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1966～1976年的10年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共张掖地委、张掖专员公署于1966年5月16日，在张掖县城广场召开4000人参加的“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线人物大会”。张掖县即于5月18日，高台县于19日，相继在县城分别召开有2000多人和1700多人参加的声讨大会。接着临泽、山丹、民乐及肃南县也相应召开声讨大会。地、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33个公社、550个生产大队及学校积极组织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等文章，参加30多万人。1966年5月23日，地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和各单位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地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地委书记高鹤龄任组长。专区机关单位及各县委相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5月24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自此，全区“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运动正式拉开帷幕。6月2日，地委召开有专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工人和驻军代表157人参加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6月3日，地委组织全区8万多群众收听《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广播后，许多人连夜写大字报拥护中央决定。仅张掖县城在6月4日一天就贴出大字报2000多份。6月9日，地委根据中央派工作组到大、中专院校及有关单位帮助开展“文革”的指示，抽调22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进驻张掖中学、农校、卫校、师范、七一剧团、医院等单位。各县也陆续向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21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影响下，很多机关、学校的干部、师生开始给地委贴大字报。
  一、“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1966年8月，区内各中学学生受外地影响，纷纷成立红卫兵造反组织，臂戴红袖章，停课闹革命，冲击学校领导和教师，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地、县委派出的工作组。11日，地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号召群众揭发地委领导的问题；撤出派驻学校的工作组，只留联络员。工作组撤出后，学校党政领导机构瘫痪。接着，红卫兵组织由学校波及社会各行各业；由学生发展到干部、工人、农民。城乡纷纷成立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造反队、造反团、红色司令部、总部等群众造反组织，在本单位本系统开展“文革”运动。8月下旬，全区掀起红卫兵串连高潮，互通情报，互相学习，扩大组织。至年底，经过一段大串连后，地、县红卫兵组织进一步发展，造反组织进一步扩大。1966年12月，“张掖专区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简称“中红司”）成立，由5所中等学校的6个红卫兵团体组成。走出学校，冲向机关，揪斗“走资派”和“黑帮”。1967年元月6日，由地委机关的“红色工人”“红色方向盘”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13日，专区人民银行职工发起成立“张掖专区革命职工、革命师生联合造反团”。
  破“四旧”，立“四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文章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从9月开始，区内各级各类红卫兵组织大规模地横扫“四旧”，强行剪掉妇女长发辫，搜查烧毁古旧字画、书籍、方志、谱牒、宝卷、图片。许多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带有历史色彩、地方特点、民族韵味的旧名称、旧称谓全部改换新名称，如永固公社改为“先锋公社”、南古公社改为“红星公社”，张掖中学改为“东方红中学”，育才中学改为“红卫兵中学”，张掖师范改为“继抗师范”，张掖卫校改为“白求恩卫校”等。不少人还改名换姓，叫什么“向东生”“王向东”“李向阳”“张文革”等等。庙宇、房屋、门楼上的龙凤图案，精美雕刻、典雅楹联皆被铲除。古装戏服、道具、脸谱、布景当众焚烧。在民国时期供过职的职员、教员、店员和老板、老鸨、老兵以及和尚、道士、喇嘛等都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被揪斗、游街，戴高帽，做“喷气式”。9月2日，由北京房产学校、兰州铁路中学的红卫兵同张掖县副食公司一伙造反派到张掖县工商界开明绅士刘芳家中抄家，并打伤刘芳的儿子，逼迫交出人民币、黄金及其他物品。翌日再行抄家并将刘芳拷打致死。
  革命“大串连”。1966年8月31日，北京和兰州红卫兵来张掖串连，接着其他城市红卫兵也相继到张掖串连。各县设立红卫兵接待站，乘车、吃饭、住宿不收费，只写欠条，所需经费由财政统一拨付。10月24日，张掖师范“五七公社”3名学生自发组织“朝阳长征队”，徒步到北京串连。第二批有10多名学生组成“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徒步到延安串连。嗣后，区内各学校的师生和一些单位职工也络绎不绝地组织长征队，到北京、遵义、韶山、延安等地串连。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斗走资派。1967年1月初，从专区到基层，逐级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指示，要求各级干部都要正确对待“文革”。10日，专区成立革命职工、革命师生批判张掖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席团。自此，“文革”从学校转向社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竞相建立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批判旧的“文革”组织（即各单位民主选举的“文革”委员会）和“文革”领导小组（各级党委建立的“文革”领导机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并揪斗当权派。在揪谁保谁的问题上，各造反组织互相指责，针锋相对地展开辩论，大字报到处张贴，辩论会接连不断，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地、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
  二、夺权与武斗
