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民歌
  （一）民歌 张掖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民族民歌既有其独特的方面，又有其共同的一面，依其演唱的时间、地点、内容、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山歌、小曲子、叙事曲艺等。
  【山歌】也叫“花儿”“少年”，是全区流行较广，也最为普遍的一种短歌。汉族唱，藏、蒙、裕固等族亦唱，回族、撒拉、东乡等族擅唱，尤以沿祁连山一带为盛。既可一人独唱，也可多人合唱和轮唱，更兴男女对唱。歌式一般为7字4句，也有9字、11字6句的；有当地流传的老山歌，也有外地传来的流行山歌，还有歌手即兴创作、现编现唱的山歌。歌词一般以抒情达意为主，也保留“诗言志，歌言咏”的遗风。例如：
  山歌本是古人留，留在世上解忧愁；
  一天不把山歌唱，三岁孩儿白了头。
  树上喜鹊喳喳叫，也把（那）喜事儿传报；
  如今的日子实在好，全凭共产党的好领导。
  由于生产、生活环境的不同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同是山歌而内容和风格也各有所异，沿山藏族、裕固族的山歌大意是：
  千里草原掀绿波，哗哗流水中间过；
  伴着流水唱山歌，山也乐来水也乐。
  羊群漫散像云朵，滚滚云浪绕山坡；
  站在云端唱山歌，山歌越唱羊越多。
  回族、东乡、撤拉等民族，性格爽朗、强悍，所唱山歌也显示其民族性格特征：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把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么个唱法。
  山歌的曲调也叫“令儿”，有“尕花妹令”“三朵红花会”“尕马拉回令”以及“河州（临夏）调”“西宁（青海）调”等多种格调，而且大都以高昂清脆、自由奔放为主，充分显示区内各族人民热情豪爽的气质和英勇顽强的性格。
  【小曲子】又叫“曲儿”，同山歌相比，他比较长，容量大，涉及面广，包括生产、生活、婚嫁、人情、世俗等；曲调丰富多样，且有两句段、三句段、四句段等分段重复演唱。蒙古族和藏族的小曲，除大量在野外唱的男女爱情歌曲外，还有不少反映生产劳动的歌曲，如《剪羊毛》《捻线线》《织褐子》《打酥油》以及家中来客敬酒、劝酒的《酒曲》等。裕固族小曲大致可分原有歌曲和引进外来歌曲两类，由于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固族语言迥异，原有歌曲东部叫“敦”，西部叫“耶尔”，而且一般都是由诗作曲词。大致有《婚礼曲》《赞颂曲》《思念曲》《丧葬曲》等。《婚礼曲》又分《戴头面曲》《告别曲》《待客曲》以及《酒曲》《上马曲》等。节奏比较自由，颇似蒙古族的“长调”。非“敦”和“耶尔”的曲子，东部有《擀毡》《奶羊羔》《催眠》等；西部有《赫哲的》《垛草》《奶牛犊》《催眠》《学步》等。
  区内汉族的小曲子更是浩如烟海，不仅分布广，且内容极为丰富，有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熬长工》《沙娃上工》，也有表现小市民情趣的《姐儿浪街》《卖水饺》《双探妹》；有显示社会各行业生活情趣不同的《拉骆驼》《纺棉花》，也有诉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小寡妇上坟》《三儿子分家》；有类似童话、寓言的《白莺鸽吊孝》《小老鼠告状》；也有大量表现男女爱情的《花五月》《闹五更》《伍哥放羊》《青泉堡的黄姑娘》等。曲式有字数相同、前后对称的二句段，四句段小曲，也有字数不等，前后不对称的多句段曲子；有常见的单段式曲子，还有为数不少的套曲。诸如被《甘肃民歌集》选入的张掖小曲《冻冰》，从“正月里冻冰二月里消，二月的鱼娃儿水面上飘”，一直唱到：“十一月的沟水冻成冰，十二月的年货摆出了门”为止。
