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1985年10月）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1〕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2〕，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毗连中国西北的友好邻邦。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前临日寇〔3〕、蒙伪军〔4〕和蒋介石的重兵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5〕、马步青〔6〕、马鸿逵〔7〕、马鸿宾〔8〕）的牵制，对日作战开始后，就会处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境地，要形成西北的持久抗日局面，是不可能的。
  其次，苏联是唯一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藉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当时是军事强国，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我们对付日寇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物质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尤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再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是巩固红军与友军的联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张学良〔9〕从与我党建立联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及甘西；还派出代表，专程赴新疆与盛世才〔10〕联络。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可见，打通苏联，可以起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的作用，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同时，国民党朝野人士中，还有一批力主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红军打通苏联，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对他们是个有力鼓舞，对亲日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打通苏联的问题，同苏联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息息相关。苏联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牵制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我党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1〕和共产国际〔12〕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当时的革命大局，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党的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同时，重视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早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毛泽东选集》第147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一心灭共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加之，他对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13〕，抗日反蒋，因而更是心忧如焚，焦灼万状。处理两广事件刚刚脱手，他便急忙回戈西北，全力“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
  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14〕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15〕第三军及关麟征〔16〕等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17〕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18〕部从兰州抽两师进至定西；王以哲部〔19〕控平凉、隆德、静宁；董英斌部〔20〕抽两师至固原策应。目的是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进据河西地带。
  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式战斗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5000人左右。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21〕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10日抵会宁，顾不上休息，就找我和陈昌浩去，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我们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以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毛、王、关各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2〕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23〕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24〕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25〕，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26〕，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队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张国焘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据此，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如下的部署：由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27〕、马营、通渭、宁远镇〔28〕、葛家岔〔29、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部署既定，由朱、张向军委报告。造船任务紧急，我们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作了专门布置。我记得那天他急着要赶回部队去，我们留他吃饭，他都没有吃。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本力量。先念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40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11月10号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
  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靖远是个县城，有邓宝珊部一团人驻守。为隐蔽战役企图，我们没有派部队攻打，只加严密封锁和监视。靖远以南地区黄河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些；沿岸多梨木、柳木林丛，遮天蔽日，正是我军隐蔽集结和进行偷渡的好地方。
  我们指定，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为全军能攻善守的著名团队之一，曾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中，荣获“钢军”称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抢渡任务。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30〕及二六三团团长熊友庆〔31〕，接受西渡黄河的任务后，积极侦察敌情，勘察渡河点，组织部队投入紧张的强渡江河训练中去。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32〕，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3〕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21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
  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计划的先决条件。我四军、五军、三十一军部队，于界石铺、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一线，坚守防御，顽强抗击。那一带地势空旷，丘陵起伏，利于敌人飞机、炮火发扬威力，而不便我军隐蔽集结，机动制敌。激战两天，敌我双方均遭受较大伤亡。我五军副军长罗南辉〔34〕，不幸在华家岭壮烈牺牲。我们硬顶下去，代价太大，不是办法，遂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步向后收缩，拟在会宁一带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35〕，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同时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十只船为宜，原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张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我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22日，我们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36〕指挥作战。我们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是，扼守会宁的五军，注意防空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800余人，损失兵力达四分之一；在敌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下，23日被迫放弃会宁。如敌继续沿靖、会大道突进，我渡河计划将遭破坏。幸亏敌人摸不清虚实，未敢贸然突击。我们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五军扼守会宁城北的廿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16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敌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计划要旨，电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23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37〕及五佛寺〔38〕，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当晚，我渡河前卫团进行偷渡，因河道未侦察清楚，船行至河中心，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次日，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39〕准备从河包口（虎豹、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人另寻渡河点，口〔40〕）继续偷渡。
