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第一节 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事业单位
  一、文化行政管理机构
  （一）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文化行政管理机构 自秦王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法治制度以来，文化由太守、县令统一管理。〔汉〕承〔秦〕制，文化成为郡县官吏任期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平帝元始年间，甘肃始置学官，兼管文化。清朝，州府专设“学正”，县设“教谕”，统管教育、文化。〔民国〕8年（公元1919年），张掖、山丹、高台、临泽、民乐县政府始设管理教育、文化的劝学所。〔民国〕15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兼管文化。
  （二）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行政管理机构
  【地区文化行政管理机构】1949年9月张掖解放后，张掖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设第三科主管教育文化。1950年5月张掖分区撤销，所辖5县分别划归武威、酒泉专区。1955年10月武威、酒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专署设“文教卫生组”。1958年7月，撤销文教卫生组，成立“文教局”；12月，文教局和卫生局合并为“文教卫生局”。1959年1月，机构变动，分设为“文教局”和“卫生局”。1961年12月，张掖专区划分为张掖、武威、酒泉3个专区，张掖专区专员公署内设“文教局”；1966年“文革”开始，文教机构瘫痪。1968年3月，张掖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下设“文体组”。1970年12月，成立专区文教局革命领导小组；1971年撤销文教局革命领导小组，地区革委会政治部设“文体组”；是年10月撤销文体组，成立“张掖专区文化局”。1978年12月，专区革委会改为地区行政公署后，专区文化局遂易名“张掖地区文化局”。1983年10月，文化局和教育局合并，成立“文化教育处”。1986年6月，教育、文化分设，成立“张掖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处”，至1995年底，内设2室5科，即：办公室、创作研究室、戏剧电影科、文物科、群众文化科、文化市场管理科、新闻出版科。直属事业单位有：地区七一秦腔剧团（县级）、地区群众艺术馆（科级）；直属企业单位有：地区电影公司（科级）、地区电影院（科级）、甘州书画社（集体）。
  【县（市）文化行政管理机构】20世纪50年代，各县人民政府第三科管理教育、文化。1958年下半年各县成立“文教局”。“文革”期间，各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下设“宣教组”，管理文化教育；1974年各县设“文教卫生局”。1981年开始，张掖县率先成立文化局；1985年改县建市后更名“张掖市文化局”。同期，山丹、民乐、临泽、高台、肃南县相继分设“文化局”。
  二、文化事业单位
  （一）〔民国〕时期的文化事业单位〔民国〕8年，张掖县劝学所下设“通俗教育馆”，内有图书阅览室、动物部、植物部、文物部，此为全区文化事业单位之始。其后山丹、民乐、高台、临泽县相继成立“通俗教育馆”，内设图书阅览室等。
  （二）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事业单位
  【地区群众艺术馆】1979年12月，地区文化局下设“群众艺术馆”，为科级事业单位，内设业务股、绘画室、群众文化辅导站等，辅导全区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和乡镇村社，开展文娱活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组织文艺创作。其后增设书画经营部，经销文化用品；全馆职工21人。
  【县（市）文化馆】1949年9月，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县在接收原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成立“人民教育馆”，后易名“文化馆”，配备3～5人，内设图书报刊阅览室。1955年10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馆成立。是年底，6县文化馆实有职工35人：张掖8人，山丹7人，临泽、肃南各6人，高台5人，民乐3人。“文革”时期，文化馆被列为破“四旧”的重点，业务瘫痪、图书流失，损失惨重。1968年，张掖县图书馆、电影院、文化馆合并成立“张掖县文化单位革命领导小组”；山丹、高台县文化馆改为“文化工作站”。民乐县文化馆、电影站、新华书店合并为“文化服务站”。1971年后，各县相继恢复文化馆。1979年后，工作逐步正规，职工增为62人。
  【乡村文化站】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一些生产大队曾创办过文化室，其后夭折。1978年以后，区内兴办文化站，每社一站，国家财政补助800元。1980年3月，高台县新坝乡建立全区第一个文化站；1981年，张掖县乌江、大满、碱滩，山丹县东乐、清泉，临泽县蓼泉、板桥、新华，民乐县南古、丰乐，肃南县泱翔等11个乡建起文化站。1985年，5个农业县，实现乡乡有文化站。到1995年，区内建起乡文化站85个，其中：张掖市24个，山丹县12个，民乐县14个，高台县12个，临泽县10个，肃南县13个。经过验收评比，张掖市乌江、大满、长安、党寨，山丹县东乐、清泉、花寨，民乐县洪水、三堡、六坝，临泽县沙河、板桥、蓼泉，高台县宣化、南华乡等26个文化站晋升为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站）隶属乡（镇）政府管理，业务受上级文化部门督导；聘任有文化、艺术特长的社会青年为专干；活动经费和人员补助由国家和乡（镇）共同解决。
  乡（镇）文化站和文化中心，一般都设有图书阅览室、游艺活动室、录像放映室、书画展览室、体育场、戏台、电影院、业余剧团或文艺宣传队等。除经常性地开展书报阅览、橱窗展览、棋类扑克游戏，电视录像放映、球类体育活动外，还不定期的举办政策宣传，时事问答、科技讲座、知识竞赛、歌舞晚会和文艺演出等。1982年，全省农村文化工作敦煌现场会上，高台县新坝乡文化站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先进集体”；1984年，山丹县东乐乡文化站站长钱世隆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先进工作者”；1987年，临泽县蓼泉乡文化站被评为“全省先进文化站”，被命名为全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1987年，高台县盐池乡文化站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先进集体”；1990年张掖市乌江乡文化中心荣获“全国先进文化站”称号，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奖励。
  【村社文化室】在建立乡（镇）文化站或文化中心的同时，一些行政村和条件较好的合作社，也建起拥有图书报刊阅览、棋类扑克游戏、电视放映的“文化室”或“青少年之家”“党团员活动室”等600多个，农村文化日趋活跃。
  第二节 文化市场管理
  〔民国〕以前，各县官吏，对视为诲淫诲盗的图书、戏剧，如《金瓶梅词话》《九尾龟》《绿野仙踪》《梅龙镇》《二姑娘害相思》《春宫绘画》《春宫葫芦》等禁止出售和上演。还有的书香人家，除禁止家人购买“淫书”“淫画”“淫物”外，甚至连《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也不许涉猎。张掖民间至今仍传有“少不看《列国》，老不看《三国》”的说法。而且不许未成年的子女观看灯、影、戏会。
  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党政组织坚持不断地向民众开展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人民，文化市场基本处于健康状况。80年代，国外一些黄色、淫秽书刊、音像制品一度传入张掖。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非法制售传播淫秽制品，危害社会。1984年，地区成立文化市场领导小组，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1989年7月，根据中央和省上全面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的指示，地委、行署重新组建由地区文化、公安、广播电视、工商管理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化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县（市）、乡（镇）也建立相应组织，层层制订规章，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监督检查，文化市场得到整顿。1995年统计，在区内非国有印刷厂、私营零售书店、录像放映点、录音录像带零售商、电子游戏机、台球、舞厅、卡拉OK厅收缴黄色、淫秽和内容不健康的图书6560册，迷信印刷品460件，走私淫秽录像带861盒，查封、取缔和令其停业整顿的各类文化摊点73家，文化市场得到净化。
  第三节 文学
  一、古代张掖文学
  张掖古代人文荟萃，文学创作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仅清朝以前地方志收录的诗、词、赋、歌曲、墓铭、奏疏等作品达800余篇（首），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比比皆是。但散佚很多，留存甚少；一些古籍只载题名，无存作品。
  （一）〔汉〕〔魏〕〔十六国〕时期〔汉〕武帝辟河西后，张掖较有影响的诗歌是细君公主的《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居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汉〕武帝为牵制和削弱匈奴，应曾在张掖黑河西岸居牧已迁往西域的乌孙王昆莫之请，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赐给公主尊号并乘舆服御物等，令嫁乌孙王昆莫。细君的《悲愁歌》反映封建统治阶级以弱女实现其政治联盟的卑劣行为。《悲愁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甘州府志》载，张掖最早的散文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赐窦融玺书》《报窦融诏》《又报窦融求代诏》以及河西五郡大将军安丰侯窦融《上光武帝书》《让隗嚣书》《请伐隗嚣书》。〔西晋〕“八王之乱”，导致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河西相对稳定，中原大批文人来河西避难。经学家郭荷（略阳人），来张掖东大山结庐隐居，郭瑀（敦煌人）来张掖从师郭荷，潜心求学。后郭荷病逝，郭瑀守孝三年（隐于临松山薤谷），凿石室讲学，收弟子千余人。〔前凉〕王张天锡闻知郭瑀贤，当即派孟公明奉书延请，称郭瑀“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现“苍生倒悬，四海待拯”；因之“鹤企先生，乃眷下国”。不意郭瑀不愿应征而指着天空的飞鸿说：“斯鸟也，安可笼哉？”著有《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已佚）。〔清〕人陈瑜有称赞郭瑀诗说：“爱士朝无张逊学，从师野有郭承修。春秋守墨赞三传，孝悌经谈叙九畴……”
  郭瑀谢世后，临松卢水匈奴族人沮渠蒙逊继起。蒙逊智勇双全，于建康（今高台骆驼城）建立北凉王朝时，延聘著述《十三州志》的学者阚骃为国师，嘱其校点经籍。其传世佳文有《求言令》《劝农令》《署文支广武太守振武侯下书》《上晋主表》等，言简意赅、文辞精彩，为世人称道。
  （二）〔隋〕〔唐〕〔五代〕时期〔隋〕大业三年，杨广派尚书左丞裴矩（山西闻喜人）驻张掖专司同西域诸国的互市贸易。裴矩根据西域各国客商提供的情况，编纂绘制《西域图记》3卷，内含44国。内中“发自敦煌，至于西海”的三条路线，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史志中最早的记载，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同时提出“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的治理主张，不仅促成隋炀帝杨广西巡张掖，而且也使西域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各献地数千里的辉煌业绩。
  盛〔唐〕时，张掖籍赵武孟、赵彦昭父子文学创作卓著。《新唐书·本传》载：赵武孟年轻时不喜读书而爱狩猎。一次，把猎获的珍禽肉煮熟送母亲品尝，不料母亲哭诉说：“汝不读书而佃猎如此，吾无望矣”！武孟从此痛下决心，发奋读书，考取进士后官至右台御史，著有《河西人物志》10卷（已佚）。赵彦昭出生在这个仕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考取进士后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被封为“耿国公”。《全唐诗》录其诗作21首，其中主要有《和韦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诗》和《秋水木芙蓉》等。诗人张说在《赵耿公彦昭》一诗中赞誉：“耿公山岳秀，才杰心也妙，鸷鸟悛标立，衰玉扣清调……”
  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边塞诗人岑参，以及王维、温庭筠、韦庄物、李贺、马云奇等，或亲历张掖，或思怀焉支，均有佳作留世。
  陈子昂于武后垂拱年间奉旨巡视张掖，留下诗作多篇。《全唐诗》录有《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度碛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观玉篇》等数首。尤其是《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虚己》一首，悲壮苍凉，含意无穷。诗中写到：“宁知玉门道，翻作陇西行。北海朱旄落，东归白露生。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
  〔唐〕玄宗开元时，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河西，在张掖写下《使至塞上》和《出塞作》《燕支行》《送韦评事》等著名诗篇。其中《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已成吟哦塞上大漠风情的千古绝唱。
  边塞诗人岑参，随高仙芝到河西，在张掖的诗篇有《过焉支山寄杜位》《戏问花门酒家翁》和《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等。和岑参齐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高适，在其《送浑将军出塞》诗中，叙述归汉的浑邪王后世子孙为〔唐〕将的情况：“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焉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蝥孤，每逐骠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城头画角三四声，画中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云，辛勤判作一年行。”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也在《幽州胡马客歌》和《留花门山堡》诗篇中，分别写了：“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风寒”和“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的千古名句。由于“安史之乱”，千里河西相继被吐蕃攻占；曾在张掖郡府作幕宾的马云奇等人，被吐蕃俘虏，押往青海。一路上过着：“泪滴东流水，心遥北翥鸿”；“不见书传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的凄惨日月。在半道游大德遇赧回张掖，马云奇作了《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代书寄呈将军：“支公张掖去何如，异俗多嫌不寄书；数人四海皆兄弟，为报殷勤好在无。”
  为打败安禄山，唐王朝不仅将公主嫁给回鹘，还准许回鹘在破贼之时，掳掠汉族妇女。晚〔唐〕诗人温庭筠的《怨回纥》一诗，就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颉利国，饮马狐奴河。毳布腥膻久，穹庐岁月多。雕窠城上宿，吹笛泪滂沱。”
  晚〔唐〕时，词已出现，韦应物的《调笑令》表明词已由风月情怀扩大到边塞风光：“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三）〔宋〕〔元〕〔明〕〔清〕时期宋王朝确立后，整个河西仍为吐蕃、回鹘、党项和蒙古等游牧民族所据。由于吐蕃等封建奴隶主的统治原始而残酷，汉族人民和汉文化遭受严重摧残，如同诗人杜牧所咏：“牧羊驱马虽戎装，白首丹心尽汉臣。”以及无名氏的“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可叹生涯光景促，旋嗟死路夜何长”等。
  赵?的一首小诗：赵?即〔南宋〕恭帝，四岁继帝位，六岁被蒙古统帅伯颜、张宏范掳掠解送到元大都。为笼络兴兵抵抗的文天祥和江南汉族，〔元〕世祖忽必烈封赵?为瀛国公，又将他钟爱的迈来迪郡王阿尔斯兰的孙女罕兀鲁给赵?为妻。〔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突然下诏：“命瀛国公赵?学佛于吐蕃。”张掖在蒙古汗国时为吐蕃省首府，僧侣近万人，仅迦叶如来寺（今大佛寺）就有僧人三千多。于是赵?偕母亲、妻子来张掖大佛寺学佛，被称为“合尊法师”。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逝世，由弟仁宗继位，贬武宗长子周王和世?先去云南，后来张掖，赵?妻被和世?相中，当即掳掠而去。赵?面对青灯古佛，思念娇妻古国，写了咏怀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这首小诗传到大都后，成了赵?筑黄金台招募勇士反叛的罪证。至治二年（1322年）赵?被杀。相传赵?妻罕兀鲁被掳掠时已身怀有孕，小孩出生后取名“妥懽帖睦尔”，即后来的元顺帝。汉族诗人写了一首《古风》：“皇家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燕不花和他的《竹枝词》：竹枝初称“折杨柳”或“杨柳枝词”，流传于吴越一带。刘禹锡家居浙右时，曾写有《折杨柳》一诗：“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后刘禹锡赴四川沪州一带为官，又向当地民歌学习，创造出新诗体《竹枝词》。因张掖被吐蕃等游牧民族占据，直到元王朝建立后，《竹枝词》才传入张掖。燕不花，蒙古族诗人，生卒及事迹不详，《甘州府志》收录他富有地方特色的《竹枝词》：“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
  元朝来张掖的诗人万世德，也写有《塞下曲》等诗，其中有“报道单于今绝幕，祁连膏雨草青青”“莫唱焉支旧时曲，马箠直断合黎山”等名句。
  从明朝到清朝中期的400余年中，张掖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诗、词、歌、赋、散文，争妍斗奇，竞相开放；客籍作家，本籍作家，各领风骚。据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张志纯主编出版的《古诗话甘州》收录，仅〔明〕初至清朝中叶的诗人即达百余人，入选诗词500余首，张掖诗人有任万年、马羲瑞、秦国英、卜舟、陈宏德、冯世和、王宏珏等。客籍诗人及诗作有郭登《甘州纪事》；翰林学士岳正《黑河古渡》，赵蕴崇《春日登三台阁晴眺》；张楷《过石硖口》；陈裴《初至镇游甘泉》；朱维均《青海》；赵锦《训俗大平歌》；郭绅《观刈稻诗》；李渔《甘泉道中纪事》；许孙荃“酒泉张掖近天山，大漠风云指顾间；莫道行边人万里，最西还有玉门关”。有邑人马羲瑞《空楼晚眺》；陈史《忆乡风》。”