  红西路军当年留传下来的歌曲有《土地革命歌》《十二月参军》《不要打内战》《消灭马匪军》等10余首革命歌曲。红军受挫离去后，马步芳、韩起功命人编了《打共产》反动歌曲，强迫人民群众歌唱。但张掖人民从红西路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行动中明白，只有红军胜利，人民才有好日子过。民间艺人依照人民的心愿，编了革命民歌《打马家》，热情歌颂西路军指战员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英雄气概，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曲艺、评书】亦叫“道情”或“叙事曲”，是民间小曲的延伸和发展。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原地区“唱赚”等曲艺的影响，逐渐成为一种配有三弦、板胡及小鼓、小锣等乐器，以唱为主，兼有道白的说唱艺术。民间艺人（包括民间业余演唱艺人，流浪艺人、盲艺人）用简单的乐器，既可一人走村串户，连敲带拉地演唱；也可由两三人配合，吹、拉、唱、弹协同配合；还可在城区大街小巷和茶园就地演唱；既可唱短小的曲段，也可唱连本的长篇故事。民间艺人，尤其是一些流浪艺人和盲艺人，更是多才多艺，既可以唱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高雅斯文的曲段，也可演唱逗人发笑或低级情趣的词调，甚至还因人而异地进行编唱。
  〔民国〕以前，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贬为“下九流”，不少艺人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备受上层富豪和各级官吏的欺凌压榨。〔民国〕26年（1937年），张掖县民间艺人张白话，在城内南清明坛演唱《武松夜闯白虎庄》，形容白虎庄恶霸庄主放恶犬围咬武松时说：“有几只黑狗，猛的向武松朴来。”在场的警察一听“黑狗”，当下就把张白话打成重伤，含冤死去。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艺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曲艺也获得新生，县市城镇的茶园中皆有曲艺演唱，民间司空见惯。普遍受到青睐的短曲有《采花》《兰桥会》《闹书馆》；长篇叙事曲有《武迎春进宝》《小李剑征东》《侯美英反朝》《雷宝同招亲》《陈杏园和番》《韩湘子出家》等。
  【少数民族史诗】流传在张掖市平山湖乡蒙古族中的有《成吉思汗的骏马》，叙述一匹火焰般的枣红色骏马，负载战无不胜的成吉思汗东征西战，建立赫赫战功的故事。藏族的《格萨尔传》，在肃南县皇城区和马蹄区一带，也有流行。裕固族人民中流传的长篇史诗，有记述〔元〕末〔明〕初裕固族东迁的《尧乎尔来自西志哈至》，叙述与白天鹅一样秀美善良的裕固族姑娘黄黛琛，同年轻英俊的牧人苏尔旦相爱，但在贪欲十足的部落头人保尔威和总圈头的迫害下，双双投水自尽的爱情悲剧故事《黄黛琛》。
  （二）故事 境内民间传说、故事，内容丰富，流传广泛。有地方风物传说，历史人物传说，玉皇大帝传说；有山神、土地、龙王神话故事；也有“柳树成精”“狐狸得道”“顽石点头”“鬼魔申冤”等鬼怪故事；有见财起意、杀害良善的故事，也有孝子贤孙，卫家保国的好故事；还有更多男女爱情故事以及童话寓言故事。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组织文艺工作者，对劳动人民喜爱的民间传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50年代初，《地主和长工的故事》《恶婆婆和贤媳妇的故事》等，曾在土改和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的教育作用，有的还在文艺刊物上登载，广为流传。