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第一节 缠足
  缠足，也叫裹脚，就是用布条把脚紧紧缠住。〔民国〕以前，女孩4岁左右，即用布条把脚裹住，控制发育，长为小脚。“小”的标准是脚长10～12公分左右，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小脚脚”是衡量“美女子”的标志。男子找对象，先看脸，后瞧脚。尤其富豪人家对此要求极为严格。缠足不是一域一地的事，而是整个旧中国的社会陋习。中原妇女受缠足之苦的时间，从〔唐〕初到〔清〕末大致有1300多年的历史。张掖由于地处塞外，吐蕃、回鹘、党项各族统治时间较长，到元朝中期才开始缠足，以到〔清〕末计算，受缠足之苦的历史只有500多年。但张掖后来居上，在缠足陋习上，与中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来过张掖的李渔，也扼腕长叹“张掖妇人足最小”。
  张掖妇女缠足始于元朝，到明朝妇女缠足已积习难改。至清朝，张掖妇女的缠足已很普遍。〔清〕康熙年间，张掖妇女大兴缠足之风。李渔在其所著《笠翁偶集》中说，他遍游四方，见西秦女子足最小，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西秦”是李渔对张掖的昵称。可见张掖妇女缠足陋习之盛行。
  缠足陋习给张掖妇女带来极大的痛苦，仅举当时流行于张掖的歌谣佐证：“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大妈右靠娘，双脚一动痛要死。丫头五岁才穿裤，娘母子拿布来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理。一夜不睡五更哭，叫得娘母子折身起。‘女儿生病娘心痛，女儿跌跤娘心伤，女儿脚痛如刺心，娘母子为何不动心！’阿娘笑脸慰娇女，‘阿娘少时也如此，但求脚小出人前，阿娘费工为你缠。’岂知缠的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有的忍痛活下来，有的一墓闻泣鸟”。
  母亲越爱女儿，越为女儿死缠，幼女无知，痛苦呻吟，虽令人不忍闻，可也无可奈何！清朝张掖流传的民谣说：“麻亮起来就缠足，缠得脓血满炕席。脚痛刺心难站立，一切家事都荒废。”这便是张掖妇女缠足之苦的写照。
  〔民国〕8年，张掖县成立“天足会”，宣传、号召妇女放脚，其他县相继实行。共和国成立后，张掖妇女缠足的陋习彻底革除，妇女才从缠足之苦中解脱出来。
  第二节 赌博
  〔民国〕时期，张掖各县城乡赌博坏风盛行。由于官府表面上实行禁赌，所以各县没有营业性的赌局、赌场。聚赌的形式，家庭聚赌者有，旅社茶馆酒店聚赌者有，兵营、工地、商号聚赌者有，妓院聚赌者也有。赌具有麻将、牛九、骨牌、骰子、押宝等。参加赌博者，除小赌戏乐者外，大多成为瘾痞和职业赌徒。赌注大小不等，输徒有倾家荡产者，有断指割耳斩手者，有卖儿卖女卖老婆者，其状可悲可憎，实为社会一大公害。
  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赌博严令禁止，很快刹住这一歪风，50～70年代，基本根除赌博这一社会公害。“文革”后期，山丹、民乐、张掖等县农村的个别地方赌风死灰复燃。80年代区内城乡赌博之风又有抬头，各级政法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使赌博成为众矢之的。
  第三节 吸毒
  〔清〕道光年间，鸦片输入中国，张掖即有吸食鸦片的人。首先从官绅开始，及至富商地主，吸者成瘾。因当时鸦片价格昂贵，一般民众尚未沾染。光绪末年，张掖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吸毒者倍增，烟毒大肆泛滥。中等以上人家炕上便摆放着烟具，富户整日烟灯不熄。〔民国〕4年全省禁种鸦片，虽商业性种植有所减少，但吸食性种植仍然存在；吸毒之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仍为数不少。〔民国〕7年，甘肃督军张广建以“财政紧张”为由，采取明禁暗允的手段，恢复鸦片种植，张掖各县复开烟禁。〔民国〕10年，区内5县种植鸦片2400多亩，烟土价格跌到每百两50元。在此情形下，各县吸毒人猛增，甚至妇孺也吸，成为一种时髦。〔民国〕27年，甘肃省政府命令禁种鸦片，已出土烟苗全部铲除。张掖烟土价格猛涨，买烟吸毒，对富商大户尚可继之，而中等以下人家则无力购买，吸毒者卖房卖地、倾家荡产、为匪作娼者比比皆是。吸毒现象危害了张掖社会、民众。
