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新闻管理体制
  〔清〕末〔民国〕初，北平、上海出版发行的《申报》《大公报》传入张掖。继而《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扫荡报》《和平日报》《兰州日报》等相继传入。〔民国〕19年（1930年），国民党军官马仲英在张掖创办《甘州民声报》。其后，国民党张掖县党部、三青团张掖分团部、国民党民乐县党部和三青团民乐分团部干事会分别创办《祁连周刊》《甘州民报》《金山民报》，主要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和“三民主义”。在管理体制上接受创办单位的组织领导，同时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统一管理。
  1949年9月张掖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将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街头张贴宣传，同时在中共张掖地委和各县县委的领导下，创办油印《新闻简报》《广播快报》。1957年3月15日，创办中共张掖地委机关报《河西报》；各县委将原办的《广播快报》改办为县委机关报，1960～1961年相继停办。1987年，中共张掖地委创办《张掖报》，为地委机关报。这些新闻报纸，均由地、县（市）委宣传部门负责管理，报经省新闻出版机关批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张掖地、县（市）委宣传部，加强新闻舆论的宏观管理，先后制定《报刊、广播、电视审读、审听、审视制度》《新闻宣传通报制度》《新闻工作重大事项书面报告制度》《新闻发布会统一管理制度》以及新闻通气会制度，使新闻宣传活动逐步纳入正轨。
  二、新闻机构
  （一）报社
  〔民国〕中、后期以来，区内组建新闻出版单位10家，其中〔民国〕后期4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家。
  【甘州民声报社】〔民国〕19年（1930年），国民党马仲英部第二次进入河西，占据张掖以西各县，成立甘、宁、青联军总司令部和河西省行政委员会，自任总司令和主席，令宣教处组建“甘州民声报社”。社址张掖城内大衙门院内，经费由供给处拨支。报社下设编辑、记者、缮写、印刷等。
  【甘州报社】〔民国〕21年（1932年），国民党张掖县党部创办，初期每周编印1期石印小报《祁连周刊》。翌年改为《甘州报》，社长由国民党张掖县党部书记长兼任，经费由张掖县政府拨支。社长下设总编、记者、缮写、印刷等部。〔民国〕28年（1939年）关闭。
  【甘州民报社】三青团张掖分团部于〔民国〕31年（1942年）创建，社长由三青团张掖分团部干事长兼任，下设编辑、记者等。到〔民国〕36年（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甘州民报社由国民党张掖县党部接管，改名“诚报社”，不久即关闭。
  【金山民报社】国民党民乐县党部和三青团民乐县干事会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在《民乐周报》的基础上创建，下设编辑、记者、缮写数人，经费由民乐县政府支付，不久关闭。
  【张掖县报社】中共张掖县委于1956年6月组建，社址县委机关院内。报务分采编、缮写、印刷、发行等室。1957年初撤销。
  【山丹报社】中共山丹县委于1956年3月组建，社址县委机关院内，经费由县财政拨支。1959年夏撤销报社，改为《山丹简报》编辑部。
  【临泽报社】中共临泽县委于1956年4月组建，经费由县财政拨支，1958年撤销。
  【河西报社】中共张掖地委于1957年3月组建，地委宣传部、秘书处、农工部、财贸部、文教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为编委会成员。下设农业、工交、文教、财务、后勤等5个组和印刷厂，经费由地区财政拨支。1962年3月撤销。
  【张掖报社】中共张掖地委于1986年秋组建，由地委宣传部管理，社址地委机关院内。下设编辑部、通采部、广告经营部、办公室和印刷厂。
  【张掖广播电视报社】张掖地区广播电视局于1993年8月组建，社址地区广播电视局。1995年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为国内正式报刊。
  （二）省报驻张掖记者站 1957年秋，张掖专区机关由酒泉迁来张掖，《甘肃日报》驻张掖记者站随之迁张。1958年，《甘肃日报》记者站和甘电台记者站合并成立“新闻公社”。1962年元月，原张掖专区分设为武威、酒泉、张掖3个专区，“新闻公社”随之解体。1968年秋，《甘肃日报》社和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恢复在张掖地区的记者站。1995年9月，《甘肃经济日报》社在张掖地区设立记者站。
