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第一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红西路军的电文
  一、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河西部队称西路军等问题的电报*》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1〕，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毛
  八日二十时
  （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
  二、中央军委《关于占领甘州、肃州部署及部队集训问题致徐、陈电》
  （1936年12月6日24时）
  徐、陈：
  （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
  （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冬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毛、周、朱、张
  12月6日24时
  三、徐向前、陈昌浩《河西地区敌我两军的情况*》
  （1936年12月9日）
  育、洛、毛、周、朱、张、王、博：
  （甲）六日十四时电示收到，五军六日在山丹附近击溃马彪、马朴两旅〔1〕，敌伤亡五百以上，缴获一部，我只伤亡二十二人。马彪东调，今可到水泉子〔2〕一带。韩起禄旅〔3〕现在水磨关〔4〕附近，有急调永北防堵息。马元海指挥元海旅〔5〕、祁旅〔6〕、马禄旅〔7〕、马继融〔8〕、马朴、韩起功、马步康〔9〕等旅各一团，仍在张掖廿里铺〔10〕以北地区。马步青电令元海，主要迫我西进，万勿让我东进。三日战斗，敌均吃亏。
  （乙）三十军四个团、骑师今在八坝，今晚突击四十里铺，骑师逼近凉州飞机场，余一团在永昌东廿里铺，一团在水磨关，必要时期跟进，目的在于迫马元海后退，相机击之。整个开展局面，争取休整扩红。九军全在永昌城附近，策应五军向山丹一带。山丹城有战壕，拟令其一面固城，一面向东乐〔1〕、甘州进占，使敌有尾追之顾。
  （丙）由永到安西，步行约十九天。永、丹、安西气候同甘州，抚、高、肃〔12〕较暖，敦煌最暖，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须日行军。肃以上须皮衣，盖厚棉被亦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旬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日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
  （丁）目前此〔处正〕开展内部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组织上的斗争，由于过去这方面工作做得太差，个别干部组织观念异常薄弱。现正严格从战术上、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与巩固。九军及他军近日来有很大转变。为了从组织上来加强并保障九军，现调树声〔13〕为九军之军长，太先〔14〕为主任，聚奎〔15〕为参谋长，海松〔16〕仍为政委。玉清〔17〕随我们学习。树声在这几次战斗中，已公开承认其思想、战术上的错误，下大决心意献九军。是否可以，请批。
  （戊）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统一战线工作及各方情况望时见告。
  （己）育英同志八号电收到，慰勉有加，此方更相信、兴奋，愿为完成党的任务斗争到底，候胜利之日。四军、三十一军工作，望育英同志多直接指示。
  徐、陈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四、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为西路军东进速商于学忠派部策应》
  （1937年1月21日2时）
  周、博：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毛泽东1月21日2时
  五、毛泽东《为出兵援助西路军而筹款》
  （1937年2月21日）
  周：
  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
  （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
  （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
  此二项十分急迫。
  毛
  二十一日十五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六、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
  （1937年2月22日）
  彭、任、周并告伯承：
  甲、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乙、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丙、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
  丁、请你们密作（做）准备，并将意见以密电告我，伯承请即回。
  戊、国焘领导周纯全进行秘密活动。甚望彭、任极力改造部队。
  毛
  二十二日十三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七、西路军《关于高台失利及准备东进致军委电》
  （1937年1月23日9时）
  军委：
  （一）黄超率五军余两个团直属，三十军全部；海松率七十三团及指直全部今完全（此处似缺字）十五里之西洞堡；树声率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骑团在龙首堡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
  （二）据查振堂、克明与三十九团、四十三团、特团四个连、骑兵两个连、军直少数加新兵数百，共3000人，每人炸弹两个，物资较齐，全部牺牲。振堂、克明据回人称已战死。敌每次攻城均猛击，说20日晨敌以2000余人分三面攻城，城上不遵守永昌经验及我方突出，每面只连人，警戒疏忽，敌从民团争取之新兵处爬上，敌上城后，才全部死战三小时，敌伤亡奇重，×××……经验正研究中。五军现以玉清任军长，黄超政委，谢良政主，毕占云参长，编三个团，各四个连，现正提高信心，正组织研究战术，发扬战力，提高士气。前晚突围少数损失，××四十三团开小城。
  （三）敌正防我东进，马禄骑旅防守山丹，韩旅固甘州及沙河堡防堵，马配合民团固高台，余一团及马彪旅、步康一步旅，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指直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
  （四）黄河开冰期何时？我们造船师失落，到古浪、土门后，究取何路渡河、何地集中？××××胡、王、毛情况。转告电台日夜与我联络。
  西路军
  1月23日9时
  八、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的战略方针*》
  （1937年2月24日）
  中央军委：
  甲、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1〕，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
  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2〕，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3〕，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
  丙、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之人马，敌重振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如何望告。
  徐、陈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和《悲壮的征程》）
  九、毛泽东《增援军应立即准备完毕》
  （1937年2月26日）（发前敌总部）
  彭、任、周、刘：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援之。
  乙、立即准备完毕。
  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
  丁、对外守秘。
  毛泽东
  二十六日二十三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十、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的步骤*》
  （1937年2月28日）
  周并告彭、任、叶：
  甲、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1〕，过早恐危险。
  乙、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
  丙、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2〕置西岸，罗、宋两部〔3〕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丁、十五军团准备移西峰、镇原、固原接东北军防，一军团在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地，二方面军暂在原地不动。
  戊、刘仲容即来延安。
  己、陈赓〔4〕二日随张浩三日到云阳〔5〕。
  毛泽东
  二十八日二十三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十一、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倪家营子战斗情况*》
  （1937年2月28日）
  （一）二十七日电已到，我们昨夜全移威敌堡〔1〕南之东西柳沟…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此坚战。
  （二）二十二日回倪家营，连续打到二十七日晚，五日五夜。据谍息，敌共死伤千五百余，（内有）敌旅长韩心良、团长马得胜，重伤敌骑师司令兼一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我亦伤亡三百余，虽干粮尽，饿肚子，还打了两仗。
  （三）在已指定部队中详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
  徐、陈
  二十八日二十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十二、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南、西柳沟战况的报告*》
  （1937年3月10日）
  军委：
  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1〕野外中间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天明与我们通报。
  徐、陈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十三、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梨园堡、康龙寺战斗的电报*》
  （1937年3月12日）
  军委：
  （一）西柳沟激战四五日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1〕，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团随至猛攻。
  （二）九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失两个多团，海松〔2〕牺牲，玉清〔3〕、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龙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二六四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
  （三）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太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徐、陈
  十二日一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和《悲壮的征程》）
  十四、西路军《西路军在祁连山上与敌血战，形势危急*》
  （1937年3月13日）
  军委并告中央：
  （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
  （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
  （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
  徐、陈、军政委会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和《悲壮的征程》）
  十五、西路军工作委员会
  《关于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分散活动的决定*》
  （1937年3月15日）
  军委主席团、党中央：
  （一）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个支队活动。张荣〔1〕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2〕，距龙首堡〔3〕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
  （二）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亦分散兵力。
  （三）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以〕持久。
  （四）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
  西路军工委会
  十五日十九时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和《悲壮的征程》）
  十六、中央及军委《同意西路军成立工委会并分三路游击*》
  （1937年3月17日）
  先念、卓然同志：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
  （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
  （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中央及军委
  （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十七、西路军工作委员会
  《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行动情况的电报*》
  （1937年3月23日）
  刘、张、李请转中央及军委：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起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伤，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
  （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三）徐、陈所属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
  （四）我们今日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1〕。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2〕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
  工作委员会
  （录自《李先念文选》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及援西军组织体系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命令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和总部直属各部，西渡黄河。11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主席 陈昌浩
  副主席 徐向前
  常委 陈昌浩 徐向前 曾传六 李特 李卓然
  委员 陈昌浩 徐向前 曾传六 李特 李卓然 熊国炳 杨克明 王树声 李先念 陈海松 郑义斋
  西路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
  总政委 陈昌浩
  副总指挥 王树声
  参谋长 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司令部
  第一局（作战）
  局长 郭天民
  作战科科长 潘同（又名潘柏南）
  副科长 吕黎平（吕继熙）
  第二局（缺）
  第三局（通讯）
  局长 宋侃夫
  通讯科科长 宋英武（牺牲）
  第四局（侦察）
  局长 杜义德 欧阳毅（后）
  科长 秦基伟
  第五局（保卫）
  局长 曾传六
  保卫科科长 袁立夫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张琴秋
  组织科科长 刘鹤孔
  统计科科长 辛元林
  青年科科长 姜启华（牺牲）
  宣传部
  部长 刘瑞龙
  宣传科科长 李春生（牺牲）
  前进剧团
  团长 周汝功（牺牲）
  政委 易云均（易维精）（牺牲）
  教导员 廖赤健（见）（牺牲）
  地方工作部
  部长 吴永康（牺牲）
  敌工部
  部长 曾日三（牺牲）
  军人部
  部长 黄火青
  供给部
  部长 郑义斋（牺牲）
  财务科科长 廖静民
  出纳科科长 肖永刚（牺牲）粮秣处处长 李世品
  军需处处长 吴先恩
  制造处处长 李繁山
  事务处处长 肖朝刚
  供给部辖被服厂、兵工厂（造子弹、手榴弹、枪枝修理）、造币厂（银元、铜钱、布币）、石印厂（布币、布告）、造船厂等。
  卫生部
  部长 苏井观
  政委 徐立清
  总部医院
  院长 苏井观（兼）
  政委 徐立清（兼）
  总医院设一、二、三所。
  第五军
  军长 董振堂（牺牲） 孙玉清（后，牺牲）
  政委 黄超
  参谋长 李屏仁（牺牲） 毕占云（后）
  政治部主任 杨克明（原名陶正，牺牲） 谢良（后）
  供给部
  部长 傅兰荪（牺牲）
  政委 彭嘉庆
  民运部
  部长 盛茂吾（牺牲）
  青年科科长 金生 王维林（后）
  卫生部
  部长 陈春甫（牺牲）
  第五军辖2个师、6个团，共3000余人。
  第十三师
  师长 李连祥 叶崇本（后，牺牲）
  政委 朱金畅（牺牲）
  参谋长 刘培基（牺牲）
  第三十七团
  团长 李连祥（兼，牺牲） 饶子健（后）
  政委 谢良（兼） 陈道贵（后） 何志余（后，牺牲）
  参谋长 孟元
  政治处主任 钟立彬第三十九团
  团长 吴岱朝（牺牲）
  政委 周畅昌（？）（牺牲）
  参谋长 饶子健
  政治处主任 苏光明
  第十五师
  师长 郭锡山（叛变）
  政委 谢良
  第四十三团
  团长 万汉江（牺牲）
  政委 何志余 赵杰（后）
  参谋长 年鸿才（严风才）（牺牲）
  第四十五团
  团长 叶崇本（兼，牺牲）
  政委 张力雄
  参谋长 刘培基（兼，牺牲）
  政治处主任 罗定祥
  特务团
  团长 徐志贞（牺牲）
  骑兵团
  团长 吕仁礼
  随营学校
  政委 张荣
  第九军
  军长 孙玉清 王树声（后，兼）
  政委 陈海松（牺牲）
  参谋长 陈伯稚（徲）（牺牲） 李聚奎（后）
  
  政治部主任 曾日三 徐太先（后）
  
  司令部
  
  参谋处
  作战科科长 刘培基（牺牲） 李新国（后）
  通讯科科长 徐仕贵
  情报侦察科科长 王少清（牺牲）
  统计科科长 黄福瑞
  管理科科长 郑行办
  公室主任 郑仲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朱潘（盘）显 余趾林（后，牺牲）
  宣传部
  部长 方强
  民运部
  部长 刘毅
  地方工作科科长 刘福才
  敌工部
  部长 姜焕绚（牺牲） 黄思彦（后，牺牲）
  军人部
  部长 江烦相
  保卫分局
  局长 陈宜贵
  初级军事审判长 刘登银
  供给部
  部长 吴先恩
  副部长 陈启兴
  总务处处长 吴辉佳
  卫生部
  部长 单成猛
  政委 董贤应
  第九军辖3个师、7个团，另辖教导师、骑兵师，共计7000余人。
  第二十五师
  师长 王海清（牺牲） 李太国（又名李明）（后）
  政委 杨朝礼（牺牲）
  第七十三团
  团长 张达善（牺牲） 潘友清（后，牺牲） 孙汉言（后，牺牲）
  政委 （缺）
  第七十四团
  团长 杨业华
  政委 （缺）
  第七十五团
  团长 陈立义（牺牲）
  政委 张荣福（牺牲）
  参谋长 吕杰（牺牲）
  第二十六师（1936年冬撤销）
  第二十七师
  师长 刘理运（牺牲） 陈家柱（后，牺牲） 王学礼〔理〕
  政委 李德明（牺牲） 易汉文（后，牺牲） 陈修坤（后）
