口创汇产品基地，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按规定省、地集中掌握的部分，由自治县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县属企业、事业单位，上级机关如需改变其隶属关系时，应事先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城镇建设和农贸市场建设，合理规划，加强管理，改善服务设施，鼓励农牧民到集市开店办厂，摆摊设点，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速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快边远山区公路、乡村道路和桥梁的建设，严格管护现有道路、桥梁、涵洞、路标等设施，鼓励集体和个人办理客货营运。
  自治县积极发展邮电事业，加快城乡邮电通讯网的建设。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自治县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加强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第六章 财政管理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县财政的自主权。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凡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和使用。
  自治县要广开财源，增收节支，财政收入多于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五年不变；在收入不敷支出时，报上级国家财政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和预备费，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包干基数确定后，由于上级国家机关在体制、政策方面的重大改变或遇有特大自然灾害，收支发生重大增减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予以调整。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县实际，逐步建立乡、镇财政。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管好用好各项资金、基金和专款，严格财经纪律，并受审计监督。
  自治机关对本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信用社积极开展存贷业务，实行多存多贷，存放利率允许参照人民银行规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
  自治县允许民间借贷。经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机构，吸收股金，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第七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深化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民族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幼儿教育，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在各种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举办民族班；民族中学以及在边远、贫困、居住分散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助学金待遇。
  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和长期居住在自治县内的汉族考生，根据国家规定，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生时，享受录取标准和条 件方面的照顾。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职工自学成才。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尊重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 件，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做出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教育投资，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高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及公用费用逐步增长，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用于实施义务教育。鼓励和提倡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个人集资办学或捐资助学。
  自治机关重视校园建设，切实保护学校财产，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场地和设施，不得挪用、截留、扣减教育经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各级各类科技服务体系，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重视实用技术人才的培训，因地制宜地引进和推广科技成果。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积极发展具有裕固族和其他民族特点和风格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遗产，编修地方史志。
  自治县积极发展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强民族医药学的研究和应用，做好地方病、传染病和各种疾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自治机关健全和充实县、区、乡、村四级医疗卫生网，加强卫生队伍建设，保障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集体和个人开诊行医、开设药店，须经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民族体育事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各种体育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增强人民体质。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婚姻、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关心残疾人的生活，办好社会福利事业。
  自治县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本县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民族宗教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教育，教育各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特殊问题时，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和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充分协商，妥善解决。
  自治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民族团结和各项建设事业中做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帮助聚居在本县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民族乡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机关对聚居、散居在本县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按照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予以照顾，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
  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家庭婚姻、干预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自治机关对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政策和爱国守法教育，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团结宗教团体和宗教职业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每年八月一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全县放假一天。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四、经济文献
  中共张掖地委关于做好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分配工作的指示
  玉门、酒泉市委、各县委、各公社党委并报省委：
  全区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收益分配工作，即将全面开展。正确搞好分配工作，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公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已经进行分配工作的六十四个公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干部群众还有许多参差不齐的看法，较为普遍的是：有些干部对搞好分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现在社里存款不多，分不分油水不大”，“分配工作复杂”，存在着怕麻烦，草率从事的思想。不少群众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不深，有的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存在“平均”主义思想，主张拉平分配；有的人口少劳力多的社员，斤斤计较，怕自己吃亏，主张连伙食供给部分，也要按劳计算。这些思想，若不迅速澄清，把分配工作做好，不仅会影响当前社员的生活安排，而且也会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为了切实做好1958年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省委指示精神，作如下指示：
  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成分有所扩大，并且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由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有些人主张劳动工分“一风吹”的做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还有人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增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斤斤计较劳动和报酬的绝对等价交换，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
  目前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吃饭不要钱，定期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结合的分配制度，它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执行这种分配制度时，必须统一按劳分配的认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社员从政治上和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发展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生产是分配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人民公社进行收益分配的目的。①不仅是合理分配社会产品，改善社员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分配，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②搞好分配，不仅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有利于公社巩固和社会相互之间的团结，有利于社员积极性的更大发挥。这两条，是衡量分配工作搞得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志。因此，在整社第二阶段，必须把生产、分配同时搞好。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增长社会财富，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分得更多的产品，改善生活。
  三、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全面观点出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
  的关系。在今年普遍增产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必须遵照省委关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原则第二条规定精神执行，要求作到：既能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适当地扩大公社的积累，又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并使其余的社员也不致减少收入。因此，各地对原来确定的积累和消费比例进行一次检查，扣留比例偏高或偏低的，应根据社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情况，在积累部分应占纯收入30～40％之间，加以适当调整。增产突出的社，积累部分可以适当提高一些；个别减产、平产和增产不大的社，积累部分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尽量使这类社的社员收入不比去年减少。这样，就可保证国家和公社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就可以使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部分逐年有所增加，对争取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利的。
  四、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分配方式也随着变化。1958年的分配是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为了便于照顾差别，摸清生产收入底细，安排粮食和工资，给今后以公社为单位分配打好基础，1958年确定以原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已按大社分配妥当的，可不再变动，但必须作好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在分配中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确定工资和供给标准。要以1958年生产水平为依据，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在分配给社员总额中各占多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目前，工资宜低不宜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工资逐步提高；供给范围不宜过宽，以实行粮食供给和伙食供给为宜，即吃饭不要钱，生产条件较好的公社，可以把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指五保户）的吃饭、穿衣、医疗，部分或全部包起来。
  在本社上学的学生，由公社供给粮食和伙食费，在外地上学的学生，伙食费由公社按学校规定标准按月供给，本人的学费由学生家庭、学校助学金或勤工俭学收入，予以解决。
  （二）核实1958年度的总收入。分配时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即为纯收入，再从纯收入中，留下积累部分（包括国家税收、社的公积金、公益金、机动资金）外，其余作为社员分配部分。
  社员个人分配部分，应分作两部分处理：一部分作为自食堂成立起至1959年6月底前全社的粮食、伙食供给（包括在校学生）和工资，如包有其他费用的（像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的穿衣、医药待遇等），也应同时扣除。其余部分，作为社员1958年9月前劳动工分的现金收入。为了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也不致于减少收入，对于扣留的工资部分和所包费用，应根据社的生产收入情况，研究确定扣一部分或全扣，不足部分公社应组织商品生产和副业生产，予以解决。对收入较少的贫困户，应从公益金中，予以适当照顾。
  （三）对社员1958年9月底以前漏记或停记的工分，应加以清理，参照当时和以往劳动情况，自报公议，民主评记，作为按劳动日分配的依据。10月以后按评定级别，享受工资待遇。
  评记1958年工分时，对钢铁战士、挖煤、修水利等重体力劳动的外出人员，应予适当照顾。
  （四）在进行1958年分配的同时，应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将社员的工资等级评定下来。评定工资等级的条件，主要应根据社员劳动态度好坏、劳动力强弱、劳动技术高低和劳动效果大小来确定。对于过去不符合上述作法，评议不合理，不恰当的，应进行复评，工资级差不宜过大，一般以六至八级为宜；工分十天一小计，级别三月一大评，实行升降级；等级的人数，应掌握适当比例，一般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为使今后统计方便，叫法一致，以一级为最低级，依次上升。
  在评定级别中，应切实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防止压低妇女工资等级的现象。对于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工作的人员，应以同等劳动力一样评级；对技术高的社员（铁匠、木匠、石匠、缝纫工人等）在评级时可以稍高于一般农业社员；对医生、社办学校教员的工资等级，还应根据他们的技术和教学能力适当再高一些。公社不脱产干部的级别，不应特殊应与群众一样评定，并根据担负的职责大小，确定其一年应做的劳动工分，不足部分由社补贴；同时应根据其工作好坏，在年终分别予以奖励。不够评级标准的老人、儿童，可根据他们参加劳动的实际情况给予应得的工资。
  公社中的职工家属和干部家属，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后，应与其他社员一视同仁，不要斤斤计较。
  （五）目前人民公社，应当接受过去农业社管理制度中的合理部分，试行“定级、定劳动日”，即按照已评定的级别，规定各级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在进行劳动时，仍沿用农业社考勤评工记分的办法，定额包工，定质定量，记分活评，超过应做基本劳动日部分，按比例增加工资或提级受奖；继续推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的办法，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鼓励社员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六）几个具体问题：
  1.过去推行“三包一奖”和“以产定工”的超产部分在这次分配中，应予以奖励；对于因人为造成减产的社、队，应予以批评。不论奖励或批评，都应发动群众进行。
  原农业社给社员摊派的积肥任务，应作一次清理，超过任务的部分，分等论价，由社付款购买或评记给一定的工分，以鼓励社员的积肥积极性；因经常调外劳动未完成积肥任务的社员予以适当照顾。
  2.由社调外在工矿等单位长期劳动的社员，在工矿所得工资，如何处理，由于工种复杂，标准不一，由各县研究，提出方案，认真解决。
  外调工人，须经一定手续批准，方可脱离农业生产，防止公社人口盲目外流。外流社员，应按他们实做劳动日付给报酬，将应分得部分交社暂时代为保管，待其回社后，如数付给。
  3.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和粮食，在宣布入社以前自己出卖和吃用的不加过问；宣布入社后，私自出卖、食用的，公粮和水费应由自己负担。已交食堂的蔬菜和粮食，由于各户之间悬殊不大，教育群众不要斤斤计较，不记工分，不给报酬，记入社的总收入中统一分配。
  4.社员自养的家畜家禽，允许个人保留，已交公社的，为了避免宰杀损失，仍由社集体经营，付给合理价款。允许社员饲养猪、羊、鸡、鸭、兔等，搞农家副业，增加社员收入。
  5.1958年春季，国家借给社员的口粮，由社统一扣还的，应记入个人名下，在分配时由本人负责偿还。
  根据当前生产水平和社的收入情况，对一般社员的衣被、鞋袜不宜进行包干；去冬已给社员解决的衣被、鞋袜仍应计入个人名下，负责归还。
  6.社员之间的债务，社员欠社的债务，以及社员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等，应在这次分配中进行适当清理。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社会偿还债务，不要由社直接在工资中扣除，应教育社员自行偿还。
  社员在公社化前后向社投资的现金，应予有效，由社根据生产情况负责逐步偿还。
  五、关于加强分配工作的领导问题：
  鉴于这次分配工作是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第一次分配，前后交错，认识参差不齐，
  必须：①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好决议和省、地委有关指示，澄清思想，端正认识；②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鸣放辩论，依靠群众，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分配工作；③自始至终抓生产，全面安排社员生活；④安排好社员吃粮是当前农村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必须结合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和核算1958年粮食收入，发动群众，摸清粮食底细。通过分配，自下而上以食堂为单位，以原农业社调剂，迅速把社员吃粮问题全面安排下来；同时，加强对社员的勤俭节约教育，做到有计划、有定量的用粮，各县应派一批干部去担任公社食堂管理员。有些地方因本位主义瞒产和私藏的粮食，在分配期间自动报出来，不咎既往，不给处分。
  在粮食保管上，今后应分别建立社员私用的消费性仓库，籽种、饲料的生产性仓库，储备仓库和国家仓库。
  各县委，应责成整社工作组协同公社党委结合当前生产，切实搞好分配，加强巡回检查，力求及早结束这一工作。在做好分配工作的基础上，帮助人民公社制订各项制度，特别是粮食财经制度，使人民公社在现在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
  以上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中共张掖地委
  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
  中共张掖地委给张仲良和省委的信
  张书记并省委：
  我们在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检查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方针的同时，讨论了全区城乡粮食供应问题。根据5月20日的统计，全区库存粮食1.18亿斤，与4月份实销（包括部队调粮）7040万斤比照，现存粮食不足2个月供应，而新粮收获还得2个月到3个月时间。因此，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到7月就会腾空国库，扫地出门，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根据去年粮食大丰收和最近整社中暴露的粮食情况，经全面分析和慎重研究，大家认为农村粮食肯定是有的，但由于我们对郑州会议方针认识不足，思想不通，贯彻的〔得〕不坚决、不彻底，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和农民的关系还未得到改善，农民对“平”、“调”的顾虑没有得到消除，深藏密窖的粮食还未拿出来，因此，农村粮食紧张状况仍未扭转。鉴于库存粮食实在不多，而贯彻郑州会议方针，做好生活安排，还得一段时间。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就必须动员全党同志，向工矿、城市、机关、学校的职工、学生以及农村的农民讲明情况，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渡过这个暂时的困难。因此，确定：
  一、压缩农村粮食的供应面和降低城镇、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量。在事前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从6月1日起，将城镇、工矿区（包括行业用粮在内）供应定量压缩到城镇每人每天1斤成品粮；农村按总人口20％的供应面，平均每人每天以1斤原粮供应。各市、县根据农村、工矿、机关、学校、市民体力劳动轻重的情况，适当调整，分别逐级包干，自行掌握供应，绝对不能突破指标。这样做了以后，粮食供应量由4月实销量7040万斤（内城市、工矿、部队共3006万斤，占总供应量的40.6％），压缩到3932万斤（内城市、工矿、部队共2337万斤，占总供应量的59.6％），共压缩了3108万斤，压缩了44％。日销量由原来的231万斤压缩到131万斤，压缩了44％。
  二、既要压低粮食的供应，又要安排好生活。各级党委必须下定决心，亲自挂帅，管理好粮食供应工作。各单位党组织应即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市民开展一个深入广泛地宣传动员节约粮食的群众运动，使他们正确了解当前粮食供应工作的困难情况，从而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自觉自愿的〔地〕贯彻实行。
  三、加强粮食管理制度。各级党委书记把好粮食关，对当地国家仓库的粮食，不经批准，一律不准私自动用，如有发现，立即查明，严肃处理。对于国家上调的粮食，必须按时完成，不能拖延或阻难〔拦〕。对于分散在生产队就地保管的国家粮食，立即有计划的适当集中，在集中前。做好群众工作，避免揣测怀疑，引起思想混乱。
  四、对于节约粮食有显著成绩者，由粮食部门应予奖励或表扬；对于虚报冒领粮食的，自动交出，不咎既往；对于继续隐瞒不交，经查出后，以套购粮食惩处。
  五、党员、团员、干部应当带头节约粮食，保证执行粮食制度，并向群众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农村党、团员、干部，自己家中有粮，可带头回家吃饭，由食堂付给饭费，减少国家供应。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张仲良同志就张掖地委解决当前紧急的粮食问题所采取的办法致省委及各地州市的信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委并请即转维德、健君、鹏图、定军和各地委、市委、自治州委第一书记同志：
  送上张掖地委关于解决当前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一份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感谢张掖地委同志处此紧要关头，在这个紧要问题上为省委分忧解愁。因此建议省委立即批准这个报告。如果各地都同意张掖提出的压缩农村粮食供应面和降低城镇、工矿粮食供应量的办法，那么，我们主张全省都能像张掖一样，从6月1日起按照这个新办法执行。
  据青年同志在电话上告诉我，现在全省城乡粮食销量，每天近1千万斤，到6月底全省库存只有两亿多斤（库存数字现在是节节向下，是否到6月底有这么多粮食，还要打个很大问号），就照这样满打满算，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到7月20日。这时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尚未下来，我们将如何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粮食形势。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仍照目前大家吃粮用量的办法，一天近1千万斤，到7月20日将所有存粮全部一扫而光，没粮吃让全省大乱，大散，就像闻太师①一样，走上绝路〔龙〕岭；一条是按照张掖地委的办法，给工人、农民、机关、学校、部队，把粮食底子和当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产生困难的真实原因说清楚，号召大家目前少吃一点，勒一下裤带，渡过六、七、八这三个月的难关（有些是两个月），走过独木桥，踏上阳关道。我想只要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把道理说清楚，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第二条路的。
  目前必须强调全党团结克服困难。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供应紧张，人们的精神更紧张，都想给自己留有余地，结果就无“地”可留了。全省大乱了，一个专区一个县能安然无事吗？可是，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事总是有的。随便举个例子：纯碱不是很紧张吗？但临洮县在全民算账清查仓库中，却发现商业局密藏1.6万斤，还有市场早已脱销的洋钉子1千公斤。我想只要大家都能政治挂帅，认真进行全民全面算账，认真进行清仓工作，不但可以搞出相当数目的物资，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可以达到团结照顾大局。这样，天大的困难都将被我们一一克服。
  大闹粮食之风，已经刮了几个月，来势之猛，如同十二级台风，刮得我们许多人蒙头转向，有些人被刮得脑袋几乎搬了家。什么大丰收，什么大跃进都被刮到九霄云外。不信吗？请看：现在有些人的工作，就只是“为民请命”伸手向国家要粮，把农村粮食销售面扩大到90％以上，对于通过全民算账，改善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毫无心情。对于算公购粮账，清查国家仓库，也无兴趣。可是，这里边大有文章，还是举临洮一个例子吧！他们只在两个仓库查了一下，就查出库里存有未上账的私粮10万多斤。这真是笑话，我们的国家粮食也成了“公私合营”，过去我们只是讲领导架空，谁也没有想到粮食还有“架空”。
  天祝县委梁星同志对我说，他们除过城镇和牧区外，农业地区不再要国家供应，他们这一时期工作做得不错，农村情况较好，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我想全省也还有些地区粮食不那么太紧张。在这些地区，我希望他们也能像梁星同志一样，主动提出减少供应量，这也是共产主义风格嘛，应该大大提倡。
  最后，须要指出，在做这项工作时，务必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切忌简单从事，切忌只是下达压缩指标。
  中共甘肃省委批转《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各地市委、自治州委、各县（市）委：
  现将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张掖地委认真进行检查的做法很好。从报告中所反映的材料看，新的三风在某些社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这说明郑州、上海会议精神在这些地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教训没有被他们所记取。这种新的三风，如果不及早制止，人民公社进一步地巩固，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都将要遭受严重影响。因此，请各地务必按照省委2月9日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认真进行检查，将发现的问题切实研究解决，并将检查结果报告省委。
  中共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省委并发各市、县委、直属党委：
  2月11日，地委在武威、张掖分片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认真地作了讨论检查。县〔委〕书〔记〕会议后，各市、县委在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又作了检查。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整风、整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在掀起新的更大的生产高潮。在这胜利前进中，省委指示检查纠正工作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侧面，是非常适时正确的。
  从各地初步检查反映的材料来看，经过贯彻八届八中全会、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决议精神和开展全民算账运动以来，各级领导作风和广大干部的民主作风，都有很大改进，浮夸作风大大减少，各地都注意了“一平二调三收款”偏向的再次发生，某些新的“平调”现象发生后，大体上都是随时发现，随时纠正，没有让偏向蔓延下去。因此，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勤勤恳恳，积极工作的。目前农村形势极为良好，整社运动进展是健康的，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富裕中农代言人和“冒尖”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资本主义思想已被搞臭，农村中社会主义阵地更为巩固，粮食安排比往年更加扎实，干部群众干劲足，热气大，春耕生产已经形成高潮，十分有利于今年继续大跃进。
  但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新的“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确实露出了苗头，个别地方还表现得非常严重。
  关于“平调”方面，有以下几种形式：
  （1）“平调”劳力和牲畜：有的公社无偿调回劳力，用于公社基本建设。民勤县双茨科公社以顶交公共积累或社经营的办法调各队骆驼240峰，羊309只。张掖市乌江公社从生产队抽调车40辆，骡马52头〔匹〕，并带车辆所需劳力，组织公社专业运输队。
  （2）粮食问题上采取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进行余缺“平调”。酒泉临水公社党委召集了大队书记、队长会议，要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议定等价交换，会后二大队给八大队调了1万斤，四大队给九大队1万斤（均未付现款）。永丰公社六大队有5万斤余粮，公社给社办工厂数次调去4000斤，周围的大队，那〔哪〕里闹粮就往那〔哪〕里调，结果这个大队也出现了闹粮的苗头；民勤县羊路公社以折价付款方式从各队给社办工厂调粮食2万斤；不少队将社员自留地和庄前屋后增产的50斤粮食顶了社员口粮，有的付了价，有的未付价，甚至有个别地方直接“平调”；张掖市乌江公社五星生产队干部在社员家中进行搜查，将高兰秀家中自留地生产的120斤粮食，800斤菜，就拿走粮食90多斤，菜600多斤。
  （3）社队调社员个人的奶牛、猪、羊、鸡，集中社、队举办奶牛场、猪场、牧场、鸡场。张掖市廿里堡公社上秦大队以顶公积金为名，将各生产队的奶牛12头，集中办了奶牛场，调各队大小猪12口，办了猪场，饲草、饲料仍由生产队负担；敦煌县调各大队1万只羊，拟办两个牧场（羊还未集中）；天祝金强公社华尖大队收了社员的鸡999只，办了鸡场，占该队社员自养鸡的72％。酒泉市永丰公社以多积肥、不啃树、节约劳动力为借口，将10个大队自留羊951只集中公养，群众议论说：“早知道要公养，倒不如杀着吃了”，“分了又集中，养羊吃了亏”，引起宰杀，据统计已宰杀170只。
  关于浮夸现象，大体有以下三种：
  （1）工作缺乏具体检查，统计数字有粗估冒计。永昌县各公社在省六干会议期间统计肥料时，有不少生产队粗估冒计上报，各公社又未具体检查，向县委汇报共积肥900亿斤，检查结果只有300亿斤。
  （2）为了争先进，以少报多。安西县桥湾公社四道沟生产队，总支委员魏××为了表现自己领导的队先进，给公社汇报开荒800亩，实际未开1亩荒；民勤县三雷公社张马生产队，整社开始，工作组向县委汇报出售棉花6000多斤，实际只出售90多斤；山丹县四坝农场向县委汇报说：“创造平田整地机，可提高工效40倍，大大推动了整地工作，”经检查只做1件，未加推广，使坏了也无人管。酒泉市鼎新公社国光大队工作组干部和大队书记到公社汇报时，怕数字小挨批评，便在路上给每户社员捏造了瞒产私分粮食120斤，共7480斤。
  （3）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武威永昌公社沈郁生产队在粮食问题上，由于支部书记秦×是个坏份〔分〕子，曾在1月3日公社党委召开的大搞付〔副〕食品和代饲料、开展节约用粮运动的现场会上介绍了他们复打、抖麦秆等收回各种粮食1903斤，收回洋芋9167斤，寻找根、茎、叶、皮、籽等14种代食品、代饲料29955斤，制作成品5455斤，晒干菜55540斤，腌菜252700斤，平均每人储备冬菜122斤的经验，并由公社批转各总支、支部并报县委。1月16日公社党委给县委的分配情况报告中说：该队运动中揭发并核实瞒产私分粮食463195斤，总产达到1583633斤，除公粮、籽种、饲料、口粮还有871127斤，每人平均344斤分配到户，广大社员，意气风〔奋〕发，斗志昂扬。后经县委检查，事实并非如此，瞒产私分粮食463195斤，实际落实的只有341381斤，社员口粮236074斤，每人平均只分到113斤，储备冬菜实际只是45140斤，每人平均17斤，代食品也只有17300斤，劳动出勤率在2月14日统计只有20％多，外流从1月1日至2月14日达49人，致使问题由小到大，由少到多，越来越严重。
  关于强迫命令作风，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分配任务和自报公议搞瞒产私分。高台县平川公社四坝生产队在核实产量中，互相评议，报瞒产私分，达不到533斤的定产，不分配，社员佘××假报他一户瞒产私分粮食1.5万斤。
  （2）乱斗乱罚。酒泉西峰公社香庄大队，在核实产量时，工作组干部陈××召集了32人的会，其中积极分子12人，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共斗了18人，其中小队长10人。他们斗的方法是，交代问题的坐在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子里，抹掉帽子，脱掉棉衣，结果无一人交代问题，在院子里排下了17人，并把这些人交给红专队，五更天上地，人拉大车，每车跟一名积极分子看守，吃过早饭又集合起来进行斗争。小队长于家康有病向支部书记请假，休息片刻，被陈拉下炕打了几个耳光，并将该小队长叫到庄外，手枪对准于的胸口威胁说：“你不交代问题，就让你死到这搭”，该小队长吓倒在地。
  （3）搜查粮食。山丹林荫农场生产股长朱××（已撤职）带领群众以查卫生为名，向第一机耕站的184户场员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查出粮食4000多斤，制造了粮食上的人为紧张，群众说：“家已查过，绝无存粮”。武威古城公社上堡生产队，支部书记兰×，核实产量中违法乱纪，带领干部到社员家中搜查粮食，2月8日把全队党团员组织起来分几路挨门搜查，到社员家里到处翻腾，给房子门、米面箱柜上共贴封条687张，地上、院内挖坑417个，并让社员自报，还打了20多个人，全队368户，2160人，搜出粮食58000斤，代食品3700多斤，皮2500多斤。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社员贾海5口人，全家外流。贫农徐生元报了7斗粮食，拿不出来上吊自杀。社员吴××抹了脖子（未死），（兰×已交群众斗争，决定依法惩处）。
  （4）捆打群众。山丹牧场三分场、七分场，先后捆、绑、打骂三堡、民乐镇、花寨三个公社拾田群众43人。三分场代场长公开在职工中说：“拾田群众挡不住，就拿棒打”。助长了职工蛮横粗暴行为，先后在元月21日、2月1日工人王××（坏分子，已法办）、顾××、沈×等骑马横跨，持棒乱打，捆绑群众3人，破坏了党群关系。
  上述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地区刚刚露出苗头，有的随发现，随作了纠正，但个别地区问题已很严重，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通过检查，县、社领导思想上明确了认识，并进一步检查思想，分析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1）从思想上检查，大多数干部是好心肠，为了把工作搞好。但是，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领会不深，有的同志搞农村工作还是第一次，工作生疏，在作法上背离了党的政策；但有少部分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不认真，不严肃，随心所欲，致使党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
  （2）工作不深、不透、不细。布置、听汇报多，具体检查少，下面有问题不反映，领导上不能及时掌握情况，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在某些方面，对已露出的苗头，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研究不够，没有下决心彻底解决，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群众工作，而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结果越搞越被动，脱离了群众。
  （3）有的同志没有很好接受“刮共产风”的教训，又重复了“平调”的错误，还有的人甚至怀疑去年3月份党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正确性。由此也说明，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指示，不是一两次会议就能使所有的干部深刻理解的，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检查，经过几次反复，才能贯彻实现。
  （4）少数不纯分子，乘机乱搞，有意破坏党的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彻底纠正和防止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是：
  （一）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对我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三风”进行深入检查和彻底纠正，并教育全党同志和干部认真学习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和郑州会议有关方针政策，结合学习对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干部中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体干部认识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认识到“三风”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如果不彻底检查纠正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彻底检查和纠正。
  （二）对已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彻底纠正，认真处理。
  （1）对于公社因办猪场、羊场、创办工厂或帮助穷队已经平调了的，给群众说明原因，承认不对，可以从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中按市价付款退还。
  （2）平调了的粮食，由粮食调入单位，按统购价格付款。
  （3）社队抽用了的劳力付给合理报酬。
  （4）对于社员自留地，凡未退给自留地的单位，都应按照高级社时留给社员自留地标准，及早分给社员，发动社员种植早菜和早熟作物，安排生活，并发动社员利用庄前屋后，开展一个“百斤洋芋百斤瓜”运动。
  （5）对已发生错误的干部，应分清性质，属认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者，应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主动向群众检讨；有严重损失或坏分子蓄意破坏者，应严肃分别处理。
  （三）彻底改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今后工作中必须深入实际，具体指导，研究分析，检查落实。为使检查纠正彻底：整社验收组把此项工作列为检查内容之一，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群众的生活安排是否扎实，收益分配的各项扣留比例是否适当，分配、积累是否实在，领导工作是否深入等。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宣传政策，访问座谈，发现一点苗头立即纠正。
  （四）在检查纠正过程中，对于地、富、反、坏造谣破坏活动和有意制造假象的主谋分子，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予以打击和批判斗争。
  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关于下达灌溉用水示范规章的通知
  （60）署水字第177号
  各市、县人民委员会：
  1959年修订的灌溉用水示范规章，经今年三月专区水利四级干部会议讨论作了修正，作为1960年修订本，印发各市、县。希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随时报告专署。
  专员高 鹤龄
  副专员 毛迎时 王庆海 杨生春 陈振国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张掖专区灌溉用水示范规章
  （1960年修订）
  第一章 组织领导
  第一条 管理机构
  1.灌地百万亩以上的渠道，库容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和跨两市、县以上的河系均分别和联合成立管理处。
  2.灌地在三万亩以上的独立引水渠系和蓄水量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分别或联合设立管理处（所）；在三万亩以下的小型渠道和库容一千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要联合设立水管所。
  3.公社和国营农场，必须有一领导同志负责水利工作，大队和生产队均分别设立水利股，并以独立引水灌区为单位，建立养护专业队，以支渠或斗渠为单位，建立灌溉专业队，进行灌溉。
  4.河系和渠系均应设立灌溉管理委员会。跨两市、县以上的大河系，由主要灌溉县的领导任主任委员，管理处长任副主任委员，其他县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水利局长、国营农场场长和大型工矿企业等用水单位的负责人为委员。委员会由七至十一人组成。渠系委员会由管理所长任主任委员，各公社和国营农场负责人任委员。
  第二条 领导关系
  跨两市、县以上的大河系管理处由专区直接领导；跨两市、县以上的渠道、水库管理处（所）由专区领导或由专区指定主要用水县领导。养护专业队由管理处（所）直接领导，常年固定，统一调配；灌溉专业队由公社或大队领导，但在浇水和养护技术等业务上都要受管理处（所）的指导。常年固定，作为灌溉上的专业队伍。
  第三条 干部编制
  河系管理处根据业务发展，由专区编制配备干部，渠系管理所灌溉面积在十五万亩以上者，每一万五千亩至两万亩配备一人，三万亩至五万亩的灌区，每一万亩至一万五千亩配备一人，三万亩以下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大中型水库可根据任务繁简，设三至七人，小型水库由社、队根据情况固定专人管理，灌溉专业队每250～400亩地抽调一人；干、支渠每3至5公里设一人常年养护，水库养护要根据需要设置。养护及灌溉专业人员报酬，目前由所属生产队按农业劳动报酬供给，直到自给自足为止。
  第四条 业务范围