  24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41〕，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河地带。消息传来，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根据三十军已渡河成功的局势，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指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右岸郭城驿〔42〕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并向军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卫、中宁段渡河，必要时亦可从五佛寺渡河；现应速集结同心城地区，准备渡河技术，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据此，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五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拒阻南敌的任务，由四军、三十一军负责。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做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向的部署。要求：第一，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两岸大卢塘〔43〕、眼井堡〔44〕、大营盘〔45〕、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6〕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以阻止南敌的进攻。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47〕、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攻势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26日1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48〕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28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率部队向河边急进。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49〕开进。当天，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21800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10月27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50〕、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六百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51〕。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派人积极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
  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河东红军企图在海原、打拉池一线，诱敌深入，击敌一路，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10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九军、三十军暂控眼井堡大路、三塘驿〔52〕、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53〕会见林育英后，来电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尚待通知。并指出河西部队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部；（2）河东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气候、自然条件。“我们估计五、九、三十，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去完成新任务。”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一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少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5日，朱、张电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54〕地区。但这时，马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我军发起了疯狂反扑。
  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武装10多万人。马步青任敌骑五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工兵、手枪各一团，统治地盘仅限于大靖、永登、古浪、民勤、永昌一带。其弟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辖四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手枪、炮兵、宪兵各一团，统治着青海全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5〕及以西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红军渡河前，蒋介石即令马步青所部开向兰州至靖远间黄河西岸，进行防堵。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及骑五师。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反动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红军。
  11月2日，马步芳部由寺儿滩〔56〕向我一条山阵地猛犯。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3日，敌又纠集三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向三十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4日，我打拉牌一线的九军，亦与敌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共5000余人，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出，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我军初次对付马家步骑兵的集团进攻，边打边摸索经验，从容应战。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顿挫敌人的凶焰，与敌暂成对峙状态。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少粮缺水，一条山那带产盐，水是咸的，越喝越渴。部队激战终日，找不到水喝，嘴唇干裂，喉咙生烟，实在难熬。
  被围于锁罕堡附近的马禄旅600余人，系马步青部。我们当时想利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马步青，孤立最反动的马步芳。经一再争取，被围的敌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我军遂网开一面，令其全部撤走。这件事多少也起了点作用。据说，不想受制于马步芳的马步青，为此曾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因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果。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6日，我们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57〕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横梁山，攻取古浪；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的时间，预定在十二三号。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我们向军委和红军总部做了报告。
  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1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58〕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12月上旬以后出动。
  第二，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59〕地区，以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态吸引二高（高桂滋〔60〕、高双城〔61〕）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62〕、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延长、延川）、在清绥（清涧、绥德）、在神府（神木、府谷）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第三，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第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8月，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63〕、李特〔64〕、李卓然〔65〕（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6〕、杨克明〔67〕、王树声〔68〕、李先念、陈海松〔69〕、郑义斋〔70〕。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卫生部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71〕，政治委员黄超〔72〕，参谋长李屏仁〔73〕，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治委员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74〕，政治部主任曾日三〔75〕。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76〕，政治部主任李天焕〔77〕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共200人马，枪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2.18万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第一次西进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我和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我军急进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我右翼三十军11日进至大靖附近，守敌骑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我八十八师绕道西进，包围土门〔78〕，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缴械投降。