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图书发行
  （一）历代张掖的图书发行
  〔汉〕武帝辟河西后，中原地区的书册典籍开始传入张掖。〔魏〕〔晋〕时，中原离乱，大批文人学士来河西避难，传入河西的书籍随之增加。史籍载：〔前凉〕时隐于张掖临松薤谷的学者郭瑀，收录门徒千余人，图书用量迅速增加。当时纸已发明应用，用纸墨书写书籍开始在河西出现。据《魏书·阚驱传》《宋书·氏胡传》载：出生张掖临松山的沮渠蒙逊，在创建〔北凉〕后，给博通经史的学者阚骃配文吏30余人，令其“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书三千余册”。又命世子兴国遣使，请求南朝刘宋王朝赐《易经》及诸子书，合计475卷。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又向南朝刘宋贡献地方特产，内中包括〔北凉〕文人的著作《周生子》13卷，《时务论》12卷，《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及《皇历帝王三合》《十三州志》《敦煌实录》《亡典》《谢艾集》《乘丘先生》《魏驳》等共154卷。沮渠牧犍还请求《起居注》诸杂书，宋刘义隆也令赐给，这是张掖有图书刊定、交换的最早记载。
  隋王朝建立后，文帝杨坚诏谕全国：“恢复汉人姓氏名讳”；继而又令“武将子弟，习读文学”，图书发行更为活跃。〔唐〕太宗李世民继帝位后，又将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定为全国学校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注本，图书发行空前繁荣。“安史之乱”后，整个河西先后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占据，动乱达490余年，汉文图书（除埋藏者外）在河西毁灭殆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再次大规模向河西移民，汉文化和图书再次传入河西。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设行都司学；嘉靖三十年（1551年），右佥都御史陈棐派人赴陕省“购买诸书及摹印各府书板，凡各家诗文撰集，天文医占法律之书也略具”。这是动乱后由官府购买图书的最早纪录。
  清王朝确立并在平定米剌印、丁国栋之战后，张掖社会安定，经济日趋繁荣，出现专门经销图书的店堂，早为“智盛堂”，后是“树德堂”。销售由北京、西安运来的《四书》《五经》《古文》《幼学》等书籍和自行木刻印制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柏庐治家格言》《阴骘文》《四言杂字》《七言杂字》等。〔民国〕时期，“智盛堂”“树德堂”先后歇业，继起“新华书局”“四升书局（后更名“同升堂”）”“豫三书局”“西北书局”“三金书局”“中州书局”“忠庆书局”“三元堂”“中和堂”“文化书局”“益友书报社”“青年合作社”“胜文书店”及设在山丹、高台的“西北文化服务社”和“启文石印局”等。经销书籍主要是儒家经典以及剑侠、传奇、神话之类古旧小说，也发行当时中、小学适用的课本和文化用具。个别也销售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的文艺作品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此外，各县还有一些小商贩，从外地购买书籍、年画、文具等，利用庙会、集市，或走乡串村，或进学校推销书籍。
  （二）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管理和发行
  1.图书管理 1949年9月，新华书店甘肃省分店要求张掖迅速成立新华书店中心支店的同时，将全区中、小学课本提前分发到区。为保证学校按时上课，张掖地、县委宣传部和专、县第三科，组织力量及时将课本分发到各学校。1950年3月1日，新华书店张掖中心支店成立，向张掖城乡发行《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和马、恩、列、斯、毛泽东等领袖肖像。是年10月，新华书店甘肃省分店为张掖支店派遣正、副经理。支店在作好本店工作的前提下，还派人赴邻县销售图书，同民乐、山丹、临泽、高台等县的供销社、文化馆建立代销业务，拓宽发行渠道。1956年，书店和县工商联等部门协商，对地方学者杨自廉的“文化书局”的图书与财产合营于张掖支店。
  1958年6月，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变革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取消分店、支店等机构名称，移交地方管理，支店更名“张掖市新华书店”。1962年9月以后，书店归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文教局管理，财务、业务隶属省新华书店。1978年更名为“张掖地区新华书店”。