  1.各级灌溉委员会，为本级最高业务领导机构，主要任务是：审核批准年度工作计划、河（渠）系配水计划，岁修养护计划和工作总结及重大问题的报告，并检查管理处（所）对决议事项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每年最少召开四次会议，总结布置各季度工作，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2.河（渠）系管理处（所）负责本河（渠）系统一调配水量，编制和执行配水计划，制定水规制度，培养农民水利技术员，总结推广各种先进经验，进行灌溉试验研究工作，督促检查各用水单位开展田间工程，指导灌溉专业队，按计划进行灌溉，管理养护渠道及有关管理工作。并要搜集和研究各种有关资料，改进灌溉技术，加速对工程设施灌溉技术的改进。
  3.直接领导养护专业队，并指导灌溉专业队常年进行渠系管理养护，改建和整修干渠以上的水利设施。不论管理处（所）和灌溉、养护专业队都要积极利用渠道、水库、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渠岸、库旁种植果树、经济林；发展养猪、养羊、养兔、养鱼、养鸭；利用渠道的落差，修建水电站和水力站，开办磨面、榨油等小型工厂。订出生产计划，作到以渠养渠，以库养库，自力更生，迅速达到自给自足，走向企业经营。并进一步积累资金，加速水利建设。
  4.凡在渠道和水库上修建电站，由用电单位自己投资修建和经营。
  第五条 基层用水单位的任务
  生产队、农场、林场、工业交通用水单位等均为基层用水单位，其任务：
  1.做好田间工程：如平整土地、整修农毛渠，安装控制闸及量水设备，开沟、作畦，做好灌水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2.编制年度用水申请书，报送管理处（所），平衡调正，编制配水计划，经灌溉管理委员会审定后，签订合同，严格执行，并承担岁修，改建和兴修工程的人力、物力、资金费用，按时按规定缴的水费和严格遵守用水规章。
  3.用水单位要保证在本灌区内严格执行核定的配水计划和经济用水的制度、措施；所辖区内坚决消灭串灌、大块漫灌、决堤、沟路不分等各种浪费现象；杜绝冲坏耕地、房屋、交通设备等事故。由于浪费造成的旱象或缺水的责任事故，全部由用水单位负责。
  4.做好排灌机械的配套、安装、使用和管理养护工作。
  第二章 计划用水
  第六条 计划用水的编制
  本着“长计划，短安排，分季实施，常年坚持”的原则，采取按地定量，按水定时的办法，在每年春灌前先由各用水单位，分别渠系和作物种植面积，需水要求，提出全年用水申请书，报送水管所。水管所按河源供水量，水源变化规律，水库调节能力和全灌区作物需水要求，渠道长短、平衡分析，具体订出各种作物的浇水次数、时间、定额、渠系配水次序等，提交灌区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县批准。水管所和用水单位随即订立合同，县上可汇总编出全县配水计划，报河系管理处和专区备查。在制定配水计划时，山、泉、井灌区要分开，井水灌区不配泉水和河水，泉水灌区不配山水，不能互相依靠。如井水灌区还需配给河水和泉水时，也要降低到最低用水量，限期进行提水打井工作，达到全部井水灌溉。
  第七条 计划用水的执行
  1.各用水单位对原用水申请有变更时，应于每季和每轮灌水前半月，向管理所提出申请，水管所根据当时水的变化情况，再详细核算作出本季或本轮的短安排。在一般水文年份内，长计划的轮次和定额在短安排时不能变更。
  2.渠首和分水闸上，水管所要设立配水站，固定专人掌握配水，按照过水流量和计划时间，启闭闸门，并注意水位涨落，保证正常供水。并建立配水档案制，将过水流量、时间、浇地亩数、渠系有效利用系数详细记载保存归档，以便检查和调正水量，并为以后配水积累资料。
  3.灌溉季节，水管所要设立调度站，由熟悉全面情况的负责干部一人，专门掌握水量调配，电话指导配水。灌溉专业队，应随时将灌溉情况汇报配水站。各配水站随时用电话将水量涨落和灌溉进度汇报调度站，作到心中有数，有机配合。为此，各正规渠系分水点上，一律要架设专用电话。
  4.在配水次序上，必须先下游后上游，干渠由下而上，农渠由上而下，并与播种次序灌水次序紧密配合。
  第八条 执行计划用水应注意的问题
  1.计划用水，必须坚持全年进行，坚决反对春松夏紧秋不管和只有短安排而无长计划，只有计划而不执行的各种倾向。
  2.坚决反对“条件论”和等待工程修好后再配水的右倾保守思想。本着由简到精，由粗到细，不断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向科学用水过渡。
  3.灌水前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详细检查渠道和建筑物，储备抢险器材，做好量水堰和测流断面，整顿和训练灌溉专业队。灌水期间要加强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作到不决堤、不跑水，保证输水安全。严密调配水量，确保计划的彻底实现。
  4.在没有水库调节，水量变化较大的灌区，必须本着小水集中轮灌（但在斗渠以下，不得过早集中，防止冲坏田间工程和造成浪费现象）大水分灌，洪水全面抢灌。但灌水定额和次数必须按计划进行。
  5.坚决杜绝决堤倒坝、沟路不分，明浇夜退，无故退水等浪费水量现象发生。
  第九条 计划用水
  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大型建筑物工地以及林牧业用水，必须列入用水计划，保证供水。凡属流域性均水的灌区，必须将放给下游的水量和时间亦列入该河系用水计划之内，保证按时、按量供给。
  第十条 变更配水计划须批准
  在灌溉过程中，水源发生特殊变化，管理处（所）立即将情况或变更的配水计划向该灌溉委员会和当地党、政领导汇报请示。经批准后执行，用水单位亦务必服从，坚决贯彻。
  第三章 灌溉技术
  第十一条 灌溉方法
  改进灌溉方法，彻底消灭串灌和大块漫灌。小麦等密植作物全部实行小畦灌，棉花、洋芋要实行沟灌，结合春播突击加活梗，增开地头沟，安好地头闸，作到有地沟，有沟有闸，地地有活埂，埂埂长庄稼，分畦分口灌溉。在山水灌区要进行一亩以下的小畦灌，泉水灌区要推行5分以下小畦灌。
  第十二条 灌水时间和定额（净水量）
  1.山、泉灌区，小麦等密植作物，生长期内应根据土壤特点，浇水3～4次，每次浇水40至60立方米，总定额控制在150到200立方米左右，连同秋泡、冬灌全年每亩地共用水350立方米；棉花和洋芋等沟灌作物，浇水三次，每次浇水40至50立方米，总灌溉定额控制在120到150立方米，连同秋灌泡地共为250至300立方米。
  2.在并水灌区实行畦灌时，全年每亩用水应为250立方米左右，浇水次数应多于山、泉灌区。
  3.灌水时间应在作物分蘖、拔节、扬花、灌浆等发育生长阶段进行，中期浇水应多于初期和后期，幼苗期和成熟期浇水要少，拔节期和抽穗期要多，施肥多浇水要多，密植作物，后期浇水要注意品种和气候，防止倒伏和生病。
  第十三条 分渠轮作
  为了便于配水和灌溉，节约水量，必须以农渠为单位，实行分渠轮作，一个渠系上的作物播种时间，必须与轮灌配水时间相结合，达到无种者无灌，后种者后灌。
  第十四条 适量灌溉根据土壤特性和气候条件，达到适时适量灌溉，地下水位高的灌区应勤浇浅灌，灌水定额应当减少，进地流量要大，黏性土壤进地流量要小。
  第十五条 田间工程大力开展田间工程，迅速向园田化迈进，为机耕创造条件，结合秋翻春耕和冬闲大力开展园田化工程。
  第四章 工程管理养护
  第十六条 制订管理规程
  大、中、小型水库、渠道一定要根据本工程特点，订出管理养护办法和技术操作规程，指定专人进行观测、研究、检查、养护，以保证工程安全，维护工程寿命。
  第十七条 巡护与抢修
  渠道行水和水库蓄水期间，养护专业队要时刻进行巡查，日夜防守，干、支渠除专业队作经常性的养护外，并应分段分片，划归附近生产队包干。如遇险情，立即动员抢修。支渠以下养护归灌溉专业队负责，修建由所属用水单位自用自管自修，重点建筑物和戈壁无人险要地段，应由管理所组织巡逻网，专设工人巡护，并应指定专职干部分段检查。储备抢险器材，杜绝事故发生。如因管理失职，造成险情损失要追查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加强防洪
  在汛期，各市、县重点工程、大型水库、渠道要成立防汛指挥部或小组，组织防洪专业队，加强抢洪、灌溉，日夜防守，并做好水情的传递报汛和洪水预报，建立防洪讯号、密切上下联系，严防洪水造成意外事故。
  第十九条 维护设施
  各建筑物，机器设备（启闭机等）必须订立操作规程专人操作，保证安全，并经常擦油掩盖，防止生锈腐蚀、风沙侵入、磨耗和失灵。
  第五章 各大河系流域性统一配水（均水）规定
  第二十条 黑河河系流域性调配水（均水）
  1.黑河总口从四月二十一上午十二时起至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二时止，共三昼夜，闭当时水量50％给酒泉鼎新灌区浇苗水，中游不得截引。从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时起至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二时止，高台沿黑河干流渠道全部闭口，将所有的水量放给鼎新灌区三昼夜。
  2.黑河总口各渠，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起至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止，共两昼夜，给下游放给当时河水量80％。高台除三清渠迟闭口三天，柔远渠浇好二水闭口外，其余的水黑河干流引水渠一律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起，闭口七昼夜半，天城五堡先浇三昼两夜，其余由鼎新灌区浇。若提前浇完，即电话通知高台，提前开口，如均水期满，下游未浇完时，应提前和高台联系酌予延长时间。在流域性配水期间，张、高、酒三市、县与黑河管理处应组织检查组巡回检查。
  3.高台迎丰渠五万亩耕地，列入张掖黑河口总灌区配水计划之内，本着按地配水，小水集中轮灌，大水绩灌的原则，由黑河总口全年配水，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十日这一阶段，迎丰渠集中浇完春水后，即停止引水，从四月一日起，总口按地分水，按水记账。到四月二十一日起，集中由迎丰渠引水五立方米/秒，用完二十天存水，浇夏禾头水，浇完后即停止引水，并记清水量，到五月二十日再集中浇二水，二水浇完后即开始按地配水，进行绩浇决堤倒坝浪费之水，总口不另外补配。
  4.祁家店水库灌区配水，按山丹、张掖原有灌溉面积，统一配水，修水库后新开荒地，不列入配水计划之内。为了照顾修库负担比例，除保证原有灌溉面积用水外，对节约水量新发展荒地，张掖应占三分之二，山丹三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石羊河系流域配水
  1.武威西营、金塔、杂木各河从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六昼夜；武威泉水灌区从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九昼夜。
  2.从七月二日上午十时到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武威西营、金塔、杂木等山水河系，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八昼夜。武威有关泉水渠口，事先要自动测定水量，设立水尺，固定水位，不得引用上游均水，否则要追查责任，并退清多引水量。
  3.武威西营、金塔、杂木等山水河系及泉水灌区，从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到十月六日上午十时，全部闭口给民勤放水15昼夜。
  4.武威泉水灌区，在十二月一日以前，要全部浇完秋、冬泡地，从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起，到次年三月十日上午十时止将全部水量放给民勤一百天。
  5.永昌清河灌区，原灌民勤蔡旗公社的耕地，全部列入清河全年配水计划之内，负责配水，小西农场五万亩新开荒地，由清河负责配给一次泡地水，并配给两万亩的两次苗水，其余用水由小西农场掏泉、打井自行解决。西营河给民勤放水期，清河灌区有关渠口要固定原水位，不得多引均水，否则要追查责任，并退清多引水量。
  6.白杨墩农场耕地，除自己打井、利用地下水灌溉外，其余不足部分由永昌东大河负责全年配水。武威西营河按本年4月23日双方协商意见分别配水。武威丰乐公社原浇东大河水的耕地，仍列入东大河配水计划之内，全年负责配水。
  7.肃南皇城滩平时从东大河引水0.5立方米/秒，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五日加大0.5立方米/秒引水，共引水1.0立方米/秒，从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五日，加大1.5立方米/秒水，共引水两立方米/秒。
  第二十二条 疏勒河系配水
  昌马河总干渠已建成通水，原玉门、安西“四六”分水的旧规取消。所有两市县及所属农场用水由疏勒河管理处，按新的渠系和面积订出全年配水计划，经灌区委员会讨论通过，由管理处执行，但安西十三道口岸泉水仍按原规定执行。上游玉门不得占用，在引水期间总干渠如发生事故，管理处有权事先停水，事后通知。
  第六章 水规纪律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用水严格管理
  灌溉期间，各渠必须本着“多需多引、不需不引”的原则，要计划引水，不得任意加大，并严加管理。如果造成大量浪费或冲坏渠道、铁道、庄田等，要追查责任，按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合理配水
  大河系调配水量（均水）期间，有关上游各渠要按照规定时间自动闭实渠口，不得有明闭暗放、漏水和早开口等现象。上游放给下游的水经过中游，非均水渠口时，要自动设立水尺，固定原水位，不得多引均水，并要通知均水检查组检查。下游要严格掌握水量时间，扣好尾水及早通知上游提前开口或申请延长，不得浪费水量，均水期上游闭口、开口所化之工料费用，由上游负担。
  第二十五条 灌溉要求
  浇水时要坚决依照用水计划和次序昼夜进行，不得有明浇夜退和任意增减水量的现象，灌溉专业队要有严密的灌水交接制度。在灌溉季节县和公社领导要亲自挂帅，经常组织检查组，深入河渠、田间巡回检查。遇有问题及时处理，坚决克服只灌不管的现象。
  第二十六条 抢洪灌溉
  尚无水库调节的山水灌区，抢洪灌溉时各生产队要抽出一定人力参加灌溉专业队抢灌。汛期如遇险情要全力以赴抢救，决不能事事依靠专业队。
  第二十七条 机关单位用水
  机关、学校及其他单位临时用水，必须事先经过水管所或灌溉专业队允许，不得私自引用，否则要按违章用水处理。
  第二十八 条水规纪律
  对模范地遵守和执行水规纪律并能与一切浪费水量和破坏本规章的行为作斗争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对违犯水规者，本着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精神，予以及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 安全教育各级水利管理机构和水利干部，在浇水期间要对群众进行安全教育。杜绝溺水伤亡等损失。
  第七章 水费征收
  第三十条 农业水费征收标准
  凡浇河水、泉水的农田、苗圃、园艺，每亩每年一律征收水费五角；稻田七角，井灌区浇一次河水者二角，浇两次河水者五角。不浇河水和泉水的纯井水灌区一角，按计划配水的林地、草原、草湖一律收三角。
  第三十一条 工矿城市水费征收标准
  凡引用灌溉水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城市等用水单位，除修建和养护本单位的用水工程外，按用水，每年每秒立方米水，征收水费七万元，如只做动力不影响灌溉者，水电站每年每千瓦征收水费十五元，动力站每马力征收五元。
  第三十二条 水费文纳
  水费县留百分之七十，上交专区百分之三十，专区和县所掌握的水费除用作水利行政管理费和水利事业费，并增加水利积累。跨两县、市或所属一县的大型水库、渠道管理养护费用，由用水灌区按地亩或者用水量自行负担，专区不补助。
  第三十三条 水费征收办法
  由用水单位按规定时间收齐后一次交银行转县水利局记账，并由水利局（科）印发三联单据，一联作收据，一联存银行，一联存水利局。所收的水费，必须专款专用，各级水利组织开支的行政管理费，按国家规定的有关财政制度严格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规章印发与宣传
  各市、县要将本规章及时发给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农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所有用水单位，各单位并立即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大力向社员群众进行宣传，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十五 条规章补语
  本规章如有未尽事宜或遇有特殊情况，可有双方协商解决，并报专署备查。各市、县亦可根据本规章精神，制订适合于当地情况的用水规章，但不能与本规章精神有抵触之处。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关于张掖地区四清运动基本总结
  （1965年8月31日）
  西北局并报中央：
  1964年11月中下旬至1965年5月底，我们集中了1.7万余名干部、1.1万余名农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共计2.8万余人，在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等5个县，开展了四清运动。5个县人口共65万，其中农村人口58万，城镇职工1万，居民6万。城镇方面共计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616个。农村方面公社73个，生产大队798个，生产队4867个，占全省总队数的5％。
  运动是城乡、上下一起进行的，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许多工作，是穿插进行的。
  从进村到“二十三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下达前的60天时间，主要是宣传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贫协、开展斗争。这一段工作做得扎实，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从背靠背揭发进入到面对面斗争；干部大多数也要求交代问题，放下包袱。但是，由于贫协组织的发展过于谨慎，又没有及时解放可以解放的干部，运动的发展还不够迅速、有力。
  “二十三条”下达以后，运动进展迅速。春节前后的60天时间内，除去工作队休整半月外，40多天时间，壮大了贫协组织，解决了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获得了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完全孤立起来了。
  接着，又用了40天时间，对不肯悔改的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相继开展了斗争。并清理阶级成分、评审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同时，着手改选干部。
  最后的1个多月，主要是落实定案、组织处理，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搞长期生产规划。
  这期运动，在中央和西北局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先后宣传贯彻了双“十条”和“二十三条”，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和职工群众，因而取得了伟大成绩，比前几期社教运动搞得深、搞得透。这也是解放以来农村中，发动得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群众运动。
  第一、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绝大多数人深刻地认识到“四不清”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重新组织了革命的阶级队伍，贫下中农成年人中，80％以上的人已经组织到贫协。贫下中农真正组织起来，团结中农，当家作主，确立了农村的阶级优势。
  第二、夺回了被阶级敌人篡夺或操纵的领导权。不算运动前已经夺权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中占19.9％，公社占21％，大队占29％，生产队占13％。
  第三、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了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干部中的“四不清”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这期运动城乡共清算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获利的粮食1900万斤、现金（包括实物折价，不算粮食）840余万元。按全部人口平均，每人13元、30斤粮。不算城镇，平均1个公社7.3万元，25万斤粮，比前几期社教运动深入了一大步（过去几期运动、平均1社只清出1.3万元钱、3.2万斤粮）。除过减免，现金已退赔60％，粮食已退赔80％。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基本走上经常化。
  第四、完成了民主革命补课任务。共清查补划出漏网地主、富农814户（按土改时户数计算），占土改时总农户的0.88％。连同原来划订的，地主、富农共占土改时总农户的7.34％。没收地主和反动富农的房子4100多间、羊只1900多只、大牲畜200多头。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斗争，打垮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第五、各级领导核心都加强了，各级领导组织已基本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党的组织，结合运动作了整顿，深入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地发扬了民主，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全区原有党员1.8万余人，这次开除及不予登记的1400人，新发展3200人，增加了大量新的血液。全区原有共青团员1.7万余人，这次清除150人，处理超龄团员2500人，新发展1.4万人，现在每4个青年中已有1名团员。民兵已发展到20万人。广大妇女也组织起来了。
  在革命高潮推动下，各项生产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今年社员出勤率很高，集体劳动的热情和做活质量为近年来所未见。春播施肥量增加了1/4，春季造林平均每人12株。猪羊均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份水平。大牲畜繁殖成活率达到95％以上，去年粮食产量4.5亿斤，今年估计可增加到5亿斤左右。大部分生产队的集体副业收入比往年有成倍增加，集体生产资料普遍有显著增添。一个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
  学习毛泽东著作，读革命书报，唱革命歌曲，讲卫生，学文化，兴教育等活动，有了广泛的开展。运动中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有3000多个，参加学习的社员有5万人，运动后有进一步的发展，全区出现了一个在斗争中、生产中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许多社队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室。半农半读小学建立了200多处。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由去年的37％，增加到70％以上。运动中工作团医疗队，训练农村保健员、接生员共1300余名，给社员治病10万人（次）。
  总之，这期运动，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进行了伟大的基本建设。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各方面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这期运动，使参加运动的广大工作队员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锻炼，培养出一支革命化的社教队伍。特别是167名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经过蹲点，直接取得了领导四清运动的系统经验，这就为全省分期分批开展四清运动，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运动的意义是很大的，其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这期运动，取得了很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在以下四个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一、正确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是搞好运动的先决条件
  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在这期运动前后，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即由认识不足——有点过头——比较全面。
  前几期社教工作中，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够，因而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特别是反映到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的严重性，虽然经过实践，比过去认识大进了一步，但仍然认识不足。因此，从张掖地区此次运动前搞过系统社教的13个公社看，除个别公社，在中央1964年5月工作会议以后狠抓了一下，搞得比较彻底外，大多数公社只揭发出1/3至一半的问题。许多严重问题，并没有挖掘出来。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没有彻底打垮。
  这期运动前，先后传达学习了中央五月工作会议、西北局九月工作会议和省党代会的精神。进村前又集中训练工作队一个来月，使广大队员领会了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总结了前几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训练当中，提出了反对右倾思想，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警觉和阶级觉悟，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因此，进村以前，在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方面，有了比较充分的精神准备。再加上进村后强调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群众，很快触发了广大群众蕴藏着的革命积极性。许多贫下中农纷纷向工作队员反映问题，使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情况。不少群众在向工作队揭发“四不清”的时候，情绪激昂，有的泣不成声，表达了极为强烈的革命要求。群众的呼声，反过来又感染了工作队员，使大家对当前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缺点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指导思想上有片面性。对反映上来的群众意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由于“四不清”长期没有得到清理，农村又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我们对前几年工作中的错误，在群众中澄清的不够，一部分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偏激情绪。对群众的反映缺乏冷静深入的分析，就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看得有点过头。因此，在绝大多数工作队员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实际感受的时候，总团又在社教简报上发表社论，继续批判了少数工作队员的右倾思想。这样，使工作队过分地害怕漏掉了坏人，对问题也看过了头。对于就全局来说，形势还是大好形势，领导权基本还在我们手中，多数干部还是好的等这些基本点，一度模糊。这时候运动还处于继续发动群众、挖掘问题的阶段，尚未核实处理，看过头并未造成严重的恶果。但也发生了对干部过于严肃，绷得太紧，批评斗争的面过宽，以及发展贫协组织不够大胆等毛病。
  不久，“二十三条”下达，绝大多数同志对阶级斗争的形势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也有些工作队员思想又偏到另一方面。有的未能深刻认识“二十三条”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阶级斗争严重情况的认识又有所动摇。有的右倾思想原来就没有克服，这时又有所滋长。经过反复学习，结合实际，展开讨论，具体分析，基本上克服了这方面的偏向，统一了思想认识。这就为继续坚持革命精神，把运动搞深搞透，奠定了基础。
  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张掖地区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党内和干部内部也是相当严重的，和平演变的危险性确实存在着。如前所述，证明毛主席关于三分之一或者不到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或者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70％以上是和平演变过去的。这些单位，领导骨干原来是贫下中农，土改以后甚至合作化以后表现好，后来变质了，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20％多，是领导骨干中混入漏划地富分子或者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女。有极少数是富裕中农当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虽不严重，够不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不执行党的政策，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权不完全在我们手里的单位，主要领导骨干还没有蜕化变质，但次要岗位上有了敌人，或者是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猖狂破坏，为非作歹，而领导骨干被人家严重腐蚀，对之包庇纵容，实际上让人家掌握了一部分权力。领导权不在手和不完全在手的这两种情况当中，又以领导权不在手的居多。据公社和大队两级874个支部的统计，领导权不在手的有179个，占20.4％，2/3以上单位领导权虽然还在我们手里，但多数干部，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敌人的腐蚀和影响，犯有“四不清”错误。虽说，这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但问题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又长期未能发现，发现了又未能迅速解决，少数是有“朝中人”在上面保护，大多数则是上级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个时期，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
  运动的结果还表明，张掖地区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地主阶级基本上打倒了，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不够彻底的现象，漏划了一部分地主和富农，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没收不彻底、甚至斗争不彻底的现象。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是猖狂的。经过群众评审：有严重破坏，发动群众斗争的1179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7％。依法逮捕的36人，占5％。新戴帽子的，包括补划地富在内，共695人，占10％。表现好摘帽子的350人，占4％。运动中清查出混入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分子180名，占干部总数的4.3‰。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土改时漏网的。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正确地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决定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而认识正确，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看过了头当然不好，而估计不足，就会使运动走向失败。我们从认识不足到认识充分，是来之不易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学习与实践过程。这一次如果没有这期运动前一年多社教运动的实践，如果不是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结合实际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如果不是深入地蹲到群众里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对张掖地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具体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运动的胜利。这个经验，对今后全省四清运动的开展，有重要的作用。
  二、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是运动顺利发展的中心关键
  前几期社教中，发动群众不够放手，工作也做得不够扎实，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因而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个别地方走了过场，甚至还整了社员群众。运动过后，群众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亦发现不少。因此，广大群众对这次运动抱的希望很大，思想顾虑也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这一期运动强调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了要把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提出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团结中农，当家作主，帮助干部洗手洗澡，打退敌人猖狂进攻”的口号。总的来说，发动群众是放手的，工作做得是深入细致的，形成了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因而保证了胜利。但是，在“二十三条”下达前，手放得还不够展，赶不上群众崛起斗争的革命形势。不过很快就纠正了。
  这期运动的经验证明，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是工作队坚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群众，高举鲜明的革命旗帜。这次集训工作队的时期，就深入进行了要当彻底革命派的教育。强调了能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是阶级立场问题，关系到运动的成败。响亮地提出了“坚持四同，树立新风”“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口号。并且制定了社教工作人员守则，严明了纪律。进村不久，又对违犯纪律的个别队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因此，社教大军和群众见面，旗帜鲜明，纪律严肃，有力地抵制了严重“四不清”干部隔断工作队和群众联系的各种活动。两万多人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吃一样的饭，每天参加劳动、访贫问苦，并且在开会宣传和个别接触的时候，反复表明不解决问题绝不收兵的革命决心。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声势，一下子就提高了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打消了他们怕运动不能解决问题的顾虑。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反映情况，揭发问题，打开了工作局面。工作队深刻体会到，不坚持“四同”，不深入群众，群众性的“四清”运动，就无从谈起。这当中，也出现了执行过头和有所松懈的现象，但经过规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办法，领导上加强教育，工作队坚持组织生活，和发动群众给工作队提意见，及时解决了。总的看，一直到运动结束，“四同”是坚持得好的，出现了不少动人的事迹，树立了新的作风，大大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当地许多干部，都表示要学习工作队的革命作风，继承下来，永不褪色。
  这期运动的经验还证明，要放手发动起群众，形成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必须注意把广泛的宣传号召，同深入的教育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面向广大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和革命要求，广泛号召，启发群众起来行动，就不会调动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造不成群众运动的声势。但是，只有普遍号召，光靠开大会、讲政策来发动群众，也是不行的。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参差不齐的，不可能一两次号召就都起来。还必须在斗争过程中，用访贫问苦、小型会议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一方面发动受压迫较深，顾虑较大的后进群众，另方面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组织阶级队伍。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形成一个革命的阶级力量，也不可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持续下去，取得斗争的胜利。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不可偏废。
  这期运动，注意了广泛的宣传号召工作。用了很大力量，宣传“双十条”“二十三条”，把政策交给群众，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宣传政策强调了要结合实际，要有针对性。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此基础上，宣传政策一般都联系了当地阶级斗争的实例。这样讲，群众感受更深，效果更好。有的地方，群众听了，全场流泪。这方面的缺点是：开始一段，说明来意、宣传“双十条”讲得过于烦琐，群众已经纷纷揭发问题，开始起来行动，我们一度还按部就班地在讲政策，没有根据运动的发展，更有重点、更有针对性地做什么，讲什么。
  这期运动，也注意了深入的教育组织工作。工作队员挨家逐户访贫问苦，深入宣传政策，引导群众诉说旧社会剥削压迫的痛苦，揭发干部四不清、四类分子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做了大量的、扎实的个别发动工作。与此结合，还开了许多小型会，诉苦，揭发，学习政策，酝酿组织队伍，酝酿斗争行动。这些都对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更加掌握政策，促进阶级队伍的组织和斗争的开展，起了好的作用。在建立贫协组织，培养领导核心方面，提出要采取经过贫下中农群众评议入会的方式，从小到大地建立组织，注意贫协的纯洁性，注意选好贫协的领导骨干，这也是正确的。缺点是，强调了扎根串联，也就是过分强调了由工作队识别人物、挑选对象的这一方面（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忽视了领导骨干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这里，领导思想上有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对毛主席“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这个指示，领会不够。因此，培养领导骨干，存在着和群众商量不够的毛病。以后评议入会，和群众见面的时候，工作队所选择的根子对象，不少地方1/2，甚至2/3没有当选。群众的选举，弥补了但也说明了这个缺点。评议入会，是贫下中农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培养民主习惯，加强群众对领导骨干的监督，是组织阶级队伍的较好方式。群众深感“四不清”的危害，评议得很认真，也是自然的。但运用这个方式当中，也有门槛太高，评议过严的毛病，影响了阶级队伍的及时发展。进村两个月，吸收贫协会员只占贫下中农成年人数不到1/10，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二十三条”下达后，这个缺点也很快纠正了。
  这期运动，一般说，注意了宣传、教育、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行动相结合。进村之前，提出了头一阶段是打好基础、准备斗争，但不放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打一些前哨战（以后叫“小战斗”），以锻炼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和群众，加速群众发动的过程。进村后，群众很快由背靠背的揭发进行到面对面的斗争，许多地方实际打成了大战斗。而当时斗争策略和方式的指导，却没有跟上。只是提出要打击坏中之坏，要抓住群众最痛恨的事实，又没有及时让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放包袱。因此，这一段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批评斗争面过宽的缺点。干部受批评和斗争的，达到干部总数的21.2％，一般是问题严重和问题较多的。也有些问题较小，应在评议入会时批评的，在大会上批评了。有些问题较多，但可以不上斗争会的，也上斗争会了，不必要的伤了一些干部的感情。现在看，在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过程中，注意结合斗争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是在斗争过程中提高觉悟后组织起来的。背靠背的揭发，也是一种群众斗争，他必然要发展到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以前，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可以抓住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和事实，开展小战斗。虽然不能全面清算，但可以锻炼群众，鼓舞斗志。斗争的对象，应该限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少数问题较多而又气焰嚣张的“四不清”干部及四类分子。
  这次运动的经验还证明，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当中，必须及时纠正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苗头，才能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运动初期，个别社队发生了查封“四不清”干部财产的错误作法。以后又在极少数地方，出现了罚站、乱打人等现象。这种情况多属工作队和少数积极分子搞的。当即通报纠正，并且严肃指出，这是少数人的“左”，不是群众的“左”，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使这种苗头没有蔓延开来。事实上，群众发动越充分，越能够接受党的政策，按照政策办事。这一点，不少工作队员开始是缺乏认识的。因此，在纠正了大轰大嗡的苗头后，又出现了拉住胳膊诉苦，要群众坐在原地发言，不能走到斗争对象跟前讲道理；以及排列发言次序等束缚群众的框框。我们强调一定要坚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并指出：教育群众采用说理斗争的方法，不是泼冷水，而是更好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这期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基本上也没有发生大轰大嗡的偏差。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广大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蕴藏着进行“四清”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把政策交给他们，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四清”的胜利。这期运动，总的来说，发动群众是大胆放手的。在坚持“四同”、深入群众，高举革命旗帜方面；在大力宣传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方面；在注意结合群众行动，让群众在斗争中（包括背靠背的斗争）提高觉悟、掌握政策、组织起来方面，基本上都是放手的。我们还深刻体会到，大胆放手和掌握政策是并不矛盾的，群众越发动得充分，就越容易引导他们在政策指导下进行斗争。虽然一度批评、斗争面过宽，主要是领导上掌握政策有毛病。大胆放手和深入细致的教育组织工作也不矛盾。发现和培养领导骨干、从小到大组织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得越扎实，群众就起来得越快。所以能够基本上做到大胆放手，是由于我们反复以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了广大工作队员，要他们坚决站在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这一边，坚决相信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自己起来斗争、掌握政策。但是，我们也深刻感觉到，他们对群众的巨大革命积极性仍然估计不足，放手还有放得不够开的地方。宣传政策一度过于烦琐，发现和培养领导骨干一度和群众商量不够，组织阶级队伍一度过于缓慢，都使运动的发展，不能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因此，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树立更加坚强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更加深刻地领会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绝大多数、依靠群众绝大多数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将对今后社教运动的胜利，起重大作?。
  三、必须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一面抓紧教育干部，逐步实行“三结合”，整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在斗争中培养和建立好的领导核心
  前几期社教运动，多数地方对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没有彻底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出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政治上、经济上都清算得很不够。主要原因，是指导思想上，对干部问题的严重情况，估计得不够。对群众深受“四不清”的痛苦，了解不深；分析问题，多归咎于前几年的困难和错误。因此，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发动群众揭发、批评的时候，不够放手，总怕重复前省委对干部大轰大斗的错误。少数地方还搞了所谓“三依靠”，即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干部、依靠群众。从字面上看，这和“三结合”差不多，但究其实质，是单纯依靠了干部，而脱离了群众。
