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刘芳
  刘芳（1882～1966年）字子馨，男，汉族，张掖人。家庭富有。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工商联执行委员，张掖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张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张掖县支部委员等职。
  1919年后，刘芳先后在张掖设立“长兴泰”“馥兴泰”两家商号，经营有道，生意兴隆，颇有声望。一生热爱公益事业、支持慈善事业，造福桑梓，劳绩甚著。曾在张掖东乡、南乡一带出资修建道路桥梁36座，捐资兴建法幢寺小学。1936年冬，红西路军在高台血战、倪家营恶战中失利，被俘红军由国民党军韩起功部囚于张掖，寒冬无衣，处境甚惨。刘芳出于道义，对红军遭遇深表同情，不畏马步芳禁令，不顾身家性命，买通看守，为被俘红军赠送皮大衣100件，小皮衣50件。
  1949年张掖解放后，为支援大军西进，捐献小麦24万斤，煤炭120余吨。1950年冬，为抗美援朝捐献人民币2亿元（旧值），白银2240两，并给参军的新战士赠送衬衣220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带头投资6.9万元。
  刘芳热爱古文化，曾收藏不少文物和名人字画。解放初期，甘肃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捐送敦煌经卷、铜佛、玉罗汉和珍贵书画多件。1958年，张掖市筹建博物馆，又捐献所存全部珍贵文物，计文物18件，书画42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芳横遭摧残，于1966年9月4日遭毒打致死。1979年春，中共张掖县委为刘芳召开平反昭雪大会，肯定刘芳对革命的功绩。
  安进朝
  安进朝（1890～1958年）男，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韭菜沟乡人。1902年，安进朝继任撒里畏兀儿亚拉格家部落头目；1939年被青海佑宁寺土观活佛和马步芳委任千户（实际上只管理近百户人家），是撤里畏兀儿地区两个千户之一。1947年成立保甲制时被委任张掖县康乐保保长，张掖县参议员。安进朝任千户期间，撒里畏兀尔内部形成一套完整的封建统治制度，权势仅次于大头目，许多部落的重要事务和总圈头更换都要与他商量。
  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安进朝以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列为统战对象，1953年吸收进革命队伍，先后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安在工作中，能积极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自治县的筹备和经济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朱海南
  朱海南（1891～1950年）男，汉族，高台县正远乡东联村人，全国劳动模范。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高台县农民协会副主席、高台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高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朱海南自幼性格刚强，有胆识，爱憎分明。每见地方豪强横行霸道，欺压乡邻，常为之鸣不平。1949年高台解放，朱海南积极参加反霸斗争和人民政权建设，热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1949年12月，朱海南被选为高台县农民协会副主席。1950年1月，当选为高台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和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抗旱救灾，剿匪支前，忘我工作。当时，渠道年久失修，水规混乱，无章可循，水利事业百废待兴。恰遇天旱缺水，争水纠纷迭起。朱海南为使灌水合理，日夜奔走于渠道上下，指挥灌溉，曾调解纠纷40余起。渠道决口，他奋不顾身跳进刺骨的渠水中抢险，修复渠口。困倦时，铺沙盖草，席地而卧。饥渴时啃干粮，喝冷水。不辞劳苦，为群众谋利益。
  1950年8月，朱海南当选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出席全省劳模大会；是年11月，出席全国劳动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是年11月24日，因心脏病复发，在从酒泉开会返回高台途中逝世。专、县领导机关为朱海南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灵堂两边悬挂一幅挽联，上为“北京载誉，兰州传名，五千里异口赞劳模”，下为“祁连变色，黑河失音，十万人同声哭功臣”。
  苟志英
  苟志英（1894～1963年）本姓“金”，后随夫改姓“苟”，女，汉族，江苏吴县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中学，后从事教学工作。在任教期间，深感妇女没有文化难以自强，遂于1917年受聘于郑州豫丰纱厂女工讲习班任教师。1920年，爱国人士高金城来到河西，邀请苟志英来张掖从事女子教育，受聘于高金城创办的教会小学。教学之余还组织五至六人的宣传小组宣传妇女解放。
  1930～1940年，苟志英先后在临泽、张掖、民乐三县筹办女子学校，担任校长。1936～1937年，参与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为红西路军伤病人员缝洗衣被。
  1943年任张掖私立金城小学校长。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张掖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1950年元月任觻区妇联主任，后调任县文化馆副馆长。1963年退职，后因病逝世。
  郭元亨
  郭元亨（1896～1976年）男，汉族，原名“郭永科”，高台县南华乡人。安西万佛峡榆林窟主持。共和国建立后，曾被选任为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
  郭元亨幼年家境贫寒，11岁即给地主放牧，15岁开始扛长工、打短工，并学会织布。〔民国〕16年（1927年）8月，为逃避抓壮丁，背井离乡，辗转到安西县踏实乡，打工谋生。是年12月，踏实乡抓兵亦紧，又逃往祁连山深处，被万佛峡榆林窟主持马荣贵收留出家，长期定居。他为人忠厚、正直、谨慎，深得师傅信任。马荣贵临终前，将窟内秘藏的稀世珍宝象牙造像交给他，叮嘱妥为保管。马荣贵病故后，郭元亨任万佛峡榆林窟主持。
  〔民国〕26年，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取道蘑菇台西进新疆，途经万佛峡时，给养极缺。郭元亨将小麦2石4斗、面粉200余斤、黄米6斗、清油30斤、食盐4袋、羊20只、牛2头奉献红军，并给代军长程世才赠马1匹。红军走后，国民党马步芳所部到万佛峡搜捕流落红军，闻郭元亨曾给红军援助粮食、牲畜，“私通共军”，对其百般毒打，用油烧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贪婪成性的马家军又逼索金银，郭元亨无奈将3两6钱黄金、100块银元交给他们，才幸免于难。
  〔民国〕29年，军阀马步康听说万佛峡有稀世珍宝——象牙造像，便派兵抢掠。对郭元亨严刑逼供，极尽摧残，但他守口如瓶，始终未承认有象牙佛造像一事。〔民国〕30年，张大千到万佛峡临摹壁画，打听象牙佛造像的下落，郭元亨亦未告诉实情。〔民国〕36年，安西县参议长刘永宽欲得到象牙佛造像，要派人抓郭元亨，他得知消息后，暗施平时积攒的一些钱，托熟人从中周旋，方化险为夷。
  象牙佛造像由一块整体象牙雕刻而成，状如手掌，高15.9厘米，上宽11.4厘米，中宽15.7厘米，下宽14.8厘米，合厚3.5厘米，外形为一骑象普贤。普贤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卷发如波，装饰精美。分开看，内刻佛祖经变图数百个，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经推断象牙佛唐代时自印度传来（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1950年，郭元亨将象牙佛献给安西县人民政府，为此受甘肃省人民政府嘉奖，并让他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文物保管员，具体负责榆林窟的管理工作。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郭元亨主动要求不吃供应粮，在蘑菇台耕田，自产食粮，并将余粮交给国家。196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和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给安西县人民委员会致慰问信，赞扬郭元亨“在革命艰苦岁月里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1976年7月18日圆寂，享年80岁。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简称“艾黎”），男，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父亲是一所新西兰主日学校的校长。艾黎幼时上学、种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1919年退伍后，合作经营牧场。1926年到澳大利亚做工，当海员。1927年4月21日，随一澳船取道香港到达上海，从此留居中国60年。
