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西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两大体系，各体系内部又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派。张掖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
  一、汉传佛教
  〔西汉〕初，河西为匈奴占据。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遣霍去病出兵河西征讨匈奴，当时占据张掖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说明〔西汉〕武帝以前张掖一带就有佛教流传。
  〔西汉〕武帝开通西域后，佛教开始由西域大量传入内地。原先居住在张掖的大月氏人西迁，信仰佛教，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最早向中国传播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史书对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记载。〔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大月氏人支类迦谶到洛阳，翻译大乘佛经。〔东汉〕明帝时，派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景泰、博士弟子王遵至大月氏国，取回佛经42章，用白马驮回洛阳，建白马寺。带回《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这些往来的使者和僧人曾驻足张掖，对张掖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兴盛和发展时期，期间甘肃曾建立〔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割据政权。这些国家政权都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治所张掖）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寺塔。”说明当时佛教在张掖处于发展和兴盛时期。
  两〔晋〕〔南北朝〕是翻译佛经最有成就的重要时期。甘肃的凉州、敦煌曾是当时北方翻译佛经和传播佛经的中心地区之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传教人有竺法护、帛远、佛图澄、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等。他们翻译大量佛经，培养大批佛学弟子，为佛教在其他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昙无谶，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公元401年，张掖临松人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政权后，请在敦煌的昙无谶来张掖译经，厚加优待，后迁至姑，先后译佛经24部、151卷。他的译文，河西享有盛名的高僧僧朗称赞他“临译谨慎，殆无遗隐，搜研正本，务存经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两〔晋〕〔南北朝〕时期，西行取经活动也较盛行。〔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东晋〕高僧法显率同学四人西行取经至张掖，受到凉州牧段业的接待，与张掖著名僧人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相遇，欣为同志，共夏坐3个月。并随法显西去取经。其中智严、宝云曾先后两次去天竺取经，回归后翻译多部佛经。此间，去西域取经的还有沮渠京声，回归后译出《禅要》。
  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营造石窟、寺庙。张掖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马蹄寺现存70多座石窟中，有9处是这一时期营造；文殊寺现存千佛洞，建于北魏；北周武帝时，张掖太守李穆之在张掖城内建九级木塔。
  〔隋〕〔唐〕时期，张掖佛教达到鼎盛时期。〔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有僧尼相随，所过州县均巡视大寺，赐钱修葺。还命随行名僧慧乘为高昌王讲《金光明经》。隋时，扩建张掖木塔寺，在临松山继续开凿石窟；翻译佛经继续盛行，时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唐朝，佛教兴盛。贞观十八年（644年），唐玄奘西行取经回归路过张掖，受到甘州刺史、张掖县令和僧俗群众数千人迎接，在张掖瞻仰寺院，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影响很大。
  安史之乱后，张掖为吐蕃所据。吐蕃信佛，支持佛教发展。吐蕃高僧法成曾在张掖建寺讲经。〔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在敦煌起义，大中四年（850年），收复河西、陇右十一州。张议潮尊崇佛教。助张议潮有功的吐蕃僧人洪巩被唐玄宗敕封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河西都僧统。”
  〔唐〕末至〔宋〕初，张掖为回鹘所据。回鹘信佛，与中原王朝有关佛事的交往很多。据《甘州府志》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又遣僧献佛牙宝器。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甘州回鹘遣尼法仙来朝，遣翟大秦俱入贡马。宋徽宗时，在民乐六坝敕建圆通寺。
  公元1028～1226年，张掖为西夏统治。〔西夏〕王李元昊“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崇尚佛教。〔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在张掖建迦叶如来寺（即今大佛寺）。在临松山和文殊山继续开凿石窟，今存马蹄寺石窟中，有〔西夏〕时的3窟。