  这期运动，注意克服了这方面的缺点，很快形成了群众革命的声势。在这个声势的促进下，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分化很快，不少人交代或者要求交代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在指导思想上，又把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一些，对干部缺乏一分为二，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总团在进村时，又只要求工作队对干部区分蜕化变质和没有蜕化变质，没有认识到应当区别大、中、小、无，没有认识到一般情况下小、无占多数。因此，对多数“四不清”干部在群众和工作队的批评和帮助下，放下包袱、归队革命的基本趋势，一度估计得比较困难。对干部区别对待不够，交代政策偏严，态度绷得很紧，小战斗打的面宽，使干部交代问题增加了顾虑。对于没有问题或问题很小的干部，在本人作了交代以后，还不敢通过群众，做出结论，或宣布解放。总觉得群众刚刚发动，生怕漏掉了坏人。这样，就直接影响到迅速壮大阶级力量，孤立敌人，使运动拖长了时间。
  “二十三条”下达，少数同志思想上又产生了或者暴露了另一方面的偏差。他们忽视三结合需要“逐步做到”这一点，忽视依靠群众进行“四清”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依靠干部自觉革命。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基本上解决了，但未完全澄清。由于群众已经起来，对运动尚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很快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社员、干部大会，初步宣传“二十三条”精神，参加的共23万人。“二十三条”和干部群众一见面，立竿见影，短时期内出现了交代退赔的第一个高潮。春节整训以后，又先以大队为单位，后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社员、干部联席会议，全面宣讲“二十三条”。号召群众“积极起来挽救阶级兄弟”，号召干部“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具体做法是，大会小会相结合，会内会外相结合，干部检查交代、群众揭发批评、家属和“知情人”规劝帮助相结合，思想开导、政策教育相结合。一方面查上当、查演变、查危害、找根源；另一方面，选择典型，进行处理，体现政策，推动交代退赔。由于前段执行政策偏严，这一段提出了宽严并济，以宽为主。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做的结果，势如破竹。既放手发动群众，大家积极参加四清；又执行了“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解决了绝大多数“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团结了95％以上的干部，彻底孤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中，强调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实践证明，他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很少数，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被阶级敌人腐蚀拉拢，犯了错误的。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彻底揭露，严肃批判，击破攻守同盟；另方面亮明政策，攻心斗志，进行阶级教育。多数人还可以逐步进行坦白交代，积极退赔，表示回头悔改，因而按人民内部矛盾，从宽作了处理。顽固不化的只是少数。我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是，实践证明，由于多数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过去的，只要政策正确，方法对头，还可以争取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
  运动的结果，全区4.27万多名农村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中，好的，也就是完全“四清”或基本上“四清”的（只有一般多吃多占或者极小量的贪污），占30.9％。比较好的，也就是只有轻微四不清的，占45.5％。问题多的，占19.4％。性质严重，也就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的，或者是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占4.2％。其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当权派，占3.7％。农村中戴上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帽子的，共272人，其中干部243人，占干部总数5.6‰。4500多名脱产干部中，好的占42.9％，比较好的占34.3％，问题多的占16.6％，性质严重的占6.2％，其中当权派占5.5％。城镇共戴帽子167人，其中脱产干部125人，占脱产干部总数8.4‰。从历史情况看：1958年以前干部问题较少，此后到1962年期间比较严重，以后又逐年减轻。这些情况表明：一方面，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相当普遍的，70％的干部程度不同的〔地〕犯有“四不清”错误。另一方面，“四不清”干部多数问题较小，加上没有问题的，占75％以上，他们还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20％以下的干部，虽然问题较多，但还没有变质，比较容易挽救。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又向改正错误的方面转变。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的，以及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有5％或不到5％。除去极少数“四类”分子，其中顽固不化，戴上帽子的，需要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不到1％。
  发动群众，教育干部，是逐步实行“三结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逐步培养和建立领导核心的过程。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提出，工作队不能老待下去，每个单位都要考虑将来那里由谁领导的间题。基于当时的认识，开始着重注意了选拔和培养贫协的领导骨干。“二十三条”下达后，对原有干部有了大致的了解，又从中物色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实行“三结合”，培养他们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对培养的对象，吸收他们和党员一起，参加党课教育。不论新老，都强调了严格要求。发现问题，立即抓紧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动群众进行监督。选举中，充分发扬了民主，由群众决定取舍。但事先反复酝酿，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引导群众继续选举有错误而已经改正的干部。最后选举的结果，大队生产队两级，原有干部中，继续留任的占52％，新选的占48％。农村党支部正、副支书1070人当中，连选连任的占37.4％，调整工作，继续当干部的占16.6％，共一半以上。可以说，实现了“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广大群众对新的干部班子，是拥护的、满意的。在脱产干部方面，公社以上新的领导骨干中，原任未动的占54.6％，调整岗位的占25.6％，新提拔的占11.9％，工作队留下的占7.9％。这两级领导核心的问题，解决的更显得晚了一些。如果早些处理，早些结合，对运动更为有利。这两级好的和比较好的负责同志，没有能够及时参加运动的领导，一度有些隔膜。以后经过工作基本上解决了。5个县委班子，比较好的有3个，问题较多的两个。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干部大多数，实现“三结合”，是一个逐步做到的过程。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重新审查干部，帮助干部洗手洗澡的过程。也是一个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整倒的过程。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如果群众不起来揭发问题、反映情况、发表意见，就难以正确区分干部的大、中、小、无，也就无法正确地区别对待。95％以上的干部是可以团结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可以依靠的，“三结合”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团结、依靠、结合，必须以“四清”为原则，必须经过群众的认可。没有群众的批评帮助，单纯依靠干部的自觉革命，不能赢得四清的胜利。因此，尽管运动初期曾经发生过对干部偏严的毛病，深入发动群众，还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革命形势就形不成，也就不会有干部交代、退赔的高潮，和“三结合”的局面。在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这期运动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必须严肃、积极、热情地去做干部的教育工作，把教育干部主动下楼同发动群众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事后看来，发动群众和教育干部同时着手，同时抓紧，双管齐下，对运动最为有利。否则，只有群众的舆论压力，没有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思想开导，不给犯错误的干部敞开出路，要使他们放下包袱，团结他们共同对敌，也是困难的。这期运动，我们抓得晚了一些。召开社员、干部联席会议，帮助干部下楼放包袱的时机，在“二十三条”下达前个把月就成熟了，如果那个时候，抓紧时机，“四不清”干部交代退赔、归队革命的高潮不难掀起，就可以快一点把多数干部解放过来，及早实行“三结合”，及早壮大阶级力量。干部是群众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绝大多数是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们对他们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可以改正缺点，更加进步，应有充分的信心。
  发动群众和教育干部同时并进，而把发动群众摆在第一位，这两条经验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掌握政策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罚不当罪的极少。”他们起来以后，难免有一些偏激情绪。只要领导上头脑清醒，善于引导，并不难说服。在那样激烈的斗争情况下，群众那样快地接受了“二十三条”，就是很好的证明。事后看来，进村半月、20天以后，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和最后定案，一般是基本上符合的。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四同”、深入群众、高举革命旗帜，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正确地区别干部的大、中、小、无，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示，正确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也并不是很难的。
  四、运动必须密切结合生产
  这期运动，总的说来，抓紧了对生产的领导，重视了运动和生产的结合。运动中生产不违农时，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形成了生产的新高潮。工作队从头到尾，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动了干部和群众。工作队员来自全省各地，因此，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搞了一些科学实验。同时，帮助群众搞了不少涝池、水磨、畜棚、植树造林等基本建设。运动后期，普遍发动群众初步制订了发展生产的长期规划。
  这方面的缺点是：运动初期，对生产的领导，抓得还不够有力。开始要求县、社干部抓生产，但实际上他们抓不动。因为运动是上下一齐动手，县社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方面忙于下楼洗澡，另方面也有思想顾虑。“二十三条”下达后，逐步实行“三结合”，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
  这期运动中抓生产，注意了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抓安排。农业生产是季节性很强的，因此，工作队注意了安排好每段农活，不违农时。大忙季节，集中力量搞生产。运动与生产矛盾，就给生产让路。第二，抓生产经营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这期运动，特别注意了向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树立依靠集体、搞好集体经济的思想。扭转了副业单干的严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运动后期顺利地收回了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和多余的自留羊。第三，抓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发动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学习五十里铺，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社教以后的生产大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这期运动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要使生产有更快地发展，必须搞好“四清”。实践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抓革命不但不会影响生产，而且可以从根本上促进生产。
  张掖地区半年多的四清运动，胜利地结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运动的实践，使大家通过切身体验，深刻地体会到，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关于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关于依靠和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战略思想，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特别是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综合这期运动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凡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些基本理论原则，运动就顺利进行；稍微离开和违背了这些基本理论原则，运动就出偏差，走弯路。这期运动，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广大工作队员在斗争中学，带着问题学，反复学习，反复实践，也带动起了当地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性，初步形成了学习、运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风气。但是，对学习毛泽东著作，我们开始还抓得不够紧。这是需要在今后四清运动中改进的，以便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高潮，保证今后四清运动和各项工作的胜利。
  张掖地区四清运动的伟大成就，给今后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初步检查，10％左右的单位，工作队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因而搞得不够好，其中百分之一二的单位，约六七十个生产队，搞得很不好，造成了生产、工作上的某些损失。对四不清干部的处分，阶级成份〔分〕的清理，也有极少数不妥当不准确，个别的还搞错了。运动过后，有百分之十几的基层干部，有不同程度的怨气和消极情绪，有百分之一二躺倒不干。经过地、县委的教育，怨气和消极情绪基本上已经消除，躺倒不干的绝大部分也起来干了，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们拟在今年冬季，由省、地、县联合组织工作队，认真进行补课工作，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经过这次运动，张掖地区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要巩固和发展“四清”的成果，任务还很繁重，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应当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应当大力开展比学赶帮，争取五好社队、五好干部、五好社员的群众运动。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大寨，学习火烧沟，学习五十里铺，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生产建设高潮，力争在生产建设上做出显著的成绩。
  为了推动生产建设和比学赶帮的高潮，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必须大力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继续推动领导革命化、干部革命化、群众革命化。我们计划，由地、县党校分批分期地，争取在一两年内轮训一次社、队干部，特别是党的支部书记和小组长，以加强党的基础工作，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期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运动过后，又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是新任的队干部、也有贫协的负责人。虽说一般情节轻微，但已充分说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对于新的“四不清”问题，一定要发动群众，及时揭露并严肃批判，加以处理。今后每年都应当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认真地进行一次四清。必须认真加强贫协的工作，充分发挥贫协的监督作用，配合对干部的训练教育，以巩固四清的成果。
  为了推动生产建设和比学赶帮的高潮，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当前领导落后于群众，思想落后于实际。整个形势发展迅速，但领导方法和作风还改进得不够。为此，地、县、社三级党委，要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最近时期，积极精简机构，加强蹲点调查，坚持“四同”，面向基层，深入群众，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改善领导作风，以促进新的革命和建设高潮的发展。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希予指示。
  （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张掖九十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中共张掖地委研究室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规划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我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定了行动纲领。它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念，而且表达了全党和各族人民要求经济振兴、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强烈愿望。
  《建议》指出：解决十一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今后十年要继续以保证粮棉稳定增长为重点，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全面发展。并把加强农业列为三大战略重点之首，制定了必须采取的若干重大措施。从我区实际出发认真学习贯彻这一精神，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实现九十年代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区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农村人口占80％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7％，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80年代，全区农村经济开创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连续9年获得了增产增收。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2.17亿元提高到1990年的5.8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递增7.4％；粮食产量由5.2亿公斤增加到7.35亿公斤，增长41.3％，年均递增3.5％；乡镇企业产值由2240万元增加到38515万元，增长16.2倍，年均递增32.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元增加到678元，增长2.48倍，年均递增13.3％。农村经济第一个翻番目标已经胜利实现，开始向着新的台阶攀登；绝大多数农户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宽裕型阶段迈进；长期维系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形态已被突破，开始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依托旧的耕作方式为主的传统农业已被打破，正在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地现代农业转变。正是因为农业的长足发展，使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十年增长2.7倍，年均递增14％。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变化，为农村经济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90年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性十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能不能在90年代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就，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稳固的、具有强大支撑力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全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央、省委的《建议》精神，地委、行署提出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实行“强农兴工”的方针，继续把农业放在首位来抓。主要奋斗目标是：农业总产值“八五”末达到7.3亿元，年平均增长4.7％。2000年达到9.1亿元，十年平均递增4.6％；粮食总产“八五”末达到16.5亿斤，年均增长2％，力争突破17亿斤。2000年总产达到18亿斤，十年平均增长2％，力争突破20亿斤；乡镇企业产值“八五”末达5.4亿元，年均增长7％，2000年达到8亿元，十年平均增长7.6％；农民人均纯收入“八五”末达到850元，年均增长4.6％，2000年达到1050元，十年平均增长4.5％。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全区经济振兴不可动摇的战略要求。
  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内外环境分析，过去1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乡镇企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以7.1％、3.5％、32.9％和13.3％的速度递增，而计划未来10年的递增速度分别仅为4.6％、2％、7.6％和4.6％，大大低于前十年的发展速度。全区有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和农畜产品资源，综合开发，方兴未艾，前景十分广阔，是实现农业攀上新台阶的希望和依托；经过多年改革和建设，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208.56万亩，保灌面积发展到183.97万亩，条田面积达到145万亩，农业的物质基础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科技兴农的推行和实施，使全区吨粮田面积达到13.9万亩，小麦千斤田达到14.5万亩，为农业深度开发，走集约经营、主体种植的路子积累提供了经验。与此同时，现在大气候正朝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发展，在全社会已形成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的局面。由此综观未来10年，我们觉得地委、行署提出的农业发展目标是积极可行而又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业的基础地位还不牢固，许多深层次矛盾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而物质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技术装备落后，开发接续新的资源的能力有限，干旱缺水仍然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二是经济结构单一，基本上是种植业为主的格局，缺乏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阻滞了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导致区域经济水平低下，高产穷区、高产穷县的问题比较突出。三是流通渠道不畅，市场发育缓慢，大量农副产品需要远距离运输才能变为商品，加上流通费用居高不下，农户增加生产的努力往往被购销环节的障碍或利益流失所抵消，出现了丰收也愁、歉收也愁的不正常现象。四是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增收速度减缓。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由“六五”的年均递增15.6％下降到“七五”的10.4％，特别是1988年以后，不仅增长速度低于10％，而且绝对额也由六七十元下降到二三十元。五是农村综合改革还不配套，各项制度建设还不完善，集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社会化服务不够系列，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劳动力转移缺乏出路，基层组织还不适应，等等。这些困难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制约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无可置疑将增加实现整个战略目标的难度。
  由此表明，未来10年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目标鼓舞人心，但任务十分艰巨。既要保证粮食生产上“两个新的台阶”，支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狠抓基础建设，为下世纪经济全面振兴创造条件；既要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建立高产高效的综合农业体系，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变，又要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确保广大农村小康的实现，扭转目前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而地方财政非常拮据的现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服从全国、全省大政方针、总体布局的前提下，从我区农村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强农、兴工、富民、富县的基本思路，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努力搞活商品流通，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宏观指导上，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坚持改革与发展结合
  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又是改革深化的重要条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区近、中期农村改革的重点：一是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基本制度为核心，继续巩固发展农村改革试验成果，推动土地制度和合作制度的运行，尽快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组织体系，把农村经济管理引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二是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兴办多种形式的经济实体，力争“八五”末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的比重达到30％左右，“九五”末达到40％左右，提高集体服务功能，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是大力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发展各种专业化服务网络，转变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职能，逐步形成以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地、县、乡经济技术部门为主导，各种专业性群众服务组织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此通过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坚持速度与效益结合
  由于国家资金和政策向沿海地区的双重倾斜，给我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滞后的结果。在当前国内宏观战略重新调整和经济关系重新组合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已成为我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目前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客观实际，我们必须保持农村经济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争取年年有一个新进步，三年上一个新台阶，五年有一个大发展，十年有一个大突破。但是这种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大力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执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所谓持续稳定协调，就是既要每年都应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又要防止大起大落，还要符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要求。因此，要认真总结吸取过去急于求成的教训，坚持量力而行的发展原则，把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放在重要位置。严格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不断改善农村经济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上效益，把农村经济引向优化结构、讲求效益的轨道。
  三、坚持富民与富县结合
  造成我区目前高产穷区、高产穷县的局面，不在于我区的主导产业不好，而在于没有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使主导产业的产品在区内加工增值，而是大部分或者以指令性调拨的方式，或者本区消化不了非得向外销，使资源不断地转移出区外，每年转移出的价值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倍多，从而影响农业自身积累和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今后要继续把带领群众生产致富作为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加快向小康水平迈进，使群众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富民的同时加快富县的步伐。要通过发展深度加工和多层次增值，促进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和系列化，形成一种递进替代的产业转换机制。并从各县（市）的资源优势出发，进一步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台的盐硝加工，临泽的玉米淀粉加工，张掖的中高档食品加工，山丹的黏土和陶瓷开发、民乐的粮油加工、肃南的畜矿产品加工，以这些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开发，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产业格局。
  四、坚持开发与开放结合
  “双向开发、综合经营”是我区今后十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深度开发，要以“三田”建设为主攻方向，川区开展“超千争吨”活动，向吨粮村、吨粮乡、吨粮县（市）发展；山区开展“保八争千”活动，向千斤村、千斤乡、千斤县发展。广度开发，要以水土资源为重点，“八五”期间依托10个小区，每年开发荒地两万亩，五年开发10万亩；“九五”期间配合河西农业综合开发战略的实施，积极力争新建“草、梨、西”工程以及其他水利骨干工程，达到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36万亩。综合经营，要以13个农畜产品基地和10大农产品资源为依托，在规模效益和深度加工上做文章，力争“九五”末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40％，非农产值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45％。建立国家、集体、农户三位一体的投入机制，多渠道、多层次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发展速度，扩建张掖地区化肥厂，新建张掖市农药厂，提高农业的综合开发能力。要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东进西出，伸向两翼，面向全国，外引内联，加强区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经济技术贸易协作关系，发展跨地区、跨部门、大范围、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促进区内经济与区外经济的大交叉、大融会、大循环，在竞争中提高各类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不断增强适应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应变能力，把张掖建成河西走廊商品集散地和连接西部口岸与内地的重要枢纽。
  五、坚持生产与流通结合
  要把农村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围绕粮、油、肉、糖、菜和名、优、特、新产品生产，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努力使科技因素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占到40％以上。要继续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行地、县、乡、村、户五级联网，农林牧水机全程服务。乡一级要在建立健全七站（八站）两委、两社、一协会、一公司的基础上，把“星火计划”“丰收计划”与技术承包、目标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向服务组织实体化、服务内容系列化、服务关系合同化、服务工作制度化迈进。组织科研部门、推广部门、乡村农户开展科技攻关，把低层次的传统农业提高到科技领先、集约经营、加工增值、系列开发上来，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要把流通放在同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一是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销部门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发展产销联营、农商联营、运商联营等形式，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建立贸工农、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实体。二是健全农民进入流通的组织机制，发挥乡村集体商业组织和个体运销户的作用，鼓励更多的农民结成联营体，实行产销见面，自由交易、从事批发经营和长途贩运。三是加快储藏、加工、保鲜设施的建设，提高本地农副产品的消化能力。同时扩建改造现有设施，尽快新建一批冷藏窖库，增加社会储备，调节市场，吞吐余缺。四是依托现有100多处农贸市场，完善配套各种设施，大力开拓区外市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为农畜产品的顺利流通不断开辟新的渠道和领域，以流通促进生产的发展。
  一九八九年
  建立农村经济新机制的有益实践
  ——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总体报告
  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课题组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建立农村改革张（掖）临（泽）高（台）试验区，是省委、省政府为深化农村改革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步骤。其目的是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第二步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把握全局，分解难题，试验示范，区域推进。为全省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思路，积累操作经验，提供决策依据。遵照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在省委研究室的具体指导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地委、行署精心组织实施。按照1989年点上试验，1990年面上推广，1991年总结评估的安排部署，依托临泽县先行试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向各县（市）延伸扩展，最终发展成为覆盖全区的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工程建设。其效应虽不像某些物质工程那样一时被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但必将随着制度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日益显现出来。
  一、立项背景与基本思路
  张掖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占全区80％以上农村人口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1988年同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达到5.2亿元，增长1.7倍；粮食总产达到6.89亿公斤，增长54％；乡镇企业产值达到3.13亿元，增长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2元，增长3.5倍。全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户比较好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宽裕型生活水平迈进；长期维系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形态已被突破，开始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依托旧的耕作方式为主的传统农业已被打破，正在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现代农业转变。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大包干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从微观组织结构到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为商品生产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推动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劳力、资金、技术的横向流动，促进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农村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开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法规等手段调节农村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和初战告捷，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农业一度超常规增长，推动全区国民经济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目标，而且唤起了全社会对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并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思路和重要经验。
  但是，前10年的农村改革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工作也非尽善尽美。由于第一阶段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打破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通过改革原集体经济内部的经营方式，实现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的再造，确定家庭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同其他方面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弱，进展异常迅速和顺利，在很短时间里覆盖广大农村。而当改革步入第二阶段之后，要为农村各类经营主体步入商品经济铺平道路，这不仅需要变革农村传统的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在新的微观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新的组织和制度，而且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在改革经济流程之后形成新的宏观调控机制。这就使得农村改革继续单军独进的可能性大大减弱，而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相关程度大大提高，不仅农村自身改革的具体目标导向不甚清晰，而且各方面的利益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第一步改革不完善、不配套的方面也日益显露出来，使农村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土地产权关系不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既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他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许多必要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使土地承包经营中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表现出来：一是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模糊不清。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而这个集体由谁来代表，既没有明确的法规确认，也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导致土地使用中的无序状态日趋严重，经营上的合同执行困难，纠纷层出不穷。二是农户对承包经营缺乏稳定感。许多地方在大包干时将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承包双方没有形成完备的合同契约关系，集体与农户的责权利很不明确，出现了农户一方面无偿使用土地，一方面又没有稳定感，严重妨碍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行为，使有限的耕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三是连续不断的小调整加剧了土地分割细化。使经营规模偏小和地块过于零散的问题日益突出，既不利于农户对耕地的经营管理使用，也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给现代技术的应用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带来诸多不便。四是缺乏地力补偿和经营权合理流动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地力提高的农户得不到应有补偿，地力下降的农户受不到相应处罚。特别是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土地经营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土地按照经济规律要求，同劳力、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流动起来。而在现实条件下，农民不仅把土地作为一种解决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当作一种社会保障手段赋予福利、财产继承等多种社会职能，宁愿粗放经营，也不轻易放弃土?，由此影响土地产出效益的提高和规模经营的发展。