  三、新闻队伍
  〔民国〕时期，张掖报刊时断时续，新闻采编的人员很少，最多时不足10人，为报纸撰稿者更是寥寥。共和国成立后，贯彻党的“群众办报”方针，新闻报纸出版业逐步发展，新闻队伍不断壮大。
  （一）专职采编人员 1956年，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县创办县报，专业采编人员14人。1958年《河西报》创刊，全区采编人员增加到47人。1959年后，各市、县报纸停刊，采编人员转业，省新闻单位驻张掖记者减少。1962年《河西报》停刊，采编人员改行。80年代开始，《张掖报》创刊，专业新闻工作人员增到20名。
  （二）地、县（市）报道组 共和国成立后，地、县委宣传部相继配备通讯干事。1960～1962年，地（市）、县委宣传部均设有新闻报道组。其任务是负责接待协调上级新闻单位的采访，组织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及新闻稿件的审定。“文革”时期报道组瘫痪。1969年后，地、县革委会相继成立报道组。70年代初期，地区报道组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科室；70年代中期，各县报道组单独建制（为科级单位），隶属宣传部。1987年《张掖报》创刊后，县（市）报道组主要成员陆续被聘为该报记者。
  1978年后，地、县报道组进一步加强。1980年12月，中共张掖地委宣传部提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强化新闻舆论宣传的宏观管理，制定对报纸、广播、电视的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健全完善《新闻宣传通报制度》《新闻工作重大事项书面报告制度》《新闻工作谈话制度》，以及实行新闻发布会统一管理的规定，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情况通报会或新闻通气会，每季度制定一次新闻宣传要点，及时向新闻单位通报地委、行署重大决策、阶段性工作部署的思路，组织新闻宣传战役，协调落实重大新闻宣传任务，推动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1992年，省级以上新闻单位采用张掖地区地、县（市）委报道组稿件692篇（件），到1995年省级以上新闻单位采用张掖地区新闻稿件达到1303篇（件）。
  （三）业余通讯员队伍 〔民国〕时期，张掖的报刊业刚刚起步，给报刊撰写文稿的主要有：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敦煌县长、返乡后任张掖农校校长的鲁玲，曾任教于甘肃省额济纳旗中学和张掖中学的孔宪珂，追随马仲英担任过金塔县长的何铸九，以及张掖地方人士余炳元、张声威、袁定邦、周定国等。
  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区各县的机关、学校发展通讯员，组建通讯小组。1956年以后，业余通讯员达2000多人，其中张掖市有通讯小组108个，常年为《河西报》写稿的有200余人。三年困难时期，《河西报》停办，通讯员人数大幅度减少；“文革”开始，队伍瘫痪。
  1978年以后，各项工作转入正轨，新闻通讯员队伍进入健康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中共张掖地委召开全区新闻工作会议，作出迅速恢复和发展新闻通讯网络的决定，地委宣传部编发《新时期总任务宣传提纲》，指导新闻报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为基层通讯员提供丰富多彩的新闻素材，通讯稿件的数量、质量明显上升。80年代中、后期，地、县（市）委宣传部及报纸、电台等新闻单位分别开展通讯联络工作，定期召开通讯工作会议，在各县（市）、各行业及有关单位建立记者站、聘请专职和兼职记者，发展骨干通讯员，全区的业余通讯员队伍增至1400多人。
  四、各种新闻报纸
  （一）〔民国〕时期张掖创办的报纸
  〔民国〕20～30年间，各县创办各种报刊类型不一，有日报、双日报和周报。《甘州民声报》——〔民国〕19年创办，为8开2版，石印，每周1期。除在甘州城内张贴外，还分发到张掖以西的县、区、乡。〔民国〕20年4月11日停刊。
  《甘州报》——前身为《祁连周刊》，〔民国〕21年创刊。16开2版，石印，每周1期，印数百份，除在张掖散发，还向外县、区分送。其后改名为《甘州报》，扩大版面为8开2版，每周一期，〔民国〕28年停刊。
  《甘州民报》《诚报》《甘州民报》于〔民国〕31年由三青团张掖分团部创办，初为双日刊，8开2版，石印，后改为日刊，铅印，版面扩为8开4版。〔民国〕36年，因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甘州民报》由国民党张掖县党部接管，更名为《诚报》，不久停刊。