  艾黎到达上海，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消防处督察长。1933年经宋庆龄介绍，和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一起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黎到武汉筹建中国工业合作（简称“工合”）运动。他在周恩来、博古的关怀帮助下，于1938年8月，和埃德加·斯诺、胡愈之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展“工合”事业，制定“把后方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发展各种工业生产、支持长期抗战”的宗旨，有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工合”运动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称赞和支持，曾先后3次去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和叶挺曾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他先后在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区及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建立“工合”办事机构。得到许多外国援华组织和爱国侨胞的经济援助。
  为培养“工合”运动的技术人才和领导骨干，“工合”组织开办不少技术学校，绝大多数都因日机轰炸和国民党破坏，先后关闭。1942年，艾黎和乔治·艾温·何克（简称“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培黎工艺学校”，招收贫苦子弟及战时孤儿入校学习。正当学校办得蒸蒸日上时，由于时局紧张，加之艾黎和何克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在此情况下，艾黎决定迁校异地。1943年春，艾黎往返于河西走廊，详细考察这里的自然与社会，最后考虑山丹资源丰富，红西路军又曾在这里鏖战过，经周恩来同意，于1944年将学校迁往山丹县城，他担任“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尔后，艾黎立即去重庆找“工合总署”领导，因为人事更迭，往返两次，方才取得支持。他广泛请求国内外给予支援，筹措办学资金，兴建校舍，开办试验厂，添置教学设备，为山丹培黎学校的创建做出重要贡献。
  艾黎为“培校”确定的办学性质为“半工半读”“手脑并用”，校训是“创造分析”教育内容包括工、农、牧、医等科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经过两三，年努力，学习的专业已发展到纺织、皮革、缝纫、机械、造纸、玻璃、陶瓷、发电、采煤、农牧、水利等20多个，还办起20座小型工厂。他通过各种渠道，先后从新西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聘请20多位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来为学生讲课和辅导。当时学校粮油菜供应紧张，艾黎带领学生垦荒2000多亩，开辟灌溉区6万余亩，多余部分无偿交给农民。垦办的农场，使学校800余人吃穿有余，牧场有羊千余只。为了解决用煤，他从“工合”一位老朋友处要来一些钢丝绳、水泵、电动机等煤矿设备，打开一口竖井。加上改造好的一口旧井，可以日产煤500吨，不仅满足学校用煤，还解决一些机关、学校和农民的用煤。艾黎还争取英国伦敦合作总社妇女协会资助，办起“山丹培黎学校医院”，从新西兰聘来名医鲍勃·斯潘塞等人来山丹从医，每天有本地和邻县百余人来院求医诊病。他苦心经营的化工组，生产出优质石膏、粉笔、肥皂；还用碱与石英石等制成玻璃杯、瓶子、灯罩；进而又试制出醋酸、医用酒精等。他喜欢山丹陶瓷，为提高其质量，他请名师给学生传艺，生产出黑釉茶壶，制成“白细透亮镶金边”的瓷碗。这些产品不仅满足学校使用，还在山丹、张掖等市场走俏。他靠勤俭办学的精神和崇高的国际国内威望，为学校多方聘请专业人才，争取到许多经费。
  学校经费除由“新西兰外救援会”及“友谊服务会”供给外，艾黎还向海外人士募捐。宋庆龄与英国财政大臣的夫人捐了不少款，美国朋友普鲁达捐献一套毛纺设备，艾黎还搞到汽车30辆。艾黎为学校建设，可谓“沥尽心血”。
  艾黎一生未婚，但他抚养的子女成百上千，宝鸡一位地下党员的妻子病逝，留下四个幼孩，何克将其收为义子，何克病逝后，艾黎抚养。抗日战争胜利后，宝鸡孤儿院的40多名孤儿，被艾黎接到山丹培黎学校学习。艾黎生活十分简朴，一年四季同学生们穿一样的校服，吃一样的饭食。平易近人，广交贫苦朋友，特别喜爱儿童，常以衣食周济无家可归的人。他对工作极端认真，十分严谨，为了做好事情，常常工作到天明。他培养、抚育、教导的孩子们，后来绝大多数都在不同战线发挥重要作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山丹，艾黎组织全校师生欢迎解放军，还调派14辆汽车运载解放军解放山丹军马场、酒泉和玉门油矿等地。解放军伤病员被艾黎接到培校医治。山丹党政机关一建立，艾黎就派人装电灯、广播。彭德怀率一野西进途中，在酒泉会见艾黎，对他的功绩以高度评价，称赞他“不仅是一个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1952年，艾黎去北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953年定居北京后，仍以山丹为第二故乡，曾7次访问山丹。为表达对山丹人民的真挚感情，他把自己在中国50多年所收集珍藏的3900多件中国古文物捐赠给山丹，陈列于“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中。1984年，倡议兴建山丹培黎图书馆，并捐赠图书。
  1954年2月，山丹地震，培校校舍、厂房大部被毁，学校奉命迁往兰州，改名“兰州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任名誉校长。1987年，艾黎倡议，在山丹县城北重新建立培黎农林牧学校，他任名誉校长。在国内外付出大量心血，又为学校筹集所需资金、设备和师资。
  从共和国成立到1985年，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先后译著出版66本书籍，其中有《乔治·何克传》《从牛津到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有办法》《一九四八年学校概况》《瓷国游历记》《艾黎诗选》和《艾黎自传》等。
  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国际委员会做出不懈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工合”国际委员会重新组成，艾黎任主席；山丹被列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试验区之一。
  1982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北京市荣誉公民”称号；1985年12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证书；是年获得新西兰政府颁发的“女王社会服务勋章”。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遵照遗嘱，骨灰运往山丹，部分撒在他曾工作过的四坝滩上，部分存放于为他兴建的陵园中。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镌于陵园大理石照壁内侧，甘肃省人民政府立碑纪念。
  乔治·艾温·何克
  乔治·艾温·何克（简称“何克”）男，1915年生于英国哈本登。幼时就读于瑞士以及家乡圣·乔治学校，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其后随姑母穆里尔·莱斯特环球旅行，先后到美国、日本考察。1938年初抵达已为日本军战领的上海。
  在上海，何克目睹日军侵华暴行和沦陷后的凄惨情景，感到十分震惊，也被中国人民不畏暴行、抗敌救国的精神所感动，他决意考察中国社会，毅然决定留在中国，投身到中国革命的事业中去。他以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抵达汉口。他十分向往了解中国共产党，涉足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底，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察，他盛赞延安是“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他回到汉口，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中国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路易·艾黎，参加工合。之后，他绕道北平穿过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接待。解放区的一切，使他深受鼓舞，称颂“是我生活过的最好的地方”，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不久，他以这次旅行时的见闻和感受为题材，写成《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一书。这本书用真挚的感情记载根据地人民的新生活，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中条山地区的腐朽与黑暗。