  ——合作组织发育缓慢。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第二步改革的逐步深化，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触动几十年建构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使农村合作经济跨入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阶段。但在大包干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农村经济运行出现许多混乱现象：其一、组织载体断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被打破以后，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组织多数功能退化，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又未发育成熟，乡一级经济组织（经委和农工商公司）多数名不符实，造成集体经济优越性同家庭经营积极性有机结合缺乏组织载体。其二，集体经济薄弱。在改革的前期，许多地方只注重“分”的一面，忽视了“统”的一面，把集体原有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到户，挂账处理，大部分村社没有建立新的提留制度，使多年积累的集体经济受到很大削弱。据统计大包干初全区有集体积累（包括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1.4亿元，1988年实际保留下来的只有4000多万元（不含生产资料折价款5700万元）；1989年全区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只有11734万元，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0.4％；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产值和收入也分别只占乡镇企业产值、收入的45.7％和38.1％。其三，服务功能弱化。由于集体经济实力下降，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手段，因而很难承担起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经济开发的职能，出现许多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了的事情。特别是信息不灵、技术缺乏、销售困难，往往给农户造成经营失误，影响家庭经营的健康发展。其四，经济关系模糊。集体和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比较混乱，相互之间的侵权行为和合同纠纷屡有发生。集体和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缺乏明确而严格的制度，国家定购任务完不成，集体提留收不上，三兼顾原则得不到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大多数村社财务管理无规章，集体提留和社会统筹很不规范，要么分文不取，要么随用随收，前清后乱、胡花乱用、贪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又损害农民对集体的信任感，从根本上动摇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格局。
  ——农业利益流失严重。作为河西商品粮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国家粮油定购任务的完成，各级领导始终把发展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要位置，以占全省5.4％的耕地，生产占全省11.5％的粮食，每年向国家提供定购粮1.65亿公斤，为全省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因受到产业结构缺陷与传统区域分工格局的约束，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缺乏平等互惠，地区之间的经济效益被指令性调拨所扭曲，全区每年低价转移出的农产品差价相当于财政补贴的一倍多。与此同时，没有形成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的配套群体，使主导产业的产品不能在区内多层次加工增值，大量的只能以出售原料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向区外，阻断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形成高产穷县、高产穷区的局面十分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市场发育缓慢、流通渠道不畅，大量农副产品需要远距离运输才能变为商品，而这种经济运行又缺乏规范。有利的事你争我夺，无利的事相互推托，要么产品销售大战迭起，要么地区之间相互设卡，人为地阻断产品销售渠道，其结果是市场风险和利益流失只能由农民来承担，出现丰收也愁歉收也愁的不正常状况。由此使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增收速度减缓，纯收入由1982～1984年平均增长19.1％下降为1985～1988年平均14.4％
  ——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在已经创造较高生产水平的形势下，依靠现有耕地增产的潜力越来越小；同时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全区人均占有耕地由1982年的3.27亩下降到1988年的2.99亩。尽管各县（市）水土光热资源丰富，但因缺乏吸引农民投入开发的相应机制，不能使自然资源尽快开发利用。传统农区振兴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动结构变革，组织更多的生产要素转向二、三产业，而传统方式支配下的农本经济根深蒂固，使非农产业的发育极其缓慢。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就遇到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经营不善、活力不足等障碍和困难。特别是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一度出现盲目办厂、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资源，而且使企业间投入产出链条的空间阻碍加大，有限的基础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无法形成有效的企业规模和聚集较高的经济效益。
  通过对以上情况和问题的调查分析，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农村改革最成功、最受农民欢迎的基本成果，他革除了原集体经济分配“大锅饭”财产大集中的弊端，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但在具体推行操作中，存在许多不完，善、不配套的方面。要深化农村改革，最现实的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改革成果，做好充实、配套、完善、提高工作，在稳中求进，进中创新。改革进入城乡交汇、利益矛盾加剧时期，深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城市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城市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关键在于认真分离农村改革中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问题，把握和依靠农村自身力量将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稳步增长又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因此，必须坚持围绕发展搞改革，深化改革促发展的方针。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形成建立张、临、高试验区的基本思路，既不是搞县级综合改革试验，也不是搞单项超前试验，而是从解决农村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入手，选择以制度建设、体制创新和经济开发为目标导向，探索和建立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机制。并确定了以下操作实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把土地制度建设作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在完善、配套上下功夫，以巩固、发展第一步改革的成果，构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坚持完善发育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入手，明确规范集体与农户的权利和义务，加快集体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强化集体统一服务功能，努力提高双层经营水平，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把改革试验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探索建立新的投入机制、经营形式和开发方式，引导农户的经济余量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流转，推动农业的深层开发和广度扩展，促进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坚持尽可能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结合起来，力求突破一些难点，探索研究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协调解决部门利益关系，努力促进新旧体制的转换，逐步建立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的行为准则和市场环境，形成社会性的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项目设置和操作实施
  从上述基本思路出发，张、临、高试验区主要设计了6个专题15个项目。概括起来为三个方面：（1）制度建没。包括以清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建设，以强化集体经营管理职能为核心的合作制度建设，以规范内外环境与运行机制为核心的乡镇企业制度建设。（2）体制创新。包括以变革畜牧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产供销一体化建设，以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为目标的专业合作示范，以理顺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经济关系，搞活农村金融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3）经济开发。包括创立新的投入机制，优化开发方式，吸引农民开发荒地资源的土地小区开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名、优、特、新”产品的区域经济开发；将分散的乡镇企业集中在交通、能源方便的地方，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工业小区开发。
  改革试验的整个实施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慎密设计方案，自下而上论证，经地委、行署审查同意，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从1988年10月开始，依托临泽县先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由点到面地逐步向全区延伸扩展。至今年3月底，农区5县（市）的64个乡、785个村、5423个合作社，已全面实施了土地制度、合作制度两个专题五个项目，山丹、高台两县普遍推行了“两田制”建设。张掖、临泽、高台3县（市）组织实施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和农业小区开发建设。临泽县组织实施的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建设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肃南县也借鉴农区改革试验的经验，结合牧区特点，在红石窝乡进行“草原有偿承包”试点工作，为深化牧区改革初步探索了途径。
  （一）土地制度建设。依据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确定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明确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探索搞活使用权的实现形式；并对土地资源的保障功能做出科学安排，达到缓解入口过快增长，有效保护利用耕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土地合理流转的目的。设计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和建立土地流动制度两个试验项目，具体操作内容是：（1）核实基数，处理纠纷。全区共清理承包地234.11万亩，机动地7.99万亩，处理土地纠纷1.6万多起，收回非法占地1627亩，由县（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使用证，进一步稳定了家庭经营。（2）完善合同，强化管理。在清查处理遗留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合同内容，完善管理办法，由合作组织和农户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全区共签订20.81万份，签约率达99.6％。（3）两权分离，有偿使用。将模糊的土地权属明确规定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法定所有者的代表向农户发包土地，按亩均纯收入的3～5％收取土地承包费，从经济上体现所有权的真实。（4）招标承包，允许竞争。对机动地实行招标承包，将竞争机制引入土地承包，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5）评等定级，升奖降罚。以社为单位成立3～5人的土地评估小组，依据土壤肥力差别和近3年平均产量，将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农户在承包经营期间提高等级的，集体给予奖励，降低等级的，给予处罚。升降补偿一般在土地承包期3～5年内评定兑现，土地转移时随时评定兑现。（6）划分“两田”，平衡负担。按照“动粮动款少动地”的原则，高台、山丹两县共划口粮田24.51万宙，人均0.92亩；责任田45.9万亩。初步建立起土地分两田、负担分两费（土地承包费和社会公益费）、责任分两方的运行机制，缓解人地矛盾，抑制了分割细化的趋势。（7）规范程序，鼓励流转。赋予土地商品属性，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土地经集体同意后转包。为逐步改变均田化种植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制度保证。（8）归卷立档，储备资料。以社为单位建立完备的土地档案，由村联社归卷管理，为土地管理储备了较可靠的原始资料。
  （二）合作制度建设。在稳定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着眼于建立健全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界定集体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转变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充实统一经营，促进双层经营体制的成长发育，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设计农村经济合作社章程示范，农村专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示范和建立合作基金会三个项目。主要试验内容有：（1）建立健全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村合作经济联社。全区共建立生产合作社5423个、村合作经济联社785个。（2）制定经济合作社章程，明确合作组织的性质，任务、设置范围、组织原则，分配关系及其对所属土地、房屋、林木、果园、水面、草场、机械等行使管理的法人资格。（3）以社为单位，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代表，组成3～5人的社员理事会，协助社长处理全社的经济活动，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4）在稳定专业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清理、回收历年欠交的各项提留和承包款，共收回专业承包款297.51万元。（5）制定规范的专业合同，稳定承包关系，调整补充合同内容，处理合同纠纷208起。使农村经济的管理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6）建立合同管理机构，形成县、乡、村三级管理，县、乡两级仲裁的合同管理体系。（7）开展财务清理，搞清集体家底，规范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土地承包费、社会统筹等费用的提留项目、数额和使用办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扭转了农村财务管理混乱的局面。（8）以原有公共积累和分期收回的生产资料折价款为基金，按照“村管社有、有偿有息、小额短期、滚动使用”的原则，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665个，其中以乡建会9个，以村建会656个，现纳入资金2294.53万元，1990年融通资金783.25万元，获利16.08万元，以此管好了集体资金，用活了集体资金。
  （三）乡镇企业制度建设。按照现代商品经济的一般准则界定产权，规范企业的交易规则和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引入商品经济的组织、制度因素。通过试验观察，比较探索乡镇企业制度建设的途径，主动催化新规则、新组织和新制度的发育和形成，为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稳固的组织和制度基础。设计了制定优惠政策、清理建设市场，股份制试验和建设工业小区四个项目。突出了三个方面：（1）激发内在活力。张、临、高3县（市）分别选点进行股份制试验。张掖市在上秦乡下安村榨油厂成立下安粮油加工经销公司，按照有限责任的形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通过核实资金，确定股权，制订章程，完善制度，使企业按照规范化的股份制经济运行。现有股金42万元，按集体和个人入股额划分为26个股东，每千元为一股。股权划分坚持平等自愿允许继承、利益共沾、风险共担，产权归全体股东共同占有，股份分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税前计息，税后分配，照章纳税。税后留利按四项基金分配，即企业提留扩大再生产基金占10％，集体福利基金占15％，承包人和职工奖励基金占25％，股东分红占50％，使投资者真正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两年来，股东把分红的15万元又以投股的形式投入到企业中，使股份资金由26.8万元扩大到42万元，使企业发展后劲增强，产品质量达到国标二级，运销青海、内蒙、陕西、江苏、北京等11个省（区），连续两年被省农行评为资金信誉特级企业和优良企业。1990年产值达290万元，实现利税17万元，人均产值4.3万元，利税2500元，分别比1988年增长45％和47.8％。临泽县在濒临倒闭的鸭暖果品厂，采取县糖酒公司与乡镇企业联营方式，开展股份制试验，两年实现产值94.8万元，销售收入65万元，创利税8万元，产值和收入分别增长2.4倍和6.7倍。去年以来，股份制移植、延伸到全县的8个乡镇企业，共吸收股金218万元，创产值571万元，完成收入227.35万元，实现利税34.9万元，展示了股份制的强大生命力。（2）改善外部环境。张、临、高3县（市）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治理整顿的要求，从经营方式、资金信贷、技术开发、人才引进、产品销售等方面制定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优惠政策；组织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清理整顿市场秩序，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市场环境。临泽县清理整顿市场前，有15个部门插手市场管理和收费。经过整顿，撤销了阻碍农民进入市场的5处不规范路卡，纠正了多头管理市场的混乱局面，使全县进入市场的工商户增长33％，注册资金增长56.9％，商品交易额增长63％。高台县工商局和宣化乡站南村合资兴建的农贸市场，通过制订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有力地促进了集市贸易和商品流通。1990年同1988年相比，个体工商户由20户增加到61户，固定摊点由20个增加到30个，固定门点由21个增加到40个，成交额由51万元增加到73万元，工商管理费由1000多元增加到5000多元，上市商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服务项目、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市场秩序和卫生条件也有了大的改观。（3）探索发展路子。张、临、高3县（市）分别在城东郊、新民滩和盐池乡建立3个工业开发小区，兴办各类企业97个，从业人员达2457人，完成投资额1137.95万元（其中国家投投626万元，集体投入299.43万元，个人集资212.52万元），1990年总产值达2360.5万元，实现利税307.1万元。临泽县依托县办玉米淀粉厂，在县城东南2公里处建立工业开发小区，规划面积6.86平方公里。1989年以来，共有26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进入小区。共投资766.52万元，完成土建面积1万平方米，定购设备393台（件），从业人员达200多人。规划小区在建企业全部完工后，可实现产值1300多万元，创利税214万元，安置待业青年450人。张掖市依托城市辐射功能，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乡镇企业发展快的上秦乡安里闸、下安、八里堡村建立工业小区，1989年以来有147户农民集资121.7万元，新办7个企业，使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56个。1990年完成总产值1700万元，实现利税121万元。仅安里闸村人均从企业所得50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54.2％。高台县在盐硝资源丰富的盐池乡建立工业小区，到1990年已完成投资182.73万元，其中集体124.23万元，农户58.5万元。总产值达606.5万元，实现利税185.1万元，盐硝年产量达7.5万吨，分别比1988年增长59％、103.6％和78.65％。
  （四）农业小区开发。立足丰富的水土资源，通过政策诱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探索一种最佳开发模式和经营形式，为接续农业发展后劲和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条件，设计了集资开发、移民开发和区域经济开发三个项目。1989年以来，在张、临、高三县（市）农业开发试验区的带动下，全区已初步形成10个农业开发小区，规划总面积15万亩。两年共投入资金1018.7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45.9万元，集体投资248.5万元，个人集资124.3万元），投入劳动工日133.6万个，修建提灌站5座，打井139眼，衬砌渠道279.9公里，架设农电线路88.2公里，开发荒地5.2万亩，配套农田2.26万亩，安置中部干旱地区移民1300多人，生产粮食843万公斤，定植果园1.1万亩，经济总收入达877.27万元。张掖市根据不同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将全市划分为五个经济小区，并在二阴粮糖区先行试验。1990年种植水稻10883亩，其中开荒种植5160亩，总产达358.7万公斤，养鱼水面达到3258亩，产鲜鱼120.7吨；开发种植甜菜3万亩，总产达6万吨，占全市总产量的75％，以此加快了资源开发利用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五）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建设。按照发展商品畜牧业的要求，着眼于构造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建立市场为导向，生产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内容，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制，加速传统畜牧业向商品畜牧业的转化。主要实施三项试验：（1）变革管理体制。临泽县将原属农业部门的畜牧兽医站和商业部门的食品公司合并，组建了统揽畜牧业生产、良种繁育、饲料供应、疫病防治以及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的肉禽蛋公司，下设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公司、渔业公司和食品公司，设想通过改革管理体制，走产销一体化路子。（2）兴办专业经济实体。由养鸡大户鲁维林牵头，发挥专业联合优势，组织28户农民成立蓼泉乡双二村农民养鸡联营公司，形成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统一开发技术服务，统一加工配合饲料，统一组织产品销售，统一建设基础设施。1990年该公司养鸡13862只，户均533只，人均92只，分别比1988年增长65.4％、78.3％和76.9％，养鸡收入16.5万元，户均6346元，人均1092元，占到家庭总收入的50％左右。农民养鸡联营公司显著的经济效益，带动本村养鸡业的迅速发展。1990年全村养鸡总数达2.1万只，户均62只，人均15只，养鸡业产值占到农业产值的22.6％。（3）发展国营企业和农民的经济联合。依托国营临泽牛场辐射周围农户，扩散良种奶牛，统一加工销售，使国营企业同家庭经营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联合体。两年来临泽牛场向40多户农民和单位扩散奶牛124头，向社会提供肉牛300头，商品牛肉7.5万公斤，走出了一条依靠国营企业的力量，把家庭经营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发展商品畜牧业的成功路子。
  （六）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基本宗旨是在国家宏观金融环境变紧，农村微观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建立灵活、有效，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农村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成功地吸引农村家庭和企业存款，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临泽县设置了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试验项目，主要内容是：农业银行分年消化占用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降低信用社备付金率，停止对存款准备金与存款备付金的分户管理；尊重信用社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集体股金，使信用社的组织基础与服务对象一致起来；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浮动利率；坚持“三为主”原则，信用社同农业银行在业务范围上适当分工；信用社建立风险基金；实行分层次民主管理；明确县联社的存在形式和地位，正确处理信用社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系。从1989年7月实施运行以来，营业部筹建等项工作均已完成，信用社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并有相应的扩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系统实现税后利润6万元，各项存款余额3220万元，比1988年增长25.3％；累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比1988年增长72％。信贷规模由1988年的522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925万元，增长77％。资金营运率由1988年的45％提高到1990年的56％，对改善临泽县的资金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显示重要作用。
  三、初步效应和长远影响
  我区的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复杂的科学实践，围绕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进行试验探索，不仅是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具有远见的战略抉择，而且符合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基本方针。因而在丰富改革思路，积累操作经验，提供基础信息，深化认识水平，配套完善政策，发育组织功能，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
  （一）稳定了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经营形式既符合目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也符合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心愿，必须作为现阶段农村的一项最基本的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全面推行的，实践中还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制度体系，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稳定不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找到一种理想化、永久性的经营模式，必须根据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进行完善提高，在稳定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而稳定家庭经营的核心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张、临、高试验区紧紧抓住农村社会经济领域中，同群众利益最密切，接触最广泛，影响最突出的土地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和实践。他的最大成功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工作，确立了土地公有原则，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以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管理权和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形成土地管理、约束、激励和调节的基本运行机制。（1）管理机制。在实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完善承包合同，征收土地承包费，从经济上体现了集体所有权的真实，实行分等定级，强化联产联投，增加对土地投入，将机动地、新开荒地实行招标承包，推动土地合理流动，为发展规模经营，改变“人人包地、户户种田”的平均经营格局创造了政策条件。（2）约束机制。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运用行政、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土地使用者的行为，从制度上确认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保障集体招标发包土地、统一种植计划、监督土地利用、控制使用方向及对粗放经营者给予处分等权利，有效制止乱占乱用耕地的行为，向以法治农、以法管地迈出重大步伐。（3）激励机制。为有效利用土地，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使用者因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等级或改善生产条件的，集体从土地承包使用费中给予奖励；因投入不足造成地力下降或弃荒的，使用者要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量的罚金，以激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确保农户长期经营土地的积极性。（4）调节机制。根据组织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制订土地合理流转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适合区情的流转制度。既根据人口自然增减状况，采取动帐不动地，“两田”互补的办法自行调节；也对农业劳动者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经群众同意，由合作经济组织收回一定数量的承包地，实行招标承包向其他农户转移；同时在承包期内，允许农户承包的耕地有偿转让或向集体退包，由集体重新招标承包，从而在制度上确认家庭经营的主要内容和存在形式，使农民明确土地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不是分田单干，从根本上消除了怕政策变的思想疑虑。
  （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双层经营新体制的确立，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他不仅为广大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提供所有权和使用权既统一又分离的新鲜经验。但从具体工作而言，改革的前期，我们只注重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层次的工作，而忽视集体统一功能的发挥。实践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生产、流通、消费及社会活动内在的引导和推动力量，是农村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载体，同时也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因而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完善合作制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建立健全合作组织势在必行。所以张、临、高试验区在稳定和完普家庭经营的同时，把重建和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农村改革成果的重大课题来抓。一是利用农村原有的组织资源，从清理财产关系、转变内部经营管理入手，促进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功能转化。通过制订农村经济合作社章程，明确了社区合作组织的设置范围、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经营方针、服务方向、收益分配，以及集体与农户之问的权责利关系，建立健全了村联社和合作社组织，选配了干部，强化管理协调、生产服务、资产积累职能，初步?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农村经济组织体系；明确合作经济组织与党支部、村委会的职能、任务和分工，以此为党和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发展战略能够真正落实到基层，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按照农村商品经济和专业分工的需要，扶持和培育了一大批新的专业服务组织。如目前出现的养鸡协会、养鱼研究会、水稻研究会、甜菜研究会、瓜菜研究会和科普协会，成为群众联合自我服务的好形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在清理集体财务，明确集体和农户财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以原集体的积累、分期收回的生产资料折价款、专业承包收入、土地承包使用费、存款利息收入为资金来源，成立了乡或社级合作基金会，建立和完善新的集体提留和积累制度，制定了集体资金的管理、使用、监督办法，有效提高集体资金的融通效益。张掖市大满乡城西闸村建立合作基金会后，利用集体资金积累积极开展融资业务，统一购买地膜、化肥、籽种等生产资料，使暖棚养猪的户数由1989年的3户发展到1990年的39户，地膜玉米由370亩增加到1020亩，带田面积由430亩增加到1500亩，全村粮食亩产由616.5公斤提高到824.5公斤，总产增加37.48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98元增加到811.5元，增长16.26％。四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同时，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环节来推动。进一步总结推广高台县巷道乡八一村“七统一”的经验和山丹县位奇乡芦堡村“集体兴办工副业，分户经营农牧业”的经验，积极引导兴办集体企业和“五小一队”。目前全区已办起小农场21个、小林场278个、小牧场31个、小果园1564个、小鱼塘39个，组织劳务输出队61个，村级企业发展到187个，有效地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为搞好集体统一服务奠定物质基础。五是改造政府职能序列中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类服务组织，使之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有利于农村经营主体成长。以乡为重点，建立科委、经委、农技服务站、农经服务站、农机管理站、农电管理站、林果技术服务站、畜牧兽医工作站和水利工程管理站等服务组织357个，配备工作人员2815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83名，并在村一级配备了科技副主任、农民技术员、畜禽防疫员、水利管理员、林木管护员、农机管理员、农电管理员、农经管理员等服务人员，其中配备农业科技人员1828人；在社一级选配农民技术员256人，初步形成了地、县、乡经济技术部门为主导，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群众专业合作组织为补充，纵横交错，上下相通，覆盖全区的服务网络。
  （三）规范了农村商品经济运行机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二三产业的兴起，要求将改革解放的各种生产要素加以最佳的优化组合，使资金向着产值最高的地方流动，劳动力向着最需要的地方流动，生产资料向着有效利用的方向流动，以便更好地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建设，发展生产力。这种流动和组合是一种经济规律的必然，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指挥，只能依靠必要的制度进行合理引导。张、临、高改革试验区注重引入组织创新的新意识，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使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整体间的运行结合起来，加速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进程。在土地制度建设上，坚持土地公有，两权分离，有偿使用，承包经营的原则，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从制度上确认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经营权，明确土地的产权关系，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建立土地分等定级、升奖降罚、允许流动、鼓励竞争的制度，促进投入、约束机制的形成，强化对土地的管理，有效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实行两田互补、自我调节、责权相宜、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调整负担，较好地解决人地矛盾，防止了土地的继续分割细化，保证集体和国家任务的落实。合作制度建设上，利用农村传统的组织资源和合作化以来的集体积累，消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弊端，对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在全区范围内发展和完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在对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积累进行清产核资、折股到户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内部聚集和融通资金的民间金融组织，以支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在清查处理各种经济纠纷的同时。制订合作社章程、专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财务管理制度和合作基金会管理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的财产关系不清，制度不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织起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合作组织体系。在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上，结合乡镇企业起步晚、水平低、效益差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引入某些新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从资金、信贷、税收、人才等方面为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和规范。特别是股份制试验，从产品质量管理、设备管理、成本核算、财务管理入手，层层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公司的组织原则，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业务范围、股单的计息和收益分配办法、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等各层利益当事人与企业财产的收益权利和财产的风险责任之间，建立对称而又明确的经济关系，从而强化了企业积累和财产增值的内在激励机制。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规定、章程和条例，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优化了农村经济运行的组织结构，克服了农村经济活?的无序状态，使农村经济发展转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探索资源综合开发的成功路子。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通过创办开发小区，组织密集型的生产要素来获取相对理想的规模效益。这种发展战略在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并取得巨大成功，已经证实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如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农区，引进这种战略模式，以探求加快资源开发步伐的正确途径，是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重要使命。工业小区开发借鉴国外创办工业园地，特别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创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和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应用经济杠杆和政府干预等多种手段，引导分散的企业相对集中到交通便利、设施集中的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为乡镇企业的更高一级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主要效应体现在，临泽县依托县办玉米淀粉厂进行企业群体的组合配套，利用产业的联动效应为地方工业培育新的开发点，使其逐渐成为区域经济成长的生长点和辐射源，最终连接起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循环渠道，为彻底扭转高产穷县的困境，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建设。高台县依托丰富的盐硝资源，建立工矿开发区，利用资源的加工增值聚集经济能量，推动产业内部的滚动发展，促进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和产品链的延伸，为形成递进替代的产业转换机制和“资源开发——加工型”产业体系迈出步伐。张掖市依托城市的辐射功能向城郊延伸扩展，形成兴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农业小区开发，通过制订鼓励农民开发的优惠政策，不仅加快开发速度，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初创一种国家投入启动资金，地方配套扶持资金，吸引农户集资开发；农产品加工企业贴息，农户贷款开发，建立农业开发基金，有偿使用，滚动循环，群众劳动积累，以劳代资等形式的投入机制。形成了村社规划，分户开发；集体开发，招标承包；联合开发，兴办农场；大户开发，规模经营；企业投资开发，兴办原料、副食基地以及国营企事业单位、城镇职工留职停薪办农场等多种开发方式。区域经济开发根据地域特点和自然条件，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形成了一种户联户、村连村、乡连乡的群体规模，涌现一批养鱼50亩以上，收入过万元的开发大户，为加快主导产业集中开发，建立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合理高效产业体系积累了经验。