  〔明〕〔清〕间，《重刊甘镇志》《甘州府志》和各县县志中收录的散文达数百篇，作者200多人。主要有许论《甘肃图论》，杨一清《处置海虏疏议》，魏焕《甘肃考》，潘昂霄《穷河源记》，杨春茂《哈密卫叙》，杨博《山南关记》《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陈棐《尊经阁贮书记》《边防碑记》，廖逢节《议处标兵将领以肃军政事》《砖包镇城疏》，石茂华《议岁造兵篇疏》，〔明〕宣宗朱瞻基《敕赐宝觉寺碑记》，慕国琠《开垦屯田记》，毕沅《王珊苔小传》，沈青崖《张掖河水运记》及刘宽《河西赋》，朱梦臣《仙堤赋》，王学潜《甘州赋》，王世俊《息邪说》等。其中杨博《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中，提出“永不起科”和“藏富于民”的政策策略，对巩固当时河西的防务起了重大作用。陈棐《边防碑记》中，记述制造“乌嘴铳、三眼枪、涌珠炮”以及“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的情况，表明当时张掖的热兵器制造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准。沈青崖《张掖河水运记》中记述：“当今冬初水退，尚深三四尺（1～1.33米）”，为黑河水量的最早记录，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另据《重刊甘镇志·乡贤》中记述：张掖陈瑗在考取进士后官至南京右佥都御史，并著有《危庐集》（已佚）。山丹卫人武振，文武兼备，官至甘肃总兵，奉旨出使西域，著有《哈密纪行录》（已佚）。
  二、近代张掖文学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途经胭脂山写的“脂山无片脂，玉门不生玉，荒戍几人家，如棋剩残局”，揭开近代张掖诗作的序幕。其后诗作有李銮宣“铁马无声战骨寒，荒原月落鸟啼残，至今觻得墙边路，草带腥风血未干”；裴景福“天远风云出塞，日暮牛羊入城，开门黄山雪照，到床黑水月明。”此外还有杨昌浚《赠左宗棠》，许乃谷《秦中土》《天山雪》，徐兰《黑河雨阻》，陆廷黻《采兵米》，张紫垣《题〈天山雪传奇>》，俞樾《寄冯焌关西行》等。〔民国〕以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后两次来张掖，写了“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中原灶具长人骨，大吉铭文草隶砖”及“《浪淘沙》转到甘州开口笑，错认江南”等名篇。其后国民党元老罗家伦有“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张掖县县长马文炜也有“米熟乌江颗似银，苇池风过水粼粼，居家那有甘州好，无奈侬为六十人”等。
  还值得提及的是：近代张掖籍诗人还写了不少带有乡土气息、生动活泼的《竹枝词》。如曹学禹《张掖竹枝词》，赵元普《洪水竹枝词》，陈情《南古竹枝词》，李鼎卿《洪水竹枝词》，文蔚成《永固竹枝词》，贾生琏《天城竹枝词》，李在泗《张掖竹枝词》，盛应祺《高台竹枝词》。另袁定邦的诗作尤为瞩目。袁定邦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从小就目睹国民党军阀、官僚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因而在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对军阀官僚的不满及对人民的同情。在《甘州杂咏》二十之八中写道：“剥削锤敲到处号，凄凉龟背面无毛，可怜犹说金张掖，一岁输捐一岁高”。三四十年代，正是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中国之际，袁定邦又在《倒和七圣宫壁上原韵》一诗中写到“岂有男儿事学仙，河山破碎泪纷涟，横刀我欲扶桑去，搏得炎阳下九天”。在《西施》一诗中云：“碧翻白浪越人兵，月冷歌台谢管声，自是君王轻社稷，千载偏说妾倾城”，显示他对妇女的尊重和不平。此外袁定邦还写了不少颂扬山河和历史人物的诗作，实为张掖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民国〕25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张掖地区各县同国民党马步芳部浴血奋战，为宣传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揭露蒋介石和马步芳的反革命行经，红军战士写了大量诗歌，如《兰衣社是走狗》《打与三字经》《坚决消灭马匪军》等。在《一炮打倒马步芳》一诗中说：“一炮打倒马步芳，不抓壮丁不要粮。安居乐业搞生产，人民当家乐无疆。”
  〔清〕末和〔民国〕时期，张掖的散文作者较少，再加天灾人祸频仍，散失颇多，留存极少，个别收于方志。仅见者有吴可读《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折》《请诛已革提督成禄折》，阎汶《肃州逆回叛反陷城记》《知县吴恩肇革除积弊碑志》，黄璟《仙堤书院藏书说》《李陵送苏武归汉赋》，左宗棠《奏请甘肃分围疏》，周达武觻得书院又一园修禊序》，蔡金台《河西讲舍碑记》，龙锡庆《甘州书院记》，杨应琚《琴舫赵太史学行序》，杜宝联《捐义学束脩记》，王之佐《致马安良书》，钱昌绪《扑灭悄悄会记》，李庆瑞《规赌文》，徐家瑞《高台道德会宣言书》，文蔚成《祁连金山赋》，曹清《移设民乐县治碑记》，高一涵《陈怡轩传》，林振华《高如先先生传》等。其中吴可读（甘肃人）《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折》和王之佐《致马安良书》，不仅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记录，而且还有骇世醒俗的作用。
  三、当代张掖文学
  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区文学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创作日趋繁荣。广大作者和文学爱好者，解放思想，勤奋耕耘，在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一大批诗歌、散文和小说。多篇（部）作品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创作成绩斐然。
  50年代初期，为配合镇反、土改、合作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文艺创作以诗歌居多。例如：“黑河水，清又清，农村风光一片新；共产党领导反封建，挺起腰杆做主人。黑河水、长又长，翻身农民积肥忙；互助合作闹生产，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张掖县长安乡农民张百禄《交公粮》歌：“胶轮大车吱吱响，一片灯火闪闪亮；一粒粮食一颗心，衷心感谢共产党。夜半歌声传四方，送交爱国公粮忙；吃饭不忘种谷人，毛主席恩情不能忘。”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出现一批鼓吹跃进的顺口溜式的所谓的“诗歌”，如“工人学了总路线，抡起铁锤像闪电；农民学了总路线，一铣能铲半个山；妇女学了总路线，劳动赛过男子汉；老人学了总路线，百岁年龄减一半。快马加鞭超英美，一天等于二十年。”此期，诗人李季、闻捷来张掖采风作诗，在《河西报》上发表李季《祝丰收——寄安振同志》、闻捷《高歌一曲唱河西》等。1966～1976年“文革”中，不少文艺作品被视为“封、资、修”，横加批判，遭受禁锢。1978年以后，全区文学创作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律诗、绝句等旧体诗不时见诸省、地报刊。较有影响的有张浩廉的《甘州城北踏青》《游甘泉公园》《踏沙行——瞻仰大佛寺》等，他遴选编辑出版诗集《拾鳞诗草》。这些诗作不仅充满乡土气息，赞扬农村新气象，还讴歌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周光汉的《祁连游》《木塔吟》《积肥翁》《河西沙枣树》《张掖秋色》等诗篇先后被省诗词协会《陇上吟》《烛光吟》《陇风》和《中国当代诗歌荟萃》诗集收录。施生民、王野苹编注出版袁定邦的《抱坚轩诗集》。施生民《丝路抒情》《游马蹄》《游大野口水库》等诗作被收录于《当代中华诗词大辞典》和《甘肃诗词》等诗集。王野苹还出版诗集《西域行吟》。鲁言（焦多福）诗作颇丰，有数百首诗词在省内外和全国报刊发表，出版《弱水微润》等诗集4部。农民诗人王登瑞的田园诗，清新素雅，意境深远，其五绝《备耕忙》诗句“马啸三更月，鸡鸣半夜霜。田家无暇日，早起备耕忙。”被区内外诗人所称道。旧体诗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新体诗的创作更加活跃，硕果累累。8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甘肃荣誉公民、新西兰著名人士路易·艾黎，再次来山丹视察，即兴写出《回山丹》《山丹街景》等诗篇，抒发他对山丹故土的情感。张掖师范学校特级语文教师杨存林在数10年施教之暇，创作新诗数百首，很多发表在地、省级以上报刊，不少获奖，兰州大学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枫叶如心》。陈洧微型小说《将军与士兵》获全国微型纪实文学“青春奖”三等奖，散文诗《我读大漠》获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二等奖，其《雄关》《古堡》《孤烟》《写给大漠》等八首散文诗被《甘肃散文诗十家》一书入选出版。陶骅新体诗《炊烟》《雁阵》《春犁》等见诸《甘肃日报》；《思乡》《旗手》《祖国》《笑的花》《一棵树》等，发表于《香港文学》和加拿大《京华日报》；其诗《宇宙门》于1993年由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李明春新体诗《弯弯的月亮》1989年获全国首届散文诗大奖赛佳作奖；《我的门永远为你开着》获1990年全国短诗短文大赛优秀作品奖；1995年，群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春天的脚步》。多红斌以新体诗创作的歌词，受到普遍赞誉，仅在全国各地获奖作品就有10首，其中，《出征曲》获中国首届微型文学作品二等奖；《丝绸之路》被选为甘肃省丝绸之路节节歌。发表新体诗的作者还有丁居红、贺继新、李均、白文林、寇克英、李荫兰、王国斌、门晓峰等。
  区内散文创作起步较早，收获颇丰，散见于《人民日报》《甘肃日报》《陇苗》《甘肃文艺》《飞天》《青海湖》《延河》《青年文学》《西北建设》等国家及省内外报刊。比较有影响的有刘崇文的《巍巍祁连披绿装》《春寒意暖播种忙》，陈洧《读云》，赵玺《芭蕉湾夜话》《我的农民朋友》，曹宝龄《山村明月夜》，张中式《雄伟的俄博》，苏治《飘香的坟茔》，多红斌《雨马蹄，雾马蹄》，王国华《黄山撷趣》《童年趣事》，郑艾玲《黑河，我的母亲》，肖滋云《魂系山丹》等。张怀德《黑风奇观》获甘肃省第二届文学评奖优秀作品奖。
  40多年来，全区文学工作者对小说的创作，经历由起步尝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不断取得新成果。1962年8月，徐万和以笔名“祁峰”在《上海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图玛蒙》，获该刊“灿烂生活征文”二等奖。“文革”开始，小说等文艺创作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小说创作得到新生，逐步走向繁荣。197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掖县上秦公社下乡知青田瞳的长篇小说《沙浪河的涛声》，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沙浪河两岸人民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博得社会好评，获省文学创作二等奖。继而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文学报刊发表短篇小说260多篇。其中，《远影》获全国微型小说征文一等奖，《古寺庙旁边有个小院》获甘肃优秀文学作品奖。是全省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裕固族青年作家杜曼成果显著，多项获奖。短篇小说《相见在山中》分别获全国、全省少数民族文化优秀作品奖，1995年还被日本《北方文艺》翻译转载；《牧人》和《岁月》先后获全国和全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奖和三等奖，陈洧发表短篇小说《流星》《县长的故事》，曹宝龄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求索》《老俏皮》《告状》《山路》等。《爱的求索》获《文友》杂志征文佳作奖。张中式与谭增仁合写的短篇小说《阿克塞牧歌》和《白驼》发表于《甘肃文艺》和《飞天》，并分别获得飞天优秀文学作品奖和甘肃省文联优秀文学作品奖。张掖籍青年作家雒青之，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创作报告文学、短篇小说40多篇，其中《今昔是何年》《老学九》分别获甘肃省文联和兰州市文学创作一、二等奖；1990年完成《艺海苦航》。1993年获首届“敦煌文艺奖”、甘肃作协“开天龙杯一等奖”。肖滋云与田瞳合写长篇报告文学《芦堡之路》外，进而在省级刊物相继发表《焉支山下的孩子》《连心桥》《我和泥沙》《丈量》《人言可畏》等作品。李中和以相近题材，发表《拨浪鼓敲响的时候》《女贩子》《单色堇》《野菊花》等小说；《拨浪鼓敲响的时候》获建国30周年文学创作三等奖。地区育才中学教师尚金恒创作的短篇小说有《外公与外孙》《张经理探亲记》《妻子·丈夫·孩子》等；《外公与外孙》被新加坡《文学百年刊》转载。创作短篇小说的还有林茂森、付聪林、崔多奇、陈义、吕有恒、韩润东、吕文有、唐培家、梁世琛、柯英、安雪琴、赵金玉、陈昱华等。
  在创作上述文学作品的同时，报告文学也应运而生。主要作品有：陈生蕃《忆张一悟同志》《忆高金城同志》，王自刚《路易·艾黎——伟大的架桥者》《何克·乔治——一个献身甘肃的英国青年》，曹宝龄《拨人心弦的姑娘》，王秉德《六世班禅经张掖进京朝觐记》等。《张掖报》记者陶明，仅用一年多时间，深入全区经济、文化部门，调查采访，写出36篇共36万字的报告文学集《金张掖之光》，并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题写书名、中共张掖地委书记马西林作序，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结集出版发行1万册。
  张掖的文学期刊有两种，一为地区文联的《甘泉》，二为山丹县文联的《焉支山》。《甘泉》1983年冬季创刊，16开本，内部发行，王海容主编，1984年停刊，共出2期；1993年7月复刊，苏治、多红斌先后任主编。至1995年共出9期。《焉支山》1992年7月创刊至1995年共出10期，陈希儒、肖滋云先后主编。
  第四节 民间文艺
  一、民歌
  （一）民歌 张掖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民族民歌既有其独特的方面，又有其共同的一面，依其演唱的时间、地点、内容、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山歌、小曲子、叙事曲艺等。
  【山歌】也叫“花儿”“少年”，是全区流行较广，也最为普遍的一种短歌。汉族唱，藏、蒙、裕固等族亦唱，回族、撒拉、东乡等族擅唱，尤以沿祁连山一带为盛。既可一人独唱，也可多人合唱和轮唱，更兴男女对唱。歌式一般为7字4句，也有9字、11字6句的；有当地流传的老山歌，也有外地传来的流行山歌，还有歌手即兴创作、现编现唱的山歌。歌词一般以抒情达意为主，也保留“诗言志，歌言咏”的遗风。例如：
  山歌本是古人留，留在世上解忧愁；
  一天不把山歌唱，三岁孩儿白了头。
  树上喜鹊喳喳叫，也把（那）喜事儿传报；
  如今的日子实在好，全凭共产党的好领导。
  由于生产、生活环境的不同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同是山歌而内容和风格也各有所异，沿山藏族、裕固族的山歌大意是：
  千里草原掀绿波，哗哗流水中间过；
  伴着流水唱山歌，山也乐来水也乐。
  羊群漫散像云朵，滚滚云浪绕山坡；
  站在云端唱山歌，山歌越唱羊越多。
  回族、东乡、撤拉等民族，性格爽朗、强悍，所唱山歌也显示其民族性格特征：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把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么个唱法。
  山歌的曲调也叫“令儿”，有“尕花妹令”“三朵红花会”“尕马拉回令”以及“河州（临夏）调”“西宁（青海）调”等多种格调，而且大都以高昂清脆、自由奔放为主，充分显示区内各族人民热情豪爽的气质和英勇顽强的性格。
  【小曲子】又叫“曲儿”，同山歌相比，他比较长，容量大，涉及面广，包括生产、生活、婚嫁、人情、世俗等；曲调丰富多样，且有两句段、三句段、四句段等分段重复演唱。蒙古族和藏族的小曲，除大量在野外唱的男女爱情歌曲外，还有不少反映生产劳动的歌曲，如《剪羊毛》《捻线线》《织褐子》《打酥油》以及家中来客敬酒、劝酒的《酒曲》等。裕固族小曲大致可分原有歌曲和引进外来歌曲两类，由于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固族语言迥异，原有歌曲东部叫“敦”，西部叫“耶尔”，而且一般都是由诗作曲词。大致有《婚礼曲》《赞颂曲》《思念曲》《丧葬曲》等。《婚礼曲》又分《戴头面曲》《告别曲》《待客曲》以及《酒曲》《上马曲》等。节奏比较自由，颇似蒙古族的“长调”。非“敦”和“耶尔”的曲子，东部有《擀毡》《奶羊羔》《催眠》等；西部有《赫哲的》《垛草》《奶牛犊》《催眠》《学步》等。
  区内汉族的小曲子更是浩如烟海，不仅分布广，且内容极为丰富，有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熬长工》《沙娃上工》，也有表现小市民情趣的《姐儿浪街》《卖水饺》《双探妹》；有显示社会各行业生活情趣不同的《拉骆驼》《纺棉花》，也有诉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小寡妇上坟》《三儿子分家》；有类似童话、寓言的《白莺鸽吊孝》《小老鼠告状》；也有大量表现男女爱情的《花五月》《闹五更》《伍哥放羊》《青泉堡的黄姑娘》等。曲式有字数相同、前后对称的二句段，四句段小曲，也有字数不等，前后不对称的多句段曲子；有常见的单段式曲子，还有为数不少的套曲。诸如被《甘肃民歌集》选入的张掖小曲《冻冰》，从“正月里冻冰二月里消，二月的鱼娃儿水面上飘”，一直唱到：“十一月的沟水冻成冰，十二月的年货摆出了门”为止。
  红西路军当年留传下来的歌曲有《土地革命歌》《十二月参军》《不要打内战》《消灭马匪军》等10余首革命歌曲。红军受挫离去后，马步芳、韩起功命人编了《打共产》反动歌曲，强迫人民群众歌唱。但张掖人民从红西路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行动中明白，只有红军胜利，人民才有好日子过。民间艺人依照人民的心愿，编了革命民歌《打马家》，热情歌颂西路军指战员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英雄气概，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曲艺、评书】亦叫“道情”或“叙事曲”，是民间小曲的延伸和发展。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原地区“唱赚”等曲艺的影响，逐渐成为一种配有三弦、板胡及小鼓、小锣等乐器，以唱为主，兼有道白的说唱艺术。民间艺人（包括民间业余演唱艺人，流浪艺人、盲艺人）用简单的乐器，既可一人走村串户，连敲带拉地演唱；也可由两三人配合，吹、拉、唱、弹协同配合；还可在城区大街小巷和茶园就地演唱；既可唱短小的曲段，也可唱连本的长篇故事。民间艺人，尤其是一些流浪艺人和盲艺人，更是多才多艺，既可以唱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高雅斯文的曲段，也可演唱逗人发笑或低级情趣的词调，甚至还因人而异地进行编唱。
  〔民国〕以前，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贬为“下九流”，不少艺人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备受上层富豪和各级官吏的欺凌压榨。〔民国〕26年（1937年），张掖县民间艺人张白话，在城内南清明坛演唱《武松夜闯白虎庄》，形容白虎庄恶霸庄主放恶犬围咬武松时说：“有几只黑狗，猛的向武松朴来。”在场的警察一听“黑狗”，当下就把张白话打成重伤，含冤死去。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艺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曲艺也获得新生，县市城镇的茶园中皆有曲艺演唱，民间司空见惯。普遍受到青睐的短曲有《采花》《兰桥会》《闹书馆》；长篇叙事曲有《武迎春进宝》《小李剑征东》《侯美英反朝》《雷宝同招亲》《陈杏园和番》《韩湘子出家》等。
  【少数民族史诗】流传在张掖市平山湖乡蒙古族中的有《成吉思汗的骏马》，叙述一匹火焰般的枣红色骏马，负载战无不胜的成吉思汗东征西战，建立赫赫战功的故事。藏族的《格萨尔传》，在肃南县皇城区和马蹄区一带，也有流行。裕固族人民中流传的长篇史诗，有记述〔元〕末〔明〕初裕固族东迁的《尧乎尔来自西志哈至》，叙述与白天鹅一样秀美善良的裕固族姑娘黄黛琛，同年轻英俊的牧人苏尔旦相爱，但在贪欲十足的部落头人保尔威和总圈头的迫害下，双双投水自尽的爱情悲剧故事《黄黛琛》。
  （二）故事 境内民间传说、故事，内容丰富，流传广泛。有地方风物传说，历史人物传说，玉皇大帝传说；有山神、土地、龙王神话故事；也有“柳树成精”“狐狸得道”“顽石点头”“鬼魔申冤”等鬼怪故事；有见财起意、杀害良善的故事，也有孝子贤孙，卫家保国的好故事；还有更多男女爱情故事以及童话寓言故事。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组织文艺工作者，对劳动人民喜爱的民间传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50年代初，《地主和长工的故事》《恶婆婆和贤媳妇的故事》等，曾在土改和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的教育作用，有的还在文艺刊物上登载，广为流传。其后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尤其“文革”期间，民间传说故事被列入封建迷信加以取缔，民间文艺工作者遭到诬陷和迫害。1978年后，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有进步意义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再度受到重视，地、县（市）文联组织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故事百余篇。共青团张掖市委编辑出版《张掖风物传说》，选录48篇，有《张掖城的来历》《祁连山的传说》《黑水国》《九眼泉》《焉支山百花池》《骆驼城》《天城》《仙姑庙》《姐妹坡头》《黑风洞》《五塔连环》等。