  1939年，何克去宝鸡“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工作。办事处干部、地下党员聂长林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逼迫去太行山区，他收养聂氏的4个孩子为义子。
  1941年春，他被委派去负责重建双石铺培黎学校，艾黎推荐他任校长。他和艾黎学习《资本论》，从而确定把培校办成一所具有特色的半工半读的技术学校。他们不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求他们精诚团结，互助友爱。
  培校的发展，特别是艾黎、何克等人同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发生尖锐冲突，逼迫艾黎、何克决定迁移学校。1944年冬，何克协同艾黎带领学生翻山越岭，长途跋涉2000多里将学校迁往山丹。艾黎担任校长，何克任教务长。何克感情深沉地写道：“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繁重的工作，清贫的生活，他毫不在意，只是勤勤恳恳顽强地工作着。他亲自给学生教纺织、织袜和车床、刨床、磨床知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使校园充满生机。
  一天，他同学生打篮球时，不慎撞破脚趾，感染破伤风。在病榻上他仍以顽强的毅力重写被国民党扣下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第五章，并取名《国内战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行径，热情讴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铁一般的骨气”。当何克的病情不断加重时，他让艾黎给他读《西行漫记》和《共产党宣言》。朋友们劝他回国治病，他婉言谢绝。他用中文写了一首表达他决心的歌，其中有“我在山丹获得新生，我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之句和“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1945年7月22日，何克病情加重，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年30岁。培校师生把他安葬在山丹城南，建亭立碑，以志纪念。
  1979年5月，山丹县人民政府新建何克陵园。1984年5月，王震同志亲笔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光荣传统。”
  安·贯布什加
  安·贯布什加（1898～1958年）男，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区红石窝乡人。〔清〕宣统年间，安·贯布什加继任大头目，是撒里畏兀尔最后一任大头目，当时年仅17岁。遵循世袭制，报经青海省大通县果芒寺活佛批准，就任大头目。在青海省大通县果芒寺内设有安贯布什加大头目的行宫，有会客室、卧室、办公室，室内铺有地毯，设有五位专座，陈设华丽，用具齐备。青海把安·贯布什加大头目称之为撒里畏兀尔王爷，衣食住行均以王爷级别相待。
  安·贯布什加在40岁以前，少年气盛，血气方刚，时时处处维护大头目的尊严。在公共场所说话处事历来认真、谨慎。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时，一般不搞大吃大喝，以减轻百姓负担。对败坏部落名誉者，决不宽容。在任大头目的34年中，为维护本民族利益贡献了力量。
  1949年，解放军到达张掖时，大头目向各部落下令，由正、副头目到张掖迎接解放军，并带上活牛羊，表示慰问。这天，大头目安·贯布什加头戴清朝皇帝御赐的花翎顶戴、身穿龙袍，带领各部落头目，给解放军首长敬献哈达和青稞酒，表达撒里畏兀尔人民对解放军的爱戴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共和国成立后，安·贯布什加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少数民族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列为统战对象。1953年7月吸收进革命队伍。历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自治县县长等职。在自治县筹备初期协助共产党做好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思想工作，并带头实行草原统一划管，主张把部落与寺院占有草场统一划管，解决贫苦牧民草场不足问题，为促进民主改革，进行牧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
  袁定邦
  袁定邦（1898～1974年）字辅臣，号“坚轩”，男，汉族，张掖人。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受聘于张掖县立高等小学任教。翌年又考入省立第二师范。1925年毕业回乡，受聘于张掖国学社。后任文峰女子学校、普门寺小学、佛光小学校长。解放前执教张掖中学15年。
  袁定邦读书至博，酷爱诗词。〔民国〕34年将其20余年来的诗钞编辑为《抱坚轩集》（石印），共收诗词200余首，2万余字。
  1948年9月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去新疆，途经张掖，陪同有甘肃省考铨处处长水梓。袁定邦写了一首《呈水厅长楚青先生》，诗中说：“河西之景如江南，河西之民尽啼饥。去岁遭旱禾苗死，今年禾茂半成秕。盖以农商负担重，到处癸庚呼不止。先生写诗莫写景，愿将疾苦以诗请。文白将军求民隐，当为斯民谋宁静..”表现了先生爱国爱民之心。
  1949年9月张掖解放后，袁定邦先后被推选为张掖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掖县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并先后被任命为张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秘书、县文化馆馆长、县图书馆馆长等职。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文化大革命”期间横遭摧残，1974年病故。
  傅成样
  傅成样（1902～1964年）男，汉族，安徽六安人。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历任班长、排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八连连长。1933年调任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营长。在一条山战斗中受伤，带伤随军到临泽。西路军撤离时流落于小屯，在群众掩护下养伤三年。1941年在大鸭翅落户成家。临泽解放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昭武乡农会主任、昭武乡乡长、昭武供销合作社主任。1956年，出席甘肃省供销合作社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7月，出席全国供销合作社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联社颁发的奖章。1957年任临泽县供销合作社主任。1958年5月及1959年5月两次出席甘肃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9年10月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临泽县撤销后改任高台县蓼泉商店党支部书记。1962年，任鸭暖供销社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共鸭暖公社委员会委员。1962年3月17日，在县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3年退休。曾享受三等甲级退役残废军人待遇。1964年逝世。
  心道法师
  心道法师（1905～1968年）湖北荆州松滋县人。俗姓李，1922年在松滋岱辅大悲寺为僧，法名心道。1923～1929年先后在江西庐山、安徽九华山、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宗寺等名山大刹钻研佛法，习禅7年。1930年毕业于闽南佛学院，并聘为该院助教，后历任鼓山佛学院教务主任、武昌佛学院讲师。1934年赴青海塔儿寺学藏传佛教，途经甘肃，曾在平凉、兰州宣讲佛法。在塔儿寺受九世班禅赏识，亲自为其施行“时轮金刚灌顶”。1938年应西北佛教界邀请，复至陕、甘、宁、青、新传讲佛法。1941年他在宁夏筹建宁夏佛教会，被选为理事长。是年9月，心道法师进入河西走廊，来到张掖，目睹外道混杂，宗门不振，僧伽无多，佛法衰落，决心倡建法幢正宗。主张“法幢正宗，圆顿法门，禅宗双修、显圣并宏、破邪显正、是其宗风。”最后卓锡张掖西关古佛寺，改“古佛寺”为“大法幢寺”，在张掖正式创立法幢宗。心道法师在大法幢寺创立法幢宗之日，开炉传戒，到会的有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的僧人及佛教徒3000余人，其中张掖参加受戒的100余人。今肃南马蹄寺千佛洞的谛净和尚即为心道法师的二传弟子。
  1943年4月，心道法师在张掖法幢寺再次传千佛大戒，为期半年，受戒新僧120余人，受戒居士300余人，前后两次在张掖的传法大会，在近代甘肃佛教史上盛况空前。此后，心道法师相继在兰州、酒泉、新疆、青海创建“法幢宗会”，后来在南京普照寺正式创建“中国法幢学会”，使法幢宗成为佛教的一个正式宗派。
