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张掖是一个多宗教地区，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各教传入区内历史悠久，佛教2000年左右，道教1700年，伊斯兰教1300多年，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传入并得到较快发展。信仰汉传佛教和道教的主要是汉族。但在汉族中，信鬼神的人不少，真正信教的人不多。到20世纪90年代，全区信仰汉传佛教的有4000多人，信仰道教的有200多人；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裕固族、藏族、蒙古族和土族。〔中华民国〕前有信教群众6000多人，现有1.7万多人，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和维吾尔族，〔民国〕时期有信教群众1000多人，今有3000多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是汉族，〔民国〕时期信仰天主教的有6000多人，今有5200多人；信仰基督教的原有200多人，今有350多人。到90年代，全区信仰宗教的近3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2.6％。1950年，全区有寺观教堂100多座，今批准开放的有37座。
  第一节 佛教
  〔西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两大体系，各体系内部又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派。张掖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
  一、汉传佛教
  〔西汉〕初，河西为匈奴占据。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遣霍去病出兵河西征讨匈奴，当时占据张掖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说明〔西汉〕武帝以前张掖一带就有佛教流传。
  〔西汉〕武帝开通西域后，佛教开始由西域大量传入内地。原先居住在张掖的大月氏人西迁，信仰佛教，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最早向中国传播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史书对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记载。〔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大月氏人支类迦谶到洛阳，翻译大乘佛经。〔东汉〕明帝时，派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景泰、博士弟子王遵至大月氏国，取回佛经42章，用白马驮回洛阳，建白马寺。带回《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这些往来的使者和僧人曾驻足张掖，对张掖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兴盛和发展时期，期间甘肃曾建立〔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割据政权。这些国家政权都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治所张掖）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寺塔。”说明当时佛教在张掖处于发展和兴盛时期。
  两〔晋〕〔南北朝〕是翻译佛经最有成就的重要时期。甘肃的凉州、敦煌曾是当时北方翻译佛经和传播佛经的中心地区之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传教人有竺法护、帛远、佛图澄、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等。他们翻译大量佛经，培养大批佛学弟子，为佛教在其他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昙无谶，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公元401年，张掖临松人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政权后，请在敦煌的昙无谶来张掖译经，厚加优待，后迁至姑，先后译佛经24部、151卷。他的译文，河西享有盛名的高僧僧朗称赞他“临译谨慎，殆无遗隐，搜研正本，务存经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两〔晋〕〔南北朝〕时期，西行取经活动也较盛行。〔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东晋〕高僧法显率同学四人西行取经至张掖，受到凉州牧段业的接待，与张掖著名僧人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相遇，欣为同志，共夏坐3个月。并随法显西去取经。其中智严、宝云曾先后两次去天竺取经，回归后翻译多部佛经。此间，去西域取经的还有沮渠京声，回归后译出《禅要》。
  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营造石窟、寺庙。张掖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马蹄寺现存70多座石窟中，有9处是这一时期营造；文殊寺现存千佛洞，建于北魏；北周武帝时，张掖太守李穆之在张掖城内建九级木塔。