  共和国成立后，张掖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张掖城内设立4个戒烟所，收容烟民1200多人。各县也成立戒烟所，收容烟民集中戒烟。1950年，各县人民政府对鸦片实行强制性禁食、禁种、禁贩，吸毒之风彻底得到根除。80年代后，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从外国贩进由鸦片提炼的高级毒品——海洛因，偷运区内。张掖贩毒者大都是外地人，少数是本地人，吸毒者90％以上是城区失足青少年。这一覆灭再生的社会公害已引起地、县（市）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正以法律为武器，严厉制裁贩毒者，强制管教吸毒者戒烟，宣传教育全体公民。
  第四节 纳妾
  张掖纳妾之风由来已久。从〔元〕〔明〕〔清〕以至〔民国〕，官僚、富商、地主纳妾者不乏其人。〔民国〕时期著名《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他的名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范长江从西宁出发，翻越祁连山，出扁都口来到张掖。他刚进入张掖境内，便“看见对面牛车上载3个小女孩，约有五六岁光景，问之始知为某老爷新买的‘丫头’3人的代价，共计15元”。这3个“丫头”，某大人买去，养上八九年，便是这一老爷床，上的玩物了。
  统治张掖10年之久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队驻军头子韩起功，在张掖有3处公馆，2处花园，一人纳妾10多人。城内富商，大都纳妾，少则1人，多则三四人，甚至更多。张掖农村地主劣绅纳妾者司空见惯。地主所纳之妾，不但是他的玩物，而且是家务、农事劳动的奴隶。
  富户纳妾只是为了玩弄和使役，根本不顾本人意愿。乡下地主，有60岁老人纳15岁少女为妾者，此已见之不鲜。为人作妾的妇女，多半是家境贫寒，父母为糊口度日，无奈将女儿卖为人妾的。
  共和国成立后，颁布《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纳妾陋习遂被禁绝。
  第五节 嫖娼
  〔民国〕时期，张掖娼妓较多。张掖县城西南隅某巷，便是张掖的“红灯区”，有乐户20多家，妓女竟达160多人，嫖、客菌集，乌烟瘴气。西门外汽车站旁旅馆也是嫖娼之所。暗娼应召，唤之即到。北门内树林里，每到夜晚，“野鸡”便三三两两出没其中，那里成了嫖客野合之处。
  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描写了在张掖见到的将女孩卖给妓院的见闻。女孩子之出卖，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某处有一个妓馆的老鸨告诉记者：“王大的女孩子，我给他六元，他还不卖，张家只给他五元啦。”记者问她：“王大的孩子今年多大了？”“12岁”，她毫无表情地回答。
  张掖的嫖娼陋习，与官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掖县税务局在县政府支持下，公开向妓院征收“花税”。妓院向国家税务机关交了税，堂而皇之，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操持起肮脏行当。
  共和国成立后，张掖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即查封全部妓院，将妓女集中教养，让其择夫从良，劳动就业，从根本上禁绝娼妓，消灭了嫖、娼现象。到80年代，卖淫嫖、娼之风又死而复生，人民政府虽严厉打击，但仍禁而难止。
  第六节 迷信
  【跳神】是〔民国〕时期张掖各县农村群众信奉迷信的一种形式。跳神者称为“施公子”，也称为“马角”。“施公子”是党项族语“师公子”的转音，“马角”也是党项语，都是“巫汉”“神汉”的别称。张掖跳神的范围很广，凡遇到消灾除难、去病镇邪、求神赐福、看阳宅阴、重大神社等活动，都要请“施公子”或“马角”来跳神。跳时身穿专门的衣帽靴子，手持铜铃、蝇刷、宝剑之类的道具，唱着咒语，大跳特跳。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移风易俗和破除迷信，这一迷信活动基本消失。
  【燎病】这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活动。各县农村普遍风行，多用于“燎病人”。对久治不愈的病人，寄托以“燎病”驱鬼慑邪。请来巫婆子、施公子、马角，点上烧纸，在病人头上绕几圈，嘴里说些怯邪祝福的话。有的把病人四肢捆住乱打，说什么要把“鬼”打走。甚至对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施用所谓“以毒攻毒”的残忍手段，即口里强行灌进“酸辣苦”汤，捆绑四肢，全身盖上被子，不露头脚，紧紧压住“除邪”，有的竟被活活窒息而死。共和国成立以来，虽屡禁止，但个别人家仍有沿袭。