  1955～1956年，各县相继建立起新华书店（支店）。后更名为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2.图书发行 各县新华书店建立不久，适逢“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新华书店除在县城设门市部销售外，还在各县较大的集镇设点销售；派人送书到工厂、工地、田间地头。图书种类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图书销售不畅，出现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的局面。
  1978年以来，各县书店在一些乡镇所在地设立图书销售门市部，扩建原有门市部。一些集镇和村社出现个体书滩、书商和销书门市部。“文革”中查封的中外古典优秀书籍及现代优秀读物，由出版部门再版、新华书店订货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古文观止》《基督山伯爵》等大批中外有影响的著作解禁开放，一时畅销。由于国家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著书兴盛，出版兴旺，促进了区内的图书发行事业。1990年，销售图书267.3万册，金额达296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这一年销售册数比1953年增长5.8倍，比1967年增长4.4倍，比1977年增长4.1倍；销售金额比1953年增长43.9倍，比1967年增长31.1倍，比1977年增长7.2倍。
  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类图书销售率日渐提高，政治类图书销售趋降。在图书五大类中，各自发行状况是：政治类占3％，哲学类占12％，综合科学类占14％，社会科学类占34％，自然科学类占37％。
  1991～1995年，图书价格逐年上涨，严重影响发行量。1995年，一般图书发行册数比1990年下降21.98％；全区人均购书不到2册。1983年每印张价为0.08元，1987年为0.14元，1991年为0.43元，1995年为0.48元，12年间上涨5倍。《辞海》缩印本，1979年初版时定价22.2元，1986年再版时定价28.90元，1988年三版时涨到38.5元，1994年四版时定价138元，1995年为168元。仅1994年，图书价格上涨幅度达35.4％，高于全国物价21.7％的涨幅。由于书价一直上涨，造成书店卖书难，出版社出书也难，图书发行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到知识的传播和科研活动。
  二、图书馆（室）
  （一）历代张掖藏书
  据《魏书·氏胡传》记载：〔西凉〕学者宋繇，家中藏书甚多。〔北凉〕沮渠蒙逊率军杀李歆，攻占〔西凉〕首府酒泉，延礼引用宋繇等学者后宣称：“孤不喜得酒泉，喜得宋繇耳”。〔隋〕〔唐〕时，撰写《西域图记》的裴矩，也在其序言中说“寻访书传”，受母教训发奋读书的赵武孟，家中也有不少藏书。但随着“安史之乱”，河西相继为游牧民族所据达490余年，汉文书籍典册（除藏匿者外），事实上已毁灭殆尽。
  明王朝建立后再次向河西移民，汉文书籍再度传入河西。据《重刊甘镇志·建置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都御史陈棐见尊经阁没有藏书，随同分巡副史王诰筹银若干两，派人赴陕西购买诸书200余部。其中《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书50余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历史书籍60余部；《天原发微》《体仁汇编》《武经七书》《百将战法》等专著40余部；诸子文集60余部；还有记述西北史地的《雍录》《雍大记》《马政志》《金石铭文》《行都司志》《西夷北虏事迹》等。〔明〕末〔清〕初，尊经阁、藏书楼及官署绝大部分案牍典籍毁于兵燹。
  〔清〕康熙后，张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乾隆二年（1737年），甘州知府冯祖悦重建甘泉书院，购买《十三经》《老子》《庄子》《楚辞》《墨子》《列子》《韩诗外传》《吴越春秋》《汲冢周书》《穆天子传》《山海经》《十洲记》《搜神记》《日知录》《春秋繁露》《天下郡国利病书》等300余部。其后在河南洧川当县令的乡贤陈史，念及家乡少书，遂购买《读礼通考》《四书释地》《说文解字》《通鉴纲目》《困学记闻》《昭明文选》《朱子大全》《甘肃通志》《归震川集》《五凉考治六德全书》等70余种专程送到甘泉书院。〔清〕光绪时，甘州提督周达武，将个人藏书《佩文韵府》《二十四史》《通志堂解经》《通志堂皇清解经》等500余册图书赠送甘泉书院。同期，高台县知县周廉，向其创建的建康书院购书1200余册；山丹县知县黄璟，为新建的仙堤书院捐书数百册；民乐县建金山书院，购买图书近千册。张掖的大佛寺、道德庵，山丹县的发塔寺，民乐县的马蹄寺，临泽县的仙姑庙等寺庙中，都藏有很多佛经、道藏和汉文图书。