  〔隋〕〔唐〕时期，张掖佛教达到鼎盛时期。〔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有僧尼相随，所过州县均巡视大寺，赐钱修葺。还命随行名僧慧乘为高昌王讲《金光明经》。隋时，扩建张掖木塔寺，在临松山继续开凿石窟；翻译佛经继续盛行，时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唐朝，佛教兴盛。贞观十八年（644年），唐玄奘西行取经回归路过张掖，受到甘州刺史、张掖县令和僧俗群众数千人迎接，在张掖瞻仰寺院，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影响很大。
  安史之乱后，张掖为吐蕃所据。吐蕃信佛，支持佛教发展。吐蕃高僧法成曾在张掖建寺讲经。〔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在敦煌起义，大中四年（850年），收复河西、陇右十一州。张议潮尊崇佛教。助张议潮有功的吐蕃僧人洪巩被唐玄宗敕封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河西都僧统。”
  〔唐〕末至〔宋〕初，张掖为回鹘所据。回鹘信佛，与中原王朝有关佛事的交往很多。据《甘州府志》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又遣僧献佛牙宝器。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甘州回鹘遣尼法仙来朝，遣翟大秦俱入贡马。宋徽宗时，在民乐六坝敕建圆通寺。
  公元1028～1226年，张掖为西夏统治。〔西夏〕王李元昊“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崇尚佛教。〔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在张掖建迦叶如来寺（即今大佛寺）。在临松山和文殊山继续开凿石窟，今存马蹄寺石窟中，有〔西夏〕时的3窟。
  元朝，推崇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寺院虽仍存在，但有的变为藏传佛教寺院，如张掖的大佛寺，肃南的马蹄寺。为加强对佛教事业的管理，〔元〕至顺元年（1330年），立甘肃路广教总管府，管理佛教事务。
  明朝，推崇和扶持汉传佛教，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管理各地寺院。这一时期，张掖重建和新建寺庙20多座，如张掖市的大佛寺、万寿寺、普门寺、慈云精舍、崇庆寺、白塔寺、古佛寺等；山丹县的胜泉寺、地藏寺、发塔寺、观音寺、土佛寺、马喝喇寺、西山寺、云台寺、钟山寺、广化寺等；高台县的普济寺、胜缘寺、西山寺等；民乐县的圣天寺、隆教寺、景会寺、圆通寺等；临泽县的圆通寺；肃南县的马蹄寺等。明朝还大量刻印佛经，颁赐各大寺院。〔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颁赐张掖大佛寺《永乐北藏》一部，共350种，685函，3584卷，今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明朝镇守甘肃太监王贵召集僧人用泥金书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华严经》《圣王经》以及《大唐西域记》更为珍贵。
  清朝，偏重藏传佛教。在张掖设立僧纲司，各县设立僧会司，管理佛教事务。汉传佛教又重建和新建一些寺院，藏传佛教寺院建得较多。
  〔民国〕时期，张掖汉传佛教兴盛。〔民国〕初年，掌管汉传佛教的机构仍沿袭清制，如设在大佛寺的僧正司，由通仙和尚、光戒和尚担任僧正司的僧官。〔民国〕8年（1919年）撤销僧正司，各县成立佛教协会，管理佛教事务。〔民国〕28年佛教协会改组为理事会。〔民国〕31年，全国佛教界著名心道法师来张掖传法，在古佛寺开炉，参加受戒的有西北5省的和尚及佛教徒3000多人，其中张掖有100多人，成为张掖佛教盛事。
  二、藏传佛教
  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西藏，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至13世纪后半期形成藏传佛教。后传播到青海、甘肃、四川藏族地区和蒙古高原。元朝传入张掖，〔明〕〔清〕时兴盛，〔民国〕时期衰落。今区内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信仰民族有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人口占地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以上，皆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
  公元13世纪，〔元〕统一中国后，推崇藏传佛教。〔元〕中统元年（1260年），元太祖忽必烈即位后，召西藏萨迦派第五世法王八思巴至大都（今北京），封为国师，赐玉玺，兼管总制院，管理藏族地区行政事务；八思巴为忽必烈夫妇施灌顶礼。八思巴到大都以前，曾在武威住10年之久，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对张掖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据《新修张掖县志》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下诏，命投降元朝的南宋恭帝赵㬎“学佛于吐蕃”“时㬎年十八岁，尚公主（赵㬎妻）以嫌疑诏为僧，金太后（赵㬎母）同来甘州，驻大，佛寺”。赵㬎到张掖，学会吐蕃文，翻译《因明入正论》《百法明门论》等佛经，被尊为“合尊大师”。居住肃南祁丰区藏族的先民是〔元〕时奉命从西康而来，后变兵为民，定居祁丰卯来泉、磁窑口、甘黄坝三山口。他们信仰、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修建寺院。据《文殊山元太子碑铭》记载，元太子南塔失曾驻军此山，重修文殊寺。
  明朝，张掖藏传佛教兴盛，大建寺院，规模宏大，僧众人数大增，与西藏佛教交往日增。在今肃南县中部藏族聚居区重修马蹄寺。《甘州府志》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土人依山置禅堂，十四年敕赐“普光寺”……至〔明〕始著，番僧至五六百人”。西部祁丰区藏族聚居区，修建文殊寺大经堂、西藏寺、佘年寺。东部藏族聚居区泱翔乡，〔明〕万历年间修建唐仁寺（即今沙沟寺）。肃南裕固族聚居区大河区水关乡在明初修建慈云寺，在西水关外修建古佛寺。