  《民乐周报》——〔民国〕34年，国民党民乐县党部创办，16开两版，石印，不久停刊。
  《金山民报》——〔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民乐县党部和三青团民乐县干事会联合创办，8开两版，石印，不久停刊。
  （二）共和国成立以来张掖创办的报纸
  1949—1995年，张掖创办县级报6种，地级报4种：
  《新闻简报》—1949年10月，中共张掖地委创办。将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收录的新华社消息编辑为《简报》，发行全区。《简报》为5日刊，4开2版，石印。1950年秋，张掖分区撤销，《简报》停刊。
  《新高台报》——中共高台县委于1949年10月创办，县委宣传部承办，主要刊登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的一些重要新闻，初为油印，后改石印，8开1版，不定期发行。土改运动开始后，《新高台报》改为《土改快报》，主要刊登上级有关土地改革方面的文件、外地经验和本县土地改革的动态等。1956年恢复为《新高台报》，仍为不定期油印小报，1958年停刊。
  《广播快报》—1951年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为全区各县培训无线电收音员，同时配发1部蓄电池收音机，由收音员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张掖、民乐、临泽县委宣传部创办《广播快报》，编发广播重要新闻。1956年县报创刊时停刊。
  《张掖县报》——中共张掖县委于1956年6月3日创办，8开2版，手写石印，每周1期，每期印900份。1957年4月停刊，共出44期。
  《新临泽报》—1956年4月，中共临泽县委将原办的《广播快报》改名为《新临泽报》，每3日1期。初为油印，后改为石印，4开2版。1958年临泽县撤销时停刊。
  《山丹报》——中共山丹县委于1956年3月5日创办，8开2版，石印，每周1期。是年7月1日改为铅印，5日刊。1957年10月10日改为4开4版。1958年发行量1554份。1959年6月停刊。
  《民乐报》——中共民乐县委于1956年5月8日创办，8开2版，手写石印，每月6期。1957年3月25日停刊，共出63期。
  《河西报》——中共张掖地委于1958年3月15日创办，周3刊，4开4版。版面安排为：头版要闻；2版农、工、林、副和工交、财贸；3版文教、政法；4版时事政治、党的建设、河西各地、文艺副刊等。1962年春停刊。
  《张掖报》——中共张掖地委于1987年1月24日试刊发行，每周1刊，4开4版。1991年9月改为周二刊；1994年7月改为周三刊，每周二、四、六出版。版面安排为：头版要闻，2版经济信息，3版为综合版，4版副刊，辟有“甘州论坛”“畅言录”“经济与生活”“法制、道德、人情”“党团生活”“甘泉文艺”“读者来信”“科技与生产”“文化与生活”等20多个栏目。到1995年底共出版767期，全国发行，年发行量1.5万余份。
  《张掖广播电视报》——张掖地区广播电视局于1993年10月创刊，原名《张掖文摘电视报》，4开4版，每周1期。199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为正式报纸，定名为《张掖广播电视报》，改为4开8版，年发行量1万多份。头版荟萃全国报刊精华，2、3版为电视节目及内容介绍，4版为文艺和广告。
  五、新闻报道
  （一）〔民国〕时期张掖的新闻报道 期间，张掖虽有报刊，但见诸报端有影响的稿件不多。所见有鲁玲《汉代的张掖郡》，孔宪珂《塞上江南话张掖》，何铸九《张掖黑水国考》，何让《人祖口外行记》、周定国《张掖的王母宫》等。国内有识之士先后来张掖考察，发表一些反映张掖的山川地貌、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物产资源、民族风情、风景名胜等地情文章，对宣传张掖，提高张掖的知名度，起了一定作用。
  〔民国〕25年（1936年）10月，上海《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来张掖采访，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及其犀利的笔触，写了两篇有名的通讯：《金张掖脱了金帽子》《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前一篇通讯揭露逼良为娼，以致连12岁幼女也不能幸免的悲惨情景；后一篇通讯驳斥反动统治阶级把“张掖的破产”归罪于“人太懒”的澜言。两篇通讯均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原文见附录第一章 第十五。