  心道法师护教爱国。抗战时曾亲自组织“中国佛教徒战地服务僧众救护队”，救护伤员，受到于右任赞扬，并赠“经筵开启，法制人天，具足大戒，佛法无边”的题词。共和国成立后，心道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第二届理事，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1968年于南京佑民寺圆寂。著有《佛教与抗建》《心经浅注》《游敦煌日记》等。
  贺遐志
  贺遐志（1905～1975年）男，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水关乡西岔河人。8岁时入水关寺当班弟，1927年到马蹄寺学经6年，其后一直在水关寺任管家，从事宗教活动。
  1950年，贺遐志在高台县以地方宗教界上层进步人士被吸收进革命队伍。他为人直率、诚实，能积极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历任高台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高台县副县长等职。1954年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后。先后任自治县政府副主席、副县长。1962年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贺遐志对共产党有着深厚感情，参加革命后一直恳切要求加入党组织。1956年7月入党后，他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民族统战和民族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3年在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后的第六年，党组织恢复其组织生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补发的工资补缴了党费。他一生办事谨慎，平易近人，干部、群众遇到困难，都能给予解决，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老县长”。1973年，大泉沟乡生产不景气，农牧民生活困难，他拿出补发工资1000元寄给乡政府解决农牧民的困难，全乡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致信老县长表示谢意。
  马老藏
  马老藏（1906～1958年）男，藏族，又名“马罗汉”“马佛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祁连乡青稞地村人，是肃南地区宗教界上层进步人士。1908年三岁步入佛教生涯，赴青海刚察寺学经。1910～1929年，在西沟寺任寺主。1930年到青海佑宁寺拜土观活佛为师，潜心钻研佛门经典，考取“罗汉”学位。
  共和国成立前，马老藏曾在酒泉西训团受训，1945年担任祁连山自卫队队长，是年任酒泉县参议员兼国民军四二军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在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民族素质方面颇有远见卓识。1935年顾嘉堪布提出兴学育人的主张，受到马老藏的支持，积极投入建校筹备工作，多方筹集资金，聘请专职教员，动员牧民子女上学。大力支持少数民族青年学习文化，掌握知识，以促进民族发展。1939年初，马老藏和顾嘉堪布等人共同组织“祁连山藏民抗战建国宣传团”，动员藏民护教救国。共和国成立后，马老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950年与观山藏族牧民安国邦给驻高台县的人民解放军带路，进入祁连山围剿匪首马成良、田子梅等残匪。剿匪结束后，解放军奖给马老藏驳壳枪一支。1951年，马老藏率先组织牧民筹集募捐资金，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1953年7月17日在酒泉被任命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2月20日在肃南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副县长。
  王泽喜
  王泽喜（1910～1971年）代名张有福、张忠义、张吉伏，张掖市大满乡新新村人。张掖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幼年在私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给富豪当长工，深受剥削之苦。
  1937年2月，红西路军筹备的“甘州中心县委”建立，在西羊圈、灰条沟、大满堡等地组织发动群众。王泽喜在一个晚上结识了吴建初，并带他到家中隐蔽起来。1937年5月甘州中心县委接受王泽喜（介绍人吴建初、金子荣）、阮文章等5人为中共正式党员。
  王泽喜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驻张掖的韩起功发觉，以“窝藏共产党”的罪名，将王泽喜逮捕，严刑逼供。王泽喜顽强不屈，始终未泄露党的机密。韩起功部将王泽喜押交大满堡民团看管审讯，后经亲友帮助才逃出来。
  1937年8月，王泽喜在高金城的帮助下，与李天义、金子荣、潘发生、王克勤等5人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于是年10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12月，王泽喜在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党组织派他回甘肃搞地下工作，受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郑重远的领导。郑派他到榆中县金崖镇工作，王泽喜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以周家芋房工人为重点，发展党员，重建组织，成立地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1939年10月，受党组织的指示，和郑得孔到榆中青城建立地下交通站。在青城开办“青城棉纺织合作社”，以此为掩护，开辟兰州至靖远的地下交通线。1941年6月15日，因叛徒出卖，在榆中晌水子被捕，先后关押在兰州监狱和西安集中营，王泽喜坚贞不屈，经受严刑逼供，以致双目失明（后恢复），双腿行走不便。
  1945年重庆谈判后，根据协议，释放政治犯。1946年，王泽喜释放出狱。出狱后，王泽喜立即与“甘工委”书记罗杨实取得联系。经组织审查，于1947年秋，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1949年，兰州解放后，王泽喜先后担任过兰州一区、五区、三区区长，市农牧局、园林局副局长等职。
  十年动乱，王泽喜以“叛徒”问题被揪斗，于1971年10月摧残致死，时年61岁。1979年中共兰州市委为其平反昭雪。
  于敦友
  于敦友（1911.6～1968.3）男，汉族，字“少民”，山东昌邑县人。生前为张掖专区人民医院院长。
  〔民国〕7～26年，在昌邑县育秀小学、育秀中学、山东博山颜山中学高中、山东省立高中、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上学。〔民国〕26年医专毕业后，先后在山东省立医院、国民党军医署第十重伤医院、陕西省立医专、陕西省立医院、国民党卫生署平凉、酒泉公路卫生站工作，担任军医、讲师、医师。〔民国〕33年10月在酒泉县城开设私人健生诊所。1949年酒泉解放后，积极参与组建酒泉专区医院，主动将健生诊所药械贡献给医院并参加工作，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当选为酒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推举为酒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副主任。1950年9月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10月至1957年4月先后任酒泉专署卫生科副科长、酒泉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掖专署卫生科副科长、张掖专区张掖医院副院长。1957年6月至1968年3月，任张掖专区人民医院院长。
  于敦友是张掖地区人民医院的创建者。1956年创建初期，他曾多次从酒泉来到张掖，从长计议，多方协调，为选定院址不辞辛苦进行实地考察。他当初选定的今院址，无论区域位置、占地规模都为医院长远建设和发展创造先决条件。他认真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正派，学习刻苦，工作负责，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受到全院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他不仅是一位好领导，还是一位好医生。经常深入病区参加会诊，帮助指导医务人员解决疑难疾病的抢救与治疗。经常为贫苦农民出诊治病，随叫随到。他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高尚医德，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屈大成