  〔明〕万历年间，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马蹄寺、文殊寺朝拜，讲经说法，盛况空前。《甘州府志》记载，明朝甘州高僧班丹藏卜，被明太宗“赐号‘灌顶静觉宏济大国师’予金印，入觐赐赉甚厚，帝亲制偈赞，以宠异之”。
  清朝前期，张掖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建不少寺院。在今肃南县裕固族聚居区，顺治年间建起景耀寺，雍正年间修建长沟寺，以后又陆续修建康隆寺、红湾寺、莲花寺、明海寺。在东部今皇城区铧尖藏族乡修建上、下江让寺。康熙年间，重修马蹄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仁皇帝赐给马蹄寺“青莲筏”匾额，金镶紫檀塔一座。乾隆时，赐龙袍1件，马鞍1副。甘州西来寺高僧阿札木苏，受到康熙皇帝召见，赐号“普觉静修国师”“使统领番汉僧众归甘州，教南山一带黄黑番彝”。之后三年，阿札木苏向康熙供奉，香、马，又赐红字藏经108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阿札木苏在张掖慈云精舍处建楼五楹，作藏经之所。之后，又重修西来寺下属寺院崇庆寺、普宁寺、保安寺、向里寺。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逐渐衰落。但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到〔民国〕38年，张掖已有藏传佛教寺院27座，有活佛11人，住寺僧人400余人，藏传佛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 道教
  道教在张掖的传播历史悠久，兴于唐朝，至清朝渐趋衰微。道教对张掖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至今在群众中仍有一定活动。
  道教未正式形成前，殷商时代的卜筮，〔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西汉〕时期黄老之术，都对张掖产生过很大影响，地方志中有不少记载，民间有很多传说。《河西志》引《木屋秘本》记载“黄帝访广成子于北崆峒不遇，乃西涉雪山，过山丹焉支，披荆棘草木，直至西崆峒”。流传广成子为黄帝时代的仙人，后被道教奉为尊神。黄帝访道广成子于西崆峒。据考，西崆峒即高台县天城东的黑山，有黄帝问道处。《史记》本传记载，老子西游，应函谷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五千言，后乘青牛西行至流沙之西，不知所终。〔东晋〕时，张掖建北凉，至〔北魏〕太延五年，鲜卑人拓跋焘，攻灭〔北凉〕，建立鲜卑人和汉族人组成的大国，拓跋焘兴道灭佛，信任道士寇谦之，奉道教为国教，全力推行道教。在他的影响下，甘肃一批道教宫观纷纷建立，张掖同样受到影响。
  唐朝，由于朝廷的推崇，道教在张掖兴盛。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笃信道教，好神仙方术，令诸州各建宫观1座，这时张掖建起道教宫观。〔唐〕太宗李世民，自称为“老子后裔”，大兴道教。〔唐〕玄宗开元初年，令全国州郡设开元观，张掖又建起1座道观。开元二十九年，又令诸州郡各置玄元皇帝庙1所，张掖建起第3座道观。
  宋朝，张掖为〔西夏〕所据，道教继续发展。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4年），张掖城内修建文庙。李仁孝时期（1140～1193年）在黑河沿岸修建上、中、下3座龙王庙，又建羊头神庙。
  元朝，右丞相脱脱布施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庙，还修建文昌宫、天驷庙等。
  明朝崇奉道教，张掖道教重新发展，大修宫观。洪武年间，朱元璋第十四子朱楧为肃庄王，镇守甘肃（住甘州）。朱楧笃信道教，在元朝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庙的旧址建殿宇3楹，祀真武神像。明朝修建的主要宫观：张掖市有三清殿、玉皇阁、城隍庙、魁星阁、西武当庙、旗纛庙、二郎庙、东岳庙、西岳庙、关帝庙、药王庙、公输楼、八腊庙、马神庙、火神庙、吕祖宫等20多座；山丹县有文庙、武庙、关帝庙、雷坛庙、文昌庙、元帝庙、玄帝庙、城隍庙、东岳庙等；临泽县有无量庙、关帝庙、玉皇阁、仙姑庙等；民乐县有真武庙。张掖在玉皇庙内设道会司。据《甘州府志》记载，明朝著名道士张三丰，曾云游张掖，一住10年，传播道教，建起西、北、南武当山宫观，后人在张掖城西门内建三丰真人庵祀之。继张三丰之后，德高望重的全真派内丹道长康抱真，住张掖城三皇庙传内丹法。〔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皋兰正一派著名道士康道宁来张掖，住佑善观西星垣，阐演道教，道化大兴，羽化后道众建素鹤祠祀之。由此，正一派在张掖盛行。正一派道士不出家，因而又称“俗家道士”；他们以符篆和斋醮为主要活动方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张掖道教的主流。
  清朝以后至〔民国〕时期，道教衰微。但道教长期影响，重修和新修宫观不少，张掖道教宫观遍布城乡，民间祈祷斋醮仍在继续。道教的一些活动规矩也形成一种普遍习俗。〔民国〕28年（1939年），张掖县成立道教会，会址仙姑庙，陈又新任理事长，陈存善任常务理事，杨理志、周殿臣、蒋万隆任理事，周永慧任常务监事，朵毓芝、刘教彬任监事。
  第三节 伊斯兰教
  张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人口3100多人。