  （五）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由于改革试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农村基本政策的连续性，增强群众对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稳定感，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因而使农村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势头。一是粮食生产连续九年获得丰收，1990年总产达7.36亿公斤，比1988年增长6.76％，年均递增3.32％；农业总产值达到5.8亿元，比1988年增长9.95％，年均递增4.868％。乡填企业在治理整顿中稳步发展。1990年完成总产值38511万元，比1988年增长22.97％，年均递增10.89％；从事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达到10.24万人，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20.46％。二是农畜产品商品基地初具规模。各县（市）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粮、油、糖、菜、瓜、果、奶、肉、蛋、皮、毛等大宗农畜产品生产，初步形成油料、蔬菜、啤酒大麦、甜菜、瓜类、大蒜、苹果梨、红枣等8个集中产区和奶肉牛、蛋肉鸡、瘦肉猪、细毛羊、淡水鱼等5个生产基地，充分发挥了各地资源优势，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全区粮食社会商品量达3.4亿多公斤，商品率为48.5％；油料社会商品量达3100多万公斤，商品率为75％；瓜菜商品量达2.5亿多公斤，商品率为72％；甜菜、羊毛、果品的商品率分别达80％以上。三是“双向开发”取得重大突破。以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立体种植和模式栽培，建设“三田”为主的深度开发进一步发展，全区已建成吨粮田13.9万亩，小麦千斤田14.5万亩，72万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已通过验收。以兴修水利，开荒扩地，综合治理，规模效益为目标的广度开发在10个开发小区的带动下迅速在全区兴起。1989年以来共新开荒地6.8万亩，不少地方做到当年开荒当年见效。特别是黑河沿岸盐沼泽地区，通过打井提灌和排阴治碱，开荒扩大耕地，1990年种植水稻2.1万亩，总产量达826万公斤，为建成10万亩水稻基地迈出可喜的一步。四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扭转了增长减缓的趋势。1990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78元，增长速度由1989年的3.43％上升到1990年的8.95％，绝对增长额也由20多元增加到50多元。全区20多万农户中，收入1000元以上的小康户达到12.3％，收入500～1000元的宽裕型户上升到55.7％，收入300～500元的温饱型户下降到27.2％，收入300元以下的贫困户减少到4.8％，广大农村跨入宽裕型阶段，开始向小康生活奋进。
  （六）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改革既是对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在整个改革试验过程中，地、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农村改革试验同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总体安排部署，积极推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提高农民参与改革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民主政治建设，以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法制建设，以爱党、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既为改革试验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又推动了农村整体工作的进行。一是基层组织建设普遍得到加强。在完善配套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按照全国村级组织建设会议精神，借鉴外地经验，在村党支部中开展一类班子上水平，二类班子上台阶，三类班子变面貌的“达标升级”活动。在加强充实村党支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整顿配备了村委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了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和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共同配合的村级组织建设的新格局，为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二是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体现，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双层经营正是保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体制。广大农民通过参加改革试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深刻的感受，认识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和建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普遍增强三个观念。即国家观念：1988年以前，不仅各级党政组织花费大量精力催粮催款，而且激化干群之间的矛盾。改革试验从合同上确认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不用干部督促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仅临泽县1990年提供的商品粮就超过5000万公斤，比1988年增长近40％。集体观念：群众普遍感到发展生产治穷致富还得靠集体，长期以来农民与集体的离心现象得以扭转，难度较大的收缴提留、兑现合同、归还欠款、平田整地、民工建勤等工作有很大改观。合作观念：通过稳定承包关系，规范合同内容，明确权利义务，建立合作基金会等，把农户与合作经济密切联系起来，提高了农户对合作组织的关切度，增强集体对广大农户的凝聚力。三是农村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近两年来，各县（市）以致富育人为目标，以千家万户为基点，以群众自我教育为主体，把物质目标定量化，精神目标具体化，在全区农村普遍开展“双文明评价”、创“三户”活动，共评出“双文明村”526个，占村总数的59.6％；“双文明户”22049户，占农户总数的10.3％；“五好家庭”64728户，占农户总数的30.2％。“遵纪守法光荣户”121621户，占农户总数的56.8％。由于“双评”“创三”活动发挥了吸引与示范作用，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普遍加强，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禁赌禁毒、破除迷信等移风易俗活动蔚然成风，学劳模、比先进、做贡献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既优化了农村社会风尚，又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充分显示农村改革的综合效应。
  四、主要体会及今后意见
  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利用三年多时间，组织上万名干部参加，牵动20多万农户，由党政主要领导负责，依靠基层推动改革，取得显著的成果和效应，不仅为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且为指导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积累丰富的操作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科学社会主义是植根于当代中国，深入千家万户最完备的思想体系。她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而且成为我国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就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选择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水平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便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农村改革深化的课题选择上，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又要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的工作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全区各个县（市），最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前提，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以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为内容，以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目标，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体现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制度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改革的不断深化显示无限生机和强大活力，因而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第二，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党的领导下，选择一定范围，有计划地开展超前性试验，既是推动改革前进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革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检验农村改革的正确与否，成效如何，最根本的是是否有利于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就要求农村改革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稳妥扎实，尽可能保持农村社会生活的安定，保持农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改革试验的内容设计、实施步骤、操作方法上，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不套一个模式，允许县（市）从县情出发，各有不同。项目有多有少，进展有先后，呈现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试验格局。在总体安排上注意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在具体实施中，按照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原则，遵循调查研究、设计方案、科学论证、组织审批、点上试验、面上推广、跟踪监测、检查验收的工作程序进行。正确处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试验与推广的关系，既把握改革试验的客观规律，又尊重广大群众的意愿，使改革试验避免不应有的弯路和失误。
  第三，必须穗定完善农村现行的基本政策。在过去10多年的改革中，党中央、国务院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政策。这是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总结亿万农民伟大创举的必然结果，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对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与策略的基本精神。保持这些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发展，既是巩固过去改革成果的需要，又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在稳定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长期不变、家庭经营基础地位长期不变、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农村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着眼于由体制变革向机制再造的转换，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建立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建立新的积累投入机制，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保持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家庭经营为基础、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具备在农村大地上长期根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大大激发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经营行为，又一次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必须加强改革试验的组织领导。充分相信群众，让亿万农民参加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特点。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可以完全自发和自流地进行，新的体制可以自然地长成。改革愈深入，愈需要领导者加强调查研究，到第一线去熟悉改革，提高指导水平。在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的整个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给予极大的关怀，保证试验区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省委研究室负责同志经常深入试验区调查研究，派人蹲点指导。省计委、农委、两西、财政、农业、畜牧、商业、乡企、人行、农行等部门积极配合，帮助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地委、行署把改革试验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实施，精心安排部署，成立由省、地、县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依托地委研究室，承担了具体组织、协调、指导工作。各县（市）也分别成立农村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建立一套比较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班子。乡、村、社三级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改革试验。据统计，全区有11999名干部投身于改革试验，其中县（处）级干部51名，科级干部596名，一般干部1458名，村、社干部9894名，同时培训农民骨干18416名。不仅从组织领导和具体工作上保证试验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培养和锻炼一支热心改革、勇于献身、具有一定政策水平的骨干力量，为今后农村工作储备一批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队伍。
  第五，必须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改革实践。农村改革是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改革试验一开始，由于宣传舆论工作没有及时跟上，部分干部群众对改革试验产生模糊认识，认为搞土地制度建设是要“归大堆”健全合作经济组织是向农民套“紧箍咒”建立合作基金会是“变法儿向农民要钱”，发展集体经济是改变家庭联产承包制等。针对这些思想认识，地、县利用一切宣传阵地，广泛组织群众学习中央稳定农村政策的一系列文件，反复向群众解释改革试验是完善配套农村各项政策，而不是改变这些政策，是为了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动摇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作为重要环节，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研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实践，制定试验方案，熟悉改革内容，消除思想疑虑，增强改革意识，使农村改革试验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在试验项目的操作实施中，地、县两级加强检查指导，不搞包办代替，主要依靠基层推动落实，具体问题依靠乡、村干部去解决，由群众自己制订章程和制度，自己处理各种遗留问题。这样不仅使干部群众明确改革试验的目的和意义，明确试验方案的内容和要求，明确操作实施的方法和步骤，明确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的事业，而且很快在广大农村形成一个关心改革、参与改革的生动局面。好多年没有召开过的社员大会召开了，大包干以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圆满解决，从而使改革试验中确立的制度、条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克服了操作实施与制度运行相互脱节的现象。
  第六，必须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密切配合。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能否解决，实际上取决于城乡配套改革和条块之间的协同动作。因此，省、地有关部门都从改革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积极为改革试验开放绿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与改革，使许多难度较大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使改革朝着城乡一体、同步配套的方向发展。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题，最初设想将信用社与农行分离，使其走向自求生存的道路。后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紧，这一方案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1989年3月，省、地两级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联合派出调查组，对临泽县农村信用社原改革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派人帮助组织实施，保证这项试验专题的顺利进行，取得新的成果。相反，有些试验项目由于条块结合不紧密，出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使试验工作的难度较大，效果也不理想。事实充分表明，农村改革进展到目前阶段，不仅需要农村自身在新的微观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新的组织和制度，更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转轨建制方面的协同动作，不考虑这些因素，孤立地看待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快慢，实际上是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农村改革的。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试验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所有操作项目。实践结果，不仅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而且带来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农村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人们对改革也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同时改革试验在操作实施中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为了巩固发展改革试验成果，促进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成长。我们打算今后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跟踪监测体系。县（市）分别选择一批观测点，科学制订监测评价参数，加强试验成果的量化分析，认真解决引发出的各类新问题，二是进一步完善、修改、配套、落实改革试验中形成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由县委、政府正式颁布执行，并组织有关部门作好改革试验的接续工作，使其纳入正常化的工作轨道。三是按照地委、行署决定，遵循四条指导方针，走好五条发展路子，狠抓六条关键措施，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力争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有一个大的突破，为家庭经营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四是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近期重点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并逐步向生产资料供应、农业教育、科研和实用技术推广、农副产品销售和加工、财政金融保险等全程化服务发展，努力推动各种服务向组织网络化、内容指标化、形式多样化、经营实体化的方向转变，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供综合社会化服务。
  （一九九一年）
  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张掖地区行署统计处
  1992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来张掖视察工作期间，欣然命笔题写了“金张掖”三个大字，为张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正值建国45周年之际，我们以《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为题，力求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和展示建国45年来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巨变。
  ——迈开现代化步伐的农业。张掖是古老的农业耕作区，但长期以来处于生产力极低的自然经济状态。张掖人民40多年来为改变农业的基础条件，从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向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使它真正显示了基础的作用。
  （1）农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3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14.15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1949年增长12.4倍，年均增长6.1％；农村社会总产值达25.14亿元，是1949年的81.8倍。1993年全区粮食总产达8.09亿公斤，油料总产达0.55亿公斤，分别据全省第二位和第一位，比1949年分别增长6.9倍和24.8倍。按乡村人口计算，人均生产粮食824公斤、油料53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加622公斤和48.7公斤。1993年农业商品率达59.57％，提供商品粮3.95亿公斤，均居全省前列。
  （2）发挥两个积极性，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建国以来，国家对我区水利建设投资累计达到3.7亿元，乡村和农民自筹资金0.33亿元，投入劳动工日2.5亿个，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截止1993年，共建中小型水库43座，总库容达1.83亿立方米；改建衬砌干支渠道665条，渠长总计达4000多公里；开挖机电井3602眼，其中已配套2905眼，机电井灌溉面积达24.68万亩。当年有效灌溉面积达220.56万亩，保灌面积达169.39万亩，分别占当年农作物面积的81.3％和62.4％。
  （3）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传统耕作方法得到了根本改变。农业机械设备、机耕面积、农村生产和生活用电，从无到有，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10多年来，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到1993年，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66.64万千瓦，比1978年增加48.07万千瓦，增长2.6倍。其中大中小型拖拉机38078台，平均52亩耕地拥有一台；拥有农用载重汽车1254辆。1993年机耕面积215.7万亩，机播面积128.8万亩，机收面积63.9万亩，农村生产和生活用电达到10496万度，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4）综合应用农科技术，科学种田水平显著提高。1993年农用化肥施用量达21.33万吨，比1978年增长1.7倍；塑料薄膜使用量达1414吨，地膜覆盖面积达14.69万亩。以带状种植、丰产方、吨粮田为代表的科学种田水平逐年提高。1993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419公斤，比1949年增加344公斤，粮食单产水平位居全省第三。临泽县平均亩产达到600多公斤，成为全国一季单产最高的县。1993年农村科技机构已达334个；专业和农民科技人员达3035人，占农村劳动力的0.59％；科技户达42901人户，占总户数的17.3％。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向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工业。解放初期的张掖，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只有160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张掖的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五”时期国家基建工业性投资达0.23亿元，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转机。期间，工业总产值累计达0.47亿元，初步奠定以全民、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工业生产基础。“二五”时期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期间，国家工业性基建投资达0.51亿元，工业总产值累计达2.05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3.3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5.3％，上升到44.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16年的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工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基建投资累计达4.9亿元，各种类型工业企业达4454个，工业总产值达12.26亿元，比共和国建立初期分别增长222倍和765倍；比1978年增长10.6倍和5.5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6％。为使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解决工业短腿矛盾，在发展国有、集体工业的同时，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扶持其它不同类型工业的发展。1993年城镇、农村个体、联营和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7％。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在原有传统工业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增加了制糖、饮料、酿酒、淀粉、酒精、有色金属采选以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和工业深加工为主的众多新型产业，总计已达29个行业。1993年434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已达5.95亿元，利润和税金达到0.9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4.6倍和10倍。45年来张掖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也为进一步走向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
  ——适应社会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1950～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5.52亿元，年均增长25.5％；1982～1993年更新改造投资累计达4.27亿元，年均增长51.8％。特别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期，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1978～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积累达12.08亿元，年均增长30.7％，占建国以来投资总额的77.8％。仅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就达4.48亿元，相当于1981年前32年全部投资的总和。1953～1993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基建投资累计达11.24亿元，其中用于工业的投资4.1亿元；用于农、林、牧和水利的投资3.39亿元；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商贸、科研、文教卫生和其他投资为3.75亿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基础条件，也为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其他部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1984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注入强大的活力。1993年乡镇企业总数达9957个，比1978年增长6.2倍；从业人员达14.53万人，比1978年增长6.7倍；总产值达12.01亿元，比1978年增长37.4倍；总收入达8.90亿元，比1978年增长28倍；利润总额0.79亿元，比1978年增长18倍；上缴国家税金0.28亿元，比1978年增长32.2倍。目前，乡镇企业已形成乡办、村办、联办、个体办，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工、商、建、运、服五业并举，共同发展的格局。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增大，1993年比重达47.8％，比1978年增长35.2个百分点。1993年末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4.0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繁荣城乡市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蓬勃发展的交通邮电业。公路交通、邮电事业是促进我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脉。建国初期，我区仅有张青、甘新两条公路，境内公路总长316公里，区内城乡运输主要依靠大车道路。70年代，贯彻“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修路方针，公路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78年，公路已发展到68条，总长838.4公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事业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到1993年，公路增加到83条，总里程达2266公里，比1949年增长6.2倍。1993年客运量达545.99万人，客运周转量达26905万人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73％和2.2倍；货运周转量达4913万吨公里，比1980年增长2倍。1993年各类机动车辆发展到10880辆，遍布城乡客货运输线上。
  邮电事业虽然历史悠久，但在旧中国极为落后，解放初邮政业务仅3项，长话线路5条，年业务总量5.28万元。到1978年邮电业务总量已达93.72万元，增长16.8倍。止1993年，相继开办了邮政储蓄、邮政快件、长途直拨、无线寻呼等新业务，邮电业务总量已达1290万元，比1978年增长12.7倍。电话用户达5641户，比1988年增长1.2倍。今年，投资达1770万元的8000门程控电话和西兰乌光缆干线的开通，使张掖长途线路增加到270条，通话速度和质量明显提高。
  ——充满活力的商贸流通。改革开放后的商贸流通，使城乡消费市场充满了活力。1953—1993年，国有单位商贸基建投资达0.7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77万元。1993年批发贸易业机构和经营网点发展到158个和213个，人员达3220人；零售贸易业机构和零售网点达到9821个和10595个，人员达19154人。1993年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7亿元，比1978年增长5.8倍，年均增长13.6％。全年商品购进总额达12.99亿元，商品销售总额15.46亿元，基本满足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1993年全区共有集贸市场140个，成交额达3.24亿元。我区蔬菜生产和交易已成为西北五大基地之一。
  1993年对外贸易收购总额达0.58亿元，比1978年增长20.1倍；外贸商品也由单一的土畜产品发展到粮油、医药、化工、五金、矿产等30多个品种，商品结构趋于合理，从而扩大了对外经贸往来，拓宽了我区商贸流通渠道，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和金融。财政、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综合地反映着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1949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27.98万元，反映了经济的落后、财源的枯竭。经过40多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地方财力逐年厚实起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59亿元，比1949年增长123.9倍，年均增长11.6％。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税收由1978年的0.18亿元增加到1.43亿元，增长6.9倍，其中工商税1.29亿元，增长8.2倍，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59.9％上升到80.9％，极大地支持了地方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作为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金融事业，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3年各项贷款达到15.15亿元，45年间平均年增长6.3％。其中用于工业、商业、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分别为3.18亿元、8.28亿元、0.92亿元和1.89亿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25倍、2.4倍、95.4％和4.6倍。1993年共吸纳各种存款达12.09亿元，比1985年增长2.7倍，年均增长18％。金融业的发展，为聚集大量建设资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促进社会进步的科教文卫和体育事业。科技力量由弱到强，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科技成果日趋增多，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显示出来。1993年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570人，比1987年增长28.8％。1990—1993年4间年，累计承担国家、省、地科研项目88项，累计投入资金0.26亿元；取得国家、省、地科技成果101项（含自选项目），获国家、省、地科研奖82项，因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新增产值达1.38亿元。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1993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达944所，比1949年增长1.1倍，在校生数达17.36万人，比1949年增长5.4倍；7至11周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9％。与此同时，各类职业教育、成人中、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得到长足发展。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1993年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4个，文化、图书、博物、档案馆22个，乡村文化中心、文化站也有很大发展。全区有电视转播（含差转）台39座，覆盖率达85％；广播转播台1座，覆盖率达58％，广播机构455个，有线广播村通播率达86.7％；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54个，全年放映12000场（次）以上，观众达489万人（次）以上，极大地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医疗网络基本形成。1993年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29个，床位2571张，卫生技术人员4249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1.2％、70.3％和1倍。人口平均寿命由建国初不到35岁，达到68岁，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体育事业取得优异成绩。1993年全区共有中等体校、儿童业余体校和省级传统项目学校12所，体育人口达40.9万人，体育锻炼“达标”者达11.68万人；等级运动员、裁判员达157人。1990年以来共获国家级以上各类比赛奖牌33枚。今年在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我省高台籍运动员许艳红获4枚金牌、1枚银牌，并打破3项世界记录，为张掖人民争得了荣誉。
  ——不断改善的人民生活。45年来，伴随着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从生活贫困到解决温饱，现在已开始迈开奔小康的步伐。1993年城镇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为2794，比1978年增长3.4倍，年均增加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52元，比1978年增长5.4倍，年均增加48元。1993年城镇储蓄存款余额7.62亿元，比1978年增长53.4倍，年均增长30.5％；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2.13亿元，比1978年增长34.5倍，年均增长26.8％；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671.6元，比1990年增长34.2％。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主要耐用消费品自行车149.7辆、缝纫机71.9架、手表190只、电风扇3.9台、洗衣机28.6台。1993年城镇新建住宅9.77万平方米、乡村62.07万平方米。近年来，各级党政组织想城乡居民之所想，办城乡居民之所需，用极大的精力组织实施农村“小康工程”和城市“安居工程”，效果显著。目前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已达9平方米和24平方米，大大缓解了居民对住房消费的需求。
  社会福利、保险事业迅速发展。1993年全区各类社会福利院63所，床位840张，收养437人。1993年保险业务总收入2029万元，保险储金收入893万元，社会承保金额达19.25亿元。参加财产保险的企业达627户，居民家庭72958户，有215690人参加了各种人身保险，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趋于完善。
  45年来走过的历程是曲折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凝聚着全区人民的辛劳和汗水，也渗透了各级领导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今天，我们又肩负着实现国民经济提前翻两番、率先奔小康的宏伟任务。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前进，走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为我们的母亲——共和国的更加繁荣昌盛，为哺育我们的这片沃土——“金张掖”的更加光彩耀目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九九四年
  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在全区实施“十项工程”建设的通知
  地委、行署决定，在去年已初步实施农村小康建设工程、扶贫开发工程、城市安居工程、双千人才培训工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程等五项工程建设的基础上，今年再组织实施高效农业工程、财政收入台阶工程、城镇建设工程、城镇青年就业工程、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等五项工程建设，共十项工程建设。
  实施十项工程的根本目的和重大意义在于：切实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全党全国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总揽全局的前提下，突出重点，将一批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工作和关键项目，以工程建设的形式具体规划，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形象进度要求，实行目标管理，强化领导和部门责任，集中精力决战攻坚，实现新的突破，以带动全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我区的落实和省委、省政府“提前翻两番、率先奔小康”要求的如期实现。
  十项工程建设，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社会进步；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既包括硬件工程，又包括软件工程；既包括农村工作，又包括城市工作。因此既是可以独立操作实施的单项工程，又是具有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必须明确，这既是地委、行署致力于振兴张掖的重大决策，也是加快改变张掖面貌决心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胸怀全局，心系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去组织实施。
  实施十项工程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为动力，两手抓、两手硬，总揽全局，重点突破，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使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年有一个新变化，三年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
  一是广泛的宣传发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大宣传、大动员，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十项工程建设的内容、目标和基本要求，明确实施十项工程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在上上下下形成共识，把思想统一到地委、行署的决策上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的时代感，自觉地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同心协力，扎实工作，为实现地委、行署的决策而奋斗。
  二是要层层制定规划。各县市、各部门要依据地委、行署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县市的实际和本部门承担的责任，分别制定项目规划和年度计划，确定目标，制定措施，明确要求，并将有关指标分解到乡村、企业，以确保地区规划落到实处。
  三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大力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农村改革，要围绕培育市场主体、创新经营形式、健全市场体系、完善调控体系，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的进程。城市改革，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同时要继续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此为十项工程建设创造发展条件，开拓发展之路，增添发展活力。
  四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实施十项工程建设，不仅需要全区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借助外力为我所用。各级各部门都要进一步贯彻实施地委、行署提出的“三引两出”战略，敞开大门，主动出击，积极寻求上级支持，加强对外联系和合作，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以大开放促进大引进，以大引进促进大发展，为十项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
  五是要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十项工程建设，任务光荣而繁重，必须实行得力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集体领导与分管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统筹安排，协调组织，分工领导负责，选派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班子，拨给必要的经费，做好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要实行目标管理，定任务、定时间、定要求、定期检查考核，实行奖罚、促进工作的落实。要把十项工程建设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干部政绩、决定升迁的重要内容和标准，贯彻于干部的管理工作之中。
