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1958年4月3日，中共张掖地委在敦煌县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组织全面大跃进”的口号。5月30日，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精神，要求当年全区粮食完成14～15亿公斤，每人平均有粮1000公斤（1958年实际只有200公斤），开办地方厂矿8000个。此后，各县普遍制订“大跃进”计划，指标越来越高。高台县6月6日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农业苦战一年过黄河，再战两年跨长江，连战6年实现千斤县；工业要全党动手，全民大办，苦战6个月，建厂100个，总产值达到630万元。6月16日，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大跃进评比千人大会。会议制定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三年规划纲要（草案）。会上评出74个大跃进先进单位。形成插红旗、拔白旗，人人争上游，个个当先进的跃进局面。地委还提出“十年指标，一年完成；三年过河（亩产400～500市斤）八年跨江（亩产800市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地方工业两年完成五年计划，产值五年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等规划。出现了一些超越实际的口号：“脚踏地球飞速转，一天等于二十年”“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等。7月31日，地委召开广播大会，邀请两位河南小麦高产代表作“深耕施肥和密植”报告。要求高产田深翻1丈5尺，肥料用量要翻几百番。各县普遍仿效，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0月25日，专署分别检查验收全省“第一个粮棉无病虫害‘卫星’——敦煌县”和全区“第一个无田鼠‘卫星’——山丹县”。截至1958年10月30日，“建立综合牧场242个，养猪场7657个”“已建立并投入生产的厂矿100个”“小学增加到3491所”“中学增加到179所”“专、县办起大学12所”“建起红专学校1700多所，有19万人参加学习”；全区实现“四无”（无老鼠、苍蝇、蚊子、麻雀）。是年，在“大办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掀起打井高潮，至年底“共打各种水井94453眼（其中土井75562眼）”，当年有70％的土井废弃。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下达，《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好》发表后，地委于9月11日下发《张掖专区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要求各县、市联乡并村建立公社。是月，中共高台县委在发出《立即全面建立人民公社的通知》后，10天内就将全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建为10个人民公社，并提出“全县实现食堂化”“跑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年9月12日，敦煌县和肃北蒙古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3个“一县一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宣告成立。改县人民委员会为人民公社委员会（1961年2月撤销，恢复原建制）。至9月底，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人民公社109个（每社平均3614户）。其中：张掖市7个，高台县10个，山丹县3个，民乐县4个，肃南县7个。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大二公（一大，将小社（合作社）并为大队（人民公社）；二公，将土地私有私耕（合作化前）、公有私耕（合作化后）变成公有公耕）。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统一调拨，平均分配。农业社原有财产统归公社所有。农民股份基金，包括作价的牲畜、车辆、农具、树木、自留地等无偿转入公社。农民、生产队和农业社互欠的债务，进行登记和适当处理。取消家庭炉灶，统一在公共食堂就餐。1958年10月，全区实现公共食堂化，有食堂13745个，其中：张掖县1942个，高台县1099个，山丹县885个，民乐县683个。社员在食堂吃饭不要钱，粮食无偿调拨。不少公社还实行一段社员工资制，每人每月1～2元。劳动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干活实行大兵团作战，打破原生产组织地界，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全区公社化期间平调总值达4230万元。张掖县平调总值为655万元，平调劳力3450余万个。由于采取“大批判”开路，以“拔白旗”“批右倾”作先导，社、队干部慑于压力，不得不搞虚报浮夸。形成“说实话受批判，说假活受表扬”，弄虚作假成风的局面。1959年2月15日，地委提出当年全区粮食亩产500～600公斤，总产达35亿—40亿公斤的要求。入夏后，经估产计算，当年全区粮食产量只能达到11亿—12亿公斤。而省委认为，“1959年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张掖专区粮食产量应该达到1958年14亿公斤的水平。在此情况下，地委将原估产所欠的2亿公斤指标，硬性摊派各县（市）“完成”。导致1959年秋至翌年春查办“瞒产私分”斗争的发生，以至走向极端。