  伊斯兰教传入张掖始于唐朝，元朝是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清〕时，已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唐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不久，就传入中国。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永徽二年（651年）八月，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到中国，在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哈里发建国情况、习俗和伊斯兰教情况。中国伊斯兰教史家就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当时，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要通过陆、海两路。陆路是从阿拉伯半岛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再经甘肃或青海到长安。〔唐〕〔宋〕时期，陆路即丝绸之路畅通，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和波斯人不绝于途。张掖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来张掖经商和落居者不少。据金吉堂《中国回回教史研究》说，〔唐〕时，河西富甲天下，各地商贾，包括波斯、阿拉伯商人，在河西诸郡互市，“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汉姓，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五代〕后晋时，公元942年，大食作家宾墨在中国游历至河西时，把山丹说为“中国王城”，可见当时河西中外贸易之盛，穆斯林商人也不少。据《肃州新志》记载，〔宋〕时回回据今高台骆驼城。说明〔宋〕时有穆斯林居张掖。这部分在张掖经商和留居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伊斯兰教在张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元朝，成吉思汗西征，征服阿拉伯、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把大批阿拉伯、波斯、中亚人遣发东迁，被编为“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1272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屯聚河西，从事农业生产。元朝，张掖为甘肃行省的省会，因当时回回人很多，元王朝曾先后任命回回人兀伯都剌、麦术丁、合散和哈珊为甘肃行省的平章政事，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元〕初来甘州时，发现有一部分伊斯兰教徒。由此可说，元朝是伊斯兰教在张掖大发展时期。
  〔清〕康熙十年（1671年），在张掖城西门内建立伊斯兰教清真寺，乾隆年间，迁至北大街；同时，在山丹县城南关也建起清真寺。形成教坊制度，即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互不隶属、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的宗教组织。经堂教育兴起，招收“满拉”培养宗教职业人员。内部教派分化，门宦纷杂。〔清〕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把张掖的回民迁移到兰州一带，清真寺被毁，河西“回多于汉”的局面不复存在。〔民国〕时期，又陆续从其他地区迁入一部分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张掖南关、山丹南关、民乐西门、高台东关、临泽新华、肃南白庄子相继建起清真寺。
  第四节 天主教
  张掖天主教，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清〕光绪八年（1882年），罗马教廷派比利时圣母会神父韩默理带领教士接管甘肃天主教教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陇西和河西一带成立兰州教区。〔民国〕12年（1923年），德国圣言会主教濮登博接管兰州教区。〔民国〕35年（1946年），甘肃天主教分为3个教区，即兰州总主教区、天水主教区、平凉主教区。兰州总主教区直辖兰州、武威、张掖、陇西4个总铎区。张掖总铎区总铎为钱中安（德籍）、杨立伯，有外籍神父7人，华籍神父5人。从光绪至〔民国〕年间，各县修建教堂21座，教徒6000多人。
  第五节 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张掖，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至共和国成立前夕，张掖有基督教4个派别，教徒200多人，有教堂1座，聚会活动点4处。基督教4个宗派传入张掖的情况是：
  （一）内地会 是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戴德（生于1865年）创立。〔清〕末〔民国〕初时，由英籍传教士传人张掖，在张掖城区设立福音堂。〔民国〕6年（1917年），兰州内地会所办勃德恩医院的高金城牧师来张掖，设立福音医院，布道行医，并在张掖城区五凤楼对面购地建立教堂。高金城牧师是一位爱国人士，主持正义。1937年，他受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彭家伦、朱良才的委托来张掖，以行医为掩护，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红军200多人。1938年2月3日，被马步芳驻张掖第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秘密杀害。高金城牧师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1951年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1940年，英籍牧师胡敬洁来张掖主持内地会教务，之后英籍牧师马良箴夫妇来张掖主持教务。1950年，外籍牧师撤走后，由中国籍牧师刘颂三主持教务，当时有教徒60多人。