  地委、行署要求，地、县市分管各项工程的领导和相关部门，每半年向党委、政府汇报一次进展情况，年终向地委、行署作出专题检查考核报告。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五、资源文录
  古代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田尚
  河西走廊因位于甘肃省黄河之西，又夹在祁连山与北山之间，东起于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形成一条东西长约1200多公里、南北宽几十公里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犹如一条长廊，故名，亦称“甘肃走廊”。它的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比江苏、浙江两省面积的总和还大。这里地势坦荡，绿洲（可耕地）与沙漠、戈壁断续分布。内陆河流域。自〔汉〕〔唐〕以来，河渠纵横，阡陌相连，是我国农田水利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西北著名的“粮仓”；早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誉，又有“塞北江南”之称。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地区农田水利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其经济效益，为今天开发大西北提供一点参考资料。错误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一、河西走廊农田水利的兴起
  根据历史文献和前人的考察，河西走廊农田水利的兴起，主要有自然和社会两个因素：
  首先，这里的地理位置特殊，有丰富的水资源（山水和泉水），为农田水利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走廊北侧是断续伸延于戈壁滩中的北山山地，从东到西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组成，海拔在1500米至2500米之间，最高处可达3600多米。它作为一条长长的天然屏障，既减弱了蒙古高原寒风对走廊的袭击，又阻止了山北巴丹吉林沙漠的侵入。
  走廊南面横亘着一座高峻挺拔的祁连山脉，山谷相间，逶迤800余公里，海拔大都在三四千米以上，主峰高达5900多米。山区地势高寒，热量不足，年平均气温低于摄氏4度，但降水量较为丰富。春夏之际，东南季候风穿堂入室，与山中的复杂地形和冷空气相遇后，往往凝聚为雨和雪，纷纷下降。东段年降水量可高达500毫米以上，西段也有100毫米左右，比走廊内多3至6倍。海拔4000米以上的许多地方，终年积雪，发育成2859条大小不等的冰川和无数皑皑的雪峰，冬季雪线可下降到山脚，即海拔1500米处。冰川面积竟达1972.5平方公里，贮水量为1200亿立方米，有“万年雪原”之称，是河西走廊取之不尽的天然“高山水库”。
  祁连山的冰川和雪峰，每年夏天，都融化为大量雪水，形成五十多条大小不一的河川，“向山前大约输送76亿立方的水量。”①开始滋润了山麓坡地，使那里林木茂盛，绿草如茵，成为我国游牧民族放牧畜群的天堂。《史记·匈奴传》索隐引《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曰：“焉支山一名删丹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
  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流出山后，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分布走廊各地，占全省地面水径流总量的17.3％。水量的年际变化小，有的能直接利用于灌溉，哺育着河西走廊的广大草场和绿洲，使大片的荒漠改观。《魏书·崔浩传》曰：“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有的则在冲积、洪积扇群渗入地下，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积累为巨大的天然“地下水库”。据考察，河西走廊仅地下淡水就有15000亿立方（每年流入地下水库的水量约50亿立方），相当于300个刘家峡水库的总蓄水量。①一部分地下水又在祁连山北麓山水灌区末端的戈壁滩前缘重新露头，涌现成大大小小的泉水河，每年泉水总流量达几十亿立方。水量稳定，成为绿洲泉水灌区的主要水源。北魏太武帝赐太子诏曰：“姑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②乾隆《甘州府志》卷六亦指出：“张掖县黑水、弱水漫衍区，到处洼下，掘土成泉，滞则有沮洳之虞，疏则有灌溉之利。”
  在走廊内，焉支山、黑山和宽台山把整个走廊分割为三个大平原，每个平原即由一个较大的内陆河水系冲积而成，自东而西有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张掖、酒泉平原，属黑河流域；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在三大内陆河流域，分布着成片的绿洲，这种地形条件，便于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加之，河西走廊的绿洲平地，土层厚，肥力高，疏松易耕，渗水保墒，不泛碱，只要有水灌溉，就可成为良田沃土，产量高而稳定。
  因此，尽管河西走廊干旱少雨（武威年平均降水量为170多毫米，安西、敦煌则只有二三十毫米），蒸发强烈，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但丰富的冰川融水和地下泉水，则往往使这片干渴的荒漠遍布生机。这里虽然温度极端，冬寒夏热（最冷的一月，平均温度在零下10度左右，最热的7月约26度）。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一般在12至16度），仍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总之，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资源，构成了农田水利兴起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祁连山，没有祁连山的冰川雪水，就没有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和农牧业生产，也就没有河西的经济繁荣和历史。清朝陕甘总督陈宏谋在《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中说道，“河西之凉、甘、肃等处，历来夏间少雨，全仗南山积雪，入夏融化流至山下，分渠导引，自南而北，由高而下，溉田之外，节节水磨，处处获利。凡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胪列。否则，一望沙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地段，年年积雪，永供灌汲，资万民之生计，普美利于不言，较之他省，浚泉开井，有时而涸者，其利更溥，其法更便也。”①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论断。
  其次，河西走廊农田水利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是河西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地理环境虽然能够加速或延缓生产的发展，但是“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②。相反，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活动和作用往往使地理环境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点，从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兴起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据考古发掘，河西走廊早有人类在此生息、劳动和繁殖，仅武威地区，今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就有沙并子、皇娘娘台、海藏寺等十余处，③属于仰韶文化系统。在酒泉地区，又发现了闻名中外的火烧沟文化。这时期，河西的人类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只能依靠自然环境而生存。
  〔春秋〕〔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成了我国西北各个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先后在这里生活过的有羌、戎、月氏、乌孙、塞种和匈奴等氏族部落。这些民族部落大都处于奴隶社会，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对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缺乏认识，无力改造和充分利用，主要从事游牧业。
  〔秦〕至〔汉〕初，匈奴崛起，占有整个河西走廊。然而，这时由于匈奴还是一个处在奴隶制阶段的游牧民族，只认识到河西的“水草丰盛，宜畜牧，”④对农田水利仍然缺乏需要。
  直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打败匈奴，占领河西。从此开始，河西走廊才得到开发，农田水利才逐步兴起。因为汉王朝是由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族所建立的封建帝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能够正确认识河西的自然环境，并积极利用和改造这里的自然条件为封建统治政权服务。汉王朝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入侵和羌人的骚扰，为了确保中西交通的安全，发展经济，对河西走廊的开发和经营十分重视，采取了设置郡县、徙民实边、戍兵屯田、筑塞列关等许多重大政策措施。结果，一方面巩固了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造成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和平安定环境，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另一方面人口随之大量增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河西四郡有户七万一千余，口二十八万多，如果再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约有四十万人左右。这样众多的人口，其衣食住行等物资怎么解决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汉〕武帝认识到，在河西走廊屯田积谷，发展农业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里干旱少雨，只有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和地下泉水进行灌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从中原来的大量徙民中，有不少有知识的“罪人”和有劳动经验的“贫民”，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筑坝拦水，分引渠道，以资灌溉。于是，在汉武帝的倡导下，由于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开始兴起。《史记·河渠书》：“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书·沟洫志》：“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因此，可以说，河西走廊农田水利的兴起，是汉王朝开发河西的必然结果。
  当时，汉朝在河西走廊兴修了那些渠道，如何引川谷水进行灌溉，史籍记载不详，仅据《汉书·地理志》载：张掖郡治所〓得县（今张掖县西北）有“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又名〓得渠。敦煌郡冥安县（今安西县东南）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县（今敦煌县西南）有氏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又据《居延汉简甲编》得知，汉人民还开挖了甲渠、临渠、广渠、写泾渠等。为了适应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兴起的需要，汉王朝专门组织了引水渠的“田卒”或“河渠卒”①，以及管理农田水利的“田官”②和“农都尉”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河西走廊由于渠道的修筑，灌溉事业的兴起，农牧业均迅速发展起来，为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汉书·地理志》曰：河西四郡，“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据居延一汉简载，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内地遇灾，中央的大司农曾调这里的粮食去接济。尤其是两〔汉〕交替之际，中原大乱，惟河西独安，农田水利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当时企图割据河西的窦融对其兄弟说：“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④后来光武帝在赐融玺中，也不得不承认窦融统治下的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⑤到了〔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⑥
  由上述可见，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开发政策和人们对自然条件的改造和利用，才是这里农田水利兴起的重要原因和决定的因素。
  二、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发展的曲折道路
  自从〔汉〕武帝开置河西四郡，农田水利兴起后，河西走廊遂在古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它成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东段大道，在海路未兴起以前，东来西往的行人、使节、商队，都要经过这里；另方面，它能自成经济区域，自给自足，进可以扰动陇、蜀和关内，扩大势力。退可以割地自守，静观大局，历代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政权，都企图占有或控制这个地方，成为互相争夺的重要战场。“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盖其地跨越边塞，保阻险，宜畜牧..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⑦
  ，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④同时，曹魏统治者还注意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原来敦煌的农耕，只知道引渠水漫灌，又不会用耧犁，既浪费水资源，又浪费人力，而产量亦不高。嘉平中，皇甫隆任敦煌太守，开始“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⑤。
  〔西晋〕王朝建立，全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河西经济有所发展。泰始十一年（275），令狐丰在今敦煌县西北大方盘城地建立一座大型军储仓库——河仓城。可见敦煌地区的农产品已经很丰富，也说明这里的农田水利在继续发挥作用。
  〔西晋〕灭亡后，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先后在河西建立了五个独立政权，即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在〔前凉〕统治河西时，“中州虽乱，此方安全”⑥。“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⑦河西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有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腌，惟有凉州倚柱观。”⑧从而招来了中原大量的流民。其中多数是有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农民。又因〔前凉〕是汉族张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采取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对农田水利比较重视，兴修了不少渠道，仅从盛唐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得知，〔前凉〕沙州刺史杨宣修建州南一条长十五里的阳开渠，州东长四十五里的北府渠；敦煌太守阴澹又在州西南兴建一道长七里的阴安渠。几条渠都引甘泉水灌溉农田。其中北府渠系用石修建的，十分坚固，至唐开元时，仍能使用。《图经》曰：“〔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其斗门垒石作，长四十步，阔三丈，高三丈。”⑨
  这时期，还有割据河西走廊西部的〔西凉〕李氏政权，“广田积谷”，“息兵按甲，务农养土”，“敦劝稼穑....年谷频登，百姓乐业”。①1972年在嘉峪关市东北新城戈壁滩上发掘〔魏晋〕〔十六国〕时期古墓八座，其中许多壁画和画砖上，绘有大量农业生活图画，如耕牧、采桑、养蚕、汲饮、狩猎、林园、屯垦、生产工具、劳动技术、生产资料等等。耕地使用二牛抬杠，耙和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生产工具。这些图画，很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情况及丰收景象。
  〔隋〕末〔唐〕初，因战乱不已，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遭到破坏，又成了“州县萧条，户口鲜少”，②“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的荒凉地方。
  唐朝中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统治者为了防御突厥和吐蕃的侵扰，巩固首都长安的安全，对河西走廊的经营特别重视，除加强屯防，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外，就是充分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牧生产，做到兵强食足。
  有〔唐〕一代，在河西走廊兴修了哪些渠道，灌溉情况如何？史籍记载比较简单，幸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批当时的公私文书，从中可以略知当地农田水利的若干资料。因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在河西走廊分配给农民的田地，大都在渠道两旁，故敦煌遗书的一些户籍、田册残卷中，提到的渠道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两支渠、无穷渠、乡东渠、三支渠、八尺渠、塞门渠、宜秋渠、瓜渠、彭渠、沙渠、赵渠、千渠、第一渠、灌津渠、阳开渠、神龙渠、平渠、阴安渠、长西渠、高渠、土渠、胡渠、孟授渠、蒲桃渠、河北渠、武都渠、员佛图渠、唐家渠、涧渠、上口渠、北子渠、新渠、官渠、武城渠、王使渠、大壤渠、左部渠、毛头渠、解渠、张桃渠、菜田渠、忩同渠、都乡渠、阶和渠、曲家渠、大瑰渠、寺氏渠、员家渠、夏交渠等五十道。④其中只有阳开、北府、阴安、孟授四渠为前代所开。因此，《沙州图经》曰：“州城四面水渠..五谷皆饶。”⑤
  唐朝沙州敦煌县的渠道如此众多，河西其他地区的渠道一定不少，据近代甘肃学者慕少堂考证，认为张掖县南部黑河上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皆为唐时兴修，可灌田四十六万五千四百多亩。⑥
  由于唐王朝和人民在河西走廊大搞农田水利的结果，获得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长安元年（701）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左诸军大使时，“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使，粮食获得大丰收。“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出现了“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的最好年景。⑦杰出文学家陈子昂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沃壤，故岁收获常不减二十万斛。”⑧大约十万亩地，亩产为二石，在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已相当可观。陈子昂又说：“凉州岁食六万斛，而甘州所积四十万斛”，“瓜、肃以西，皆仰其〓。”①
  开元年间（713～740），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经营有方，“所积巨万..仓库盈满，器械精劲。”②粮食由原来供不应求的状况有了剩余，还能支援关中。《太平广记》卷四八五：“沙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至天宝十二载（753），河西走廊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是时中国盛强，自安元门（长安西北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③“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④诗人元稹留下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绸”的诗句。⑤故向达先生认为，河西走廊自“〔唐〕以来，即有‘塞北江南’之称”。⑥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论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危占有河西走廊，历经五代，河西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归义军节度使张氏据有瓜、沙二州一隅之地，甘州、肃州为回鹘所控，凉州则夷、夏杂处。他们自立将帅，各自为政，内战不息，使唐朝发展起来的农田水利事业遭到极大破坏，仅“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⑦
  公元1036年，〔西夏〕占有整个河西走廊。〔西夏〕是党项族领袖李元昊创建的国家，虽然“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⑧主要从事畜牧业。但是，一部分党项人，由于受汉族的影响，开始经营农业，“岁时以耕稼为事”⑨对农田水利建设比较重视，“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⑩从而河西走廊遂成了西夏的重要粮仓，支持其立国达一百九十年之久。《西夏书事》卷七指出：“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河西走廊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版图。这时海路已经兴盛，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元王朝对河西的经营亦不重视，农田水利事业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成了全国的一个后进区。当时的史学家马端临指出：“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⑪
  三、内陆河流灌区的形成
  〔明〕〔清〕两朝，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流灌区逐步形成的时期，不仅渠道的数量超过以前，而且灌溉面积及其经济效益都是前所未有的。
  洪武五年（1372）〔明〕平河西，改府州、县为卫、所，对各族人民实行军事行政管理，主要措施之一是派，遣大批军队去驻防屯田，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右佥都御史杨超，“巡抚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①据统计，弘治年间（1488—1505），凉州十一卫就有正式屯防军七万余人，下屯旗军近四万人。屯田面积高达二万六千余顷。除了这些屯防正军以外，还有不少余丁及正军家属参加屯垦。“欲兴屯田，必开水利，欲为斯民筹干早之虞，亦必开水利”，②明朝河西走廊农田水利的恢复和发展，显然是和大力兴办屯垦分不开的。
  仅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记载，明朝在河西走廊大约修复和兴建了下列一些渠道：
  甘肃镇（址今张掖县）境内有千金渠（在镇西南三百三十里）、阳化东渠（在镇南六十里）、阳化西渠（在镇南七十里）、梨园堡渠（在镇南百里）。《纪要》引旧志云：“卫境之渠以数十计，俱有溉田之利。”
  永昌卫（址今永昌县）东二十里有蹇占口渠，“源出雪山，经蹇占山口下流合水磨川，分为九渠，卫境之田藉以灌溉。”
  高台所（址今高台县）有红城渠（在所西北三十五里）、丰稔渠（在所东南三十五里）。《纪要》引旧志云：“所境之渠十有二，分溉境内之田。”
  镇彝所（址今高台县西北正义堡）“所境有永丰等渠二十，分流溉田。”
  古浪所（址今古浪县）“所境有暖泉等渠，分引溉田。”
  又据乾隆《甘州府志》卷六载：“〔明〕巡抚都御史杨博、石茂华，于左卫之募化、梨园，右卫之小满、龙首、东泉、红沙、仁寿，中卫之鸣沙、河西、浣树、哇哇、德
  安、宁西，山丹卫之树沟、白石崖等处，悉力经营，淘成美利；分巡副史杨衍庆、石
  永，指挥使张庭辅、曹凤，皆渠之功臣也，遗迹犹存。”
  由于明王朝和人民在河西走廊大修渠道的结果，内陆河灌区遂初具规模，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如赤斤卫地区（今玉门市境）的蒙藏人民，在附近汉族军民的影响下，半耕半牧，农牧业都获得丰收，而且农产品是主要的生活资料来源。永乐八年（1410），当回回哈马牙占据肃州卫城，并派人向赤斤卫求援时，其首领塔力尼回答说：“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③可见赤斤卫的农田水利在明朝廷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又沙州卫（今敦煌县）的蒙古部落，“户口滋息，耕牧富饶”④。《敦煌杂抄》卷下谓：苦峪城（今安西县东南）“西南两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塍遗迹，绣错纷然；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赤斤、沙州二卫，实际上不是明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农田水利尚且如此发达，其他卫所就可想而知了。《明通鉴》卷二一：宣德六年（1431）“庚戌，遣御史两人巡视宁夏、甘州屯田水利。”这则材料告诉我们，当时甘州的农田水利，与宁夏引黄灌区一样发达，故受到明王朝的同等重视。
  至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积极召民到河西屯种，仅雍正时，一次就召民二千四百零五户去敦煌。①并在明朝开发的基础上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使渠道密如蛛网，自成灌区系统，经济效益空前显著，所谓“金张掖、银武威”的传说，就是从这时流传开的。
  今据史籍记载，将有〔清〕一代河西走廊内陆河灌区的渠道及其灌溉情况，分地区叙述如下：
  （一）凉州府境内的渠道及灌溉面积
  （1）武威县（附郭） 引土弥干川、黄羊川、杂木河诸山涧水者六渠，溉田一万一千五百一十八顷。
  （2）镇番县（今民勤） 引三岔河水者十渠，溉田三千八百九十二顷。
  （3）永昌县 引水磨川、牧羊川等河水者十一渠，溉田四千七十六顷。
  （4）古浪县 引古浪河水者三渠，溉田二千三百余顷。
  共三十渠，溉田二万一千七百八十六顷。②
  （二）甘州府境内的渠道及灌溉面积
  （1）张掖县（附郭） 引山水者十三渠，溉田一千二百三十八顷；引洪水河水者六渠，溉田七百二十余顷；引黑河水者三十一渠，溉田七千一百五十三顷。③
  （2）山丹县 引山水泉水者二十二渠，溉田一千三百六十三顷。④
  （3）抚彝厅（今临泽县西北） 引黑河水者二十三渠，溉田八百七顷六十一亩；引山河水者十渠，溉田二百六十二顷九十五亩；引泉水者三渠，溉田八十一顷八十四亩。⑤
  共一百零八渠，溉田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五顷四十亩。
  （三）肃州境内的渠道及灌溉面积
  （1）州城（今酒泉） 引讨来河者十四渠，溉田五百余顷；引洪水河水者十二渠，溉田四百余顷。
  （2）高台县 引黑河、摆浪河等水者三十八渠，溉田一千六百四十二顷。
  共六十四渠，溉田二千五百四十二顷。①
  （四）安西州境内的渠道及灌溉面积
  （1）州城（今安西） 引苏赖（疏勒）河水者三总渠，灌溉面积未详。②
  （2）敦煌县 引党河水者十渠，浇民田九十七坊。③
  （3）玉门县（今玉门市西北玉门镇） 引昌马河水者二总渠，灌溉面积未详。④
  有〔清〕一代，总计河西走廊的渠道大约有二百一十七条（支渠和分渠未计），长者百余里，短者十多里，宽一、二丈，深一丈左右不等。灌溉面积达三万五千七百五十余顷、九十七坊。从而遂形成为我国较大的内陆河流灌区，是古代河西走廊农田水利最繁盛的时候。乾隆《五凉全志》卷一：“凉州附郭之武威，今之要县，古之要郡也，田肥美，民殷富。”“武邑六渠，有利无患。”同书卷三：永昌县“现在水源清澈，渠坝疏通，无兼并从噬之患。”
  河西走廊随着内陆河流灌区的形成和农业经济的繁荣，人口迅猛增长，大大超过富庶的唐朝，兹以凉州和甘州为例对照如下：〔唐〕天宝时，凉州有户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二⑤；〔清〕乾隆年间，与〔唐〕辖境大约相等的凉州府（不包括平番县），有户六万九千八百七十六⑥增加了两倍多。相同时间，〔唐〕甘州有户六千二百八十四⑦；比甘州辖境还小的〔清〕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⑧，仅民户就增加了四十余倍。人口的大量繁衍，反过来又促进灌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由于剥削制度的限制，这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河西内陆河灌区的形成，虽然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获利者则是少数剥削阶级。成化十三年（1477年），巡按御史许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说：“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卫，西抵肃州，绵亘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⑨第二，渠道修筑不善，水资源浪费严重。是时，陈宏谋在《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中即指出：“渠身未尽通顺，堤岸多所坍卸，渠水泛滥道路，不但有用难得之水漫流可惜，而道路阻滞亦有碍于行人。”修渠者“止图目前，不为远计，官司又以向系民修，漫无督率，以致遇缺水之岁，则各争截灌，遇水旺之年，则随意挖泄。”⑩第三，用水纠纷众多，渠道遭破坏。乾隆《五凉全志》卷四曰：“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端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
  四、历史的启示
  从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得到下面几点启示：
  （1）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是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前提。〔汉〕〔唐〕〔明〕〔清〕等四个王朝，都是强大的封建帝国，因他们有效地控制河西走廊，人民生活安定，又有雄厚的人力和财力来经营这个地区，改造和利用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并得到军事、政治上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扰。相反，当河西走廊处于分裂割据或者由游牧民族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时，这里的农田水利建设不是遭到破坏，就是荒废无用。
  （2）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兴起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汉朝河西农田水利兴起的原因，就是由于〔汉〕武帝采取了开发河西走廊的正确方针（即“张国臂掖”）和政策（即设郡、屯田、戍边、筑塞），给农田水利事业提出时代的需要，并给予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以后〔唐〕〔明〕〔清〕三朝的情况，与〔汉〕基本相类似。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就不能兴起和发展。如元朝，虽然也是一个封建大国，但对开发河西未给予重视，也未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致使农田水利建设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3）要因地制宜，农牧业并举。从历史上看，凡是河西走廊农业十分发达的时候，畜牧业同样兴旺。〔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①。前凉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②〔唐〕于凉州“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③几乎占全国总马数之一半。〔汉〕〔前凉〕和〔唐〕的畜牧业如此发达，完全是因地制宜，、农牧业并举的结果。因为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域中游，地势平坦，引渠灌溉方便，宜于发展农业生产；而走廊南北两侧，祁连山北麓和北山南麓坡地、草原，则是放牧畜群的好地方。只有善于利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开展多种经营，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保护和扩大这里的植被，种草栽树，维护生态平衡，不能废草地为水田，也不能过渡放牧和樵采，凡不利于生态平衡的地方，最好退农还牧。早在180多年前，〔清〕人就已强调保护森林的重要性。时宁夏将军兼甘肃提督丰宁苏宁阿记曰：“甘州居民之生计，全仗松树多而积雪，若被砍伐，不能积雪，大为民患，自当永远保护。”④
  （4）要开源节流。河西走廊的冰川雪水虽然给农业生产提供丰富的水资源，但还是感到不够用，“河西在可垦之田，因渠水未到，废弃不耕者不少”⑤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雪水是有一定限度的，往往受到气候的制约；另方面是用水不当。古代大都采取漫灌的方法，浪费水资源较大。因此，必须提高灌溉技术，节约用水，科学用水，充分发挥水资源的作用。此外，还要广开水源。据地质地理学家考察，“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玉门等地，无论是祁连山间的平地或山前的平地，在地质构造上都是盆地，大部分地区分布着很厚的含水层，地下水最丰富。在走廊南部，砾卵石含水层厚达一、二百米以上，每眼井昼夜出水5000到1万立方米；北部砂砾含水层厚50至100米，每眼井昼夜出水2000至3000立方米。地下水主要来自河流、渠道的渗漏，补给充足，是大力发展井灌的理想地段。”走廊西段的安西、敦煌，走廊以北的金塔、民勤两县南部，以及弱水（即黑河）下游沿岸，也是含水层分布较广泛的地段。含水层厚度在30至100米之间，以多层沙砾层和沙层为主，每眼井昼夜出水500至2000立方米。地下水补给来源虽不如酒泉、武威等地丰富，但储量很大，仍可保证大量井灌的需要。①可见大力发展井灌是今后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化的方向之一，不仅可以解决耕地的水源问题，而且有利于盐碱地的土壤改良，使许多无法开垦的荒滩变成良田。
  今后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可以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冰川和人为地控制冰川的积累过程，充分发挥祁连山冰川雪水的作用，为农牧业现代化服务。
  （原载《中国农垦史》1986年第二期）
  河西黑河（弱水）水系的变迁
  兰州大学 冯绳武
  甘肃省的河西荒漠绿洲区诸河流，现均属内陆流域，且均源出祁连山地。自东至西，一般分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哈尔腾河四大水系。除哈尔腾河向西流入柴达木盆地北缘的苏干湖（俗名“花海子”）盆地外，其余三水系均向北流入河西走廊，较大的黑河和石羊河均穿越走廊北山流入阿拉善高原。第四纪几次间冰期内流量大时，可能都是外流河上游支流之一，有老河道与不少河道湖遗迹为证。
  一、黑河源流
  黑河古名弱水，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文献《尚书·禹贡》篇有“导弱水至于合黎（山名，《水经注》名“合离山”）〔1〕，余波入于流沙（《水经注》称流沙居延泽）”的记载。
  黑河中、上游，名甘州河或张掖河，《水道提纲》云：“即古羌谷水也〔2〕。”源出祁连山地走廊南山南坡，甘青省界附近的白沙沟脑，海拔4400米处，位于东径98°49′与北纬39°4′，北与走廊南山北坡的丰乐河和马营河（均属黑河支流）上源相距不到230″公里，西北距离祁连山主峰（名“素珠链”5547米）24公里。上游循走廊南山与托勒山（又译为托来山、以托勒河得名）之间的宽，阔纵谷东南流，至祁连县北的黄藏寺附近，纳入东南来的鄂（俄）博河（又名“八宝河”），转向西北，切穿走廊南山，形成长80公里的横谷，水深流急，至海拔1750米的莺落峡出山，进入中游的张掖盆地与其东西两侧各支流联合形成广袤的洪积冲积扇群、戈壁滩与冲积扇面绿洲。
  黑河在走廊平地北缘、因受走廊北山的龙首山屏障，转向西流，至高台正义峡，出合黎山与金塔南山间的缺口为下游，经花海—金塔盆地东端，水量大减，至鼎新乡有托勒河下游（名“北大河”）自西来会（今已无水）。
  托勒河（《水道提纲》，名“滔来必拉”，古名“呼蚕水”）源出祁连山地的托勒山与托勒南山间大纵谷东南端的所谓“五河之源”，即木里以北至红沟雪山之间的内外流区分水岭，约在东经99。与北纬38°20′附近，实为外流河的大通河与内流河的布哈河、疏勒河、托勒河四大河发源地（黑河源地，见上文）。托勒河上游向西北流、至东经98°附近，切穿西祁连山成横谷，至冰沟出山，进入中游的酒泉盆地洪积冲积扇缘形成酒泉绿洲。北过金塔南山（又名“夹山”）的鸳鸯峡，进入下游的花海—金塔盆地，形成第二级冲积扇面的金塔绿洲后，余水由大庄子以东至鼎新入黑河。
  黑河下游蒙语名额济纳河，从鼎新乡以北、河道转向各东北，进入居延海盆地的干三角洲上，河道宽浅而流缓，冬春多时无水，属季节河。今河道在狼心山（1213米）附近的五十个河口（1060米）分为数支（1，主要有东、西两河：东河（名“纳林河”又名“达西敖包河”）流入索果诺尔（又名“东居延海”，矿化度7.65度）；西河（名，“穆林河”，多年干涸）流入嘎顺诺尔（意即苦海，又名“西居延海”，矿化度88克每升），由1973年10月27日卫片图知已干涸。
  据莺落峡测站，黑河多年平均流量为49.9立方米每秒，年水量为15.97亿立方米，占全水系出山年水量（37.95亿立方米）的42％。由源地至居延海全长810公里，故黑河是河西地区最大最长的河流。
  黑河主要支流有山丹河（《水道提纲》则云：“山丹水、即古弱水”中、上游名“大马营河”及“白石崖河”）、童子坝河（又名“扁都口河”）、洪水河、梨，园河、马营河、丰乐河、洪水坝河、托勒河（中下游名“北大河”）、白杨河、石油河（又名“赤金河”）等10条，在走廊平地发育成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金塔诸绿洲，灌溉农业发达，尤其张掖绿洲水源充足，农业潜力较大，历来为河西政治、经济重心所在，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谚。上游山区降水丰沛，有420平方公里冰川面积及阴坡片状森林分布，同为水源补给地，也有良好牧场。
  黑河水量以雨水补给为主，冰雪融水次之。全水系多年出山口平均总流量113立方米每秒，年水量占祁连山至走廊区（69.96亿立方米）的54.25％。其中6～9月深山河占＜70％，浅山河占＞80％。全流域已建成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30座，较大的有山丹祁家店、临泽鲍家湖、高台马尾湖、嘉峪关黑山湖、金塔解放村等水库。
  二、水系变迁
  黑河导源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祁连山地，由于高原在晚新生代的强烈隆起，使黑河
  上游在走廊南山强烈下切，造成幽深峡谷。第四纪中更新世发生最大冰川作用后，进入气候暖湿的间冰期，黑河流量丰沛，径越走廊北山，深入蒙古高原，造成由居延海盆地东北缺口直达呼伦贝尔盆地间的古河道。
  晚更新世因喜马拉雅山隆起过高，使高原内部及其北缘山地变干，冰川规模缩小而
  冻土广泛发育〔5〕。东缘山地，仅依赖太平洋夏季风而较湿润。因之源出祁连山地诸河流量逐渐减少，黑河水系遂发生下述变化。
  （一）由外流河变成内流河
  第一、居延海盆地西南高而东北低，且东北端有一狭长缺口，这一条状缺口，南北介于宽窄不等的两条1000米等高线之间，向东北部直通黑龙江上游现已不相连接的呼伦贝尔盆地，明显是一条古河道，其中有不少狭长的河道盐湖及已干涸的条状盐碱沼泽地断续分布。各湖泊的海拔高度，依次为索果诺尔（东海）902米，进素图海子以东896米，巴布拉海881米，乌兰和海776米，呼伦湖539米。
  第二、索果诺尔至今还属淡水湖，是晚近形成的东河终端湖。古居延泽虽已干涸，而遗址区也无厚层盐碱，不像塔里木河终端湖的罗布泊，从汉朝即名盐泽，滨湖至今仍有辽阔的厚层盐壳。而古居延泽西南岸绿洲广布，汉朝即有灌溉农业，因之建置了居延县（今黑河一带），并在农垦渠道上修筑了“甲渠侯官”等古城堡，在农区外围“使路博德筑遮虏障（即烽墩与长城）于其北”〔6〕。凡此皆可证明黑河从古非以居延海为终端湖，早期主流由居延盆地东北的缺口外流。因此在盆地内未曾积累较多盐分，至1983年额济纳旗黑河下游区尚有农场耕地面积2.6万亩。居延盆地干三角洲东缘的温图高勒（拐子湖）和套海（蒙语“河湾”），均属早期河道湖的遗留部分。今在东西居延海与〔汉〕居延泽，位于居延干三角洲北缘，同属晚近地质时期西北盛行风吹来河积流沙，形成巴丹吉林大洲漠，阻塞且埋没黑河故道后，迫使黑河新道在冲积扇面上逐渐西移，而形成全新世以来的终端湖（古居延泽东海和西海）。
  （二）由统一水系变成众多的独立水系
  黑河中上游各支流，分布于祁连山北缘及河西走廊中段，东西介于大黄山（3978米，古名“焉支山”）和花海—金塔盆地西缘的青石崖（2993米）至大口子东山（1719米）一线之间，实包括疏勒河东支的北石河、南石河和早已独立流入花海盆地的赤金（又名“石油河”）、白杨二河〔7〕。一般认为黑河水系西界是嘉峪关西北的黑山（2799米），欠妥。因为托勒河在冰沟冲积扇西缘故道，经黑山西麓与宽滩山（2243米）间，和白杨河平行北流至花海—金塔盆地的阿拉克泊（为〔清〕初大泽之一部分）与疏勒河东支同属黑河最西支流之一〔8〕。由1973年10月28日卫片图，也可明显看出托勒河（北大河）在黑山东、西南侧新老河道变迁的轮廓来。
  黑河各支流出祁连山及大黄山北坡，常年有水，而在1∶10万地形图上有河流名称或已建成水库而有灌溉效益的不少于30条，可见黑河是河西流域最广、支流最多而水量最大的河流。但因全新世以来，受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而流量减少，加之人工引渠灌溉，大量修筑水库蓄水，以致各支流出山后，依其流量大小而消失在距山麓远近不等的洪积戈壁滩内，即便是较大支流，晚近时期也与黑河主流不相连接，逐渐形成众多的独立水系。表1列出了河西走廊大黄山至青石崖—大口子东山一线间原属黑河支流，今成独立水系的各河概况。
  （三）河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的事例
  河西走廊的地下水，绝大部分来自地面河水的渗漏，而各河中下游的径流量，又以地下水的补给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同一河流在其中游各段，往往由山水河（当地名自然河流为山水河）与泉水河（常年水清而流量稳定，多由人工掏挖泉水汇流而成）之间相互转化，为干早区河流资源的重要特征。因此黑河各支流在同一河道内，概经历了地下水（泉水）→河水（山水）→地下水（由潜水汇为泉水）→河水（山水与泉水合流或分流）→地下水的反复转化过程。
  较小河流出山后，现今多修筑成渠道，引入新的绿洲灌区，在山麓海拔较高的冲积扇面上形成“冷源灌区”。较大河流如黑河干流，中游河道常年有水，而大部分水量引入多数干支流道发展成绿洲。
  这里只以黑河东侧较大支流的山丹河为例。据《水道提纲》云，“山丹水（即古弱水），源出山丹卫西南穷石山（按，即今冷龙岭）”北坡，至青羊岭（4172）北麓出山。进入中游，在河西走廊内分为上、中、下三段，现已变成互不相连而河名和水源各不相同的河流。
  中游上段的白石崖河，出山后各支流联合形成第一级冲积洪积扇面的大马营草滩中部（〔明〕〔清〕各朝是最重要的良马放牧与培育地）、原属山水河（今已改建成长27公里的白石崖渠）。由于同石羊河水系的西大河之间没有分水岭，早期在马营草滩冲积扇面上左右摆动的白石崖河，或有东流汇入西大河的阶段。
  中游中段的大马营，由出山各小河汇入马营滩冲积洪积扇成潜流，北至大黄山与大坂山（2681米）间东西阻隔的扇缘泉水线上露头后，由众泉汇流而成，并与其南段的自然河道相通，而河水径流早不相连。大马营河由多数泉水河平行北流于大黄山一线以北的第二级联合洪积冲积扇上，造成马营、霍城、花寨、李桥、陈户、位奇等六个乡的绿洲。
  中游下段的山丹河，现今水量并未全部依赖山水河补给，而是在今山丹城南（即上述第二级冲积洪积扇前缘）与再次出露的旺盛泉水汇成第二次泉水河，流经第三级走廊平地基面上，在龙首山南麓洪积扇戈壁滩前转向西流。在山丹城西北五公里的祁家店水库以西（〔明〕长城以南）由长60多公里的北干渠与南干渠代替早期的山丹河道，但老河道仍存在，在今张掖城北的山丹桥附近汇入黑河。山丹桥以东至古城间30公里的山丹河，因流经黑河冲积扇前缘洼地区，现今已主要靠黑河各灌渠余水补给。
  （四）主要河道的演变
  历史时期河西各河中下游，有不少著名城郭荒废与湖泊消失的事实，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河流改道。而河流改道的原因很多，属于自然的有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局部山地隆起或断裂；风沙阻塞故道；洪水冲刷成新河道等。属于社会的原因更多，愈至近代，人的作用更大。尤其近30多年来，不少现代化水泥衬砌渠道或管道，代替旧日渠道和自然河道，不少人工水库，代替天然湖泊，不少新兴工矿市镇，建置在原来的戈壁滩上与现代渠道附近，数量和规模，远超过几千年来荒废的少数城镇。
  一般河道的自然变迁，往往与短期的特大洪水有关，但也与新构造运动等不无关系。
  黑河在中更新世水量丰沛时，出祁连山至走廊平地的冲积洪积扇面上，与其左岸较大支流梨园河汇合后，循今大沙河故道径向北流，经临泽平川以东的壕洼（1400米）、东小口子（1534米）、西碱场、慕少梁北沟（1300米）、乌兰套海、拐子湖，循东经101。以东的居延海干三角洲东缘北流。
  今东小口子高出平川的黑河水面165米，依据晚更新世以来青藏高原的上升量〔3〕估计阿拉善高原南缘山地隆升时间，在东小口子一带，当历一万七千年左右（断定与青藏高原等量上升）。由此可知黑河改道西流出正义峡，应属全新世晚期。
  上述黑河主流新老河道变迁的推论主要根据1973（10.26）—1976（9.25）期间的山丹、双城等卫片图及实测1∶10万地形图的各项注记判读而得⑩。同时根据1973（10、28）卫片图嘉峪关幅，知托勒河（北大河）在出祁连山第一级冲积扇的冰沟扇面上，明显的老河道共有五条，先后切穿黑山东、西两侧，造成峡谷，进入花海—金塔盆地、堆积成物质较细的第二级冲积扇群，最后在盆地北缘西汇疏勒河东支，再东流至鼎新乡入黑河。
  托勒河中游名北大河，年水量6.69亿立方米，为黑河最大支流，也是仅次于疏勒河（10.57亿立方米）的河西第三大河，因水量较丰，携带物质较多，从冰沟口出山，在酒泉盆地堆积成以酒泉砾石层与现代砾石为主的冰沟冲积扇，扇面北缘因有黑山晚近隆起，在扇面东西摆动的托勒河主流，早期经扇面西缘（即黑山西麓）与白杨河平行北流，在白垩系新民堡统砂间、泥岩间，切成深谷，至下沟口堆积成花海盆地南缘的下沟冲积扇。后来托勒河便在冰沟冲积扇面上多次改道东移，首次在扇面中部北流至木兰城红柳沟一带，因受黑山北阻转向东北，流入花海—金塔盆地，历时较长，造成规模较大而沙土较细的第二级峡口冲积扇，继因黑山几次隆起，使先成河谷下切黑山东段成断山峡，并在黑山南麓至嘉峪关间，形成河谷阶地多达五级（1）。
  托勒河在冰沟扇面上第二次改道东移至断山峡以东至嘉峪关间，东北流到野麻湾后墩（1554米）进入花海—金塔盆地中部；第三次改道至今马路山（1408米）西麓的野麻湾北流；第四次改道东移至马路山东与火石夹山（1463米）间的花城湖经涧沟故道北流；第五次由冰沟冲积扇南缘东流，北会峡口冲积扇前缘泉水汇成的清水河，南会洪水河冲积扇缘泉汇成的临水河后，东北经金塔南山（名夹山、1478米）切成鸳鸯峡，北入花海—金塔盆地东端，造成时代最晚、规模较小、而物质较细的第三级金塔冲积扇。由于在1949年前后在夹山南北修成鸳鸯峡水库与解放村水库，因此扇面水源充足，发展为农作稳定高产的金塔绿洲。自然河道在扇面中部仍然保存，但已无水。旧河道至扇面北缘，由灌渠余水汇为河西至今尚有较长水面的河道湖。近几十年来，此湖以东再无地面水东入黑河，可见托勒河已成河西最晚近形成的独立水系了。