  除汉族外，区内裕固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也有各自的民间故事。裕固族虽没有文字，但口头传说很多，内容包括历史、民俗、民情和生产、生活、婚嫁等方面的故事，主要有：《部族的传说》《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杨（玛）安绪录的传说》《阿木兰汗的传说》《神箭手射雁》《骑神马的巴特尔》《长毛喇嘛》《王子护法》《傻瓜赛维力》《山羊太木》《黄莺妈妈》《雅当姑娘》《赛赛成》《萨娜妈》等。
  〔民国〕初年，张掖、山丹、高台、民乐等县城镇始有评书艺人。〔民国〕15年，陕西汉中陈福林在张掖开说《隋唐演义》。由于陈福林早年唱过秦剧，说评书时夹唱秦腔，边说边唱，人们喜听乐看。此后来山丹、张掖、高台等县城说评书的有河北人赵宏图，开说《黄杨传》，又名《老八杰》。仅二十多回的《黄杨传》竟能评说数月之久，场场满座。继而来张的有东北人石贵山、彭云杰和女艺人黄艳秋，评说《三侠剑》《绿牡丹》《杨家将》《童林传》等。共和国成立后，来张掖说评书的有张星三（艺名毛娃），早年跟随赵宏图学过《黄杨传》，其后又跟河北人李镇海学艺，得口传佳本《少英谱》。1978年开始，张星三在市文化馆茶园、市城建委茶园评说《黄杨传》《少英谱》《闯王外传》《洪秀全演义》和《新儿女英雄传》《红岩》及《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此外，各县（市）农村还普遍活跃着一支说书能手，他们在农闲时候、劳动间歇，利用饲养场、南墙弯、田间地头，向群众说书讲故事，成为传统文化的义务宣传员。地、县（市）文化部门，为农村培养故事员，向人民群众讲述《雷锋》《王杰》《张思德》《焦裕禄》以及本乡本村的新人、新事、新故事，向人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二、音乐、舞蹈与社火
  （一）民间音乐 张掖曾是月氏人的居地。据史籍载：月氏人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拥有被誉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有闻名于后世的“柘枝舞”（即荷花舞）、“胡旋舞”“胡腾舞”等著名舞蹈。〔汉〕武帝辟河西后，中原与西域欧亚的贸易往来频繁。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记载：张骞通西域，“带回胡乐《摩诃兜勒》，乐府因胡曲更迭新声二十八解，宫廷用作武乐。”〔汉〕末中原离乱，惟河西相对稳定，中原人士大量来河西避难，中原的儒学典籍与秦声、魏音、燕赵歌舞等随之传入河西。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歌舞同河西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交流、融合、发展，出现《西凉乐》。据《甘肃戏曲志·综述》记载：“《西凉乐》在前〔秦〕时称《秦汉伎》，即氏人符坚灭〔前凉〕张氏所得的宫廷乐舞——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乐器形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可见《西凉乐》于〔十六国〕初期已具雏形，其后秦王符坚，又派其在河西的守将吕光，出兵西域，掠得大量金银财物、佛经典籍、奇伎异戏并高僧鸠摩罗什，用两万峰骆驼载归，恰符坚败亡，吕光返回姑臧建〔后凉〕。后吕光为张掖临松胡人沮渠蒙逊所败，龟兹乐舞、奇伎异戏又为沮渠蒙逊所得。其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掠凉州富商吏民三万户、十余万口归平城（今山西大同）。《隋书·音乐志》载：“西凉（乐）者，起于符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魏太武帝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
  《西凉乐》是中原、河西、西域音乐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传入中原后备受青睐，先后被〔北魏〕〔北周〕尊为“国伎”。其中〔北周〕宫廷演奏的“国伎”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天竺”“高丽”等，仍以“西凉”为首，从而也为〔隋〕建立七部乐、九部乐奠定良好基础。〔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酉巡驻跸张掖，西域二十七国使节前来朝贡，甘、凉一带游人仕女，“佩玺玉、披金，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表明在甘、凉形成的《西凉乐》以及西域传来的狮子百戏达到空前规模，成为轰动中外的著名乐舞，从而也为其后的两位西凉节度使杨进述和杨嘉运，分别向唐玄宗进献《婆罗门曲》（被唐玄宗改制为驰名古今的《霓裳羽衣舞曲》）和《凉州》《伊州》《甘州》等大曲开了先声。据唐朝郑启的《开天传信记》中说：“大曲由乐（协奏、合奏、独奏等）、舞（单、双人舞并群体舞等）、歌（领唱、独唱、合唱等）三部分组成；其结构有散序、中序、入破等，且每一部分中又有多种曲段相衔接。其中《甘州》大曲的名目下又有《甘州子》《甘州慢》《甘州遍》《甘州破》《八声甘州》等曲牌。《唐五代词》中说：“甘州词令，宫人歌之，其词哀怨、闻者凄惨”。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琵琶》一诗中也说：“学语胡儿撼玉铃，甘州破里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功夫夜夜听”。另据日本学者水源渭江称：日本宫廷音乐中尚有未见其他典籍的曲谱《早甘州》，表明《甘州》大曲名目下的曲牌，于唐朝就传入日本，并被列为日本宫廷音乐。
  中〔唐〕后，河西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所据，动乱达400多年。但据晚〔唐〕诗人杜牧的“牧羊驱马虽戎装，白头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传遍天下乐闲人”和元朝诗人朱德润的“金花玉簪苍凤头，当楚咿哑和凉州”的诗句表明，形成于甘、凉一带的《西凉乐》，到〔宋〕〔元〕〔明〕诸朝，仍在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并和欧、亚各国传入的歌曲构成了〔宋〕〔元〕〔明〕以来数以千百计的“词牌”和“曲牌”，从而也为清初甘州音乐大师王珊苔的成长提供极其丰盛的沃土。《甘州府志·艺文》中载王珊苔：“企溯古音，造诣深奥”；相传他奏琴能招致百鸟和鸣，并与当时的甘肃巡抚、状元毕沅为莫逆之交。王珊苔逝世后，毕沅曾为他立传纪念。只是到后来，《甘州》大曲名目下的曲牌相继失传，当今张掖民间流行的曲牌有：《苦柳青》《甜柳青》《八谱儿》《纱帽翅》《山坡羊》《大红袍》《满天星》《金钱月》《得胜令》《菠菜根》《茉莉花》《割韭菜》《四合四》等数10曲。
  【佛教音乐】〔十六国〕时，张掖佛教比较兴盛，据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载：“原夫天竺之赞，作偈以和声，及夫东来，赞法于管弦，则称梵呗。六朝所传有《泥垣呗》《西凉州呗》诸曲”。表明当时以“清商三调”为曲调的河西民间音乐，已被张掖的佛教徒用来颂扬佛教教义。〔北魏〕灭〔北凉〕后，将凉治移于张掖，称“西凉州”。兴起于张掖的佛教音乐，经〔北魏〕传到中原后，便成为《西凉州呗》。另据《洛阳伽蓝记》载，西域各地驻足张掖沙门达3000余人。〔西夏〕建造的张掖大佛寺大殿两侧的砖雕壁画中，也有用管弦铙钵等器乐宣扬佛经的盛大场面；大佛寺的藏经中还有〔明〕永乐时刻印的《佛曲》，无曲谱，有汉字填的曲词。计有《证园融之曲（即清江引）》21首，《广善世之曲（即水仙子）》51首，弘清门之曲（即普天乐）》21首等，合计344首。其中标北（即北曲）的222首，标南（即南曲）的122首。在北曲中还有用汉字标音的非汉语曲调各15首，如“纳木尔赛罕”（秋光好），“也不罗”（去也），二者都是蒙语。由于历史原因，六朝的《西凉州呗》和〔明〕代的《佛曲》中的曲谱均已无存，也无人再能演奏。张掖佛教界流传至今的唢呐曲牌有：《钦天阁》《马陵道》《阮灵昊》《五更辞》《西番莲》《小桃红》《将军令》《海水潮》《醉太平》《上马前子》《下马前子》《月牙照荒台》《千里独行》等数10曲。
  【道教音乐】张掖道教有“全真派”道人和“正一派”道士两类。“全真派”为〔金〕〔元〕时王重阳所传，门徒出家作观，人数很少；“正一派”取张天师《正一威盟录》“正一”两字命名，门徒在家守业，娶妻生子，门徒较多。区内汉族早年过庙会，或是俗家敬神、送葬，大多请“正一派”道士设坛打醮、洒灯放食、上表祷告、挥鞭发檄等道事活动中击打的法器（包括鼓、钵、铙、锣、罄等）和吹奏的乐器（包括唢呐、吉呐、笛子、箫等），均自成体系，而且还有一部打击法器和吹奏乐器的《工尺谱》。其后《工尺谱》失传，除所念经文和哼吟经文的韵调同佛教徒有一定区别外，击打乐器和吹奏乐器，渐次和当地民间音乐，佛教音乐融合，即佛教音乐中有《钦天阁》，道教音乐中也有《钦天阁》；当地民间音乐中有《满天星》，道教音乐中也有《满天星》，彼此无多大区别。
  （二）民间舞蹈 汉武帝大规模地移民垦殖，被誉为中原汉民族“狂欢节”的“腊祭”随之传入河西。每年收获后，群众自发奉行一种带有祭祀性质的娱乐活动——腊祭。腊祭时，全村社的人们除祈求神灵保佑来年有好收成外，尽情狂欢歌舞。这一活动一直流传至今。高台县新坝乡暖泉村的群众，每年春节期间跳一种叫“倒羊角”的舞蹈，并由戴着倒过来的羊角毡帽的众多演员，边舞边唱：“跳羊角，闹羊角，跳起羊角做什么；孔夫子留下的乡人傩，驱除瘟疫活地脉”。这种舞蹈形式与中原传入的“乡人傩”大致相似，张掖以少数民族牧羊业为特征，加以融合，形式上变成了体现牧业的“倒羊角”，其内容仍是驱疫、狂欢的“乡人傩”。到〔隋〕〔唐〕之际，“傩舞”又演变成为“赛神”。据开元时来河西的诗人王维，在《凉州郊外远望》中写道：“野老才三户，村外少四邻，婆娑依社里，箫鼓赛田神”。在《凉州赛神》中又写道：“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南越骑神”。初〔唐〕时期的河西居民较少，但祝祭娱乐活动依然兴盛，只有三户人家的农村。敲鼓吹喇叭地舞着祭祀田神；从事农牧业的汉、羌农牧民，骑着骏马敲鼓吹奏羌笛赛骑神。表明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祭祀和娱乐活动的歌舞形式也逐步地在变化。
  〔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同西域的交往频繁，〔东汉〕时佛教传入，天竺的音乐舞蹈也经河西进入中原。据《十六国春秋》卷七十三中记载：〔前凉〕张重华时国力中盛，西域中亚不断遣使朝贡，其中天竺国贡献的方物中就有12人舞蹈乐队及乐器、舞曲《沙石疆》等。〔后凉〕时吕光又从西域掳掠回龟兹舞蹈及西域奇伎异戏，并经沮渠蒙逊把它和中原歌舞及当地各民族的舞蹈加以糅合，创造出誉满古今的《秦汉伎》，至唐朝又演变成为《西凉伎》。随着安禄山的反叛，河西为游牧民族所据，除《西凉伎》中的狮子舞为民间社火所继承外，其余歌舞大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三）社火 张掖民间社火，是农民群众在生产收获后自发组织的一种自扮、自演、自唱、自乐的庆贺祝祀活动，有的村社又叫“秧歌子”或“老秧歌”。社火的起源，民间有多种传说：有周文王命百子扮社火，闯出五关起源说；有〔唐〕某大臣为救一忠臣，全家扮社火，忠臣涂花脸饰膏药匠，闯出京城起源说；有明朝张相爷《百子图》说，在张掖民间社火中有：“一肚子养了十六个娃，四个鼓子四个花；两个书童陪两个侉，四个棒槌出了家”的唱词。另据考证，河西民间社火同周朝的“腊祭”，汉朝的“傩舞”，〔唐〕〔宋〕时期的“赛神”有一定联系，到明朝社火正式出现。明朝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载：“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令官伎扮社火，春婆一、春姐二、皂隶三、春官一”。到清朝社火规模进一步完善，人物逐渐增多，有春官、皂隶、四鼓、四花、书童、侉儿、媒婆、货郎、大头和尚、柳翠姑娘及领头的膏药匠等；设施也更趋完备，有彩旗（早年为龙凤旗）、横额（早年尚有春官的回避牌）、大鼓、大锣、大钵、腰鼓、手锣并三弦、胡琴、唢呐等乐器；形式多样，有狮子、春牛、狗熊、旱船、太平车、高跷、铁芯子、八仙竹马、跑驴和磨盘秧歌等。社火演出程序有大场子、小场子、坐场子之分。
  【大场子】社火演员由“膏药匠”导领，在击打乐器的伴奏下以舞蹈为主，演唱为辅的表演形式。舞步除一些通俗的“蒜辫子”“套环子”“单万字”“双万字”“照三星”“钻四门”“五盏灯”“蛇蜕皮”“单摆尾”“双摆尾”外，还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珠阵”“四门斗底阵”“大乙八卦阵”等传统套路。唱词大都是“恭贺新春”及“来年好运”的吉利话，如：
  太阳出来照西海，西海闪出观音来；
  招财童子两边站，利市贤官紧跟来。
  这个村庄好地方，新打的院落四四方；
  骡马成群财源广，养的儿孙是状元郎。
  一些文风兴盛，人才济济的乡村，社火头人和膏药匠还高唱《千家诗》中的诗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限风光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小场子】大场子结束后，部分演员退出场外，由狮子、旱船，或是高跷等上场进行表演，有舞蹈和杂耍，也有套曲和绞儿（即快板书）等。这类演唱中既有人民性很强的精华，也有不少是封建糟粕。1978年以后，各县（市）文化部门，对这类演唱进行过搜集整理。其中张掖市文化馆搜集套曲有：《卖梅花》《崔氏女借妆》《阎王乐》《张先生上京》《尅财鬼变驴》等10多首。社火中的“绞儿”，除一些低级趣味的外，具有讽刺、夸张、幽默情趣的居多。诸如《说小气》：
  说小气，道小、气，小气不过张老四。
  他顿顿吃饭把门闭，苍蝇隔门刁了个米颗子。
  老子撵，儿子追，一撵撵到了红石岭。
  捞住了苍蝇的后大腿，朝尻子楞给了八棒槌。
  苍蝇一时着了急，赶忙跪到赔不是。
  叫声四爷你细听，赔你的米颗子成不成？
  张老四一听把眼瞪，骂了声混虫你是听。
  若要叫我饶你的命，除非给我盘缠二两银。
  【坐场子】大、小场结束后，如主家热情接待，演员的情绪甚好，即拉开场子演秧歌剧。主要剧目有《小放牛》《闹书馆》《夫妻观灯》《张良卖布》《钉缸》《下四川》《兰桥会》等。
  社火一般在正月初五左右开始，正月十五日过后结束，正月十五又是花灯节，城乡张灯结彩，燃放焰火。县城一般都在大街上摆放灯架，悬挂用素纱、素绢制作并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水浒》等名著故事的排灯；一些人家的庭院大门还悬挂大红宫灯，或是绘有《八仙过海》《鱼跃龙门》《踏雪寻梅》以及《四爱图》和《自足图》的彩灯。如遇太平盛世或特大丰年，城镇和堡寨，还利用宽敞地带设假山造“鳌山灯”，或“九曲黄河灯”“太乙八卦灯”；形成灯的海洋，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十分壮观。
  十五灯节，也放焰火，也叫烟花。张掖的烟花有菊花型、大丽花型，沙枣花型及拍子花型等多种烟花，其中尤以拍子花最为壮丽。
  三、民间文艺的整理、研究与创新
  （一）民间音乐歌舞和传说故事集成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积极组织挖掘整理。80年代开始，地、县（市）文化部门，分别组成“民歌集成领导小组”，组织专人深入城镇、农村、学校，历时一年有余，相继完成张掖等5个农业县（市）的民歌集成。地区民歌集成领导小组编纂印刷有640多首民歌的《张掖地区民歌集》。张掖市民歌《冻冰》和山丹县民歌《太平东调》等10余首被入编《甘肃民歌集》。其后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民族研究院完成裕固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共收集124首，其中西部突厥语民歌94首，东部蒙古语民歌30首。
  【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的挖掘与整理】各县（市）挖掘《顶灯》《手鼓》《顶碗》《奶羔》等舞蹈节目和三弦、板胡、唢呐、笛子等民族民间器乐曲谱。还整理出佛教，道教和民间古典器乐曲50余首。对挖掘的舞蹈通过整理加工，使之节奏紧奏，形式完美，内容充实，主题更加显明。由原“顶灯”“手鼓”合成的《灯鼓舞》，由“奶羔”加工的舞蹈《缝羔衣》获1989年全省文艺调演一等奖；《顶碗舞》获得1986年全省舞蹈会演二等奖和全国会演三等奖，还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1987年开始，地、县（市）文化部门组织人力广泛开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活动。山丹县搜集传说、故事200余篇，筛选编辑出版《焉支山传说》；肃南县收集裕固族民间故事近百篇，编辑印刷《肃南县民间故事集》。民乐、高台、临泽、张掖县（市）由县文化馆指定专人搜集整理。全区搜集总数为500余篇，其中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甘肃卷》入选《黑水国被黄沙掩埋的由来》等10余篇。
  （二）民间文艺研究和创新 通过对民间音乐歌舞和传说故事的挖掘整理，涌现出一批热爱民间文艺，潜心研究民间文艺，并获得一定成效的文艺工作者。地区行署文化处李积厚编纂《张掖地区民歌集》《张掖地区戏曲志》，撰写《张掖民歌浅谈》《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张掖戏剧》等论文。肃南县文化局田自成撰写的《浅谈裕固族民间文学的特点》《裕固族服饰习俗浅析》，分别获全省和全国民间文学一、二等奖。张掖市文化馆徐万和撰写的《浅谈河西民间社火》《浅谈河西民间筵席上的筵帨》，相继获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北方15省（市）自治区民间文学大奖赛纪念奖和三等奖。
  在民间音乐舞蹈的继承创新中，地区群艺馆柴森林挖掘整理的3个舞蹈，获得省级和国家级的奖励；创作新歌曲《河西走廊赛江南》发表于《祁连歌声》；还撰写有《突破旧程式，塑造新人物——谈为说书阵地配乐的体会》《张掖曲艺音乐概述》等论文。地区音协副主席丁师勤创作的《我爱张掖的红枣林》《山歌越唱羊越多》等歌曲发表于《祁连歌声》。张掖中学高级音乐教师杨继文，在教学之余兼事歌曲创作，在《中国潮金曲选》《中国青年词曲精选一百家》《中国工人歌曲新作》发表和广播的歌曲有57首，其中获国家级奖8首、省级奖12首。
  第五节 戏剧
  一、历代张掖戏剧
  （一）〔宋〕〔金〕〔元〕杂剧和《刘知远诸宫调》 戏剧源于南北朝“从军戏”“踏摇娘”和〔隋〕〔唐〕〔五代〕的“奇伎”“百戏”。晚〔唐〕诗人元稹的《西凉伎》中曾说：“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前头百戏竟缭乱，狮子掷剑霜雪浮。”白居易也在他的《西凉伎》中写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须臾方得新消息，凉州陷落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另据谢春峰《唐代西凉伎》中记载，〔明〕崇祯时有个叫顾景星的文人，曾在湖北蕲县地方志发现一段有关《西凉伎》的记载：“神架雕镂金艧制如木椸，刻木为神首，被以彩绘……或三四架，或五六七八神为一架焉。须臾二蛮奴持绁盘辟，有大狮首尾迅奋而出，奴问狮何来？一人回答凉州来，相与西望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表明当时河西的狮子舞已风行全国，而且已有些戏剧化的韵味。到〔宋〕〔金〕时期，杂剧正式出现。张掖曾是〔西夏〕在河西的重镇，〔宋〕杂剧也随之传入。1930年，沙俄柯智洛夫率探险队在汉朝张掖郡居延县境的黑水故城遗址盗窃〔宋〕〔金〕杂剧《刘知远诸宫调》残本42页，可见〔宋〕〔金〕杂剧曾在张掖上演。
  张掖上演的〔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的影响下，融讲、唱、演、舞等各种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成熟的戏剧。剧本一般为每本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成套曲，必要时在开始时另加楔子。元杂剧的优秀剧本《窦娥冤》《李逵负荆》《赵氏孤儿》等传入张掖，一直久演不衰。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所录院本《应国梦》《蝴蝶梦》《瑶池会》以及剧作家李寿卿的《度柳翠》，肖德祥的《杀狗劝夫》，狄君厚的《介子推》，朱凯的《昊天塔》等，至今仍以手抄本或口传的形式在张掖的老艺人中流传。其中的《介子推》更名《重耳逃国》，《杀狗劝夫》则演变为后世的《杀狗劝妻》。
  〔元〕杂剧演出的场合称“勾栏”，即是三面朝着观众，中间用木板或隔墙分成前台、后台，两边是上下的门，并在门楣上书有“出将”“入相”字样。同张掖全区各县所保存的古旧戏台毫无二致，表明〔元〕杂剧在当时甘州路和山丹直隶州属的一些镇城流传，类似“勾栏”的戏台至今仍可在区内的一些庙堂和会馆中见到。
