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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破敌
  1936年12月初，经过两天的行军，红五军歼灭了山丹守敌，正要据守，不料第二天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就包围上来了。董振堂军长面对敌情，从容不迫，他沉思片刻，决定这样用兵：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学员（五军为培训干部办起的随部队行动的学校）守卫山丹城墙，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在城里待命。
  事后回想一下，这样使用兵力是十分合理的。战斗初期，尽管敌人锐气正旺，但由于敌人不了解我军实力，不敢轻易贸然进犯，而我方则可保存实力，伺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守城战斗开始，城四周人喊马嘶，与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
  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枪弹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奈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
  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
  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3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部队象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涌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正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倒下了，我急忙扑上前查问，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这话刚交待完毕，只听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凭抵的困难处境！
  “同志们，敌人又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
  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正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我团战斗，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跌倒在地，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这天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待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象铁箍似地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啊！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战斗整整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西路军总部西进的命令，红五军在12月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骑兵退缩到周围的小寨子里，静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又走进了浩瀚的沙漠里..这次转移，一副副担架列成了长阵，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个也都精疲力竭，无力行走，深厚的战友之情激励着大家咬紧牙关，奋力支撑，不使一个伤员留给敌人。
  血战高台
  经过一天一夜强行军，12月30日我们占领了临泽。第二天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亲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
  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四十三团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次日，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的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直到高台战斗已经过了几天，黄超找我去，命令我带一个营去支援高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天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十里的样子，这时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这种沉闷的寂静，象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楚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小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了。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搭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了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军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呢！”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说，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到哪里？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号，一古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有策略地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说：“反正没看到你们从高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干部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小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3个小时，侦察员就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占领，我3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
  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敌人还没搞清楚我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只是让小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敌人了。这时，在我西北方向一个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要我们“赶快缴枪投降”。
  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宏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不想一想，打仗到底为的谁？”
  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天，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向周围聚集增加。
  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天拂晓前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
  感谢老天帮了个大忙，入夜狂风顿起，飞沙漫天，正是我军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3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天侦察好的东北方向约二里远的两庄之间……
  “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3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同志们交待了注意事项，切忌两条：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足，以免途中饥饿嘶叫……
  开始肃静行动了，真可谓“马勒口，人衔枚”，风照样刮，沙照样扑打，而我们的队伍走过之处，没发出一点异样的动静。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准备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血战！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快，在我们突围出去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
  “留下喊话的那三个战士回来没有？”我怕他们3个在后面出事，忙问张营长。他说已经到了，在队伍后头呢！我这才如释重负，险哪！300人的生命差一点全部报销。
  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里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所以分辨不清围子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敌人又耻又气，立即折头向东，气势汹汹地将临泽包围，在临泽，战斗又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军直属队及总部后勤机关人员，死死地坚守临泽城，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强攻。
  战斗进行到大半天，我来到二营坚守的城段，只见张营长正站在城墙旁边的一座房子顶上探出头瞄准敌人射击，我立即要他注意安全，大声说：“张营长，当心，头不要抬得太高！”话音刚落，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即倒了下来，我急忙上前抱住他，呼唤着：“老张、老张，你醒醒！快醒醒！”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嘴角抽搐了两下，终于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步芳的兵中有些是多年的兵痞枪法很准，有的战士用树枝将帽子顶起来越出城墙欺骗敌人，一会儿敌人的子弹就能将帽子击穿好几个窟窿。尽管如此，临泽城还是被我坚强的红五军守住了，这是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胜利，是役军蔡参谋长①光荣牺牲。敌人第一天攻城失败后，怕我们晚上出城追击，便在傍晚撤出阵地，凶狠的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又在筹划新的强攻……
  后来，前往高台战斗的三十九团张团长和四十五团政委张力勋同志突然来到了部队。原来，当高台被敌人攻破后，他俩在一位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了他家的夹墙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来这位热心的群众又拿出自家衣服给他俩换上，让他俩化装成西北老百姓样子，并用牛车将他俩送出城，当走到城门口时，敌人哨兵盘问：“赶车的，干什么去？”“我到城外给你们拉粮草。”敌哨兵看了看牛车上是两个“老百姓”，也没在意，就放行了。如果没有这位群众的掩护，他俩的生命也难以幸免！
  张政委激昂悲愤地陈述了高台战斗惨痛失败的经过。我们听后悲愤交集，痛哭失声。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敬爱的好军长，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往事恍如昨天，军长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得张国焘迫使红五军团南下川康边界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部队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极为不满，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为了顾全大局，解决部队里的思想问题，董军长亲自召集了我们营以上干部到自己住的那栋藏民小屋子里，请朱总司令给大家作指示，当朱总司令不让我们扩大矛盾，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时，董军长站起来表示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矛盾，决不感情用事。我们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最后军团长又要求我们将总司令的讲话精神向部队传达，教育每个同志都要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考虑，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挺进河西后，董军长为了谋划战斗，挽救西路军的危局，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而这一切，刹那间都成了深深埋藏在红军指战员心里永久的纪念！
  军长素日对部下是那样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而今，外面敌情紧迫，都不能给军长开一个追悼会，我们只好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悲痛，献上一束寄托哀思的小花。活着的五军战士，经受着感情的巨大折磨！……
  敌人在第一次没攻下临泽，紧接着在第三天发起了强攻。接到西路军总部命令，我们五军剩余部队于夜间突围，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合编，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我们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红五军就这样解体了……

①此时，李屏仁为五军参谋长，后在祁连山牺牲，蔡参谋长无此人。——编者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用团结战斗的力量去战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