  总结以上所论，可归为下述几点：
  1.黑河（弱水）是河西干旱地区流域最广、支流最多、流量最大而历史变化也最复杂的一条河流。
  2.它的流量增减，在新生代晚期以来，随着不同地质阶段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紧密相关。
  3.它的河道变迁、短期内与各次洪水作用的人类活动有关，长期看则与新构造运动、风沙阻塞故道不无关系。
  4.它的干支流均有山水河与泉水河的相互转化、沿岸发育成不同范围和特色的众多新老绿洲、河西走廊古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黑河干支流的绿洲内。
  5.由于各绿洲人口增加耕地扩大，造成中下水资源矛盾与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应及早制定流域规划及远景发展规划。
  甘肃祁连山森林的重要性与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院林研所 陈炳浩
  甘肃省河西走廊远离海洋和受高山阻隔而成为干旱区。但因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有高山冰雪，由于山地森林（包括高山灌木林）涵蓄冰雪融水（包括降水、地下水）而有绿洲与灌溉农业。本文将着重讨论森林与水资源的关系，阐述山地森林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为使祁连山森林充分发挥涵养水源的功能，林业部门应努力做好营林造林工作，以期对工、农业、居民用水，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冀望用水机构以及社会各界“饮水思源”，多多关注森林事业，并采取适当措施予以支援。
  一、概况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干旱区著名的一大山系，它是第四纪中更新世时（距今约100万年）因青藏高原急速隆起而形成的高山〔2、3〕。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北纬36°30′～39°30′，东经93°30′～103°，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境内山势由西北走向东南，起伏连绵千余公里，向西屹立于阿尔金山。祁连山一般海拔3000～5000米，主峰祁连南山5547米，2500米以下的中低山属荒漠带，2500～3500米生长森林，3600米以上发育为多年冻土，4400米以上终年积雪，5000米以上多发育有现代冰川，被誉为高山“冰源水库”。境内冰川资源丰富，约有冰川2859条、冰川总面积1972.5平方公里，储水量811亿立方米，冰川年融水量10亿立方米，占进入走廊平原之河水年径流量的13.7％。祁连山冰雪、降水和地下水所形成的径流，孕育着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三大水系56条内陆河流，三大水系出山总径流量69.304亿立方米/年〔4〕，其中石羊河水系15.825亿立方米/年、黑河水系37.342亿立方米/年，疏勒河水系16.137亿立方米/年。灌溉绿洲农田720多万亩，“若非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张掖）当江南”，成为河西走廊民殷地富的摇篮。
  二、祁连山森林的特点
  祁连山林区总面积265.3万公顷，其中林业用地面积47.9万公顷，构成森林的主要树种是青海云杉（Piceacrassifolia）、祁连圆柏（SabinaPrawalski）。云杉森林面积12.09万公顷，森林蓄积1269.25万立方米，林区森林覆盖率14.4％，森林年生长率3.15％，年枯损率63％，森林生产力100.5立方米/公顷。祁连山山地森林生态圈主要是由云杉林、圆柏林、高山灌木林和中低山阳性灌木林等四个森林生态系统所组成。
  山地森林的基本特点：
  1.森林分布主要在2400～3300米的中山和亚高山地带的阴坡半阴坡、半阳坡和沟谷，坡度陡峻，土层浅薄，若采伐利用不当，易引起植被逆行演替和水土流失。
  2.祁连山森林多位于河流上游的发源地或沟谷溪涧集水区。它是山区水源储蓄中心，对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的作用很大，使冰雪融水源源不断地、均衡供应下游绿洲平原。
  3.森林覆盖率较低，但在整个干旱区域内更显得十分重要和珍贵。它确是走廊地区童秃群山之中的一块绿色宝石。
  4.青海云杉林的龄组结构较合理。中幼龄林较多，有利于永续利用、长期经营。按森林面积比重，幼龄林、中龄林和成熟林分别占21.8、64.5和13.7％；按森林蓄积比重，分别为13.1、64.5％和22.4％。由于青海云杉和祁连圆柏树木寿命长，枯损率相对较低，这就有利于推行长轮伐期作业，更有利于持续发挥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
  三、祁连山森林的作用及其重要性
  祁连山森林的作用，古人早有很多赞语。据史料记载：“雪山千仞，松杉万本，保持水土，涵源吐流”。这就是对祁连山森林较客观的评价。〔清〕《甘州府志》载有一篇文章，“八宝山松林积雪说”。甘州就是张掖，八宝山就是祁连山。所谓“松林”可能就是古人对松柏科多种针叶林的泛称。文章指出：“甘州虽雨量不足，幸天赋高山积雪，滋溶流灌，永无底穷。坐食其赐，无减于多水之区，甘州人民之生计，全靠松林多积雪，苦松林砍伐而不能积雪，就会给居民带来巨大灾害，故应永远保护。”
  近代对祁连山森林研究的学者教授发表了许多中肯的论述。我们认为祁连山森林的作用和重要性不可低估，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祁连山森林是山地贮水供水的中心，也是干旱区的心脏
  山地森林植被以其特有的森林作用与生物贮水与调节的功能，一方面捍卫着高山“冰源水库”的安全，另一方面使山区降水、地下水和冰雪融水的径流，通过山地森林的拦截与调节作用，源源不断地供应河西地区中下游绿洲农田灌溉、城市生活与工业用水，以及供给内蒙西部荒漠胡杨林灌溉。山地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直接间接地关系着中下游绿洲的农林牧业的兴衰，关于这个问题在干旱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长江、黄河是我国南北大地的主动脉，江河上游发源地是它的心脏的话，那么祁连山系高山“冰源水库”（含大气降水）就是河西走廊的心脏，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及其56条支流就是走廊地区的大小动脉。山地森林在维护山区大小河流的水源永不枯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山地森林，高山冰雪融水和大气降水所形成的径流就可能在瞬间倾泻到中下游酿成灾害。
  2.山地森林在水源涵养和防止侵蚀的作用
  据付辉恩研究〔6〕，祁连山森林的水文生态效益主要有三方面：
  （1）林冠层对降水的截留与减弱径流作用。以苔藓云杉林为例，林冠层对降水截留量为28.4％，森林郁闭度每降低0.2时，林冠截留量以减少4.6％的速度递减。林冠层拦截降水直接起到减少地表径流的作用。
  （2）枯枝落叶苔藓层的蓄水作用。云杉林地表面积累的枯枝落叶苔藓地被物平均总量为97.3吨/公顷，容水量362.78吨/公顷（见表1）。它如同海绵一样吸附着相当于自重3～4倍的水量持续地保持在林内。苔藓云杉林涵蓄的水量约为865～1651立方米/公顷。祁连山现有12万公顷云杉林，以此推测估算，仅云杉林就能涵蓄总水量10380～19812万立方米，相当于1～2亿立方米的天然绿色水库。祁连山林区高山灌丛林约为430万亩，与云杉林相比，它是一个更大的绿色水库。
  （3）根系层的防止侵蚀与水文调节作用。由表1而知：云杉林每公顷根系58.3吨是圆柏林的3.4倍，是高山灌丛林的2.7倍，是草地根系的16.2倍。根系总量越高，保持水土、防止侵蚀的作用越大。同样，土壤层根系总量愈多，土壤物理性质越好，土壤里含蓄水量也高，它能均衡地、缓慢地流出林地补给河川径流。
  3.森林在调节河川径流、减免洪水灾害的作用。
  据测定〔6〕，在坡长500米的距离内，枯枝落叶苔藓层内的水分，流到沟底需2小时。土壤表土层的水分流到沟底需要72小时。底土层的水分流到沟底需要4个月。为什么河流上游的水总是那样清澈洁白？原因就在于上游有森林。森林通过林冠层，枯枝落叶层和土壤根系层的生物物理作用，尽可能地把降水、冰雪融水作为地下水贮藏起来，或者让雨水慢慢地流失。这样即使遇到暴雨时，也能减少水灾发生的危险，同时增加干旱期河流、水库的水量。这种水源涵养作用，只有在山地培育森林才能获得。总的来看，有林地全年的水流失量比无林地少。这是由于林地渗透能力大，减少地表径流、增加地下水量，故能减少洪水发生。相反，在干旱期，林地的水流失量增加，可以补充河水水量，因此祁连山地森林有调节径流、抑制洪水的作用。
  4.绿洲的屏障、农牧业的基础
  河西走廊的农业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金张掖、银武威繁荣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依赖于山地森林涵养的水源，森林使山区河流永不枯竭。林多水丰，林少水枯。它关系着绿洲的兴衰与存亡。走廊地区约有1000万亩农田和山区草原依靠祁连山冰雪融水（包括降水）灌溉的。每年春夏旱季，高山冰雪融水徐徐流入大小灌渠，供应平原绿洲灌田播种之用；盛夏与夏秋之交，气温升高，高山冰雪强烈消融，融水确保庄稼长好与获得好收成。至夏秋溶化之雪水微弱，黑河水量少而低，则不能入渠灌溉，有报旱之虞。
  5.山地森林在维护干旱区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祁连山森林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受高山阻隔，镶嵌分布于广大荒漠景观之中，山地周围环境被干旱荒漠、半荒漠、干草原、沙漠和盐碱荒地等自然景观所包围。
  干旱区各类生态系统内的有机体和环境条件的相互依存的生态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类过度利用资源的情况下，这种生态平衡极易遭到破坏，破坏后恢复困难而缓慢，甚至无法恢复。因此我们要正视河西走廊自然环境脆弱的特点。就实际情况来看：（1）南有祁连山森林，山区蕴藏丰富的水资源；（2）西北有干旱风沙侵袭；（3）中间是盆地，有不连续状分布的绿洲。它们三者之间都代表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各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维护各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山地森林涵养水源与供水，内陆河流就会枯竭，绿洲难以稳定发展，干旱风沙难以治理。在水源不足、干旱风沙侵袭下，也很难想像走廊地区社会、经济和人类生存能获得持续发展。因此在开发利用时必须十分重视各类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务使走廊全区或局部开发利用程度不要超越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临界极限的承载力。
  祁连山水源林地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环境条件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的存在，对维护干旱区生态平衡确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人类如果无视它的存在和作用，就要遭受自然规律的无情惩罚。无论在当前还是长远，走廊地区的林业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限制森林资源消耗，积极保护、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上。充分发挥山地水源林的作用，以促进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发展和优化环境为根本任务。
  四、祁连山森林变迁与生态环境演变
  据《河西志》记述，祁连山在两千余年前约有9千万亩天然森林，生长茂密，绿树参天，浓荫遮日，冬夏常青。《肃州志·南山》记载：祁连山“南山松百里，阴翳车师东，参天拔地如虬龙，合抱岂止数十围，拜爵已受千年封，其间最古之老树，曾阅汉唐平西戎”。又说“大小松山崇岗隐天，森林蔽日”。据有关县志和史料记载的还有：酒泉之西沟寺“林木苍郁，绵延百余里之远”。满清年代，甘肃提督曾在祁连山林缘悬挂铁牌“禁止入山伐木”。乾隆年间，当时武威县还是“林茂水丰”。这些记载说明，祁连山古代森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
  随着历史长河的变迁，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大肆砍伐、战火烧毁、军屯兵伐，以及私伐和盗伐，致使祁连山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形成“山无绿兮，水无情；风吹毒兮，沙亦腥”的荒凉景象。至建国初期，幸存下来的森林面积仅200余万亩。1958—1980年间，在砍伐过度、人口增加、毁林开荒的压力下，祁连山富饶的森林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值得庆幸的是，1980年甘肃省政府对祁连山森林划定水源涵养林，并作出停止10年采伐森林的决定。这一决定十分重要，对于逆转祁连山森林资源消耗、使森林获得一个短期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及缓和走廊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前人毁林严重，生态危机四伏，今日人类已付出重大的代价。
  （一）摧残森林严重，潜伏生态危机
  至1980年止，祁连山森林面积保存167万亩，与建国初期相比，森林面积减少16.5％，森林带下限由1900米退缩至2300米，森林的踪迹仅见于酒泉以东的深山偏远地带，在浅山近百里范围的森林已完全消失，演变为童秃群山。据说祁连山东部冷龙岭北坡油松林、青〓林已砍伐殆尽；山杨林、桦木林已退化。东部浅山地带约有37万亩灌木林被毁，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到651万亩。1985年和1988年笔者曾两次乘坐乌鲁木齐经由酒泉、张掖、武威至兰州的火车，沿途1750公里目睹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它说明这一地带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的严重程度。进入河西走廊后，只见光秃秃的山坡，尘土飞扬的淡褐色的沙砾土地，干涸的河床比比皆是，仅有一些绿洲才出现有城市和村庄，而绿洲的人口显得过于稠密，耕地面积又显得很少。可以坦率地说，毁林恶果，引人注目，河西地区绿洲和农村正处在生态危机之中。
  （二）河道干涸，水源匮乏，威胁着数百万农民的生存条件
  摧毁了上游的森林，则下游的水流就枯竭，水文状况也就严重起来。祁连山系的一些大小河流，逐渐演变成沉沙乱石，旱则涸，涝则泛的害河，山洪暴发，淹没田禾，人畜遭灾等一派生态灾难景象。据孟尚贤同志资料，祁连山的山水年径流量由解放初期78.55亿立方米下降为现在的65.84亿立方米，减少16.2％；泉水由24.05亿立方米下降为19.84亿立方米，减少17.8％。林少水减，灌溉渐难。一般年景常有100万亩农田得不到灌溉，使部分夏田减产。武威地区6条河流的来水量由50年代的12.2亿立方米/年至70年代下降为9.51亿立方米/年，减少22％，使民勤县60余万亩农田因天旱无水灌溉而弃耕。水资源匮乏除大气环流决定性因素外，森林消失以及森林涵养水源功能被削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三）林区内部游耕人口干扰活动频繁
  据说祁连山林区深处约有2万余名外地流散居民，长年从事“农闯队”和“猎捕队”活动。近10年来，毁林毁草30余万亩。滥捕滥猎滥挖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严重，使自然环境下生长的动植物日益减少，林区珍稀动物群如马麝、雪豹、盘羊、猞猁大为减少，野牦牛、野驴、鹅喉羚濒临灭绝。
  （四）山区林牧矛盾严重
  超载放牧，游牧方式常年是造成森林更新和造林成效低的重要原因。
  五、意见与建议
  诚如上文所述，河西走廊目前正存在着一个极为真切的生态危机。由于山地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整个走廊地区生态平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直接导致水资源匮乏、农牧业减产、绿洲生态环境恶化。鉴于山地森林生态圈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维护河西走廊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中占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河西地区从根本上失去了祁连山森林生态圈，那么整个河西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序，走向瓦解。例如地方性气候干旱化、水源枯竭、水土流失、旱洪灾害、沙化、宜农宜牧地变得不适用农用牧用等等，这些就是河西地区生态系统的无序、功能降低、结构紊乱、稳定性减弱的表现。因此，保护性开发利用祁连山山地森林就成为上策。甘肃省政府、省林业厅把祁连山森林划设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是最优决策，也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措施。
  走廊地区的国土整治，恢复和重建自然生态平衡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林业行业来说，应在四个方面大力护林、育林和造林：（1）保护和扩大营造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护林；（2）绿洲内部营造农田防护林、薪炭林；（3）绿洲外缘营造防风固沙林；（4）保护和封育荒漠天然植被。我们认为，建设以森林为主体的绿色植被，是改善走廊生态环境，使之走上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亦是走廊环境治本之方略。鉴于毁林恶果引人注目，人类已付出并将继续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后果与损失是很大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各级政府不仅要大力做好宣传、教育和执法工作，还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态环境继续严重恶化下去。为此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职权，组织一个调查组对如何防止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报告。同时，吁请省人大常委会有效地行使其监督权，以保护祁连山的河流、林区、草原和绿洲耕地、水资源等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治理。如果省人大常委会不在这方面进行有力的监督，那么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及受其制约的绿洲环境，将会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国家要求甘肃省在近期内把河西建成商品粮基地和粮食翻番的计划也可能由此而落空。
  关于祁连山森林经营，首先要保护好、管理好、经营好现有森林，其次是集约经营提高森林生产力和扩大森林覆盖率。笔者于1988年赴祁连山林区实地考察所见的印象，提出一些感想供以参考。
  1.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全面封山育林，休养生息一个时期。死封不动和单纯取材都不可取。保护和恢复森林主要靠政策、科技、群众和集约经营。吸取过去林业上重取轻予、粗放经营、单纯原木生产，忽视森林的生态作用和经验教训，今后森林经营力求避免出现急功近利的短期效应。
  2.上游水源林经营的方针。上游发源地和集水区范围内的森林禁止主伐，沿河两岸要划出200米以上宽的水源涵养防护林带，只允许抚育伐、卫生伐。经营方针是：全面保护，重点经营，充分发挥山地森林的贮水蓄水和防止侵蚀的功能。延长轮伐期，缜密审核采伐更新方案。
  3.对集水区内不良林相的水源林实行林分改良。从涵养水源的观点而言，（1）凡林相不良者如树冠过于疏开或过于密集的老龄或幼龄林，（2）凡集水区内蓄水贮水功能不高、低劣天然林或次生林，都宜用去劣留优、定量间伐、疏伐、修枝，或人工移植野生苗或补栽阔叶树等办法，加以实施林分改良。改良后的林相，尽可能使之形成针阔叶混交的异龄复层林。目的是提高林地生产力和增强水分涵蓄能力，减少水土流失发生。
  4.保护好管理好高山灌丛（3200～4000米）和中低山阳性灌丛（2000～2400米）。祁连山林区灌木林面积大，约有431.6万亩，是现在乔木森林面积的2.3倍，灌木林生态系统是干旱区山地森林生态圈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涵养水源和防止侵蚀的作用甚大。据付辉恩资料，高山灌木林每公顷枯枝落叶物、苔藓地被物每公顷干重22.9吨，根系总重量21.8吨，涵蓄水量95吨。高山灌丛对于涵蓄高山冰川积雪融水的作用最为显著。高山湿性灌丛主要是防止牧民超载滥牧；低山阳性灌丛主要是防止滥伐樵采薪柴，防止村民毁林开垦、蚕食林地扩大耕地。
  5.造林树种多样化。青海云杉是乡土树种，又是地带性森林群落，当然要发展它，但不要单一搞云杉。乡土树种祁连圆柏生长虽慢，但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瘠，树龄长，种源多，密植造林就能使干形通直，它是半阳坡造林很难得的好树种。此外，特别是高海拔、湿润地带、改良不良林相的林分，要增加白桦、天山花楸和红桦等阔叶树比重。
  6.加强云杉林抚育工作。今后一个时期内，森林抚育是集约经营的重要内容。云杉幼龄林、疏密度近于0.9，郁密度也高，树冠交接紧密，异龄性强。通过实地调查，确定其间伐强度，采用定量抚育，伐后郁闭度应保持0.4～0.5。林冠下天然野生云杉幼苗幼树就地充分利用可采取“间密补稀”办法，移栽于林缘或林中空地。云杉成熟林生产力虽已下降，但尤多分布于陡坡，土层薄根系浅，固土力差，为了防止因抚育不当造成滑坡、泥石流发生；抚育工作有几点要注意：（1）25。以上陡坡，悬崖的森林不搞卫生抚育伐；（2）20。以上低凹山洼陡坡严禁抚育伐；（3）抚育工作不允许破坏林下地青枯枝落叶层和活地被苔藓层；（4）抚育采伐剩余物均匀摊铺于林地上，不准采用火烧清堆法；（5）间伐强度宜小不宜大，云杉中幼林抚育伐强度过大，易招致虫害发生。
  7.关于华北落叶松发展问题。华北落叶松在祁连山引种成功，丰富了本地树种资源，这是张掖地区林业科技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成果。据实地考察而知，祁连山林区上限3200米，下限2000米的山地阳坡半阳坡因土壤水分不足，日照强烈、空气湿度低等因素所限制，似不宜发展。适宜发展的地段是2000～2800米的阴坡半阴坡及其冷凉湿润的前沿地带，但要选择湿润肥沃的灰褐土。落叶松人工幼林常遭灰尾兔、马鹿、马麝等危害，故应注意防治兽害。
  8.重要集水区要开展裸地种草造林。森林地与裸地之蓄水功能相差悬殊，据林文镇资料，森林如遇降水，25％的雨量停留在树冠上，25％缓缓地流出地表，25％渗透后留存地中，25％渗透后成为地下水。与此相反，在裸露地则雨量之50％急速流出地表，40％由地表蒸发，而渗透后成为地下水的仅10％，由此可知森林地比裸露地，其将降水渗透、蓄存于地中之功能达5倍以上。祁连山林区黑河上游重要集水区裸露地甚多，必须加快种草与造林，促成植被覆盖，增强水源涵养与防止侵蚀的功能。
  此外，增加林区道路网，争取国家林业投资比重，处理好林区内林牧矛盾等等，都是搞好森林经营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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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历史沿革和变迁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郑守格 胥明肃
  祁连山，古时属雍州。因匈奴称天为“祁连”，故祁连山即“天山”之意。公元前221年以前，祁连山为大、小月氏国驻牧，后被匈奴所占领。直到公元前121年，汉朝廷遣大将霍去病远征河西，“将万骑，出陇西”，“踪居延，至祁连”，大破匈奴，至此祁连山及河西走廊纳入汉王朝的版图。
  据记载，〔西汉〕初期，祁连山森林的分布范围，西逾甘新交界的伊吾地区，东至白银地区的景泰、靖远县境内，东西1200公里，皆为“松柏五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别盖乡大黑沟发现的长达两公里的岩画中有“茂密的森林，多姿的芳草”等，当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年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等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足见其当时优美的自然景观。就在近500年前，祁连山东段地区广阔达千里，都是崇山峻岭，森林遮天蔽日，林木资源十分丰富，“有林才有雨，有林好积水，赖积雪之水，资灌溉之利”。祁连山孕育了丝绸之路，孕育了河西的历史名城，从历代封建王朝到近代，河西人民都把祁连山视为“生机之源”“命根子”“生命线”。正如《河西志》所载：“河西人民把祁连山林区当作命根子和吃饭碗，没有祁连山的森林，就没有衣食住行的来源。”
  关于祁连山兴衰际遇的资料，见之于史书志乘，流传于民间的很多。《太平环宇记》记载：“祁连山有仙树，饥渴者食之则饱。”《创修民乐县志》载：“祁连山逼近红水，森林很多，峰峦突起，松林葱蔚，红水经其下，微风飘拂，水声与松声相应，天籁自然，引人入胜。”《新修张掖县志》载：“张掖附近合黎山，生奇材林箭，是〔汉〕匈奴偶余王所居地，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木材。”《永昌县志》载：“云庄寺之松，皆开始于晋朝，为〔前凉〕僧摩阿手植，阵列樯连，皆数百年物。”从以上记载，证明祁连山森林，皆为古代自然更新的原始产物。再以森林的覆盖面积来说，也非常广阔。松杉万本，雪山千仞，灌溉着河西走廊的肥沃良田。如旧杂志《新西北》载：“河西之富庶，载于史籍，连篇累牍，虽雨量不足，幸天赋高山亘矗，积雪皑皑，滋溶流灌，永无底穹，坐食其赐，无减天多水之区。”
  祁连山带给河西人民的泽惠是难以估量的。但历代统治者热衷于穷兵黩武，不懂得休养生息。对林木资源毁之者众，而护之者寡。虽也有如清朝甘肃提督苏宁阿“悬挂铁牌”，禁止入山伐木，及祁连山森林之事，但毕竟寥寥无几。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权利，战争频仍，扰攘不休，人民的经济生活，不但受到长期的摧残，得不到恢复，而森林的保护，有名无实，亦惨遭蹂躏，逐渐破坏，失火焚林，任其砍伐滥用，所以形成了以往河西森林覆盖面积日益缩小，成材林砍用一空。前山的绿洲处处，平铺青青，苍松拖地，绿影参天的优美情况，变成了荒山秃岭，景色黯淡，尤其合黎山变成了灰色斑斓，草林不生，光秃秃的火焰山。如《创修民乐县志》载：“松山在城西门外五里许的大河西岸，亦祁连山之支脉也；山上山下，布满松柏，今虽变为良田，而松山之名，犹未改也。”《新修张掖县志》载：“在〔清〕嘉庆年间，八宝山之森林，被奸商借采铅名义，大肆砍伐”。《新西北》载：“酒泉之西沟寺，在二百年以前，林山苍郁，绵延百余里之远，今已失本来面目，证之实事，所传匪虚”。《肃州志》载南山诗，形容当时军队践踏森林之情况，内云：“南山松百里，阴翳车师东，参天拔地如虬龙，合抱岂止数十围，拜爵已受千年封。其间最古之老树，曾阅汉唐平西戎，山俶居险筑营垒，牧夫采樵松枝空，金戈铁马恣蹂躏，燎原不尽仍青葱”。又据《甘肃新通志》载：“公元1724年（〔清〕雍正二年）五月，岳钟琪征剿庄浪的谢尔苏部番族，在桌子山、木茂山等，纵火焚林，大破番兵。”公元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甘州提督周达武，借着修衙宅的名义，派兵进山，在黑河口一带，砍伐林木甚多”。合黎山的童秃，据记载当是烈火焚烧，或大肆砍伐森林的恶果；古代还有“焚林驱兽”之说。《新西北》载：“河西北面之沙漠戈壁非天生者，全属人谋不减，在千百万年前为沃野，但滥伐树木，废渠道而河流干涸，乃逐渐风化而成沙漠地矣”，足证森林遭受破坏之巨大了。
  祁连山森林在历史各朝代中都是随行政管辖，由地方统治者分隔小片管理，其实各自争夺伐木，因此使天然森林由盛及衰，逐渐凋零。由当年的数千万亩，变成今日的二百多万亩，分布在酒泉以东的祁连山一带。
  1942年，国民党最高当局“修正通过”并发布“国民政府三十一年三月五日渝文字第二九一号训令”，以“祁连山森林对西北气候对国防建设关系均极重大”为由，组设了“祁连山国有林区管理处”，“以一般林区名义，按国防林区逐步经营，设置林警主持造林护林及林区内一切应有建设事宜”“饬由陕甘两省保安部队中各抽一团”，由“甘肃谷主席”负责编练，组成林警总队，，完成后交农林部接受担任护林。解放前夕，遂改“国有林区管理处”为“祁连山林务处”，处址设在张掖县，统管祁连山天然林区，并于门源、哈溪滩等地派驻林务专员，下设专员公署，直接对“甘肃省政府主席”负责。
  1949年解放后，至1953年期间，仍沿袭了祁连山林务处旧有体制，由甘肃省农林厅祁连山林务处统一管理，林区业务由林务处领导，行政由酒泉、武威专署建设科领导，并下设西坝截、莫科、梨园河、马蹄、黑河等5个林业工作站。1958年初，撤销祁连山林务处，山川林区合并，成立张掖专署林业局（大专区），各林业工作站更名为森林经营所，同年年底森林经营所更名，调整并新建17个国营林场，由地县林业局双重领导。1962年张掖专区分为张掖、武威、酒泉三专区，祁连山林区分别由张掖、武威、酒泉专署农林牧局和各有关县领导。1963年3月，成立祁连山林业局，属省林业局直接领导，辖祁连山林区16个国营场，西大河林场撤销，林权移交由山丹军马局管理，1965年11月，撤销祁连山林业局，分设武威、张掖森林经营管理局，并由武威、张掖两地区行署分别领导。1980年10月，撤销两森管局，成立武威、张掖地区林业局，武威地区所辖各经营林场下放到天祝、古浪、永昌等县；1980年9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从古浪县裴家营林场分设并建立昌岭山自然保护区，从张掖县张掖机械林场分设并建立东大山自然保护区，1983年，撤销张掖地区林业局，成立张掖地区行政公署林业处和张掖地区森林总场。1985年12月26日，撤销张掖地区森林总场，将所辖八个经营林场分别下放肃南、民乐、山丹三县。
  建立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是国计民生的需要，是河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呼声。早在1983年，全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工作会议（新疆会议）上，甘肃省林业厅李卫芳副厅长提出在甘肃祁连山建立自然保护区，会上被林业部正式列入拟定建立的全国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1986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在张掖召开了河西地区林业工作会议，主要讨论部署河西林业发展战略规划，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河西“三地两市”主管林业的领导，山丹军马局、地（市）县，国营林场的负责同志共100多人，省政府副秘书生邹雅林，甘肃省林业厅厅长蒲泽、副厅长禹贵民、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张汉豪、研究员郭普同志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代表视察了祁连山有关林场，并专门讨论了祁连山建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省林业厅禹贵民副厅长根据祁连山水源林的特点和战略地位，提出祁连山保护区范围，由原拟定的寺大隆、西水林区28个林班，扩展到整个东祁连山地，为今日的保护区勾勒出了明晰的建设蓝图。9月间原林业部董智勇副部长、保护司卿建华司长来甘肃由禹贵民、崔岩（原张掖地区行署专员），陪同深入西水林区，考察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管理情况，研究讨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问题。在11月份林业部于北京召开自然保护区工作会议，邹雅林、李卫芳等同志又向林业部党组专门汇报了建立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问题。
  1987年9月，省委书记李子奇同志在省有关同志陪同下，前往祁连山林区视察指导，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祁连山森林的生长和管护、山区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并赞同支持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问题。时隔不久，省政府路明副省长、国务院“三西”建设办公室刘主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张志全、张掖地区行署周明辉副专员又深入祁连山，亲自过问和研究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组建工作，向省政府领导、省计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汇报协调了有关方面的问题，从而加快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筹建过程。
  1987年10月24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发（1987）154号文批准，建立甘肃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1988年5月9日，经国务院国发（1988）30号文批准，成立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7月20日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根据省政府甘政纪（1988）7号文件精神，划定张掖地区寺大隆、西营河、大黄山、大河口、马蹄、西水、康乐、隆畅河、祁丰和东大山等10个林场；武威地区古城、华隆、夏玛、乌鞘岭、哈溪、祁连、十八里堡、昌岭山、上房寺等9个林场，金昌市东大河林场，山丹军马局四场林业队等21个国营场（站、队）为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所辖。1989年1月24日，省林业厅在张掖市召开由河西三地两市党政领导、山丹军马局及地、县林业处、局、林场等有关单位领导和代表参加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大会，到会100多人。甘肃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朱耀光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任命的通知，并作了重要讲话。张掖地区行署专员崔岩、武威地区行署副专员裴永俊等领导在会上祝贺并讲了话，从此管理局正式挂牌办公。
  自然保护区工作是一项新的事业，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并着手建设工作，得到了国家林业部、省、地、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受到了祁连山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桑梓，造福子孙”的大业，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工程，她维系着整个河西走廊380多万人民的生存，对于该地民族繁衍，经济繁荣，文化进步，乃至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从建设伊始，就受到中央、省、地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们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将会载入史册。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高尚精神，将会激励着全区自然保护工作者，沿着已展开铺平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为开拓祖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为努力建设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发展水源涵养林，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贡献毕生的力量。
  六、人文史料
  路易·艾黎在山丹
  1982年6月初，我们来到山丹县访问的时候，正遇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即将公开展出。听说路易·艾黎要从北京专程来山丹，亲自为开馆仪式剪彩。这是丝绸之路上中外人民友谊之歌的新乐章，我们便怀着同山丹人民一样的欣喜心情，特意在这里多住了几天。
  著名的新西兰社会活动家、作家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把在中国生活、工作半个世纪以来，所购买、发掘、收藏和接受馈赠的37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不少价值连城的宝贝——全部捐赠给了山丹县人民。人民政府为此拨专款修建了一座陈列馆，以供当地群众和沿丝绸之路旅游的客人参观。
  这位不远万里，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的艾黎，为什么对偏僻、闭塞的山丹，感情这么深厚？我翻阅了一些资料，走访了一些老人，才算有了个大致了解。
  艾黎祖籍爱尔兰，后徙新西兰。他的父亲是一位普通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黎在法国战场曾受过两次伤。回国后，他去垦荒办牧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通货膨胀，严重地打击着畜牧业。艾黎正在破产的威胁下苦斗的时候，偶然得到中国爆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消息。他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便决计到中国去。
  1927年4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没有到甘肃山丹之前，他在中国的主要经历是这样的——
  土地革命时期，艾黎一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当消防队副队长。他在检查消防设备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榨下，仍然过着非人的生活，便对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的反动嘴脸认识得更清楚了。他毫无保留地站在了我党和人民一边。
  为了寻求变革世界的真理。他读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参加了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小组”；他在租界里的寓所，成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中的部分同志接头、开会或短期居住的“安全岛”；在他的楼房顶上的阁子里，曾经为我党安装过秘密电台；他的专用公务汽车，曾多次为革命者转送传单和书籍；他参加了创办在中国出版的对外介绍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情况的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呼声》的工作……
  著名的美国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为我国革命和医疗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美国大夫、现任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包括著名的巴苏、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由艾黎先后联络、介绍，甚至亲自护送到延安去的。
  艾黎之所以转战山丹，是由“工合”运动曲折发展的结果。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艾黎同斯诺一道，发起创办一种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在他和斯诺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工合”运动得到英、美、新西兰等国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于是，有十四位外国名流参加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和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工合促进会”，很快地在香港相继成立了，艾黎担任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和实际工作秘书。
  在国际声援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赠予艾黎一个“国民政府行政院总技术顾问”的名义；宋子文也拨了一笔款子“借给”“工合”，作为基金。取得了合法身份以后，艾黎便放手开展工作了。
  毛泽东、周恩来、叶挺等我党领导人，一开始就赞助“工合”运动。毛主席在从延安给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工合’运动必将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内的统一战线，甚至还成为国际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为了“工合”事宜，艾黎曾3次到延安，每次都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艾黎接触更为频繁。
  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路易·艾黎：“有关他的主要事情是，他信赖中国。他长着一头像火焰的头发，大脑瓜，鹰钩鼻子。他的身躯长得像一具压路机一样，双腿像两棵劲挺的树木一般拔地而起。他为人豁达大度，不屈不挠，并且富有才智”。后来，艾黎就凭着他那壮实的双腿，从干旱荒凉的黄土高原，到草木繁茂的瑞金山区，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地带，足迹遍及十六个省，行程不下3万公里，筹建起了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地区的“工合总部”，在各地“工合”基层组织的积极协助下，共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规模不等的工厂和作坊，容纳了30多万难民、学生当工人，并向抗日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工合”能生产50多类、五六百种产品，其中包括帐篷、担架、药品、手榴弹和军毯、军服、日常生活用品等，直接支援了抗日前方将士。
  1941年，艾黎为晋西北贺龙将军领导的抗日部队秘密筹建一个军工厂，不料，由于出了叛徒，泄了密，他几乎被捉进监狱。蒋介石政府下令，撤销了他的“总技术顾问”职务，并要驱逐出境。
  这时，周恩来同志鼓励他坚持原则，据理以争，不当“总技术顾问”，但“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实际工作秘书”的头衔还在，蒋介石对此也莫可奈何！从此，艾黎一面继续推动解放区“工合”运动的发展，一面致力于创办“培黎工艺技术学校”的事业。
  培黎（即贝利），是艾黎的一位美国朋友，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当过教授，是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者。为了纪念培黎，同时，也是为了培养迎接黎明的人才，艾黎以“培黎”来命名自己创办的技术学校。
  “培黎工艺技术学校”一开始设在陕西宝鸡南边秦岭山区的双石铺。那里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有九名校长，吃不了苦头，看不到前途，一个个都辞职不干了。这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文·何克的英国青年，从八路军战区辗转来到双石铺，担任了培校校长，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
  何克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正遇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便以职业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当时才二十二岁。他从上海、南京，到延安、太行山区，观察抗日形势，得出结论：延安积极抗日，南京消极敷衍。1938年初在武汉，经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介绍，何克与艾黎相识。当他了解到“工合”运动的意义，便积极参加了“工合”的工作。
  来到双石铺，何克亲自在峭壁上挖了窑洞，和艾黎一起住在里边。他们和师生们一起烧砖、烧石灰、运木料、造房子，安装由外国进步人士募集的纺毛机、纺纱机。何克把从八路军部队里学来的抗日救亡歌曲，教给学生们唱。学校办得生龙活虎，宝鸡一带的“工合”社员纷纷送子弟入学，一些青年社员也都奔赴双石铺就读。
  随着日军步步西侵，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军统”“中统”特务，对各种进步事业的刁难、破坏也就日渐加剧；即使是外国人创办的培校也未能幸免。特别是当反动派强迫培校学生加入伪“青年军”时，艾黎和何克便决心另选校址，尽快迁移，以图发展。
  正这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瑟夫·李约瑟，应邀前往甘肃玉门油田讲学。艾黎与之同行，沿着丝绸之路西去，希望能在河西走廊选个新校址。
  往返途中，他们都在山丹县城停留过夜。艾黎意外地发现：这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比较薄弱。同时，他从当地老人口中得知，当年，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第五、六队，由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在进军新疆途中，曾在山丹与敌军遭遇，经过激烈鏖战，大部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心向解放，使艾黎受到鼓舞，便考虑迁校山丹。
  返经兰州，艾黎去拜访了当时的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先生，征求他对迁校的意见。原来，张于30年代曾在武汉结识了艾黎，对“工合”运动很赞同；此刻，艾黎提出迁校山丹，张心一坚决支持。他的诚心帮助，为迁校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何克对迁校山丹的计划完全同意。1944年12月，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何克带领的迁校队伍从双石铺出发了。从这里到山丹县，有一千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沿途要翻山越岭、蹚水过河，师生们赶着马车，车上装着机器和行李，好不容易来到兰州。艾黎在兰州租来一辆俄式“老羊毛”汽车，满载师生，490公里的路程，奔驰了4天才到山丹。
  山丹，古称“删丹”。〔西汉〕以前，这里为匈奴民族在河西走廊的畜牧中心。张骞通西域以后，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丝绸之路便第一次畅通了。唐朝的山丹，有突厥、印度和西域诸国的许多商人下榻常驻，这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市场。据记载，当时的山丹城规模很大，光是主要街市就有60多条，异常繁华。〔五代〕后晋时，大食国（今阿拉伯）作家伊宾墨哈黑尔沿丝路来到山丹，竟误以为这里是“中国的王城”呢！清朝初年，这里还是一个拥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大县份，骆驼商队，络绎不绝。
  可是，到艾黎、何克他们来到山丹的时节，尽管这里“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自然风貌无多变化，可是，这里已经成了国民党中国极度贫困的缩影了：“寒风刺骨的冬天，常见许多孩子半裸着身体”，“一场大旱，毁了庄稼，不少人死于饥荒；垂死的孩子，仅以白土充饥。”（艾黎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艾黎、何克带领师生们安下心，落了脚。他们先是临时住在县城南关发塔寺北院，搬走了破庙里没有保存价值的泥塑神像，腾开地盘，把机械组、纺织组的机器安装起来。后来，陆续清理了寺南院、娘娘庙等地方，在县城南门外、碗窑沟、四坝滩等处，平场地、修教室，盖厂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些生产实习场所陆续建立起来，学校渐渐像个样子了。
  从实践中，艾黎发现何克“具有优秀校长所应具备的素质，他对学生情真意切，关怀备至，喜欢跟学生一块干活，善于发扬学生的昂扬斗志和做事能力”，就放手让何克大干。
  为了取得设在重庆的“工合”总会和设在成都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对山丹“培校”的了解和资助，艾黎先后几次三番亲赴四川，请“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两位总干事、英国合作组织的两名委员，一趟一趟地来山丹实地视察。前来视察的国际友人，无不为艾黎、何克和“培校”师生们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总算有了个好的开端。