  参谋长 刘培基（牺牲） 姜振海（后，牺牲）
  政治部主任 夏祖盛
  经理处处长 刘本国
  政委 崔正剑
  卫生部主任 杨绍清
  卫生队长 黄耀瑞
  第七十六团
  团长 （缺）
  政委 （缺）
  第八十团
  团长 （缺）
  政委 （缺）
  第一营
  营长 吴光焱
  副营长 马善保
  教导员 毛风彩
  第二营
  营长 熊有堂 陈其有（后）
  第三营
  营长 肖永托
  副营长 罗先武
  教导员 张行忠
  第八十一团
  团长 肖永继（牺牲） 张道庸（陶勇）（后）
  政委 李有庆（牺牲） 吴辉庭（后）
  特务团（原二十六师改编）
  团长 杨业华（牺牲）
  政委 李三金（牺牲）
  经理处处长 叶志谋
  政委 梅春山
  卫生队队长 赵家保
  指导员 胡孟万
  第一营营长 彭绍庆
  教导员 鲍维文
  第二营
  营长 闵正琴
  教导员 熊英儒
  第三营
  营长 施正南
  教导员 孙汉言
  教导师
  （1936年11月番号撤销）
  师长 张道庸
  政委 易汉文
  政治部主任 李有庆（牺牲）
  骑兵团
  团长 黄高宏（牺牲）
  骑兵师
  （1937年2月，总部重建骑兵师，归九军指挥。）
  师长 杜义德
  政委 刘庆南
  参谋长 李彩云（牺牲）
  作战科科长 李新国
  第三十军
  军长 程世才（代）
  副军长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参谋长 黄鹄显（又名黄贵显）
  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
  司令部
  一科科长 张子英
  二科科长 郑志章
  三科科长 周明松
  四科科长 黄述生（牺牲）
  保卫分局局长 李树芳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张卿云 俞荣华（又名俞同金）（后，牺牲）组织科科长 吕新发
  宣传部
  部长 向前法
  宣传科科长 汪小川
  副科长 刘鹤孔
  地方工作部
  部长 汪乃荣
  总务处处长 孙光寿
  供给部
  部长 明华杨 袁文波（后）
  政委 袁文波
  军械科科长 汪光恩（牺牲）
  出纳科科长 阮成怀（牺牲）
  粮秣科科长 肖永正
  被服科科长 汪如意
  卫生部
  部长 俞荣华
  政委 俞荣华
  医院院长 徐其新（兴）（牺牲）
  第三十军辖2个师、6个团，共计7000余人。
  第八十八师
  师长 熊厚发（牺牲）
  政委 郑维山
  参谋长 熊得臣 饶子健（后）
  政治部主任 徐太先 张子英（后，牺牲） 张云卿（后，牺牲）
  参谋处
  一股股长 董家良
  二股股长 余志松
  三股股长 董兴仕
  四股股长 叶志昌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董宏图
  供给部
  部长 屠启友
  政委 叶永松
  第二六三团团长 熊发庆（牺牲）
  政委 钟行忠（牺牲）
  政治处主任 潘太均 邹功凯（后，牺牲） 钟立彬（后，牺牲）
  第一营
  营长 韩声发
  教导员 周纯麟
  第二营
  营长 张业洪
  教导员 屈大虎
  第三营
  营长 赵海凤
  教导员 李大海
  第二六五团
  团长 邹丰明（牺牲）
  政委 黄英祥（牺牲）
  政治处主任 徐其坤 方忠加（后，牺牲） 鲁嘉焱（后，牺牲）
  第一营
  营长 吴启松
  教导员 彭德斋
  第二营
  营长 李寿炳
  教导员 徐德南
  第三营
  营长 李乃述
  教导员 菽良天
  第二六八团
  团长 杨秀坤
  政委 徐金树（牺牲） 刘庆南（后）
  参谋长 饶子健
  政治处主任 吕新发 邹开盛（后）
  供给处处长 吴荣庆
  第一营
  营长 杨仕福
  教导员 林丽臣
  第二营
  营长 陈恒和
  教导员 吴海堂第三营
  营长 岳家才
  教导员 李松林
  第八十九师
  师长 邵烈坤（在敌西安狱中殉难）
  副师长 杨秀坤
  政委 张文德（牺牲）
  参谋长 刘雄武（牺牲）
  政治部主任 裴寿月
  参谋处
  一股股长 林大生
  二股股长 董山镒
  三股股长 周良银
  四股股长 严义文
  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 万保元
  第二六四团
  团长 周明松
  副团长 黄建中（牺牲）
  政委 （缺）
  第二六七团
  团长 张明伦（牺牲） 潘传品（后）
  政委 方华 姚运良（后） 刘鹤孔（后）
  陈智才（后，牺牲）
  政治处主任 罗登元 冯伦奎（后，牺牲） 冷如光（后） 江求浩（后，牺牲）
  第二六九团
  团长 徐广紫（梓）（牺牲） 潘传品（后）
  政委 朱德仕（牺牲） 周明松（后，牺牲）
  政治处主任 冯伦奎（牺牲）
  总部直属各部
  少年先锋团（辖3个连，共计500多人。）
  团长 叶代贵（又名叶明）
  政委 刘建伦（牺牲）
  参谋长 余信会（牺牲）
  政治部主任 贺传吉
  一、二、三连连长（缺）第一连指导员 王大法
  第二连指导员 牟永春
  第三连指导员 张先进
  妇女抗日先锋团（辖3个营、9个连，共计1300多人。）
  团长 王泉媛
  副团长 赵明英 刘伯兴（后）
  政委 吴富莲（牺牲）
  参谋长 彭玉茹
  政治处主任 华全双
  参谋 方振远
  秘书 李开芬
  教导团（辖5个连，共计500余人）
  团长 朱良才（兼） 甘炎林（后） 陈世道（后，牺牲）
  政委 朱良才
  参谋长 李强
  政治处主任 徐一新
  特务团
  团长 （缺）
  政委 （缺）
  回民支队（共计200余人）
  司令 马良骏（叛变）
  副司令 马有明（牺牲）
  参谋长 徐明山（叛变） 董元（后）
  骑兵师（辖第一、二、三团，共计500多人。）
  师长 董俊彦（牺牲）
  政委 秦道贤（牺牲）
  参谋长 熊得臣
  政治部主任 李庆雍（牺牲）
  西路军工作委员会（1937年3月14日成立）
  书记 李卓然
  委员 李卓然（负责政治） 李先念（负责军事） 李特 曾传六 王树声 程世才 黄超 熊国炳
  （领导西路军余部3个支队，约2000余人）
  援西军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1937年3月至1937年7月）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张浩
  参谋长 李达
  政治部主任 刘晓
  （1937年3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第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军等部队组成“援西军”，支援西路军。部队未及过河，西路军已败，援西军遂停留甘肃镇原。）
  第四军
  军长 陈再道
  政治委员 王宏坤
  参谋长 耿飚
  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第十师
  师长 陈锡联
  政治委员 叶道志
  参谋长 范朝利
  政治部主任 汪宏清 丁先国（后）
  第二十八团
  团长 郑国仲
  政治委员 滕海清
  第三十团
  团长 兰金元
  政治委员 李定灼
  第三十一团
  团长 赵宗德 卜万科（后）
  政治委员 王厚安
  第十二师
  师长 张贤约
  政治委员 胡奇才
  参谋长 周玉发
  政治部主任 郑友生
  第三十三团
  团长 夏润堂 朱连绍（后）
  政治委员 陈美藻
  第三十四团
  团长 卜万科 兰金元（后）
  政治委员 罗明海
  第三十六团团长 陈绍连 赵宗德（后）
  政治委员 陈生续
  第二十八军
  军长 宋时轮
  政治委员 宋任穷
  参谋长 唐延杰
  第三十一军
  军长 萧克
  政治委员 周纯全 郭述申（代）
  参谋长 唐天际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第九十一师
  师长 徐深吉
  政治委员 桂干生
  政治部主任 黄立清
  第二七三团
  团长 周光策
  政治委员 王贵德
  参谋长 贺德彬 孔庆同（后）
  第二七六团
  团长 陈武和
  政治委员 韩明柱
  第二七七团
  团长 邹国厚
  政治委员 杨思畅
  第九十三师
  师长 王近山
  政治委员 叶成焕
  政治部主任 邓永耀
  第二七一团
  团长 易良品 石志本（后）
  政治委员 聂凤智
  第二七四团
  团长 韩东山
  政治委员 王才贵第二七九团
  团长（佚名）
  政治委员（佚名）
  第三十二军
  军长 罗炳辉
  政治委员 袁任远
  参谋长 郭鹏
  政治部主任 李干辉 张平化（后）
  第二八团
  团长 龙将元
  第二八六团
  团长 彭尚昆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第三节 红西路军战斗历程
  西路军战况简表
  第四节红西路军回忆录
  一、李先念《西渡黄河和西路军*》
  （1982年11月9日）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及后来成立西路军的问题，当时是怎样决定的，过去我也不那么清楚。前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把过去毛主席的文稿和发的电报都汇编起来了。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1〕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2〕，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3〕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4〕等电报。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连饭也没顾上吃，就迅速赶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组织部队搜集材料，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5〕，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
  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后，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三十军先打一条山，扫除北进的障碍，同时派八十八师进占五佛寺，准备进攻中卫。在这里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一同进攻宁夏，并派一支部队夺取贺兰山中的一个绿洲——定远营，以便和外蒙、苏联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敌军运动很快，河东部队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局起了变化，中央又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方面军没有过黄河，我们过河的部队再回来也困难了。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相机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于是我们就向西前进。向西进时，西路军的肩上挑着两副重担，一副是要在河西走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副是要打通新疆，取得援助。从当时的战争格局来看，开始河东主力在同胡宗南部作战，后来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和建立陕甘宁根据地，需要西路军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在军事上配合河东主力行动，使河东、河西从战略配合上连起来。另一方面，当时红军装备和给养很差，为取得苏联援助，打通新疆又十分必要。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西路军只有两万多人，而且经过长征和过河作战，已是十分疲惫之师，要挑这样重的两副担子，实在力不胜任。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肃州、甘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说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和建立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当时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那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实在太差。那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很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争取群众很困难；马家骑兵机动性大，我们缺少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里经济落后，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在零下二三十度行军作战，吃穿很难解决；古浪一战又没有打好，九军损失很大。这样就越来越被动了。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天，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5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做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自身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8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三路打游击。占云〔6〕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儿个同志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我们先赶到雪山下面的山坡上宿营，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便于行动，越过积雪的山峰后再宿营。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搞到了几百件衣服和不少吃的东西。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了二三十天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说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炮没有要，然后就向迪化（乌鲁木齐）出发了。
  我们到了迪化还有400多人。记得季米特洛夫还发一封信给我们，祝贺我们到迪化。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一部分留在迪化，组织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这批经过严峻战火锻炼的同志，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军的骨干。当时，也曾动员我去苏联学习，我不愿意去，就没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于1937年冬就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录自麻琨《悲壮的征程》）
  二、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
  （1985年10月）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1〕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2〕，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毗连中国西北的友好邻邦。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前临日寇〔3〕、蒙伪军〔4〕和蒋介石的重兵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5〕、马步青〔6〕、马鸿逵〔7〕、马鸿宾〔8〕）的牵制，对日作战开始后，就会处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境地，要形成西北的持久抗日局面，是不可能的。
  其次，苏联是唯一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藉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当时是军事强国，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我们对付日寇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物质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尤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再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是巩固红军与友军的联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张学良〔9〕从与我党建立联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及甘西；还派出代表，专程赴新疆与盛世才〔10〕联络。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可见，打通苏联，可以起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的作用，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同时，国民党朝野人士中，还有一批力主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红军打通苏联，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对他们是个有力鼓舞，对亲日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打通苏联的问题，同苏联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息息相关。苏联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牵制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我党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1〕和共产国际〔12〕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当时的革命大局，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党的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同时，重视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早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毛泽东选集》第147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一心灭共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加之，他对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13〕，抗日反蒋，因而更是心忧如焚，焦灼万状。处理两广事件刚刚脱手，他便急忙回戈西北，全力“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
  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14〕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15〕第三军及关麟征〔16〕等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17〕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18〕部从兰州抽两师进至定西；王以哲部〔19〕控平凉、隆德、静宁；董英斌部〔20〕抽两师至固原策应。目的是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进据河西地带。