  屈大成（1911～1990年）又名“屈大鹏”，男，汉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喇嘛湾乡人。1937年4月参加革命，1937年11月在延安由徐一新、谢觉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肃南地区第一名共产党员。他救护原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主任、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抗日联军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7年3月，红西路军千余名将士逼迫进入祁连山，几经恶战，弹尽粮绝。4月的一天，屈大成在山沟里发现一个拄拐棍自称“王玉新”的红军战士，主动与他亲切交谈，屈大成发现此人没有恶意，就帮其处理伤口并一再坚持送给一些麝香敷伤口用。在王玉新的请求下，屈大成摆脱敌人的哨口，把他带回家里藏了起来。当时，马步芳部队搜山很紧，屈大成一家冒着危险，想尽办法，把王玉新伤口治愈。然后将王玉新乔扮先生模样送往红崖子屈大成的表兄万生荣家里。1937年8、9月间，王玉新归队心切，屈大成和一些关心红军的百姓四处打听，探明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凑足盘缠，屈大成带路，从高台出发，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同志接待了他们，此时，屈大成才知道自己救的这位红军真名是徐一新。谢老对屈大成说：“你是个好同志，你把人送到了，只能说你只完成任务的一半。现在你应该到延安去，学点革命道理，以后多做点革命工作。”1937年10月，屈大成跟随徐一新一起到延安，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1939年冬被派往甘肃兰州，由伍修权派往河西。回肃南后，由于没有党组织，身单力薄，加之祁连山地区偏僻，文化落后，做群众工作十分艰难，几乎没能展开革命工作。1949年9月肃南地区解放，屈大成在高台县六区（今肃南县大河区）任乡长、书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后，任明花区委组织委员。1960年任县农牧局副局长，1961～1974年任县政协常委。1974年元月退休，1979年6月改为离休。
  高鹤龄
  高鹤龄（1916～1984年）男，汉族，陕西省子长县人。7岁入私塾学习，后到榆林县上高小。1934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曾先后担任过县苏维埃政府秘书，游击支队文书，陕北红军连、营文书，警备团干事、警备三旅八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政治协理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营教导员，1948年任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等职。1949年9月14日，野战军党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决定，在天祝县金强镇团营干部会议上宣布高鹤龄为临泽解放后的中共县委书记；9月25日抵临就任。他领导建立中共党的地方组织和人民政权，完成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任务，大力恢复经济生产，安排人民生活。1953年1月后，历任中共酒泉地委秘书长、组织部长、酒泉专署专员、张掖专署专员。期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扎实工作，提出许多旨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和措施，得到各级党政组织的支持，受到普遍赞誉。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他对当时地委个别领导人虚报浮夸、脱离实际、不顾人民困苦的极“左”错误提出批评而遭到打击和排斥，被派往省昌马水库工程担任总指挥。1960年底，被派往问题比较严重的高台县担任县委书记。他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日夜辛劳，走遍各生产队，全力抢救人命，恢复生产。他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工作，经常徒步走村串户，走到哪里吃住在哪里。1961年底，担任中共张掖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在参加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即在全区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的经济政策，提出“粮食多打一点，国家财政多收一点，群众生活搞好一点”的“三点子”主张，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农村经济得以较快恢复。“文革”中，被诬为“张掖地区头号走资派”，虽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但始终坚定对党和人民的信念，充满对张掖人民的热爱。他在张掖20年的工作期间，突出的工作业绩和成就，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廉政为民的思想品格，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很高的评价。
  从1970年1月起，高鹤龄先后担任武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武威地委副书记、书记，武威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一大”代表。
  郭怀成
  郭怀成（1916～1987年）男，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莲花乡深井子村人。1941年在西北训练团酒泉第一边疆青训班受训，1943年去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十九期学习班学习。1947～1949年，历任甘肃省第七区保安团搜索队中队长，酒泉县“勘乱建国委员会”委员、酒泉县参议员、人民代表等职。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任酒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委会副主席，酒泉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酒泉祁明区第一副区长，甘肃省民委委员等职。1953年，肃南地区筹备成立自治县，他调任筹委会副主任。1954年任自治县副县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调任张掖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国庆节他以甘肃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副团长，在天安门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毛主席亲切地说：“你是甘肃少数民族的喜儿。”周恩来、陈毅、乌兰夫下请柬宴请郭怀成，他是裕固族第一位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人。
  刘玉琪
  刘玉琪（1919～1981年）男，汉族，山丹县清泉乡城北村人。青少年时，家境贫寒，生计艰难。11岁起，为地主放羊、拉长工、当沙娃（淘金工）近20年。共和国成立后，投身土地改革运动，任民兵队长、村长等职。1952年，他率先联合本村5户贫农，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1953～1955年，又带头办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1954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省劳动模范，1957年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58年后，历任红寺湖牧场、红寺湖公社党委书记，县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等职。曾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荣获县以上“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称号。1969年，应邀赴京参加国庆20周年大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红寺湖地处荒漠地带，风沙多，气候干燥。〔清〕道光年间徙民于此，百多年来，面貌依旧。他重视发展农业和畜牧生产，带领群众开荒造田，兴办牧场，兴修水利，修筑公路，艰苦创业，公社面貌大有改观。红寺湖乡马莲湖的黑水泉水，往昔渗漏沙碛不能利用，他带领社队干部和群众勘测规划，筑堤设堰，截引泉水，并开5华里水渠一条，引秒流量0.02立方米地下水至芨芨滩，开荒100多亩，发展生产。《甘肃日报》曾以整版报道其先进事迹。
  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身体力行，廉洁奉公，被群众誉为“人民的老黄牛”。
  储辉宗
  储辉宗（1920～1988年）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1948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来甘肃酒泉建立南山疗养院。1949年9月酒泉解放，将原南山疗养院的全部药物器械捐献给酒泉专区医院，并任该院外科主任。
  1957年调张掖，参加筹建张掖地区医院工作。1957～1988年一直任外科主任。40年来，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凭精湛医术使不少生命垂危的病人获得新生。工作期间，关心和