  （二）〔明〕〔清〕戏剧与《天山雪传奇》〔明〕洪武初年，宋国公冯胜率明军下河西，驻军镇夷城（今高台罗城乡天城村），屯田戍边，随之有大量移民迁入，一些半农半艺的戏剧艺人也来到高台乐善堡大寨子落户。他们传说祖先从山西迁来时就带着锣鼓、戏箱、道具。1953年破除迷信拆庙，在庙前旗杆拱斗中发现“忠义班”账簿，记有“洪武十一年整建乐善忠义班”等字。〔明〕永乐元年（1403年），为庆贺镇夷千户所成立暨所址由镇夷迁徙天城新址，陕西都司凤翔府曾派一个秧歌剧班前来庆贺；并为新城镇煞，千户所又清甘泉佑善观道士牛熹玄设坛打醮酬神。牛熹玄命众道士扮天公天母，同风翔府来的秧歌班子相互穿插演出，从此形成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戏剧理论家李渔1偕同家庭戏班来甘州，上演昆剧。李渔在其《甘泉道中即事》中有“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诗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甘州诗人马羲瑞的昆腔剧本《天山雪传奇》脱稿。剧本以贺锦攻占甘州城为背景，描绘当时甘州名医费兴国借给平西王贺锦治病的机会，仿效吉平给曹操治病时投毒的做法，想毒杀贺锦，不意事泄被杀的故事。这同〔清〕初洪昇的《长生殿》相比晚四年，但比孔尚仁的《桃花扇》早七年，表明当时甘州的戏剧创作水平。
  〔清〕康熙后，秦腔在全区兴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临泽县沙河渠主创建沙河忠义班，接着由板桥堡的医生王吉延创建北湾自乐班，利用行医之便筹措资金，购置服装道具，上演秦腔。〔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张掖大满堡四十里店子的王志兴，伙同侄儿王福贵、王福寿创建张掖第一个秦腔戏班，俗称“王家老班子”。继而由山丹县东乐堡王二槐等人创建义乐班；民乐县六坝堡和杨坊堡也先后建立秦腔戏班，甘州五县戏班达11个。其中高台县的乐善忠义班，张掖县的志兴社、山丹县的义乐班，演出水平较高，观众较多，常年演出。其他为半农半艺，忙时务农，闲时演戏。
  （三）剧种和剧团
  剧种——张掖以秦腔、眉户剧为主，还有秧歌剧、木偶、皮影和话剧、歌剧、陇剧、舞剧、豫剧等。
  【秦腔】也称“秦声”。《汉书·杨恽传》说：“家本秦人，好为秦声。”〔清〕乾隆《甘州府志·风俗》载：“乐，操上风，即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秦腔音调激越高昂，充分显示西北人民强悍豪爽的性格。〔明〕末〔清〕初，秦腔班社已开始在高台的宣化、罗城、新坝，临泽的鸭暖、板桥，民乐的杨坊、南古，山丹的东乐及张掖的大满等地演出。〔清〕末到〔民国〕初年，秦腔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发展，除坚持在农村庙会演出外，还在张掖县城二郎庙街等处搭戏篷售票演出。秦腔在音乐、唱腔、表演等方面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戏剧程式，并渐趋完善。“起霸”“抖马”“走边”“踃三锤”“拉架子”“滑步”“跌软腰”“卧鱼”等表演程式与“吹火”“耍牙”“甩捎子”“耍翎子”等特技，也已在当时的民间戏班中广泛运用。在声腔方面，已按生、旦、净、末、丑不同角色，形成和发展不同的唱法；在音乐方面也已拥有大量不同的弦索曲牌，唢呐音曲牌和罗鼓点子。乐队虽只有六七个人，但配有板胡为主，二胡、三弦、笛子为辅的演奏班子，分坐于舞台的左右两侧。在板式上有花音、苦音两类，再细分又有“慢板”“尖板”“二倒板”“二流板”“代板”“滚白”六个常用大类。每个板类中山于起板不同，又有多种称谓，与陕西秦腔大致相同。但因地域、源流衍变，师承和自创，也有地方的特点，尤其用于祭灵、饮酒、起兵、坐帐、比武、点将、迎客、娶亲、拜堂等戏剧场面所用唢呐曲牌——“大开门”“流水”“点将”“尾声”“千金序”“四板头”等旋律各有不同。舞美设计一般也很简单，小型秦腔班社的舞台道具，多为一桌两椅。共和国成立以来，区内秦腔艺术在多方面得到发展。上演剧目大多经过音乐设计、谱曲之后才进行排导。乐器也以新的程式配用。除板胡、二胡、笛子以外，西洋乐器也进入秦腔乐队，丰富秦剧的表现力。在舞美方面，采用现代科技，灯光由植物油灯、汽灯发展到多种雾光灯、追光灯、激光灯等，增添多彩多色的艺术效果。
  【眉户剧】也称“迷胡”。相传〔明〕初向河西移民垦殖时，眉户剧就从秦、晋、陇一带传入河西。到〔清〕嘉庆时，高台县的镇江已组建起眉户戏班，今眉户剧团的老艺人杨登高，还保留有祖上留传下来的一面小锣。〔清〕同治时，眉户艺人杨学贤、赵大仁已将眉户剧搬上舞台，一边赴各堡寨演出，一边授徒传艺，眉户剧很快在沙沟、花墙子、盐池、新坝、红崖子一带传播。同期内，张掖小满干城子的眉户剧艺人，发起成立“张掖县眉户剧社”。所演剧目大都为小戏和折子戏，剧中人物少、摊场小，便于组织、活动和演出，上演剧目有《张良卖布》《二瓜子赶车》《花亭相会》《打面缸》《李彦贵卖水》等。眉户剧的音乐有三十六大调，七十二小调之说。常用曲调有：“岗调”“银纽丝”“剪剪花”“一串铃”“戏秋千”“紧诉”“慢诉”“十里滩”“金钱”等。在演出过程中又吸收当地民歌，使眉户曲调更加丰富多彩，优美动听，成为各县人民喜爱剧种之一。眉户剧所用乐器一般为板胡、二胡、三弦，击打乐器有板鼓、京锣、小铰等；道具比秦腔更简，不少乡村用地蹦子形式上演眉户，同样深受群众喜爱。共和国成立后，区内虽无专业眉户剧团，但地、县剧团打破以前只演小戏的束缚，向大型剧目迈进，如演《梁秋燕》《两颗铃》《屠夫状元》等。
  【木偶、皮影】木偶是用竹、木片刻制成戏剧人物头像，用颜料绘上脸谱，装在木条做成的几何图形骨架上，给穿起特制的戏剧服装，由艺人操作表演，故又称“傀儡戏”。皮影是用兽皮雕刻绘制成平面侧身戏剧人物，在灯影下由白细纱布作影幕，由艺人在影幕背后操作表演。凡是上演木偶的剧团，大抵都带有皮影，并且是白天演木偶戏，夜晚演皮影戏，故皮影戏也称“灯影戏”。明朝初期，张掖已有木偶、皮影戏。清初已普及山丹、民乐、高台等县。〔清〕道光初年创建的张掖双盛木偶、皮影戏班，已有六代传人，第一代铁柱子、第二代铜柱子，第三代经国才，第四代赵延年，第五代邵长年，第六代邵学仁。木偶、皮影戏班用人不多，一般有10人左右即可演出。演员皆能唱、能奏、能演。上演剧目，大抵与秦腔类同，有本戏、也有折子戏。皮影多为连台大本戏，如《封神》《三国》《水浒》《隋唐》等。正式演出结束时，一般都加演几则滑稽、幽默喜剧，如《张古懂借老婆》《周腊梅告状》等。
  〔清〕光绪时，张掖魏学富、魏学俭筹建全盛班，杨进智等人创建义乐班。戏班走乡串村，赴县奔镇，民乐、山丹、临泽、高台等地，都是演出范围。演出形式有庙会戏、庆典戏和收费戏。卖戏一般由村社堡寨出两千斤左右的小麦，即可让全村群众看四至五天戏。群众评价较高的有“杨家的影子王家的戏，铁柱子的木偶赛过大本戏”之说。
  剧团——〔清〕末〔民国〕初，张掖等5县戏剧演出团体有10多个，坚持常年演出的有：
  【乐善忠义秦腔戏班】《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班社与剧团》记载：“高台县乐善堡忠义班创建年代无考。〔明〕洪武十一年（1378）即已存在”。
  除文献记载外，该班现存与戏曲有关的文物30多件。其中庄王爷和眉子碗为戏班创立之初文物，为全国独有。
  乐善忠义班名称因乐善堡这一地名而缘起。民国30年（1941年），该班曾改名为“华俗社”。1949年以来，又先后使用过“新民剧团”“乐二秦剧团”等名称。
  乐善忠义班演唱风格有“老腔”“新腔”之分。“老腔”平和，舒缓；“新腔”则激越，高亢。这一重大变化的出现，主要是1939、1941、1957、1958、1982年先后由于受陕西秦腔艺人杨三保、周振中及省戏校收乐善戏班学员学习陕西秦腔，从而使戏班的“老腔”演变成为陕西腔浓厚的“新腔”。
  乐善忠义班演出的剧目主要是“露头戏”。根据现存剧本和老艺人回忆，该班演出的“露头戏”在清朝后期有400多本，〔民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有300多本。1979～1983年间，该班不但跨地区到玉门、酒泉、嘉峪关演出，还跨省赴新疆哈密演出。今演出本戏有30多本。
  戏班有许发昌、许开元、殷仁中、盛三德、冯良基、刘兴和、盛世祥等优秀演员。
  【志兴秦剧社】原为王志兴创建，后将戏班交女婿李志经管，为继承岳父功绩，改名为“志兴社”，在分配上采用死分活评的方式，调动演职者积极性，戏班有所发展。李志晚年将戏班又交给其婿丁毓秀经管，改常年走乡串村，在二郎庙街搭篷售票演出。加上丁毓秀会演各种行当的人物，戏班常演不衰。
  【山丹义乐班】初为王三槐所建，起用本乡技艺高超的刘绩苍，相继培养出憨福子、胡文秀、杨三保、张文品（艺名“元娃子”）和大史、小史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演员，名声大振，群众说：“豁上一斗地，也要看一场元娃子的戏”。在此影响下，民乐县六坝堡建起“三圣班”自乐戏班。
  【新民学社】〔民国〕18年，由张掖县教育界黄俊、郭鸿安、胡文举等倡导成立，演职员45人。演出面向各县，成为张掖影响较大的演出团体，后因内讧于翌年解体。
  【山西蒲剧】〔民国〕20年，山西晋南梆子来张掖，在山西会馆（今市文化馆）演出《八件衣》《铁弓记》《打金枝》等剧目，引起强烈反响。主要演员孙福林、孙成群、任金柱。后也因内讧，部分演员外流，多数改唱秦腔，落户张掖。
  【紫娃班】紫娃是兰州市艺人朱怡堂的艺名。〔民国〕22年伙同吴俊卿、郗华民、彭安民等来张掖演出，观众影响甚佳。
  【乐乐剧团】〔民国〕31年，国民党胡宗南部九十一军驻防张掖，在张掖县府街高升店（今张掖饭店处）修建剧院，组建乐乐剧团，售票演出秦腔。
  【长城剧团】〔民国〕31年，国民党军政部第八补给区被服厂所属被服、鞋袜、毛织品厂约600余人迁来张掖，带有30多人的长城剧团，除演秦腔外，还演歌剧、话剧。
  【海啸剧团】〔民国〕33年，国民党白海风部移驻张掖，命著名秦剧演员田德年组建“海啸剧团”。演出田德年的拿手戏《斩单通》《锁五龙》等，博得观众赞誉。
  【三义社】〔民国〕35年，由张掖县警察局李鸿喜倡导、丁义三组建三义社，主演秦腔。后李鸿喜离张，三义社随即垮台。
  【张掖中学抗战话剧团】抗日战争期间，张掖中学学生张文华（原红西路军战士，被张志弘母收为义子）、张志弘和教师白玉光倡导，同学黄域、颜长嘉、阎嘉贤、鲁佩绩（女）等踊跃参加，组成抗战话剧团。上演话剧《复仇》《毁家赴难》《难民曲》等，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后赴山丹等地上演《送郎参军》《张家店》等剧目。在宣传抗日救国，教唱革命歌曲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二、共和国成立后的张掖戏剧
  （一）戏剧表演团体
  先后有3个地区剧团，5个县（市）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
  【地区七一秦腔剧团】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文工团第二队，集体转业酒泉，定名为“酒泉专区七一秦剧团”。1956年随行政区划变动迁来张掖，更名“张掖专区七一秦腔剧团”。剧团演职人员政治素质和艺术素养较高，编、导、演、音、美等人员齐全，道具等设施齐备。1953年8月参加第三批赴朝慰问团演出，受到彭德怀司令员接见。1954年奉调赴甘南藏区慰问演出，受到驻军和当地藏族人民的欢迎。1958年7月和1959年10月，先后赴兰州为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演出，并同总理一起合影。从而更加激发起全团演职人员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在唱腔、舞蹈、音乐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人才；演出剧目多次获得省上和国家奖励。
  【地区豫剧团】1956年，从河南迁来一批支边青年，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报经民政部批准，将河南省商丘专区虞城县豫剧团调来张掖，成立“张掖专区豫剧团”。先后演出豫剧《穆桂英挂帅》《王金豆借粮》《杨八姐游春》等。其后上演现代剧《琼花》《朝阳沟》《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文革”开始后，豫剧团瘫痪，继而下放张掖县沙井公社锻炼。1969年豫剧团与七一剧团合并为文工团。不久，豫剧团撤销，部分人员分配企事业单位工作，部分返回原籍。1980年恢复豫剧团，上演了《花栏》等剧目，因经费困难，1981年撤销。
  【地区文工团】1969年地区七一秦腔剧团与地区文工团分设，编制60人，其中演员35人，乐队20人，行政干部5人。依据当时的形势，文工团除上演一些小型歌舞外，还上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其后上演歌剧《小二黑结婚》《货郎与小姐》《吹鼓手招亲》；话剧《雷雨》《救救她》《报春花》《枫叶红了的时候》；歌舞剧《赛马前后》和儿童剧《光荣的队旗》《一元钱》《草原小伙伴》等。1985年文工团撤销。
  【县市演出团体】共和国成立后，各县原有的戏班、戏社，有的停业，有的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登记。张掖县志兴社的艺人推翻原有的箱主制，民主推选社长，在驻军文工团的指导下，密切配合镇反、土改等中心工作，排演新戏《穷人恨》《血泪仇》《白毛女》等。1952年春，中共张掖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志兴秦剧社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国营张掖县大众秦剧团”。临泽、山丹、民乐、肃南等县，于1954～1956年先后成立起县秦剧团和民族歌舞团，相继上演秦剧《铡美案》《火焰驹》《四进士》《梁秋燕》《江姐》《裕固族劳动舞》等传统戏剧、新编革命戏剧和民族舞蹈。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张掖县大众剧团由专区决定赴新疆调粮点塔城慰问演出后整体赠送塔城；其他各县秦剧团和歌舞团，因经济困难，相继撤销。1964年经济逐步恢复，全国各地学习“乌兰牧骑”，各县又相继成立10～15人的文化工作队，不定期地深入农村演出。“文革”开始后，文化工作队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8年后，各县以文工队为基础，相继组建秦剧团、歌舞团和文工团（队）。随着电视普及，秦剧团上座率下降，收入不敷支出，除临泽、高台、肃南3县剧团尚能维持外，其余相继撤销。
  【农村业余剧团】50年代以来，区内各县农村业余剧团逐步兴起。主要有山丹县东乐剧团，民乐县六坝剧团，张掖县乌江剧团，临泽县鸭暖剧团，高台县罗城剧团等。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上演新戏《小女婿》《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不少造诣颇深的艺人遭到批判，传统剧目被戴上“宣扬封、资、修”帽子，业余剧团被迫解散。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文化生活日益活跃，业余剧团应运而生。1995年，农村业余剧团达35家，其中张掖市12家、高台县6家，临泽、山丹、民乐县各5家，肃南县2家。每年“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即进行演出活动，为宣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思想，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积极奉献。
  （二）上演剧目
  〔明〕〔清〕以来，全区流传的剧目大多反映封建社会圣主忠臣与昏君奸贼之间的矛盾、斗争及男女爱情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总计400多本。其中秦腔剧目300多本，约占总数的75％以上，其他为眉户、民间小戏和民国时期传来的话剧、歌剧。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文化部门根据国家文化部的规定，对剧目进行清理审查，按不同性质分别作了处理。基本范围是：
  1.完全可以上演的有《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闯王进京》《黄巾起义》《反徐州》《黄巢起义》《苏武牧羊》《拳打镇关西》《鱼腹山》《将相和》《卧薪尝胆》《陆文龙》《岳母教子》《牛郎织女》《桃花扇》《小姑贤》《柜中缘》等60多本。
  2.基本可以上演的有《出五关》《回荆州》《古城会》《黄鹤楼》《取长沙》《争先锋》《空城计》《辕门斩子》《三击掌》《状元媒》《铡美案》《双〓裙》《双明珠》《春秋配》《清官册》《九江口》《芦花荡》《法门寺》《杜十娘》《武松打虎》《虎牢关》等130多本。
  3.须经修改后才能上演的有《玉虎坠》《八件衣》《兰桥相会》《抱火斗》《审潘洪》《反登州》《金沙滩》《狸猫换太子》《三娘教子》《三盗九龙杯》《万寿图》《五台山》《风波亭》《四杰村》《白蛇传》等60多本。
  4.禁止上演的有《唐王游地狱》《李翠娘大上吊》《游龙戏凤》《孙武雷炮行兵》等60余本。
  5.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有《十五贯》《小包公》《三打祝家庄》《三打白骨精》《屈原》《虎符》《海瑞驯“虎”》《赵氏孤儿》《烈火扬州》《假婿乘龙》《唐知县审诰命》《屠夫状元》《窦娥冤》《枫洛池》《杨八姐游春》《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三滴血》《火焰驹》《狱卒平冤》《徐九经升官记》等40余本。
  6.学习上演的现代戏剧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龙江颂》《八一风暴》《杜鹃山》《蝶恋花》《江姐》《党的儿女》《夺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穷人恨》《血泪仇》《雷雨》《报春花》《梁秋燕》《两颗铃》《朝阳沟》《救救她》《于无声处》《南海长城》等20余本。
  （三）著名戏剧演员
  李志 王兴志的传人。能演各种行当的人物，尤擅长演关公。某地在关帝庙塑关羽神像，连塑数次，地方人士皆不称心。后有人建议请李志扮关公坐在一旁，让艺人仿塑，结果一次塑成，栩栩如生，活脱逼真，被人誉为“活关公”。
  丁毓秀 李志的传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净、旦、丑、末演啥像啥，尤善于创作。民国时张掖剧团多，强手林立，丁毓秀以演他人不能及的连台大本戏《三国》《列国》《隋唐》赢得观众，从而使志兴社经久不衰。
  彭安民 早年拜麻子红（郄宏德）为师，擅演大花脸、二花脸，扮相典雅，唱腔清晰，道白有力，为人称道。
  苏育民 善演须子生，其拿手杰作为《徐策跑城》《赶驾》等，唱腔高昂清晰，做功到家，因而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刘茂森 唱腔好，做功更好，善演二花脸。坐在椅子上能用屁股功夫带着椅子向前走动，观众赞不绝口。
  赵文章 丑角行当。拿手好戏为《盗金甲》的鼓上蚤时迁，《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扮相滑稽可笑。
  张玉莲（女） 国家二级演员。1954年入七一剧团，攻花旦，精心学艺。上演过100多本戏。其中眉户剧《刘海砍樵》中扮胡大姐，在兰州为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演出，受到称赞。拿手好戏为《白蛇传》，录音带发行全国。
  王定乾 国家二级演员。11岁考入陕西戏剧学校，投刘毓中门下，主攻须生。上演过100多本戏，还导演过三四十本戏，善于继承优秀传统，又敢于突破程式，大胆创新，在全省戏剧界有一定影响。
  王毓芳 出世梨园世家。七岁时就登台演出，后主攻旦角。上演数十本戏，塑造过不少古代和当代妇女形象，其代表角色有《杀狗劝妻》中的焦氏，《拾玉镯》中孙玉姣等。
  杜玉燕 是七一剧团老一辈的青衣演员。《秦香莲》曾获表演二等奖，同时还为周总理上演了《后三对》，受到总理接见并合影留念。
  侯五郎 九岁从艺。戏路宽，能演小生、丑角和其他杂角，是七一剧团的多面手。
  其他名演员还有辛兴安、张振忠、张文品、刘伯荣、吴丽霞、钱兰萍、王秀娥、左新易等。
  （四）戏剧调演与奖励
  1.国家级调演
  1980年9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工队创作的舞剧《迎亲路上》《奶羊羔》，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荣获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奖励。
  1983年7月，肃南县文工队创作的舞剧《甜甜的泉水》《牧笛》《欢乐的响铃》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首次乌兰牧骑式文艺调演”演出，获文化部优秀剧（节）目奖。期间，在京演出10场，观众1.2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朱穆之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1994年8月，国家文化部在兰州举办“中国第四届艺术节”，张掖地区七一秦剧团演出由曹宝龄、陈洧、王建平、唐培家创作的新编历史秦剧《西域情》获得成功。经修改重排后，于1995年8月应文化部邀请，赴北京演出，宋平、汪锋等领导人及戏剧界专家观看演出，给予很高评价。继而荣获国家文化部第六届文化剧目奖、中央宣传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作品入选和甘肃省政府敦煌文艺奖一等奖。
  2.省级调演
  1955年，省文化厅在兰州举办“甘肃省第一届戏剧汇演”，专区七一秦腔剧团参加演出由赵钺改编的历史秦剧《秦香莲》，获剧本、舞美、导演、表演、音乐5项奖。