  【重阴阳】修建庄院房屋，要请正一派的道士来看阴阳，丧葬要请道士看风水，认为阴阳正、风水好，晚辈便能出大官、发大财。
  第七节 帮会道门
  【一贯道】〔民国〕30年，武威一商人在天津加入一贯道，奉道首之命，带道徒3人来到武威，6月23日开堂办道，8月传至张掖县。到〔民国〕31年底，在张掖县发展道徒300多人。是年，河南偃师一贯道首来到山丹县陈户村，与一村民办起一贯道。与此同时，由武威发展到张掖的一贯道，传到山丹县城，很快向乡村发展。传至山丹的一贯道又发展到民乐。〔民国〕32年春，一贯道传至临泽、高台，遍布5县。一贯道以“天堂之乐”“地狱之苦”“劫煞之大”“轮回之苦”的说教诱骗群众“入道免劫”，用各种诈骗手段骗取道徒钱财，使道徒上当受骗。1949年8月，张掖县设有一贯道总办事处，统领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各县的一贯道。共和国成立之始，张掖县有一贯道总坛5处，中心坛119处，公共坛540处。一贯道编造谣言，恶毒攻击诽谤党和人民政府，煽动群众对新社会不满，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破坏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给迷信落后的群众造成思想混乱，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剿匪反霸等各项中心工作极为不利。为了消除这一破坏因素，经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张掖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3日宣布，对张掖县一贯道予以取缔。取缔时有道首1647人，道徒13392人。1953年5月，山丹、民乐、临泽、高台4县人民政府宣布取缔一贯道。取缔时4县共有道首3217人，道徒27457人。依法对民愤大、罪恶严重的道首公开进行惩处，所有道徒一律具结退道。
  1953年5月，少数漏网潜逃的道首和一些顽固不化的道徒，串联武威的漏网道首，在阿拉善右旗北窑沟聚会，进行复辟活动，将一贯道改名“中道”潜回张掖，在张掖县甘浚堡等地设地洞、暗室13处，在城关镇设立指挥据点，其活动地区分，布在城关镇9条街，大满乡2个村，甘浚乡4个村，乌江乡4个村。人民政府发现后，经多次打击，予以根除。
  【青红帮】红帮的前身是“哥老会”。辛亥革命前，哥老会是一个反〔清〕组织，是革命党的同盟军。〔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解陕西乾州之围，扰乱〔清〕军后方，甘州哥老会在王良卿的主持下，计划聚众7500人，攻打甘州、山丹、东乐、抚彝，不料事泄，遭到〔清〕军捕杀。〔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张掖哥老会在举行反〔清〕起义时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比较消沉。哥老会改称“红帮”后，蜕变为反动组织。〔民国〕24年，马步芳部驻张掖第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在张掖开设红帮“祁连山堂”，韩起功与密探队长蒋福田亲任堂主。开山聚众时，各县的驻军及警宪官佐大部分到场参加，回去后即在当地军警宪特及地痞流氓中发展红帮，迅速扩展到5000多人，红帮组织遍及张掖各县。各县红帮不敢另立门户，统属“祁连山堂”。张掖红帮追随韩起功、蒋福田之流，为虎作伥，危害人民。1936年红西路军西征进入张掖，作战失利，许多干部战士失散。红帮堂主蒋福田与其他红帮头子组建民团，搜捕残害红军战士，罪恶累累。
  青帮原是控制运河漕运的封建帮派，〔民国〕建立后蜕变为反动组织。〔民国〕20年张掖即有人参加青帮。〔民国〕25年，青帮在张掖县城开设“志明堂”，将各县青帮成员聚拢起来，但人数很少，势力不如张掖红帮，更不敢与韩起功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尚不足百人。