其后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尤其“文革”期间，民间传说故事被列入封建迷信加以取缔，民间文艺工作者遭到诬陷和迫害。1978年后，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有进步意义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再度受到重视，地、县（市）文联组织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故事百余篇。共青团张掖市委编辑出版《张掖风物传说》，选录48篇，有《张掖城的来历》《祁连山的传说》《黑水国》《九眼泉》《焉支山百花池》《骆驼城》《天城》《仙姑庙》《姐妹坡头》《黑风洞》《五塔连环》等。
  除汉族外，区内裕固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也有各自的民间故事。裕固族虽没有文字，但口头传说很多，内容包括历史、民俗、民情和生产、生活、婚嫁等方面的故事，主要有：《部族的传说》《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杨（玛）安绪录的传说》《阿木兰汗的传说》《神箭手射雁》《骑神马的巴特尔》《长毛喇嘛》《王子护法》《傻瓜赛维力》《山羊太木》《黄莺妈妈》《雅当姑娘》《赛赛成》《萨娜妈》等。
  〔民国〕初年，张掖、山丹、高台、民乐等县城镇始有评书艺人。〔民国〕15年，陕西汉中陈福林在张掖开说《隋唐演义》。由于陈福林早年唱过秦剧，说评书时夹唱秦腔，边说边唱，人们喜听乐看。此后来山丹、张掖、高台等县城说评书的有河北人赵宏图，开说《黄杨传》，又名《老八杰》。仅二十多回的《黄杨传》竟能评说数月之久，场场满座。继而来张的有东北人石贵山、彭云杰和女艺人黄艳秋，评说《三侠剑》《绿牡丹》《杨家将》《童林传》等。共和国成立后，来张掖说评书的有张星三（艺名毛娃），早年跟随赵宏图学过《黄杨传》，其后又跟河北人李镇海学艺，得口传佳本《少英谱》。1978年开始，张星三在市文化馆茶园、市城建委茶园评说《黄杨传》《少英谱》《闯王外传》《洪秀全演义》和《新儿女英雄传》《红岩》及《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此外，各县（市）农村还普遍活跃着一支说书能手，他们在农闲时候、劳动间歇，利用饲养场、南墙弯、田间地头，向群众说书讲故事，成为传统文化的义务宣传员。地、县（市）文化部门，为农村培养故事员，向人民群众讲述《雷锋》《王杰》《张思德》《焦裕禄》以及本乡本村的新人、新事、新故事，向人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二、音乐、舞蹈与社火
  （一）民间音乐 张掖曾是月氏人的居地。据史籍载：月氏人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拥有被誉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有闻名于后世的“柘枝舞”（即荷花舞）、“胡旋舞”“胡腾舞”等著名舞蹈。〔汉〕武帝辟河西后，中原与西域欧亚的贸易往来频繁。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记载：张骞通西域，“带回胡乐《摩诃兜勒》，乐府因胡曲更迭新声二十八解，宫廷用作武乐。”〔汉〕末中原离乱，惟河西相对稳定，中原人士大量来河西避难，中原的儒学典籍与秦声、魏音、燕赵歌舞等随之传入河西。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歌舞同河西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交流、融合、发展，出现《西凉乐》。