  （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9世纪40年代创立于美国，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33年，德国人艾方伯（又名“艾约翰”）带领河南人赵希亮来张掖创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发展教徒，在张掖南街设立教会，先后由孙瑞庆、樊重生、邵新民、孙得仁任牧师。1947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迁到北街，设长老1人（陈树华），执事3人（郭灵、邵继康和王仙亭）。1950年，谭维伦来张掖主持教务，后任教师。当时有教徒70多人。张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属基督复临安日会西北联合会甘、宁、青区会兰州支会领导，接受美国教会的津贴。
  （三）中华基督教会 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批相近宗派在中国共同设立的联合性教会。主要由英、美、加、澳、新等国之传教“差会”在中国所设教会联合而成。张掖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1943年，由本地人任明卿倡导，联系内地会教徒韦生耀、傅德珍、王重清、李柏林、李福生等创办张掖中华基督教会。后在今青年西街买房，成立教会，任明卿任理事长，韦生耀、傅德珍任长老，李福生、李柏林、王重清任执事。1950年，王泽生任长老，李福生、李雪、吴鹤枝3人任执事。有教徒100多人。
  1948年，酒泉中华基督教会教徒刘德胜到高台县传教，1949年建立“中华基督教会高台分会”，发展教徒40多人。共和国成立后停止活动。
  （四）耶稣家庭 是2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基督教社团。由山东人敬奠瀛创立。1939年，兰州耶稣家庭长老李明耀派李子刚在张掖传教。1943年，在张掖小满乡满家庙设立1处耶稣家庭聚会点，由阎尚义、张自中主持教务。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时，耶稣家庭自行解散，停止活动。
  〔民国〕时期，张掖基督教4个宗派中，除中华基督教会为本区教徒自办外，其余3个宗派都被西方教会和他们的“差会”所控制，接受国外津贴。
  第六节 宗教工作
  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受到尊重和保护。1951年开始，天主教、基督教开展以“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1952年和1954年，张掖县成立天主教“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和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两教开始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规定，政府正式接管教会学校、医院和各种慈善机构。征收佛、道教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分给少地和无地农民。结合抗美援朝和镇反、土改，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组织学习党的政策、国家法律和国际国内时事，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要求宗教人士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宗教活动；号召参加劳动生产，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团结宗教界代表人士，组织参加社会活动和出外参观考察，开阔眼界，认识形势；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坏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依法惩办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基督教撤走外国教牧人员，停止接受外国差会津贴。从而使宗教工作出现安定和谐的局面。1957年前，全区有清真寺3处，道教庙观25处，基督教堂6处，佛教寺院55处，有阿訇5人，道士400人，长老6人，活佛11人，僧人650人，神父3人，修士修女26人，教牧师8人。
  1958年，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等教中开始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宗教中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宗教工作遭到破坏。在反对宗教特权和反封建斗争中，发生扩大化错误，捕办、关押和处理一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干扰。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被关闭，其中大部分寺庙、道观被拆除或改作他用。1961、1962年，虽经贯彻“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纠正一些错误做法，但很不彻底。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党的宗教政策被否定，宗教工作被取消，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错误地把宗教信仰当作政治问题，拆毁和关闭“文革”前开放的寺观庙院，宗教界人士逼迫还俗，很多被打成“牛鬼蛇神”，列为“专政对象”，遭受不白之冤，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破坏，造成很大损失。