  抗日战争时期，青、红帮结伙，在重庆成立“中国人民运动委员会”，受军统控制。抗战胜利后，青、红帮于〔民国〕35年成立“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由军统特务徐亮任干事长，把持会务，各地青、红帮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国民党张掖县党部在青、红帮内分别设立区分部。蒋福田任红帮区分部书记，青帮头子李树田任青帮区分部委员。〔民国〕37年，张掖红帮头子董文秀担任“中统”张掖通讯小组组长，为“中统”搜集军政情报。1949年9月张掖解放前夕，张掖红帮头子周世样与屈从义组织“西北反共敌后游击队”，企图负隅顽抗。与此同时，张掖青帮头子李树田加入“中统”特务混合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共和国成立后，张掖青、红帮继续活动，制造谣言，煽惑群众，1958年11月被张掖县人民政府宣布取缔，各县的青、红帮成员，在当地公安机关具结退帮。5县时有青帮100人，红帮2327人，其中内八堂、外八堂以上道首28人。
  【皇极会】〔民国〕2年张掖即有皇极会活动。起初传布于张掖县东上秦庙，叫“悄悄会”或“摸鱼道”〔民国〕8年改名“皇极会”。〔民国〕19年改名“皇极归根道”在城乡广泛发展道徒，因香火日盛，于〔民国〕21年将总坛由上秦庙迁入城内小寺庙，后又迁至火神庙。与此同时，向各县发展。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各县均设总坛。〔民国〕26年，各县共有道徒3000多人。〔民国〕27年，张掖县道首买通张掖县长王振纲、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郭永禄为皇极归根道护道，各县亦纷纷效法。〔民国〕28年，王振纲认为皇极归根道的道名欠雅，影响上层人士入道，于是将道名改为“佛教居士林”。各县皇极归根道也随之改为“佛教居士林”，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均当了“护道”。既挂了佛教居士林的牌子，就不能再住在道教的庙宇里，于是张掖县长王振纲将住在广庆寺的同善社赶走，将佛教居士林迁入佛教寺院广庆寺，山丹县长马振声将其从关帝庙迁至发塔寺，高台县长陈世曾将其从玉皇庙迁至圣缘寺，民乐县的皇极归根道原本就在圣天寺，临泽县皇极归根道原在县城一所民宅内，改为佛教居士林后地址也未动。国民党张掖县党部在佛教居士林设第八区分部，在道徒中发展党员30多人。
  〔民国〕31年，中国佛教会行道法师到张掖古佛寺开炉传戒，他发现佛教居士林原是皇极会改名，披着佛教外衣，蛊惑群众，败坏佛教声誉，便在传法大会上提出“打倒佛教居士林，消灭皇极会”的口号。大批皇极会道徒了解真相后，纷纷退道改归佛教，佛教居士林处于消沉状态。行道法师是给蒋介石的母亲看墓的和尚，因而张掖军警政要奈何他不得。为扭转佛教居士林的颓势，便重金聘请同善社传道人员韩真慧来佛教居士林任宏化股主任，并取法名“了苦”，发展他为国民党党员，参加“中统”。韩成为“中统”张掖中心小组成员后，被任命为佛教居士林理事长兼国民党第八区分部书记。韩真慧传道有方，赴山丹、民乐、高台等县传道。〔民国〕36年，佛教居士林内成立“中统”外围组织“防范小组”，韩真慧任组长。张掖解放前夕，佛教居士林在韩真慧的主持下，召集各县道徒参加的大型法会，念经超度为国民党打内战当了炮灰的鬼魂，并发动道众捐款慰劳国民党军队官兵。共和国成立后，皇极会继续活动，发展道徒800多人，还拉拢机关干部入道。1958年7～11月，各县人民政府宣布取缔皇极会。时有道首1141人，道徒4159人。
  【同善社】〔民国〕9年，同善社传入张掖县，社址木塔寺旁的接引殿。同善社是一个综合〔明〕〔清〕以来民间帮会的教义与仪规，标榜儒、释、道三教归一，以慈善组织面目出现的团体，在张掖很快得到发展。〔民国〕10年传入山丹、东乐（即民乐）。在张掖县城设总社堂，蒙荣仁任社长；在山丹县城、东乐及霍城设事务所4处；在东乐的洪水、六坝、南古设事务所3处。〔民国〕28年，张掖县城的同善社被半官方的皇极会赶出广庆寺，迁至关帝庙。1949年以后，同善社继续活动，仍以收道费、护道金的方式敛取钱财，坑害群众。1958年7～11月，被张掖、山丹、民乐县人民政府宣布取缔。时有道首及道职人员187人，道徒2515人。
  【三阳会】又称“白腊会”“三阳教”。〔清〕嘉庆初年首先出现于高台县，后又东传临泽、张掖、山丹、东乐。三阳会本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清〕初因提出“换乾坤”的口号，被清廷视为邪教，严行禁绝，然其秘密传布仍不绝于世。传入张掖后，在各县设坛52处，道徒定期聚会，道职人员外出为民户念经，祈福禳灾，超度亡魂，为人疗病，以此敛取钱财。1958年7至11月先后被人民政府宣布取缔。时有道首及道职人员611人，道徒8462人。