据《甘肃戏曲志·综述》记载：“《西凉乐》在前〔秦〕时称《秦汉伎》，即氏人符坚灭〔前凉〕张氏所得的宫廷乐舞——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乐器形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可见《西凉乐》于〔十六国〕初期已具雏形，其后秦王符坚，又派其在河西的守将吕光，出兵西域，掠得大量金银财物、佛经典籍、奇伎异戏并高僧鸠摩罗什，用两万峰骆驼载归，恰符坚败亡，吕光返回姑臧建〔后凉〕。后吕光为张掖临松胡人沮渠蒙逊所败，龟兹乐舞、奇伎异戏又为沮渠蒙逊所得。其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掠凉州富商吏民三万户、十余万口归平城（今山西大同）。《隋书·音乐志》载：“西凉（乐）者，起于符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魏太武帝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
  《西凉乐》是中原、河西、西域音乐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传入中原后备受青睐，先后被〔北魏〕〔北周〕尊为“国伎”。其中〔北周〕宫廷演奏的“国伎”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天竺”“高丽”等，仍以“西凉”为首，从而也为〔隋〕建立七部乐、九部乐奠定良好基础。〔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酉巡驻跸张掖，西域二十七国使节前来朝贡，甘、凉一带游人仕女，“佩玺玉、披金，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表明在甘、凉形成的《西凉乐》以及西域传来的狮子百戏达到空前规模，成为轰动中外的著名乐舞，从而也为其后的两位西凉节度使杨进述和杨嘉运，分别向唐玄宗进献《婆罗门曲》（被唐玄宗改制为驰名古今的《霓裳羽衣舞曲》）和《凉州》《伊州》《甘州》等大曲开了先声。据唐朝郑启的《开天传信记》中说：“大曲由乐（协奏、合奏、独奏等）、舞（单、双人舞并群体舞等）、歌（领唱、独唱、合唱等）三部分组成；其结构有散序、中序、入破等，且每一部分中又有多种曲段相衔接。其中《甘州》大曲的名目下又有《甘州子》《甘州慢》《甘州遍》《甘州破》《八声甘州》等曲牌。《唐五代词》中说：“甘州词令，宫人歌之，其词哀怨、闻者凄惨”。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琵琶》一诗中也说：“学语胡儿撼玉铃，甘州破里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功夫夜夜听”。另据日本学者水源渭江称：日本宫廷音乐中尚有未见其他典籍的曲谱《早甘州》，表明《甘州》大曲名目下的曲牌，于唐朝就传入日本，并被列为日本宫廷音乐。
  中〔唐〕后，河西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所据，动乱达400多年。但据晚〔唐〕诗人杜牧的“牧羊驱马虽戎装，白头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传遍天下乐闲人”和元朝诗人朱德润的“金花玉簪苍凤头，当楚咿哑和凉州”的诗句表明，形成于甘、凉一带的《西凉乐》，到〔宋〕〔元〕〔明〕诸朝，仍在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并和欧、亚各国传入的歌曲构成了〔宋〕〔元〕〔明〕以来数以千百计的“词牌”和“曲牌”，从而也为清初甘州音乐大师王珊苔的成长提供极其丰盛的沃土。《甘州府志·艺文》中载王珊苔：“企溯古音，造诣深奥”；相传他奏琴能招致百鸟和鸣，并与当时的甘肃巡抚、状元毕沅为莫逆之交。王珊苔逝世后，毕沅曾为他立传纪念。只是到后来，《甘州》大曲名目下的曲牌相继失传，当今张掖民间流行的曲牌有：《苦柳青》《甜柳青》《八谱儿》《纱帽翅》《山坡羊》《大红袍》《满天星》《金钱月》《得胜令》《菠菜根》《茉莉花》《割韭菜》《四合四》等数10曲。