  1958年，西北五省（区）戏剧观摩汇演在西安市举行，专区七一秦腔剧团代表甘肃省参加演出由赵钺创作的历史秦剧《守江阴》，受到文艺界赞扬，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为其录制了唱片。
  1958年，肖培彦创作的现代小戏《油证》，由专区七一秦腔剧团代表甘肃省参加在西安举办的西北五省（区）汇演。
  1959年，省文化厅在兰州举办“全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戏剧汇演”，山丹县秦剧团集体改编并上演历史剧《芳草碧血》，获剧本、导演、表演、音乐、舞美5项奖。
  1959年，省文化厅在兰州举办“国庆十周年现代戏汇演”，张掖县大众秦剧团改编并上演现代戏《苦菜花》，获创作、演出奖。
  1964年，省文化厅在兰州举办“全省现代戏汇演”，专区七一秦腔剧团演出由王海容、孙耕夫创作的现代戏《说书阵地》，被评为优秀剧目。
  1966年，省文化厅在兰州举办“全省现代戏汇演”，专区七一秦剧团上演由专区文化局创作的现代小戏《草湖新春》《走娘家》《改炉灶》《一块砖》，受到观众好评。
  1979年，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地区七一秦剧团上演由王海容、王霖创作的现代秦剧《白衣姐妹》，获创作二等奖。
  1981年12月，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全省现代戏、儿童剧调演”，地区文工团上演由马正德创作的儿童剧《光荣的队旗》，唐培家创作的《一元钱》、曹宝龄创作的《赛马前后》《草原小姐妹》，分别获剧本创作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
  1985年11月，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戏剧调演”，山丹县秦剧团上演由王志坚、尚育民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东望长安》、获剧本、演出三等奖。
  1991年，由陈洧、田瞳、王建平、白田生创作、地区七一秦剧团演出的现代戏《思补情》，分别荣获“西北五省区戏曲邀请赛金奖”、全省文化下乡剧目调演一等奖和敦煌文艺奖。
  （五）剧本创作奖励
  陈希儒创作的现代戏《我爱这一行》，获甘肃省1982～1983年度剧本创作二等奖。
  曹宝龄创作的现代戏《四上门》，获甘肃省1982～1983年剧本创作三等奖。
  曹国新创作的历史剧《贞观轶事》，获甘肃省1990年剧本创作三等奖；儿童剧《陡坡》由北京电视台摄制后，获“景泰蓝”杯二等奖。
  第六节 美术
  一、绘画
  张掖民间绘画始于汉朝，至〔魏〕〔晋〕〔十六国〕和〔隋〕〔唐〕诸朝已相当普遍，从区内现存岩画、石窟壁画及出土文物图案，大致可见其端倪。到明朝，张掖的文人画家有贾式古、张心斋和周家惠、周家志兄弟等。贾式古曾去东南沿海各省学画，故其山水画有江南韵味。张心斋擅长山水花鸟、更精人物写意，所画《钟馗捉鬼图》中的钟馗，刚正勇猛，正气凛然，显示尽扫人间妖魔鬼怪的神态与心志，艺术上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周氏兄弟为山丹卫人，除画焉支风光外，更擅长兰竹、花鸟。发塔寺僧人释炳霞，通晓音律，工书善画，为时人所崇。
  至清朝、〔民国〕，张掖画家辈出，杰出者为冯琳，字子美，既精于田园山水，更工于人物画意，所画《昭君出塞图》《文姬归汉图》等，为当时全国的《画征录》所入选；《运粮图》现藏于张掖市博物馆；张掖民间尚有《冯琳巧绘〈百雀图〉》的传说和他的讽世之作《三驼图》。高台画家陈希龄、张廷弼等，颇有声望，惜其作品大都散失无存。
  〔民国〕以来，张掖画家有邢如吾、邢如典、叶秀、张贤臣、窦阔然、张长庚、周兴德、王国贞等。其中，邢氏兄弟擅长于花卉翎羽；叶秀、张贤臣擅长田园山水；周兴德、王国贞善画工笔仕女；窦阔然以墨葡萄著称；张长庚善画柏竹梅兰。师承冯琳的吴三甲、薛理堂等，也属当时张掖的名家。〔民国〕中、后期，欧风东渐，西洋画、水彩画、油画、木刻等也传到张掖。外籍画家来张，或执教、或办展，习学者不乏其人。山丹画家王孝，研习油画及水粉画，有一定成就。所作人物肖像和田园风景画，堪称名作，惜无传存。王修身，善画骏马禽鸟，造诣较深，颇具影响。其后民乐、张掖执教的画家陆其清，擅长油画。他取材于张掖的《夜行图》，所画10多辆木轮大车走在茫茫的沙枣林大道上，悬挂在车辕上的纸灯笼中的车灯，在无边黑夜中展显出团团光亮，寓意深邃；《行乞图》中，画一老妇人，怀抱小儿伫立于街头寒风中行乞的惨状，令人痛心疾首。《成吉思汗》则画出一代天骄的神韵。还有王西林、王顺天的水彩画，也有广泛影响。
  共和国成立后，张掖画坛英才辈出，既有中老年画家，又有众多后起新秀；不仅有国画、油画，还有木刻、烙画等门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很多作品参加过国内外展出并获奖；有的被国外收藏家收藏。其代表人物及作品主要有：
  李希玉 甘肃靖远县人。1933年5月生，195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曾任酒泉师范、张掖师范美术教师、张掖艺术学校美术科主任；1978年创建张掖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任系主任、副教授，为省级劳动模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甘肃省中国画学会理事等。在河西走廊从事师范美术教育40余春秋，桃李遍陇原。艺术创作硕果累累，内涵深厚，手法多样，涉及国画、年画、版画、连环画。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年画、连环画25幅（册）。版画《一代新人》《不爱红妆爱武装》《双羔》《黄金时代》《生活无限好》《逛金城》等作品参加全国和各级各类联展，并发表于《甘肃文艺》及全国《版画世界》，被天津博物馆和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国画《岁月》《金秋》《仕女》《群鹰图》《祁连山的怀念》等作品分别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励。
  胡有全 四川开江县人。1938年5月生。历任北京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部队美术编辑，张掖地区群艺馆馆长。今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一生酷爱版画，潜心钻研，成果颇丰。代表作主要有《人壮羊肥》《祁连山下庆丰收》《捻线乐》《喜饮丰收奶》《悠悠丝绸路》等。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版画展；还被选送日本、美国、捷克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多幅作品获国家和省级奖，在很多国家级报刊发表，被编入《中国版画选》《中国版画年鉴》《中国新兴版画六十年选集》《中国美术辞典》等。有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天津博物馆、日本村上美术馆等国内外单位收藏。
  李学勤 甘肃张掖市人。1928年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三军教导团、文工团、地委宣传部从事美术工作，后任陕西榆林县师范美术教师和张掖市文教局干部、市二中美术教师、市文化馆副研究员，被聘为中华名人书画院院士。擅长油画、水粉、水彩、国画、年画、连环画。作品《祁连初春》《酥油河水库》等多幅（套）作品发表于省级以上报刊；有的被选入《世界当代书画作品选》《中日现代美术通鉴》《二十世纪中华画苑掇英》《世界美术书法家世纪末成就大典》等。
  王自刚 甘肃张掖市人。1941年生，1958年毕业于张掖师范学校。曾任山丹县文化馆、博物馆馆长、山丹培黎学校副校长。酷爱版画、篆刻和书法。多幅作品发表于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一些作品在新西兰、台湾展出、发表和收藏。版画代表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1988年4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新西兰艾黎日”展出，是年9月在新西兰图片出版社发表，12月被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坎特伯雷博物馆收藏。大幅历史版画《人民欢迎您》，作为甘肃新民主主义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珍品被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收藏。
  安吉资 甘肃肃南县人。裕固族，是新中国培养成长的少数民族画家。1987年所作油画《静静的草原》在北京展出后，获“全国少数民族画展奖”，并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油画《祁连秋色》和水粉画《敦煌梦》，分别在北京、台北展出后，为日本友人和台北市博物馆收藏。
  唐鸿发 甘肃古浪县人。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进修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擅长国画。所作国画《祁连晴雪》，被选入《当代青年一千家选集》；版画《河西娃》《牧羊人》《漠上春》被日本甜莱株式会社收藏。国画《祁连儿女的怀念》入选全国文艺界书画展，并获优秀奖；《拥有一片故土》获全国征稿大赛优秀奖。
  李文晓 甘肃民乐县人，1954年6月出生。工版画、国画。版画《高原之春》《晾蒜图》等先后在美国、日本等地展出，被中国神州版画博物馆收藏；《秋艳图》被天安门管理所收藏。并入选《天安门藏画集》。
  强东昕 所作国画《祁连山之女》《剪羊毛》《小息》等在北京展出后，为北京市博物馆所收藏。
  巨潮 陕西三原县人。精通书法、国画、兼善烙画，1990年所作大型烙画《甘肃胜迹》，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选送美国俄亥俄州展出，并被收藏；国画《牧归图》在加拿大展出后，为加拿大“大人物画廊”所收藏。书法《观沧海》获中国文联“国际文学艺术博览会”一等奖，《沁园春·雪》获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全国画展一等奖。
  王蔚清 所作国画《松鹰图》在北京中国艺术界各名人作品展示会展出获优秀奖；《祁连春晓》《鹿跃青山》《万古长青》等，在北京展出后，被日本、英国、新加坡和台湾人士所收藏。
  此外，张掖从事绘画并有一定造诣的还有范兴儒、张振民、唐世昌、马永沛、李铁军、葛立才、李伟、张怀德、赵思有、白云洲、李少华等。
  二、书法
  〔汉〕〔唐〕以来，张掖的书法史无记载。到明朝，张掖为陕西行都司首府，来张掖的文人学士与日俱增，其中有不少书法大家。尤其是右佥都御史陈九畴、杨一清、杨博、陈棐，翰林学士岳正、定襄伯郭登、太仆寺卿郭绅以及张掖的文人学士刘宽等，均工文善书，留有很多墨迹。但因明末清初，战乱频仍，除杨一清所写几篇扉页，藏于文化馆得以保存外，其余均遭毁灭。
  清王朝确立后，张掖为〔清〕进军新疆的通道，经济日渐繁荣，书法艺术也因之兴盛，其中造诣深厚的有毛升汉。他少年时勤学苦练，深得颜鲁公书法的精微，楷书、草书俱佳，深受府内书法爱好者的崇敬，有“家有毛字不为贫”之说。其后善书者有山丹的周家惠、周家志、秦家颖，高台的薛荣光、聂吉儒，张掖的徐昭德、曹学禹和大佛寺的张和尚等。他们或以楷书取胜，或以行草见长，或以隶篆争奇，为当时所钟爱。曹学禹，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现张掖市博物馆藏有他书写的对联及由他撰文并书写的碑文，字迹端庄秀丽，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及至民国，则有李源逢、张登科、王兴梓、左应衡、王重义、王修身、彭树勋、尤家泰诸人，或工楷正，或长行草，或精魏碑隶篆，洒脱自若，各有所长，但留存不多。
  从〔明〕〔清〕至〔民国〕，来张掖的文人学士甚多，有不少名家留有墨宝。道光时湖广总督牛鉴的对联，光绪时钦差大臣左宗棠的中堂，民国时于右任的题字和罗家伦的《三台阁》题诗等，皆为翰墨珍品。
  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区中、青年书法家茁壮成长。有突出成就的是：
  赵正 笔名黎泉，甘肃山丹县人。他多年“埋头砚田墨海，寒暑不辍秃笔成家”。尤其对丝绸古道出土的汉简情有独钟，手摹神会，潜心研究，撰写《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等专著，影响广及海内外书坛。在书法实践上，他将传统技巧与当代审美情趣结合起来，觅寻传统的书法艺术和现代书法艺术的交汇点作为自己的突破口，以他深厚的功力和对书法艺术的独特理解，将“奇纵恣肆，粗犷拙实”简牍书法的意趣融入自己的书法艺术中，创作出飘逸洒脱，刚健秀雅的现代汉简书法，别具风采。近年来他的行草在方、正、齐、隐的谐调上辅以缺、错、险、奇之章法，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广博好评。
  王训端 山东单县人。自幼酷爱书法，持之以恒地潜心钻研，擅长行、楷、草，尤以行草著称。系统学习书法艺术，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其书法作品独具一格。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多数被收入《国际现代书法集》《世界当代书画作品集》《墨彩大观》《国际当代书法篆刻大观》《艺苑》等书刊。并曾在28次全国性书法大赛中获奖。今为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
  张明亮 山西永济市人。1955年10月出生。毕业于张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曾临摹颜、柳，兼学魏碑，其书法作品先后被选入中国第四届艺术节书法作品展、甘肃省中青年书法展等国展省展近50次，并有作品获奖。在《中国书法》《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件。
  王海容的书法作品曾在全省获得过一等奖，有的还被日本友人收藏。谢占儒曾在兰州举办“谢占儒书法美术作品展”，有的作品入选《当代书法篆刻艺术大观》。康振兰（女），练习书法20余年，作品曾获1995年“全国金鹅杯书画大奖赛”优秀奖，并被选入《当代书画艺术名人》一书。张掖书法界书法作品获奖并入选《当代书法篆刻大观》的书法家还有肖根前、黄汉翔、柴世从、何成才、张少华、王爱民、李文晓、普林、蒋立伟等。
  三、摄影
  〔民国〕20年，兰州籍李跃庭、柴佩夫、陆洪德等在张掖开办“三友照相馆”，是张掖摄影的之始。其后照相业在各县逐步兴起。
  50年代以来，区内一些摄影作者的作品散见于《甘肃日报》《甘肃文艺》《河西报》等报刊。1978年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摄影人才不断涌现，艺术水平逐渐提高。主要作者与作品有：
  刘崇文 甘肃山丹县人。《张掖报》总编辑，主任记者。其作品《北京的声音》曾参加全国第二届摄影艺术展奖，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裕固族》《马背小学》等作品，分别为《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和《民族画报》刊载。有10余幅曾在全省摄影展览展出并获省级奖励。
  赵玺 甘肃张掖市人。从事新闻摄影工作30多年，有百幅照片在地区以上参展和发表。1986年主编《张掖画册》，曾数次登高拍摄和航拍，全面介绍张掖的地貌人文、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积累了一批有艺术和收藏价值的摄影图片资料。
  薛勤学 山西万荣县人。196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今为张掖农垦公司宣教科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甘肃分会会员，中国农垦摄影学会会员，甘肃省现代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地区摄影学会副主席。摄影作品《家乡新貌》等200余幅在国家、省、地的报刊发表；其作品《村姑》等30余幅入选省部级影展。《晨炊染祁连》获全国农垦摄影大赛一等奖，获省级影展赛二、三等奖3次；有4幅作品入选国家级影展，其中一幅获优秀作品奖；有3幅作品入选国际性影展，其中1幅获优秀作品奖。1988年在地区举办个人影展。有2篇摄影论文发表于省级刊物。出版有《金张掖风光》。个人词条被录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田自成 有近千幅摄影作品在县、地、省和国内外展览、发表；拍摄、编辑出版《裕固族风情》《肃南画册》，成为全区有影响的摄影艺术家。
  刘秀琴 拍摄有《我家的鱼塘》《养鸭专业户》《科学种菜》《塞外水乡鸭儿欢》等作品，在甘肃省第二至五届摄影展览展出后，受到广泛好评。
  此外全区从事摄影工作，获得一定成绩的还有林江、苗红、李文道、施爱民、孙化瑞、秦学仁、王政德、杨永贤、张慰宁、裴明星、佘佐军等。
  四、民间工艺美术
  （一）烙画 是山丹县在火烫画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特种工艺美术品。早在汉朝，山丹农牧民用火针在木制农具、器物上烙烫各种花纹或图形，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渐臻完善。〔清〕末〔民国〕初，由于经济衰败和油漆的广泛使用，烙烫艺术逐渐衰微，濒临失传。1979年，山丹县在民间美术普查中发现这一古老传统工艺，经县文化馆美术工作者10多年的挖掘创新，使烙画成为一种古老而又新颖的工艺美术品。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誉为“甘州一绝”。其画面处理有重彩、淡彩、素画等不同技艺；装潢制作分高、中、普三个档次；规格品种有中堂、横幅、条屏、立轴、册页、扇面、长方、斗方、椭圆等。有墙上挂的、地下立的、桌上摆的。有大到十几米的巨幅，也有小到十几厘米的袖珍插屏。既可烙烫山水花鸟、中外名胜、古今人物、神话传奇，也可烙烫书法墨迹。尤其烙制敦煌壁画，更具神韵，雄浑飘逸。具有装饰、观赏或收藏的艺术价值，是楼堂馆所和家庭客房的高雅装饰品。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省内外一致赞誉，获得国家文化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优秀新产品奖”；甘肃省“兴陇杯”科技发明成果奖；甘肃省旅游局“天马奖”等多种奖励。路易·艾黎曾购8幅烙画赠给宋庆龄、马海德著名人士。还被省政府和省外事办、省侨办定为外事活动馈赠礼品。陈希儒的烙画作品《何克陵园》，为英国友人柯文南收藏；《甘肃名胜》等烙画作品参加中国第二届美展，选送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展出后受到好评，为中国驻俄州领事馆所收藏。
  （二）吹塑 其全称为“吹塑剪纸刻画”，为山丹县博物馆馆员、甘肃省美协会员王治安研究创作的新型工艺美术制品。他是在精心构思的图案上，采用剪、刻、划、烙等技艺，用拼、堆、粘、贴等手法制作而成，其形质稳定饱满，具有新颖、高雅、潇洒、美观等艺术效果。其作品荣获甘肃省第六届工艺美术“百花奖”、甘肃省工艺美术作品“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三）栽绒制品 主要用毛线栽制地毯、马褥子、坐垫、椅垫、自行车坐垫等。讲究花纹、套色、三蓝、双蓝等，靠手工操作。共和国成立后，肃南、张掖建立地毡厂，配备工艺美术人员，使古老的栽绒工艺美术制品得到新的发展。1982年，张掖县地毯厂工艺师李铁军设计的“丝路驼铃”，获得西北5省（区）的奖励，赢得国外客商的称赞。肃南地毯厂设计的双鹿图案地毯，销售省内外，颇受消费者青睐。
  （四）油漆制品 张掖油漆工艺历史悠久，遍及城乡。清朝修造的寺庙殿堂和家具器物的油漆工艺到处可见。如橱柜、立柜、方桌、账桌、琴桌、供桌、梳妆台、椅、凳和炕柜、炕桌、衣箱、香床、饭盘、茶盘、食品盒、帽盒等。在各种漆器上，绘制相应图案，如梅花、翠竹、松柏、嫦娥奔月、鱼篮观音、喜鹊登枝、生命树、富贵龙、莲花娃娃、莲里生子等，然后着色上漆。共和国成立以来，油漆工艺有了创新，用七色调和漆代替桐油。1990年以来，采用新兴的树脂漆、喷漆和烤漆，工艺造型大方，美观实用，经久耐用，深受群众喜爱。
  （五）编织品 分牛羊毛线编织品和植物茎条编织品两种。羊毛线编织品有毛衣、毛裤、毛袜、围巾、帽子和手套等；牛毛和山羊毛编织的有帐篷、口袋、骡马鞍子用的毛带和笼头等；植物柳条编织的有簸箕、提篮、挑筐、背筐、水戽、笆篓，笈笈草编织的有背斗、抬笆、粮囤、炕席、驮筐、圈笆、鸟笼、兔笼、笊篱；麦秆编织的有草帽、盘垫、坐垫、灯笼、蟋蟀笼；苇秆编织的有苇席、蒿荐等。这些制品原料就地取材，经济实用。很多制品构图独特，花样别致。民乐、山丹一带，有不少编制能手，技艺精湛，堪称一绝。有许多农民编制的工艺品多次参加县、地、省民间艺术展览；有些被征进民俗博物馆。
  （六）雕塑 张掖民间雕刻种类繁多，按用料质地可分木雕、石雕、砖瓦雕、牙雕、牛角雕、桃核雕等；按工艺造型又分为浮雕、深雕、浅雕、镂雕（也称“透雕”）、圆雕（也称“立体雕”）等。木雕主要用于建筑物，有雕梁、画栋、门窗以及牌楼、庙堂的正形彩、竹头彩和跳一、跳二至跳七彩等；用于衣箱、橱柜、桌凳等物的百古图案。石雕又分为粗石雕和玉石雕等，粗石雕常见的有基石、镇石，寺庙碑刻和墓志铭以及石牛、石马、石羊、石虎、石狮、石龙、石龟等，谓之“瑞兽”。瑞兽分为镇墓兽、镇庄兽、镇山兽、屋脊兽等。大佛寺牌楼底部镇石上的“龙腾虎跃”“鹿鹤同春”等，属粗石雕中的精品。玉石雕名目繁多，常见的有玉石印章、玉雕观音和人物、鸟兽造型，如钟馗、姜太公、鸡嘴雷公等神话人物。砖雕大多用于门楹、屋脊、照壁、墙壁等。工艺采用浮雕、透雕巧妙组合，浅雕、深雕交替运用，其代表作为大佛寺大殿前门两侧的“登极乐天”和“柢园演法”，其中“柢园演法”在5.2平方米砖雕图上刻有高僧、佛祖、乐仕、观众共48人，分布于楼台庭院花树之间，布局合理，造型精美，人物栩栩如生，是砖雕艺术的上乘精品。