  （二）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闻报道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张掖的新闻作品主要有：《张月英跳出了苦海》《回民马真武父女签名》《张掖的手工业》《马拉收割机来到了张掖》《张掖机械化农场在建设中》等，从不同角度反映共和国成立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全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产建设情况。
  1956年，张掖县梁家墩乡农民精耕细作，春小麦亩产达300公斤以上，创造春小麦高产纪录，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农业部的表彰奖励。《群众日报》《甘肃日报》、新华社甘肃分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相继派记者来张掖梁家墩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制片厂派记者摄制《全国春小麦丰产典型——甘肃省张掖县梁家墩乡》的新闻纪录片，向全国播放。《河西报》创刊后，各县新闻大量见诸报端。1958年始，由于新闻受“大跃进”和“浮夸风”的影响，出现不少不合实情的“假、大、空”报道，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1961年冬，全区上下遵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放宽经济政策，开放自由市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刘崇文、王应蛟《协作配合，积极供应》、胡根铭《抓紧运输、支援农业》、钱彬如《张掖县税收大幅度上升》等通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掖农村的新变化。其中《张掖县税收大幅度上升》报道了张掖县开放自由市场后，1962年一季度的税收比上年同期增长70％，4月份上升46％，5月份跃上49％的情况，被《甘肃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
  “文革”时期——张掖的群众造反组织“红三司”和“三红联司”，分别创办各自的派报《祁连风暴》和《三红战报》，为其“夺权”制造舆论，正常的宣传报道受到阻碍。1968年后，地、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全区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其间发表在《甘肃日报》的报道文章将近百篇。1971年北方农业会议后，全区狠抓“小化肥、小钢铁、小农具、小水泥、小水电”工业建设，地、县革委会报道组，在省新闻单位驻张掖记者站的配合下，相继采写见报《突出政治、全面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张掖地区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初步经验》《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张掖地区工交战线生产蒸蒸日上》《张掖地区贫下中农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科技人员在田间——张掖地区农科所科技人员和农民一起种洋芋》《张掖地区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充分挖掘潜力、多种经营蓬勃发展》《绿色长城锁黄龙——张掖、临泽、高台3县人民营造防风固沙林带》等一大批反映张掖农业建设的新闻报道。《甘肃日报》记者李德明采写的《马背上的牧读小学》，在《甘肃日报》刊载后，《人民日报》转载，其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据这篇报道提供的素材，摄制彩色故事影片《萨里玛珂》。《甘肃日报》记者王志宏等采写的反映山丹县红寺湖公社艰苦奋斗搞水利的大型报道《敢教戈壁赛水乡》，引发了学习红寺湖精神的大讨论，引起省内外很大反响。反映临泽县蓼泉公社农业中学的通讯《这样的农中就是好》被《人民日报》转载。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转移工作重点，集中全力进行“四化”建设，1979年到1995年，全区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对此，新闻报道作了充分反映。围绕这一时期的不同工作重点，新闻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84年，全区工作重点是全面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张掖新闻报道增多，每年全区见报文章在150篇以上，其中张掖市的稿件占一半。