  【佛教音乐】〔十六国〕时，张掖佛教比较兴盛，据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载：“原夫天竺之赞，作偈以和声，及夫东来，赞法于管弦，则称梵呗。六朝所传有《泥垣呗》《西凉州呗》诸曲”。表明当时以“清商三调”为曲调的河西民间音乐，已被张掖的佛教徒用来颂扬佛教教义。〔北魏〕灭〔北凉〕后，将凉治移于张掖，称“西凉州”。兴起于张掖的佛教音乐，经〔北魏〕传到中原后，便成为《西凉州呗》。另据《洛阳伽蓝记》载，西域各地驻足张掖沙门达3000余人。〔西夏〕建造的张掖大佛寺大殿两侧的砖雕壁画中，也有用管弦铙钵等器乐宣扬佛经的盛大场面；大佛寺的藏经中还有〔明〕永乐时刻印的《佛曲》，无曲谱，有汉字填的曲词。计有《证园融之曲（即清江引）》21首，《广善世之曲（即水仙子）》51首，弘清门之曲（即普天乐）》21首等，合计344首。其中标北（即北曲）的222首，标南（即南曲）的122首。在北曲中还有用汉字标音的非汉语曲调各15首，如“纳木尔赛罕”（秋光好），“也不罗”（去也），二者都是蒙语。由于历史原因，六朝的《西凉州呗》和〔明〕代的《佛曲》中的曲谱均已无存，也无人再能演奏。张掖佛教界流传至今的唢呐曲牌有：《钦天阁》《马陵道》《阮灵昊》《五更辞》《西番莲》《小桃红》《将军令》《海水潮》《醉太平》《上马前子》《下马前子》《月牙照荒台》《千里独行》等数10曲。
  【道教音乐】张掖道教有“全真派”道人和“正一派”道士两类。“全真派”为〔金〕〔元〕时王重阳所传，门徒出家作观，人数很少；“正一派”取张天师《正一威盟录》“正一”两字命名，门徒在家守业，娶妻生子，门徒较多。区内汉族早年过庙会，或是俗家敬神、送葬，大多请“正一派”道士设坛打醮、洒灯放食、上表祷告、挥鞭发檄等道事活动中击打的法器（包括鼓、钵、铙、锣、罄等）和吹奏的乐器（包括唢呐、吉呐、笛子、箫等），均自成体系，而且还有一部打击法器和吹奏乐器的《工尺谱》。其后《工尺谱》失传，除所念经文和哼吟经文的韵调同佛教徒有一定区别外，击打乐器和吹奏乐器，渐次和当地民间音乐，佛教音乐融合，即佛教音乐中有《钦天阁》，道教音乐中也有《钦天阁》；当地民间音乐中有《满天星》，道教音乐中也有《满天星》，彼此无多大区别。
  （二）民间舞蹈 汉武帝大规模地移民垦殖，被誉为中原汉民族“狂欢节”的“腊祭”随之传入河西。每年收获后，群众自发奉行一种带有祭祀性质的娱乐活动——腊祭。腊祭时，全村社的人们除祈求神灵保佑来年有好收成外，尽情狂欢歌舞。这一活动一直流传至今。高台县新坝乡暖泉村的群众，每年春节期间跳一种叫“倒羊角”的舞蹈，并由戴着倒过来的羊角毡帽的众多演员，边舞边唱：“跳羊角，闹羊角，跳起羊角做什么；孔夫子留下的乡人傩，驱除瘟疫活地脉”。这种舞蹈形式与中原传入的“乡人傩”大致相似，张掖以少数民族牧羊业为特征，加以融合，形式上变成了体现牧业的“倒羊角”，其内容仍是驱疫、狂欢的“乡人傩”。到〔隋〕〔唐〕之际，“傩舞”又演变成为“赛神”。据开元时来河西的诗人王维，在《凉州郊外远望》中写道：“野老才三户，村外少四邻，婆娑依社里，箫鼓赛田神”。在《凉州赛神》中又写道：“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南越骑神”。初〔唐〕时期的河西居民较少，但祝祭娱乐活动依然兴盛，只有三户人家的农村。敲鼓吹喇叭地舞着祭祀田神；从事农牧业的汉、羌农牧民，骑着骏马敲鼓吹奏羌笛赛骑神。表明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祭祀和娱乐活动的歌舞形式也逐步地在变化。