在此同时，我左翼九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11日晨7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激战至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日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地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近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央书记处13日亦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气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像后来那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呵！顺便说一下，在延安时，高岗〔79〕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法？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13日，九军以一个团袭占古浪，守敌逃窜，主力进至城内，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80〕，并致书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路过这里，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云云。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我们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出人意料的是，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仗没打好，吃了大亏。一仗下来，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南北两面临山，东沿横梁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通行，城西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他们15日进驻该城后，即以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南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16日拂晓，马元海〔81〕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阵地发起猛攻，九军急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地地势低洼，城墙因地震被毁，残破不堪，极不利防守。17日，敌猛攻城垣，一度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展开巷战，几经反复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遭敌骑兵野外逆袭，受很大损失。18日，敌倾全力攻城，九军苦战至晚，难以支撑，遂撤出战斗，在我们派出的援兵接应下，进至四十里铺。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000余人，但九军亦损失2000人，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82〕、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83〕等不少干部，均壮烈牺牲。有个师的干部叫姜启华〔84〕，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打得很英勇，也在巷战中牺牲了。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总指挥部住在凉州城南的一个寨子里。我们令三十军阻击东来之敌，九军休整补充，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85〕（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陈昌浩和他谈话，勉励他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怕这怕那。李聚奎同志去后，工作积极负责，对九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21日，总指挥部移驻永昌县城。22日，我们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击之机。马步芳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击，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予以支援。从22日起，马敌不断向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地段上，艰苦鏖战。
  看了前述中央11月8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24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向。电文如下：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两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药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东廿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从11月22日至12月上旬，西路军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22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堡寨，奋勇抗击。血战3天，最后出击，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终于将敌击溃。战斗中我军共杀伤敌2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我伤亡500余人，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追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800余具。
  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86〕之战，12月初，敌向水磨关迂回。包围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在该地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八十九师前往驰援，将敌击退，共毙伤敌600余人。
  四是永昌之战。水磨关战斗后，敌接着调集约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蜂拥而至永昌城外，进行围攻。我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两千余人，击溃敌机一架。
  五是山丹之战。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即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朴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总结教训，固守山丹，终使马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第二次西进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
  西安事变，不仅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我们党的预料。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始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让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一月中下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萌城〔87〕、山城堡〔8〕、甜水铺〔89〕一带，寻歼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作战，取得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河东红军遂集结在陕甘宁根据地的西部，待命行动。蒋介石判断，陕甘红军“企图在黄河将近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赶忙调整部署，将兵力向黄河沿岸集结，以便将准备“西窜”的红军，在曲子镇〔90〕、七营〔91〕、海原之线，分段截击而歼灭。同时，又令集中于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的30个师，向潼关进发，准备进入陕、甘，全力“灭共”，并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就范。
  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实行“兵谏”，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前，我党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争取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久，又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当然就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红军的死敌。一夜之间，忽然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怎不叫人拍手称快呢？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皇失措，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陈昌浩紧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形势。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
  （二）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与我迅速作战。
  （三）迅速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并进行其他各地力量的争取。
  （四）增援绥远、宁夏，以迟滞日寇行动。
  （五）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六）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
  （七）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
  （八）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上述建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但从中不难看出，大家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发挥它的应有战略作用。