  张掖泥塑艺术多表现在以泥塑为基础的各种陶制品。从大量出土的罐、碗、壶、瓶、灶等陪葬品证明，约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泥塑艺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北魏〕时期礼佛之风兴起，促使民间雕塑艺术日益繁荣。区内著名的马蹄寺、金塔寺石窟等礼佛之地开始雕塑各种群体佛像、力士及飞天浮雕。到〔唐〕〔宋〕时期，佛教已达到鼎盛，佛像雕塑更加兴盛。佛像比例适中，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石刻艺术已趋于娴熟。〔元〕〔明〕〔清〕各朝，雕刻佛像仍在各地延续，普及于各村诸寨。因受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朝雕刻的佛像，风格不同，特色各异。张掖市大佛寺的大佛及十八罗汉，已有近900年的历史。其他如西来寺、关帝庙、仙姑庙、中山寺、城隍庙、娘娘庙、观音堂、发塔寺、东岳庙、西武当、北武当等寺庙塑像，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明、清以来，民间修造庙宇、雕塑神像盛行。神像大多为泥塑，辅之石雕。
  〔民国〕时期，泥塑玩具广泛兴起。种类有人、鸡、鱼、兔、狗、熊、老鼠等；造型别致，配色得当，比例适中，逗人喜爱。
  区内古代雕塑艺人无据可考。共和国成立后，民间雕塑有新的内涵。一些雕塑艺人创作了不少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作品。著名的塑造艺人有祁亮亭和他的徒弟贾明、张兴福等。祁亮亭技艺甚高，其作品《梨园钢铁厂》全景、毛泽东主席塑像、红领巾等，具有很高艺术价值，1958年应邀参加兰州市的雕塑展览。各县（市）农村的面捏塑品，种类繁多，花色别致，尤以民乐、山丹最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年轻人用钢模胚子铸塑石膏艺术品，如马、狮、虎、豹、牛；还有弥勒佛、观音菩萨、摩登女郎、潇洒男子和西方的维纳斯肖像等。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规范化，雕塑遍及公园、广场、街区、庭院等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前后街东关雕有县徽“神鹿”，民乐县东关雕有县徽“奔马”，张掖市甘泉公园雕有动物和山水造型，市东方红广场塑有读书、运动、舞剑人物，地区电力局、地区外经委、地区医院等单位都塑有山水、人物造型；张掖市沙井乡有抽象艺术雕塑。
  （七）剪纸 区内民间剪纸较为普遍，城乡妇女从小就跟祖母、母亲学剪花。种类有窗花、门花、炕墙花、梁顶花、箱柜花、粮囤花、灯笼花等。每逢结婚喜庆之日，新房里贴双喜花，门楣上吊帘花，馈送亲友的礼品上贴礼花，寿礼上贴寿花等。
  剪纸题材十分丰富，大多为妇女熟悉的事物。有表现对生产生活怀有深厚感情的牛、马、羊、猪、鸡、鸭、鹅、兔和桃、梨、苹果、葡萄、五谷杂粮等；有反映传统民俗吉祥如意的《喜鹊登枝》《招财童子》《进宝玉女》《麒麟送子》《天官赐福》《三龙捧珠》《鱼儿戏莲》《娃娃坐莲》等；有反映美好爱情生活的《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心心相印》《龙凤呈祥》《孔雀戏牡丹》等；有企望孩童平安成长、合家安康的《金毛狮子》《观音护子》《送病娃娃》等；有反映民间传统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刘海戏金蟾》《武松打虎》《姜太公钓鱼》《哪吒闹海》《嫦娥奔月》等。还有各种戏剧人物的脸谱。每逢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隐意“大鬼小鬼进不来”；有的人家贴上鸡和虎，隐意“户户添吉”；驱邪治病贴上“送病娃娃”等。
  80年代以来，农村有剪纸技艺的老年妇女，思想解放，观念转变，除剪现实生活的《合家欢乐》《治穷致富》《兴修水利》《硕果累累》等作品外，张掖、山丹等县（市）挖掘出古代风俗剪纸、神诏剪纸、动物剪纸等。张掖市靖安乡陈普氏（76岁）的剪纸《交尾鹿》，被选送参加全国民俗美术作品展览，由于构思淳朴自然，造型新奇美观，充分表现作者深厚的艺术才能和勤劳朴实、健康乐观的思想感情，受到国家文化部群众文化司的奖励，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峰称此为“国内首见”。周凤英的动物剪纸也受到群众文化司的奖励，专家赞誉：“那诡谲多变，极其天真的形态，将人们带入一个无限自由、神妙、轻盈的超时空的生命本真境界。”山丹县周玉梅的剪纸，其风格独特、制作工整、构思精巧，为专家、学者所注目。她不打底样，只用一把剪刀在图样上大体比划一下，反复将纸折叠几次，然后胸有成竹地剪起来，待把纸展开，一幅线条复杂、形象生动的艺术精品跃然纸上，观者无不叹服。
  （八）刺绣 张掖民间刺绣，自古至今遍及城乡，旧时成为农村姑娘的必修课和基本功，互相传习，一生不辍。民歌云：“十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进了绣房绣牡丹，百草百花都绣上。”
  区内刺绣种类主要有枕头、披肩、香袋、绣帽、绣鞋、袜垫、针包、烟包、肚兜、桌裙、口袋、门帘、被单、床罩等。所绣内容取材十分广泛，传统的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吉祥文图、民间传奇，无所不有。技艺娴熟的妇女，还刺绣“二十四孝图”“红楼梦人物”“水浒人物”“西游记人物”“八仙图”等。为使绣制品锦上添花，鲜艳美观，还辅以剪绒、锁边、圈金、钉线、打眼等工序。民乐县二轻加工厂职工苏兰英，自幼喜爱刺绣艺术，勤学苦练，技艺日益精湛。作品以花、鸟、虫、鱼见长，构图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氛，技法典雅，造型纯朴。其作品多次在县、地、省上展出，获省首届工艺美术“百荷花”奖。
  旧时姑娘出嫁，多有裙、鞋、披肩、枕头等刺绣精品陪嫁。结婚之日，将嫁妆陈列院子中间桌子上，让亲朋瞻顾，观赏刺绣技艺，显示新娘手艺。每逢端阳节，村里的小孩们满身系挂刺绣的狮子、老虎、小白兔、小龙、小蛇、青蛙、猴子、牛、羊、马、骡和仙桃、苹果、金瓜、银豆等动、植物香草荷包，以交流攀比，相互观摩。为老者贺寿时，绣赠寿幛，有的绣“南极仙翁”，有的绣“寿”字，并用蝙蝠（福）、鹿（禄）、桃（寿）、喜鹊（禧）组成图样，层次分明，绣工精细。孩子过周岁时，姑、姨、外祖母等送来刺绣的虎头鞋、荷花帽、狮子枕、五子登科肚兜等寓意吉祥如意的绣制品。
  区内除汉族妇女刺绣外，还有裕固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妇女，也在衣袍上、帐房边沿上、发辫套上、地毯上刺绣彩色艳丽的云头纹等各式花样，以展现高原民族的刚健、勇敢、朴实、大度的风格。
  1979年以来，各县（市）文化馆开始收藏民间刺绣珍品，至今已征集500多件。其中最早的有清朝的枕头、“三寸金莲”绣鞋等，现代绣品居多，但都保留着地方传统的、具有较强民族特色的图样和绣技。
  （九）纸扎 张掖纸扎艺术在清朝已很盛行，〔民国〕沿袭，当代有所创新。民间纸扎工艺制品主要有丧葬祭典品、节日灯具、婚事礼花、彩球彩带、各式风筝和工农业产品、建筑设计模型等，其中尤以冥葬品居多。纸扎艺术遍及乡镇村舍，全区现有各种纸货铺50多家，从业人员200余人。丧葬品除扎制一般的花圈外，还应主家的要求，扎纸人、纸马、纸牛羊、纸车和纸制的牌楼、招魂幡幡等。90年代以来，一些扎纸艺人，不仅精于传统祭祀纸品，还用纸筋塑料等原料，扎制“飞机”“火箭”“轮船”“宇宙飞船”以及“工农兵是一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美丽的金张掖”等工艺品，扎纸技艺不断创新。
  （十）金银器 区内金银器匠人多来自江浙一带，本地匠人较少。经过艺术加工的金银器主要有戒指、耳环、手镯、表带、项链、长命锁、胸花以及金佛、银菩萨、金龟、银象等。这些器皿制作精巧，美观玲珑，有特殊的韵味及独立的审美价值。工匠们运用纯熟技术，控制得体，淋漓薄透地一次性制作，形成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艺术形式。5070年代后期，器皿制作停顿，80年代以来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十一）树皮木塑 民乐县水泥厂职工苏永生，爱好剪纸、雕塑等艺术，尤以木塑画艺术作品独特。作品结构明暗相对，虚实相生，技法古朴典雅、疏密有秩，表现形式多样。品种以花鸟、山水、草木、人物见长。利用树皮、树枝塑造的艺术品，画面恬淡素雅，纯朴大方，造型栩栩如生。其作品多次在各级展会参展，受到各界好评，被誉为“首创精品”。
  （十二）根雕·奇石 朱怀正，男，生于1953年。甘肃民乐县丰乐乡卧马山村人。农民。小学文化。从小酷爱写字画画，钟情美术。八九十年代开始，通过上山打柴，下地伐木，对千姿百态、奇型异状的树根产生浓厚兴趣。针对不同形体的树根，因状而宜地加以修理、雕琢，便成为一件形象逼真的艺术品。当他把人们视为“烧柴疙瘩”的“废物”弄拙成巧为引人喜爱的高雅珍品之后，得到家人和乡亲的赞不绝口，从而激起了他极大的志趣。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根雕艺术之路。为提高雕琢水平，他多次慕名到省内外求教根雕艺人，通过自学提高造诣。至1995年，怀正创作根雕作品2000多件，代表作有《老子出关》《金蟾望月》《沙舟遗梦》《犇》等。许多作品后来被选送地区、省上和国内外展览，受到中外人士青睐。有些还被省上和国家有关部门收藏。此外，怀正还注重收藏黑河奇石达数千枚，形态多彩多异，栩栩如生。
  第七节 群众文化
  清朝以前，各县没有专管群众文化的机构，文化娱乐活动，大都处于自发组织和无规范状态。〔民国〕时期设立的民众教育馆，兼有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职能。共和国成立后，地、县文化部门将管理群众文化事业列入职责范围，地、县分别设立群艺馆、文化馆，乡（公社、镇）设立文化站，村上设立文化室。负责组织和辅导城乡群文活动，培养群文骨干，举办群众性文艺调演，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一、城市文化活动
  从50年代开始，城镇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利用业余时间，有计划地组织职工看戏、看电影、下象棋、打扑克、打乒乓球；开展读书、看报、学文化、学技术等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一些人数多、条件好的单位，每逢“三·八”“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期间，组织职工扭秧歌、演节目和开展体育竞赛。“文革”开始后，群文活动仅限于唱“样板戏”、跳“忠字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区的文化设施陆续增添了舞厅、歌厅，娱乐城、健身房、旱冰场、录像放映室、电子游戏室、大型体育馆、游泳池等游乐健身场所，城区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0年代以来，城区群众文化活动形式沿着“大文化”“特色文化”的方向，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注意群众文化活动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尤其是工业、商业、财贸、金融等行业的群众文化活动，实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无论是举办图片展览、实物陈列、咨询联络、信息传递，还是文艺演唱和录像放映，都要以促进经济部门的横向联合，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三·八”妇女节表彰女能人和好媳妇，“五·一”劳动节奖励劳动模范，“五·四”青年节评选十佳青年，“六·一”儿童节组织儿童游乐，“七·一”建党节组织新党员宣誓，“八·一”建军节组织军民联欢，“八月十五”中秋节同侨胞、台属座谈，教师节慰问奖励教师，老人节慰问老人，国庆、元旦举办联欢晚会，春节组织秧歌社火汇演，通过有针对性地文娱活动，进行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三）各级文化事业单位主动协调和配合基层单位开展群文活动。地、市文化部门为工矿企业培训文艺骨干，与当地驻军单位举行军民联谊活动，协助电力局、医药站、河西制药厂、建筑公司、公路段、水泥厂等单位提供音乐伴奏人员和开展联谊活动；帮助工商、税务、水利、金融等系统开展宣传和文艺演出；对城区中、小学进行文艺节目辅导。从而使整个城区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和街道文化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使整个城市文化向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大文化方向发展。
  二、农村文化活动
  各县（市）农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群众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全面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利用“五·一”“十·一”和“春节”等农闲时间，开展扭秧歌、闹社火、唱大戏和演唱革命歌曲及拔河、赛球等文体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一些有条件的区、乡还组织演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小女婿》以及《白毛女》《梁秋燕》等新戏。“文革”时期，农村文化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80年代以后，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帮助和指导乡镇筹建文化站（中心）。至1995年底，全区87个乡（镇），建立文化站（中心）85个；890个村，建立文化室721个，乡乡村村都有文化活动阵地。全区农村业余文艺队伍有4万多人，重大节日和庆典都组织文艺演出活动。部分文化站（中心）帮助乡镇企业和行政村建立“青年之家”“民兵俱乐部”和文化专业户、家庭文化室，构成四级文化网。6县（市）每年各抓1～2个乡镇文化站（中心）的典型，每季度轮流在各片召集文化站长例会，确定一个主题，检查参观一个典型单位。有些乡镇文化站（中心）开办戏曲创作、摄影、美术、书法、电子琴、手风琴、板胡、二胡、舞蹈、演讲等“亦农亦艺培训班”，学员们白天劳动，晚间练功上课，接受系统训练。
  全区有200多户有艺术专长的农民，组建“文化个体户”，其类型有四种：一为农民业余剧团，巡回为邻近村社演出。除部分传统剧目外，自编自演一些新节目，如计划生育、劳动致富等；二为书报阅览室，在村街修几间铺面，订阅报刊杂志和有关图书，白天阅览图书，晚上播放录像，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三为家庭文化室，设有收录机、广播喇叭、象棋、扑克、游戏机等，常年开展活动；四为科技咨询室，开展讲座、传递信息、传播科学种养知识和致富经验等。文化个体户的经营采取“保本微利，以文养文”的办法，有的甘愿无偿服务。他们说：“是党的好政策带来了好光景，不是为赚钱，主要是为服务。”
  文化个体户的出现，活跃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对教育农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使聚众赌博、封建迷信、打架斗殴、吸食毒品等不良风气得到遏制，村风民德明显好转。
  张掖庙会文化源远流长，与寺庙历史一样悠久。辖区庙会，遍及各县（市）、各乡镇，跨乡跨县，范围各异；从农历正月到腊月，大大小小，几乎月月有会；庙会与宗教是相关的，主要为道教和佛教。庙会以汉族居多，少数民族次之。各县（市）流传至今影响较大的庙会有：张掖市三月初三清明坛庙会、四月初八北武当庙会、七月十五牛王宫庙会，民乐县五月十三关帝庙庙会，山丹县四月初八大佛寺庙会，临泽县四月初八仙姑庙会，高台县四月初八梧桐泉寺庙会，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内涵最深的当属肃南县六月初六的马蹄寺庙会。每年这天，成千上万的裕固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群众在这里聚会。他融文化娱乐、宗教艺术、社会经济为一体，为全区综合性的文化庙会。从1992年开始，地区决定举办“金张掖马蹄寺旅游观光节”，每年夏秋之交举行，时间8～10天。节会由地区和肃南县轮流坐东，地、县领导牵头，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节会期间，文化艺术界举行一系列文艺演出和体操表演；工商业界设置销售网点、开展商业经营；企业经济界举行茶话会、洽谈会，扩大影响，招商引资；宣传部门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宣传，提高张掖的知名度。
  三、群众文艺调演和征文
  70年代以来，国家、省、地三级都举办过群众文艺节目的调演活动，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32项，地区级45项，计79项。
  （一）国家级调演 1986年，国家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调演”，甘肃省选送的张掖民间“顶碗舞”参加演出，获三等奖。由柴森林挖掘整理，王跃丽、汪惠玲等表演。
  1988年，国家文化部举办“让生活充满美”金狮杯征文大奖赛，地区文化处曹宝龄创作的报告文学《拨人心弦的姑娘》获优秀奖，并发表在全国性杂志《群众文化》1988年第5期。
  （二）省级调演 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省举行业余文艺汇演，地区代表队赴兰州演出《新事新办》《腾房》2个自编小戏。
  1975年7月，地区组成10人代表队赴兰州参加全省音乐汇演。演出5个声乐、器乐节目。
  1976年元月，地区组织文艺代表队参加全省业余文艺调演。演出小歌舞剧《红梅回来了》、对口剧《两亲家》（皆为苏治创作）。
  1976年6月，省文化局举办“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地区代表队参加演出秦剧《井水畅流》《炉火熊熊》，获得好评。
  1983年，甘肃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首届故事会，张掖代表队出席演讲《秦木匠的包袱》《直线与三角》《改毛病》《飞来的钱》《憨娃相亲》等。《秦木匠的包袱》获创作二等奖，《直线与三角》《改毛病》获创作三等奖；桂自品被评为优秀故事员，受到表彰奖励。1985年10月，省文化局在酒泉举办第二届故事会，张掖代表队讲演《有情有义》《双虎失散记》《哪里来的小伙子》。《有情有义》获故事创作二等奖。1987年，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第三届故事会，张掖创作的故事《小姨子和小舅子》《王天高住店》获创作三等奖；秦保元获演讲二等奖。1989年，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第四届故事会，张掖代表队演讲《半斤老票子》《死去活来》《刘大头理发》。《刘大头理发》获创作二等奖，秦保元获演讲一等奖。1991年，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第五届故事、小品调演，秦保元获讲演二等奖，和汪惠玲合演的小品《联手经营》获表演三等奖。
  1984年，田瞳创作的新故事《岔路》入选省群艺馆“新故事征文”，并作为省代表队参加陕甘宁三省故事会联讲，刊于《民间文学》，获创作一等奖。
  1985年，省文化局举办小型器乐比赛，张掖组织5人代表队参加，获组织奖和鼓励奖。
  1986年，省文化局举办首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调演，张掖挖掘整理、演出的《顶碗舞》，获创作、演出二等奖。
  1989年，省文化局举办第二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调演，张掖创作演出的《灯鼓舞》获创作二等奖，表演一等奖；秦保元获音乐演唱三等奖。
  1990年，省文化局、省教委举办中学生文艺调演，张掖代表队参赛，获集体二等奖和组织纪念奖。
  1991年，省文化局、省教委在白银市举办“全国少年儿童《小百灵》歌手选拔赛”，张掖选出8～14岁的5名小歌手参赛，获得组织纪念奖。
  1992年，省文化局、省教委举办第二届少年儿童艺术节，张掖组织代表队参加演出，舞蹈《蒜乡的娃娃》获创作、演出二等奖，《裕固少年》《缝羔衣》获创作、演出三等奖。
  （三）地区级调演 70年代以前，全区很少举行大型群众业余文艺调演活动。1983～1995年，业余文艺调演40多次，约有2.8万多人（次）参加演出，演出节目1000多个。
  1983年元月，地区举办首届农村业余文艺调演，张掖、山丹、高台、临泽、肃南县派代表队参加，近200人演出，有戏曲、舞蹈、表演唱、器乐合奏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90％以上是群众自编节目。
  1984年10月，地区举办新故事调讲，除肃南外，其他5县（市）均派代表队参加。讲演故事20多个，皆为作者自创的新故事。