  【大乘会】即“大乘教”，是罗教的别名。〔明〕正德年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所创，故名“罗教”或“罗祖教”。此教系由佛教禅宗临济宗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奉禅宗第一祖达摩为正宗，后又吸收道家的思想，主张“三教同源，万法归一”。后融进白莲教的劫变观，宣扬“世界末日来临”，以此吸引群众入教，求“返本归元”。这样一来，就脱离了禅宗的教旨而成为异端邪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被朝廷查禁，故将“罗教”之名隐去，以大乘会、大乘教、清茶会、大乘门等名称在各地传播。〔民国〕元年传入高台、临泽，〔民国〕3年传入张掖，是年由张掖传入山丹，翌年由山丹传入东乐。主要活动是拜佛诵经，念经送葬，给人燎病，以此劝人入道，骗取钱财。1958年7～11月，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大乘会。5县时有道首及办道人员340人，道徒2354人。
  【聚仙宫】起源于八卦教，是清朝白莲教最有影响的一个支派，由山东单县人刘佐臣于〔清〕康熙初年创立。宣扬“三教归一，收元结果”。〔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卦教与龙华会结合改名“天理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举行反清起义，遭到失败，组织分化，名目繁多，散处各地。聚仙宫、聚仙堂、聚仙道，便是其中一支。嘉庆末年，聚仙道传入安西县。光绪十八年（1892年），安西长头道人马治清来到张掖县崖子（今乌江乡崖子村）塔尔寺，创立聚仙宫，设聚仙堂，设坛传道，发展道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聚仙宫以崖子为中心向外发展，向西发展到临泽、高台，向东发展到山丹、民乐，每县一坛，共发展道徒400多人。〔民国〕25年，将崖子聚仙宫改为“北斗宫”，在民乐县南古设“南斗宫”，继续以“三教归一”为号召，扩大吸收道徒。共和国成立初期聚仙宫继续活动，除聚会敬神外，还为人谢土、立木、安葬、择日，以骗取钱财。1958年7～11月，5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聚仙宫。时有道首152人，道徒576人。
  【瑶池道】又名“普度会”“龙华会”“清净门”。也是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流散出来的一支，但与聚仙宫已无关系。〔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首先传至高台，由于聚仙宫已在崖子站稳脚跟，瑶池道于翌年越过张掖传至山丹，此后再无发展。瑶池道的教义和仪规与聚仙宫基本相同。1958年7月，高台、山丹两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瑶池道。两县时有道首83人，道徒403人。
  【三官堂】是张掖道教正一派道士衍化出来的一个教派。〔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在东乐县南古城设堂立道，以敬天官、地官、水官为主要教义，清朝有发展。〔民国〕以后，由于正一派在各县十分兴盛，三官堂处于消沉状态。1958年7月，民乐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三官堂时，有道首2人，道徒11人。
  【中华理教会】又名“在理教”。创于〔明〕末，〔清〕初传入甘肃。〔民国〕16年，朱儒林在酒泉成立“中华理教会酒泉志静公所”。〔民国〕18年，朱儒林派牛映乔来张掖县设立堂号，名“中华理教会张掖志明公所”，简称“志名堂”。地址南街合永商号楼上，后迁至南会馆。〔民国〕22年，中华理教会为在张掖扩充势力，在关帝庙街购民房一院，对内为“中华理教会”，对外挂“张掖志明堂戒烟公所”的牌子，发展会员，扩大组织。〔民国〕23年，南京设立全国统一的“中华理教会”，各地设立分会。张掖理教会即改为“中华理教会张掖分会”。与此同时，高台县设立“中华理教会高台分会”，山丹县设立“中华理教会山丹分会”。国民党张掖县党部在“中华理教会张掖分会”内设区分部，张掖分会当家赵明兆兼任区分部书记。1958年7～11月，张掖、高台、山丹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中华理教会”。3县时有会员349人，其中当家8人，会长6人，承办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