  这时，军委主席团电示我们：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又电告我们“你们的任务应基本地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我们动员部队，准备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2月中旬接通新疆。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想浑水摸鱼，借乱生乱，扑灭革命力量，实现他的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乘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22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南，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2000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部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我们。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向中央做了报告。我则调动部队，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返决战的准备。24日，中央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到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没想到我们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即飞抵洛阳。27日，军委电示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活不松口。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事实说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的处境反倒愈来愈艰险，是不足为怪的。
  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
  马家军发现我军西进，集兵尾追，不时突袭。我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从永昌、山丹、临泽逃往高台的一批反动政府官员，亦束手就擒。一月上旬，我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92〕。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93〕。这带粮食较多，我们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40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月12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20日凌晨，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10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那时，我们的骑兵部队是临时组成的，没有时间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强。董振堂是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贤道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马家军攻克高台，气焰嚣张，复掉头围攻临泽。敌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的五军余部阵地，而以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毫不畏惧，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打得顽强英勇。经一番激战，我们令守城人员突围而出，会同九军、三十军向东转移。
  从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东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那么，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94〕，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这一点，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1月23日，我们进至西洞堡〔95〕、龙首堡〔96〕一带，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加休整，“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电令我们：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同时，中央又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97〕同志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24日又电告我们：“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1月下旬起，敌人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计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手枪团、1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27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灭敌宪兵团，缴枪12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敌有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98〕。2月1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位于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并筑有望楼和碉堡。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雷家屯、赵家屯等。西路军总指挥部，住在廖家屯〔9〕。
  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我们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二十多个屯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我们计划经过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转入反攻，乘胜东进。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慑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刀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军火24车，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2月上旬，我们向党中央提出，二马与我拼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示所致。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17日中央书记处又电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惟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的转变是有关系的。”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惟命是从。
  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惟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2月21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狄堡〔10〕地区，又遭敌堵截。
  突围东返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他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做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2日，我们返回倪家营子。26日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陈昌浩回延安向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虽然当面反对这样的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因这里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下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五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于27日晚进至威狄堡，准备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已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人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2000里路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永远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进，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101〕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11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102〕，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像四川的高山，一壁千仞，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103〕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40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400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腾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3月16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104〕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主人大概姓但，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卦了，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有刮胡子，好些天没洗脸，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曹光波，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一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拉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像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十多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我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已剃去长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轻。