较有影响的报道有：汤永夫、杨田夫《养鸡姑娘曾冬梅传经送宝，名扬省外》；张述圣、赵玺《霍城公社种油菜闯开致富路》；赵玺《硬发财致富记》《把养猪的自主权还给生产队》《高台县委书记夏培生为个体户排优解难》《实行责任制，不吃大锅饭》；冯晓《郭宗才承包国营铜矿一年致富》《山丹出了个牛百万》《张掖多种经营向区域化发展》《张掖县委书记王文元甘当个体户的后台》；张述圣、汤永夫《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张掖地区粮油大丰收》；刘崇文《落实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张予生《张掖两千多农户进城经商》；杨得禄《临泽县平川乡户均生产万斤粮》；牛昌奇《合同制是改善企业管理的好形式》；武廷荣《张掖地区落实经济林四万亩》；王英《能人种瓜》《牛万元创奇》《小木匠创业记》；刘发森《三锤敲富了烂干队》；杨永贤《裕固族里的万元户》等。刘秀琴《张掖县去年农业获好收成，最近开展热烈讨论——去年增产增收，今年更要完善责任制》的报道披露：1980年张掖县粮食总产达到40728万斤，首破四亿斤大关。报道被1981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
  1985～1991年，全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城乡经济全面发展，新闻报道及时反映新情况、新成就。重要报道有：宋建平《张掖全区180项水利工程当年竣工》《张掖市小河乡王氏兄弟兴办家庭农场致富》《张掖地区17万亩荒原披上绿装》《张掖市成为我省最大的蔬菜调出单位》；谢德彪《张掖地区成为全省最大的油料基地》《愚公开荒千万亩，茫茫戈壁变良田》《张掖地区畜牧业产值超亿元》；张天成《种瓜能手学种草莓成功》；刘兴年《安里闸村半数农户收入超万元》；殷尚清《高台县委政府保护农民利益，54万元截留款退还农民》《林业科技下乡，造林效益提高》《张掖吨粮田达10万多亩》；刘秀琴《张掖大白菜销往全国22个省市》；赵建中《临泽县板桥乡人均养猪一口》；马啸《张掖地区改造中低产田72万亩》《张掖全区集资千万改善办学条件》；张俊德《建成供销协作网，万吨蔬菜销省外》《精神文明常抓不懈，康宁村康乐安宁》；牛宪生《拍卖一厂，受益三方》；王英《甜菜丰收苦了农民的心》《“粉皮大婶”的风格》等。其中《“粉皮大婶”的风格》在《甘肃日报》发表后，《工人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食品报》和新华社每日电讯等，先后转载；全国各地也给“粉皮大婶”王桂英来信询问制作粉皮的技术，王桂英一一给予答复。张掖市党政领导也在廿里堡乡召开现场会议，表彰王桂英致富不忘他人的高尚风格。
  1992～1995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更加解放，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各项建设快速增长，各行各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闻报道以大量的稿件反映全区人民“团结拼搏、争创一流”的精神风貌，影响较大的新闻报道有：刘生兰《张掖地区科技致富队伍不断扩大》；张炜《临泽县粮食单产居全国之冠的成功经验》；谢德彪《张掖市26万亩节水型农业获丰收》《张掖市设立荒滩开发基金》《张掖、临泽、高台建成平原绿化县市》《民乐苹果梨出口泰国》；彭英杰《山丹军马场成为全军粮油肉最大的生产基地》；刘秀琴《技术承包，使百万农田增产》；杜建宏《临泽县毛福四年售粮76000斤》；牛宪生《2400户中部移民在张掖安家立业》；冯晓《河西走廊的奇葩——苹果梨和它的培育者》《张掖市立体农业增产增收》；王世积《张掖地区渔业又跃一大步》《临泽县戈壁滩建成沙生植物封护区》；殷尚清《张掖苹果梨扩大11.8万亩》《张掖地区农村扶贫透视》《肃南牧民尝到市场甜头》《高台萤石粉打入国际市场》；张兴云《山丹农民跨省区办厂》；王铭杰《山丹烙画在美国展销》；胡元肇《民乐县全力奔小康》；杨永伟《张掖脱水蔬菜远销欧美》；陈兴国《曾冬梅饲养墨西哥火鸡成功》；赵建中《临泽建成全省最大的淀粉厂》；王晓波《经济技术协作在张掖生根开花》；单得真《金张掖展翅腾飞》；李清《张掖近千户农民脱贫》；王兴国《张掖市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四亿》；胡俊玉《富了还要追求精神美》等。