  不料，正在这时，何克校长在一次平整篮球场的劳动中，左脚大脚趾碰破了，血流不止，后来竟染上了破伤风。那年月，在山丹，甚至整个河西走廊，医疗条件差得不堪想像，竟连一两支防治破伤风的针剂也找不到！何克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当他知道自己没救了的时候，便催着要艾黎帮他写遗书，一再申明：自己的一切，都归“培校”所有；要把自己的全部遗物，包括照相机、手表、留声机、书籍、衣物，能用的留给师生，没用的一律拍卖，变钱充公，以缓和学校的经济困难。他说：如果自己死了，只穿一件夹克、一条单裤和一双麻鞋就行了，情况十万火急，立即向兰州救援！当时，日本军队还没有投降，张心一先生正在兰州参加一个动员会。何克病危的消息传来，他立刻离开会场，安排医生携带药物驰往山丹抢救。可是，就在汽车赶到山丹之前的几个钟头，何克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在1945年7月22日。
  对于何克的不幸去世，艾黎和师生们极为悲痛，把他安葬在山丹县城南郊南湖之畔。艾黎请人把英国一位诗人的诗，镌刻在何克墓碑的背面：
  色彩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了，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却更加灿烂！
  这诗，是对逝者的歌颂，也是对生者的激励。何克奋斗不息的精神，鼓舞“培校”蓬蓬勃勃向前发展。
  不知道什么叫疲倦的艾黎，挑起了“培校”领导的重担。每天上午，除了给学生上课外，还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山丹县城内外、远远近近的生产实习场所去，手把手地教学生们手脑并用、学习劳动；傍晚，他常常是招呼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全校最小的十二名学生洗澡、睡觉，然后，就用英文打字机写讲义、记日记、著书、写信。那些年，学校经费十分困难，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为学校筹款。写信发往世界各地求援，发表作品的稿费以至他母亲去世时留下的全部遗产，他都无保留地献给了“培校”。他在《山丹笔记片断》扉页上写道：
  出售这本书所获全部收益
  献给山丹培黎学校
  书中说，为了把学校办下去，自己筹集经费，就像是“叩头行乞的老叫花子”；但是，“为了一群中国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而在国际上求乞，总比为许多别的事而求乞似乎要高尚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摒除自己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学会谦逊待人，比较客观，而寄厚望于全人类！”——多么坦荡的胸怀！多么炽热的感情！
  正义事业，得道多助。在艾黎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英国财政大臣克利浦斯的夫人，不仅为“工合”捐了很多钱，而且坐飞机到甘肃，亲临山丹，视察“培校”情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总署捐赠了一批拖拉机，美国友人玛丽·肯尼迪通过“工合”捐赠了新式耕耘机；加拿大赠的一批毛纺机，由十三辆卡车组成运输队送到山丹；伦敦合作者妇女协会专门为山丹“培校”捐助修建了一座医院……
  与此同时，艾黎还从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同情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专家、医生，来山丹“培校”工作，如美国机械工程师易斯莱，加拿大电气工程师严立地，新西兰医生司宾塞夫妇、农业专家魏美斯和艾洛赫、工业化学专家贝内特、纺织专家叶丽华，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还有美国的甘沛林、艾赛尔，英国的瓦里·史密斯、葡萄牙的马奎斯，等等。他们的陆续到来，使“培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生产、文娱、体育各方面，越来越丰富、活跃。到解放前，“培校”已经开设了机械、电机、运输、地质、纺织、皮革、陶瓷、造纸、化工、玻璃、印刷、缝纫、农场、畜牧、医院、煤矿、炼铁和炼焦等二十多个生产实习所。“培校”还先后派出一些学生到河南、湖南、兰州等地，以及英国的一些专业机构去实习、受训。
  “培校”师生有自制的统一服装。河西走廊天旱少雨，他们夏季都穿短袖衫、短裤、麻鞋；冬季寒冷多风，他们从头到脚都有棉的穿戴。日常生活，除粮食而外，其余用品都能自给自足。校园里，在山丹县历史上第一次安装了电灯；“培校”医院，以医术高明、药费极低和服务周到而受到欢迎，除了本县穷苦农民常来就诊而外，内蒙古、青海等地不少商贾、牧民也都骑马、骑骆驼，赶来看病；而“培校”的煤矿、农场、化工组等生产实习点，更是开创了山丹县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先例。
  长期统治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马步芳匪帮，把任何进步事业都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对“培校”自然不肯放过。可是，艾黎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令马匪及其走卒无懈可击。有一次，他们发现几个学生棉衣里子是用红线缝的，便诬其为“共党”，抓起来送到武威，严刑拷打，要强迫承认“培校”是“共党办的”。艾黎得知后，只身赶到武威，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义正辞严地质问，弄得马匪军政当局瞠口结舌，只好把学生全部释放。后来，这帮反动派又策划了一个抢劫“培校”的阴谋。艾黎预感到敌人即将采取行动，便提前组织师生把所有汽车的发动机、方向盘、轮胎和车灯都拆卸下来，连同汽油和各种机器一起，搬运到十多里远的四坝滩山洞里掩藏起来。当马匪部队赶到学校一看，汽车什么的，都破烂不堪，就悻悻而去。后来，艾黎又使了个绝招：他发现当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张治中先生政治上比较开明，为人通情达理，就热情邀请张治中到山丹视察，并特意请他签署了一张“布告”，称：
  山丹培校系国际友人所办，凡我军警不得动用该校一草一木，违者按军法处之。
  艾黎命学生复制多份，在山丹县城和校园各处张贴，果真就像腊月三十帖了门神一般，一时镇住了马匪及其爪牙。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甘肃，马步芳匪帮还想凭借“马家骑兵”负隅顽抗。他们一面死守兰州，一面安排后路，准备龟缩河西，苟延残喘。为此，非拔掉“培校”这根钉子不可。一时间，山丹以至整个河西，谣言四起，说什么“培校是赤色学校”，“培校里有共产党”，是“红军的地下军工厂”等等。艾黎深知马匪色厉内荏的实质。他一面组织部分师生手持长棍短棒，肩背猎枪，日夜巡逻护校；一面将计就计，放出空气：“我们就是红军的军工厂！”同时，安排其余的人把所有的机械设备全都开动起来，让所有的烟囱都冒起黑烟。培校是当时山丹县城里唯一有电灯的地方。入夜，校园里电灯通明，机器轰隆作响，铁锤叮叮〓〓，大小汽车进进出出，师生们忙忙碌碌，确有些决战前夜的紧张气氛。马匪的喽啰们一是不摸底，不晓得培校究竟有多少武器；二是不敢惹外国人，眼看那些“洋人”来来往往，他们总是不敢下手。
  培校和马匪就这么僵持着，敌人始终未能识破艾黎的“空城计”。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艾黎把自己保存得很好的一张照片，让师生们看。原来那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合影！介绍说：“他在三十年代就认识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党、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什么红胡子、绿眼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他们是真正的为中国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同年8月26日，兰州一战，马匪主力被歼，其残兵败将，急急西撤。这时，马匪在山丹的守军保三团，接到命令，在培校四周的城墙上架起机枪，要对师生进行大屠杀。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一举消灭了马匪残余，解放了山丹，解放了培校。
  红旗插在了山丹城头，黎明的曙光普照丝绸之路。培校的师生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把解放大军在战斗中损坏的炮车枪械，都接到学校里来抢修。在那些欣喜而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机电组电焊火花闪闪，机械组的车床镟床隆隆作响，运输组也赶忙把拆卸掩藏的汽车安装起来修理好。
  9月上旬的一天，艾黎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邀请，赶到酒泉会晤。彭老总对艾黎在培校的工作非常赞赏，亲切问候艾黎和其他国际友人，并赠送他两箱葡萄干和一双皮手套。艾黎回到学校，把葡萄干分给全校师生，并按照彭老总的安排，组织大家配合解放军部队，胜利地解放了山丹大马营，接管了玉门油矿。当培校的一辆辆汽车满载着英雄的一野战士疾驰西进时，艾黎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微笑。此刻，他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那张合影照片，装在镜框里，竖在桌子上，又夜以继日地投入新历史时期的工作。
  “培校”在山丹一直办到1953年。由于山丹一次地震大破坏，即迁往兰州，交国家石油部继续经办，就是现在的“兰州石油工业技术学校”。艾黎任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一直至今。
  我们呆在山丹的日子里，全城像喜庆节日一样热闹。由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题写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九个大字，雕刻在木匾上，悬挂在新近落成的陈列馆楼檐下；原培校旧址上的县城南关小学，学生们一下课就排练手持花环、花束的欢迎舞蹈；艾黎和当年在培校主持医院工作的斯潘塞大夫就要来山丹了。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艾老，一直把山丹称作自己“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艾老要回来了！”人们都扳着指头数着、等着他们到来的一天。当艾老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地捧着照相机漫步在县城街道上的时候，路边行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情不自禁地聚拢来，热情地向他老人家问好，祝愿他健康长寿。
  9日，艾老亲自为陈列馆开馆仪式剪彩。随后，我们跟着他步入宽敞明亮的展室。
  陈列馆全部占地面积为1500平方米，主楼两层，建筑面积为780平方米。艾老捐赠的3700件文物，连同马海德大夫捐赠的东汉博山熏炉一起，分别陈列在四个展室里。这批文物中，出土文物3337件，古书古画244件，明、清家具13件，文物考古资料106件，有近代现代名人字画43件。
  据说，艾老一生业余爱好主要有三种：读书、照相、收藏文物。他捐赠的这批文物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丝绸之路沿途发掘和收集的，不少是与这条友谊大道有直接关联的。如唐人写经、西夏印章、波斯等五国人面箭镞饰物、唐代匈奴歌伎铜人、北魏人印度人形陶俑、匈奴民族的三百余件铜铁器物等，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第一展室有一个被称作“四坝文化”的玻璃专柜，里边陈列着十二件彩陶罐。这是艾老在山丹亲自发掘的，1953年，艾黎校长带领培校师生，到四坝滩垦荒开渠，从滩地沙土中挖出好多陶器、石器。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宝贝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里生活了！”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和鉴定，确认这是一处仰韶文化马厂期遗存，距今已有3500多年了。
  我们在县文化馆看到艾老给山丹县人民政府的一封信，那是1980年6月为了说明他捐赠文物的动机而写的。信中说：
  如今，我已年迈，我想把我几十年来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山丹县，作为县文化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山丹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今天与将来，从而达到早日实现“四化”的目的。
  丝绸之路是很有吸引力的路线。如山丹能够重新成为这条路线的一站，它将会使中国人民同各国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
  ——啊！多么坦荡热诚，多么光明磊落！这，使我联想起了清朝末年曾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事情。那一时期，先后窜进我国南疆、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的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沙俄的柯滋洛夫等人，曾多次使用诱骗、盗掘等卑劣手段，掠夺了我国大量的文物，任凭举出其中的一件，也都是无与伦比的稀世之宝！那些被帝国主义标榜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者”的卑劣行径，与路易·艾黎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路易·艾黎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真挚、珍贵啊！
  全国解放以后，艾老于1953年定居北京，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为了解情况，他每年都要到中国各地去参观访问。这次，是近30年来第三次回山丹了。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向世界人民介绍。到1982年初，他先后在别的国家和中国一共出版了18部诗作、11部翻译的中国诗集和34部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其中，有关山丹的诗、文，占了不少篇幅呢。
  山丹县人民殷切期望艾老这次返回北京后，能有新的关于山丹的作品问世。山丹县人民热爱艾老，尊敬艾老，是因为艾老自始至终地热爱着山丹县人民。这正如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庆祝艾老八十寿辰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尊敬。
  （1984年新华出版社《丝绸之路漫记》）
  赞歌一曲留青史
  记英籍国际主义战士乔治·艾温·何克
  李建军
  在昔日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山丹，有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园。园内松柏交翠、繁花争妍。这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乔治·艾温·何克长眠之地。
  何克，英国人，1915年诞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怀着崇高的理想，远涉重洋，到美国、日本等国参观、考察。同年7月，何克怀着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和同情，来到中国。
  1938年2月，他在汉口结识了路易·艾黎，参加了进步组织“工合运动”，并担任外事秘书。
  同年5月，何克随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达延安参观访问，顿觉耳目一新。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都亲切地接见了他。
  他兴奋地写道：“在延安，士气旺盛，人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怎能不为她高唱一曲赞歌呢？
  四年后，何克写的《我看到的一个新中国》在波士顿问世。它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
  1939年4月，在朱总司令的支持下，他来到了宝鸡，协助路易·艾黎搞“工合”运动。
  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何克始终充满乐观精神。他那清癯的面容上，常常挂着笑容。他那不畏艰苦、勤奋工作的精神赢得了当地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1942年，何克担任了“培黎”工艺学校的第十任校长。这是艾黎创办的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的学校，学生是来自全国十八个省份的孤儿。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方法，坚持勤俭办学。半天学习：开设有数学、汉语、英语、机械等基础课程。半天做工：从事陶瓷、皮革、玻璃、印刷、木工、电机、纺织、农垦等二十七个项目的劳动，产品大部分辗转运往解放区，支援前方抗战。
  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宝鸡培黎学校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学校决定迁往甘肃山丹。1944年2月，师生们经过二千多里的艰苦行程，到达了目的地。培黎学校师生的到来，使山丹这个荒凉的小镇顿显生机。校办工厂里，机声隆隆、书声琅琅。课余，何克同学生一边嬉戏、游玩，一边亮着嗓门教他们唱解放区的歌曲。
  何克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赢得了学生和当地人民的钦佩与尊敬。而他，也把山丹人民当做自己的父老弟兄一样。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在山丹我获得新生，我要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最后一天”的动人诗篇。
  正当何克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为新中国的黎明培育人才而辛劳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次，他穿草鞋的脚不慎被石子划破，谁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使他患了破伤风。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抓紧时间写《黄河哨所》和《我看到的一个新中国》的第五章。病榻上，还放着《共产党宣言》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的一切，都献给培黎学校”的肺腑之言。
  1945年7月23日，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脏，在中国的土地上停止了跳动。
  青山低垂，河水呜咽。学生们痛哭流涕，附近群众也纷纷前来悼念这位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八年峥蝾岁月的真挚朋友。
  何克离开了我们，但他在山丹辛勤培育的嫩苗，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培校的一批又一批学生，迎着冉冉东升的红日，走上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培校学生的足迹和身影。
  这所学校在山丹办了十年，于1953年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石油化工技校”，继续为我国培育科学技术人才。解放后，山丹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异邦友人，在原培黎学校旧址修建了陵墓。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了何克陵园，陵园建成后，路易·艾黎曾两次专程前来悼祭故友，表达对故友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何克，这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用自己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壮丽赞歌。如今，他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但他那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私的品质，将永远在我们心中长存。
  （李建华画）
  （1984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裕固族风情
  裕固族的东迁，
  说着唱着才知道了，
  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
  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
  千佛洞、万佛峡来的。
  青头山底下住下了，
  我们是从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
  这里唱的是裕固族东迁的故事——
  传说，裕固族原在嘉峪关外游牧。后来因异族入侵，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赶着牲畜，风餐露宿，进行大规模的东迁。部落里的老人因长期跋涉感染疾病，相继死去。老年人只有安千赞吉的阿爸安巴特尔活了下来，然而他也积劳成疾，举步艰难。安千赞吉就将阿爸装在土布拉①里，驮在牦牛身上继续前进。
  部落离开故土已有很长时间了，路途艰难，大家又不知道应向什么地方走去。安千赞吉看到乡亲们受苦受难，自己又拿不出主意，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人知道儿子的心思以后说：“木拉②你看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我们只要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就一定能走到理想的地方。那里的人都穿着‘短腰子鞋’。”
  安千赞吉把这些话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非常高兴，部落里充满了欢乐，唱着“拉毛”③，赶着牲畜，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裕固族在东迁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大雨淋灭了火种，人们又饿又冷，只好吃生肉，喝生奶。安巴特尔老人对儿子说：“古人有钻木取火的事，这里没有森林、木头，我们只好击石取火”。老人让儿子找来各种颜色的石头相碰，终于在两块白石头中碰出了火星。部落从死亡线上又得救了。
  全部部落浩浩荡荡向东迁徙。在进入浩瀚的大沙漠之后，不几天，大家带的水都用完了，不少人因缺水而丧生。死神威胁着人们。安巴特尔老人又对儿子说：“木拉，让泡牛④替我们找水。”儿子不解地说：“多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四处找水，都没找到，泡牛怎么能找到水呢！”老人这时诉说了一件往事：一次，他赶着牛羊放牧，突然狂风四起，飞沙蔽日。老人迷失方向，走进无边的大沙漠，三四天没有喝到一口水，只好爬到泡牛背上行走。泡牛走一走，闻一闻，走到一个地方，前蹄乱刨。一会儿，出现了湿漉漉的沙子，老人从牛背上下来赶紧往下刨。不多一会儿，刨出了水。年轻的安千赞吉听后，高兴得连蹦带跳，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乡亲们。人们赶出了部落里所有的泡牛，终于在沙海中找到了两处水，而且水越来越多，天长日久，四周长满了青草，成了今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的东、西海子①。
  裕固族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祁连山下的八墩滩上，来到了汉民族居住的野马坪梁和康乐草原，与这里的汉民族共同游牧、耕耘和生活。
  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时，裕固族从嘉峪关外的甘、新、青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向东迁移的事。
  据专家们考证，裕固族在唐朝以前称回纥，到唐朝中期（公元809年）改称回，“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宋朝称“黄头回鹘”。到了元朝演变成为“撒里畏吾”。“撒里”既黄的意思，“畏吾”则是回鹘的谐音。明朝，撒里畏吾人主要分布在嘉峪关外的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和敦煌东南的罕东卫，合称“远番四卫”。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吐蕃的强大和频繁侵扰，关外各卫相继失陷。撒里畏吾族不愿受吐蕃统治，就不断与之斗争。十六世纪初，撒里畏吾人在明朝的支持下，大规模地东迁入关。之后，一直生活在如今被称作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草原上。
  那么，在这之前，裕固族在哪里呢？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回纥族驻牧在仙峨河和温昆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椤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到了唐朝，七、八世纪之间，回纥达到全盛时期，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并与唐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蕃属关系。唐朝曾先后以三个公主分别嫁给回纥②可汗为可敦（即王后）。公元840年。回鹘内乱，异族入侵，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被推翻了。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其中一支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后称高昌回鹘，一支迁到葱岭以西，后称葱岭回鹘；一支迁到河西走廊的瓜州（今安西县）、甘州、凉州一带。因甘州一支回鹘较为强大，故史书上将河西一带的回鹘统称甘州回鹘，也就是今天肃南裕固族的先祖。
  河西回先依附吐蕃，后又归附张议潮的归义军。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张议潮卒。不久，河西回鹘控制了甘州，移牙帐于此。之后，经过多次战争，甘州回鹘基本上占领了河西。这时，回鹘已进入封建社会，人口达30万。由于回鹘扼守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要冲，这时与唐朝、吐蕃交往甚广，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商业特别发达，经常有庞大的商队到内地贸易。有的商人兼作使节，进京向唐朝贡。甘州回鹘政权，不论在〔唐〕末，还是〔五代〕〔北宋〕，均与中原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它对河西走廊的开发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回鹘族游牧嘉峪关外，那是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的事了。当时占据河套地区的党项族崛起，不断兴兵向〔北宋〕、甘州回鹘出击，以夺取对河西的控制权，进而取得丝绸之路东西贸易之利。因连年战争，疲惫已极，甘州回鹘政权终于在公元1028年被党项族西夏王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所灭。从此，甘州回鹘被赶到了嘉峪关外游牧。以后就演变成“撒里畏吾儿”自名“尧乎儿”，或称“西拉玉固儿”。
  裕固族东迁入关，以后，在〔明〕〔清〕时代过着原始游牧生活。后来蒋马匪帮统治河西时，对裕固族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剥削，到解放前夕，裕固族人口不满3千，牲畜不到5万。这个民族濒临于灭绝的境地。
  历史已成过去，今天裕固族的情况怎样呢？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短暂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新生和欢乐。
  富裕巩固
  1953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自称“尧乎尔”“西拉玉固尔”族的群众，经过民主讨论决定，取与汉语语音相近的“裕固”作为自己本民族的名称，又含有“富裕巩固”的意思。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裕固族成立了自治县。从此，裕固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所属区域的主要部分在祁连山中段的北麓。自治县政府驻地——红湾镇，就坐落在这部分的祁连山腹部。另外，还有两块被邻县土地隔得很远、互不相连接的“飞地”；一块在祁连山东端北麓，一块在河西走廊的西北。如果把这三块地方连接起来，东西长约650公里。它南靠青海省，北连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的9个县和嘉峪关市，西与肃北蒙古自治县毗邻，东与天祝藏族自治县衔接，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一个县版图东西这么长，接壤的县、市、地区这么多，面积这么大，又被隔开成三大块，这种情形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来到红湾镇，首先给人一个生机勃勃，风景宜人的感觉。水流湍急的隆畅河，从祁连山中奔出，清澈见底。它出山后向东再向北，绕成一个新月形的山湾。因为周围的山是红壤土，所以称红湾，站在高出红湾一百多米的红星坪，南望，雪峰就在眼前，山腰长满松柏，山下面是绿茵茵的大草原。回头俯视，隆畅河两岸，上千栋红瓦白墙的房屋，鳞次栉比。据介绍，解放前的红湾，除几座寺庙外，居民不过百口，房不足50间。那时的居民多是来往于山里山外的商人，还有少数逃荒到这里的汉族贫困农民，农民们就靠开荒种青稞维持生活。1943年，马步芳部队的一个连在这里驻过两年。他们敲诈勒索居民，骚扰寺院僧尼，使本来就萧条的红湾变得更加破败。解放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过去的凄凉景象不见了，眼前的红湾，已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城镇，是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牧民们在这里出售着土产品，购回布匹、绸缎和各种民族用品。县委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去从这里到张掖，人走需5天，骑马也得3天。如今一天两趟班车，乘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全县13个公社，社社通了汽车，90多个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通了车。另外，从红湾还有一条越过海拔4500米雪山的公路，直通青海省的祁连县。”这位领导还告诉我们，现在红湾已办起了电厂、皮毛加工厂、地毯厂、农具厂、五金厂、印刷厂、食品厂以及汽车运输队等十多个企业，生产节节上升。还兴建了书店、医院、电影院和一所中学，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拿学校来说，解放前只有一所初小，在校学生只有二十来人。而现在有一所完小，一所完全中学，在校学生达1400多人，是解放前的60多倍。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们为裕固族的新生、发展而感到高兴。红湾是这个县“富裕巩固”的一个缩影。现在（1982年），全县裕固族人口由解放初不满3000千人增加到了8000多人。近几年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确定和贯彻了“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生产蓬勃发展起来。全县牲畜头数由解放初的8.2万头（只），增加到了78万多头（只），绵羊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人均全年收入从1976年的160多元，增加到了1981年的2600多元，牧民生活与解放前比较，真可谓天壤之别了。
  我们来到这个县时，正是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县委和县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县委负责人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讨论制订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四条具体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关于放宽牧区政策十条措施》。他表示，一定要振奋精神，带领全县人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大踏步前进。
  奇异的风俗
  在谈到裕固族的风俗习惯时，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也有些和汉民族的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他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习俗的，如服饰、婚礼、禁忌等。
  裕固族的服饰别具一格。男人身穿氆氇长衫，头戴细绒毡帽或礼帽，脚穿长筒靴，佩带腰刀。妇女身穿高领长袍，外套短褂，衣领、袖口、襟边均以丝线绣有图案。头戴喇叭型红缨帽，佩戴头面。头面一般用珍珠、珊瑚、玛瑙、海贝以及金银等物缀成，并用丝线绣有多种花纹和图案，分前二后一佩戴。姑娘不带头面和红缨帽，从13、15周岁开始，只戴装饰精美的头箍子，身穿鲜红的长衫，系绿色腰带。这种装扮，在过去是表示姑娘已经到了婚龄，小伙子可以求婚了。
  可惜，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了，还未看到一个穿裕固族服饰的人。据说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群众感到穿长袍不方便，戴头面太麻烦，也太重，所以除了过节、赶集、走亲戚或过生日和结婚时，穿戴一阵民族服饰而外，一般情况下是不穿戴了。宣传部的同志说，再过几天要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你们会看到裕固族服饰的。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看裕固族服饰的事，只好有待以后“补课”了。
  谈起裕固族的婚礼，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马踏帐篷”和“箭射新娘”的奇俗。
  裕固族的婚礼，头一天是女方家里宴请客人，第二、三天是男方迎亲和宴请宾客。当娘家的送亲队伍快到婆家门口时，队伍中就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个骑手策马扬鞭，向婆家为新娘立好的新帐篷冲去。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接近帐篷，目的是弄断四周的拉绳使其倒塌。新郎的兄弟姐妹们或亲戚朋友们，则在帐篷里一面使劲用棍棒敲打帐篷，一面大声呼喊，使马不敢靠近。马冲过后，再由一群骆驼冲，最后是马和骆驼一起冲。此时，婆家的人更是大喊大叫，想法惊吓牲口，保住新帐篷，气氛紧张热烈。不论是马、骆驼，还是二者合群去冲，都是绕帐篷三圈。如果三圈冲不倒，就表示婆家爱惜儿媳，有能力保护她的安全，于是娘家就把新娘送了过来。
  穿着新装的新娘下马后，由伴娘搀扶着向新立的帐篷走去。这时，婆家忽然在帐篷前燃起两堆火，要新娘从中间通过，据说这是为了烧掉路上跟来的“毛鬼”。在新娘通过火堆时，新郎站在帐篷门口，轻轻地向新娘身上连射三支无头箭，这就是“箭射新娘”的婚礼。这一婚礼是与古代一个“射箭驱妖”的传说故事有关。这样做，是为了驱走一路上附在新娘身上的“邪气”，使小两口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裕固族的婚姻习俗中，除了男娶女而外。还很盛行“女娶男”，即“男到女家”。这一习俗，在过去是以“戴天头”①的形式出现，现在则是正式娶、“嫁”，一夫一妻制了。“女娶男”这一习俗在过去来说，多少带有母系氏族的烙印，但在裕固族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对反对重男轻女，提倡男女平等和推行计划生育，应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
  除了服饰和婚礼而外，裕固族其他的许多风俗习惯，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这个民族信仰的是佛教，过去禁忌较多。如每家敬奉“毛神”，别人的枪支、弹药、牧鞭、生肉、生皮都不准拿进帐篷。传说“毛神”穿红衣、骑红马，故俗人穿红衣、骑红马者不准进帐篷。客人进帐篷后，男左女右分坐，主人请客人用餐时，客人不得走动。另外，原先生产方面还有很多禁忌，现在随着裕固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许多带有封建迷信和不利于生产的禁忌，已经改变，惟有不吃驴肉、马肉的习惯至今保留。
  离开红湾镇，在返回张掖的路上，回想裕固族许多奇异的风俗，和这些风俗的不断变化，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各民族之间互相接触、影响和融合，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但也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从古至今却一直保留着。
  别具风韵的飞天
  过去，我们看到的飞天，都是见诸于壁画或浮雕。听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的金塔寺里，有别具风韵、独树一帜的影塑飞天，我们就专程去参观了一下。
  到马蹄区去，由于交通路线的关系，必须重返张掖。从张掖再东南行约60公里。便到了目的地。
  马蹄区因这里马蹄寺而得名。这里原有南、北马蹄寺，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和金塔寺石窟群7处。据《甘州府志》载，马蹄寺“石窟凿于郭瑀弟子，后人扩而大之，加以佛像”。郭瑀，晋代敦煌人，博学多才，精通经义，长期隐居这里。据此，可以认定：马蹄区石窟群始凿于晋代。这些石窟群分布在群山环抱的临松山上。这里林木葱茏，景色优美。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里面的塑像和壁画大部分被破坏了。只有金塔寺石窟，由于人迹罕至，幸免厄运，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在路过千佛洞、南、北马蹄寺时，只是粗略地一看或远远地瞭望了一下，就调车向金塔寺驰去。
  汽车离开南、北马蹄寺，沿着山路曲曲弯弯向祁连山深处行去，行约10多公里，来到了大都麻河西岸。祁连山的雪水在乱石滩的支支岔岔中流来流去，挡住了汽车的去路。于是，我们丢下汽车，一边寻路一边向上走去。这里山高林密，山腰间松柏翠绿，山顶上白云绕峰。我们逐渐离开乱石河滩，走上了河岸一边林木之中的羊肠小道。一路山风萧萧，松涛习习，狐兔出没，野鸡“咕咕”。山野的风光，使人游兴倍增。
  步行约两公里，西面的石崖上云雾缭绕，隐约可以看见两孔相连的山檐洞窟。一条长长的台阶，象“天梯”一样，顺着陡峭的崖壁直通半山腰上的洞窟。当攀登到“天梯”的中间时，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同行的小张这时已登上顶点进入洞窟。他大声喊道：“这是艺术的天堂，快上来啊！”于是，我们一鼓作气，登上了顶点。台阶共计208级，垂直距离地面60米，相当于20层楼房那么高。从上向下看，叫人心惊肉跳。
  洞窟里的佛、菩萨、比丘、天王，泥塑像神情各异，虽经历代彩修，但仍保留着晋朝早期塑像直朴简练的特征。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窟内正中通顶中心方柱四面龛顶上的大型影塑飞天。她们完全是彩塑，方柱的每面有八身或六身。古代匠师们把圆雕、浮雕和彩塑的手法在这里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使飞天部分着壁，其余部分悬空，作腾空飞舞之势。这些飞天大部分是前身、两腿及表示飞舞的飘带，离开了龛壁，其形象极为生动，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看着这些别具风韵的飞天，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拿出照相机，没用闪光灯，借助洞外射进来的自然光线，爬上蹲下，为她们拍照。这些“飞天”形象，是我们难以忘却的。
  我们参观的这是东窟，该窟平面为长方形，正中是通顶中心方柱，方柱顶部和窟顶交界处作覆斗形。窟内四壁不开龛，仅在中心柱四面开三层龛造像。窟高6.05米，宽
  9.7米，残深7.65米。
  西窟与东窟相隔五六米，中间有一木构栈道相接。西窟的结构、塑像与东窟相同，但规模较小，里面的佛、菩萨、天王、比丘和影塑飞天，大多已经过后代补修，失去了原作的风貌。
  游览金塔寺，我们的印象是，它虽然规模不大，但就其古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来说，可以和国内一些大型石窟相媲美。在大西北的深山老林中，有这样一座艺术宝窟，真使人喜出望外。美中不足的是交通不便，致使大多数旅游者不好前往一观。
  （1984年新华出版社《丝绸之路漫记》）

①闻太师是《封神演义》中塑造的殷商大臣。 ①参见李椷等：《石羊河流域山区的水资源》，《地理知识》1977年第6期。 ①参见甘肃地质局研究队：《河西走——天然“地下水库”》，《地理知识》1977年5期。 ②《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①转引自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十《水利志》。 ②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③甘肃省武威地区文教局、文化馆：《武威地区文物概况》。 ④《史记·匈奴传》。 ①《居延汉简甲编》第1590号简文：“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写泾渠。”（按：骍马在今玉门市东北马城）。《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二十五。” ②《居延汉简甲编》第1074号简文：“骍马田官元风六年三月辟除。” ③《居延汉简甲编》第11号简文 ④《后汉书·窦融传》 ⑤《后汉书·窦融传》 ⑥《后汉书·孔奋传》 ⑦《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④《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⑤《三国志·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 ⑥《晋书·张轨传》 ⑦《魏书·张寔传》 ⑧《晋书·张轨传》 ⑨见《鸣沙石室佚书》 ①《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②《旧唐书·李大亮传》 ③《旧唐书·褚遂良传》 ④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第8～223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561～564页 ⑤见《鸣沙石室佚书》 ⑥慕少堂：“甘州水利溯源”《新西北》1940年第3卷第4期 ⑦《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⑧《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①《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②《旧唐书·牛仙客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④《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⑤见《西凉伎》 ⑥向达：《西征小记》《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一期 ⑦《宋史·吐蕃传》 ⑧《宋史·夏国传》 ⑨《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辛巳知延州庞籍言 ⑩《宋史·夏国传》 ⑪《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 ①《明史·杨超传》 ②许承宣：《西北水利论》载《昭代丛书》乙集，第3函 ③《明太宗实录》卷七〇1962年台湾影印本 ④《明太宗实录》卷一一〇1962年台湾影印本 ①常钧：《敦煌随笔》卷二六七。凉州府所领平番县，因不在河西走廊，故未计入。 ②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六七。凉州府所领平番县，因不在河西走廊，故未计入。 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六七 ④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十 ⑤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十 ①《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七八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七八 ③道光《敦煌县志》卷二 ④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十 ⑤《新唐书·地理志》 ⑥乾隆《五凉全志》卷一至卷四 ⑦《新唐书·地理志》 ⑧乾隆《甘州府志》卷六 ⑨《明史·河渠志》 ⑩转引自《甘肃新通志》卷十 ①《汉书·地理志》 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七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④见乾隆《甘州府志》卷四山川附，《八宝山来脉说》。 ⑤〔清〕陈宏谋：《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引转自《甘肃新通志》卷十。 ①《甘肃省地图集》（1957年）甘肃省地下水说明。 参考文献 ①郦道元：《水经注》卷五。 ②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五，黄河附录诸水22～24，1761年。 ③李吉均等：《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成的探讨》，载《中国科学》，第6期，1979年。 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中国地势图》（1∶400万），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内蒙古自治区幅》（1∶400万），1969年，北京。 ⑥《资治通鉴》卷十九，汉记十一，武帝元狩二年（前121），631页。 ⑦冯绳武：《甘肃河西水系特征和演变》，载《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1981年。 ⑧冯绳武：《疏勒河水系的变迁》，载《兰州大学学报》，（自），第4期，1981年。 ⑨冯绳武：《河西荒漠区的生成与特征》，载《兰州大学学报》，（自），第3期，1985年。 ⑩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1∶50万卫星假彩色影像图（额济纳旗、双城、肃南、山丹、嘉峪关、玉门幅）》，1980年。 ①土布拉——一种毛绳织成的口袋。 ②木拉——裕固族语指小男孩。 ③拉毛——是裕固族民歌的第一句。 ④泡牛——西北方言，即公种牛。 ①海子——即湖泊 ②三个公主分别嫁给回纥——乾元元年（公元785年）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磨延啜可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又娶唐咸安公主为可敦；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回鹘崇德可汗娶唐宪宗女太和公主。 ①“戴天头”——这一习俗在过去一些少数民族中均有存在。即姑娘家里因陪不起嫁妆，或因家里没有男劳力，姑娘到了结婚年龄，就指天为夫，叫做“戴天头”或者“开脸”。从此姑娘虽然没有固定的配偶，但可以生儿育女。同时，在家中她有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