  1958年8月，党中央发出“以钢为纲”的号召，地、市、县分别组建钢铁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各级党委主要领导人亲自挂帅。各地很快掀起群众性大炼钢铁的热潮。8月20日，地委召开各市、县委书记电话会，向各级党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年内必须完成25万吨钢铁的冶炼任务（是年11月，省委下达张掖专区年内炼钢指标18万吨，地委又定为25万吨）。8月23日，地委又召开电话会，要求9月10日前“炉炉出铁，遍地开花”。9月12日，地委组织参加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人员，到全区大搞小土炉炼钢铁的旗帜——山丹现场参观。9月30日，全区组成32万名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钢铁大军，向采煤、采矿、建炉、冶炼、运输方面进军。
  山丹县大炼钢铁从1958年5月24日炼出第一炉铁开始，至12月9日结束，历时6个月零17天。县委、县政府80％的常委、70％的委员、60％的科、部、局长和234名一般干部以及3.5万多名社员群众和厂矿工人、学校师生参加钢铁生产。是年5～8月，省委先后派工业工作团和钢铁工作团到山丹进行检查督导。省委在山丹召开11次现场会；地委也在山丹召开7次现场会、扩大会等，平均半月1次。省委号召全省学山丹、赶山丹、超山丹。山丹成为当年全省的“钢铁红旗”。省委钢铁工作团和山丹县委在9月份组织开展“大辩论”，拔“白旗”，插红旗活动，提出“头可断，血可流，完不成任务不罢休！”“宁叫肌肉少十斤，不让钢铁差一分”的口号。截至11月15日，全县抽调劳力3万多人，大车4900辆，马、驴1500匹（头），建土炉6000个，放出34409吨生铁的高产“卫星”。11月23日，县委要求12月10日前再炼铁1.05万吨，钢2000吨。在全县城乡挨门挨户收缴废钢铁，把铁刀子、铁剪子、铁犁铧、铁盆、铁桶、铁钉、铁锅、铁火盆、铁炉子以及寺庙铁钟等铁制农具、用具、工具、灶具、器具全作为废铁集中投入小土炉冶炼。县委还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5日召开常委会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要求采取小土群、土高炉、热风炉、洋高炉等多种炉群冶炼。大炼钢铁打乱生产秩序，农村青壮劳力几乎全部投入钢铁生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全县1959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11.8％。
  高台县委于1958年9月做出“苦战一个月，出炭、出钢、出铁”的决定，建起“炼铁厂”64个，“炼钢厂”62个（均为小型土炉）。10月提出“依靠土群土窑，出动3万大军，拼命苦战20天，定叫7千吨钢铁‘卫星’升上天”的口号。接着组织3万名社员、1000多名干部，分6个兵团，分赴岔路河、灰达坂、四满口等地大炼钢铁。由于违背科学，炼出的8501吨钢不合格，1000多吨铁为“烧结铁”。
  张掖县在1958年冬，运用人海战术，土法上马，抽调劳力4万余人，分别在西武当、杏树沟、老君庙、大满及县城内等地建立11个钢铁基地，修建钢铁冶炼炉293个，炼出钢1.85万吨、每吨亏损274.8元。因设备、技术不过关，所炼“钢铁”皆为废品。
  民乐和肃南县分别“炼出钢铁3500万吨和2219吨”。
  全区大炼钢铁运动，从1958年5月开始，至12月底结束，历时8个月。炼出钢2.03万余吨，铁12万余吨。由于盲目上马，土法冶炼，所炼钢铁于1958年12月6日除选调1.8万吨钢运往兰州钢厂外，其余大部分均为残次品。全民大炼钢铁，实为“得不偿失，劳民伤财”。
  1959年4月，地、市、县根据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纠正“共产风”，清理人民公社建立后漏记和被“协作”、平调、一风吹的各种用工，清退贪污、多占、平调的钱物。公社平调大队的物资折款退赔，集体平调社员的物资进行清算。各级干部主动检查，听取意见，以消除群众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怨气。调整划小公社规模，划小生产大队、生产队，缩小公共食堂规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各负盈亏的经济制度和管理原则。
  二、“反右倾”运动
  1959年10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动员部署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和省委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活动的斗争。是月，地委召开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地委工作会议，批斗地委书记处书记×××，并将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会议讨论给其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1年9月22日平反），下放劳动锻炼的处理意见，上报省委审批。地委机关确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13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5人，“阶级异己分子”3人，“坏分子”3人，“投机分子”1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9人。
  山丹县于1959年9月在全县展开反右倾运动，确定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副县长×××及部门、公社领导干部15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批人停职集中批斗。是年12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64年10月28日昭雪）。还对147名犯有严重“右倾作风”和有“右倾思想”的干部及农村1131名“富裕中农代言人”“冒尖人”等进行批判斗争。