  1967年1月下旬，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区内各“造反派”组织掀起夺权斗争高潮。31日，张掖县13个群众造反派组织夺了张掖县公安局的权。2月23日，专区机关群众造反派组织“水电总部”发出夺权“七项通令”，并在“七一”秦腔剧场举行1000多人参加的夺权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造反组织所有”。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罢官、靠边站，遭受批斗、游街或非法拘禁。全区各级党、政、群团和公、检、法机关瘫痪。3月初，张掖专区驻军和军分区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4月5日，在军分区主持下成立“张掖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部由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领导干部组成。各县也相应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9月24日，张掖驻军支左办公室召开专、县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兰州军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指示。10月13日，专区“祁连风暴”等61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张掖专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张三司”）。12月4日，专区群众组织“红工总”
  “红总司”和张掖县群众组织“红司”等41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张掖专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红联合总司令部”（简称“三红联司”）。自此，张掖专区、张掖县各造反派组织形成两大派。是月，其他各县的群众造反组织也都联合成立为两大派组织。临泽县为“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和“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高台县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和“红色造反派联络总部”，山丹县为“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肃南县为“红色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和“红色战斗司令部”，民乐县为“万里东风革命造反团”和“北京公社”等群众组织。
  由于专、县各派群众造反派组织对保护与批斗干部的观点分歧，经常发生矛盾，逐渐由“文斗”发展为“武斗”。尤其在中央“文革”负责人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由一般性的打架逐步升级到武装对抗。1967年11月2日，专区“红总司”抢占地委、专署办公大楼，将机关人员赶出，建立武斗据点。11月19日，山丹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死1人，打伤21人。25日，张掖“三红联司”将专员苗彪抓到武斗据点专署大楼，轮番审讯拷打。12月2日下午，苗彪生命垂危时，才被送进张掖陆军第十八医院。3日下午死亡（经验尸，苗彪周身表面重伤107处，肋骨折断9根，肝区有凝血块，蛛网膜下出血，脑组织挫伤）。1968年1月1日，“张三司”40余人抢去高台县人民武装部子弹37万多发，炸药5箱、导火索100多米。15日，张掖“三红联司”和“张三司”发生武斗，打死两人，打伤两人。15～16日，临泽县“红三司”与“红联司”发生武斗，动用步枪、手榴弹，伤亡两人；在抢劫驻军16分队执勤哨兵步枪时死亡1人。1967年武斗中，张掖县死亡11人，山丹县死亡6人（解放军战士、干部、工人、学生各1名，农民两名），致伤群众甚多。
  专、县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区内各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相继成立。民乐县革委会于2月18日率先成立，而后专区革委会于3月18日、山丹县革委会于3月28日、肃南县革委会于4月4日、高台县革委会于4月8日、张掖县革委会于4月10日、临泽县革委会于4月30日成立。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3月2日，张掖驻军支左办公室和张掖两大派群众组织，共同提出《关于上交全部武器、撤销据点和彻底搞臭武斗歪风的措施》。翌日，专、县各群众组织到军分区上交枪支、弹药、大刀、长矛等武器。而武斗据点尚未撤除。4月12日，“张三司”与“三红联司”又发生武斗。4月22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省革委会政治部，向专区革委会、张掖驻军支左办公室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对张掖两派群众组织发生的武斗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停止武斗，撤销武斗据点，人员回原单位”。专区和张掖县革委会于翌日召开常委会，做出立即制止武斗的决定，召集地、县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制止武斗的谈判。5月19日，人民解放军总字159部队50分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地委、专署机关办公大楼，武斗据点随即撤除。23日，专区革委会召开专区直属单位政治工作会议，要求群众组织倒旗。6月7日，张掖师范一些群众组织率先宣布倒旗后，各群众组织相继宣布倒旗。6月27日，专区召开革命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专区工人代表委员会”（简称“工代会”）。此后，各县相继召开会议成立红卫兵代表委员会（简称“红代会”），革命工人代表委员会（简称“工代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委员会（简称“农代会”）。随着各级革委会的成立和“三代会”的建立，群众组织倒旗，武斗停止。
  三、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全区城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张掖“三红联司”召开大会，做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七条”决定。6月初，专区和各县开展“双清”（清理敌伪档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大查大挖“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共和国成立前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定为叛徒或特务，把部分干部早在肃反、审干中定案结论的历史问题重新进行审查。在农村深挖“反革命组织”，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被立案审查，游街批斗。专区革委会政治部于8月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克服右倾麻痹思想，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重点是“隐藏很深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7日，专区革委会成立“清查敌伪档案小组”。从13日始，冻结部分人员（被视为“坏人”）的银行存款。