  指导年轻医生，培养了一批外科医疗骨干。对医院业务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1956年曾参加甘肃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获奖章、奖状。
  1980年12月20日，经省政府批准，晋升为“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康明高
  康明高（1922～1951年）男，汉族，临泽县新华东柳沟人。〔民国〕29年（1940年）考入临夏师范学校学习。1944年10月，响应国民党中央征集知识青年参军的号召，应征入伍，参加广州陆军学校的集训。翌年春，奉调缅甸密支那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培训。后任陆军某部团长，于1946年调驻沈阳。1948年，该部参加起义，康明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副团长。1950年，随部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在第五次反击战中中弹阵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郎天荣
  郎天荣（1922～1990年）男，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水关乡西岔河村人。
  1949年10月参加革命，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肃南县第一代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和第一任少数民族县委书记。历任自治县文教科副科长，中共张掖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县委书记、县长兼县政协主席，县人武部政委、第一政委、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曾多次当选为县党代会代表、人代会代表。1961年出席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1962年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1979年当选为甘肃省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甘肃省六届人大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苗彪
  苗彪（1923.8～1967.12.3）男，汉族，河南省伊川县高山乡坡头村人。中学文化程度。1937年7月在中共伊川党组织的领导下担任儿童团团长；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经中共党组织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八路军；1939年5月至11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直属营青年班学习；1939年11月至1942年初，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观测队工作。1942年初至1943年7月，在延安军事学院炮兵科炮兵大队学习；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干训队；1945年7月至1949年7月，在晋西南工作，先后任中共永和县委秘书、晋西南一支队参谋、石楼县青年部长、永和县四区区长、中共永和县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7月由党组织派遣，随解放军挺进西北，参与建立革命政权，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西和县委宣传部长、武都地委干校副校长、岷县县委书记、武都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武都地委副书记等职。1958年6月至1963年2月，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62年9月调任张掖专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张掖地委常委，1966年3月任地委副书记。“文革”遭受迫害，于1967年12月3日被暴力致死，享年44岁。1977年12月，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为苗彪举行追悼会，并恢复其名誉。
  苗彪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勤奋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襟怀坦白，严以律己；他光明磊落，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把党的路线和方针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苗彪在张掖工作期间，善于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干部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提出和组织制定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决定和计划，为促进张掖地区的经济发展倾注全部心血，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和怀念。
  强国勇
  强国勇（1924～1986年）男，藏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堡子滩人。1941年在西北训练团酒泉第一边疆青训班受训，1943年赴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1945年毕业后相继任新疆国民党九分校少尉区队副、骑兵四旅八团小炮排排长。
  1949年强国勇回到家乡参加劳动，是年9月酒泉解放，任酒泉县祁连乡乡长，后任祁明区副区长、区长等职。期间代表肃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随中央赴朝鲜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肃南县正式成立后，历任自治县政协副主席、常务副县长、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卫生局局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调任张掖地区卫生防疫站站长，后任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屈大元
  屈大元（1924.11.15～1994.5.21）裕固族，出生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喇嘛湾乡西柳沟村一牧民家庭。由于家中经济情况较本地牧民稍好一些，加之其父与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顾嘉堪布关系密切，受其“兴办教育，以提高牧民素质”思想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六岁进私塾读书识字，先后在高台新坝中心小学、张掖高小学习。1946年入陕西国立农学院学习，1949年5月毕业。随即在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工部参加工作，此后至1964年先后在西北局统战部、西北民委、中央民委、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筹建组、中国道教协会、西北民族学院、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任职。1964年“四清”至“文革”中受审查，在“五七”干校共10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安排在甘南夏河唐尕尔公社唐尕尔大队做群众工作。1977年到西北民族学院做落实政策工作和建立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工作，并任该室副主任。1981年参加恢复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工作，继续组编甘肃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并担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职务。于1988年2月离休。
  刘华林
  刘华林生于1925年，张掖市碱滩乡人。1948年被国民党抓入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骑兵团当兵，1949年9月在武威起义，参加解放军，在第三军骑兵大队（后改骑兵团）三连当炊事员。1950年2月19日与孔庆荣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海子地区追击活捉国民党新疆阿勒泰专员乌斯满。孔、刘二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给刘华林记大功一次。
  孙德福
  孙德福（1927～1992年）男，高台县黑泉乡定平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