  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式战斗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5000人左右。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21〕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10日抵会宁，顾不上休息，就找我和陈昌浩去，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我们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以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毛、王、关各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2〕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23〕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24〕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25〕，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26〕，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队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张国焘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据此，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如下的部署：由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27〕、马营、通渭、宁远镇〔28〕、葛家岔〔29、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部署既定，由朱、张向军委报告。造船任务紧急，我们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作了专门布置。我记得那天他急着要赶回部队去，我们留他吃饭，他都没有吃。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本力量。先念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40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11月10号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
  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靖远是个县城，有邓宝珊部一团人驻守。为隐蔽战役企图，我们没有派部队攻打，只加严密封锁和监视。靖远以南地区黄河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些；沿岸多梨木、柳木林丛，遮天蔽日，正是我军隐蔽集结和进行偷渡的好地方。
  我们指定，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为全军能攻善守的著名团队之一，曾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中，荣获“钢军”称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抢渡任务。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30〕及二六三团团长熊友庆〔31〕，接受西渡黄河的任务后，积极侦察敌情，勘察渡河点，组织部队投入紧张的强渡江河训练中去。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32〕，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3〕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21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
  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计划的先决条件。我四军、五军、三十一军部队，于界石铺、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一线，坚守防御，顽强抗击。那一带地势空旷，丘陵起伏，利于敌人飞机、炮火发扬威力，而不便我军隐蔽集结，机动制敌。激战两天，敌我双方均遭受较大伤亡。我五军副军长罗南辉〔34〕，不幸在华家岭壮烈牺牲。我们硬顶下去，代价太大，不是办法，遂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步向后收缩，拟在会宁一带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35〕，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同时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十只船为宜，原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张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我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22日，我们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36〕指挥作战。我们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是，扼守会宁的五军，注意防空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800余人，损失兵力达四分之一；在敌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下，23日被迫放弃会宁。如敌继续沿靖、会大道突进，我渡河计划将遭破坏。幸亏敌人摸不清虚实，未敢贸然突击。我们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五军扼守会宁城北的廿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16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敌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计划要旨，电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23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37〕及五佛寺〔38〕，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当晚，我渡河前卫团进行偷渡，因河道未侦察清楚，船行至河中心，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次日，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39〕准备从河包口（虎豹、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人另寻渡河点，口〔40〕）继续偷渡。
  24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41〕，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河地带。消息传来，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根据三十军已渡河成功的局势，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指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右岸郭城驿〔42〕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并向军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卫、中宁段渡河，必要时亦可从五佛寺渡河；现应速集结同心城地区，准备渡河技术，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据此，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五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拒阻南敌的任务，由四军、三十一军负责。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做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向的部署。要求：第一，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两岸大卢塘〔43〕、眼井堡〔44〕、大营盘〔45〕、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6〕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以阻止南敌的进攻。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47〕、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攻势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26日1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48〕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28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率部队向河边急进。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49〕开进。当天，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21800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10月27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50〕、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六百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51〕。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派人积极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
  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河东红军企图在海原、打拉池一线，诱敌深入，击敌一路，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10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九军、三十军暂控眼井堡大路、三塘驿〔52〕、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53〕会见林育英后，来电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尚待通知。并指出河西部队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部；（2）河东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气候、自然条件。“我们估计五、九、三十，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去完成新任务。”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一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少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5日，朱、张电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54〕地区。但这时，马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我军发起了疯狂反扑。
  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武装10多万人。马步青任敌骑五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工兵、手枪各一团，统治地盘仅限于大靖、永登、古浪、民勤、永昌一带。其弟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辖四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手枪、炮兵、宪兵各一团，统治着青海全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5〕及以西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红军渡河前，蒋介石即令马步青所部开向兰州至靖远间黄河西岸，进行防堵。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及骑五师。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反动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红军。
  11月2日，马步芳部由寺儿滩〔56〕向我一条山阵地猛犯。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3日，敌又纠集三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向三十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4日，我打拉牌一线的九军，亦与敌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共5000余人，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出，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我军初次对付马家步骑兵的集团进攻，边打边摸索经验，从容应战。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顿挫敌人的凶焰，与敌暂成对峙状态。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少粮缺水，一条山那带产盐，水是咸的，越喝越渴。部队激战终日，找不到水喝，嘴唇干裂，喉咙生烟，实在难熬。
  被围于锁罕堡附近的马禄旅600余人，系马步青部。我们当时想利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马步青，孤立最反动的马步芳。经一再争取，被围的敌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我军遂网开一面，令其全部撤走。这件事多少也起了点作用。据说，不想受制于马步芳的马步青，为此曾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因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果。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6日，我们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57〕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横梁山，攻取古浪；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的时间，预定在十二三号。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我们向军委和红军总部做了报告。
  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1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58〕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12月上旬以后出动。
  第二，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59〕地区，以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态吸引二高（高桂滋〔60〕、高双城〔61〕）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62〕、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延长、延川）、在清绥（清涧、绥德）、在神府（神木、府谷）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第三，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第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8月，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63〕、李特〔64〕、李卓然〔65〕（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6〕、杨克明〔67〕、王树声〔68〕、李先念、陈海松〔69〕、郑义斋〔70〕。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卫生部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71〕，政治委员黄超〔72〕，参谋长李屏仁〔73〕，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治委员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74〕，政治部主任曾日三〔75〕。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76〕，政治部主任李天焕〔77〕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共200人马，枪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2.18万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第一次西进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我和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我军急进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我右翼三十军11日进至大靖附近，守敌骑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我八十八师绕道西进，包围土门〔78〕，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缴械投降。在此同时，我左翼九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11日晨7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激战至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日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地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近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央书记处13日亦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气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像后来那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呵！顺便说一下，在延安时，高岗〔79〕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法？