  高台县从1959年11月9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反右倾运动。县属机关单位参加干部564名，各公社、大队参加668名。揭发出有“右倾”问题的干部59名，其中确定重点批判斗争对象34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名，“右倾反党分子”1名，“严重右倾个人主义”3名。是年12月22日，县委发出《关于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在整社中，结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批斗农村干部中“富裕中农代理人”和“右倾分子”299人。
  民乐县于1958年6月，相继召开县党代会和人代会，以整风反右倾为内容，批判斗争和处理了县委、县人委4名县级干部及7名科级干部。
  张掖市于1959年8月成立“反右倾领导小组”，11月8日召开动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斗争，历时9个月，重点批斗163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10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人。
  张掖等6个市（县）和专区机关在反右倾运动中定案“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191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0人。
  1959年，张掖专区“大跃进”继续进行，“左”倾错误持续发展，浮夸风依然流行。当年农业歉收，征购粮过头。无粮上缴，便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查产斗争，不少基层干部受批斗。1960年2月25日，地委派工作组到张掖市梁家墩公社长安大队前进生产队搞“查产”调查，认为该队干部瞒产私分，工作组当即宣布3名队干部管制审查。3月4日，张掖地、市委在这里召开全区18个县的万人干部大会。批判斗争“瞒产私分”粮食的前进生产队两名干部，并宣布开除党籍、撤职和逮捕法办（1960年10月4日平反）。会后，全区乱整、乱批、乱斗、乱捕农村基层干部之风盛行，批斗、逮捕、管制农村基层干部2175人。仅张掖市梁家墩公社，被批斗、逮捕、管制的干部就达188人。
  大跃进、公社化的失误和浮夸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不良作风，加之连续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给人民生活造成极端困难。无粮、无钱、无物，疾病蔓延，人口大量外流，非正常死亡增加，牲畜大批减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至1960年7月底，全区外流人口达5万多人。张掖市死1.4万人，高台县死1.06万多人。
  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为首的工作组，来张掖调查研究。11月23日，钱瑛向中央和西北局发出特急电报，反映张掖专区的问题。12月3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会议（简称“西兰会议”）。纠正中共甘肃省委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严重的“左”倾错误；研究如何解决人口外流、浮肿、死亡等问题。会后，地、市、县积极组织人力，抢救人命，调运粮食，安排群众生活。1961年1月，地委召开第十四次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西北局书记处对甘肃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安排人民生活的措施；揭发地、市、县委一些负责人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2月，地委安排整风整社，着重检查纠正干部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3月，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取消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大跃进”、公社化造成的困难局面开始好转。
  三、复查反右整风案件
  1961年1月，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成立反右整风案件复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县、专区各系统成立相应组织。现辖张掖6县抽调专干92人。3月，案件复查甄别全面铺开，1963年4月底结束。复查甄别结案案件8862件，占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案件总数8889件的99.70％。甄别结果：原批判处理正确和基本正确的1863件，占21.02％；原批判处理部分错的1854件，占20.92％；原批判处理错和基本错的5132件，占57.91％；有严重错误加重处理的13件，占0.15％。
  全区在复查甄别案件中采取以下做法：（1）原来批判完全错的，进行全部平反，并在适当的场合赔礼道歉。（2）对6917名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过去以“白旗”拔掉的、戴上“右倾”“代言人”“冒尖人”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宣布摘掉。对其中有错误的，按其错误情节，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3）对被复查甄别平反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给予妥善安排。脱产干部被精减、退职和受撤职以上处分的人员中，有464人给予恢复职务和安排工作。被撤职处分的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有1930人恢复工作。反右整风复查甄别案件的工作，基本上达到组织、本人、群众三满意。