  从15岁起，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在高台、酒泉、玉门等地务工。1949年9月玉门解放后，即在玉门油矿参加革命工作，历任玉门油矿钻井队钻工、司钻、副队长、队长。1960年带领钻井队参加大庆油田会战，先后任钻井队队长、工程师、钻井大队长、勘探处副处长。1964年至1977年相继参加大庆、大港、四川、江汉、华北等油田勘探开发会战，先后任副处长、勘探指挥部党委常委、副指挥等职。1975年开始，参加冀中石油勘探开发的领导工作，历任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华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局党委委员。1977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孙德福在石油战线奋斗一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50年代，他带领钻井工人奋战在西北戈壁滩上，先后打出全国第一口定向井和全国第一口双筒定向并。他对任丘古潜山高产油田的发现起了重要作用，为华北油田的勘探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他勤于钻研技术，善于总结经验，攻克过一次次技术难关，为生产创造奇迹。在玉门油矿担任司钻期间，受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的安排，他带领工人弟兄们打一口油井，当油井即将打成时，价值非常昂贵的钻头突然脱离钻杆，掉入百米深井。在油井面临报废、失去珍贵钻头、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关键时刻，他经过周密思考，与工友们精心切磋，提出一个既经济又简便的抢救打捞钻头的办法。他根据经验，认为羊毛的比重大于石油的比重，只要将足够的羊毛沉入油井中，羊毛和钻头相缠绕，就有可能把钻头捞上来。于是他和工友们照此方案实施，果然成功。此举不仅巧妙地把掉到井里的钻头捞上来，还拯救一眼油井。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事，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往后类似事故发生。德福巧捞深井钻头、抢救油井事迹被上级表彰，也由此将他提拔为“王铁人”的助手——钻井队副队长。后任钻井队队长，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他所在的钻井队被评为“标兵钻井队”。1959年，他出席甘肃省和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92年4月，孙德福病逝于河北任丘。病重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派人到医院看望慰问。华北石油管理局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赞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祖国石油工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一生，追悼会上悬挂的挽联是：一生献赤诚，历经神州春夏秋冬觅宝藏；九天无遗憾，灵系钻塔东西南北竖丰碑。
  王毓芳
  王毓芳（1931～1992年）女，陕西西安人。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祖父王德义学艺。七岁登台演出，八岁走红，艺名“八岁子”。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文工团。1952年随文工团集体转业酒泉，为七一秦腔剧团演员。195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全国剧协会员、省剧协会员、张掖地区文联委员。曾被选为张掖县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历任张掖地区七一秦剧团演员、副团长、艺术指导，为剧团培养了许多中青年演员。在40多年的舞台实践中，擅长旦角，领衔主演《三滴血》《软玉屏秦香莲《北京四十天》《党的女儿》《说书阵地》等60多部大戏，代表角色有《杀狗劝妻》中的焦氏，《拾玉镯》中的孙玉姣等。上演过近万场各类剧目，塑造了众多古代和当代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深受观众喜爱。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演出。1959年在兰州为周恩来总理专场演出拿手戏《杀庙》，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和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詹发弟
  詹发弟（1934～1972年）男，汉族，张掖市安阳乡郎家城人。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等职。曾四次受奖。中共党员。1958年退伍，在郎家城任民兵连长，修建酥油口水库时任水库养护工。
  1972年5月，正当庄稼浇灌头轮苗水时，水库出水口被洪水冲下的大石头堵塞。4.5万亩夏禾作物受干旱威胁。在紧要关头，他自告奋勇，率先从泄水闸门钻进130米的闸洞，接着又进去两个青年民兵。詹发弟叫两个民兵用电筒照明，自己用铁钎撬动大石。当流水慢慢流淌时，即令两个民兵撤退，自己继续作业。突然大水把大石冲走，詹发弟被汹涌的大水冲出洞外，4.5万亩夏禾作物得到灌溉，詹发弟被大石砸烂头部，光荣牺牲。
  杨永伟
  杨永伟（1934～1991年）民乐县永固乡总寨村人。1952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丹县农场副场长、公社副主任，水管处长、水电局副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长期从事水利工作，为本县水利、电力建设做出贡献。60年代初，参与领导白石崖新渠建设、旧渠改造工程，后主持制订马营河灌区的“四建一改”规划。为使灌区上下游均衡受益，合理负担，他深入社队，多方调查，潜心研究用水规律，适当调整配水面积，提出实际、有效的管理办法。80年代初，拟订《山丹县马营河灌区水利管理试行办法》，经县政府批准执行，以此整顿了用水秩序。永伟事业心强，工作勤奋，生活简朴，作风廉洁；与群众一道打冰沟，堵洪水，勤奋实干，为干部群众所称道。积极组织水利职工兴办农牧场，造林带，修电站，坚持不懈搞多种经营，多方开拓以水养水的途径，卓有成效。
  永伟待人和蔼诚恳，关心同志，60年代任头墩农场副场长期间，对被错误处理在该场劳动改造的省委副书记焦善民等老同志政治上尊重，生活上照顾，从不歧视。
  赵天怀
  赵天怀（1938～1987年）男，汉族，临泽县蓼泉湾子村人。1956年9月录用为临泽县岔路河煤矿工人，196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3月调张掖地区东水泉煤矿，任石壁山采区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他带领70多名工人承担老井挖潜残煤试采工程，是年生产原煤1.2万吨。至1977年，4年产煤6.4万吨，坑木、钢材用量及坑木回收三项为国家节约资金3.35万元，获“全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称号。1978年1月出席全国煤炭系统工业学大庆群英大会。是年8月，获“甘肃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称号。他身患三期矽肺病，组织多次安排他休养，他不以“劳模”居功，不多花公家的钱，不要额外照顾。1980年回原籍疗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87年病情恶化逝世。
  李毓仁
  李毓仁（1938～1986年）男，汉族，高台县新坝乡新生村人。中共党员。1964年昆明工业学院毕业后，分配云南省个旧市锡业公司工作。1971年调张掖县从事教育工作，呕心沥血，造就人才，7次被评为地、县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李毓仁调张掖县第三中学工作，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李毓仁心急如焚，在教职工会议上说：“我们当教师的，应当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会后，一些人冷嘲热讽，讥诮李毓仁为“李忠诚”。而他却毫不理会，毅然抓教学质量。
  1976年，李毓仁调张掖县第四中学教授高中物理课。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除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还利用星期天、节假日为学生补课、辅导。在教学中，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授课方法，力求使学生准确、熟练地掌握所学知识。经常选录名言警句、谚语，张贴于教室，启迪、诱导学生。对后进学生热情关怀，个别辅导。对有小毛病的学生，指出优势所在，鼓励其克服缺点，迎头赶上，“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小恶非其人”。配合各任课老师，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由于李毓仁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张掖县第四中学一度曾成为全县高考优胜学校。