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13日，九军以一个团袭占古浪，守敌逃窜，主力进至城内，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80〕，并致书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路过这里，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云云。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我们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出人意料的是，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仗没打好，吃了大亏。一仗下来，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南北两面临山，东沿横梁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通行，城西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他们15日进驻该城后，即以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南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16日拂晓，马元海〔81〕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阵地发起猛攻，九军急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地地势低洼，城墙因地震被毁，残破不堪，极不利防守。17日，敌猛攻城垣，一度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展开巷战，几经反复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遭敌骑兵野外逆袭，受很大损失。18日，敌倾全力攻城，九军苦战至晚，难以支撑，遂撤出战斗，在我们派出的援兵接应下，进至四十里铺。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000余人，但九军亦损失2000人，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82〕、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83〕等不少干部，均壮烈牺牲。有个师的干部叫姜启华〔84〕，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打得很英勇，也在巷战中牺牲了。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总指挥部住在凉州城南的一个寨子里。我们令三十军阻击东来之敌，九军休整补充，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85〕（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陈昌浩和他谈话，勉励他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怕这怕那。李聚奎同志去后，工作积极负责，对九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21日，总指挥部移驻永昌县城。22日，我们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击之机。马步芳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击，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予以支援。从22日起，马敌不断向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地段上，艰苦鏖战。
  看了前述中央11月8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24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向。电文如下：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两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药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东廿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从11月22日至12月上旬，西路军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22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堡寨，奋勇抗击。血战3天，最后出击，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终于将敌击溃。战斗中我军共杀伤敌2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我伤亡500余人，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追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800余具。
  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86〕之战，12月初，敌向水磨关迂回。包围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在该地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八十九师前往驰援，将敌击退，共毙伤敌600余人。
  四是永昌之战。水磨关战斗后，敌接着调集约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蜂拥而至永昌城外，进行围攻。我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两千余人，击溃敌机一架。
  五是山丹之战。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即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朴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总结教训，固守山丹，终使马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第二次西进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
  西安事变，不仅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我们党的预料。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始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让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一月中下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萌城〔87〕、山城堡〔8〕、甜水铺〔89〕一带，寻歼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作战，取得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河东红军遂集结在陕甘宁根据地的西部，待命行动。蒋介石判断，陕甘红军“企图在黄河将近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赶忙调整部署，将兵力向黄河沿岸集结，以便将准备“西窜”的红军，在曲子镇〔90〕、七营〔91〕、海原之线，分段截击而歼灭。同时，又令集中于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的30个师，向潼关进发，准备进入陕、甘，全力“灭共”，并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就范。
  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实行“兵谏”，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前，我党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争取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久，又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当然就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红军的死敌。一夜之间，忽然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怎不叫人拍手称快呢？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皇失措，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陈昌浩紧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形势。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
  （二）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与我迅速作战。
  （三）迅速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并进行其他各地力量的争取。
  （四）增援绥远、宁夏，以迟滞日寇行动。
  （五）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六）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
  （七）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
  （八）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上述建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但从中不难看出，大家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发挥它的应有战略作用。
  这时，军委主席团电示我们：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又电告我们“你们的任务应基本地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我们动员部队，准备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2月中旬接通新疆。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想浑水摸鱼，借乱生乱，扑灭革命力量，实现他的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乘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22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南，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2000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部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我们。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向中央做了报告。我则调动部队，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返决战的准备。24日，中央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到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没想到我们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即飞抵洛阳。27日，军委电示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活不松口。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事实说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的处境反倒愈来愈艰险，是不足为怪的。
  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
  马家军发现我军西进，集兵尾追，不时突袭。我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从永昌、山丹、临泽逃往高台的一批反动政府官员，亦束手就擒。一月上旬，我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92〕。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93〕。这带粮食较多，我们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40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月12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20日凌晨，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10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那时，我们的骑兵部队是临时组成的，没有时间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强。董振堂是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贤道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马家军攻克高台，气焰嚣张，复掉头围攻临泽。敌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的五军余部阵地，而以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毫不畏惧，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打得顽强英勇。经一番激战，我们令守城人员突围而出，会同九军、三十军向东转移。
  从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东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那么，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94〕，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这一点，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1月23日，我们进至西洞堡〔95〕、龙首堡〔96〕一带，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加休整，“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电令我们：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同时，中央又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97〕同志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24日又电告我们：“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1月下旬起，敌人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计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手枪团、1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27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灭敌宪兵团，缴枪12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敌有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98〕。2月1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位于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并筑有望楼和碉堡。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雷家屯、赵家屯等。西路军总指挥部，住在廖家屯〔9〕。
  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我们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二十多个屯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我们计划经过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转入反攻，乘胜东进。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慑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刀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军火24车，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2月上旬，我们向党中央提出，二马与我拼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示所致。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17日中央书记处又电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惟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的转变是有关系的。”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惟命是从。
  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惟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2月21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狄堡〔10〕地区，又遭敌堵截。