  全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斗各类人员15320人，其中，专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含省属驻张单位）667人，各县14653人；干部、教师、科技、医务工作者1500多人，工人、市民、社员群众13820人。
  1969年3月15日，专区革委会成立“张掖专区专案领导小组暨办公室”，对在清队中清出的案件进行立案、定案。4月，专区革委会成立“落实政策检查组及办公室”，对全区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和6个县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区在清队中，列入审查对象10051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戴上各类政治帽子的308人，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61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9582人。
  四、整党建党
  1968年10月，成立张掖专区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翌年10月，由中共张掖专区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取代。整党从1969年11月开始，1970年12月结束，历时一年。1969年初，山丹、高台、临泽县分别选定一个生产大队进行农村整党建党试点；4月下旬，各县城乡普遍开展整党建党。专区和各县层层举办整党骨干学习班，尔后按不同行业，分期分批进行“三查”（查敌人活动，查上当情况，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三忆”（忆村史、家史、忆苦思甜）。从思想上“吐故纳新”，批判“有问题的党员”，开“宽严大会”进行组织处理。参加整党的党员23189名（地直机关单位1565、张掖7626、临泽2743、高台3504、山丹3427、民乐3409、肃南915）。经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22059名（地直机关单位1510，张掖7315、临泽2575、高台3262、山丹3394、民乐3199、肃南804），占全区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95.13％；“吐故”党员331名（地直机关单位4、张掖34、临泽112、高台95、山丹8、民乐57、肃南21），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1.43％；暂缓登记的党员799名（地直机关单位51、张掖277、临泽56、高台147、山丹25、民乐153、肃南90），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3.44％。在整党中给予各种党籍处分的党员344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1.48％，其中，警告8名，严重警告1名，撤销党内职务1名，留党察看3名，开除党籍108名，不予登记的党员49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110名，劝退的党员64名。“纳新”党员593名（地直机关单位69、张掖72、临泽48、高台104、山丹223、民乐43、肃南34）。
  整党建党中，将不少以“走资派”或“老好人”“生产党员”等问题被批斗的党员，给予免职、调离或开除出党。而一些造反派，甚至打砸抢分子被“纳新”为党员，有不少人还委以重任，歪曲共产党员和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
  五、“一打三反”
  1970年2月，为贯彻中央“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地区成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以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为形式的“一打三反”运动，组织7万余人深入机关、学校、企业、厂矿和农村社、队进行宣传，大造声势。是月24日，地、县统一行动，拘捕各类犯罪分子154人，其中地直单位24人，张掖13人，临泽14人，高台12人，山丹30人，民乐59人，肃南两人。3月下旬，“一打三反”奉命由驻军5280部队党委领导。运动中，从城市到农村举办“有问题”“可疑人”“投机倒把”等人员学习班。不少单位发生抓、关、捆等逼供现象，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到是年10月运动结束时，揭发出反革命集团和会道门案件20起，经济集团案件36起；有问题的人员14912人，其中政治问题4698人；经济问题10214人，涉及总金额（包括实物折价）249万多元。逮捕和拘留各类犯罪分子655人，其中公开审理判刑238人（死刑5人）。通过查证，处理5466人，其中定性以敌我矛盾处理的428人，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62人，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976人。
  六、批林批孔
  1971年10月，全区掀起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高潮。1972年2月，地委举办各县、社和地直机关、单位负责人学习班，批判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是年8月中旬，地、县分别召开为期半月左右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县十九级以上干部和农村大队党支书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谈话、文章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等。
  全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利用黑板报、大字报、墙报、漫画、幻灯、有线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大造舆论。地区举办领导干部学习班3期，工人骨干学习班两期。各县举办领导干部、工农骨干学习班两期。地、县培训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师生、知识青年1.6万多名；抓试点36个（地区6个，各县30个），其中工厂7个、农村18个、学校7个、知识青年点4个。下基层的干部159名（其中地、县党委常委22人）。召开批判会2万多次，参加人数181.8万多人（次），发言24.2万多人（次），写批判稿9.8万多篇，举办批判专栏1.5万多期，贴大字报10万多张，出黑板报8500多块，漫画7100多幅。
  1976年1月，全区开始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投降派；开展“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月22日，地区和张掖县联合召开3万多人大会，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临泽、高台、山丹、民乐及肃南县分别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会。农村、城镇、厂矿企事业单位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活动，集会群众达60多万人（次）。自此，长达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