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6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洛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飞机还没到，我对迎接的人说：这下可糟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道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注释： 〔1〕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据《三军大会师》上册记载：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是在一系列地方实现的。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在会宁县东部之青江驿等地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四军、三十一军同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第一军团一师在会宁县城会师；10月13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到达会宁县城，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的热烈欢迎；10月18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二师在会宁县东部之老君铺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及左纵队（红二军和三十二军）到达静宁县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会师；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宁县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会师；同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打拉池，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总部、红十五军团总部会师，朱德、张国焘同彭德怀、徐海东会面，并举行领导干部会议。 〔2〕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方针是“反蒋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以后，转变为“逼蒋抗日”。参见本书上卷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抗日反蒋不能并提》的电报。 〔3〕日寇：指日本侵略军。 〔4〕蒙伪军：指内蒙古封建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又称“德王”）等蒙奸组织的受日军支配的内蒙古军，德王任总司令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 〔5〕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守区司令兼新二军军长、一〇〇师师长，下辖马步康第二九八旅、马继融第二九九旅、韩起功第三〇〇旅、马彪海南骑兵第一旅、马元海海南骑兵第二旅，驻防青海及甘肃张掖、酒泉、临夏等地。 〔6〕马步青（1901—1977），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区骑兵第五师师长，下辖马禄骑兵第一旅、韩起禄骑兵第二旅、祁明山步兵旅及韩富荣炮兵团、马呈祥手枪团，驻防甘肃武威地区。 〔7〕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宁夏省政府主席，下辖卢忠良第十九旅、马英才第二十旅、马敦静第二十一旅，驻防宁夏。 〔8〕马鸿宾（1884—1960），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下辖马玉麟第一〇三旅，马献文第一〇四旅、冶成章第一〇五旅及马培清骑兵团，驻防宁夏和陇东。 〔9〕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原为东北军总司令，1928年“易帜”，1935年10月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分东北军来西北“剿共”。在陕甘地区的东北军有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共辖15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总兵力20余万人。 〔10〕盛世才（1892—1970），辽宁开原人，时任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当时，他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与中共实行合作抗日。1943年加入国民党，转向反动，杀害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 〔11〕斯大林（1879—1953），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 〔12〕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组织，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1943年6月宣布解散。 〔13〕三位一体：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部分武装力量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安事变”前后由共产党倡议，已获得张学良、杨虎城的赞同。“西安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的破坏，“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未能正式建立。 〔14〕胡宗南第一军：系蒋介石嫡系部队。 〔15〕王均（1891—1936），云南呈贡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第三军原为滇军，归蒋后被调来甘南“剿共”，下辖曾万钟第七师和唐淮源第十二师，并指挥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1936年11月，王均在甘肃通渭县马营一带指挥作战时，因飞机失事而亡。〔16〕关麟征（1905—1980），陕西户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梁铠第七十三旅和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并指挥沈久成第一四〇师、李及兰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第五十一师。 〔17〕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七军军长，下辖陶峙岳第八师、李英第二十四师。第三十七军原为湘军，后归蒋，积极参加“剿共”战争。 〔18〕于学忠部：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八纵队司令、甘肃省政府主席，其第五十一军下辖李振唐第一一三师、牟中珩第一一四师、周光烈第一一八师和侯哲垣骑兵团。 〔19〕王以哲部：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1896—1937），黑龙江宾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六纵队司令，其第六十七军下辖刘翰东第一〇七师、吴克仁第一一七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原辖何立中第一一〇师，1935年被红一方面军基本歼灭。 〔20〕董英斌部：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董英斌（1894—1960），辽宁沈阳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七纵队司令兼第五十七军军长。其第五十七军下辖常恩多第一一一师、霍守义第一一二师、熊正平第一一五师。 〔21〕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兼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主要有孙蔚如第十七师、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和三个陕西警备旅，是西北军代表人物。 〔22〕马营：今名马营镇，位于甘肃省通渭县西北部。 〔23〕豫旺城：今名豫旺镇，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北部。 〔24〕陈支队：又称特别支队，1936年9月12日奉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组建，由红十五军团的三个步兵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红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率领，突袭靖远、海源等地之敌，以调动、牵制国民党部队。 〔25〕定盐地域：指陕西省西北部的定边县及相毗连之宁夏东部的盐池县地域。 〔26〕环曲苏区：指甘肃省陇东的环县、曲子地区，是1936年6月西方野战军西征中新开辟的苏区。曲子县原为镇，1936年成立曲子县，1950年撤销，辖区并入环县和庆阳县。 〔27〕华家岭：山岭名，位于通渭县西北部，与会宁、定西毗连。 〔28〕宁远镇：乡镇名，位于甘肃省定西县东南部。 〔29〕葛家岔：乡镇名，位于定西县东北部。 〔30〕熊厚发：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3页注〔2〕。 〔31〕熊友庆：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为熊发庆（？一1937），安徽六安人，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石窝地域作战时牺牲。 〔32〕朱绍良（1891—1963），江苏武进人，时任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所属部队为甘、宁、青三省的国民党部队。 〔33〕朱、徐：指朱德、徐向前。 〔34〕罗南辉（1908—1936），四川成都人，原任红三十三军军长，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后，任红五军副军长。 〔35〕打拉池：今名共和乡，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中部。 〔36〕甘沟驿：今名甘沟乡，位于会宁县中部。 〔37〕一条山：村名，位于甘肃省景泰县城南侧。 〔38〕五佛寺：乡镇名，位于景泰县东部黄河岸边。 〔39〕程世才（1912—1990），湖北大悟人，时任红三十军军长。 〔40〕虎豹口：又名河包口，位于甘肃省靖远县城西南10公里。 〔41〕马家军防线：指国民党马步青骑五师河防部队防线。 〔42〕郭城驿：乡镇名，位于会宁县北部。 〔43〕大卢塘：应为大芦塘，位于景泰县芦阳镇附近。 〔44〕眼井堡：应为三眼井堡，村名，位于景泰县城西北，属八道泉乡。 〔45〕大营盘：今名老营盘水，位于宁夏中卫县西部，地近甘肃景泰县。 〔46〕定远营：又名定远城，今名巴彦浩特，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和阿拉善左旗驻地。 〔47〕金积：旧县名，1913年置，1960年撤销。今为宁夏吴忠市金积镇，位于该市西南。 〔48〕红水：乡镇名，位于景泰县北部。 〔49〕麻春堡：村名，位于宁夏海原县罗山乡西南。 〔50〕吴家川：地名，位于靖远县西部，地属刘川乡。 〔51〕赵家水：村名：位于景泰县南部，地属中泉乡。