  突围东返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他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做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2日，我们返回倪家营子。26日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陈昌浩回延安向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虽然当面反对这样的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因这里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下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五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于27日晚进至威狄堡，准备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已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人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2000里路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永远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进，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101〕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11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102〕，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像四川的高山，一壁千仞，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103〕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40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400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腾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3月16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104〕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主人大概姓但，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卦了，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有刮胡子，好些天没洗脸，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曹光波，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一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拉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像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十多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我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已剃去长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轻。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6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洛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飞机还没到，我对迎接的人说：这下可糟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道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三、饶子健《红五军在山丹、高台的战斗》①
  山丹破敌
  1936年12月初，经过两天的行军，红五军歼灭了山丹守敌，正要据守，不料第二天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就包围上来了。董振堂军长面对敌情，从容不迫，他沉思片刻，决定这样用兵：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学员（五军为培训干部办起的随部队行动的学校）守卫山丹城墙，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在城里待命。
  事后回想一下，这样使用兵力是十分合理的。战斗初期，尽管敌人锐气正旺，但由于敌人不了解我军实力，不敢轻易贸然进犯，而我方则可保存实力，伺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守城战斗开始，城四周人喊马嘶，与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
  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枪弹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奈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
  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
  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3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部队象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涌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正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倒下了，我急忙扑上前查问，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这话刚交待完毕，只听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凭抵的困难处境！
  “同志们，敌人又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
  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正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我团战斗，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跌倒在地，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这天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待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象铁箍似地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啊！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战斗整整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西路军总部西进的命令，红五军在12月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骑兵退缩到周围的小寨子里，静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又走进了浩瀚的沙漠里..这次转移，一副副担架列成了长阵，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个也都精疲力竭，无力行走，深厚的战友之情激励着大家咬紧牙关，奋力支撑，不使一个伤员留给敌人。
  血战高台
  经过一天一夜强行军，12月30日我们占领了临泽。第二天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亲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
  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四十三团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次日，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的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直到高台战斗已经过了几天，黄超找我去，命令我带一个营去支援高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天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十里的样子，这时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这种沉闷的寂静，象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楚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小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了。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搭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了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军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呢！”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说，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到哪里？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号，一古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有策略地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说：“反正没看到你们从高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干部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小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3个小时，侦察员就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占领，我3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
  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敌人还没搞清楚我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只是让小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敌人了。这时，在我西北方向一个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要我们“赶快缴枪投降”。
  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宏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不想一想，打仗到底为的谁？”
  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天，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向周围聚集增加。
  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天拂晓前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
  感谢老天帮了个大忙，入夜狂风顿起，飞沙漫天，正是我军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3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天侦察好的东北方向约二里远的两庄之间……
  “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3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同志们交待了注意事项，切忌两条：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足，以免途中饥饿嘶叫……
  开始肃静行动了，真可谓“马勒口，人衔枚”，风照样刮，沙照样扑打，而我们的队伍走过之处，没发出一点异样的动静。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准备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血战！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快，在我们突围出去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
  “留下喊话的那三个战士回来没有？”我怕他们3个在后面出事，忙问张营长。他说已经到了，在队伍后头呢！我这才如释重负，险哪！300人的生命差一点全部报销。
  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里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所以分辨不清围子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敌人又耻又气，立即折头向东，气势汹汹地将临泽包围，在临泽，战斗又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军直属队及总部后勤机关人员，死死地坚守临泽城，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强攻。
  战斗进行到大半天，我来到二营坚守的城段，只见张营长正站在城墙旁边的一座房子顶上探出头瞄准敌人射击，我立即要他注意安全，大声说：“张营长，当心，头不要抬得太高！”话音刚落，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即倒了下来，我急忙上前抱住他，呼唤着：“老张、老张，你醒醒！快醒醒！”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嘴角抽搐了两下，终于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步芳的兵中有些是多年的兵痞枪法很准，有的战士用树枝将帽子顶起来越出城墙欺骗敌人，一会儿敌人的子弹就能将帽子击穿好几个窟窿。尽管如此，临泽城还是被我坚强的红五军守住了，这是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胜利，是役军蔡参谋长①光荣牺牲。敌人第一天攻城失败后，怕我们晚上出城追击，便在傍晚撤出阵地，凶狠的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又在筹划新的强攻……
  后来，前往高台战斗的三十九团张团长和四十五团政委张力勋同志突然来到了部队。原来，当高台被敌人攻破后，他俩在一位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了他家的夹墙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来这位热心的群众又拿出自家衣服给他俩换上，让他俩化装成西北老百姓样子，并用牛车将他俩送出城，当走到城门口时，敌人哨兵盘问：“赶车的，干什么去？”“我到城外给你们拉粮草。”敌哨兵看了看牛车上是两个“老百姓”，也没在意，就放行了。如果没有这位群众的掩护，他俩的生命也难以幸免！
  张政委激昂悲愤地陈述了高台战斗惨痛失败的经过。我们听后悲愤交集，痛哭失声。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敬爱的好军长，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往事恍如昨天，军长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得张国焘迫使红五军团南下川康边界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部队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极为不满，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为了顾全大局，解决部队里的思想问题，董军长亲自召集了我们营以上干部到自己住的那栋藏民小屋子里，请朱总司令给大家作指示，当朱总司令不让我们扩大矛盾，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时，董军长站起来表示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矛盾，决不感情用事。我们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最后军团长又要求我们将总司令的讲话精神向部队传达，教育每个同志都要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考虑，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挺进河西后，董军长为了谋划战斗，挽救西路军的危局，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而这一切，刹那间都成了深深埋藏在红军指战员心里永久的纪念！
  军长素日对部下是那样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而今，外面敌情紧迫，都不能给军长开一个追悼会，我们只好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悲痛，献上一束寄托哀思的小花。活着的五军战士，经受着感情的巨大折磨！……
  敌人在第一次没攻下临泽，紧接着在第三天发起了强攻。接到西路军总部命令，我们五军剩余部队于夜间突围，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合编，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我们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红五军就这样解体了……
  四、张力雄《高台血战》
  1937年元月1日，我们红五军团攻占临泽、高台，并参加了历时8昼夜的高台血战。斗转星移，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鏖战的情景仍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深深怀念高台血战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30日，我红五军奉西路军总部的命令，从甘肃省山丹县出发，当天黄昏顺利地攻占了临泽县城。随即军首长又决定三十九团（800余人）、四十五团（900余人）、骑兵团（3个连、200余人）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欠电台）等500余人，以最快的速度奔袭高台县城。据悉，当时盘踞在高台县城的国民党军共1000余人。我军经几十分钟战斗后即占领高台县城，俘获敌官兵及国民党政府人员共500多人，其余残匪匆匆向西逃命。
  我军攻占高台后，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兵力分布是：三十九团驻守东关，四十五团守城南，骑兵团守北城，军团指挥部驻天主堂。我四十五团还以部分兵力控制了西关及东南角的一个小庙（约30公尺高的一个小制高点）。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到处是冰天雪地，高台县城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大雪山，气温低达零下30多度。城北是距古长城不远的浩瀚沙漠。我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物质条件很差，进城的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和短裤，尽管如此，我军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五军团的干部和战斗骨干大部分来自中央苏区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严明纪律的部队。
  向高台进军之前，董振堂军团长曾下了一道极为严肃的口头令：①进城后在老百姓没有起床开门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民宅；②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③不准杀害俘虏，不准搜俘虏腰包。部队占领高台县城的当天，夜宿街头，不入民宅。天亮后，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有的立即给红军烧水，有的拉着红军战士到家中取暖，有的马上生火做饭给我们吃。
