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1963年10月，地委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作了部署，即在5个农业县的5个人民公社、58个生产大队、330个生产队进行社教试点，翌年2月结束。1964年9月，地委决定集中力量于是年冬至翌年春搞完山丹县的农村社教和城市社教。由地委、专署、军分区4位领导到山丹蹲点，两位领导主持山丹社教指挥部工作；5个农业县的县委书记和各两名副书记或副县长参加山丹社教。从专区机关和各县抽调1493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社教队。
  1964年11月上旬，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以全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在张掖专区重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张掖专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总团”。总团党委由李友九、李生华、高鹤龄等8人组成，李友九任书记，李生华、高鹤龄任副书记。总团设领导小组，由李友九、李生华、高鹤龄等8人组成，李友九任组长，李生华、高鹤龄任副组长。各县成立社教工作团，县直各专业系统的公社成立社教工作队，生产大队成立社教工作组，梯级隶属。11月中、下旬，全省抽调1.7万名干部（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167名），1.1万余名农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中央和西北局也派干部参加，共计2.8万余人分赴张掖、临泽、高台、山丹、民乐5县开展“四清”运动。至1965年5月底结束，历时6个半月。
  运动大体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村60天，主要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工作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组织贫协。
  第二阶段——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颁布，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解决“走社会主
  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传达后，“四清”运动进展迅速。在60天时间里，由于执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解决绝大多数“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干部，孤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阶段——40天时间，对不肯悔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相继展开斗争。结合进行清理阶级成分，评审四类分子，民主革命补课，夺回被阶级敌人篡夺或部分篡夺的领导权；批判教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清算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牟利的粮食1900万斤，现金（包括实物折价）840余万元；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任务。清查补划漏网地主、富农814户，占土改时总农户的0.88％，连同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共占土改时总农户的7.34％，没收地主和反动富农的部分房屋、羊只和大牲畜；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经过群众评审，被斗争的四类分子占17％，依法逮捕的占5‰。
  第四阶段——落实定案，组织处理，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制定生产规划。（1）在落实定案，组织处理中，强调“一切以事实为依据”“查漏查错，错了就改”。通过“四清”，全区42700名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中，好的占30.9％，比较好的占45.5％，问题多的占19.4％，性质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或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占4.2％，其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当权派占3.7％。农村中戴上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帽子的272人，其中干部243人。4500多名脱产干部中，好的占42.9％，比较好的占34.3％，问题多的占16.6％，性质严重的占6.2％，其中当权派占5.5％。（2）通过“四清”，教育干部，培养和建立好的领导班子。经过民主选举，大队、生产队原有干部中留任的占52％，农村1070名正、副党支书中选举留任的占37.4％，调整工作，继续当干部的占16.6％。公社以上的领导中原任未动的占54.6％，调整岗位的占25.6％，新提拔的占11.9％，工作队留下的占7.9％。5个县委班子中，素质较好的3个，问题较多的2个。（3）社教中整顿、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全区1.8万多名党员中，开除和不予登记的1400人。新发展党员3200名，新发展团员1.4万名。运动中组织起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3000个，参加学习的社员有5万多人。民兵、妇女和贫协组织得到发展；农村小学教育、医疗保健也有所发展。（4）各县及公社、大队普遍制定生产规划。
  “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运动初期个别地方出现对“四不清”干部罚站、武斗等违犯政策现象；打击面过宽，受批判斗争的干部达到干部总数的21.2％；斗错一些人，以致发生自杀死亡4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