  〔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同西域的交往频繁，〔东汉〕时佛教传入，天竺的音乐舞蹈也经河西进入中原。据《十六国春秋》卷七十三中记载：〔前凉〕张重华时国力中盛，西域中亚不断遣使朝贡，其中天竺国贡献的方物中就有12人舞蹈乐队及乐器、舞曲《沙石疆》等。〔后凉〕时吕光又从西域掳掠回龟兹舞蹈及西域奇伎异戏，并经沮渠蒙逊把它和中原歌舞及当地各民族的舞蹈加以糅合，创造出誉满古今的《秦汉伎》，至唐朝又演变成为《西凉伎》。随着安禄山的反叛，河西为游牧民族所据，除《西凉伎》中的狮子舞为民间社火所继承外，其余歌舞大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三）社火 张掖民间社火，是农民群众在生产收获后自发组织的一种自扮、自演、自唱、自乐的庆贺祝祀活动，有的村社又叫“秧歌子”或“老秧歌”。社火的起源，民间有多种传说：有周文王命百子扮社火，闯出五关起源说；有〔唐〕某大臣为救一忠臣，全家扮社火，忠臣涂花脸饰膏药匠，闯出京城起源说；有明朝张相爷《百子图》说，在张掖民间社火中有：“一肚子养了十六个娃，四个鼓子四个花；两个书童陪两个侉，四个棒槌出了家”的唱词。另据考证，河西民间社火同周朝的“腊祭”，汉朝的“傩舞”，〔唐〕〔宋〕时期的“赛神”有一定联系，到明朝社火正式出现。明朝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载：“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令官伎扮社火，春婆一、春姐二、皂隶三、春官一”。到清朝社火规模进一步完善，人物逐渐增多，有春官、皂隶、四鼓、四花、书童、侉儿、媒婆、货郎、大头和尚、柳翠姑娘及领头的膏药匠等；设施也更趋完备，有彩旗（早年为龙凤旗）、横额（早年尚有春官的回避牌）、大鼓、大锣、大钵、腰鼓、手锣并三弦、胡琴、唢呐等乐器；形式多样，有狮子、春牛、狗熊、旱船、太平车、高跷、铁芯子、八仙竹马、跑驴和磨盘秧歌等。社火演出程序有大场子、小场子、坐场子之分。
  【大场子】社火演员由“膏药匠”导领，在击打乐器的伴奏下以舞蹈为主，演唱为辅的表演形式。舞步除一些通俗的“蒜辫子”“套环子”“单万字”“双万字”“照三星”“钻四门”“五盏灯”“蛇蜕皮”“单摆尾”“双摆尾”外，还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珠阵”“四门斗底阵”“大乙八卦阵”等传统套路。唱词大都是“恭贺新春”及“来年好运”的吉利话，如：
  太阳出来照西海，西海闪出观音来；
  招财童子两边站，利市贤官紧跟来。
  这个村庄好地方，新打的院落四四方；
  骡马成群财源广，养的儿孙是状元郎。
  一些文风兴盛，人才济济的乡村，社火头人和膏药匠还高唱《千家诗》中的诗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限风光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小场子】大场子结束后，部分演员退出场外，由狮子、旱船，或是高跷等上场进行表演，有舞蹈和杂耍，也有套曲和绞儿（即快板书）等。这类演唱中既有人民性很强的精华，也有不少是封建糟粕。1978年以后，各县（市）文化部门，对这类演唱进行过搜集整理。其中张掖市文化馆搜集套曲有：《卖梅花》《崔氏女借妆》《阎王乐》《张先生上京》《尅财鬼变驴》等10多首。社火中的“绞儿”，除一些低级趣味的外，具有讽刺、夸张、幽默情趣的居多。诸如《说小气》：
  说小气，道小、气，小气不过张老四。
  他顿顿吃饭把门闭，苍蝇隔门刁了个米颗子。
  老子撵，儿子追，一撵撵到了红石岭。
  捞住了苍蝇的后大腿，朝尻子楞给了八棒槌。
  苍蝇一时着了急，赶忙跪到赔不是。
  叫声四爷你细听，赔你的米颗子成不成？
  张老四一听把眼瞪，骂了声混虫你是听。
  若要叫我饶你的命，除非给我盘缠二两银。
  【坐场子】大、小场结束后，如主家热情接待，演员的情绪甚好，即拉开场子演秧歌剧。主要剧目有《小放牛》《闹书馆》《夫妻观灯》《张良卖布》《钉缸》《下四川》《兰桥会》等。
  社火一般在正月初五左右开始，正月十五日过后结束，正月十五又是花灯节，城乡张灯结彩，燃放焰火。县城一般都在大街上摆放灯架，悬挂用素纱、素绢制作并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水浒》等名著故事的排灯；一些人家的庭院大门还悬挂大红宫灯，或是绘有《八仙过海》《鱼跃龙门》《踏雪寻梅》以及《四爱图》和《自足图》的彩灯。如遇太平盛世或特大丰年，城镇和堡寨，还利用宽敞地带设假山造“鳌山灯”，或“九曲黄河灯”“太乙八卦灯”；形成灯的海洋，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十分壮观。