  入城后我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界开明绅士座谈会，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大红军工作。高台县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受尽压迫和剥削，因此，积极拥护工农红军。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我红四十五团在几天内就扩充了520多名新战士。遗憾的是我军进入高台县城时间短促，对城内的许多情况不够了解，对参军人员缺乏严格审核，因此混入了少数原国民党政府的潜伏人员与马步芳部奸细。在我军和敌人作战的关键时刻，这些坏蛋里应外合，调转枪口从背后插刀。这也是高台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扩军后，随之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我军连续作战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从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弹药也十分有限。我四十五团所有步枪平均每支有13发子弹，机枪每挺不到100发，炸药和手榴弹也不多。扩军后武器弹药更加奇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立即组织该城所有的铁匠、木匠，赶制双刀、梭镖、铁叉、铁棒以及木棒等武器。同时发动群众收集民间的大刀、锄头、铁叉以及农民打麦用的木叉等。还用水桶装上水结成冰砖后与敌人进行战斗。这些土造的武器在整个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军占领高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尾随我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像一群豺狼似的赶到高台城外，将县城团团围住，而且不断增兵。据了解，敌军中有马彪、马禄各一个旅，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其主力屯于城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其余放在城东和城南，阴谋切断我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
  敌军趁我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匆匆布置后立即向我军发起进攻。敌由袭击到强攻，连续攻城不下30余次。尤其在后阶段的8昼夜大血战中，战斗的激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
  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坚守的又是一座孤城，战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且敌人源源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我军受敌重围，与总部和友军又联系不上。军团当时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军团政委黄超留在临泽了。我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就与总部和临泽的三十七团等部队失去联系。虽然军团首长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几次派出得力干部化装出城去找总部和临泽部队联系，但均未奏效，有去无回，令人万分焦虑。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坚守阵地。我们深信总部首长一定会派兵援助高台。事实上总部已派出骑兵师几次来援，还牺牲了两位师级干部，但均没达到增援目的。战斗持续半月之久。
  在多次激战和反复争夺中，因我军装备差，弹药少，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大，三十九团控制的东关小庙制高点失利。坚守该阵地的一个加强排30余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原东西城关的固守部队不得不撤至城内坚守。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军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5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
  敌人多次攻城，均被我军击退，敌入伤亡惨重。城墙四周遍地可以看到敌人丢下的伤兵和死尸，日夜都能听到城墙下面敌人伤兵的哀嚎声。我们为了瓦解敌军和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有时也从城墙上投下一点食品让敌人伤兵充饥。严峻的时刻到了，在最后激烈的8昼夜大血战中，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曾四五次爬上城墙，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刀、梭镖、铁棒、土砖、大冰坨等和开水煮面糊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城墙沿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毙伤敌人共计2000余人。
  此刻，我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孤军奋战，加之混入我军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使我军陷入绝境。1937年元月20日清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火炮和兵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攻击。三十九团在城西南的阵地被敌人打开了缺口，顿时敌人蜂涌而入。我军干部战士一个个置生死于度外，在大街小巷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高台城内的大街小巷血流成河，遍地都是双方伤亡人员。战斗持续到下午三点左右。
  在这场恶战中，我军2000余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同志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1931年江西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董振堂团长。还有和他一同起义的两名警卫员及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团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刘、彭两参谋长及三十九团政委、参谋长等。奈因事隔40余年，我对当时光荣牺牲的英烈难以一一记往，为此使我深感不安。建议组织上设法进一步调查核准后载入史册。
  当时我任红四十五团政委，在敌人最后一次攻城激战中，我左腿负伤，警卫员和卫生员将我扶到团部卫生所刚刚包扎好，就得到警报说敌人已从西南角三十九团阵地破城而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因无法走动，被警卫员和卫生员扶到一家老乡家后，他们匆匆和我分别，不知去向。好在这位中年老乡把我隐蔽了起来。战斗结束几天后，他想尽办法掩护我出了高台县城。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倪家营找到了西路军总部，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见到首长和战友，顿时心情万分激动，悲喜交加，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自己的苦衷。
  47年前曾经掩护我的两位老乡，常在我的脑海中萦回。是他们冒着危险营救我从虎口中脱险。我衷心地感谢，感谢人民，感谢营救过我的这两位老人，如果他们今天仍健在的话，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另外，据我回忆，当时参加高台战斗的部队，除红五军团上述部队外，没有任何其它单位进驻高台城参加过这次战斗。
  在高台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敬爱的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永垂不朽！
  1984年10月于榕城
  五、秦基伟《苦战临泽》
  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后，困难重重。部队得不到补给，没有粮食吃，同志们就紧着裤带前进。在风沙中行军，肚子饿，身上冷，腿就象灌上了铅。
  更困难的是，我们整天被反动的马家军追击着、截击着、包围着。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我们不但不能休息，还要赶快设鹿砦修地堡阻击敌人。因为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子弹愈来愈少了，那时一颗子弹真比一两黄金还宝贵。敌人的骑兵，在我们前面撒欢地奔跑；敌人的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地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我们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压在扳机上，直到敌人靠得不可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离我们略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又把食指松开，把子弹退出来，再装到子弹袋里，坚持着等待天黑突出重围，再继续行走。可是天一亮，敌人又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再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饿了紧一紧裤带；瞌睡了，边走边打盹。
  经过许多个艰苦的白天和黑夜，先头部队五军到达甘肃西部的高台，我们总部一部分直属机关和掩护我们的九军一个部队，紧随在五军后面，也赶到了高台东南的临泽城。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住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指挥部命令我们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驻守在临泽城的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这是我们全军的生命线。这里有驮着全军经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惟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小兵工厂，有医院，有供给部门……。城内除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经历过一些战斗以外，其他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守住临泽城，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后勤部郑义斋部长。当时我在总部四局工作，郑部长命令我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他用坚定的口吻嘱咐我说：“我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要时刻想着全军，全军不能没有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战胜敌人。”
  经过研究，我们把所有的人，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的需要编成班、排、连。男同志负责坚守城墙，女同志负责做饭、看护伤兵和拣石头当武器。警卫连两个排分别坚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一个排由我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
  夜里，西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往人身上扎。我带着警卫连那个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不大，城墙还比较坚固、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就是戈壁滩。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成群结队地游动着，骑兵后面便是步兵。他们在开阔的地里搭起不少帐篷，烧起堆堆篝火。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拼命地轰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城。几分钟后，敌人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喊着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涌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劈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涌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砖、乱石砸回去。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几乎把城外附近的地皮盖满了。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我们的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女同志抬上来，这时，驻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攻城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攻城部队经不住我们里外夹击，慌乱中，他们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了。
  战斗的第一天，敌人的进攻失败了。
  夜里，我们对伤亡较重的单位，进行了组织调整。之后，我便沿城墙巡视，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同志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大家自动把烈士掩埋好，把打坏了的城墙重新修补起来，把成堆砖头、乱石抬上城墙。夜已深了，同志们有的背靠背坐在城墙上休息，有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敌人的狼狈相和低声细语地交谈着战斗经验。
  就这样，我们白天与敌人苦战，夜间整理队伍，修补工事，进行学习。这两天，守城的指战员，没有很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平静地休息过一刻钟。敌人在这里进攻不动，又换一个地方继续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仍没见三十军赶来。我们的弹药也愈来愈少了，伤亡也在逐渐增加。
  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发动了更疯狂的攻击。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拼命地喊叫；炮兵拼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涌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被炮弹的爆炸声湮没着，一会又被杀、喊、打声湮没着。当我们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握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戳翻下去。忽然，我见到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到半空中。接着，梯子又扑回城墙，“咔嚓”一声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摔死狗一样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密集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
  敌人被打退后，我才发现自己负了伤。同志们把我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包扎好，不一会，枪声便稀疏下来。郑部长派秘书来看我，向我说已把敌人打退了。这时，突然接到一个令人悲痛和愤慨的消息：高台被敌人突破了，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牺牲了。这个新的情况，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敌人立刻会集中力量围攻我们。正在这时，总指挥部命令我们转移，主动去与三十军会合。
  夜里，我们留下警卫连的两个班，继续在城内牵制敌人。把骡马的蹄子绑上布和棉花，没有负伤的同志搀扶着伤员，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苦战了几天的临泽城。在城外的沙漠里，遭敌伏兵。我当时从受惊的骡子身上摔下来，忘记了伤口疼痛，立刻爬起来带领部队与敌人拼杀。经过十几分钟的混战，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又经过一个白天的周旋和苦战，我们终于胜利地与三十军会合了。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本书收入时有删节）
  六、谢觉哉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日记摘抄
  （1937年7月17日—1938年9月29日）
  编者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继而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整编为十八集团军）。当时在武汉、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南宁等城市先后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同时派驻了党中央的代表，驻兰州代表为谢觉哉。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任务之一是收容红西路军失散人员，转送延安。谢觉哉对此方面的日记是：
  1937年
  8月2日 晴
  吴鸿宾同志调查：在河西尚有千余人，其分布情形：工兵营约500人修汽车路，一在老鸦峡口杨家店200多人；一在永登县约300人，待遇很坏。晨2时起床，每天两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民接近。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200多，在工厂、医院做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官长家当勤务。歌舞团2个，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30余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各部队……
  8月5日 晴
  电周（恩来）、叶（剑英）转毛（泽东）：一、青海流落人员，贺（耀祖——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俟红军改编公布才能电索；二、新疆联系问题，宁马交涉问题，请电示。有王姓者自新（疆）来。
  8月6日 晴
  省府王秘书长似与党有关系。王说，甘州监狱有红军十余，有十多名医生在甘〔州〕工作。马步芳兵一万多，不能打仗，是土匪式。
  8月19日 夜微雨高（即高金城）、蔡（即蔡光波，红军副营长）来信说：甘州已有我党临时支部，内有女的王定国、徐世淑，已在医院（即高金城福音堂医院）。
  9月1日 晴
  接毛主席电，凉州骑五师特务团团部（国民党军）尚押有男女干部〔红西路军〕十余人。
  今日致西安电：1、向贺（耀祖）交涉释放干部；2、请速汇款、带密码来。
  9月2日 阴
  马步芳口号为：“抗日剿共”。但“剿共”提得比“抗日”高。说徐向前要来复仇。
  9月3日