  《张掖报》创刊以来，紧密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及时准确地宣传报道各条战线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如对山丹县芦堡村，高台县八一村、国庆村，张掖市安里闸村、康宁村、金家湾村，临泽县芦湾村等先进单位的报道，对推动农村改革，加快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和各省市区新闻单位对张掖的采访报道——张掖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引起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的热情关注，报界采访活动多，报道面广，上稿率高，影响较大。1981年9月，由中国记协组织京、津、沪、穗、渝、豫、冀、鲁、陕、晋10多家省报负责人组成25人的“丝绸之路采访团”，在张掖采访3天，各省报发表15篇文字和图片稿件，有3篇被海外报纸采用。其后不久，武汉《长江日报》记者李洁龙、《人民日报》记者张述圣、曹永安、新华社记者陈俊等，也来张掖采访，先后写了《张掖瓜菜销四方》《张掖瓜菜走天下》《戈壁蔬菜向东流——张掖成为全国最大的西菜东运基地》等报道。1988年8月，由《兰州晚报》社牵头组织的全国36家晚报记者采访团来张掖采访后，各省晚报刊登张掖报道13篇。这些活动全面地反映了张掖地区的发展变化。日文版《人民画报》记者车慕奇，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次来张掖采访，对张掖的历史地理、文物古迹，作了全面报道。报道文章达5万多字，为张掖新闻史仅有。《人民画报》记者陈和毅、张长江、陈长芬、茹遂福，《民族画报》记者刘鸿孝和《甘肃画报》记者，也相继对张掖的水利建设、乌江水稻、经济林建设和人文景观作了报道。新华社记者孟宪俊、曹永安来张掖、民乐采访后，写了通讯《民乐县委书记韩正卿的家》，发表在198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被评为优秀作品，还分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1984年师范学校辅助教材《文选与写作》。
  民乐县委书记韩正卿的家①
  孟宪俊 曹永安
  他的家同普通社员的家没有什么区别，两间土房风剥雨蚀，房顶上长满茅草……可是过去缺粮少水的民乐县，在县委和韩正卿的操持下却大变样了。
  今年春上，甘肃省民乐县县委书记韩正卿家的炕坏了，请了三个社员修炕。社员们边修边问：“这是谁的家？”办公室的同志开始不想说，后来见他们问得心切，便说：“这是县委书记老韩的家”。三个社员听后愣了神，睁大眼晴把这个家端详了好一阵子，说：“我们原想书记的家该有多豁亮，没想到还不如我们社员的家！”
  这话没有说错。韩正卿的家同普通社员的家没有什么区别：两间土房风剥雨蚀，房顶上长满了茅草。进到屋里，两盘土炕各占去两间房子的一半。外屋炕上铺着一张塑料床单，塑料床单下面是一块毡和一床旧棉毯。靠墙的地方，一面堆着两床被褥，一面放着两个盛衣服的油漆箱子。炕的另一头立着一个旧碗柜。里间，掀开一块打着补丁的蓝格子土布门帘，炕前有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四个一尺高的小方凳，还有一个竖起来可当凳子用的缠电线的木头轱辘。外屋墙上还挂着一只纸盆喇叭，这就是他家的收音机。
  八年前，当韩正卿就任民乐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派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去帮他搬家，全部家当装上也没半汽车。两个司机相互伸了伸舌头，悄悄嘀咕他“寒酸”②。也有人认为，当了县委书记，过几年会“发”的。八年过去了，韩正卿的家还是那个老样子。
  然而，民乐县在他和县委其他同志的操持下却大变样了。过去，民乐县从县城到农村，人畜喝的都是涝池水，那水又脏又浑，里面游动着虱子。冬天涝池没水了，还要拉上架子车到很远的地方砸冰块往回运。如今，祁连山区修起了两个大水库，十一条干渠向全县送着清波，解决了人畜用水，平均每人还有了两亩水浇地，粮食连年增产。以前民乐树少，星星点点不见林。如今，渠旁、路旁、村旁，到处都是树。民乐人第一次在戈壁滩上种出了又甜又脆的苹果梨。十七座大小水电站发电了，每村每队都能看到社员盖新房的，做面柜、衣箱的。过去农民碰到干部常常绕道走，现在都想把干部拉到炕头上说说心里话。
  韩正卿本人却变老了，头发也变稀了。今年七月初，他爱人用自己当临时工积攒的钱买了台缝纫机，这是他家八年来添置的惟一“大件”。他爱人说：“治家过日子可指望不着他。”其实，韩正卿不是不爱他的家，也不是他的经济条件不如一个普通社员，他曾多次说过：“一个县委书记要掂得出分量，民乐县十八万人的这个‘大家’和自己的一个‘小家’，哪个重？将来大家都富了，我的家也会阔起来的！”
  ①选自198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1980年优秀作品评选中被评选为优秀作品。
  ②旧时形容穷苦读书人的不大方的姿态，这里指生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