  （二）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室】〔民国〕8年，张掖县通俗教育馆接收甘泉书院数千册藏书，建立馆属图书室。〔民国〕17年，张掖县政府在县通俗教育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拨款添置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1套，成立张掖县图书馆。配馆员1人，藏书约7000余册，订有《大公报》《民国日报》《甘州民报》《政治月刊》《北方快览》等报刊。〔民国〕22年，县图书馆和通俗教育馆合并，改为“张掖县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室。
  同期，高台、山丹、民乐、临泽县相继建立县民众教育馆，馆内设图书阅览室。张掖中学、山丹中学、高台中学及张掖农校、张掖师范也都建立图书室。至此，5县时办时停的图书馆已有10个。
  【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馆、室】50年代初，各县文化馆设立图书、阅览室。1956年，张掖市拨款6000元，对图书馆址原“山西会馆”进行修缮，在文化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成立张掖市图书馆。1979～1989年，高台、山丹、民乐、临泽县图书馆相继成立。各县（市）图书馆隶属文化局领导，为科级事业单位。至1995年，5个县（市）图书馆共有职工48名，馆舍总面积6800平方米，书架单层总长度6811米，阅览室坐席646个。区内85个文化站（中心）普遍设立图书室、阅览室。
  各县（市）图书馆打破“以藏为主”的旧观念，开展多种服务。山丹、民乐、临泽县图书馆，坚持“送书上门”和“送书下乡”，把图书送到工人、农民和战士的手中，开展家庭读书活动，帮助青工、返乡青年和武警战士学习知识，收到良好效果。肃南、高台、张掖县（市）图书馆，在做好为成人服务的同时，积极为少年儿童着想。肃南县投资1300多元，建立儿童阅览室，全年接待小读者2400多人（次）。高台县建有儿童阅览室、儿童书库、儿童游艺室、宣传橱窗，全年开放300天以上，被省少工委和团中央授予先进集体，荣获“红领巾”读书奖章。张掖市图书馆常年送书下乡，为科研、文史部门提供图书资料，定期举办少儿读书征文竞赛，被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评为“图书服务先进单位”和“文明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1978年以来，完全中学、农职业中学、大专院校和成人职教中心，相继建立图书馆（室）。藏书达万册左右的馆（室）有32个，藏书43.4万册。同1950年相比，图书馆（室）增加6.4倍，藏书增长19倍。张掖师专图书馆由世界银行无息贷款修建，建筑面积5012平方米，藏书18万册，中文图书16万册，外文图书1.7万册，有古籍善本图书《全唐文》3000余册。地、县党校系统有图书7万余册，其中地委党校图书馆藏书近5万册，除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图书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1959册、《四库备要》281册、《古今图书集成》806册。
  【机关图书室】地、县（市）及省以上驻张党、政、企事业机关单位，大都建起图书室、资料室。藏书数千或上万册的图书资料室主要是科研、档案、企业单位。全区机关单位的藏书总量17.5万册。
  【农村图书室】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在文化站（中心）普遍建有图书阅览室，约有各类图书15万余册。
  （三）捐赠图书
  1958年，武威书香世族、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鼎文先生，向新成立的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捐赠古籍善本《全唐文》3000册。
  1984年，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向其第二故乡——山丹县捐赠图书2300册。
  1994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石景宜先生，向张掖市图书馆捐赠台湾版图书3183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