  九七师送来干部二人：一医生陈凤祥，一何兰阶秘书。据称九七师尚有八个干部：王贵荣，地方工作部长，现在五七七团二营五连；邵烈坤，二八九师师长，现在五七七团三营；李春仙，组织科长，现在五七七团二营；周子章，指导员，现在五七七团一营一连；周士杰，医务主任，在五七八团当看护兵；李观兵，骑兵师书记，在五八二团三营八连；王恩厚，医务主任，在五七七团当看护兵；严四海，一九八师科长，在五七七团特务连当兵。当通知向九七师去要。
  9月13日 晴
  省府送来由青海归来之工人男妇十五名。接九七师信，说伊处只有红军士兵二十余人，已全部送西安。据何兰阶、陈凤祥说：五八二团新兵队一百二十四人，内只十一人不是红军，已补充到各连。又，该团有“感化”三十多人，全是红军。五七七团一营一连九人，二连十人，三连六人，二三营也各有二十多人。五十八团也是一样，还有直属也有。总计约四五百。当缄贺（耀祖）请转达，先把干部清回。
  9月14日 晴
  蔡（文良）自甘（州）回，云张掖押的八人，已被青马（青海马步芳）提去。当请贺去电营救。八人姓名：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电毛（泽东），请以朱（德）、彭（德怀）名电青马（青海马步芳），并公开派人去收容……同蔡来的伍心政，做过政委、总支书。
  9月15日 晴
  自甘州来二人，李学如——总供总支书，彭大洪连长。
  9月17日 晴
  兵工工人男女十三人，今日回家。马步芳复贺（耀祖）电称，不知有魏传统、萧某人，电韩起功查，大概还未解到，即写一信给韩，要蔡光波明日赴甘（州）。何兰阶、孙秘书、吴心正团政治部主任、彭大洪连长、李学如总支书、吴先红工厂股长、张世清指导员，明日回西安，今晚召集谈话。
  9月19日 晴 中秋接嘉伦（彭）电称，西路军千余人占高（台）南山事，嘱转查。
  9月22日 晴
  从青海来六人：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科长）、刘瑞龙（政宣部长）、惠子明（政油印科长）、李孔发（五军管科员）。
  由凉州来：马良俊（回民司令）、石建武（战斗员）、李安保（政地科员）、徐明山（骑兵团长）、曾广澜（妇先团指导员）、蔡萍迹（小女）、祁骏山（战斗员）。
  青海的八人来了四个，扣留四个。函省府再去电。
  9月24日 雨
  电林（伯渠）转毛（泽东）：一、报告开列三四十人，请贺（耀祖）下令向青海、河西要；二、须派人去河西收容；三、请寄款。
  接到电汇千元。
  9月25日 阴
  吴建初、丁世芳自甘〔州〕来。
  9月26日 晴
  刘瑞龙、马良骏、吴建初等十五人今日回陕。
  9月27日 阴
  下午会了马步青。马允派人去河西收容时予以帮助。
  10月4日 晴
  王桂荣逃回，为九七师哨所获，去函索回。
  有徐世淑、苟正英二女自甘（州）来。徐系剧团人员，向倪斐君推荐，回信无肯定办法。
  10月8日 微晴
  今天到四人：李传珠（西、卫生部政治部主任，自甘[州]来）、寇惠民（23D参谋长，自甘来）、高本一（30A传令班长，自凉州来），带有郭锡山信。
  10月24日 晴
  致林（伯渠）密信：
  林伍转报毛（泽东）、洛甫：（一）贺（耀祖）是牛皮糖，不受力的。我近向贺提议一些急要办法，据罗贡华说，除非有中央（国民党）命令，贺是不敢作为的。我看贺是无望。（二）有乔之杰同志因靖远游击队案处徒刑。贺以案上系盗匪不是共党，不敢放，要朱（德）总司令电蒋（介石）通令，凡经办事处证明系共党的即可释，才能照办。我已向他强硬抗议。（三）报纸本决改造，中宣部批准，因马焕文反对而中止。（四）高南山（即高台以南的祁连山）及北草地（走廊平川）有我军事（人员），省府电马步青查，马回电说不知道，俟调查。王全媛在凉州，已由省府下令送还，至今无信，非公开派员去交涉恐无效。九七师（国民党军）的几个干部，孔令恂肯了，营连长不肯，把要求回队的毒打一顿。昨日回来两个，还有两个打伤的现在医院。据说该师我们的人员，多数编在出征队里。（五）回教上层分子马鸿（凤）图、马公章都只说说。还有一阿訇表示尚好，他说不久当带一批学生来延（安）受训。（六）派高金城往甘州，系往寻陈昌浩。（七）加伦系重伤风，怕还得几天才能出院。
  觉哉 敬
  10月25日 晴
  乔之杰即霞波案，丙青兄说，因案卷无共党字样，难释放，这未免使人为难。乔之杰因未承认共党而得保首领，谁知道又因未承认共党而不得释放。假如局面有变（当然不会有），乔因被共党保过，又将无法否认其为共党矣。因此要求将乔及其他三人立予释放。
  青海、河西送来新兵，内不少是原红军人员（即红西路军失散人员）。我处闻知往视，已开走了。这些人开赴前线杀敌，我处并要求归还。红军是全国最善于扩大士兵的部队。所虑者，这些人员因不明了现势，开小差归他。如要保障他们不开小差，最好是通知我处派人说一次话。
  北门处，士兵残废院内，住原红军之残废人员数名，据称该院每天吃两顿麦麸子，还吃不饱，衣服是烂的。要求主席令行营主管机关改善待遇。
  11月14日 晴
  西路军去新（疆）的四百多人，干部较多，现成立新兵营，由委员会管理。陈云、代远（滕代远）均在此参加，内分干部队支队，支队下有四大队，最近成立特科大队学炮术，原拟派到苏联学习，现因国内战争紧急已停止。他们的生活很好。
  在新（疆）干部计有：李卓然、李特、程世才、李先念、黄火青、曾传六、宋侃夫、苏井观、杨纷、杨尚昆、潘同、廖子建、王子刚、王名震、荆振昌、徐明德、王玉衡、刘寅、刘鹤孔、黄学欤、李天焕、汪小川、吕继熙、刘庆南等。
  11月6日
  胡嘉宾同志自甘州脱回。
  11月9日 晴
  沈丹（果青，宁乡人）自河西来，带高金城信。口述一，甘州尚有三条驳壳应运回；二、南山（祁连山）确还有点人不敢出来；三、甘凉（甘州、凉州）一带流落的人还多，遣作新兵的是老弱不是强壮者。前凉州俘存的妇女，闻每连分六人，剩下无几了。
  11月23日 晴
  徐一新自南山（今肃南境祁连山）逃回。
  12月3日
  皮衣车开西安，徐一新同去。
  12月24日 阴
  李卓然同志等自新（疆）来，接盛（世才）信。
  12月26日 晴
  晨，（李）卓然、（周）小舟、（曾）传六、（李）天焕、（李）先念、（张）天民等六人回西安。有小孩自北山来，云山里尚有十余人，中有干部。1938年3月2日 晴
  牟玉光（高金城妇人）女士自甘州回。
  3月3日 晴
  青海《民国日报》郭某谈：在青海的红军俘虏，病的、残废的都杀了，共杀六百多人。徐行自青海回说，他还到过那掩埋的场所，尸骸被狼拖出，凄惨已极。
  往会朱绍良：一、高金城失踪，朱答应马上去电。据朱言，恐系高平日得罪人所致。二、流落甘州的小孩子，朱允去电营救。
  3月10日 晴
  牟玉光接韩起功电称，高失踪正在调查，请勿念。意者高尚在拘禁中，犹有生还之望也。（按：高实际于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日被韩起功残杀于张掖大衙门后院）
  3月24日 晴
  昨日送牟玉光洋一百元，帮助营救高大夫（金城）之用。金小姐来谈高（金城）家事。
  5月13日 阴
  近晚时雨孙□、张□等来开会讨论张国焘脱党问题。
  6月6日
  闻民国日报总编辑苏芝畅撤职，其原因可发一噱，记之如下：民国日报是西西报，西西和蓝衣暗斗失败，苏芝畅当然尚是蓝衣刺目的人，蓝衣张文郁等在汉得到张国焘《千国人书》认为奇货，航寄兰州登载，民国日报登载稍后，大受各要员责言，恰巧编《西北文艺》的萧军在离兰时写了一篇《告别》，内有：“人不要像一只狗一样，给它一片面包就永远不忘，更不要学‘弃暗投明’的张国焘……”。萧军原也狡狯，原稿上张国焘三字是×××，呈然上下文是看得出，可是竟漏过了审查委员会的先生们，总编辑更没有注意，到校稿时候，才把张国焘三字填上。这就使得反共先生大冒其火。萧军在那天早上走了，只好下令把《西北文艺》和萧军同来之塞克主编的《剧运》同时停刊，昨晚朱绍良下令苏芝畅另有任用，着免去总编辑职。
  6月19日
  送给牟玉光洋一百元，作帮助其营救之用。
  8月14日 晴
  由西宁开来壮丁约千人，除官长外，尽是西路军人，内小孩占多数。
  （摘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这是毛泽东、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及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等的电报，电文批准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称西路军。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在给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提议，河西部队成立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给林育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秦邦宪）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马彪、马朴两旅：马彪旅系国民党马步芳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旅长由马彪兼任，下辖骑兵两团。马朴旅系马步芳第一〇〇师骑兵旅，马朴任旅长，下辖骑兵两团。 〔2〕水泉子：村名，位于永昌县西北部，属红山窑乡。 〔3〕韩起禄旅：系国民党马步青骑五师骑兵第二旅，下辖骑兵两团。韩起禄（1902年一？），青海循化人，撒拉族，后任骑五军师长。 〔4〕水磨关：在永昌县城西约15公里处，今为焦家庄乡政府所在地，地扼交通路口。 〔5〕元海旅：指由马元海兼任旅长的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二旅，下辖骑兵两团。 〔6〕祁旅：即祁明山旅，即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步兵旅，下辖步兵两团。 〔7〕马禄旅：即马步青骑五师骑兵第一旅，下辖骑兵两团。马禄（1895～1946年）青海化隆人，徙居甘肃永登，回族，后任骑兵暂编第二师师长。 〔8〕马继融旅：系马步芳第一〇〇二九九旅，下辖步兵两团。 〔9〕马步康旅：系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下辖步兵两团。马步康（1898年一？）甘肃临夏人，马步芳族兄。 〔10〕廿里铺：应为廿里堡，村名，位于张掖市东南，属廿里堡乡。 〔11〕东乐：旧县名，今为东乐乡，位于山丹县西部。 〔12〕抚、高、肃：抚指抚彝，旧厅名，1913年设县，1928年改称临泽县，县城时驻蓼泉镇；高指高台县；肃指肃州，即今酒泉市。 〔13〕树声：指王树声（1905～1974年），湖北麻城人，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 〔14〕太先：指徐太先，后名徐再先，1913年生，湖北麻城人，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15〕聚奎：指李聚奎（1904～1995年），湖南安化人，原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后调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 〔16〕海松：指陈海松（1914～1937年），湖北大悟人，时任红九军政治委员。 〔17〕玉清：指孙玉清（1910～1937年），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原任红九军军长，古浪战斗失利后被停职。 *这是西路军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文陈述：西路军已到十分危急关头，“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恐全军牺牲”，企盼中央援助。 注释： 〔1〕威敌堡：又作威狄堡，今名新华乡，位于甘肃省临泽县西部。 〔2〕甘北：指河西走廊。 〔3〕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井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 注释： 〔1〕顾：指顾祝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2〕徐、陈主力：即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军西路军。 〔3〕罗、宋两部：即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十八军。 〔4〕陈赓（1903～1961年），湖南湘乡人，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5〕云阳：镇名，在陕西省三原县西部，时为红军前总驻地。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注释： 〔1〕威敌堡：又作威狄堡，今名新华乡，位于甘肃省临泽县西部。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注释： 〔1〕南柳沟、西柳沟：均地名，位于甘肃省临泽县西部偏南，在祁连山北麓。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最后一封电报。 注释： 〔1〕梨园堡：位于甘肃省临泽县南部梨园口内，地处祁连山中。 〔2〕海松：指陈海松（1914～1937年），湖北大悟人，时任红九军政治委员。 〔3〕玉清：指孙玉清（1910～1937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时任红五军军长。此次负伤后不久，即被俘牺牲。 〔4〕厚发：指熊厚发（1914～1937年），湖北大悟人，时任红三十军副军长兼第八十八师师长，负伤后不久即牺牲。 〔5〕康龙寺：地处祁连山中，在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南。 *这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军委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 *此决定由西路军工委电报军委主席团、党中央。 注释： 〔1〕张荣（？—1937），河南省人，曾参加宁都起义，长征中任红五军团教导团政委，后任西路军骑兵师政委。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他率一个支队打游击，不幸被俘，被临泽县民团杀害。 〔2〕番人地区：指祁连山中裕固族游牧地区。 〔3〕龙首堡：地名，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南部。 *这是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给西路军工委会李先念、李卓然的电报。 *《李先念文选》本文注云：西路军渡河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毙、伤、俘敌共两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失败。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等率领下翻过祁连山，越过戈壁滩，经40余天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于4月底进抵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时有400余人。本文是李先念、李卓然等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致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敦煌：甘肃省属县，位于该省西部，地接新疆。 〔2〕援西军：《李先念文选》本文注云：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接应红军西路军，决定以红军第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3月中旬，援西军进抵甘肃镇原、宁夏固原以南地区。此时，红军西路军已在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围攻下失败，援西军即按中央军委指示，负责收容西路军的失散人员。 *这是李先念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要点，由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整理。李先念在谈话中肯定地说：“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甘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 〔2〕此电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载的标题是《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时机问题》，见本书上卷第127页。 〔3〕此电文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刊载的标题是《同意从靖远、中卫渡河》，见本书上卷第277页。 〔4〕此电见本书上卷第293页，标题为《关于搜集造船材料及造船分工问题》。 〔5〕南敌：指从南面进攻红军的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诸部。 〔6〕据《李先念文选》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所载1937年3月23日西路军致援西军及中央的电报，三路支队中有“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的记载。《李先念文选》注释云：“张荣有误，实为占云，即毕占云。”但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之《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所载西路军团以上烈士简介中有张荣，简介云：“张荣，前任总部骑兵师政委，西路军余部撤进祁连山后，总部决定他领导一路支队游击，不幸被俘，宁死不屈，1937年3月被枪杀于梨园口。” *这是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的第十四章，详细地记述了红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过程，并叙述了西路军西征战役同当时全国斗争形势的关系。 注释： 〔1〕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据《三军大会师》上册记载：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是在一系列地方实现的。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在会宁县东部之青江驿等地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四军、三十一军同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第一军团一师在会宁县城会师；10月13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到达会宁县城，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的热烈欢迎；10月18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二师在会宁县东部之老君铺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及左纵队（红二军和三十二军）到达静宁县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会师；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宁县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会师；同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打拉池，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总部、红十五军团总部会师，朱德、张国焘同彭德怀、徐海东会面，并举行领导干部会议。 〔2〕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方针是“反蒋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以后，转变为“逼蒋抗日”。参见本书上卷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抗日反蒋不能并提》的电报。 〔3〕日寇：指日本侵略军。 〔4〕蒙伪军：指内蒙古封建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又称“德王”）等蒙奸组织的受日军支配的内蒙古军，德王任总司令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 〔5〕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守区司令兼新二军军长、一〇〇师师长，下辖马步康第二九八旅、马继融第二九九旅、韩起功第三〇〇旅、马彪海南骑兵第一旅、马元海海南骑兵第二旅，驻防青海及甘肃张掖、酒泉、临夏等地。 〔6〕马步青（1901—1977），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区骑兵第五师师长，下辖马禄骑兵第一旅、韩起禄骑兵第二旅、祁明山步兵旅及韩富荣炮兵团、马呈祥手枪团，驻防甘肃武威地区。 〔7〕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宁夏省政府主席，下辖卢忠良第十九旅、马英才第二十旅、马敦静第二十一旅，驻防宁夏。 