  1984年11月，地区举办职工歌咏汇演，参赛代表队15个，歌咏者300多人，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1986年5月，地区举办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调演；8月，组队参加全省首届民族民间歌舞调演。
  1990年12月，地区举办歌手大奖赛，参赛者139人，有35名歌手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1991年元月，地区举办业余文艺汇演，各县（市）派代表队参加。参演剧（节）目120多个，有戏曲、舞蹈、歌曲、器乐、表演唱、快板等，为区内参加节目最多、参与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活动。
  1991年7月，为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爱心，地区行署文化处组织赈灾义演捐赠活动，参加义演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近百人。7月31日晚演出中，现场捐款6.2万多元，通过公证处公证，交民政部门送往灾区。
  1991年7月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地区行署文化处举行文艺演唱活动，参加单位近百个。
  1992年春节期间，地区文化处举办全区农村社火调演。选调山丹县位奇乡芦堡村社火队、张掖市乌江乡社火队、沙井乡社火队、临泽县新华乡社火队、小屯乡社火队，张掖市乌江建筑队社火队参演。
  1992年5月，地区行署文化处举办卡拉OK歌手大赛。在各县（市）初赛的基础上，地区选出90多名歌手参加预赛，有18名歌手进入决赛，对优秀歌手给予表彰奖励。
  1993年元月，中共张掖地委宣传部、地区行署文化处联合举办企业职工文艺汇演。
  1993年6月，地区行署文化处、地区教委举办全区中学（中专）生文艺调演，参演者200多名，演出节目100多个。
  1995年5月3日至6月1日，共青团张掖地委、地区教委、地区行署文化处联合举办全区青少年艺术节，开展青少年歌手大奖赛、时装模特大奖赛、书画比赛和钢琴比赛等19项活动。直接参赛者2万人（次），参与者10万人（次）。评出先进单位36个、先进个人181名。
  1995年7月，地区行署文化处举办“95’马蹄寺旅游观光节‘民族歌手大奖赛’”，41名歌手参赛，评出10名最佳歌手，15名等级歌手。1995年8月23～28日，省文化局在酒泉举行河西4地、市（酒泉、张掖、武威地区、金昌市）业余歌手比赛。张掖5名歌手参赛，获民族歌手一等奖1名，三等奖2名；获美声歌手优秀奖1名，民族歌手优秀奖1名。
  1995年8月21～27日，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地区行署文化处举办“金秋之夜群众歌咏周”，参加单位18个，演唱者921人，听众3万余人。演唱抗日革命歌曲88首。
  （四）征文 197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地委宣传部、地区行署文化处联合征集各种文艺作品150篇（件），经筛选分别编印出《张掖地区庆祝建国30周年小说选集》《戏剧选集》《音乐选集》各1册。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地区文联、《张掖报》社联合征集各类稿件300篇，有20多篇获奖，陆续在《张掖报》发表。
  四、宝卷
  （一）宝卷由来及其思想艺术特性
  宝卷是民间俗文学。它是在“变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属敦煌俗文学的分支。河西宝卷流传甚广，张掖更为普遍。
  〔唐〕末〔五代〕的俗讲（通俗讲佛经故事）大盛，出现“变像”“变文”，到宋朝发展为宝卷，全国各地都有。〔宋〕时宝卷一度遭禁，发展出现畸形，有的地方失传。而河西宝卷却一直延续至今。
  张掖的宝卷分为三种类型：佛教类宝卷——由佛经俗讲（含佛变文）演变而来，如《月连三世宝卷》等；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类宝卷——由俗变文演变而来，如《天仙配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伍子胥宝卷》《方四姐宝卷》《侯美英反朝宝卷》等；寓言类宝卷——由寓言、童话故事演变而来，如《鹦哥宝卷》《老鼠宝卷》等。
  张掖宝卷不仅流传广，数量多，而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有其明显的特点。
  思想性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劝善教化强烈。无论何种宝卷，皆通过曲折、动人故事宣扬行善。民国以前，很多群众将它当成立言修德的标准，有的子女不孝父母，儿媳不敬公婆，长者便指令听（念）卷受教育感化。农村群众不仅喜于念卷，且更乐于抄卷。抄写宝卷被视为积善行德。不识字者，请人抄得一本宝卷，珍藏如“宝”，传诸后代。“文革”中，虽经翻箱倒柜破“四旧”，而宝卷却幸存下来。宝卷内容广泛深刻，所写人物，从神仙道士到佛爷尼姑，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从忠臣孝子到奸贼淫妇，无所不有，这正是张掖人民现实生活的折光反射。特别是张掖先民创作的《仙姑宝卷》，更富有乡情历史风味。宝卷中包公形象多有出现，反映张掖人民在封建社会深受压迫剥削的残酷生活，渴求包公式的为民清官主宰朝政，主持公道。宝卷受民族传统文学的影响，内容丰富而深刻，故事曲折而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性和吸引力，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爱。三类宝卷都注重写人。在人物的展示中，有正面的描绘，侧面的烘托，俯角的鸟瞰，仰角的透视；有耐心的铺垫，单刀直入的刻画；有侃侃的宏论，也有窃窃的絮谈，使人物性格突出且有其立体感。在塑造手法上，大量使用方言俚语，加浓生活气息，突出乡土本色。宝卷结构大体为散文与韵文，散、韵相间。开头是一段散文，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接着便是用韵文按一定的格调高声朗诵（似唱非唱）此段内容。念完再讲述故事情节，接着用韵文再念。如此反复，直到故事结束。初接触此形式者，以为是重复啰嗦，其实不然。细细品味，正是它的魅力之处。我国固有的俗变文，也是散韵相间，讲一段，念一段（或唱一段）的。这种讲讲念念（或唱唱），符合民间艺术创作的规律。重复讲念，可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加强对情节的记忆。
  （二）宝卷宣讲的主要环节
  宣讲宝卷叫“念卷”，又叫“读卷”。念卷时有一套仪轨，与俗讲的仪轨相仿。张掖的念卷仪式和《金瓶梅》中的“宣卷”形式加以比较，分毫不爽。张掖念卷环节主要有：
  念卷先生 充当“先生”是有条件的，一要有文化能读唱，二要人品端正。念卷前要洗手漱口，烧三炷香，朝西（佛在西方）跪拜后，将香插于炕桌的供馍上。念卷时，念卷先生可插话，可论述，甚至可打诨，但一般的都是照本宣科。宝卷内容一般都较长，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一次念完。中途累了可休息。念卷先生吃过油馃子，喝足糖茶，接着再念。念卷先生可以将宝卷念得有声有色，也可随故事情节念得黯然失色。
  听卷群众 解放前，听众有严格限制。男性均可听，女性不准听；有的地方14岁以下、50岁以上女性可以听，成年姑娘、青壮年妇女不让听。
  宝卷择定 宝卷择定有三种情况：一是族长指定，凡有淫欲内容的不准念，怕人学坏；二是念卷先生自带，他念啥你听啥。念卷先生怕“砸锅”，常念当时流行、群众爱听的宝卷；三是群众挑选。群众点什么念什么，比较适合群众口味。
  接佛人选 所谓接佛人，系指念卷先生诵念一两句或几句，在他念后一句的最后几个字时，接他的音一起念，并同念“阿弥陀佛”。接佛人可指定，也可自由参与；人数可多可少，几个十几个甚至全部听众均可。这是佛门讲经的传统语调。这样念唱与接佛交替，既增添了念卷的活跃气氛，又把听众引入故事之中，收到欢快和教育的双重效果。
  表现形式 宝卷中有诸多表现形式：一、开头与结尾。宝卷有固定的开头，如：“××宝卷才打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在这基本格式的前提下，开头语有所不同，比如《花灯宝卷》的开头是定场诗：“池塘水满今朝雨，雨落庭前昨夜风。”结尾一律是劝善：“男为孝心女贤良”（《紫荆宝卷》），“男要行善，佛渡上青天”（《余郎宝卷》），“扁毛还能行孝道，人不孝道怎为人？”（《鹦哥宝卷》）。前二者催人积善；后者劝人深省。二、讲与念。散文，交代故事情节，属于道白性质，要讲。讲要自然，有感情，逻辑重音得体，语言流利顺畅，不能拿腔作调。韵文，重复散文的内容，要念。念要根据规定而又不甚严的格调，念得爽朗、清晰、圆润，使人悦耳动听。讲和念是念卷的两项基本手段，所以有人将宝卷称为“讲念文学”。三、词牌。宝卷中有许多词牌，越早越多，如“炉香赞”“驻云飞”“浪淘沙”“傍妆台”“清江引”“皂罗袍”“耍孩儿”“一枝梅”“锁南枝”“挂金锁”“画眉序”“驻马听”等，都在每一品开头。早期宝卷受佛经影响分品，实际上起分段作用。词，成为每品的开场。四、字调。宝卷中的字调十分丰富。有3、4、5、6、7字调，其中5、7字调使用最多。字调一般都用在散与韵、韵与散之结合处；散韵之间比韵散之间使用得多。无论哪一种，使用时都是2～4句居多。字调最突出、最基本的是10字调，有固定的念法，分3、3、4的节奏，是散韵中韵文的主体，讲念中念的核心，是宝卷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也有以5、7言作主体和核心的，但为数很少。五、唱调。因词牌的唱法失传，唱调无法与之相比。从实际分析，唱调似更接近民间小调。唱调有：“五点红”“尼姑下山”“浪淘沙”“哭五更”“林林落”“林林降香”“女寡妇”“男寡妇”“担水”“十道河”“连花落”“太阳当天过”等。宝卷念完时，也须两句或四句诗作结语。所有这些唱调中，“哭五更”的使用频率最高。
  （三）宝卷价值及研究
  由佛经演变来的张掖宝卷，虽使人们受了很深的佛教影响，但也使人们受到很好的惩恶扬善的教育。在宝卷的流行中，渗进社会的现实内容，使其逐渐形成民间口碑文学的新格局，成为人民群众广泛传诵的一种文化载体。
  张掖宝卷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不仅获得宝卷研究者的青睐，而且为民间俗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音韵学、方言学等学科的专家所垂青。《仙姑宝卷》就是记叙张掖地区的人和事，深受城乡人民所喜爱。在临泽板桥乡黑河北岸建有“仙姑庙”。《甘州府志·仙释》中记载：“汉，仙姑，张掖河北人。修道合黎山，见黑河横溢，誓愿建桥一座，以济居民”。刘文勇等的《柳香姑》说：“仙姑姓柳，原名香姑，黑河西岸柳树堡人。生得聪明伶俐，勤劳淑贤……看到黑河每年吞没很多牲畜财物和人们的生命，就暗下决心，在黑河上建一座桥，便利人们往来。”西夏主尊称“贤觉圣光菩萨”，乾祐七年，李仁孝敕云：“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仙姑建桥的故事在张掖世代流传，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选录《仙姑宝卷》第四品〈仙姑设桥渡汉兵〉
  〔傍妆台〕阅古书，汉武动兵事远图，将军报国心丹赤，血染征袍期献符。逞英雄，夸丈夫，一将功成万骨枯。
  却说，黑河两岸的庶民，自从埋藏娘娘金身，盖了庙宇以后，凡民间一切祈福禳灾，求男讨女，千秋万应，暂且不提。又说汉武帝时，有西边鞑子浑邪王犯我边界。守边将奏知朝廷，骠骑将军霍去病领了十万大兵，走了千里，辗转到了河西。那浑邪王杀上前来，把霍将军团团围住。霍将军想要原路回兵，有部下将官禀告说：“我们兵带的粮，都吃了个尽，将军若从原路回兵，路途太远，人困马乏，无粮草怎能回去？”霍将军说：“依你看，该怎么做好？”将军回禀说：“小将闻听，此处离觻得（今张掖城西北）不远，要离觻得远些。”霍去病领兵来到远离觻得的黑河沿前。只见黑河水势很大，波浪滔天，看着不能得过，只好在黑河北岸安下营盘，等到第二日水浪小了再过河。那浑邪王听得霍将军营中无粮，又不能过黑河，就点起番兵番将，连夜追赶，想把他们困在黑河北岸。正是：
  一更里，好伤心，将军独坐在中营。河宽水大隔住人，十万大兵无吃用。（我佛爷）十万兵，十万命。我的天！
  二更里，好心惊，无有粮草无救兵。马匹乏弱不能行，走起路来挣不动。（我佛爷）跌倒地，不能行。我的天！
  三更里，好心酸，哭声惊营众好汉。父母妻子不相见，黑河岸边命交天。（我佛爷）水西流，几到头？我的天！
  四更里，好凄惶，忽然一梦到家乡。白头老母在高堂，见了我母诉冤枉。（我佛爷）惊醒来，泪汪汪。我的天！
  五更里，好苦情，十寸肠子九寸沉。腿又酸来头又昏，饥饿难忍又加病。（我佛爷）爬起来，走不动。我的天！
  却说，霍将军见他兵马营中这样光景，心中好不酸疼。正在两难之中，忽然探马报道说：“浑邪王领了无数的鞑子，杀将前来，离营盘只不过三十里之地了。”霍将军听说大吃一惊，说道：“罢罢罢，宁在龙王水中死，不在骚鞑刀下亡。”就传三军将士们说：“不得活了，舍命过黑河吧！”说罢，收拾齐备，绑鞍上马，领上兵马来过黑河。只见那河岸边坐一妇人，身体俊巧。她用手往前一指，那水面就有了一座桥梁。大将军喜不自禁，领兵一起过了黑河。刚过完，那妇人连桥梁都不见了。
  再说，浑邪王也领着番兵番将赶到黑河岸边，眼望汉兵都过了黑河，便催兵马涉水过河。将到河心，水大浪急，把番兵人马冲去了一大半，只得退回。浑邪王说：“怪哉！怪哉！合该汉国洪福大，有神帮助。”那霍将军说：“我们收兵安营吧。他们过不来河，让兵丁多歇几日。”正是：
  仙姑设桥渡汉兵，神功默佑显威灵。
  霍将军，正在那，营盘愁坐，
  无粮草，无救兵，好不伤心。
  忽听的，探马报，番兵来到，
  头顶上，似雷轰，三魂出窍。
  对大水，舍着命，把河来过，
  过得去，过不去，听天由命。
  宁死在，龙君水，淹死不悔，
  总不能，死在那，骚奴手中。
  战兢兢，急忙忙，传下号令，
  大小兵，心慌慌，收拾启程。
  一齐儿，都望着，黑河来奔，
  只见得，河岸上，坐一妇人。
  苗条身，不言语，用手一指，
  河两岸，高搭着，一座长桥。
  霍将军，一看见，心中欢喜，
  众兵将，快过河，有神助力。
  合该是，朝廷的，鸿福齐天，
  我兵马，不该死，终有救星。
  早知道，这河上，有一桥梁，
  为什么，忍饥饿，困在那边？
  浑邪王，领鞑子，前来追赶，
  死大半，人和马，还未过河。
  霍将军，他心中，又喜又惊，
  到河边，细问那，庄村之人：
  “这黑河，那桥梁，几时建造？
  那河边，站的是，谁家妇人？
  我今日，人和马，尽都过来，
  那桥梁，和妇人，无踪无影。”
  乡民说：“将军话，渺无音讯，
  这河宽，浪又大，桥怎搭成？
  那河边，都是那，鞑子地界。
  无人家，哪里有，坐的妇人？”
  将军说：“这事情，说也奇怪，
  你不信，我人马，飞过河来？”
  乡民说：“军老爷，听我禀诉：
  那河庙，有一座，娘娘尊神。
  这娘娘，最灵验，威武显圣，
  你见的，或许是，那位神灵。
  必定是，将军的，诚心感应，
  这神灵，搭桥梁，救了众兵。”
  霍将军，听说罢，望空一拜，
  点慧灯，拈真香，叩谢女神：
  “若不是，我尊神，慈善救渡，
  十万兵，一个个，命见阎君。
  这还是，朝廷的，鸿福天大，
  我弟子，霍去病，何德何能？
  有一日，我弟子，回上朝中，
  将娘娘，这神灵，奏说分明。
  与娘娘，塑金身，重修庙宇，
  与娘娘，挂长幡，刻碑扬名。”
  仙姑显化，顷刻桥成，救渡十万兵。仙姑娘娘威灵显，圣将军奏上万岁朝廷。文武知悉，保佑世安宁。
  仙姑大慈悲，将军全师回。
  驰骋沙漠边，独自显神威。
  第八节 电影
  一、早期的电影活动
  〔民国〕21年（1932年），张掖富商王文善、谢锦堂等4人，合伙筹集白洋2000元，从天津买回1部陈旧的35毫米无声电影放映机，1台发电机，两部国产片、两部外国片，从天津请来两名技师，是年秋在张掖城内的土主庙（今青西小学）院内售票放映电影。上演影片有《枪毙何大虎》《日本地震》《十九路军血战史》和一部滑稽片。虽为无声电影，但异常新鲜，观众很多，尤其《十九路军血战史》，更受群众欢迎。但放映不到一月，就被当时国民党马步芳部驻张掖一○○师师长韩起功，强迫送往西宁向马步芳献映。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马步芳不给任何费用，机器损耗严重，不能继续上映后才退回张掖。1937年，王文善等即将放映机转卖给玉门油矿。影片《十九路军血战史》一直保存到1957年，由中央电影局资料馆收购保存。
  1940年，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第三电影放映队来张掖，放映《八百壮士》《上海之战》等宣传抗战的影片。影片主题歌及抗日歌曲《保卫家乡》《松花江上》开始在全区流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一六四团电影放映队和人民解放军第八陆军医院电影放映队，先后在张掖城区放映《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等影片。其后甘肃省文化局电影巡回放映队、甘肃省总工会电影队、甘肃省中苏友好分会电影队、甘肃省抗美援朝分会电影队、相继来张掖城乡放映《红旗漫卷西风》《百万雄师下江南》及前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等。到1955年放映故事片、纪录片160场，观众6万多人（次）。
  二、电影管理与发行
  （一）地区电影管理发行机构 1957年前，张掖的电影业务、影片发行，由甘肃省电影发行公司酒泉发行站管理。1957年酒泉发行站随行政区划调整迁移张掖，更名为甘肃省电影发行公司张掖发行站。站址专署一楼文教卫生局内，性质为省电影公司的派出机构，负责发行区内35毫米、16毫米影片和放映网络的管理。发行收入上交省公司，站务费用凭单据向省公司报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广播和电影合并，成立“张掖专区广播电影事业管理处”，由专署文教卫生局领导，内设广播站、电影站、电影机械修供厂、河西广播器材厂等4个单位。1961年8月，省文化局《电影发行体制下放方案》下达后，机构更名为电影管理站，业务由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管理，人事配备由专区文化部门管理，费用由管理站按规定提取。1965年社教运动中，电影放映队配合社教发行16毫米影片64个，拷贝361个，放映2189场，观众141.91万人（次），放影总收入35074元，发行收入16421元。“文革”开始，电影发行放映陷于瘫痪。1970年，成立“张掖地区电影管理站”；1978年7月，更名“张掖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二）各县（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 1969年前，各县电影放映队的登记、注册、考核、发行等业务，均由省电影公司管理；行政上由地区文教局领导，财务统筹直接由地区电影管理站管理。随着电影管理体制的改变，电影放映网络的不断扩大，各县于1970～1972年成立电影管理站，负责管理本县的电影发行放映业务，行政和业务分别由各县文化局和地区电影公司分管。1980年，各县电影管理站撤销，改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管理本县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和文化系统的电影院、国办电影放映队。1984年，省文化厅又将16毫米、8.5毫米放映单位的发行、登记、审验、注销权限，下放县电影公司管理。使县电影公司拥有影片发行、放映网络管理、城区影院改造、农村电影市场开发等权限，对全县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三、电影放映
  （一）城区电影院 1955年春，由张掖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倡导，县工商联唐蕴智、刘芳等人商议，筹集资金134804元，省文化厅拨款15000元，在张掖城区鼓楼南修建占地1200平方米，1160个座位的县电影院。购买“统一”牌35毫米放映机1架、幻灯1架、直流发电机1台、13马力发电机1台、升降变压器1台、弧光变压器1台，配备工作人员13名。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开始放映，此为张掖全区首家影院。
  1957年，贯彻国家文化部“省有电影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电影放映队”的发展规划，山丹、民乐、高台、肃南、临泽5县，相继在县城建起影院。张掖在县府街建起第二家影院，提前实现县有电影院的目标。
  （二）农村电影放映队 50年代初期，甘肃省文化局派电化教育第三放映队来河西巡回放映。到1955年巡回放映队达21个，基本上每县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映出方式由巡回变为固定。1956年4月，省文化局决定将省属各电影放映队交各县直接领导管理，从此各县均有一个国办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不久，张掖县又抽调放映员3人，配备200型放映机1台（套），冷风式二冲程发电机1台，成立农村电影放映二队。
  1958年3月，国家文化部提出“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发展，实行由政府投资办和群众集资办相结合”的方针，还要求各地都要试办一批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是年秋季，张掖县率先在大满、甘浚、梁家墩、乌江、沙井5个人民公社建立起集体性质的电影放映队，全市农村放映单位增加到9个，拥有放映点184个。其他各县相继办起集体性质的公社电影放映队105个，全区农村电影队增到114个。1960年9月，根据省文化局《关于电影事业调整和精减的通知》，全区的放映单位（含影院）由139个压缩到32个，公社电影放映队全被注销。