  1978年以后，恢复和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工作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逐步走上正常轨道。首先，对93名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经济上给予补助。妥善处理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和反封建斗争中的遗留问题。第二，批准开放37处宗教活动场所，即：汉传佛教寺院10座（张掖市西来寺，山丹县大佛寺、钟山寺，民乐县圣天寺、童子寺、青龙寺、圆通寺，高台县梧桐泉寺及黑泉永丰村佛教活动点，临泽县仙姑寺）；藏传佛教寺院6座（马蹄寺、沙沟寺、文殊寺、康隆寺、长沟寺、明海寺）；道教庙1座（张掖市道巷庙）；伊斯兰教寺6座（张掖南关清真寺，山丹南关清真寺，民乐西关清真寺，肃南县墩台子清真寺，皇城东滩清真寺，高台县骆驼城清真寺）；天主教堂和活动点11处（张掖市城区、新墩乡园艺、花儿村、和平乡四号村、梁家墩乡六号村、长安乡上四闸村、沙井乡上寨村，山丹县甘泉子、徐家盘山，民乐县杨坊，高台县正远乡太安村）；基督教堂2处（张掖市城区、火车站）。各级政府拨款90万元修缮一批宗教活动场所。落实宗教房产政策，清退原房223间和果园、坟地、宗教用品。第三，恢复和建立宗教团体组织11处，即：6县（市）佛教协会，张掖市道教协会，山丹县、张掖市伊斯兰教协会、张掖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各寺院普遍选举成立民主管理组织。第四，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对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热心社会主义建设，在宗教界和当地群众中有威望的34位上层人士给予安排工作。其中：推选安排为全国佛协、道协理事、常务理事3人（肃南明海寺活佛郎进荣、长沟寺活佛杨兴华和张掖市正一派道士孙、多福）；安排为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4人（刘续禅、秦道吉、黄皂巴、李自成）、省道协副会长1人（孙多福）、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1人（马钰）、省天主教爱国会常委1人（张尔巽）、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3人（谭维伦、王泽生、包全恩）；安排为省、县（市）政协委员21人。第五，协助宗教团体处理好宗教事务。为了尊重藏传佛教的信仰和教规，1993、1994年，分别寻访认定沙沟寺第九世活佛唐让嘉哇和马蹄寺第七世活佛阿其堪布的灵童，举行第十世唐让嘉哇和第八世阿其堪布活佛坐床仪式。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80年代以来，各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逐步建立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对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政策和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1988年开始，对全区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实行定员、定额管理制度，制定宗教活动场所常住和活动人员管理办法。1994年，按照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规定，对全区37处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登记，颁发证书，宗教事务纳入法制轨道。
  宗教界热心社会主义建设。通过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调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使宗教逐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他们积极参加全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工作。各宗教开展生产自养活动，创办一些公益事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发掘整理宗教史料、宗教艺术，保护宗教文物。山丹大佛寺主持觉慧，远涉苏杭、香港等地，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1995年在“文革”时期破坏的寺院废墟上重新建造起七转九式九层之高的大雄宝殿及其观音殿、天王殿、地藏殿、名中楼、藏经殿、念经堂等。宝殿通高45米，坐佛高39.6米。寺院占地面积400亩。
  设置宗教管理机构。40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宗教工作，设置宗教管理机构，配备宗教工作干部，保障宗教事务正常开展。1949～1980年，地区宗教事务由地委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1981年3月，设立行署宗教事务处。1983年11月，撤销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行署宗教事务处，设立行署民族宗教处。1990年4月，撤销民族宗教事务处，分设宗教事务处，与恢复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合署办公。
  各县（市）1983年前，宗教事务由县委统战部管理（未设统战部的县由县委办公室代管）。1984年以后，各县（市）人民政府分别设立民族宗教科。至1995年，地、县（市）宗教专职干部22人。全区有信教群众3万多人，经登记备案的教职人员156人，其中：汉传佛教比丘（和尚）53人，比丘尼（尼姑）26人；藏传佛教活佛2人，僧人52人；道教全真派道士1人，正一派道士3人（不包括一般道士）；基督教长老2人，教师1人；天主教神父1人，修士1人，修女2人；伊斯兰教阿訇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