  元朝，推崇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寺院虽仍存在，但有的变为藏传佛教寺院，如张掖的大佛寺，肃南的马蹄寺。为加强对佛教事业的管理，〔元〕至顺元年（1330年），立甘肃路广教总管府，管理佛教事务。
  明朝，推崇和扶持汉传佛教，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管理各地寺院。这一时期，张掖重建和新建寺庙20多座，如张掖市的大佛寺、万寿寺、普门寺、慈云精舍、崇庆寺、白塔寺、古佛寺等；山丹县的胜泉寺、地藏寺、发塔寺、观音寺、土佛寺、马喝喇寺、西山寺、云台寺、钟山寺、广化寺等；高台县的普济寺、胜缘寺、西山寺等；民乐县的圣天寺、隆教寺、景会寺、圆通寺等；临泽县的圆通寺；肃南县的马蹄寺等。明朝还大量刻印佛经，颁赐各大寺院。〔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颁赐张掖大佛寺《永乐北藏》一部，共350种，685函，3584卷，今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明朝镇守甘肃太监王贵召集僧人用泥金书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华严经》《圣王经》以及《大唐西域记》更为珍贵。
  清朝，偏重藏传佛教。在张掖设立僧纲司，各县设立僧会司，管理佛教事务。汉传佛教又重建和新建一些寺院，藏传佛教寺院建得较多。
  〔民国〕时期，张掖汉传佛教兴盛。〔民国〕初年，掌管汉传佛教的机构仍沿袭清制，如设在大佛寺的僧正司，由通仙和尚、光戒和尚担任僧正司的僧官。〔民国〕8年（1919年）撤销僧正司，各县成立佛教协会，管理佛教事务。〔民国〕28年佛教协会改组为理事会。〔民国〕31年，全国佛教界著名心道法师来张掖传法，在古佛寺开炉，参加受戒的有西北5省的和尚及佛教徒3000多人，其中张掖有100多人，成为张掖佛教盛事。
  二、藏传佛教
  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西藏，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至13世纪后半期形成藏传佛教。后传播到青海、甘肃、四川藏族地区和蒙古高原。元朝传入张掖，〔明〕〔清〕时兴盛，〔民国〕时期衰落。今区内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信仰民族有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人口占地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以上，皆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
  公元13世纪，〔元〕统一中国后，推崇藏传佛教。〔元〕中统元年（1260年），元太祖忽必烈即位后，召西藏萨迦派第五世法王八思巴至大都（今北京），封为国师，赐玉玺，兼管总制院，管理藏族地区行政事务；八思巴为忽必烈夫妇施灌顶礼。八思巴到大都以前，曾在武威住10年之久，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对张掖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据《新修张掖县志》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下诏，命投降元朝的南宋恭帝赵㬎“学佛于吐蕃”“时㬎年十八岁，尚公主（赵㬎妻）以嫌疑诏为僧，金太后（赵㬎母）同来甘州，驻大，佛寺”。赵㬎到张掖，学会吐蕃文，翻译《因明入正论》《百法明门论》等佛经，被尊为“合尊大师”。居住肃南祁丰区藏族的先民是〔元〕时奉命从西康而来，后变兵为民，定居祁丰卯来泉、磁窑口、甘黄坝三山口。他们信仰、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修建寺院。据《文殊山元太子碑铭》记载，元太子南塔失曾驻军此山，重修文殊寺。
  明朝，张掖藏传佛教兴盛，大建寺院，规模宏大，僧众人数大增，与西藏佛教交往日增。在今肃南县中部藏族聚居区重修马蹄寺。《甘州府志》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土人依山置禅堂，十四年敕赐“普光寺”……至〔明〕始著，番僧至五六百人”。西部祁丰区藏族聚居区，修建文殊寺大经堂、西藏寺、佘年寺。东部藏族聚居区泱翔乡，〔明〕万历年间修建唐仁寺（即今沙沟寺）。肃南裕固族聚居区大河区水关乡在明初修建慈云寺，在西水关外修建古佛寺。
  〔明〕万历年间，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马蹄寺、文殊寺朝拜，讲经说法，盛况空前。《甘州府志》记载，明朝甘州高僧班丹藏卜，被明太宗“赐号‘灌顶静觉宏济大国师’予金印，入觐赐赉甚厚，帝亲制偈赞，以宠异之”。
  清朝前期，张掖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建不少寺院。在今肃南县裕固族聚居区，顺治年间建起景耀寺，雍正年间修建长沟寺，以后又陆续修建康隆寺、红湾寺、莲花寺、明海寺。在东部今皇城区铧尖藏族乡修建上、下江让寺。康熙年间，重修马蹄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仁皇帝赐给马蹄寺“青莲筏”匾额，金镶紫檀塔一座。乾隆时，赐龙袍1件，马鞍1副。甘州西来寺高僧阿札木苏，受到康熙皇帝召见，赐号“普觉静修国师”“使统领番汉僧众归甘州，教南山一带黄黑番彝”。之后三年，阿札木苏向康熙供奉，香、马，又赐红字藏经108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阿札木苏在张掖慈云精舍处建楼五楹，作藏经之所。之后，又重修西来寺下属寺院崇庆寺、普宁寺、保安寺、向里寺。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逐渐衰落。但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到〔民国〕38年，张掖已有藏传佛教寺院27座，有活佛11人，住寺僧人400余人，藏传佛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