  十五灯节，也放焰火，也叫烟花。张掖的烟花有菊花型、大丽花型，沙枣花型及拍子花型等多种烟花，其中尤以拍子花最为壮丽。
  三、民间文艺的整理、研究与创新
  （一）民间音乐歌舞和传说故事集成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积极组织挖掘整理。80年代开始，地、县（市）文化部门，分别组成“民歌集成领导小组”，组织专人深入城镇、农村、学校，历时一年有余，相继完成张掖等5个农业县（市）的民歌集成。地区民歌集成领导小组编纂印刷有640多首民歌的《张掖地区民歌集》。张掖市民歌《冻冰》和山丹县民歌《太平东调》等10余首被入编《甘肃民歌集》。其后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民族研究院完成裕固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共收集124首，其中西部突厥语民歌94首，东部蒙古语民歌30首。
  【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的挖掘与整理】各县（市）挖掘《顶灯》《手鼓》《顶碗》《奶羔》等舞蹈节目和三弦、板胡、唢呐、笛子等民族民间器乐曲谱。还整理出佛教，道教和民间古典器乐曲50余首。对挖掘的舞蹈通过整理加工，使之节奏紧奏，形式完美，内容充实，主题更加显明。由原“顶灯”“手鼓”合成的《灯鼓舞》，由“奶羔”加工的舞蹈《缝羔衣》获1989年全省文艺调演一等奖；《顶碗舞》获得1986年全省舞蹈会演二等奖和全国会演三等奖，还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1987年开始，地、县（市）文化部门组织人力广泛开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活动。山丹县搜集传说、故事200余篇，筛选编辑出版《焉支山传说》；肃南县收集裕固族民间故事近百篇，编辑印刷《肃南县民间故事集》。民乐、高台、临泽、张掖县（市）由县文化馆指定专人搜集整理。全区搜集总数为500余篇，其中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甘肃卷》入选《黑水国被黄沙掩埋的由来》等10余篇。
  （二）民间文艺研究和创新 通过对民间音乐歌舞和传说故事的挖掘整理，涌现出一批热爱民间文艺，潜心研究民间文艺，并获得一定成效的文艺工作者。地区行署文化处李积厚编纂《张掖地区民歌集》《张掖地区戏曲志》，撰写《张掖民歌浅谈》《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张掖戏剧》等论文。肃南县文化局田自成撰写的《浅谈裕固族民间文学的特点》《裕固族服饰习俗浅析》，分别获全省和全国民间文学一、二等奖。张掖市文化馆徐万和撰写的《浅谈河西民间社火》《浅谈河西民间筵席上的筵帨》，相继获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北方15省（市）自治区民间文学大奖赛纪念奖和三等奖。
  在民间音乐舞蹈的继承创新中，地区群艺馆柴森林挖掘整理的3个舞蹈，获得省级和国家级的奖励；创作新歌曲《河西走廊赛江南》发表于《祁连歌声》；还撰写有《突破旧程式，塑造新人物——谈为说书阵地配乐的体会》《张掖曲艺音乐概述》等论文。地区音协副主席丁师勤创作的《我爱张掖的红枣林》《山歌越唱羊越多》等歌曲发表于《祁连歌声》。张掖中学高级音乐教师杨继文，在教学之余兼事歌曲创作，在《中国潮金曲选》《中国青年词曲精选一百家》《中国工人歌曲新作》发表和广播的歌曲有57首，其中获国家级奖8首、省级奖12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