  李毓仁患胃病多年，但从没因病影响工作。1985年10月病情加重，出现便血，还在坚持上课。病重不能起床时，还让爱人将试卷取来批阅。当得知患胃癌且已进入晚期后，即立下遗嘱，捐赠人民币2000元，在张掖市设立奖学基金，奖励每年高考成绩在500分以上的学生。这笔捐款是李毓仁一家多年省吃俭用仅有的一点积蓄，表达了一个人民园丁对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崇高理想。他在遗嘱中说：“我的愿望是：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人才辈出，桃李芬芳，文明昌盛，繁荣兴旺。”
  李毓仁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逝世后，张掖第四中学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共张掖市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职工向优秀教师李毓仁学习。
  韩绪泰
  韩绪泰（1949～1970年）民乐县丰乐公社张满大队人。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军区7988部队当战士。1970年8月在部队军事演习时，为了广大官兵的安全，他主动报名排除哑炮。当他正在排险时，哑炮突然爆炸，光荣牺牲。新疆军区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1971年3月，中共民乐县委、民乐县革命委员会、民乐县人民武装部在县城举行大会，作出《关于向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哨兵韩绪泰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英雄韩绪泰学习。
  武继斌
  武继斌（1960～1982年）张掖县城关镇人。1978年3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8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服役期间，先后8次受奖，荣立三等功1次；被评为“优秀义务兵”，树立为“模范共青团员”。1981年11月退伍返乡后，被分配在张掖县西洞乡供销社当营业员。
  1982年4月11日（星期日）晚，供销社其他职工都到西洞公社机关去看电视，只留他一人值班。不一会，本单位的饮事员宋建平来叫他到其房间商量事情。因是同事，也就未加思索地跟上去了。不料刚一进宋的宿舍门，发现宋的同伙张成民也在，此入一见武继斌进来，马上把门倒插上，他们两人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武继斌，沉默中带有寒气，气氛异常。
  “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这个每天给他们做三顿饭的“大师傅”，竟一反常态，翻脸露出狰狞面目，险恶地问起这种话来了。
  “快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张成民手待凶器，恶狠狠地威逼武继斌。
  武继斌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的罪恶行径，斩钉截铁地回答：“保险柜的钥匙我没带，就是带着也绝对不给你们！”
  宋建平恼羞成怒，从腰里解下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就要捆绑武继斌，武继斌毫不畏惧，顺手夺过绳子。张成民拿起桌上的酒瓶，朝他的头上使劲地乱砸，顿时武继斌的头上直冒鲜血，两眼昏花。他鼓起勇气，顺手抡起墙角的开山斧向张成民还击。就在这时，宋犯从后把他拦腰抱住，张犯夺过斧头，猛向他的头部、腰部连砍几下，致使继斌昏倒在地。罪犯正要搜身，他从昏迷中苏醒，猛地站起来向凶手扑去。宋犯见势不妙，抡起早已准备好的菜刀，复次向他的头部、颈部连砍数刀，他再次倒在血泊中。就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他又强忍着剧疼，再次摇晃着站起来扑向宋犯。穷凶极恶的张犯趁机又抡起开山斧，复次向继斌的头上、身上剁去。经过40多分钟的搏斗，继斌终因势单力薄，被歹徒砍伤20多处，血流如注，壮烈牺牲。
  为表彰武继斌舍身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和与敌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中共张掖县委于1982年6月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授予他为“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作出决定，授予他为“革命烈士”“模范退伍军人”称号，并追记一等功。
  张录
  张录（1962～1985年）男，汉族，高台县黑泉乡定安村人。中共党员。1981年应征入伍，1985年在国防建设施工中光荣献身。
  张录自幼聪慧敏捷，12岁时曾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入伍后，先后4次在危险关头挺身而出，抢救战友。1984年5月的一天晚上，正在施工的坑道顶部出现塌方迹象。连长命令开风钻的战士迅速撤离，而张录却放心不下，同连长一道将险情排除。又一次，张录和连长正在坑道掘进，突然感觉顶部掉沙子，便一把推开连长，三块大石头砸了下来。参加国防施工的两年中，张录曾7次受伤，多次得病，但他始终坚守岗位，忘我工作。一次发高烧晕倒，在领导护送下住进医院。病未痊愈，他又偷偷跑回工地，开始工作。张录忘我的工作热情和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深受部队首长和战友赞赏，曾6次受部队嘉奖。1985年6月评选为“优秀班长”，并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张录弟妹年幼，家中承包的近30亩土地全靠年迈的父亲和患心脏病的母亲耕种，生产困难很大。1983年9月服役期满，父母和未婚妻都寄信给他，希望按期复员，早日完婚，减轻家庭负担。部队首长征求意见时，他说：“家里是有实际困难，但走与留是组织的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组织考虑施工任务重，张录技术全面，留他超期服役。在此期间，父母接连去信要他复员，未婚妻也发出最后“通牒”，但张录依然决定留队，未婚妻也因此与他分手。1984年，家中给他另找了对象，催他回家结婚。当时他负责训练新兵，没顾上回家。后来部队领导批准他探亲，又遇工程开工，人少工作紧张，他要求留队。就这样，张录连续四次推迟休假，终未能完婚。
  1985年8月22日下午，张录带领一班战士执行施工任务，突然洞口顶部发生险情，眼看危及一名战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录一把将这名战士推出险区，而自己头部却被掉下的一块石头砸伤，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殉职。
  张录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中共高台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学习张录无私奉献精神。
  张秉峰
  张秉锋（1963～1989年）男，汉族，临泽县沙河闸湾人。文化程度高中毕业。共青团员。1987年被农业银行录用，分配板桥信用社红沟分社任会计。参加工作后，他一心扑在农金事业上，以雷锋精神激励自己，刻苦学习业务知识，工作一丝不苟；他事事处处为群众着想，热忱服务，无私奉献。
  1989年12月14日凌晨1时，秉锋出门小便，一蒙面人窜上来，将他头部砍了一菜刀，窜入营业室抢劫库款。他不顾伤痛追入营业室，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不料被绊倒，又被歹徒连砍十数刀。此时，他的妻子执长矛冲向歹徒，将菜刀打落，并大声呼喊“捉贼”。歹徒见无机可乘，落荒而逃。周围的群众赶来，他已成血人。库存的八万元现金保住了，但失血过多的秉锋在送往医院途中停止呼吸。在录音带上留着他一句自勉誓言：“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有所贡献，就要创造价值。”他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共青团临泽县委追认张秉锋为“优秀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击手”；甘肃省民政厅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中共临泽县委作出《关于开展向革命烈士张秉锋同志学习的决定》；张掖军分区为他追记二等功；甘肃省人民政府追授他“劳动模范”称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给予通令嘉奖。他以闪光的青春为新时代树立学习榜样。
  吕鹤年
  吕鹤年（1965～1988年）男，汉族，张掖市安阳乡人。1986年由张掖地区农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张掖市第五中学任教，并任初三班主任。
  1988年6月30日晚10时30分，班里的3名女生晚自习后回家途中被4名歹徒劫持，其中一人奋力挣脱回校告诉吕鹤年，吕与其他3名教师闻讯赶往出事地点。吕鹤年大义凛然，怒斥歹徒，歹徒拔出匕首进行威胁，4名教师奋不顾身与之相搏。3名女同学得救了。吕鹤年因手无寸铁，被歹徒一刀割断大腿动脉血管，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中共张掖市委、市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全市人民向吕鹤年学习。1990年4月，省人民政府追认吕鹤年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