〔52〕三塘驿：今名三塘村，位于景泰县喜泉乡境。 〔53〕关桥堡：今名关桥乡，位于海原县东北部。 〔54〕凉州：旧府名，即今甘肃省武威市。 〔55〕甘、肃二州：即甘州、肃州，即今甘肃省张掖市、酒泉市。 〔56〕寺儿滩：今名寺滩乡，位于景泰县西部。 〔57〕永泰：旧堡名，今为村，位于景泰县西部，属寺滩乡。 〔58〕胡师：指国民党胡宗南部队。 〔59〕安边：旧县名，今为镇，位于陕西北部边沿地区，属定边县。 〔60〕高桂滋（1891—1959），陕西定边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 〔61〕高双城（1882—1945），陕西渭南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师长兼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 〔62〕瓦市：即瓦窑堡，现为陕西子长县治。 〔63〕曾传六（1904—1983），湖北红安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组书记，川陕省保卫局长，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保卫局长。 〔64〕李特（1902—1938），安徽霍邱人。1923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派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任鄂豫皖根据地彭杨学校教育长，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参谋长，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红西路军参谋长。1938年在新疆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65〕李卓然（1899—1989），湖南湘乡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曾受派赴法国、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 〔66〕熊国炳（1898—1960），四川万源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乡赤卫队长、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被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任方面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科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征失败后，流落甘肃酒泉，直至逝世。 〔67〕杨克明（1905—1937），原名陶正，四川长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东从事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曾任游击队队长、梁达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治委员、独立师师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元月在甘肃高台牺牲。 〔68〕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队长、支队长、团长、师长，参加了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保卫根据地的历次战役战斗。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红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又兼第九军军长。 〔69〕陈海松（1914—1937），湖北大悟人。1930年7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1934年任红九军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甘肃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 〔70〕郑义斋（1901—1937），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经济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任省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总供给部政治委员，方面军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供给部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石窝战斗中牺牲。 〔71〕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1931年12月参与领导宁都暴动，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五军团军团长。1935年改任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城战斗中牺牲。 〔72〕黄超（1906—1938），贵州省人。早年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主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委会秘书长，1936年任红五军政治委员。1938年春在新疆迪化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73〕李屏仁（1908—1937），江西武宁人。原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历任红五军团连长、营长、团长、教导队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1936年1月任红五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永昌作战中负重伤，1937年1月在高台作战中牺牲。 〔74〕陈伯稚（1914—193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长、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10月任红九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古浪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 〔75〕曾日三（1903—1937），湖南宜章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暴动，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党代表秘书长。红一军团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初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在祁连山作战中牺牲。 〔76〕黄鹄显（1914—1986），福建上杭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连长、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9月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任方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6年4月任红三十军参谋长。 〔77〕李天焕（1912—1986），湖北红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组织科长、第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十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 〔78〕土门：镇名，位于甘肃省古浪县北部。 〔79〕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做兵运工作，1930年后参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曾任红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80〕四十里铺：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部，今名永丰乡。 〔81〕马元海（1885—1952），甘肃临夏人，原任马步芳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二旅旅长，时任马家军河西作战部队前线总指挥兼骑兵第二旅旅长。 〔82〕王海清（1911—193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3月任第二十五师师长。 〔83〕易汉文（1908—1936），河南罗山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团政治委员，1936年4月任红九军教导师政治委员。同年11月古浪战斗中第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牺牲，他临阵接任，不久也牺牲。 〔84〕姜启华：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作姜启化（1913—1936），陕西华县人，1927年参加红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任红九军团第三师九团政治委员。1935年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到河西后随九军行动，在古浪战斗中牺牲。 〔85〕李聚奎（1904—1995），湖南安化人。1928年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支队长、团长、师长，红一军团团长、师长。1935年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1936年11月任红九军参谋长。 〔86〕水磨关：今名焦家庄乡，位于永昌县城西12公里处。 〔87〕萌城：位于宁夏盐池县西南部，临近甘肃省环县。 〔88〕山城堡：今名山城乡，位于甘肃省环县北部。 〔89〕甜水铺：应为甜水堡，位于环县北部边沿，与萌城毗连。 〔90〕曲子镇：位于环县东南部。 〔91〕七营：镇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北部。 〔92〕沙河堡：今名沙河镇，为甘肃省临泽县政府驻地。 〔93〕临泽县城：即今寥泉镇，位于临泽县北部。 〔94〕文、武、成、康地区：指甘肃省南部之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等地，即今陇南地区。 〔95〕西洞堡：今名西洞乡，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西南部。 〔96〕龙首堡：今名龙首村，位于张掖市西南部，属龙渠乡。 〔97〕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当时正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等问题。 〔98〕倪家营子：今名倪家营乡，位于临泽县南部。 〔99〕廖家屯：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所编《悲壮的征程》及张掖地委党史办所编《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所载资料，应为缪家屯，位于临泽县倪家营乡。 〔100〕威狄堡：今名新华乡，位于临泽县西部。此处威狄堡，应是西洞堡之误。 〔101〕三道柳沟：位于临泽县西部祁连山脚，地属新华乡。 〔102〕梨园口：位于临泽县南部祁连山北麓，地属倪家营乡，是临泽县通往祁连山中的重要山口。 〔103〕康龙寺：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 〔104〕大马营：位于山丹县南部祁连山麓，今为山丹军马场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