〔8〕马鸿宾（1884—1960），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下辖马玉麟第一〇三旅，马献文第一〇四旅、冶成章第一〇五旅及马培清骑兵团，驻防宁夏和陇东。 〔9〕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原为东北军总司令，1928年“易帜”，1935年10月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分东北军来西北“剿共”。在陕甘地区的东北军有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共辖15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总兵力20余万人。 〔10〕盛世才（1892—1970），辽宁开原人，时任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当时，他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与中共实行合作抗日。1943年加入国民党，转向反动，杀害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 〔11〕斯大林（1879—1953），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 〔12〕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组织，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1943年6月宣布解散。 〔13〕三位一体：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部分武装力量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安事变”前后由共产党倡议，已获得张学良、杨虎城的赞同。“西安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的破坏，“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未能正式建立。 〔14〕胡宗南第一军：系蒋介石嫡系部队。 〔15〕王均（1891—1936），云南呈贡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第三军原为滇军，归蒋后被调来甘南“剿共”，下辖曾万钟第七师和唐淮源第十二师，并指挥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1936年11月，王均在甘肃通渭县马营一带指挥作战时，因飞机失事而亡。〔16〕关麟征（1905—1980），陕西户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梁铠第七十三旅和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并指挥沈久成第一四〇师、李及兰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第五十一师。 〔17〕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七军军长，下辖陶峙岳第八师、李英第二十四师。第三十七军原为湘军，后归蒋，积极参加“剿共”战争。 〔18〕于学忠部：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八纵队司令、甘肃省政府主席，其第五十一军下辖李振唐第一一三师、牟中珩第一一四师、周光烈第一一八师和侯哲垣骑兵团。 〔19〕王以哲部：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1896—1937），黑龙江宾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六纵队司令，其第六十七军下辖刘翰东第一〇七师、吴克仁第一一七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原辖何立中第一一〇师，1935年被红一方面军基本歼灭。 〔20〕董英斌部：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董英斌（1894—1960），辽宁沈阳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七纵队司令兼第五十七军军长。其第五十七军下辖常恩多第一一一师、霍守义第一一二师、熊正平第一一五师。 〔21〕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兼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主要有孙蔚如第十七师、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和三个陕西警备旅，是西北军代表人物。 〔22〕马营：今名马营镇，位于甘肃省通渭县西北部。 〔23〕豫旺城：今名豫旺镇，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北部。 〔24〕陈支队：又称特别支队，1936年9月12日奉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组建，由红十五军团的三个步兵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红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率领，突袭靖远、海源等地之敌，以调动、牵制国民党部队。 〔25〕定盐地域：指陕西省西北部的定边县及相毗连之宁夏东部的盐池县地域。 〔26〕环曲苏区：指甘肃省陇东的环县、曲子地区，是1936年6月西方野战军西征中新开辟的苏区。曲子县原为镇，1936年成立曲子县，1950年撤销，辖区并入环县和庆阳县。 〔27〕华家岭：山岭名，位于通渭县西北部，与会宁、定西毗连。 〔28〕宁远镇：乡镇名，位于甘肃省定西县东南部。 〔29〕葛家岔：乡镇名，位于定西县东北部。 〔30〕熊厚发：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3页注〔2〕。 〔31〕熊友庆：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为熊发庆（？一1937），安徽六安人，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石窝地域作战时牺牲。 〔32〕朱绍良（1891—1963），江苏武进人，时任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所属部队为甘、宁、青三省的国民党部队。 〔33〕朱、徐：指朱德、徐向前。 〔34〕罗南辉（1908—1936），四川成都人，原任红三十三军军长，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后，任红五军副军长。 〔35〕打拉池：今名共和乡，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中部。 〔36〕甘沟驿：今名甘沟乡，位于会宁县中部。 〔37〕一条山：村名，位于甘肃省景泰县城南侧。 〔38〕五佛寺：乡镇名，位于景泰县东部黄河岸边。 〔39〕程世才（1912—1990），湖北大悟人，时任红三十军军长。 〔40〕虎豹口：又名河包口，位于甘肃省靖远县城西南10公里。 〔41〕马家军防线：指国民党马步青骑五师河防部队防线。 〔42〕郭城驿：乡镇名，位于会宁县北部。 〔43〕大卢塘：应为大芦塘，位于景泰县芦阳镇附近。 〔44〕眼井堡：应为三眼井堡，村名，位于景泰县城西北，属八道泉乡。 〔45〕大营盘：今名老营盘水，位于宁夏中卫县西部，地近甘肃景泰县。 〔46〕定远营：又名定远城，今名巴彦浩特，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和阿拉善左旗驻地。 〔47〕金积：旧县名，1913年置，1960年撤销。今为宁夏吴忠市金积镇，位于该市西南。 〔48〕红水：乡镇名，位于景泰县北部。 〔49〕麻春堡：村名，位于宁夏海原县罗山乡西南。 〔50〕吴家川：地名，位于靖远县西部，地属刘川乡。 〔51〕赵家水：村名：位于景泰县南部，地属中泉乡。〔52〕三塘驿：今名三塘村，位于景泰县喜泉乡境。 〔53〕关桥堡：今名关桥乡，位于海原县东北部。 〔54〕凉州：旧府名，即今甘肃省武威市。 〔55〕甘、肃二州：即甘州、肃州，即今甘肃省张掖市、酒泉市。 〔56〕寺儿滩：今名寺滩乡，位于景泰县西部。 〔57〕永泰：旧堡名，今为村，位于景泰县西部，属寺滩乡。 〔58〕胡师：指国民党胡宗南部队。 〔59〕安边：旧县名，今为镇，位于陕西北部边沿地区，属定边县。 〔60〕高桂滋（1891—1959），陕西定边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 〔61〕高双城（1882—1945），陕西渭南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师长兼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 〔62〕瓦市：即瓦窑堡，现为陕西子长县治。 〔63〕曾传六（1904—1983），湖北红安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组书记，川陕省保卫局长，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保卫局长。 〔64〕李特（1902—1938），安徽霍邱人。1923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派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任鄂豫皖根据地彭杨学校教育长，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参谋长，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红西路军参谋长。1938年在新疆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65〕李卓然（1899—1989），湖南湘乡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曾受派赴法国、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 〔66〕熊国炳（1898—1960），四川万源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乡赤卫队长、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被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任方面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科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征失败后，流落甘肃酒泉，直至逝世。 〔67〕杨克明（1905—1937），原名陶正，四川长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东从事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曾任游击队队长、梁达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治委员、独立师师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元月在甘肃高台牺牲。 〔68〕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队长、支队长、团长、师长，参加了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保卫根据地的历次战役战斗。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红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又兼第九军军长。 〔69〕陈海松（1914—1937），湖北大悟人。1930年7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1934年任红九军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甘肃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 〔70〕郑义斋（1901—1937），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经济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任省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总供给部政治委员，方面军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供给部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石窝战斗中牺牲。 〔71〕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1931年12月参与领导宁都暴动，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五军团军团长。1935年改任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城战斗中牺牲。 〔72〕黄超（1906—1938），贵州省人。早年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主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委会秘书长，1936年任红五军政治委员。1938年春在新疆迪化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73〕李屏仁（1908—1937），江西武宁人。原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历任红五军团连长、营长、团长、教导队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1936年1月任红五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永昌作战中负重伤，1937年1月在高台作战中牺牲。 〔74〕陈伯稚（1914—193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长、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10月任红九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古浪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 〔75〕曾日三（1903—1937），湖南宜章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暴动，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党代表秘书长。红一军团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初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在祁连山作战中牺牲。 〔76〕黄鹄显（1914—1986），福建上杭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连长、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9月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任方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6年4月任红三十军参谋长。 〔77〕李天焕（1912—1986），湖北红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组织科长、第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十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 〔78〕土门：镇名，位于甘肃省古浪县北部。 〔79〕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做兵运工作，1930年后参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曾任红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80〕四十里铺：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部，今名永丰乡。 〔81〕马元海（1885—1952），甘肃临夏人，原任马步芳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二旅旅长，时任马家军河西作战部队前线总指挥兼骑兵第二旅旅长。 〔82〕王海清（1911—193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3月任第二十五师师长。 〔83〕易汉文（1908—1936），河南罗山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团政治委员，1936年4月任红九军教导师政治委员。同年11月古浪战斗中第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牺牲，他临阵接任，不久也牺牲。 〔84〕姜启华：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作姜启化（1913—1936），陕西华县人，1927年参加红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任红九军团第三师九团政治委员。1935年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到河西后随九军行动，在古浪战斗中牺牲。 〔85〕李聚奎（1904—1995），湖南安化人。1928年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支队长、团长、师长，红一军团团长、师长。1935年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1936年11月任红九军参谋长。 〔86〕水磨关：今名焦家庄乡，位于永昌县城西12公里处。 〔87〕萌城：位于宁夏盐池县西南部，临近甘肃省环县。 〔88〕山城堡：今名山城乡，位于甘肃省环县北部。 〔89〕甜水铺：应为甜水堡，位于环县北部边沿，与萌城毗连。 〔90〕曲子镇：位于环县东南部。 〔91〕七营：镇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北部。 〔92〕沙河堡：今名沙河镇，为甘肃省临泽县政府驻地。 〔93〕临泽县城：即今寥泉镇，位于临泽县北部。 〔94〕文、武、成、康地区：指甘肃省南部之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等地，即今陇南地区。 〔95〕西洞堡：今名西洞乡，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西南部。 〔96〕龙首堡：今名龙首村，位于张掖市西南部，属龙渠乡。 〔97〕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当时正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等问题。 〔98〕倪家营子：今名倪家营乡，位于临泽县南部。 〔99〕廖家屯：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所编《悲壮的征程》及张掖地委党史办所编《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所载资料，应为缪家屯，位于临泽县倪家营乡。 〔100〕威狄堡：今名新华乡，位于临泽县西部。此处威狄堡，应是西洞堡之误。 〔101〕三道柳沟：位于临泽县西部祁连山脚，地属新华乡。 〔102〕梨园口：位于临泽县南部祁连山北麓，地属倪家营乡，是临泽县通往祁连山中的重要山口。 〔103〕康龙寺：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 〔104〕大马营：位于山丹县南部祁连山麓，今为山丹军马场所在地。 ①本文节选自《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7月第1版《漫漫西征路》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此时，李屏仁为五军参谋长，后在祁连山牺牲，蔡参谋长无此人。——编者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用团结战斗的力量去战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