  1980年，张掖、山丹等县兴起农民集资修建高标准电影院的热潮。不到5年时间，张掖县农民集资修建的电影院有乌江、沙井、小河、兴隆、新墩、碱滩、三闸、小满、大满、上秦、党寨11家，拥有坐席8400个；山丹修建了东乐、霍城、花寨3家电影院。这些新建起的农村电影院，配备35毫米和16毫米两套放映设备。1987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电影放映队也在高台、张掖、山丹等县（市）农村出现，集体、个体电影队由1987年的9个发展到1995年的177个。放映电影19886场，观众1254.49万人，总收入27.38万元，发行收入达13.95万元，分别占农村总计划的86.8％、77.4％、26.9％、25.7％。不论是放映单位数量和完成农村年电影放映任务，均超过国办电影放映队，基本缓解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矛盾，弥补国办电影放映队不足的缺陷。
  （三）厂矿企业电影放映单位 1958年，山丹军马场申请成立电影放映队，是全区最早成立的企业电影队。1970年，军马总场和下属4个分场，均成立35毫米和16毫米两种型号映机的放映队，放映单位9个，放映员28人。1977年成立“山丹军马场电影管理站”，管理所属放映单位。1980年5月，军马场电影管理站撤销，总场和各分场放映点所需35毫米影片由张掖地区电影公司调度；16毫米影片由山丹县电影公司发行调度。
  同期内，地区“五·七”干部学校、山丹煤矿、东水泉煤矿及省驻张掖水文队、物探队等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分别成立35毫米机和16毫米机电影放映队。
  （四）主要放映影片 50年代上演的影片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抗美援朝》《女司机》等。1957年后，放映《暴风骤雨》《渡江侦察记》《黑山狙击战》《赵一曼》等。60年代，除上映老片外，新片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箭杆河边》《苦菜花》《三进山城》《天山红花》《上甘岭》《洪湖赤卫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社教运动中上映《夺印》《槐树庄》《雷锋》《李双双》等。“文革”开始后，大部分拷贝封存，放映队停演，城区影院除放映新闻纪录和样板戏影片外，以“批判”的名义，放映《兵临城下》《武训传》《林家铺子》《清宫秘史》《不夜城》《舞台姐妹》《抓壮丁》《早春二月》《刘少奇出访印尼》等被打成“毒草”的影片内部放映日本片《军阀》《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等，限定一定级别的干部观看后进行批判。到1970年底，全区城乡的2456个放映点均达到上映数次以上。其后又上映《春雷》《决裂》《欢腾的小凉河》以及《大寨红旗》《大寨田》等。
  1978年以后，相继上映《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以及大型宽银幕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等。1990年，放映《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周恩来》《开天辟地》《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蒋筑英》《凤凰琴》《天网》《红番区》《被告山杠爷》《大转折》等。
  至1995年，全区在乡政府所在地建立售票点113个，放映点1039个，平均每个放映点服务的群众为5851人，放映单位活动率50％，年人均看电影5次；农村每年看4次电影的行政村有400个；看3次电影的行政村有300个，空白村18个，合计占总村数的97.5％。
  四、技术培训与器材供应
  （一）技术培训 50年代初，放映员分别由西安、兰州电影放映训练班培训。1970年11月，张掖地区电影管理站举办培训班，设放映、扩音、电工、发电机等专业，学员36人，历时42天。其后又相继举办培训班5期，每期1～3月，培训放映员307人；技术辅导班4期，每期1～2月，培训208人；宣传学习班3期，每期1月，培训123人。1978年11月，由地区行署和省电影公司联合组织全省首届放映人员技术大比武竞赛活动，通过7天的紧张操作和评比，张掖地区放映员夺得团体总分一、二、三名，个人全能项目64个。同期，张掖、山丹、高台等县（市）举办放映技术培训班32期，培训放映人员757人（次）。师资力量强，培训条件好的张掖市、山丹县为肃南、民乐、临泽等县代培电影放映技术人员21人。
  （二）器材供应 1956年前，电影设备维修和器材供应由省电影机械修供站担负。1957年改由张掖电影机械修供组维修和供应。1959年修供组扩建为“张掖电影机械修供厂”，开展计划检修、巡回检修、服务到机、送货上门的活动。1980年后，各县（市）电影公司配备维修人员，成立维修组织，修配工增加到4～5人。
  五、电影拍摄
  1956年，中央新闻制片厂摄影队为张掖摄制纪录片《张掖县梁家墩乡小麦丰收高产》。
  1959年，兰州电影制片厂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拍摄甘肃省第一部黑白纪录片《裕固族劳动舞》。
  197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为肃南县红石窝乡摄制纪录片《马背小学》；1975年又以《马背小学》为素材，在肃南县境内拍摄彩色故事片《萨里玛珂》，1976年在全国放映。
  1978年，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山丹县境内拍摄彩色故事片《蒙根花》外景。
  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肃南县境内拍摄反映肃南县人民武装部搞好民族团结，开展牧区民兵工作的大型纪录片《草原情曲》。
  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临泽县倪家营乡、高台县合黎乡、山丹县新河乡和肃南县大河区，摄制故事片《姐姐》。
  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山丹军马场拍摄故事片《牧马人》外景。
  1984年，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在临泽县梨园口和肃南县白银乡拍摄故事片《祁连山的回声》。
  1987年，香港嘉民娱乐有限公司在高台、山丹县境内拍摄宽银幕故事片《海市蜃楼》外景。
  199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在高台县古城、许三湾等地拍摄彩色故事片《双旗镇刀客》。
  张掖地区各级党政及文化主管部门，对每个前来张掖拍摄电影的制片厂给予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其顺利圆满完成拍摄任务。张掖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奇特的地理风貌，为各种题材的外景拍摄，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第九节 图书
  一、图书发行
  （一）历代张掖的图书发行
  〔汉〕武帝辟河西后，中原地区的书册典籍开始传入张掖。〔魏〕〔晋〕时，中原离乱，大批文人学士来河西避难，传入河西的书籍随之增加。史籍载：〔前凉〕时隐于张掖临松薤谷的学者郭瑀，收录门徒千余人，图书用量迅速增加。当时纸已发明应用，用纸墨书写书籍开始在河西出现。据《魏书·阚驱传》《宋书·氏胡传》载：出生张掖临松山的沮渠蒙逊，在创建〔北凉〕后，给博通经史的学者阚骃配文吏30余人，令其“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书三千余册”。又命世子兴国遣使，请求南朝刘宋王朝赐《易经》及诸子书，合计475卷。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又向南朝刘宋贡献地方特产，内中包括〔北凉〕文人的著作《周生子》13卷，《时务论》12卷，《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及《皇历帝王三合》《十三州志》《敦煌实录》《亡典》《谢艾集》《乘丘先生》《魏驳》等共154卷。沮渠牧犍还请求《起居注》诸杂书，宋刘义隆也令赐给，这是张掖有图书刊定、交换的最早记载。
  隋王朝建立后，文帝杨坚诏谕全国：“恢复汉人姓氏名讳”；继而又令“武将子弟，习读文学”，图书发行更为活跃。〔唐〕太宗李世民继帝位后，又将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定为全国学校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注本，图书发行空前繁荣。“安史之乱”后，整个河西先后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占据，动乱达490余年，汉文图书（除埋藏者外）在河西毁灭殆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再次大规模向河西移民，汉文化和图书再次传入河西。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设行都司学；嘉靖三十年（1551年），右佥都御史陈棐派人赴陕省“购买诸书及摹印各府书板，凡各家诗文撰集，天文医占法律之书也略具”。这是动乱后由官府购买图书的最早纪录。
  清王朝确立并在平定米剌印、丁国栋之战后，张掖社会安定，经济日趋繁荣，出现专门经销图书的店堂，早为“智盛堂”，后是“树德堂”。销售由北京、西安运来的《四书》《五经》《古文》《幼学》等书籍和自行木刻印制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柏庐治家格言》《阴骘文》《四言杂字》《七言杂字》等。〔民国〕时期，“智盛堂”“树德堂”先后歇业，继起“新华书局”“四升书局（后更名“同升堂”）”“豫三书局”“西北书局”“三金书局”“中州书局”“忠庆书局”“三元堂”“中和堂”“文化书局”“益友书报社”“青年合作社”“胜文书店”及设在山丹、高台的“西北文化服务社”和“启文石印局”等。经销书籍主要是儒家经典以及剑侠、传奇、神话之类古旧小说，也发行当时中、小学适用的课本和文化用具。个别也销售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的文艺作品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此外，各县还有一些小商贩，从外地购买书籍、年画、文具等，利用庙会、集市，或走乡串村，或进学校推销书籍。
  （二）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管理和发行
  1.图书管理 1949年9月，新华书店甘肃省分店要求张掖迅速成立新华书店中心支店的同时，将全区中、小学课本提前分发到区。为保证学校按时上课，张掖地、县委宣传部和专、县第三科，组织力量及时将课本分发到各学校。1950年3月1日，新华书店张掖中心支店成立，向张掖城乡发行《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和马、恩、列、斯、毛泽东等领袖肖像。是年10月，新华书店甘肃省分店为张掖支店派遣正、副经理。支店在作好本店工作的前提下，还派人赴邻县销售图书，同民乐、山丹、临泽、高台等县的供销社、文化馆建立代销业务，拓宽发行渠道。1956年，书店和县工商联等部门协商，对地方学者杨自廉的“文化书局”的图书与财产合营于张掖支店。
  1958年6月，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变革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取消分店、支店等机构名称，移交地方管理，支店更名“张掖市新华书店”。1962年9月以后，书店归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文教局管理，财务、业务隶属省新华书店。1978年更名为“张掖地区新华书店”。
  1955～1956年，各县相继建立起新华书店（支店）。后更名为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2.图书发行 各县新华书店建立不久，适逢“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新华书店除在县城设门市部销售外，还在各县较大的集镇设点销售；派人送书到工厂、工地、田间地头。图书种类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图书销售不畅，出现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的局面。
  1978年以来，各县书店在一些乡镇所在地设立图书销售门市部，扩建原有门市部。一些集镇和村社出现个体书滩、书商和销书门市部。“文革”中查封的中外古典优秀书籍及现代优秀读物，由出版部门再版、新华书店订货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古文观止》《基督山伯爵》等大批中外有影响的著作解禁开放，一时畅销。由于国家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著书兴盛，出版兴旺，促进了区内的图书发行事业。1990年，销售图书267.3万册，金额达296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这一年销售册数比1953年增长5.8倍，比1967年增长4.4倍，比1977年增长4.1倍；销售金额比1953年增长43.9倍，比1967年增长31.1倍，比1977年增长7.2倍。
  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类图书销售率日渐提高，政治类图书销售趋降。在图书五大类中，各自发行状况是：政治类占3％，哲学类占12％，综合科学类占14％，社会科学类占34％，自然科学类占37％。
  1991～1995年，图书价格逐年上涨，严重影响发行量。1995年，一般图书发行册数比1990年下降21.98％；全区人均购书不到2册。1983年每印张价为0.08元，1987年为0.14元，1991年为0.43元，1995年为0.48元，12年间上涨5倍。《辞海》缩印本，1979年初版时定价22.2元，1986年再版时定价28.90元，1988年三版时涨到38.5元，1994年四版时定价138元，1995年为168元。仅1994年，图书价格上涨幅度达35.4％，高于全国物价21.7％的涨幅。由于书价一直上涨，造成书店卖书难，出版社出书也难，图书发行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到知识的传播和科研活动。
  二、图书馆（室）
  （一）历代张掖藏书
  据《魏书·氏胡传》记载：〔西凉〕学者宋繇，家中藏书甚多。〔北凉〕沮渠蒙逊率军杀李歆，攻占〔西凉〕首府酒泉，延礼引用宋繇等学者后宣称：“孤不喜得酒泉，喜得宋繇耳”。〔隋〕〔唐〕时，撰写《西域图记》的裴矩，也在其序言中说“寻访书传”，受母教训发奋读书的赵武孟，家中也有不少藏书。但随着“安史之乱”，河西相继为游牧民族所据达490余年，汉文书籍典册（除藏匿者外），事实上已毁灭殆尽。
  明王朝建立后再次向河西移民，汉文书籍再度传入河西。据《重刊甘镇志·建置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都御史陈棐见尊经阁没有藏书，随同分巡副史王诰筹银若干两，派人赴陕西购买诸书200余部。其中《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书50余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历史书籍60余部；《天原发微》《体仁汇编》《武经七书》《百将战法》等专著40余部；诸子文集60余部；还有记述西北史地的《雍录》《雍大记》《马政志》《金石铭文》《行都司志》《西夷北虏事迹》等。〔明〕末〔清〕初，尊经阁、藏书楼及官署绝大部分案牍典籍毁于兵燹。
  〔清〕康熙后，张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乾隆二年（1737年），甘州知府冯祖悦重建甘泉书院，购买《十三经》《老子》《庄子》《楚辞》《墨子》《列子》《韩诗外传》《吴越春秋》《汲冢周书》《穆天子传》《山海经》《十洲记》《搜神记》《日知录》《春秋繁露》《天下郡国利病书》等300余部。其后在河南洧川当县令的乡贤陈史，念及家乡少书，遂购买《读礼通考》《四书释地》《说文解字》《通鉴纲目》《困学记闻》《昭明文选》《朱子大全》《甘肃通志》《归震川集》《五凉考治六德全书》等70余种专程送到甘泉书院。〔清〕光绪时，甘州提督周达武，将个人藏书《佩文韵府》《二十四史》《通志堂解经》《通志堂皇清解经》等500余册图书赠送甘泉书院。同期，高台县知县周廉，向其创建的建康书院购书1200余册；山丹县知县黄璟，为新建的仙堤书院捐书数百册；民乐县建金山书院，购买图书近千册。张掖的大佛寺、道德庵，山丹县的发塔寺，民乐县的马蹄寺，临泽县的仙姑庙等寺庙中，都藏有很多佛经、道藏和汉文图书。
  （二）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室】〔民国〕8年，张掖县通俗教育馆接收甘泉书院数千册藏书，建立馆属图书室。〔民国〕17年，张掖县政府在县通俗教育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拨款添置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1套，成立张掖县图书馆。配馆员1人，藏书约7000余册，订有《大公报》《民国日报》《甘州民报》《政治月刊》《北方快览》等报刊。〔民国〕22年，县图书馆和通俗教育馆合并，改为“张掖县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室。
  同期，高台、山丹、民乐、临泽县相继建立县民众教育馆，馆内设图书阅览室。张掖中学、山丹中学、高台中学及张掖农校、张掖师范也都建立图书室。至此，5县时办时停的图书馆已有10个。
  【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馆、室】50年代初，各县文化馆设立图书、阅览室。1956年，张掖市拨款6000元，对图书馆址原“山西会馆”进行修缮，在文化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成立张掖市图书馆。1979～1989年，高台、山丹、民乐、临泽县图书馆相继成立。各县（市）图书馆隶属文化局领导，为科级事业单位。至1995年，5个县（市）图书馆共有职工48名，馆舍总面积6800平方米，书架单层总长度6811米，阅览室坐席646个。区内85个文化站（中心）普遍设立图书室、阅览室。
  各县（市）图书馆打破“以藏为主”的旧观念，开展多种服务。山丹、民乐、临泽县图书馆，坚持“送书上门”和“送书下乡”，把图书送到工人、农民和战士的手中，开展家庭读书活动，帮助青工、返乡青年和武警战士学习知识，收到良好效果。肃南、高台、张掖县（市）图书馆，在做好为成人服务的同时，积极为少年儿童着想。肃南县投资1300多元，建立儿童阅览室，全年接待小读者2400多人（次）。高台县建有儿童阅览室、儿童书库、儿童游艺室、宣传橱窗，全年开放300天以上，被省少工委和团中央授予先进集体，荣获“红领巾”读书奖章。张掖市图书馆常年送书下乡，为科研、文史部门提供图书资料，定期举办少儿读书征文竞赛，被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评为“图书服务先进单位”和“文明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1978年以来，完全中学、农职业中学、大专院校和成人职教中心，相继建立图书馆（室）。藏书达万册左右的馆（室）有32个，藏书43.4万册。同1950年相比，图书馆（室）增加6.4倍，藏书增长19倍。张掖师专图书馆由世界银行无息贷款修建，建筑面积5012平方米，藏书18万册，中文图书16万册，外文图书1.7万册，有古籍善本图书《全唐文》3000余册。地、县党校系统有图书7万余册，其中地委党校图书馆藏书近5万册，除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图书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1959册、《四库备要》281册、《古今图书集成》806册。
  【机关图书室】地、县（市）及省以上驻张党、政、企事业机关单位，大都建起图书室、资料室。藏书数千或上万册的图书资料室主要是科研、档案、企业单位。全区机关单位的藏书总量17.5万册。
  【农村图书室】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在文化站（中心）普遍建有图书阅览室，约有各类图书15万余册。
  （三）捐赠图书
  1958年，武威书香世族、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鼎文先生，向新成立的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捐赠古籍善本《全唐文》3000册。
  1984年，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向其第二故乡——山丹县捐赠图书2300册。
  1994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石景宜先生，向张掖市图书馆捐赠台湾版图书3183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